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农业与农村法制建设论坛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2010年年会[合集]

第一篇：2010农业与农村法制建设论坛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2010年年会

2010农业与农村法制建设论坛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2010年年会

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学术研讨会

简报

（第二期）

主办：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 承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

第二阶段主题发言

2010 年11 月 19日下午，台下宾朋满座，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的主持下论坛继续进行。

高其才 ：

各位嘉宾下午好，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现在会议继续进行。现在有请刘俊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户籍改革中农民土地权利与社会保障待遇之关系》

刘俊（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教授）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户籍改革中农民土地权利与社会保障待遇之关系。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发展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业人口，农民变为市民，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农民土地权利与转为城镇居民后社会保障权利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我国城镇化改革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各地为此而进行的改革创新，基本上都基于同一个理论逻辑：农民在农村的土地财产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权利是相同性质的法律权利，二者具有关联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才形成了“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住房”的全国各地较为普遍的改革实践模式。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现行制度的误判，既有理论误解，社会改革实践的误导。

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国最初的农村法律制度，完全按照 对农民的生存保障价值目标进行设计，其核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拥有集体土地。在当时的城乡完全分割封闭，生活困难，物资极端缺乏，土地作为农民生存唯一依赖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制度机制是科学的。在城镇。国家主要通过促进就业，使得城镇居民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权，通过福利住房制度，保障居民“居者有其屋”对于那些无法就业的城镇居民，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救济体系，使其生存权获得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前，此二者具有相关性。而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已经完成了从生存保障价值目标为基础制度向效率价值目标为基础制度的转换，而且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如果再以以前的理念和理论评价现在的改革，不仅会形成理论误导，而且还会使得改革的社会实践偏离科学轨道。

基于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类型。那种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按照不同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金，按照不同的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政策，仍然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具有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应当逐渐废止，以实现劳动者﹙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镇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各项权利平等的法治目标。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感谢刘校长的精彩发言，刘校长对农民土地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关心进行的精彩的演讲，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启发的。让我们再次感谢刘校长。有请下一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法理依据分析》。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谢谢大会主持人给我找个机会！首先申明一点，我们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研究了这么年，始终有一个立场就是保护农民最基本的财产利益。不管是在城乡统筹中遇到的承包土地问题，还是宅基地问题或建设用地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农民利益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上面，即怎样在一个强势包围弱势、争夺土地的环节上，从法律的角度去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是一点我首先要向大家申明的，因为下面我试图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误读，所以我想先明确我们的基本立场。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着，事实上作为每一个研究土地法律制度的人，我想大家也一直都在纠结困惑着以下的问题：新增人口为什么 2 没有权利承包土地？如何看待返乡农民要地的现象？《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优先，那么是强调实质公平还是形式公平？是强调动态公平还是静态公平？我们在强调统筹城乡时，明确要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应当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应当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农民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是有土地。到目前为止，土地仍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那么共享统一的社会保障的福祉的时候，如何看待作为农民身份而享有的土地权益？土地权利作为承包权是农民独有的权利，那它是给农民的社会福祉，还是源于世代对土地的贡献？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成员身份，而事实上，成员身份已经消灭的仍享有土地承包权利，比如死亡，我们坚持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法理依据在哪里？立法追求的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的制度目标在现有体制下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关系中，家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传统的民商法意义上，作为民商事主体的只有两类——法人和自然人，那么家庭是一种什么法律地位？《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家庭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都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权利赋予“户”这样一个独特的组合类型，“户”是什么？“户”享有什么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的法理依据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承包权应该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为基础，那么非农业经营群体是不具有成员权的身份或资质，因此不应享有承包经营权。当然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我们现有的关于稳定经营承包关系的相应的制度可能都需要重新梳理，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今天所谈的仍然是困惑。

从《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看来，我们现在的承包土地制度体系设置无疑是，将承包权规定为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那么这个成员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然人来讲的而不是对于“户”来讲的，实践中我们是以“户”为单位来分地的，这仅是对法律的一个误读。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里“户”是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而非是一个权利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因为“户”本身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现有的体制的弊端在我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已有陈述，在此不再展开。再回到谁是成员的问题上，我们要回答的是：成员是不是要有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来讲是否应当有农地耕作能力；农地的耕作能力和作为承包 3 主体的自然人成员的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及长期外出务工已享有了城市市民才享有的社会保障的人还是否是成员。这些问题也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问题。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讲，关于什么是成员权的问题，没有过明确的法律界定。在实践中还会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即成员概念和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这个概念之间的混淆。在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实际就将村民概念和集体经济组成人员概念混为一体。将二者混为一体在实践中将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某些外来务工人员落户于某个村庄，我们把他们视为成员就意味着他们要瓜分原集体成员的财产利益，所以新成员和老成员形成严重的利益对抗。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有一些国外的立法例可以借鉴，比如法国，其法律明确规定农业土地经营转移的年金制度，所以如果农民将其农地让渡出来，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而日本则有老年农民退休金制。事实上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就应当把土地让渡出来，以使土地发挥更大的资源价值。当然，如果我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落到具有农业耕作能力的自然人身上而非“户”身上，由此可能会形成一系列新的问题，而最核心的是怎样保障农村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长久不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所以我仍困惑着，借这次大会的机会把这个问题摆出来，求教各位。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成员权应当作为土地承包权赋权的依据和基础；第二，成员权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劳动者为标准确定的；第三，成员权是以自然人为主体，家庭在承包关系中是管理者身份而不是权利主体；第四，成员权因身份属性、农业经营能力丧失而消灭；第五，成员权丧失，其承包权的主体资格消灭。

请大家多批评！

高其才：谢谢任大鹏教授对土地承包权退出的问题所作的深刻讲解。现在有请甘肃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张谦元。他的发言题目是《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考》。

张谦元（甘肃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取消户籍分割与立法完善。我的题目主要是承担了一项国家项目课题 4 的基础上形成一篇论文，请各位专家、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我建议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首先，制定《户籍法》有其实现的必要性，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制定《户籍法》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需要。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国际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居住的权力。从国际上来看，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被大多数国家宪法予以确认。同时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其次，制定《户籍法》也是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平等权力的需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必然衍生出城乡劳动就业权力的差别。第三，制定《户籍法》也是实现政府人口管理职能转变的需要。户籍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口行政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人口管理尤其是人口登记中的问题较为突出，如有人无户、有户无人或一人多户的问题，人口信息不一的问题，“黑人黑户”的问题，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等。从实践来讲，出台户籍法的时机也基本成熟，各地户籍改革的不断突破，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国家相关法律的完善，这都为《户籍法》的出台铺平了道路。户籍法作为专门规制人口的户籍的法律，在内容方面首先应该反映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其次，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第三，户籍法应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对相关的权力保障及必要的救济措施作出规定。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国家中长期方案。目前，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整体上可能，目标不明、思路不

一、指导方针不确定、局部改革和全局性改革不统一，一些省份虽已经实现了一元化的管理，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实行户籍一元化的改革，在实际工作中还遇到不少问题。出台户籍改革总体方案是各地户籍改革的实践需要，也是改革本身的内在要求。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人口管理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以户籍薄登记为手段进行管理，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户口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居民身份证制度已实行多年，在人口管理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管理应当及时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管理。这中人口管理制度的特点和有点在于把公民户籍管理与公民流动管理分开。

我的第四个建议是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相关配套立法。第一是制定《农民增 5 收和农业发展支持法》。第二是制定《城乡就业服务促进法》。第三是制定《县域城镇发展规划和土地控制法》。第四是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张谦元研究员的发言。有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江帆。她的发言题目是《从价值属性变化看中国农地制度的变革》。

江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各位学者，专家下午好。我所演讲的题目是《从价值属性的变化看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我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我所主张的是土地私有化。当前改革步履艰辛的原因在于无法突破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束缚。土地制度变革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思想和观念问题。

