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 新时期金融与宏观管理

第一篇：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 新时期金融与宏观管理

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

—— 新时期金融与宏观管理

2011年05月22日13:07 来源：人民网-经济频道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就我们关心的政策研究工作以及对论坛的议题发表一些想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我来之前知道本次论坛的大题目是“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不知道还有一个子题目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我想，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先说一说宏观管理。我觉得，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子题目，都是相互关系的内容。对于新时期的宏观管理,我想讨论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难度在于在这些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来作出宏观管理的决策，以及争取落实宏观管理的目标。这个不确定性，首先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最早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开始，那个时候多数人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在2008年9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

我国应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总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用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投资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

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最好的选择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的深化挡住。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一般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在2008年12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会议上就已有一个讨论，就是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适时退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刺激型政策在什么时候应退出？用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会有很大的难度

中国经济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复苏是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危机中挣扎。

在出现复苏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大家可能注意到2010年1月上旬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贷款利率。虽然我们还是延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提法，但是宽松的程度开始放缓、适度有所收缩。

我所说的不确定性特别表现在2010年，回想起来还是很近的事。2010年从2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市场透露出可能欧洲有些国家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件事在3月、4月一直不断地发酵，到5月初主权债务危机有爆发之势，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金融危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这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程度。至于说会导致财政债务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随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适度有所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8月末的时候又有问题。从报出的数据看，失业率将近10%，具体来说是9.8%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地起伏、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管理的货币政策到底调整不调整呢？或者调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这在2010年二、三季度始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在这种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

真正明确表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大家看到是始于2010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提高了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判断已是比较清楚的，需要货币政策转向，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汇总起来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去年年末，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明确了宏观调控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说，今年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复杂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仍比较多。确实这和常规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常规年代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没有这么大，以至对传统的宏观方法论提出了挑战。我想，这作为宏观管理的一个特点，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进行讨论。

第二，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为吸取危机的教训和防范在出危机，有关宏观管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来增强宏观管理。“宏观审慎性政策”这个词我们过去用得不多，国际上以前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2009年起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巴塞尔Ⅲ，它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调整。

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在我国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全球经济的讨论当中也在说，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我们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但是，我们也知道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负面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因此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和时机的把握，大家讨论时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和各自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有关。

中国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刚才提到中国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的针对性有一定的转向，并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平衡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点一下题目，新时期宏观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如何运用好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议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开始讨论了，我就说简单一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十二五”规划中写明的内容之一，它也为促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刚才俞正声书记致辞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我们希望，主要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

这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同时，历史上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积累经验，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鉴于很多与会者昨天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可兑换的，我认为跟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是有关系的。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接下来会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欢迎这方面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

我借此向大家介绍这几个供讨论的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第二篇：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就我们关心的政策研究工作以及对论坛的议题发表一些想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我来之前知道本次论坛的大题目是“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不知道还有一个子题目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我想，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先说一说宏观管理。我觉得，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子题目，都是相互关系的内容。对于新时期的宏观管理,我想讨论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难度在于在这些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来作出宏观管理的决策，以及争取落实宏观管理的目标。这个不确定性，首先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最早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开始，那个时候多数人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在2008年9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

我国应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总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用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投资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

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最好的选择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的深化挡住。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一般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在2008年12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会议上就已有一个讨论，就是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适时退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刺激型政策在什么时候应退出？用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会有很大的难度

中国经济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复苏是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危机中挣扎。在出现复苏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大家可能注意到2010年1月上旬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贷款利率。虽然我们还是延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提法，但是宽松的程度开始放缓、适度有所收缩。

我所说的不确定性特别表现在2010年，回想起来还是很近的事。2010年从2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市场透露出可能欧洲有些国家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件事在3月、4月一直不断地发酵，到5月初主权债务危机有爆发之势，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金融危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这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程度。至于说会导致财政债务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随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适度有所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8月末的时候又有问题。从报出的数据看，失业率将近10%，具体来说是9.8%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地起伏、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管理的货币政策到底调整不调整呢？或者调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这在2010年二、三季度始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在这种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

