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的几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第一篇：中国基础教育的几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基础教育的三大问题

2009-08-10 08:24嘉积三中 猴子(收藏)[博客]0 字, 阅读 416, 评论 0

本文收录在601147: 周文积

? 一是决心的缺失。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教育投入的不足已不是关键性问题。关键性问题是决心的缺失。为什么15年来，党的教育方针没能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没能全面真正实施？课程改革没能全面深化推进？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始终没能减轻？“应试教育”的局面始终没能扭转？是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必须反思和检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心下足了没有？广大的人民和广大的教师就是不相信，只要党和政府下足了决心要做好的事情，哪有办得不好、实现不了目标的道理？下足了决心，并有具体、切实的策略和措施，面上学校和一线教师就有了信心，就吃下了“定心丸”，就觉得有奔头、有干劲，基础教育的“顽症”便能迎刃而解。

? 二是绩效的虚化。转型中的中国基础教育，受转型中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风气影响，讲急功近利，讲立竿见影（尽管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收敛，但仍很严重）。无论什么规格、什么层次的大大小小的会议，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身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言必称希腊”，不是讲政绩，就是讲绩效；很少潜下心来，理性地、深入地研讨和解决基础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转型时期青少年成长规律和成长特点的变化；思考人民的教育人民真正满意了没有，人民的学校是不是真正培养了人民的子弟等等。这种风气严重影响到面上学校和一线教师。试看今天的很多学校，只抓“应试”，抓分数，抓升学率，以致学校有外观而无内涵、学生有分数而无素质、教师有教学而无研究、有成果而无过程等等。

? 三是文化的缺位。转型中的中国基础教育，更需要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但是，西方崇拜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研究课程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古今中西方文化之争，更多是对西方教育文化理念的引入，甚至把囚徒困境、过劳死、官本位、马克民主义、宿命论、破窗理论等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见肖川、张文质《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词》，福建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而对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却很少有教育学者和课程专家去研究它、挖掘它，从而发现它的现代意义和现代化作用，赋予它新的形态、新的内涵、新的境界，将它作为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价值和精神基础。我们有必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75所以上的孔子学院，儒家文化对世界正彰显着无以预料的巨大影响力；也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引领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文明历程的儒家文化，难道在当今中国转型的时代里，就变得一文不值？不可能！如何充分发挥东方文化的作用来解决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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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急需解决的几个难题

大家公认，互联网已经发展到电子商务时代，以往靠新闻靠游戏靠瞎聊挣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两年的中国电子商务已经呈现滚滚洪流，一个生拼硬凑的光棍节就让电子商务上了一个新台阶，但随着而来的却是寒冬论，中国的电子商务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如不得到解决，便会出现决堤的洪水。

1、政策问题。这些年，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是在有关部门的沉默下进行的，和中国其他很多行业发展一样，处在草莽时代的时候会一帆风顺，可一旦发展大了，便会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眼中的肥猪，这时候一定会上下其手，非要攫取果实而后快。如今的电子商务发展也不会例外，所以，电子商务企业必须讲政治，谁讲的好，谁就有活路，否则前途未卜。

2、物流问题。电子商务的发展再好，也需要钱货两清的商品贸易基本逻辑，虽说钱的问题已经差不多实现了信用支持，可货品的递送一直难以解决，而且是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是仅仅电子商务领域的，老百姓的菜篮子都深受其害，所以，指望这个问题解决不会是一朝一夕，甚至在政治环境是固定变量的情况下永远也不会改变，电子商务只能去适应，适者生存而已。

3、假货问题。在中国，卖假货的永远比卖真货的来钱快来钱多，童叟不欺早已经扔给了孔老二，人家县长的千金的名包都“来自某商城”，不管真假，这廉洁到让女儿买几十元的假名包的事件已经让中国电子商务很受伤。当然，你遍地假货都不治理，偏偏要网上是净水一潭，怎么可能？

4、赢利问题。太多的电子商务网站经营并非为赢利，而是积累用户和人气，做得都是挣快钱的买卖，很多是指望一朝上市就可变现的投机主义者，或者挣两把就走的游戏队，这把游戏规则带坏了，谁也别想玩深沉，谁也别想独善其身，但这种赔钱找吆喝的日子不会长久，就看谁是猪坚强了。

5、营销问题。当太多的竞争者入市，消费者的争夺就日趋激烈，营销成了大问题，有先行者靠炒作成功的，也有后来者另辟蹊径的，据说这行业人才奇缺，可翻来过去就那几招，从长期来看都是提前消费老百姓的信心，越来越不灵的。

6、垄断问题。新进入者很多，但真正能发展的还是那几个老大门下，其实，未来越来越会发现，掌握产品的厉害，渠道为王的时代逐渐在电子商务成为过眼云烟，除非你和生产者结成联盟。当然，纯粹玩电子商务平台的，也会有王者，但多数会是亡者。

7、冲击问题。要知道，电子商务的发展中，最有力量的三股势力还未真正发力，那就是电信运营商、邮政和广电媒体，但这几种力量都在蓄势待发，布局已经完成，开战是很快的事。千万别小瞧传统的力量，在电子商务上，互联网企业更需要传统，这与以前玩虚的的并不相同。

七上八下，就写七个吧，还是希望电子商务的明天更美好。

第三篇：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2016-05-22 10:30:35 来源：中信书院睿友汇微信 作者：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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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简介『诺奖级研究成果』、『新任清华副校长』，近期这两个重磅新闻都不约而同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有关。

现年48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

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第四篇：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施一公院士：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第五篇：大问题感想

《大问题》读后感

蒋映雪

12320014

护理1班 读了《大问题》感触颇深，以前总以为哲学就是关于二者皆可的问题无休无止的讨论，或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的思考。但是发现当我们持中庸之道，放弃思考，实际上也错失了自我提升的机会。所以，没事的时候，想想人生，宇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主要谈谈自己关于上帝，信仰的思考。

