优势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探索

第一篇：优势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探索

优势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探索

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攻坚战的战略导向。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关注个体及社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注重激发案主的主体能动性和抗逆力，与精准扶贫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注重脱贫效果的持续性等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优势视角具有降低负面标签效应、避免扶贫对象被客体化、充分利用有效资源等优点。通过对扶贫对象个体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并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推动社区资产建设；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等路径，将优势视角融入农村扶贫工作，能够使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精准扶贫；优势视角；赋权；资产建设；链接资源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4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农村进城隔代教养的祖辈老人生活困境与干预模式研究”（17YJC84004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精准与有效：社会扶贫的理念创新及其实现路径”（201610304010Z）阶段性研究成果；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高梅书（1974-），女，江苏响水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季甜甜（1996-），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6月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以助力脱贫攻坚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发挥作用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指引。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成为关键词。精准扶贫是反贫困系统的综合实践过程，它更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实践。精准扶贫要把目标的精准考量同效果意义上的精准联系起来，即脱贫效果要有持续性[1]。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强调对案主的需求、特点和优势进行科学评估，激发案主的能动性，在对话与合作中促进案主的自我成长和改变。可见，优势视角与精准扶贫的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本文尝试将优势视角引入农村扶贫社会工作，阐述其基本理念、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及实践路径，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优势视角扶贫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从而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让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

一、优势视角的含义及基本理念

优势视角是美国查尔斯?拉普教授及其团队于1982年在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介入过程中提出的。该研究团队采取全新视角看待那些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虽处于困境、具有疾病或人格缺陷但仍具有优势，而以往这些优势通常被他人和患者忽略。在治疗过程中，拉普研究团队不但充分挖掘精神病患者自身优势，而且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帮助他们成功融入社区生活[2]。后来，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丹尼斯?塞勒伯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将优势视角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优势视角是在反思传统问题视角的弊端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弥补了传统社会工作中放大案主问题而对其优势、潜能关注不足的缺陷，认为所有的案主都是有潜能的，即便是处于困境中的案主也有改变的可能。优势视角对于案主优势和潜能的关注，在社??工作领域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优势视角已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开发并利用人的潜能，协助案主从挫折和不幸的困扰中挣脱出来，最终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3]。

优势视角的基本理念可以用以下几个核心概念来概括：第一，优势。优势视角不再是专注地集中于案主的问题，而把目光投向优势和可能性，认为任何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都具有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即便是处于挫折、压迫、困难中的案主仍具有内在的潜能。“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4]4第二，赋权。“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4]14赋权概念强调：助人者要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第三，成员资格。某个个体或群体，若没有成员资格，就可能有被边缘、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是某一种类的成员，并享有随成员身份而来的自尊和责任。第四，抗逆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4]16-17。

二、优势视角运用于农村扶贫工作中的优点

优势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能有效弥补传统问题视角扶贫模式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减少贫困的负面标签效应，让贫困群体获得应有的尊严

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大多只关注贫困者面临的问题，对其自身的优势和潜能关注不足，长此以往，贫困者很容易忽视自身优点，给自己贴上“问题标签”，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吉林大学的万艳对488个贫困者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725%的人认为贫困影响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953%的人认为低保户的身份给自己带来了负面影响，542%的人认为外界的人轻视自己且不愿与自己合作交流[5]。这种“标签”效应下的不健康心理会降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越发变得消极、悲观，看不到自身的优势和潜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优势视角强调为案主“赋权”，认为任何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在介入过程中帮助贫困群体挖掘自身的优势，发现自己的潜能，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梦想，找回自信和尊严。同时，突出贫困群体的优势可以改变外界对于贫困群体负面刻板印象，使外界认识到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能够对他们表达尊重和平等相待。

（二）有利于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避免其被“客体化”

我国传统扶贫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也就是“输血式”的扶贫模式，主要是向贫困群体直接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资金的援助并不能真正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贫困群体更应该实现“能力脱贫”。虽然我国近年来的扶贫模式逐渐从“输血”模式向增能型的“造血”模式转变，但“问题视角”下的“增能型扶贫”也只是通过引入外来资金，兴办当地教育、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展科技培训等方式开展，其间扶贫对象的主体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具有“盲目增能”“被动增能”等缺陷。吉林大学教授李文祥对东北贫困山村――河村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以所谓的“增能”扶贫为核心的河村大搞农业科技、小额信贷、就业培训，但在2005―2009年间的脱贫率和返贫率都达到了80%以上，呈现双高现象，并没有真正实现脱贫[6]。返贫率如此之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此过程中村民只是被动地配合扶贫项目行动，主观能动性未能有效发挥。后来，李文祥等人在河村已有的“增能型”扶贫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型”扶贫，既通过资源合作实现了增能，又在管理合作中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建立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从而实现了有效扶贫。正是在积极的参与管理中，村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养成了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才使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并且这种积极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长期效应，能使他们最终真正意义上彻底摆脱贫困。