真正明确表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大家看到是始于2010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提高了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判断已是比较清楚的，需要货币政策转向，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汇总起来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去年年末，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明确了宏观调控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说，今年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复杂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仍比较多。确实这和常规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常规年代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没有这么大，以至对传统的宏观方法论提出了挑战。我想，这作为宏观管理的一个特点，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进行讨论。

第二，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为吸取危机的教训和防范在出危机，有关宏观管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来增强宏观管理。“宏观审慎性政策”这个词我们过去用得不多，国际上以前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2009年起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巴塞尔Ⅲ，它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调整。

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在我国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全球经济的讨论当中也在说，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我们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但是，我们也知道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负面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因此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和时机的把握，大家讨论时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和各自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有关。

中国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刚才提到中国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的针对性有一定的转向，并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平衡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点一下题目，新时期宏观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如何运用好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议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开始讨论了，我就说简单一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十二五”规划中写明的内容之一，它也为促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刚才俞正声书记致辞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我们希望，主要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这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同时，历史上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积累经验，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鉴于很多与会者昨天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可兑换的，我认为跟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是有关系的。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接下来会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欢迎这方面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

我借此向大家介绍这几个供讨论的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完）

第三篇：尚福林陆家嘴金融论坛讲话

尚福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支持民资入银行业

尊敬的杨雄市长，尊敬的屠光绍副市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我作为2013年陆家嘴论坛的轮值主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陆家嘴论坛的主题是“金融改革开放的新布局”。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成绩令人瞩目。今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继续保持了平稳健康运行态势。到今年5月末，银行的资产规模平稳增加，银行业总资产是140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增速和去年同期接近。存贷款平稳增长，各项存款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各项贷款72万亿元，同比增长15.6%，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资产质量总体稳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03%，比去年略有增加，但是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水平；拨备覆盖率280%，也就是说有一块钱的不良资产现在有2.8元的拨备，拨备覆盖率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前几天因为受多项因素影响，市场出现了一些流动性紧张的问题。总体看，我们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并不短缺，截至6月28日，全部金融机构的备付金余额是1.5万亿左右，高出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的一倍还多；而且存款准备金率一直是在20%左右，支付头寸充裕。这几天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已经开始缓解，这种情况不会影响我国银行业平稳运行的总体格局，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业务结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是应该引起银行业的高度重视的，需要银行业加大风险管理、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的力度。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按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本质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重点推进完善五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完善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银行业机构体系。重点引导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合理定位、科学布局，通过特色化发展、差异化竞争、专业化服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

二是调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防范道德风险，防止风险外溢。

三是推进非银行金融机构专业化规范发展。继续推动信托公司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信托在新型产权制度、社会民生领域、财富管理等方面的功能优势，促进社会资本与优质项目高效对接。鼓励金融租赁公司适度扩大租赁物的范围，积极发展成套设备和重资产项目融资租赁业务，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准入标准，强化内部管理，支持企业集团提高发展质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完善贴近市场、根植实体的银行业服务体系。要牢牢把握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健全现代银行业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针对性强、持续性好、附加值高的金融服务。

一是利用信贷杠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高端服务业、绿色环保产业等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按照中央“四个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推动调整过剩的产能。

二是发展消费金融助推消费升级。要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的范围。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着力培养新的消费增长点。根据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消费特点创新产品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

三是创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效能。支持银行与网络、电信运营商，开展高水平、深层次的合作，创新服务模式、服务渠道和业务产品，借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增强支付结算、资金融通、咨询顾问等综合化的服务功能。下沉机构和网点，创新机制和产品，根据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产品批发商的特点，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金融服务便利化为重点，支持企业“走出去”。

第三，完善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以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功能互补、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要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是要规范发展理财融资。充分利用银行自身的技术、网点和人员优势，将理财业务规范为债权类的直接融资业务，不断探索理财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新产品和新模式。

二是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要支持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信贷存量，进一步发挥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功能作用。

