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制造2025” 须把握的三大问题

第一篇：推进“中国制造2025” 须把握的三大问题

推进“中国制造2025” 须把握的三大问题

2015年09月24日05:56 手机看新闻 字号

原标题：推进“中国制造2025” 须把握的三大问题

《中国制造2025》发布以来，各地热情高涨，都打算在这场制造强国的持久战中大干一场。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很多地方对“中国制造2025”仍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缺少系统规划，有的认为只要引进些“高大上”的制造业、上些新项目，就是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还有的甚至以为多重视点制造业，就是建造“制造强国”航母的主要推手了。

认知是行动的先导。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至少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搞清楚、弄明白。

第一是发展方向问题。方向问题十分重要。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制造业上做文章，一些发达国家在三维打印、大数据、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已经取得不小突破；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是与时间赛跑。方向若弄反了或者歪了，很可能南辕北辙，让我们与机遇擦肩而过。

“中国制造2025”的方向是什么？当然不能是以劳动密集为特色的传统产业。低劳动力成本曾是我国制造业的最大优势，但如今正在成为过去时，我们的劳动力开始比一些新兴国家金贵起来了。方向只有面向未来，才能引领未来。从世界工业和科技发展潮流来看，这个未来就是“智能”。一方面，信息技术指数级增长、数字化网络化进步和集成式智能化创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大根本动力，“智能”代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德国已经实现了工业1.0、2.0、3.0，正在向工业4.0迈进，而作为新兴工业国家的中国，实际上很多地方连2.0都还没有完成，很多企业还是手工在做，很多笨重的活都是工人在做。如果我们抓不住这次机会，在别人进行工业4.0的时候，还在进行工业2.0，就很可能在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就算实现了工业化，也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远远甩在后头。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看，智能制造同样是其主流方向，无论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再工业战略，均是如此。在美国，以GE为核心，思科、IBM、英特尔等60多家企业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立足于全行业的信息资源，试图通过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提高设备安全性与可靠性，降低能耗、物耗与维护费用等，同时，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人力劳动需求，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柔性与智能化水平。而德国工业4.0则是在德国高度发达的制造业、雄厚的工业软硬件系统及高素质的劳动者的基础上，着力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实现一种智能化的、社会化的生产模式。尽管美国更加注重数据和信息的利用，德国更加注重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但两者最终是殊途同归，制造业最终会走向CPS即信息物理系统。CPS并不是简单的物联网，与物联网相比，CPS更强调数字世界对于物理世界的控制，本质就是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无论是工业互联网还是工业4.0，最终都会推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把握“智能”制造方向，就要清楚不是引进一套数控设备，就智能了。比如，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同时要看到，机器人企业的关键零部件普遍依赖进口，技术储备低，应用规模小，生产的机器人在精度、可靠性等指标上普遍低于国际品牌，大多数企业还只是限于组装制造环节，生产出的很多机器人产品也仍是没有“大脑”的机械手，距离“智能”仍有相当大距离。

第二是主体问题。在“中国制造2025”中，谁唱主角？政府起什么作用？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现在一些地方仍是老思维，“运动员”“裁判员”双肩挑，不仅承担起本应承担的引导、服务功能，而且直接参与具体行业企业的运营，这是很危险的。我国目前一些行业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政府和市场职能错位有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方式，发展中国制造业要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对此，《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也就是说，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征程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市场主导，并不是政府就没事做了。对一个前瞻性的产业，政府要加强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中，资金引导和扶持十分必要。特别对技术溢出效应明显的“四基”要给予重点资金支持。“四基”即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其基础能力薄弱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症结所在。要坚持问题导向、产需结合、协同创新、重点突破的原则，通过各种财税支持引导企业着力破解这些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瓶颈。

第三是合理布局问题。“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这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目标，也是各地方发展制造业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全国的制造业水平有整体上的提升，1.0、2.0要向4.0迈进。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同，人才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和区位特征不同，使得各地的制造业很难出现整齐划一的发展。更要看到，无论是边陲小镇还是特大城市都上马机器人、大数据等项目，建设相同的产业园区，那很可能导致新一轮产业重复建设甚至产能过剩。因此，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实行制造业发展全国一盘棋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各地要明确创新发展方向，不能一哄而上；全国要编制更详细的发展规划，把有限的资金更多用在若干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上。（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首都经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李 云）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第二篇：战略：中国企业未来发展须处理好三大问题