（三）有利于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优势视角注重挖掘案主自身及其所在社区的资源优势，并对这些优势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往往只看到贫困者的问题，而忽视对其资源和优势的挖掘。比如许多扶贫项目经常会对扶贫对象进行“一刀切”的某种技能培训，而在培训之前并未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能力、资源、优势和需求进行科学评估。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等人对云南绿寨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之前基层政府在绿寨反复调整产业结构，传授给村民换种新品种（甘蔗、洋芋、青刀豆等）的多种技巧，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村民的生计状况并无好转，甚至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后来，张和清的扶贫团队竭力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从当地居民最擅长的老品种水稻种植入手，帮助村民大幅度提高收入[7]。可以看出，绿寨后来的扶贫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在于从村寨既有的优势入手，而不是盲目引进农业科技。优势视角要求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有足够的了解，充分重视在地资源，将外部资金、技术与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文化、历史、优势有效结合，保证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优势视角下农村扶贫社会工作的创新实践路径

优势视角专注于从案主内部建构自我支持，同时从外部建构社会支持，形成双向的社会支持网络。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提升其人力资本

1.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受自身弱势的经济状况、边缘化的社会处境等因素影响，贫困人口大多从“问题视角”看待自己，缺乏自信，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甚至不少人在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影响下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陷入“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会成为一种精神桎梏使贫困者裹足不前，甚至自我贬损，消极退缩，影响外界扶贫介入措施的实施效果。若要使扶贫工作精准有效，首先要开展“精神扶贫”。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精神扶贫可以从赋权和抗逆力训练着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赋权就是“将案主视为?e极的能动主体”并“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尽管最初这样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人们不但获益于成功经验，而且获益于受到的挫折[4]72-73。上文还提到，“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基于这些对人的优势、潜能、战胜逆境能力的乐观假设，扶贫者对贫困群体开展精神扶贫时首先要学会接纳和聆听，案主的故事和叙事都包含着他们的优势、兴趣和愿景。要为受助对象创建一个充满关怀和信任的环境，通过积极的设问，引导案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并从中获得自豪感，进而激发其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比如可以问一些“生存问题”：当你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或者面对这些困难时，你心里在想什么？哪些困难给了你特殊的力量？你需要依赖哪些特殊的品质才能战胜困难？还可以问一些“例外问题”：生活中哪些时候感觉状态还可以？你是怎样进入那种好的状态的？生命中的哪些时刻或者事件曾经给了你特殊的抗逆力和指导[4]77-78？通过这些问题的询问，引导扶贫对象看到自己在面对困难时并非总是束手无策，还是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从而有信心实现从自我怜悯到重生、从失败到复活、从抗争到抗逆的转变[4]74。

2.挖掘优势，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扶贫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类问题的设问来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和资源：首先，问一些“可能性问题”：你所追求的未来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喜欢做哪些事情？我如何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第二，问一些“评价问题”：当人们表扬你时，他们一般会表扬你的哪些方面？第三，问一些“支持问题”：什么人给了你特殊的理解、支持和指导？这些人给了你哪些不寻常的东西？在过去的日子里，什么样的社团、组织曾经对你有过特殊的帮助[4]75？通过“可能性问题”和“评价问题”的询问，可以帮助案主发现其被忽视的优势。比如案主想要改变贫困处境的意愿；对扶贫工作者的信任和积极配合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健康的身体；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等。通过“支持问题”的询问，可以挖掘扶贫对象可以利用的资源。