土地所承载的双重属性使土地的权利配置和利用方式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土地权利的财产性和保障性之间的关系。我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土地财产属性对地权配置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极其重要而稀缺的生产要素必须通过确权和交易实现其资源配置和合理性与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下，土地的保障属性越来越小，财产属性越来越大。对土地价值属性的认识决定着我们的制度选择。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土地财产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土地资源的保障性和社会性，需要对土地的归属和利用进行适当的限制。要处理好土地不同价值属性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二、我国农村权利配置的历史与现状。

自从宋代开始，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不再追求多所有权进行的绝对控制，国家也不再作为具有政治特权的一个主体参与对所有权的争夺和竞争，而是担负起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职能。这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思想的不断成熟。新中国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断裂。近年来农地改革的制度措施和方向并不令人鼓舞和乐观。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表达的政策导向，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地的财产属性任然被极大的弱化。

三、我国农地价值属性现状：保障功能渐行渐远。

现实表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为农民提供 6 了很多改变身份的机会。农民也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农民也会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改变自己的身份。

四、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私有化是必由之路。

西方各国历史发展经验及我国30年改革的历程已经充分表明，生产要素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实现其最大价值。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尤其是土地自由转让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把土地分配给私人，再有公权力对其进行正当合理的限制才能保障资源优化配置，也能保障土地私有会导致的负面影响。私有化并不意味着一步到位，私有化是方向，但改革的节奏可以是渐进的。

制度必须及时回应现实的变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称，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价值目标已经丧失了它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我们需要改革既有的关于农地财产属性与保障性关系的认知，需要进一步对农地“还权赋能”，需要解除农地抵押和流转的限制，并真正落实农民地权的稳定性和支配性。当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需要农地产权和政权的关系，需要约束国家在农地产权变革中的权利限度，需要克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路径依赖，尤其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和广泛的社会协商，由此方可避免因农地产权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动荡。

谢谢各位！发言完毕！

高其才：谢谢江教授的精彩发言，她从实际出发，大胆预测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学术无禁区。她的发言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新态度和探索的精神。谢谢江老师。有请下一位，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陈彦彦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考》。

陈彦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副院长、教授）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下午好，我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黑龙江垦区土地经营中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对进行垦区简介。黑龙江垦区位于我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辖区总面积5.6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000万亩。下辖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总人口166.8万人。垦区是在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行使相应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行政执法权，对国有农场实施管理的经济社会区域。农业经营方式是以农场统一经营为主导、以家庭农场分散生产为基础、通过土地承包关系建立的双层经营体制。土 7 地承包政策是垦区的土地承包政策经历了大组承包、分包到户、两田制等发展阶段。黑龙江垦区现行土地相关法律制度 主要是欠缺专门性的法律法规 和法律规范层级较低 还有政策性规定较多。

当前垦区土地经营中的热点法律问题有很多，首先是“被城镇化”下的土地问题。主要有房屋补偿、安置和外来落户农民的待遇 以及征地补偿。其次是关于垦区土地规模经营中的问题。目前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其实有个度的问题，就是适度经营。还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土地经营中的管理问题以及农场机关人员承包土地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最后是场县共建中的土地问题比如说农机作业中的问题，农村和农场的体制差异等。

建立健全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路主要是立法理念的调整和法律体系构建。在立法理念方面，首先不能过分夸大GDP的地位，因为GDP不等于财富，只能说明在增长，是否保障和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不一定。这就要求在立法和制定政策对土地调整和管理时既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其次，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共赢。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中对国家的利益考虑的比较多，而轻视了垦区土地经营中的利益。在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首先对垦区土地作出专门的规定，形成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调整垦区特殊的土地，以实现其本来的功能和价值。其次是制定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的行政法规，容许各地国有农场土地搞试点，成熟后在上升到法律高度，以提高规制层次。最后是出台针对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的管理办法，保证对垦区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经过短暂的休息，现在进入下午第二轮发言，有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任永强。他的演讲主题是：《“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划对策》。

任永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大家下午好，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制对策研究。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呈迅速发展之势，城市商品房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以及对城市商品房的购买力不足促使许多人将眼光投向了小产权房。但是，小产权房无论是开发销售还是监管都游离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首先先认识一下小产权房，严格讲，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制定法上的概念，8 学界对此也表述各异。我们认为，小产权房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有一些村集体组织，村民或者开发商出售的建设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它有以下特征：一是权利的巨大瑕疵，产权不完整。二是小产权房价格低廉。三是它的利益主体复杂，易产生纠纷。小产权房的开发交易过程中就形成了涉及集体组织农民、城市居民和开发商的利益相关方。

小产权房之所以面临这么大的困境，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的阻挠：

地方政府往往能在出让土地中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而小产权房无疑不交土地出让金，这让政府失利颇多。小产权房不能用于抵押，很多银行以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银行不会通过小产权房获得利益，所以它得不到银行集团的支持。另外房地产商集团的阻挠，小产权房的开发打破了房地产商的垄断，他们惧怕巨大房地产业利益的丧失。

那么对小产权房是禁止还是引导呢？我们认为应当引导而非一律禁止。小产权房进入市场首先会给农民带来利益，农村也在小产权房的流转中改变落后状况。大量小产权房的产生还会平抑目前高昂的房价。当然小产权房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度上法律上的规范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对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采取政府回购，作为廉租房的房源。这样做一方面使小产权房变“大”了，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廉租房。

其次大部分小产权房由于修建前并没有进行过土地建设规划和审批，所以不符合现有规划要求，也有很多建筑不符合目前建筑设计规范。对这些小产权房应予以拆除，但是应协调好各方利益。

对小产权房做好引导规范要坚持以下原则：做好城乡统筹，坚持城乡平等。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城乡的房屋建设作出统一安排。禁止在基本农田上建设小产权房。应当允许并引导农民发展小产权房而非一律禁止。

这是我对“小产权房”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任永强所长对“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制对策所作的精彩发言，我想大家也深有启发，现有请华南农业大学王权典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解析广东“三旧”改造土地整理之政策障碍、法律风险及调控机制》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大家讨论一下广东“三旧改造”的一些问题。一是问题的缘起及探讨的意义。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由于多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粗放型扩张，土地利用效率并不乐观。城市用地普遍存在利用集约度不高和土地利用浪费严重的问题。该区域目前已处于后工业化城市群膨胀阶段，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显然，再沿袭既往粗放型土地利用的发展模式确实难以为继。要缓解当前所面临的土地供需矛盾，必须摒弃以土地经营规模扩张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而要通过土地整理向存量要增量，向效率要空间。只有科学整理盘活目前有限的存量土地，才能缓解用地紧张的危机局面。

可以说，三旧改造是现阶段广东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土地整理的重要创举，借此可成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建设宜居城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这事关城乡统筹的全局。

二是基于村民（居民）利益保障的视角对法律障碍及风险进行分析。以往都是通过改变农民户籍，把土地征收过来，现在看来是不明智的。城市中为什么不能有集体土地？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不能剥夺农民，房屋作为农民最后遮风挡雨的地方要予以保护，不能为了工业化城镇化而简单粗暴的强制拆迁。

㈠关于村社集体经济发展转型的依托问题。三旧改造之旧村旧城改造最终目的在于有效利用土地政策，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及提高环境品质。㈡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法定标准不统一且无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要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统一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标准，让矛盾不仅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还可以通过法定救济如裁决诉讼等途径来解决。㈢关于实施主体及其权限问题。三旧改造的方式包括以政府为主体，原土地使用人为主体以及任意市场主体为主体进行改造，此外还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三旧改造。㈣关于违建的处置。对“违建”要进行鉴定。在这一过程中要体现民主，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㈤关于程序机制方面的障碍。在三旧改造中要提高可操作性，提高程序性。对如何规划，报批报建，办理确权，进行筹资或市场化运作等重要环节要予以明确。

三是指导三旧改造的基本原则。规划先行，统筹发展原则。明晰产权，保障 10 权利原则。政府引导，民主参与原则。规范运作，有序推进原则。市场运作，提高效率原则。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原则。

好的，时间有限，有时间在和大家深入交流，谢谢各位！

高其才：谢谢王教授的发言，他围绕着广东省人民政府09年的78号文件关于推进三旧改造的政策，进行了深刻分析，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眼。有请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曾玉珊发言，她的发言题目是：论城中村的土地改造》