文化价值观

《科技智囊》杂志在编者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帮咨询师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问‘你最近搞垮了几个企业？’”我看后大感惊异，也让我想起在90年代和一些网络公司或风险投资商交流时，他们经常以“你蒙了多少钱”这样的话来调侃自己的工作。我对这种“幽默”是相当反感的，也非常不能理解。我曾经非常苦恼。我在想，是不是我与年轻的职业经理、年轻的员工之间在价值观上产生了分岐？我不能容忍对自己工作或职业采取一种轻率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是一种亵渎！很多人说我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和愤慨。但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和愤慨？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对职业操守和价值观在职业中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这可能与我原来的学术训练和背景有关。

8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科技政策和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促使我下海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关村有很多科学家下海，但在科学院几乎是一片骂声，而且科学院在政策上明确提出要批评这种下海的方向。我们政策研究所要帮助宣传这项反对下海的政策。当时的感觉是我不但不能帮助宣传，反而觉得应该选择离开中科院，必须到市场中去，找到自己的激情和能发挥的余地。

下海以后，文化价值观依然是引导我创业10年整个走向的关键。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就是要让民营经济占中国的1/3天下，要让高技术产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在长城所十年所庆的时候，我觉得最自豪的是：回顾十年，我们参与了民生银行、希望集团、方正、联想、用友的发展策略。这个过程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咨询职业的定位。十年之后，我国的现状是：民营经济占有了1/3天下，高技术产业占了20的比例，基本上在各个城市、各个开发区都是主导产业。

文化价值观本身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有一种使命感。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感具有了现代意义，并且和中国人的生存尊严日益相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使命感，就会把自己的热情，把自己的更大的精神投入到事业中来。我认为，不光是咨询业需要使命感来支撑，中国的很多产业，包括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是在改变中国的体制、机制、产业地位，在向这个方面不懈努力。如果与韩国、日本比较，韩国到现在为止对民族的尊严追求仍然是支撑着它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日本已经弱化了。

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咨询师、我们的管理学家都有责任让中国有尊严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当你的事业和人生价值高浓度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价值观就构成了取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战略选择

简单而言，我在这十年做了三件事：企业战略、产业战略、区域战略。我觉得这三个事情有高度的耦合性和相关性。实际上做任何一项企业战略都需要对那个企业所处的产业，尤其是对产业价值观、产业价值链有个比较透彻地了解，对产业的演变规律有深切地把握。

我总结产业基本规律有三个：

Ø产业成长规律。就是说产业跟人一样，有从小到大到死亡的周期，有个成长过程；

Ø产业价值链规律。产业内部环节、外部环节形成一张价值网，你能不能看透这张网，就是你能不能看清产业价值链未来的演变过程；

Ø产业组织规律。相当于产业的发展模式。经济越全球化，和世界联系越密切，产业发展模式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在做战略选择时，更重要的是把握规律。我的体会有(源自《易经》)六个字：①变易；②恒易；③不易。变化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核心，我们要在变化中找到持续的、稳定的变化规律，从变化中找到不变的本质。可以这样讲，产业的发展模式核心源自企业创新，企业能不能做好企业战略、能不能做好产业选择，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能不能有一套方法，把产业演变的主要趋势找到，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商业模式

新经济、互联网经济开始把商业模型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了，商业模式是不是就随着破灭了？我认为不是。商业模式是引导新经济发展、在新时代发展自己企业的一个根本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模式已经取代了企业战略。

那么企业要做什么，怎么做？一般说做什么是第一位的，怎么做是第二。但是当你做新业务、从事新产业、创新无穷大的时候，“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即商业模式比战略还重要。

在新经济条件下，那些基本的管理要件都有了0—100的创造，可以100外包，也可以100自己做；所有职能都升了级，都有升了几级的操作。那么商业模式就是指所有的要件无论在升级还是未升级的情况下都有0-100的演变。

对商业模式的理解中有个说法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就要回到战略，即你的人物情节、你的流程是不是能够有逻辑地、理性地融合在一起；故事的发展要与逻辑、常识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参与了很多商业模式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讲故事，有一半是操作的过程。只有讲故事才能吸引人的热情，把所有的要素高度融合在一起。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把讲述的故事演变成你企业成功的故事。

总之，咨询顾问要有使命感，要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这来源于咨询师和咨询公司的能力，来源于为客户真正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此