在对扶贫对象优势和资源充分挖掘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优势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分类技能培训。一方面，分类培训要结合每个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兴趣、特长等因材施教。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要结合其特长、优势进行一些技术性强、科技含量较高的技能培训。对文化程度较低者虽然不适合开展高技术含量的技能培训，但要结合其自身优势开展一些针对性培训，比如有些女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力强，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手工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对扶贫对象的技能培训要与其所在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相配合，使个人的发展与社区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社区的发展也要充分重视本社区资源和优势的挖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二）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他将资产分为有形资产（主要是指货币储蓄、金融债券等经济资产）与无形资产（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8]。下面着重从中观的社区层面探讨如何挖掘社区的物质、文化及人际资源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1.挖掘社区物质优势与文化优势，促进社区“有形资产”建设。社区的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当地的气候环境、土壤、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农林牧副渔”等产业资源。社区发展应该因地制宜，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并重视在地资源的挖掘。“社区建设催化着扎根于本地生活和优先性的变迁过程……社区自己的优势或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视为核心所在。”[4]16比如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就应在农业发展方面做文章，挖掘当地农民在农业方面的既有优势，并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培育和提升。张和清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绿寨的扶贫就是成功范例。在以渔业为主的渔村，则应充分发挥当地渔业优势，并进行一些产业化的运作以锦上添花。比如在广西北部湾的渔村，有人建议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发展休闲渔业[9]。若是在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的村庄，则可以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资产建设。比如台湾地区一个名为“桃米里”的村庄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方向，成功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目前与日月潭一起被大陆游客所了解，成为大多数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必去之地。[10]

除了社区物质资源的挖掘，在扶贫工作中，还要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促进文化产业化，增加社区有形资产――经济资产。“优势视角在扶贫方法上更加注重个别化和差异化，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和贫困群体实际需求成为衡量扶助方法专业性的重要指标[11]。文化资源的挖掘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有较多实践，大多数以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及民族舞蹈、音乐等形式呈现，尤其在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做得比较好。其实，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各地独特的文化可供挖掘利用，或者即便文化特色不够鲜明，也可以盘活在地资源进行“文化深耕”。在此方面，日本的“造町运动”及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值得借鉴。无论是日本的“造町运动”还是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都特别重视“在地性”和“文化性”。比如?_湾地区山楂脚社区挖掘了红茶文化，再造了传统的红茶产业；桃米村重新认识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利用青蛙、蜻蜓、蝴蝶等在地资源打造生态旅游产业。

2.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无形资产”建设。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理论中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社区中的无形资产就是指社区成员所拥有的上述资本。社区成员的人力资本等内容在上文已经加以讨论，此处着重对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指社会连结，以及伴随而生的规范和信任。”[12]1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决定地区政府是否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是结社生活是否有活力，以及在这个区域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12]7类似地，要想促进贫困农村社区的发展，除了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资金的扶持以及提高村民个人的人力资本，还必须加强社区的人力资本建设，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连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任，这样才能使政策更有效地执行，资金更高效地利用。那么，如何加强社区民众之间的连结和信任？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帮助村民组成多种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在组织内的互动、交流，协商社区事务，共同探讨脱贫致富之路，同时还能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多例实践案例已经证明了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对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性。比如钱宁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的扶贫实践中，通过建立社区议事会、社区文化夜校、妇女小组和农业技术小组、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等多种草根组织，由村民自己推选负责人，自己组织活动，管理资金，协调生产、学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村民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消极被动，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商讨社区事务，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13]。社区居民最了解自身需求，只有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真正使扶贫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至于出现服务与需求脱节错位现象。需要强调的是，在农村社区人力资本建立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4]。

（三）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除了提升村民的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社区资产建设，还要发挥社会工作链接社会资源的功能，帮助村民建立外部的社会资源网络，推进村民与政府、社会、市场间进行有益互动。

1.及时了解政府和社会的有关扶贫信息，帮助村民与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链接。目前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于边远地区，信息闭塞，对政府的扶贫政策及有关扶贫信息不能及时了解。扶贫者要及时向村民传达政府的扶贫政策，并在科学评估村民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传递相关扶贫信息，以帮助村民在就学、就业、医疗等方面获得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近年来，一些国家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但在项目的选择、项目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国家意志占据主导地位，从项目实施的效果来看，出现了国家意志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冲突。[15]之所以出现冲突，主要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实施方式，未能对村民及社区的问题、需求和优势进行充分评估。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有一套严谨的程序，强调需求调查――问题分析――制定方案――实施方案――评估与跟进的动态评估与介入的规范性过程。在国家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及其工作者应尽快深入贫困农村地区对当地进行精准的需求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将政府及社会资源与村民的需求进行精准链接，从而达到精准扶贫的效果。