曾玉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会给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论“城中村”的土地改造》。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法律制度”，“城中村”是位于城市建设区，是被城市包围或位于城市的边缘，但其大部分农业用地已被政府征收，留下少部分的都是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它的土地性质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户口也依然是农村户口，行政管理上依然由村民委员会管理。所以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区域，城乡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权益保障上的落差有充分的体现。“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现行的土地二元制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土地一种是国家所有一种是集体所有，由此产生的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而现行法律制度实际上给予了两种权利不同的待遇，因此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享有和国家土地使用权一样的权利，集体土地的效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城中村”的村民基于利益的刺激，加盖违章建筑等现象严重，而基于利益的需求也产生了地下的土地交易市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城中村”的土地进入了地下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非法流转现象严重。因此对于城中村的土地改造就成了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于“城中村”改造的通常模式就是土地征收制度。在“城中村”形成的初期，土地征收模式对于政府和“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一种双赢行为，因为政府得到了城市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土地，而村民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价格急剧上升，村民对于征地补偿数额不满，许多矛盾都凸显出来。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土地征收是一种国家强制 11 性手段，作为被征地主体的村民和集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参与土地征收和利用方案的决策与制定过程，村民在没有任何选择之下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得他们对“城中村”改造缺乏积极性；第二，土地征收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方式，往往只适用于具体项目，被征收的是“城中村”的部分土地，因而容易形成“要多少，征多少”，而未被征收的土地往往是“抢地”后留下的“难啃的骨头”，这既不利于城市建设的进行，也为全面改造“城中村”人为制造了障碍；第三，土地征收目的的孤立性，通过征地行为，“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改变，用地者按照事前制定的用地规划进行土地建设，而对于原土地上的村民，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其生存和发展，因此有限的补偿费用远远不能补偿“城中村”村民失去的利益。因此许多地方开始了解决“城中村”土地问题的新的尝试。

这种“城中村”土地改造的新尝试是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城中村”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转为城镇居民的，原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该规定表明，集体成员身份得转变和农村社区性质的变更是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的原因；同时，“全部”表明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必然是一次性、整体性进行的。相对于土地征收这种形式，我们认为国有化转制的方式对于保护村中的村民的利益更加有利：第一，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整体性和一次性的特点，保障了村民权益，一次性改造可以避免村民为争夺利益而久拖不决，并且转制的整体性满足了城市建设对“城中村”大批量的土地需求；第二，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方式，为“城中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保障改造顺利进行，“城中村”土地实现转制后，一部分纳入土地储备，一部分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和流通，有效盘活了原有资产，真正实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为“城中村”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这样就能实现自筹资金、自我改造、自我安置的效果；第三，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方式，不但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城中村”村居民的户籍也由此改变，村民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保障“城中村”村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避免了土地征收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无保障的弊端。

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土地权属的变更；第二，12 基层管理体制的变更；第三，经济管理体制的变更。同时，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下要求：第一，以“城中村”村民利益为核心，“农转非”不仅体现在户籍证上，原集体经济转制后财产利益的分配，应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使村民公平地享受经济权益，同时完善的村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其享受与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第二，以土地权属变更为途径，“城中村”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变更，国有化转制的方式是政府通过将原属于“城中村”行政区划内的集体土地一次性转为国有，但是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和土地功能用途不发生改变，相对来说，改造的成本与阻力也会减少，并且在改制完成后，城市政府将对土地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确保权利的合法性；第三，以城市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城中村”的改造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完成国有化转制的“城中村”土地必须符合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国有化转制的土地打破“城中村”的原有行政界限，成为城市土地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其土地使用要与城市总体规划用途相一致。

不管是采取传统的政府征收补偿的模式，还是国有化转制的模式，最后都将带来一个土地整理的问题。“城中村”土地整理是指在“城中村”改造中，按照城市发展规律对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形成的“城中村”土地重新布局，对土地集中进行整理规划，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土地整理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坚持公众参与，以充分实现土地整理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利益关系的处理，要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土地政策，使“城中村”的土地在整理后产生相关的土地增值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各方都能够从中受益。

这就是我对我的论文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曾玉珊教授的精彩发言，她就城中村土地流转的一些障碍，特别是城中村改革的一般模式和新的尝试机制。谈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些观点。有请下一位发言人，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张志辽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地票的法律性质探讨》。

张志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谢谢主持人！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学 13习！首先，感谢会务组给我安排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这样一个新生儿的成长问题——地票；第二，感谢让我成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因为大家在享受了很多美味大餐之后，最后一个小炒已无足轻重！

上午，重庆市地票交易中心的易主任已经就地票交易的流程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所以为了更好地讲解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和思考的部分内容，现提出十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个问题，地票究竟是什么？目前能给地票下定义的是重庆市政府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即《农村土地交易所暂行办法》，在第四条和第十八条中，将地票界定为农村建设用地指标。

第二个问题，建设用地指标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建设用地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土地的配额，即专门用于土地建设项目的一种配额。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设置配额？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关键在于供需矛盾。在地球村，除北极和南极之外，地球上的土地已被瓜分完毕，我们不可能通过扩张去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我们的土地总量是恒定的，而我们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又是无限增长的，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是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第四个问题，产生矛盾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代际利益冲突。自然资源不仅要养活我们现在参与讨论涉及土地制度这些人的生存问题，还涉及了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为何代际利益和地票制度发生关联？这是由土地的自然资源属性所决定的。

第六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有其特定的价值功能，那么自然资源的属性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有生态性、经济性、社会性，而我们谈的最多的是经济性和社会性，经常忽略生态性。经济性，即我们刚才所谈及的财产功能；社会性，即自然资源的保障功能；生态性，即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当前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利用。

第七个问题，地票何以生成？在土地的生态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和利用的情况下，地票应然而生。地票制度的产生除了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我个人不同意 14 现在制度所提出的是一个关乎级差地租效用的问题，我认为地票制度的产生是由土地自然资源本身具有生态价值而决定的。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看待土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八个问题，目前，地票的性质是什么？通过研究重庆市的地票制度，我认为地票制度运行的四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复垦，一个是确认。复垦这个法律事实实际产生了两个很明确的法律效果，一是消灭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二是产生了转换的效力，即把建设用地转换成了耕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地票体现的绝不是体现对权利的交易。确认是政府自己来设计的，复垦了很多土地，而建设用地的功能依然存在，这个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时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有点自己为自己找正当性的意味，但我个人认为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另外，地票在使用时并不当然产生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功能，只是说买到地票的人可以申请用地，即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那么可以投放相应的指标，政府或购得地票的人可以去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票也不发挥任何权利上的效用，甚至于也不具备什么资格。我之所以得出地票是结算凭证的结论，是因为所有持有地票的人只有这样一个权利，即将来通过竞争性手段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可以冲抵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耕地开垦费，它仅仅在财务上可以作抵消，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还要遵循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地票实质上只起了一个结算凭证的功能。

第九个问题，地票制度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对规定的四类土地作出复垦之后，怎么动态保障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不增长，即现在城市需要土地，而国家不给指标，我们就去复垦农村的土地让农村的土地减少，那么将来农村发展了，我们如何去动态保障农村对土地的需求，我们的制度设计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目前地票制度最大的隐忧。

第十个问题，完善地票制度的路径如何确定？我个人认为，作为地票制度，要真正去寻找它的价值、寻找它的增长点，最核心的就是从它的生态价值入手。要重新看待土地，我们占用土地不仅仅是有经济和保障功能，同时也拥有了一定额度的生态价值。所以，需要用地指标人可以通过投入一定成本来购买地票，购买以后可能获得了相应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必须接受国家整个土地资源的管控，这种管控同时是以规划为前提的，而这种规划不仅是一般的土地总体规划和 15 城乡规划，还包括生态功能区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我们就是按照这种逻辑进路，来保障我们的土地资源在必须用而且不影响生态价值的前提下，进行一个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生态价值方面去寻找出路，而不能够在传统的权利体系下去思考。