三是积极促进债券市场发展。推进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探索发行“三农”金融债，创新资产负债管理方式，继续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第四，完善风控到位、运行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充分发挥风险管理第一道防线作用，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近期，一些国际机构和业界人士对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债务、房地产等领域风险表示担忧。应该说，这些风险是我国经济增长转段、发展转型、体制转轨当中的一些反应，当前大家对这些风险应该讲都有了充分认识，只要采取正确的风险管控措施，这些风险是可控的。

下一步我们将要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加强平台贷款的规范管理，切实缓解其风险隐患。同时要抓紧研究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制度和办法。在房地产贷款方面，截止到4月末，贷款余额是13万多亿元，其中住房按揭贷款占比接近70%，在房地产贷款当中按揭贷款占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是讲信用的，按揭贷款的不良率非常低，不良贷款率远低于1%，房价上涨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房地产商的名单制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我们现在对房地产商进行名单式管理，非信贷融资得到了有效控制，房地产贷款的总体风险也是可控的。

在理财业务方面，截止到一季度末，理财资金账面余额是8.2万亿元，70%以上投入了实体经济。为了防止理财资金“脱实向虚”，对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提出了总量控制的要求，我们年初有一个8号文，里面都有具体的规定，对它提出了总量控制的要求，再有就是投向管理，也就是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同时还提出了审慎风险兜底管理的要求，也就是要比照自营贷款管理，对于非标产品要比照自营贷款的管理等等一系列监管要求。下一步，要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这样的一个原则，继续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

第五，完善稳健审慎、协作良好的银行业监管体系。金融越发展，监管就越重要。监管部门将围绕简化金融结构、防范关联交易、控制杠杆倍数和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健全制度安排，强化监管措施。我们提出来的这几个方面，是总结了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和我们在金融监管当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这么几个方面。金融结构越复杂，实际上就会产生一些脱离实体经济要求的一些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变复杂了，变成了金融机构之间直接在交易，对实体经济讲是说衍生产品会对冲一些风险，实际上这些风险越积累越多，最后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使金融整个结构简化，要围绕着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要注重防范关联交易，要控制杠杆倍数，杠杆倍数越多，风险越高，这是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再有就是要增强透明度，使风险及时暴露、及时发现。

一要进一步是完善银行业监管框架。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的监管政策框架，提升单体机构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应对能力。加快监管机制流程创新，改进监管工具、方法，提高数据质量，加强行为纠偏和违规处罚，提高监管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权威性。

二要加强监管政策协调。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统一把握监管标准和尺度，努力解决跨领域、跨行业监管交叉、空白和重复问题，防止监管套利，减少监管成本，降低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现在由于金融业在综合经营方面做了一些试点，有一些产品，特别是在财富管理方面有一些产品的开发，容易产生机构的套利，也容易产生风险相互转移。所以我们要健全监管的协调机制，统一把握监管标准和尺度，来防范风险的传染和转移。

三是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把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重要监管目标放在突出的地位，要通过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扩大市场约束和公众监管效应。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定价管理机制，严格规范金融服务收费行为，加大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积极主动的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在金融消费的产品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对个人的金融消费产品，我们是希望第一这些金融产品透明度要增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就要明示给消费者，要告诉别人这个产品收益可能的情况，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告诉消费者它的风险在哪里。因为作为银行来讲，银行历来过去是做储蓄业务的，大家都认为把钱存在银行是没有风险的。过去我们宣传储蓄的时候，有句口号叫做“功在国家，利在个人”。现在银行在做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产品，做投资产品和储蓄不一样，投资的话投资者要担负一定的投资风险，银行在做这种产品的时候是不是把风险很明确地告诉了投资者，使投资者知情。

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要充分评估金融消费者风险的承受程度。如果把一些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卖给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很低的投资者，恐怕是不合适的，不符合我们监管要求，也不符合金融机构本身服务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方面是增强透明度，一方面是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另一方面还要提高消费投资者自我保护的能力，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

女士们、先生们，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银监会将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坚守风险底线、鼓励金融创新，积极引导银行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第四篇：周小川在第三届中法金融论坛上的讲话