2.及时传达市场信息，搭建城乡公平贸易平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进行权力、利益交换活动的最重要资源。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民由于信息的匮乏很难根据市场信息有效地组织生产，经常出现农产品大片滞销的状况，甚至有一些掌握信息的强势集团，通过对农民封锁信息，坑害农民，从中渔利。所以，增强贫困农民获取信息的意识、渠道和能力对其脱贫至关重要。社工在初期要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并向扶贫对象有效传达，之后要逐步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意识，拓宽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强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除了在信息方面的帮扶，社工还应帮助农民加强组织化，成立各种合作社，增强与城市工商业者谈判的能力。同时，社工还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城乡之间搭建公平贸易的平台。比如“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通过在城市建立公平贸易的直销平台这种城乡合作式的扶贫策略在帮助村民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6]。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2]宋丽玉，施教裕.优势观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6-37.[3]庞飞.社会工作两种视角的比较分析[J].社会工作，2009（9）（下）.[4]丹尼斯?塞勒伯.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M].李亚文，杜立婕，译.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5]万艳.贫困群体心理问题解决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D].吉林大学，2013∶20.[6]李文祥，郑树柏.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扶贫模式创新――基于中国村寨扶贫实践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4）.[7]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J].社会学研究，2008（6）.[8]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1-202.[9]庞云云.社会工作优势视角下的广西北部湾渔村社区发展探析[D].广西师范大学，2011∶25.[10]陈统奎.再看桃米： 台湾社区营造的草根实践[J].南风窗，2011（17）.[11]李芳，向德平.社会工作引领扶贫济困“精准”时代[N].中国社会报，2016-10-25（002）.[12]大?l?哈尔彭.社会资本[M].黄克先，黄惠茹，译.“国立编译馆”与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译发行，2008.[13]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的视角[J].思想战线，2007（1）.[14]曾明，曾薇.内源式扶贫中的乡村精英参与――以广西自治区W市相关实践为例[J].理论导刊，2017（1）.[15]谢冰雪.资产为本视角下的社区发展――基于新疆H村社区发展项目的个案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16]张和清.社会工作如何助力扶贫济困[N].中国社会报，2016-03-04（004）.【责任编辑：张晓妍】探讨与争鸣探讨与争鸣

第二篇：双联行动探索精准扶贫实施路径

双联行动探索精准扶贫实施路径 中共甘肃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努力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承载着2600万陇原儿女的世代梦想和不懈追求。2012年，甘肃省委领导班子下定“全面小康绝不拖全国后腿”的坚定决心，在全省组织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探索“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3年来，波澜壮阔的双联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已成为甘肃精准扶贫、全面小康最有力的载体平台。

紧扣“重在联”

汇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动力

总书记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让甘肃省委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没有甘肃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没有非常之举甘肃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只有让各级干部群众都行动起来，才能加快全面小康进程。为把牢联系群众、造福群众立足点，全省各级以“联”为重，有效汇集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动力。

一是领导干部“带头联”。领导带头，是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推动各项工作的强劲动力。省委常委会坚持每年专题研究部署，连续3年召开全省双联行动大会8次、协调推进会12次。探索建立牵头领导、组长单位、联席会议等12项工作制度，确保双联工作扎实推进。省委常委和其他省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联系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和17个插花贫困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联系村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商全面小康大计。在省委班子有力组织领导下，全省先后有10个县区实现整体脱贫、3874个行政村摘掉了贫困帽子，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33.2%下降到19.8%。

二是四级干部“结对联”。万人一心，犹不可当；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省委建立四级党员干部联动工作机制，提出“不脱贫不脱钩、不实现全面小康不罢休”的要求，组织省市县乡四级1.5万个机关单位联系1.56万个行政村、40.8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67.1万个贫困户。随着双联行动的逐步深入，联系范围由农村延伸到城镇和企业，省市县共有429名领导干部联系949户企业，1.8万名干部联系802个城镇社区、1.8万户城镇贫困户。大规模、全覆盖、综合性、常态化的双联行动，使全省贫困村发展思路活了起来、致富路子宽了起来，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在2014考核中，基层干部群众对双联单位满意度达到80%以上的占97%，其中达到100%的占57%。

三是社会力量“助力联”。集众人之智、筹众人之力、圆众人之梦。全省各级深入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政协委员助推双联”、“民企陇上行”等活动，先后有8万多名人大代表、1万多名政协委员和许多非公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主动参与双联行动。建立内引外联工作机制，对内把由乡镇联系的613个贫困村调整为由省市两级有实力的单位联系，强化帮扶贫困村的力量；对外拓展定点帮扶、社会帮扶、东西协作等模式，引进发达地区企业和爱心人士开展帮扶，先后有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等省209家省外单位联系61个县的贫困村进行帮扶。