这是我的初步的研究，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

高其才：谢谢张教授的发言，他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地票的法律性质。非常感谢。今天会议的主题发言全部结束。

自由发言

高其才：现在进入自由发展阶段。有请发表文章的各位，没有上发言的优先。

李平博士(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大家好！今天会议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在城乡统筹发展下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标准：一是城乡统筹发展下谁买单？二是城乡统筹发展下谁受益？三是谁受益最大。拿地票制度来说，根据重庆市的补偿标准。各种补偿费用加起来是8万六。而在拍卖时排出100万，或者200万，其实在重庆主城区已经高于400万，受益最大的是谁一目了然。谢谢大家！

高其才：有请下一位：

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 地票制度毫无疑问把城乡建设用地的一次超越，将农村集体土地盘活了，但它有没有考虑过国家土地用途管制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防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请一下张教授了解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于教授，我们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不挂钩，但它一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有一个关系，其中有没有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配置问题，比如农民加入到一个社区，有没有考虑到他退出集体经济组织和加入社区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在户口本上盖一个戳，改成城市户口就完了，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财产权的加入，农民很难真正进入一个新的组织，有没有考虑过农民如何进入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的配套措施问题，第三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究竟是该界定到农户、所有农业人口还是劳动力的问题，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房建恩（河北农业大学讲师）: 今天参加会议，我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法学教师，我们也一直关注农村法制发展的困境，借此机会我也把我们的一些观察和司考做一下汇报：在长时间内，随着农村人口变动，出现了些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状况，农村土地升值比较慢，农民并不在乎这些变化，但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土地价值在上涨，这引起了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而产生的矛盾，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在农村土地分配中更应该注重公平价值。应该是“大稳定，小调整”的方法来修正下这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状况。谢谢大家。

黄小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作为一个大四学生代表我的老师参加这次会议受益匪浅。我觉得今天大多数老师没有谈到关于农村发展的救济制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范土地征收程序的问题，虽然是先说的是先征收后补偿，其实现实中是先征收后补偿。并且政法在征收土地中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与一身，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我觉得物权法在对土地征收程序中要做革新，并且在司法救济上要做合理安排。

刘兆军（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通过今天的研讨会，我对地票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地票制度很好的解决了农村发展的社会保障问题，那它是否能解决日后的发展问题，在解决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下能否使农民更好的享有发展的成果是我，地票的后续制度设计应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张文洲（上海市法学会农村法制研究会副秘书长）: “农村”，“农民”，“农业”，“三农”是什么？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农业的内涵是什么，三农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农村，农村不能依附城市，要给农村预留发展空间。关于地票制度，我总感觉是为了解决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而解决指标问题的。农村的发展要尊重农村的自愿，不能加强给农民。城乡统筹要必须为农村，农业的发展留下很好的基础和发展空间。谢谢大家！

杨大春（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政法分院院长副教授）: 首先，今天听到各位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我觉得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说到底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社会保障问题怎么解决？二是流转之后政府取得了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政府如何使用才能更加使农民受益的问题。重庆地票制度，使政府不断取得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17 然后不断地投入到市场，地票是政府把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投放市场的工具，我认为可能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所在。那么失地农民的保障如何解决。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方法，一是土地一次性转让；二是以典权的方法出让土地使用权；三是采用股权的方法。谢谢大家！

隋文香（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经贸系教授）: 今天听了这个报告很受启发，我就感觉我们讨论的是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问题，是不是围绕最原始的农村土地问题，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能不能同等对待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产权问题，我就不太理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把集体土地产权与国有土地产权同等对待。如果同等对待，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谢谢大家

陈亚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今天听了报告深有体会，但我还有一些疑惑，我们年会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但我觉得，第一，我们是不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来探讨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问题。我觉得第一个主题发言人讲得很好，他提到我们现在不管是农村建设用地也好还是其他农村土地的周转也好，无论是采取地票的方式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为我们的政府掠夺农村集体土地埋下了一个形式的正当性。这就如同说：因为我进行了价格听证，所以我有权力涨价。这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是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宪政的基础上设立的。我国现有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它关于国有的和集体的土地的规定是不平等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查阅，我这里不多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农村的土地怎么进行流转，怎么进行保值升值等，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石问题，那就是我们设计的流转等制度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问题，现在虽然提“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事实上是反过来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为城市服务，为居民服务的，我们的农村和农民很可怜，谢谢

高其才：面对王老师的提出的问题，刘老师、任老师需要做个回应吗 张志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我个人认为土地地票制度是一个繁复的问题，需要大家具体地去研究。针对王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土地用途管制的问题。重庆市是这样做得，第一，关 18 于土地复垦的范围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申请复垦。第二，所有复垦的土地必须要打造成耕地的标准，经严格验收后才能核发地票，复垦的土地不能零星存在，要与其他耕地同块存在，这是严格限定的一些条件，所以对土地用途是没有影响的，还有浙江财经学院那个老师提到的问题，地票实际上不意味着政府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是这个概念。复垦这个行为，如果从法制上分析，实际上复垦完成以后，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消灭了，地票实际上是我们城市扩张当中国家给的土地指标，简单点说，是征收土地的指标，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耕地增长了，所以国家给指标，这样就可以在城市扩张中争取土地，为集体土地的征收找到一个依据。但重庆市为了规避风险，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的，其中，每一年不超过国家配额指标的15%，也就是说每年在国家指标之外，不能超过15%。地票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关系，不是说地票为逃避国家监管，为城市扩张找到了一个正当性依据，是不是正当性呢，我发言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逻辑基础问题，在我国国土资源部或其他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对历史上我国究竟投放了多少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过普查的基础上谈论这个问题，本身就失去了一个基础性依据，只有在这个统计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讨论，从动向的土地实施角度，怎样将已经投放的建设用地指标有机的整合起来，而不再扩张新的用地。

高其才:谢谢张老师

任大朋（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 立法过程中，曾多次讨论到承包经营权是怎么来的，我们甚至有时候连什么是集体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说清楚集体成员是谁呢？刚才我在演讲里面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成员”肯定是农民，已经不是农民的还算作成员是没道理的。成员是村里面的，村里面有各种人，有的是农业劳动者，有的不是，有的是将来的农业劳动者，而有的永远都不是。成员不包括已经死亡的人，而现实中，已经死亡的人却还有土地，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所以我很纠结，总之，我仍是在农业劳动者的角度看待成员权概念的，我也想问个问题，地票的原由是建设用地控制，我国建设用地的审批是按指标来审批的，关于地票上指标的概念不是一个权利上的概念，这一点张老师谈的非常的清楚。地票不表现、不代表或不承载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仅仅是给上一级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是我获得的指标太少，我也没有违反保护耕地面积 19 不减少的要求，这就涉及到一个讲理的问题，至于这个讲理中的“理”有没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高其才:刘校长要不要对大鹏老师的问题回应一下? 刘俊（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地票制度虽然还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但我还是觉得把政府指标下的一部分利益给远郊的农民，这是值得鼓励的，比其他地方还没有将指标下的利益分一部分给远郊农民而言，前进了一大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面进一步研究。地票制度是一个多元的，涉及到很多深沉次的问题，张老师说了，首先地票是什么样的性质，指标不是一种权利，它是一种行政性的资源，但它的确蕴含了很多利益在里边，所以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搭建一个桥梁，由政府之手将土地资源利益集中起来以后，全部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取代目前以土地作为农民保障的这个深沉核心问题。当然地票制度与“增减挂钩”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增减挂钩”也就没有地票制度，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指标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严主任提到的，三农问题的定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搞清楚农业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过多地要求它承载一些它不能做的社会功能。我们的国情就决定了，农民是不可能靠经营农业实现全面小康的，所以应该建立一个“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常态的真正有意义的资金体系。粮食安全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完全引进市场机制，既然不能完全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对三农问题的定位就应该定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不要期望它自己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面小康，它自己解决不了，必须依靠“以工哺农”的机制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刚才罗教授提到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转入城镇户口，农民的集体成员权肯定就随之消失。农民转为城镇户口之后，转入各个社区，当然，重庆市已经明确了我们的公租房政策是面向所有转户农民全部开放的，再加上住房保障等配套措施的跟进，农民进入相应社区就直接纳入城市社区的组织体系，配合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等渠道，户籍改革工作是这样进行的。第四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土地的价值当中隐含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益是来自于土地资源，我们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同地同权同价”。我们如果真的实行“同地同权同价”，那么结果可能是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征地暴发户”“拆迁暴发户”。实行“同地同权同价”绝对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偏远地区的农民还是那么穷。严格实 20 行“同地同权同价”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一点作用也没有。要认清土地市场价值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资源利益，我们只能是把耕地在拍卖中得到的收益，通过立法，在“以工哺农”的理念下，让政府把这笔钱全部用于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这样做，我想政府对征收集体土地不会再那么积极。谢谢大家。