外，企业要根据自身的产业来选择企业战略，要根据产业价值链来寻求组织模式。

第三篇：三大问题具体表现

党的领导弱化

《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党的领导弱化的，应当予以问责。党的领导弱化的表现主要有：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在我国的各领域、各系统、各单位、各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单位，党组织的作用没能正常发挥，或者被削弱，党组织党内生活没能正常进行，就是党的领导弱化具体表现。2016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了 7起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问题。其中，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财政部驻北京监察专员办事处原党组书记、监察专员张更华等人被免去相关职务。各级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必须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7起问题产生的根源均为本地区本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委（党组）一把手责任担当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应当予以问责。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表现主要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所谓的从严治党不力，就是指党组织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对从严治党的认识不够到位、行动不够迅速、措施不够到位，从严治党的责任划分不够科学、责任落实不够及时、责任追究不够及时，导致党的组织不同程度上存在涣散，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不强，进而影响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进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也是各级党组织的使命所系。虽然党的工作领域各有不同，但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共同的政治任务，谁也不能例外。从党的建设的实践来看，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认识不深，有的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存在着宽、松、软问题。例如，中央纪委在巡视中发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和措施落实不到位，对“两个责任”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上热下冷”，落实力度和效果在有些单位逐级递减；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对会管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党委落实主体责任不够，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缺失。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对全面从严治党统筹部署、以上率下和督促检查不够，对监督执纪问责领导不力；纪检监察力量弱、标准松、调查浅、执纪软，对违纪行为和明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处理不及时、不严格。国家统计局党组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对直属单位和调查总队领导班子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两个责任”不落实，干部管理宽、松、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应迟缓，执行组织纪律不严格，重大投资项目监管缺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缺乏问题风险意识，传导责任压力递减，个别分行多年没有专题研究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追责问责“高举轻放”，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严格。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失之于宽、松、软，纪委存在“三转”不到位、查处不力、执纪不严问题。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干部管理宽、松、软，“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执行组织纪律不严格；有的重大投资项目监管缺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层层递减，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纪委执纪问责偏轻偏软。巡视中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从严治党不利的重要表现，需要各级党组织下大功夫进行治理，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党的建设缺失

《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 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党的建设缺失的，应当予以问责。党的建设缺失的表现主要有：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只有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15年10月27日，中央纪委对部分中央单位查处的5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5起案件暴露出有的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责任缺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有的领导干部落实“两个责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对党风廉政建设不敢抓、不真抓；有的党员干部党性不强，纪律意识淡薄，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缺少敬畏，甚至对中央一再亮明的纪律红线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这5起典型案件是：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原副主任文仲亮因下属及家属赌博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主任李宗明因下属公款旅游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社长刘建林因纠正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不力等受到责任追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东部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再生等人因下属部门和单位违反财经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中国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杨迈军因单位多次发生公款旅游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上述案件暴露的问题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口号，必须以严肃问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要把落实“两个责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强化责任担当，认真种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田”，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把严肃纪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触犯纪律“底线”动辄则咎，要把责任追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持续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形成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良好氛围。

第四篇：打造“中国制造2025”须先补短板

2.0、3.0欠账不还 工业4.0将成空中楼阁

打造“中国制造2025”须先补短板

本报记者 潘圆 《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3月22日

03 版）

作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即将上报国务院。

自从这一规划被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与之相关的话题也越来越热。

很多人将这一规划与德国工业4.0计划相比较，但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在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德国工业总体上处在从3.0向4.0发展中，“我们的工业企业可能有些还要补上2.0、3.0的课，才能向4.0发展。”

那么，这个课指的是什么，到底要怎么补？

对此，中工联创国际装备制造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2014装备工业蓝皮书作者邓继跃表示，“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很多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领域甚至连工业2.0都达不到，有的在1.5的阶段。这些短板如果不加紧补齐，所谓中国工业4.0将成为空中楼阁。”

最新信息显示，“中国制造2025”将包括大力支持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与船舶、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必争产业优先发展；选择与国际先进水平已较为接近的航天装备、通信网络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进行重点突破。

其中多项内容涉及装备制造业。众所周知，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基础，而我国目前正处在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

“我国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2014年在一次论坛上给出了一组数据，2013年发电设备产量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造船完工量4534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41％；汽车产量2211．7万辆，占全球比重25％；机床产量95.9万台，占全球比重38％。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

虽然有多项第一，但从整体来看，装备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特别是在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领域和制造业强国相比，差距甚远。

邓继跃表示，在一些领域，由于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的缺乏，我们的装备制造业采取的还是代工模式。由此导致利润的7成被拥有核心技术、能生产核心零部件的外国企业拿走。

“比如，大飞机的发动机全部要靠进口，汽车的发动机、高端机床的数控系统全部要靠进口。现在自主品牌的汽车有不少，但发动机、变速箱全是外国产的。”

他说，“挖掘机的产值在土方机械领域中排第一。但一线品牌挖掘机的液压件、控制系统都是进口产品，以致这些品牌挖掘机利润的7成都被外国企业拿走了。我们赚的只是加工费、组装费。”

在邓继跃看来，目前互联网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主要还在产业的下游，如果在核心技术领域不取得根本性突破，所谓的工业4.0将成无本之木。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后，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更是格外迫切。

近几年装备制造业遭遇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发展日益艰难。邓继跃说，目前行业利润普遍仅有2%-3%，好的7%-8%，这样低的利润率，让许多企业在科技研发投入上有心无力。