紧扣“贵在为”

走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路子

总书记强调，甘肃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都是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扶贫开发上，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甘肃省委深刻领会和把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力促双联行动与扶贫攻坚深度融合，突出“为”是双联行动的要旨所在，着力增强农村发展后劲、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一是农村发展后劲明显增强。自然条件严酷、发展基础差、历史欠账大是甘肃最大的省情实际。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现状，坚持把改善“三农”基本条件作为着力点，从农村发展最薄弱环节和群众生活最急迫的事情入手，组织实施“八个全覆盖”、做好“五件实事”，集中解决了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大批民生问题。3年来，累计易地扶贫搬迁6.1万户、30.5万人，解决农户通电9.47万户，改造危房62.36万户，农村道路硬化率提高16.84%，自来水入户率提高20.87%，为贫困村儿童捐赠营养包57.68万套等。

二是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对甘肃来讲，农村发展是全面小康的“短腿”，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难题。全省紧紧围绕壮大富民产业这一核心，大力实施村有主导产业、户有致富门路、劳动力有致富技能“三个一”工程，使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培育、农产品加工、劳务经济、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群众的致富门路进一步拓宽，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3年来，全省累计投入产业培育资金344亿元、农民技能培训资金10亿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递增15.3%、13.3%、12.3%，扶贫对象人均纯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全省农民收入增幅2个百分点。

三是制约发展难题明显缓解。贫困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最艰难的攻坚工程、最复杂的系统工程。全省各级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在58个贫困县和17个插花县的乡镇设立扶贫与双联合一工作机构，推动帮扶力量、扶贫项目、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向贫困村(户)聚焦。尤其是着力破解发展资金不足这一长期制约扶贫开发的突出瓶颈，探索建立双联惠农贷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建房贷款等为一体的贫困地区农村融资贷款担保的金融保障体系。3年来，各级双联单位协调发放培育富民产业贷款1016.24亿元。以双联惠农贷款为代表的金融扶贫，已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紧扣“深在制”

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总书记强调，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甘肃省委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双联行动创造性建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统筹基层党建、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开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一是构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真正取得全面胜利。全省开展的双联行动，既让贫困村(户)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又让干部锤炼了作风、增长了才干，形成了党群良性互动、双向受益的生动局面。特别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单位依托双联载体，认真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宗旨要求，下气力解决联系村和联系户反映的难点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年来，累计帮办实事67万多件，解决群众急难问题44万件，开展义诊144万人次，陇原大地到处都是双联干部真心服务群众的身影，处处呈现出合力奔小康的喜人局面。

二是构建了统筹基层党建的长效机制。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石，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保证。全省各级开展双联单位党组织与联系村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构建了城乡统筹、互促共进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全省1.27万个双联单位党组织与1.26万个双联村党组织结对共建，新建改建村两委办公场所7592个，选派2234名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帮助调整充实联系村两委班子4374个，新发展农村党员1.47万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45万人，增强了农村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武山县探索建立“8+2”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模式，成为双联行动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示范典型。

三是构建了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全省各级把双联行动与推进农村深化改革、法治建设紧密结合，把疏导情绪与加强社会治理、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紧密结合，广大双联干部在农村一线担当法治精神的“传播机”、群众情绪的“减压阀”、社会秩序的“稳定器”。3年来，累计调处农村矛盾纠纷27.8万件，化解3600多件积案，全省信访总量下降了16.7%。广大双联干部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使这一前所未有的双联亲民大行动愈联愈亲、愈联愈真、愈联愈深、愈联愈实，联出了迈向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

第三篇：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

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

摘 要：2015年7月20日，湖南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草案）》，全面部署和推动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

关键词：精准扶贫；转移；农村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12-0090-02

2015年7月20日，湖南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草案）》，全面部署和推动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近几年来，永州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力争不让一个贫穷人口掉队，真正扶贫到最需要帮助的农户。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既需要理论界不断地探讨，更需要社会各界在实践中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意义深远

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效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前提，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普利桥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一）普利桥镇基本情况