大会总结发言

骆友生（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会长）：

感谢各位学者、专家、的参与和发言。首先，我认为会议开得很成功、各方观点得到了充分展示。议题很好，着眼于怎样保护农村土地和农民利益。当前，农村土地问题是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热点问题。各地在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中出现了偏离集约和节约利用农村土地的目标，违背农民利益以地生财的现象。这次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关注无疑是很合适的。另外，这次年会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发言质量都很高，言之有物。其次，我对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第2款内容发表下自己看法。我认为该条当中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应当按照《土地管理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现实当中很可能出现异样的解读，将出现不能理顺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以及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和谐一系列不良后果，学者应当予以注意。再次感谢与会各位代表，谢谢大家！

第二篇：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法治中国建设与法学教育改革”论坛

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法治中国建设与法学教育改

革”论坛在烟台召开

来源：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处 作者：佚名 日期：2014年11月06日 浏览： 2001

2013年10月25至26日，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法治中国建设与法学教育改革”论坛在烟台东山宾馆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主办，烟台大学法学院承办，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协办。会议汇集了国家教育、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国法学会的有关领导和全国法学院校、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实务界代表320余人。会议以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背景，围绕高等教育改革、法律职业化建设、司法考试制度改革与法学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25日上午大会开幕，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山东省政府特邀咨询、原山东省副省长郭兆信，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徐显明，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公丕祥，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芹、司法部司法考试司副巡视员王红，烟台市委书记、烟台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张江汀，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王利明，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付子堂，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何勤华，烟台大学校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房绍坤等出席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主持。

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致欢迎词，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期待此次盛会能达成更多共识，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烟台大学法学院近年来在兄弟院校及烟台人民的支持下建设高水平学科发展的新形势。

山东省政府特邀咨询郭兆信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召开的及时性和必要性，指出应当继续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与时俱进、深化法学教育改革，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并肯定了烟台大学为法治山东建设作出的贡献。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在致辞中指出，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法学教育年会论坛第一时间在烟台召开，充分彰显了法律人强烈的法治精神；他着重介绍了烟台的历史文化，希望与会代表可以多为烟台发展提宝贵意见。

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显明表达了作为莱西人对烟台的深厚情感，指出烟台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在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受到了法学教育研究会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全面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动员大会，论坛恰逢烟台大学建校三十周年以及烟台大学法学院建院三十周年，他充分肯定了烟台大学利用自身优势和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的贡献。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指出此次论坛召开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他传达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精神，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国的法治发展要以法学教育为基础，十八大已经对法治发展做出了科学判断，法治中国建设要求法学更加注重法律职业能力教育、法治信念教育，必须从国情出发，形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高等教育改革中法学教育改革是重中之重，教育界应该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联合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实施计划，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现代化进程。

大会开幕式后，进入主题演讲阶段，由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主持。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显明，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利明，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法学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朱景文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徐显明教授认为，礼法相结合，才最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才能成为今天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文化滋养。他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法治目标已经确定为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中国法治的最大特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及从中国实际出发，五点相结合即为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连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起，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王利明教授从把握教育规律、完善管理制度，创新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完善培养方案，加大经费投入，面向职业需求进一步探索等五方面详细介绍了全国法律硕士教育发展和改革情况。同时，他就进一步推进法律硕士教育改革、改革司法考试制度、法律硕士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相结合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刘贵芹副司长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领会体系内容，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组织编写并全面采用国家统编教材，提高法治人才队伍工作能力等五方面发表了观点。同时提出了培养人才应该注重培养和需求结合、教学和科研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校内资源和社会资源结合。高等法学教育界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改进下一步的工作。

朱景文教授就中国法学教育发展问题与反思发表了演讲，用实证数据深入剖析了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种类、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中国职业法学教育、中国普法教育以及中国法学研究等五大关键性问题。

25日下午，会议以分论坛形式采取主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嘉宾分别围绕“高等教育改革与法学教育治理体系创新”、“法律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四中全会与法治中国建设和法学教育改革”三个分论坛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

26日上午，首先举行了本次年会的开放式论坛，由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沈四宝主持。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原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石少侠、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郭捷、方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冀祥德、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东、烟台大学法学院2012级本科生代表董晋楠分别做了主题演讲，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首次邀请在校学生作为演讲嘉宾成为本次开放式论坛的一大亮点，直接倾听学生对当前法学教育的感受和期待给与会代表带来很多启发。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谈及了司法考试制度的问题与改革路径。提出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准入门槛偏低，与法学教育缺乏有效衔接，同时与职业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建议将现行司法考试制度更名为法律职业考试，同时，建议构建阶段性的考试模式，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者可以免试公务员。

原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石少侠指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他为法官队伍专业造诣不断提高感到由衷的欣喜，对法律界优良的风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大表称赞。面临现行司法体制遇到的冲击，他提出，要抓住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促进司法职业化、公开化、运行科学化，对法学教育进行正确定位。其次，他赞同论坛代表讨论的人才培养机制，反对法治人才培养“毕其功于一役”，建议法学人才培养采用三段论的模式，即学历教育是基础，把法律职业入职前培训和入职后培训配套实施。最后，他在法律人才标准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可以根据法院、检察院的级别区分工作人员入职标准，尝试法律职业人员的招录便捷机制。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郭捷认为法学教育最基本的是回归课堂。首先要优化课程体系；其次要深化课程建设，力推教学方法的改革，建设网络课程，互动课程、小微课程等；再次是要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增强年轻教师的教学基本功，通过各种方法把老师吸引到课堂教学并引领到实务部门学习。

方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冀祥德重点提出两个问题：司法改革与法学教育改革的关系；法学教育改革与诊所法律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法学教育65年，尽管成绩斐然，但是由于顶层设计不够，发展步伐并不大。针对诊所法律教育提出建议把法律诊所教育写入国标中，以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为方向，以诊所法律教育为方法。

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东提出，现阶段应该重视和发展的问题应该是全面均衡协调各地方法学院共同发展，无论是在支持政治方面，还是在国家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方面，边疆地区法学院的发展都显得尤为重要。他强调，要从国家高度来看待全国法学学科布置，发达地区已经过剩的法学人才应该被鼓励前往边疆帮助地方建设。国家有关部门理应准许边疆大学根据地方特点，设置能够更好服务于地方社会、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的课程，相比较硬性规定16门主干课程，这更符合当地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烟台大学法学院2012级本科生代表董晋楠从法学理论、法学实务、法科生交流等方面表达了他对当前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困惑和期待。“法学理论”方面，他希望，能通过好的教材和好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学好法学理论：即教材基础、简明、确定。关于“法学实务” 问题，他提到了前不久他自己提起诉讼的餐厅侵权案例，充分表达了学院应当鼓励并且创造机会让学生从现在就投入到实务中去，感受实务的建议。同时，他还提出了加强各高校法科学生之间交流的意愿，并赞同将司法考试与公务员考试合并的意见。

在开放式论坛中，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副院长刘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焦占营、西南大学法学院张博文、湖南商学院法学院杨峥嵘、大连民族学院刘灵芝以及烟台大学法学院学生等参与了交流互动，他们各抒己见，于争辩中碰撞出学术的火花。