周小川在第三届中法金融论坛上的讲话

央行

201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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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诺瓦耶行长，中法金融界的各位同仁、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这里共同参加“第三届中法金融论坛”。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向诺瓦耶行长和法国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对有关单位及与会专家、学者对本届论坛的支持以及这次会谈的主办单位法国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首先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业改革开放等问题谈几点看法。

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艰难复苏，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确立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经济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主要指标目前处在合理的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物价总水平和就业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我们目前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提高其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当前，货币信贷处于合理增长的区间，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市场利率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经济首先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成功地克服了巨大的冲击和困难，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实现了复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随后，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回落，对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经过深入的经济分析和统计数据可以认识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结构优化之间是有一定的权衡关系。此外，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耗及环境保护、环境质量方面也有一定的权衡关系。当然我们说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和物价稳定有一定的权衡关系。中国现在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很大，所以解决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还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经济增长。在这几者关系中间需要进行很好的权衡，特别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曾经一度有所回落，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中国政府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就是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突出强调通过市场化改革，通过发挥市场的活力，来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不是通过过度宽松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和就业。

目前看起来，这些政策已经初步显现一定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结构调整方面，在经济平衡方面，以及在未来的若干年我们可能看到在能源、在环境，在其他方面能够取得一些明显效果。货币政策的操作也是非常明显的围绕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来进行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题目，是关于货币政策。

第二，借这个机会讲一下金融改革。

中国刚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继续研究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功能。

中国坚定不移的推进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应该进一步的有所提高，整体金融的实力和风险抵御的能力需要得到明显的加强。

在最近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大家可以看到未来金融改革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在价格方面，要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要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序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也就意味着让市场供求力量更多地决定外汇市场的平衡点，减少央行常态式的外汇市场干预。

另一个重要的市场化内容，就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期中国在健全市场利率定价的方面正在进行制度建设，一方面，我们十多年的时间已经在利率市场化方面逐渐推进；另一方面，还在酝酿下一步更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在存款利率方面的利率市场化。为此，也需要建立一些机制，包括定价机制、报价机制。与此同时，要完善中央银行利率的传导机制，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以便在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

为了使市场上更好的获取市场定价的基准利率，以便更好的决定每项业务的利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也提到了，要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当然我们目前已经有国债收益率曲线和其他类似的基准利率体系，但还是需要进一步建设并完善，以便各类市场参与者有更明确的基准作为参考。

下一个方面，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就是要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有利于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方便地从事金融市场的各种活动，以及各种投资贸易活动。减少外汇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审批，从过去重视行政审批转变为重视监测分析，从过去重视微观管理改为重视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与此同时，进一步方便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双向开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各项经济活动。

从组合投资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条件成熟时要取消对QDII和QFII资格额度审批，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第三项主要内容，配合整个关于投资和市场准入的管理，要放宽市场准入，要使金融业在竞争性市场上为国内的经济活动和跨境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从市场准入的角度来讲，中国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会加快与欧盟，与美国投资保护协定(BIT)的谈判，将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到负面清单，研究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些做法正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进行实验。这些都表明市场在准入方面更加自由，将来更加依赖于竞争性的金融服务。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方面，也将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准许民营经济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等等。总之，金融市场将通过竞争性服务为国内和国际的经济金融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以上是我对于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中国和法国经济金融合作历来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取得很多成效的一个领域，过去我们已经举办了两次“中法金融论坛”，这次是第三次论坛，我们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合作。

中法相互之间，首先在贸易方面有很多的交易，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者目的地。现在，不仅是过去占主要地位的直接投资，在组合投资方面也越来越多的看到法国在中国的投资。法国中央银行将通过向中国银行间市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管理他们的资产。

中国前几年已经开始通过QDII来参与国际市场的投资，其中也包括在法国债券市场上的投资。中国外汇储备历来保持对欧元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们也历来是法国政府债券和其他法国债券有显著比例的投资者。但是我们相信民间，特别是私营部门可以有更多潜力可以发掘，金融机构可以在中法合作中找到很多机会，给各种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同时也提供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分析。同时金融界历来也是各国之间经济金融联系的先导者，可以提供很多分析、意见和前瞻性的看法。