普利桥镇位于永州市冷水滩区境北部，东邻黄阳司镇，南毗牛角坝镇，西界东安县花桥镇，北接杨村甸乡、祁阳县。全镇总面积135.8平方公里，耕地2638.32公顷，12033户，48537人，是永州市扶贫镇之一。境内属丘陵地形，主产水稻、大豆、红薯、烤烟、红枣、向日葵、百合等经济作物，尤其是红薯粉产量多，正宗而扬名。

（二）普利桥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在经济作用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普利桥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特点。

1.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呈上升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普利桥镇由于人多地少、信息闭塞等原因，农村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农村开始出现劳动力转移。从1990―2014，全镇共有4965个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占全镇总劳力的45.9%，年均转移规模为769人，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大约有2900个劳动力季节性外出打工和经商，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6.9%。说明普利桥镇农村潜在劳动力在逐年增加。

2.通过农业结构调整转移农村劳动力

普利桥镇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被称为“天然大棚”，许多区域农产品可常年种植，农业气候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五年内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据普利桥镇农户住户调查，该镇雨塘村农民杨树清在外打工10多年，2011年回到家乡种植粮食，2012年发展粮食105亩，2013年220亩，2014年415亩，成为名副其实的“永州第一种粮大户”。

3.依托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

普利桥镇是古老的传统集镇，早在明初就形成集市，圩日上热闹非凡，传统的“二月八”闻名遐迩。例如，普利桥镇长冲葡萄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1 月，注册资金50万元，共有会员105户，主要来自朱家洞、铁塘、江子塘、许家村等，有自建和指导建设的示范种植基地3处共1000多亩，已累计投入100多万元。

4.异地从事工作转移农村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非农行业主要是传统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2014年普利桥镇外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31.2%，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23.6%，从事社会服务业的农民工占14.3%、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占10.1%、批发零售业的占8.6%。从劳动力转移的区域看，普利桥镇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省内的居多，占60.7%，在本市市区的占33.2%，在本县的占22.5%。

（三）普利桥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1.盲目转移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

普利桥镇农民抓住机会，纷纷加入跨行业、跨区域转移。有投入到本地二、三产业的，有长期到外地打工的，有季节性外出经商的。但是，我们发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出现“有田无人种”的问题。再加上水稻年产量也只有每亩460公斤。粗放式的耕作，掠夺式的经营使得农业处于萎缩徘徊的境况。这严重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

2.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了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好坏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再加上普利桥镇企业数量不多，规模普遍偏小，结构分散，经济聚集功能弱，打工者工资水平在1500―2000元之间，还不享受养老、医疗保险等待遇，工资待遇缺乏竞争力，相比之下，广东深圳、广西桂林等地普工月工资一般在2500―3000左右，有的甚至在3000元以上，还可以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这样一来，就很难留住外出务工人员在本地就业。

3.文化素质偏低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岗位

相比较而言，非农部门一般专业性强、技术要素高，从农业部门转向并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从普利桥镇农村劳动力转移知识结构看，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以上，由于他们知识水平偏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只能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工作。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4.户籍制度阻碍了当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因为城市与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农民工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却没有实现身份的变化。几乎每一个外出打工人员都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户籍问题。这种户籍制度导致大量的农村打工者在城市长期工作却难以得到城市户口，不能有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

永州市属于欠发达地区，2015年湖南省给永州市减贫指标是99842人，减贫率14.9%。如何实现减贫指标？如何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笔者通过调研，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农业基础地位

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为守住18亿万亩耕地红线，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绝对不能不能‘非农化’。永州市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被称为“天然大棚”，许多区域农产品可常年种植，农业气候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永州市共有5个湖南省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项目县、7个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8个省级柑橘生产基地县。基本建成了400万亩优质稻、300万亩油茶、200万亩速丰林、180万亩蔬菜、140万亩水果、30万亩烤烟、30万亩药材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估计可消化3000个劳动力。

（二）培育新型农民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指出：要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级学校在办学经费投入、硬件设施、师资调配、办学水平等方面大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永州市精准扶贫对象，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资金支撑。

（三）改革户籍制度

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农民的基本住房，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要充分考虑城镇基础设施的综合承受能力，避免因人口的转移出现的交通拥挤、教育资源紧张、失业增加、环境与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应加快小城镇建设，积极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四）完善土地制度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是关键。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试点。落实好中央户籍制度改革的土地政策，允许农民带“土”进城。2015年初，湖南被纳入国家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范围，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永州是农业大市，也是人口大市，以丘陵和山区为主，土地流转处于低层次水平，农村土地流转形式正在由单一形式走向多样化，由早期的农户间的代耕、转包流转，逐步发展到有偿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流转形式。