在开放式论坛后，举行了简短的本次年会闭幕式。闭幕式由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主持。三个分论坛的代表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唐波、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黄锡生、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院长吴杰分别对各分论坛讨论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叶秋华教授就秘书处工作进行了说明。汇报了秘书处2014度的工作情况；传达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关于2014年将不增补理事、常务理事的决定；宣布了秘书处人员变动情况；公布了明年年会承办单位为清华大学法学院。

烟台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平华代表承办单位进行了发言，他总结了会议的承办情况，并真挚的表达了四个感谢，感谢中国法学会对烟台大学法学院的信任、感谢两个研究会的领导和秘书处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代表远道而来参会、感谢法学院的老师和青年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教授致闭幕词，对于烟台大学建校、烟台大学法学院建院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和钦佩，同时表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的基本功能在于为全国高校法学院校师生提供联络感情、分享经验的平台，倡导各高校基于共同的使命共同关注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本次年会和论坛在前提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闭幕。

本次论坛期间，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分别召开了工作会议。

附：分论坛新闻综述

第一分论坛：主题“高等教育改革与法学教育治理体系创新” 第一单元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杜承铭、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友根、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陈寿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部长刘仁山先后发言。

杜承铭认为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现实和现代法学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目标必然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目标的实现，最关键的又在于本科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构建、课程体系的设置和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试验教学平台的建设。

李友根提出案例教学目标应当是法学教育的全部目标，案例教学应当是法学教育手段与方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陈寿灿进行了即兴发言，从中观层面上谈一些教学理念的看法，认为大学教育应一体多元、多元复古、理论实践融合，并始终认为课堂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中心，提出了精英课堂、网络课堂、创业课堂等多类课堂模式的建议。

刘仁山就本论坛主题发表个人看法，认为治理体系应该对法学教育有指导作用、促进作用以及监管作用，治理体系核心内容为提高法学人才的质量。

主题发言结束之后，中南大学陈云良、西南政法大学邓瑞平、北京大学法律系张晶、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陶丽琴、湖南商学院法学院杨峥嵘等学者踊跃发言，对分论坛主题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深刻分析和探讨。

第二单元由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郭捷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李树忠，方志出版社社长、总编、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冀祥德，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胡东，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唐波，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跃进先后进行了发言。

李树忠认为法学教育治理本身容易引起歧义，法学教育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的深水期，因此国家提出法学教育治理体系。

冀祥德认可了法学教育进入深水期的观点，并说明了原因，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措施，最后对法学教育国标的尽快出台，早日实现法治国家建设寄予了殷切的期盼。

胡东以黑龙江大学为例进行介绍，对法学实践教学地位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表述，认为法学实践教育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学知识的培养，二是法律实践能力的提高，三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

唐波对上海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做了说明与分析，并指出学校进行卓越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是以自贸区设立为契机来培养新人才。（24）

马跃进主要谈论了扩大法学院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呼吁大家争取自主权，为自己创立一个较好的办学环境。

最后，主持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郭捷对第二阶段的发言做了总结，指出此次发言给我们带来的观点都很有指导和反思的意义，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思考，法学教育都不能下滑，并指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相信我们法学教育的明天一定会辉煌。

第二分论坛：主题“法律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 第一单元由扬州大学党委书记夏锦文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山东政法学院院长李玉福、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敏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俞江先后进行了发言。

余凌云介绍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近年来的发展近况，运用案例说明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应当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有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李玉福对如何处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法学教育为法律职业化提供了基础教育平台。

陈敏德对当下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了论述，认为法学教育应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培养人才。

俞江的发言主要围绕司法部在法治运行中的作用，认为应把法律职业化放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进行探讨。

四位专家发言结束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来自西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西安财经学院的与会代表先后进行发言。最后，主持人夏锦文教授对本单元进行了总结，强调法学教育应当是素质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大众教育基础上的精英教育，培养的是受人尊敬的、能够担当社会重任的法律人才。

第二单元由原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石少侠和青岛大学法学院院长董和平主持。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姚建宗、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闫立宏、烟台大学法学院危文高先后进行了发言。

姚建宗的发言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探讨的是司法考试制度改革问题，第二方面探讨的是法律职业化建设问题，第三方面提出应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导向改革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最后，姚建宗指出应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闫立宏在发言中主要讨论了当今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例如当今的联合培养机制存在实际操作困难的问题。

危文高就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法学界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董和平教授总结了第二单元的发言，并指出法学教育的前提是培养法律信仰。随后，在自由发言阶段，来自重庆大学、延安大学、中南大学、司法部及烟台大学的专家学者都踊跃发言，为法律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建言献策。

第三分论坛：主题“四中全会与法治中国建设和法学教育改革” 第一单元由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何勤华教授主持。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焦富民、中央党校政法部王勇、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左海聪、东南大学社科处处长周佑勇先后进行了发言。

焦富民指出，在四中全会的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发挥法治在现代社会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未来中国要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从法律大国走向法制强国，必须把法治队伍专门化、职业化的工作落到实处。针对法学就业率低下和人才供需不平衡，但法学仍旧是热门专业的矛盾，他提出要对法学教育进行目标培养，实现法学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对接，最终达到受教育者职业能力与社会需求的和谐统一。

王勇建议法学教育可以在教育学上实现互动，多举办学术性的讲座，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学习。另外，注重学生社会责任感，以法律思维的角度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办法。

左海聪认为四中全会给整个法学环境带来了生机。其中，它包含的创新性政策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机遇，在法治建设上创造了一个里程碑；它抓住了中国制度现实，为有价值课题的提出了可能；它为法律人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协同了人才培养机制；另外，它对整个法治服务队伍的建设有积极促进作用。

周佑勇结合转型升级的法治体系总目标，倡导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核干部队伍的重要指标，把法学培养目标定位为法治人才。他希望，现今的法学应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越来越多的学科能与法学联系，法治人才队伍越来越符合复合型、应用型要求。

何勤华校长最后就各代表的观点进行总结，他以华东政法大学为例，深刻分析了研究生专注司法考试，忽视该阶段素质教育的目标和核心课程与其他课程协调以及独立教材与统一教材的冲突等问题，对四中全会中关于“法治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二单元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公丕祥担任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高晋康分别进行了发言。

张泽涛认为，像中央民族大学等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高校，语言沟通不畅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法学教育面临的障碍是其与国家同等院校标准的统一。他希望国家能照顾到这些特殊院校的专业，缓解课程体系的压力，结合民族特点，锻造民族法治服务队伍。

高晋康交流了与会的感受。四中全会以来，法学教育发展有了新的指明方向，但仍需很多问题亟待克服，这就要求用实证主义精神去探究，找到解决超越部门阻力的新办法。他还分析了师资妨碍法学教学改革的主要阻力，职称的评定、考核的显性化和学科的评比等因素，严重导致法学界供求不平衡，他建议可以尝试法律规律性指标改进，深化、细化、多样化法学教育改革。

在自由讨论阶段，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潘文军分析了诊所教育的现状，呼吁推广诊所教育，追求“入主流、高层次、国际化”的法学教育标准，并且证明得到了良好的反应；西南政法大学代表站在辩证的角度，追问“传统教育、现代教育、未来教育脱节怎么办？”、“国家统一标准与各院校标准脱节怎么办？”和“教师与学生准入法律教育的标准”等问题，促人警醒。

第三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办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办法(试行)

发布日期：2009-10-19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管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规定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基本制度（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项目实行项目管理，按照项目的目标，贷款项目可分为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是以通过投资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投资牟利为行为趋向；非经营性项目是不以追求营利为目标，投资一般由政府安排，营运资金也由政府支出。

第三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遵循“政策导向、商业运作、科学管理、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二章 贷款对象、种类、用途和条件

第四条 贷款对象。贷款对象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政府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五条 贷款种类。按照贷款性质，可分为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按照贷款期限，可分为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

第六条 贷款用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主要解决借款人在农村路网、电网、水网（包括饮水工程）、信息网（邮政、电信）建设、农村能源和环境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主要解决借款人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造、农业生产基地开发与建设、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第七条 贷款条件。借款人除具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基本制度（试行）》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相关产业发展政策；

（二）经营性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家及农发行的有关规定；非经营性项目资本金比例可参照经营性项目资本金比例标准执行，也可视项目情况适当调整。