客观分析，多年来，国家863计划等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小，投入了大量资金，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为体制机制等原因，不少项目投了钱却见不到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邓继跃说，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一些企业挪用科研经费现象严重，企业流动经费不足、亏损甚至给员工发福利，都在打科研经费的主意。

为此，他建议，尽快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引入专家团队等非利益相关方，对科研项目进行评估，对没有达到预期的项目要有问责机制。“现在装备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国家队，民营企业想拿到科研经费很难。而一些国企拿到经费又没有完全用到科研上，这造成了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对这些企业一经查实，就应该取消其再获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资格。”

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与落实是个系统工程，不只涉及到科技体制改革，也涉及到国企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制定得再好，也很难落地。

只有加速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国企用人机制、考核机制等问题，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第一步才能走稳、走好。

第五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问题

08106030118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基于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我国经济现状的研究经济学院 国贸081茹轩轩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告诉发展，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不断增强的通货膨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这三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因素，本文将分别阐述这几个问题的成因、分析问题、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通货膨胀的加剧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使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中国经济、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日益增强的通货膨胀。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国的CPI同比和环比涨幅不断扩大，央行表示全年我国的CPI涨幅将超过3%，央行也终于在十月份提高了存贷款利息率25个基点。但是市场预测十月份的CPI同比增幅可能超过4%，可见央行的政策对市场的影响相当有限。4%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温总理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把CPI涨幅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远远超过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

这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2008年末，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来加强基础建设扩大内需。同时国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增长，09年银行发放贷款超过十万亿，2010年央行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全年的贷款总额也将超过十万亿。过剩的流动性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第二，国际热钱的流入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国际热钱不断流入我国大陆境内。最新的数据显示，08年以来央行发行的超出市场需求的货币已经超过四十万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国际热钱的流入导致央行增加发行的人民币。

第三，国际大宗物质包括能源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国内的生产成本。从2008年以来国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例如原油和铁矿石。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国内商品的生产成本，对国内的通货膨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各地不断兴起的炒作之风助长了通货膨胀。从年初的“蒜你狠”“姜你军”到现在的“苹什么”游资对大蒜、姜、苹果、棉花、大豆等一系列农产品进行了炒作，有的价格甚至上涨了几百倍，对通货膨胀可以说是火上浇油。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这几个对应的方面入手。首先，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存贷款利息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通过经济手段来收缩流动性。其次，要对结售汇制度进行改革，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稳定汇率

预期，从而减少热钱的流入。再次，稳定人们的需求，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防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循环。最后，要严厉打击炒作农产品的游资，尤其是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的炒作。并发展粮食生产，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通过这些政策的相互配合，一定会使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局面得到一定的遏制。社会财富的分配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从长远来看，过于注重效率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有损社会公平正义。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大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会让他们失去劳动积极性，降低生产效率。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还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被摆上了中国发展的议事日程。

从贫困产生的原因上来看，纳克斯的“平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的“低水平陷阱均衡理论”都可以解释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结构造成的。依据当前我国的现状我国的情况符合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我国社会生产部门可以大致的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我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比较低，获得的收入比较少。而城

市地区则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这就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较快，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条件不如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东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促进东部发展，由东部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东部地区很大的优惠政策。虽然这符合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但是，在东部发达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这种差距只会造成东部更加发达，中西部更加落后的局面，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因此，要改善这种局面就先必须改善我国二元经济体制结构。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应该由工业来反哺农业。国家经济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的经济效率，将大量的劳动力想、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二元经济体制结构。其次，要继续实施两大战略，即“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目前东部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实践证明，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最后，必须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日益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形势也日

益严峻。只有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我国企业才能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保持竞争优势。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进展缓慢。尽管在中共“十六大”就已经提出了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我认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缓慢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升级缺乏经济驱动力。因为中国的企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虽然利润没有发达国家的多，但是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的企业就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离开市场力量的“倒逼”产业结构的升级将相当缓慢。另一方面，结合德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成功经验来看，要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企业长期发展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不仅破坏了环境，还使我国的企业长期处于低端的生产水平，扼杀了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动力。中国的产业链要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领域延伸就必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人民币的升值将迫使我国企业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这样的压力下，如果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我国企业将只有破产这一条路。因此，最关键的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意识。国家要不断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为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提供税收和财政支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提高知识产权意识，为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要重点发展七大新兴产业，这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和升级指明了方向。相信我国一定可以顺利地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转变。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过很多重大的问题，中国都顺利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问题。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中国一定可以顺利解决这三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刘溢海 李雄诒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2]．郎咸平著，《谁在拯救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09年.[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社北京2010年10月27日电.[4]、Roland，《转型与经济学》，经济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