（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为土地保障功能的存在和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为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拉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免除农民工后顾之忧的'安全网'，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建议在永州市范围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务市场，一方面通过调查，弄清楚本地可输出劳动力的情况，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技能等信息，建立一个全市劳动力资源库；另一方面，多了解劳动力需求地区的情况，及时向农民提供劳务信息和就业指导。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号，大力发挥基层乡村组织的作用，加强与本地外出务工人员的交流，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带动更多的农民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有序转移。

参考文献：

[1]唐学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影响[J].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2]周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3]杨秀敏.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机制[J].江西大学学报，2014.[4]黄道国.努力开创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局面[J].决策向导，2014.

第四篇：永恒发展视角下,管理创新问题探索

永恒发展视角下,管理创新问题探索

——浅谈企业管理创新

院系:经管学院

摘要：在现代信息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的管理思想、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方法等必然发生改变。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在可持续发展和永恒发展的指导下，探索现代企业的管理创新

关键字：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新，企业

企业，只有企图才有事业。企而创新，图而突破。[1]

企业的管理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组织方法变革和企业管理变革所代表的“管理革命”为标志；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也掀起了生产组织方法和企业管理的变革。这些管理的新变化表明，管理创新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企业管理创新是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其对企业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为它在企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管理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可简要归纳为:

（一）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管理创新的目标是提高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这种效率最终体现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上。管理诸多方面的创新，有的是提高目前的效益，如生产组织优化创新，有的是

提高未来的效益者，如战略创新与安排。都增加了企业实力和竞争力，有助于企业下一轮的发展。

（二）降低交易成本。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即管理层级制的创新，使得现代企业可以将原本在企业之外的一些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从而节约企业的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三）稳定企业、推动企业发展。管理创新的结果是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形成新的管理层级制。“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2]即管理层级制的这一创新不仅使层级制本身稳定下来，而且使企业发展的支撑架构稳定下来，这将有效地帮助企业长远的发展。

（四）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更新管理观念、改善组织结构、创新企业制度、采取新的管理方式方法，促使企业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从以上可以看出企业的管理创新作用巨大，但怎样才能做到管理创新，促进企业发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启示：

(一）利润最大化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管理的唯一主题，是企业夭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产品、技术、知识等创新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成长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所面临的比管理效率更重要的课题。

(二）传统的要素竞争转向企业运营能力的竞争。

(三）由一般合作模式转向其他模式，现代企业不能只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还必须懂得如何把自身的核心能力与技术专长恰当地同其他各种有利的竞争资源结合起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

(四）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成为重要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五）单一绩效考核转向全面绩效管理。

(六）信息技术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

(七）顾客观念受到重视，要了解顾客的需求，目光长远。

(八）自身利益转变为履行社会职责，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声誉。

总结以上材料：探索管理创新问题的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只有做好企业的管理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在未来的经济领域中牢牢的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企业的管理创新》，百度百科

[2]《看得见的手》，钱德勒，1977

第五篇：电子商务视角下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

电子商务视角下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

摘要：近些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引发了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依托于电子商务的旅游行业发展也越来越快。在电子商务背景之下，如何构建新型旅游营销模式，成为该领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电子商务视角出发，就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进行了探索，以期为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子商务；旅游营销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6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1-000-01

作为一种新型商业化模式，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优势极大地影响了各行各业的业务结构与贸易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商业模式与思潮营销模式的创新发展。加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现代化企业而言，电子商务已经在市场及商业环境领域掀起了一场重大变革，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旅游行业也不例外。

一、电子商务的内涵

所谓的“电子商务”，指的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助于加强消费群体与企业间联系的网络应用平台。在旅游行业领域，电子商务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实现旅游服务行业的预订、销售、服务等全方位、多环节的网络应用平台。电子商务实现了信息的高速传播、优化采集、服务预定与购买、在线支付交易、网上客服等诸多功能与作用，还能够借助于网络，对旅游市场进行调研，开展财务预算，加强服务、生产等，可以借助于公告对信息进行发布，实现数据的传输，网络预订、在线支付、售后服务等诸多功能。