第三章 贷款期限、利率和方式

第八条 贷款期限。项目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５年，最长不超过１０年；流动资金贷款一般不超过１年，最长不超过３年。

第九条 贷款展期。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借款人可在贷款到期前向开户行书面申请贷款展期。贷款展期的办理按照总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贷款利率。按农发行商业性贷款利率定价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贷款方式。一般采用担保贷款方式。对借款人资信状况良好，已经落实贷款风险防范措施，可以采用信用贷款方式。

第四章 贷款办理

第十二条 项目培育。开户行应当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结合政府、行业和企业发展规划，积极开展客户营销，及时掌握项目信息和贷款需求，遴选优质项目，充实项目库，并指派客户经理负责跟踪培育。项目库管理按照总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借款申请。对项目库中培育成熟的项目，客户经理提请借款人正式提交借款申请，同时应提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基本操作流程（试行）》规定的资料。非经营性项目还应提供：

（一）明确项目建设（承贷）主体、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方式和建设期限等内容的文件或证明材料；

（二）明确项目建设期非债务资金和还款资金的筹措方案及落实还款资金来源的文件或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项目评估（调查）。开户行受理后，应对客户申请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核查，提出初步调查意见，由有权审批行客户部门组织评估（调查）小组开展项目评估（调查），必要时可聘请行业专家参与评估（调查），并将评估（调查）报告连同附件报相关部门进行贷款审查、审批。

经营性项目的评估，应参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项目评估指引》进行；非经营性项目的评估，财务分析应以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为重点，还款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的，要系统评估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地方政府信用和财政能力，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财政负债规模等。

第十五条 贷款发放。对审批同意发放的贷款，开户行应当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采用担保贷款方式的，应同时签订担保合同。需要登记的，应依法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应当使用总行统一制定的合同文本。

开户行应当按照项目进度和借款人用款计划发放贷款，借款人依据借款合同分批次填写《借款借据》。发放贷款前，开户行须确认借款人已满足合同约定的所有贷款条件，借款人资信状况、影响评估指标的主要因素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合同约定的贷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危及贷款安全的，必须暂缓办理贷款发放手续，并及时向原审批行报告。

第十六条 贷款收回。开户行应于贷款到期２０个工作日之前，通知借款人筹措资金，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借款人自愿在约定的贷款期限之前归还贷款，或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贷款管理有关规定应提前收回的贷款可以提前收回。

第五章 贷后管理与风险控制

第十七条 实行客户经理制。开户行客户经理负责贷款日常监督管理和提供金融服务。对于大型重点贷款项目和高端客户，应成立由各级行客户人员参加的金融服务小组，制定专门的金融服务方案，派驻金融服务团队，开展贷后监管，巩固维护好客户关系。

第十八条 实行单独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业务在相关会计科目中核算。建立适应业务特点的统计制度和信息管理系统，及时监测、反映贷款运行情况。第十九条 严格贷后监管。开户行应监督借款人按照借款合同约定使用贷款，除对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外，重点要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对贷款风险状况定期进行分析评价。

（一）资金监管。加强账户监管，严格审查资金支付，信贷资金支付必须按权限经客户经理、客户部门负责人或开户行行长签字，监督借款人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和项目建设进度使用贷款；监督项目资本金和其他项目资金按照约定到位。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监管。监督借款人按规定程序和方式采购设备物资；参与项目建设工程招标、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和决算审查等工作，监督项目按计划实施；参与借款人的重大经营决策；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建设内容、实施进度、营运效益的变化进行贷后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建设工期、建设规模、设计能力、达产能力、设计方案等落实情况；

２．项目经营过程中所选用工艺技术的实际效果、设备的技术性能和运行状况；

３．借款人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４．项目招投标、保险、监理等情况。

（三）担保人保证能力，抵（质）押物价值等变化情况。

（四）还款计划落实和执行情况。

（五）贷款项目所属行业、区域等系统性政策和市场变化情况。

非经营性项目，还要密切关注项目建设（承贷）主体的发展变化情况，还款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的，要动态监测地方政府信用和财政能力的变化趋势。

第二十条 实行贷款风险预警机制。按照农发行有关贷款风险预警管理制度规定，在借款期限内，对信贷资金安全情况进行监测，及时预警和报告，并采取相关风险控制、化解措施。第二十一条 实行贷款项目后评价制度。贷款项目竣工并达到设计能力１年后或竣工投产２年仍未达产的，由原审批行客户部门组织后评价，撰写贷款项目后评价报告，提出控制和化解潜在风险的建议和措施，总结项目评估、贷款决策及参与贷款项目建设期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向本级行贷款审查委员会和行长报告。

第二十二条 实行贷款责任管理制度。贷款实行主责任人、经办责任人制度。审批行客户部门承担调查责任，审批行客户部门负责人为调查主责任人，开户行行长为贷款运营与管理主责任人，客户部门负责人和客户经理为贷后管理经办责任人。贷款责任的认定及对责任人的处罚，按照总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贷款档案管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档案管理参照农发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农发行总行负责制定、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四篇：农村农业与社区发展工作报告

提供一篇工作报告，为您提供帮助！

县镇分布在两岸，总面积73.8平方公里，辖16个行政村，5.2万人，4.5万亩耕地。北临327国道，东依225省道。蔬菜和林果是农业主导产业，获“省脱水蔬菜特色产业乡镇”荣誉称号。

近年来，我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城乡统筹的战略部署，积极探索破解“三农”发展难题的新路子，充分发挥毗邻市县经济开发区、土地平坦肥沃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小城镇和社区集中，创造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截至目前，全镇共流转土地11000亩，发展各类企业120余家，启动了8个农村社区建设。

一、引导农村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我镇在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全镇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域面积达1.03万亩，示范带动3万亩；发展各类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28个，获批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5000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42个，获得国家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14个，有机食品转化认证3个，注册品牌商标3个。

（一）创建两个平台，促进土地市场化流转。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原来一家一户耕种的土地经营方式已不适应市场农业、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农民自发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然而，农民因操作不规范，时有矛盾纠纷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顺应农民群众的期待，创建了两个土地流转平台。一方面，创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我镇于2008年6月，投资30万元，成立了全市第一家规范化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设立了服务交易大厅，为供需双方土地流转提供免费服务。服务中心在电子屏幕上及时将农户土地流转供需信息不间断地滚动播出，凡是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与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签订委托流转协议，由流转服务中心统一向外发包给规模经营户或农产品加工企业，将分散的土地集中交易。截至目前，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已对外发布流转信息7380条、涉及流转土地面积13000亩，已流转面积11000亩。另一方面，创建土地流转交易监督平台。负责土地流转交易监督的工作人员具体对交易地块、价格及相关条件进行协调，对土地流转程序进行全程监督，对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调解，确保土地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的原则进行，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权益，调动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二）创建三种流转模式，促进规模化经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三种模式：一是企业租赁建设自控基地。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多、带动能力强的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在农业示范区内建立自控基地。企业和农户之间签订流转合同，企业每亩每年支付给农户300元－700元不等的土地使用费。龙头企业对流转后的土地行使独立的生产和经营权，组织标准化生产。农民不仅按合同约定得到了固定的土地租金，而且还可以到企业基地务工拿工资，获得了双重收入。到2009年底，、县供销联社等7家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建设自控基地3000亩，并投资1000多万元，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有效地提高了农业装备水平。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接建设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农民进入市场、流转土地经营上具有独特优势。我镇积极引导村街组织、农村能人，先后成立了4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按照略高于种粮收入的价格，以租赁、托管的方式，把农户土地承接过来建立基地。合作社按照企业要求实施标准化生产，企业为合作社统一提供良种、技术、农资、销售等服务，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产品基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鑫果、鑫发等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这种模式，组建起了6000亩林果基地。三是种养大户引领建设基地。为解决农民“想种无田种”和“无心耕种、无力耕种”的矛盾，我镇积极引导、鼓励种养大户和农村能人，通过租赁、互换、转包等形式承接农户承包地，进行规模种植，按约定标准给予补偿。目前，由种养大户牵头建立了西瓜、小香瓜、瓜蒌、木瓜等科技示范基地2000亩。