上帝究竟是什么？

以前和同学们探讨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是必然还是偶然？发现这刚好就是哲学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有很多同学都认为是必然的。以我的见解来说，决定论的观点就是那些事件早就存在于特定的个空间维度，而我们只是以我们人这个物理体，以时间去完成它。如果我们的笑与哭也是早被决定好的，那只因为我们的空间维度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空间维度的独一性，决定了每个人的唯一性。虽然他们都说自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那些早就设定好的维度，程序，也就是第一推动者又是谁呢，于是我们走向了上帝。所以别轻易说自己信神还是不信，首先要想清楚你的上帝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有人认为上帝是渡者，帮我们渡过一切苦难，而我认为上帝其实是一种诉求的满足，最高的满足。贫苦的人信仰上帝，是对安稳的诉求；富贵的人信仰上帝，是对赎罪的诉求；科学家信仰上帝，是对真理的诉求，当知识到尽头的时候，他们只能寻求上帝。如果，有人说宇宙是怎么来的——上帝创造的，马上会有无神论者问那上帝是从哪来的，这些人的诉求是対起源的诉求，上帝的存在满足不了他们对最深最深的源头的探知，所以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创建各种宇宙起源的理论，用来满足自己对源的诉求，尽管这是没有尽头的，不可知的，但不可知是否就意味着不存在？。而对于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根本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不需要一步一步去探，他们要的是存在的现状，而非过程，上帝能解释他们的存在，并能让这种存在合理或更好，就够了。

你的上帝vs他的上帝;宗教的产生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的上帝都不一样。（这里所说的上帝并不是特指基督教的）差异性的存在，必定意味着求同或者是征服，至此，宗教产生了。有相同诉求的人信仰一个上帝，西方世界选择耶稣，东方世界拥有释迦牟尼，伊斯兰教信奉。

我个人对宗教持消极看法。在宗教人士眼里，他们的神是至高的，至善的，不容诋毁的。但是那些以上帝的名义，以真拉的名义发动的战争，耶路撒冷的血流成河也是善的吗？不同宗教的互相谩骂，优越感，只让我感到宗教力量的可怕。宗教实质上是利益的，宗教成员在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但他们组织起来，就与信仰无关了，反而跟利益挂钩。若不是虚荣心，美国的那位导演，又有什么立场去嘲笑那么多穆斯林的信仰；若是宽容，哪来宗教之争；若是纯粹，何必建立组织,设法去征服占领。这让我想到书中的“上帝一定是善 的吗”的问题，由于我的上帝是诉求的满足，善恶就靠诉求来判断。

看过旅美阿富汗裔畅销书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我感受到了宗教力量的可怕。塔利班在带给阿富汗希望后，又亲手把人们推向绝望。他们利用真拉的名义，让人们做祷告，禁止出行，娱乐，把信仰变为强制甚至是强权。但是如此的暴利，为何还是会有人追随，幻想他们能带来阿富汗的明天，那就是宗教的力量与可怕，当人们没有他路可选的时候，宗教是救命草，只能死死不放。

但是，文中的莱拉，玛丽雅姆却把信仰诠释的那么感动。阿富汗的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我们都知道，她们很少有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出门必须戴面纱，她们的美貌只能给自己的丈夫欣赏，若是让别的男人看了，那便是不贞。正如灿烂千阳里娜娜对玛丽亚母所说的—女人所学的只有忍耐。而在关键时刻，她们还是选择了反抗，这种反抗是在真拉的指引下，勇敢的前进。在困苦甚至我们看来是绝望的环境中，仍然并不放弃希望，仍然看得见真拉的千个太阳般的光芒，这便是信仰的神圣所在。所以，我认为，宗教并不等于信仰，宗教是组织的，甚至是有预谋的，而信仰是内在的，本质的，纯粹的。

快乐

《大问题》提到好的生活和快乐的问题，文中提到人人渴望快乐，但我们会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他。有人说现在的忙碌是为了以后的快乐，这因该是我们很多人在忙碌，伤心，劳累的时候自我的安慰或鼓励。我上高三时，天天有很多卷子做，不能看电视，连假期也只能在家复习，那时，总是幻想毕业以后欢乐自由的场景来使自己坚持下去。但是真真毕业以后，在疯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竟然开始怀恋以前忙碌的日子，暑假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乐。但如果让我再次回到高三，一切又会循环，即靠畅想来坚持。不知道是否有人跟我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当你达到你所设置的那个快乐的点时，他已经不那么快乐了。书中说一般意义上的快乐或者是狭隘意义上的快乐，是娱乐，享乐，没有焦躁等等，说即使有人认为责任，荣誉，工作本身也是快乐，也只能说明他们为了快乐而行动。但我觉得这根本不成立，人类这个物种，注定不会休息。我们的祖先在还是动物的时候，本可以和其他动物一样，原始的活着，但他们逐渐站立起来，慢慢学会用火，最终形成了智慧的人类。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最深沉的里面蕴藏着原始的行动的渴望。快乐有时是需要对比的，假使本无贫穷，富有会让人那么兴奋吗？那快乐是一种过程吗，肯定不是，没有哪个高三的孩子会说卷子堆积如山的日子是快乐的。我认为快乐其实是同步。有时，你一个人静静地走在街上，也会很快乐，因为那你此时的需求就只是安静，同步了，就快乐了;有人，上亿身家，却不快乐，反而觉得原先白手起家的生活更快乐，那是因为当他真真有钱的时候，亲情，友情或其他东西才是他想要的，现实与需求没有同步。

小结

我思故我存，多一点哲学方式的思考，多生活的一点体味，建立我们自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