二、基于电子商务的旅游营销模式

就网络营销的内涵不难看出，基于电子商务的旅游营销模式，是借助于网络信息途径，实现旅游营销目的的一种营销模式，因此，传统电子商务旅游营销模式与网络营销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包括如下模式：1）邮件营销模式。基于电子商务的旅游营销，可以效仿网络营销模式，借助于许可电子邮件进行营销，即面向客户的许可，定期向其发放宣传资料，借助于电子邮件的发送，在消费群体许可后，将其发送至消费者，在此过程中，将企业产品及服务向客户宣传。客户同意后实现个性化制定，企业可以减少对其干扰，并与之保持长期联系，结合器需求喜好向其发送产品信息，实现了产品及服务营销目的。2）主题营销模式。随着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这些平台可供用来旅游营销的特点也日趋突出。该模式即借助于网络传播，充分挖掘某一气氛，实现产品营销。3）互助营销模式。该模式指的是在电子商务平台，借助于促销、打折、优惠等方式，将企业产品、服务加以促销，利用促销优惠等方式，使消费者感受到企业低廉的价格与优质的服务，继而影响其他潜在客户的模式。此外，还包括搜索引擎、联盟、社交网络、会员制等营销模式。

三、电子商务视角下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

就传统电子商务旅游营销模式而言，通常之负责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交易等售前服务，对于旅途过程中、售后缺乏对应服务体系支持。例如，旅游中游客难免存在意见，但若问题无法得以解决，就会对活动质量造成影响，破坏企业的声誉。因此，必须依托电子商务，对旅游营销模式进行创新，可以借助于移动电子商务，提供相应的投诉程序及解决途径，借助于移动设备，同企业有关人员协调，获取消费者的理解，使其后续活动不受影响。由此可见，移动电子商务的到来，加速了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全程24小时的服务。

（一）推行“推”业务，加强促销

企业可以借助于移动式电子商务平台，推行“推”业务，将诸如旅游景点信息、优惠活动、新线路等促销信息，发送到用户所携带的移动式设备中，实现100%命中目标客户群体，达到100%阅读的目的，确保促销能够更为准确地找到目标群体，节约宣传开支。此外，有意向消费者可借助于手机，对其展开深入了解及预订，打破了宣传活动、消费者响应间的时间及空间限制，防止潜在消费群体流失，极大地提升了促销活动的效果。

（二）推行“拉”业务，加强定制营销

定制营销实现了旅游产品的销售由被动化向主动化的转变，顺应了消费群体的需求，游客不再仅仅限于旅行社所规定的线路，听各位导游同化性的解说，对于旅游服务要求进一步提升，其中，一个极为显著的趋势即由成团旅游朝着自助式旅游方向发展。通过定制营销，消费者能够依据意愿，自行选择出游线路、支付方式等，并将相应的地点、时间及所需信息提供给企业，极大地满足了其个性化需求，体现了电子商务的“无处与无时不在”的优势。

（三）推行“交互式”业务，加强旅游产品营销

在营销过程中，产品营销的渠道畅通与否关系着企业的生衰存亡，也关乎其未来发展。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随时会产生新需求，如租车、定餐、旅游路线制定等，传统电子商务无法有效满足其各种个性化定制需求，而在移动电子商务的帮助下，游客可以借助于手机等移动式设备，向旅游服务机构提出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并及时获取应答与优质服务。

（四）创新售后服务模式

当游客旅游结束后，通常会有三种感觉：一是满意，而是不满意，三是疑虑。无论何种感觉，均会对其未来购买行为造成影响，并对其周围潜在客户群体的旅游行为造成影响。而传统旅游活动结束之后，企业无法对其旅游感觉加以了解，因而难以增进感情，弥补不足，极易导致潜在客户群体资源消失。借助于移动电子商务，能够在旅游往返之后，及时了解客户反馈，通过满意度调查，表达自己的关切与友好之情，这样有助于打消游客疑虑，为不满意游客提供补偿服务，重赢这部分客户的肯定。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作为连接互联网、旅游市场的桥梁和枢纽，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促进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重要角色。为了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地得以生存并发展，要求必须借助于电子商务加快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提高客户忠诚度、品牌知名度、客户购买意愿。本文从电子商务视角出发，对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加以探索，以便为我国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阎长顺.基于云模型的动态客户细分分类模型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1，39（02）：123-125.[2]刘蓉，陈晓红.基于数据挖掘的移动通信客户消费行为分析[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0，13（02）：331-334.作者简介：胡 宇（1979?C），女，荆州人，汉，硕士研究生，武昌理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