（三）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农村土地的成功流转，为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是坚持标准化生产。我镇把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作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保障食品安全和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专门聘请和组织农业种植专家，成立了农业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每个基地都派驻了农技指导员，具体负责对各基地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指导，特别是对基地经营操作过程和农药、化肥的使用，都建立了完备的标准化生产记录，实行农产品和食品全程追溯管理制度，净化了农产品生产环境。2009年底，全镇5000亩市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检查验收。二是开展质量认证。全镇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对自己的基地采用了“六统一”（统一标准、统一操作、统一检测、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农业生产企业化运作模式，大力开展农产品认证工作。等合作社的3个农产品获得了国家有机食品转化认证，企业基地的12种蔬菜产品和鑫果合作社的葡萄、蒙山红桃等2种林果产品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三是加大品牌创建。我镇把“品牌兴农”作为发展精品高效农业的重要手段，着力规范和引导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农户增强品牌意识，加大品牌塑造力度。目前，已成功申请注册了“武状元”、“琼浆果”等一批农产品商标品牌，增强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如，葡萄在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和注册了“武状元”商标之后，直接打入各地大型超市，价格由原来的1.5元/斤，增至去年的3元/斤，亩均收入达到了12000元以上。同时，在土地流转政策激励下，我镇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主动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到2009年底，全镇蔬菜加工企业达到20家，其中规模以上7家。

二、引导农民向小城镇和社区集中，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近年来，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要求改善居住条件、追求高品质生活。我们创新理念，因势利导，高点定位，围绕“农民入镇、工业入园、居住入区、商贸入市”的总体目标，用足用活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序引导农民向小城镇和农村社区集中。

（一）科学制定镇村规划。我们聘请省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编制了全镇总体规划、镇驻地修建性详规和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一方面，规划了东临路、西接大道、南至路、北依工业大道，规模1.5平方公里、容纳3万人的小城镇集中区，重点包括“七横四纵”道路框架和3个居住组团、水生态观光带、商业综合服务区及行政服务集中区，形成了功能明确、布局合理、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新型城镇布局。另一方面，在规划建设了等8个农村社区，每个社区覆盖1.5—2.5公里，整合4-5个自然村，容纳4000—6000人口，初步形成了以小城镇新区为中心、农村社区为主体、个别农村居民点为补充的村镇一体化发展体系。

（二）多措并举推进社区建设。主要采取“以强带弱、产业连接、村企联建”的方式，运用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土地增减挂钩等一系列政策，打破村庄界限、打破原村组关系，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社区集中。目前，全镇已经建成社区服务中心楼4座和居民楼16座，居民小康楼300余座。其中，社区规划45公顷，一期工程投资1000万元，建设了3座居民楼，85户居民已全部入住；二期工程投资3000万元、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已建成4座居民楼、2座商住楼、1座社区服务中心楼；三期工程计划投资1600万元、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的5座居民楼即将启动。社区规划占地42公顷，已建成社区服务楼1座、小康楼17户，2座高层居民楼即将动工。社区服务中心楼已经投入使用，社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社区的筹备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中，16座居民楼即将开工建设。8个农村社区建成后，可节约土地6000亩。我们在社区内都规划建设了高标准的服务中心，其中，的社区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设置了新农合医务室、图书阅览室、群众活动中心、农资服务超市、为民服务大厅、治安调解室等公共服务机构，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商业服务区、文体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站)、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进驻社区服务中心办公，有效满足了群众对社区综合服务的需求，推进了镇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不断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我们按照“差异性、互补性、帮扶性”的要求，组织镇直机关党支部与社区党支部开展“一帮一”结对共建活动，不断促进机关党建资源向农村柔性流动。针对各个社区的不同特点，创新社区组织设置。、社区围绕旧村改造，以发展服务业和工业经济为重点，以“社企联建”组织设置为主；、社区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探索“村村联建”、“产业支部”等组织设置方式。大力推行和谐社区党建工程，以居民小区为单位，探索实施“五个一”社区党建工程，即建立一个党支部，修建一处休闲文化阵地，成立一个服务站，开通一条服务热线，组建一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设立了党员服务区和先锋岗，强化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能力和实效，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

同时，我镇顺应群众改善生活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按照市里确定的“五化”标准，以“拆违、清脏、治乱、基础设施建设、镇村容貌整治”为重点，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累计出动劳动力2万余人次，出动机械2200台次，清理垃圾3200多吨，拆除围墙、违章建筑1.5万多平方米，清理主干街道100条，粉刷墙面1.6万平米，树木涂白2万多棵，镇村环境脏乱差的面貌明显改观，提升了群众的文明程度，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三、引导多方资金向一处集中，努力破解资金不足难题

我镇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宣传发动、行政协调、政策带动、农民自建、商户联建和投资者开发等多种形式，有效聚集各方财力和社会闲散资金，较好地满足了小城镇、农村社区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的资金需要，有效破解了资金“瓶颈”。一是政府投入拉动一块。镇政府投资1760万元，主要用于拓宽改造中心道路、安装路灯、绿化、环卫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学校、车站等公共服务设施。充分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积极融资用于镇村建设。我们确定了、等村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村，借助增减挂钩项目区的周转金，实行专户储存，专帐核算，封闭运作，专项用于挂钩项目区奖补资金的先期垫付，确保项目区农房建得起、拆得快、土地复垦出来。二是村企共建筹集一块。镇政府积极动员、鼓励企业发挥优势参与新农村建设，与村庄结成对子，开展“帮扶资助”、“村企共建”等活动助力镇村环境综合整治。境内沂蒙老区酒业、荣鑫搪瓷、食品公司、公司、伊斯德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同出资300万元，硬化路面5公里，新增绿化面积1万多平方米，增设垃圾箱25个。村集体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用集体积累投入到社区建设。同时，借用外来企业的资金对农民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和开发建设，各方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多方共赢。如社区通过村企联动形式，已经完成投入4000万元，建设完成10座居民楼、商住楼，大大加快了社区建设进程。三是群众联建整合一块。结合社区建设和危房改造，引导农民建设沿街商业楼100余座、小康楼28座，共投入资金3480万元。对条件成熟、村情和经济实力较好的村庄，通过镇村引导，由村民出资集中建设居住区，村集体负责筹资建设水、电、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实行统一图纸、统一供料、统一施工、统一监管，大大降低了建设成本。如在社区，按照统一规划，以农民自建房的形式，已建设完成17户小康楼，每户可节约资金5万元。四是市场运作收取一块。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采取市场运作、共建共享、统一开发、自主选购和进社区居住奖励等方式，共筹集资金1070万用于社区居民楼开发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

各位领导，以上是我镇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所做的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领导的要求、与兄弟乡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这次现场会为契机，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明晰思路，探索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着力探索农村社区化建设管理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新机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机制，为建设美丽、富强、文明、和谐新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发布时间：2011-7-1

5信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姚兆余 赵建锋 潘云

为了深入探讨农业科技交流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轨迹和特征，2005年10月25至27日，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85周年院庆之际，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韩国国立全北大学、韩国国立忠北大学、韩国农林经济研究院、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日本麻布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农业技术交流、区域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组织、农业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下面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介绍。

一、中外农业交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1949—1960)》，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农器图谱)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信息，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教授提交的论文《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规模与退出问题》，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的形成、成长、退出及其规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一般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其中只是发挥了引导、宣传和规范作用。因此，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理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他的研究，对于今天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副教授的《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分布、流变、运作绩效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稳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甚至沦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征兵调粮、抵制革命的工具。

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州师范大学王健的《汉代祈年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对汉代的祈年与籍田仪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祈年与籍田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祈年与籍田仪式对于塑造两汉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认为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维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苏州铁道科技大学朱小田教授的《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抢亲”为对象的研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抢亲”这种“俗例”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地方俗例在整个近代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等过程并没有对地方俗例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抢亲”这种“俗例”进行研究，他进而提出“史学范式”转换问题，认为以“整体性”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在视角转换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