从中国方面看，我们认为法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很多著名的金融机构和中国的金融机构有很多的交往，历来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认为法国的金融机构中有很多是我们银行间市场重要的参与者。相信中法之间的金融合作空间很大，对中国来讲也非常重要，中国的同事们一定能从中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两国的交流和发展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此，我预祝中法第三届金融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并希望法国来宾们，特别是诺瓦耶行长和其他客人们，北京之行取得成果，结识更多的中国朋友，共同推进中法金融的合作，谢谢大家！

第五篇：周小川行长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周小川行长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中午好。很高兴参加财新峰会。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记者们说我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讲过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他们希望验证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怎么样。我发现，记者们的理解力很强。首先，我确实在那里说过，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可能很多人马上理解成究竟是要快速治疗，还是要渐进治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首先肯定是最直接的，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含义。我想借这个机会略加解释。

一是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扩大内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内需扩大后，出口和内销的比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进口也会扩大，相应地国际收支顺差会减少。同时，劳动工资会向上调整，能源资源价格会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在环境成本方面，中国过去定价比较低，而随着环境成本的真实化，某些制造行业将会感受到社会经济综合成本的上升。在价格机制方面，包括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把握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一揽子政策有点类似中药配方的综合治疗。我们希望这个综合治疗是有效果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不单独强调某一味药特别有效或者单独就能起到足够作用的看法。这或许反映出，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可能有所不同。

二是中药治疗方法中包含一种做法，就是动态调整和试错。所谓动态调整，就是指中医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变化来调整药味。有一些药会取消，有些新的药会加进来；同时，各药味剂量也会作调整，有些剂量会加大一些，有些剂量会减少一些。总体来说，是根据病人的反馈进行调整，反馈也就是观察病人身体状况的改进情况。可见，这是一种动态调整，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动态调整。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有些方面要凭经验。而经验是建立在试验和统计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其逻辑是可以进行调整，没有用的药或者副作用大的药会被取消，或者被减量，这就是试错。我想这也是一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例如，我们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过程中，曾较多地倚重出口退税的调整。但是，后来发现出口退税的调整可能也有不少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平等竞争的原则不一致。之后，使用这种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就发生了动态调整，这反映了不断演进和进步的过程。

总之，我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

二是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题目。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专家在谈，我个人尽量不要说太多，也不发表评论，比如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不一定对。应该说，美联储的QE2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人民银行与美联储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多次沟通，国际清算银行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例会就是其中一个渠道。多数情况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亲自出席，有时也会由美联储理事参加，他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做了相当多的阐述。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很多说法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从美联储的职能定位来说，它要对美国经济负责，要为创造美国的就业和保持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负责。因此，在美国经济复苏比较脆弱、失业率比较高、通胀率很低，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下，美联储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大家议论中都谈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不仅行使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多的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都使用美元，资本流动、直接投资、金融市场交易也大量使用美元。因此，美元对全球产生影响。如果说QE2政策对于美国本土是一种优化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较优的政策选择，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可能不一定是优化的选择，也许会产生某些副作用。这一点正说明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可能最后还要归结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像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如果它的国际角色和国内角色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释和分析。

说到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我想答案其实不少人都已经谈到了。我只想补充两点。一是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是对资本项目实行管理的体制，资本项目下不正常的资本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必须绕道而行。在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毕竟可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尽可能地防止这种行为发生。二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在总量上实行对冲。也就是说，如果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并通过对冲不让它泛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从池子里放出去让它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当然，这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资金进来后又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套戥的机会，英文称arbitrage，比如利率的差别、货币汇率的变动。这样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获得投机性收益。让这些资金流进来赚钱，大家心里都会很不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套戥机会，总会有人去做套戥的行为，而且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让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些情况。那时候，中国各地之间、城市之间的很多商品价格并不一致，所以出现了“倒爷”，这些人被批评为“二道贩子”，搞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赚取差价。这表明，如果商品领域中存在套戥机会，几乎很难防止有人不这样做。尽管大家在感情上可能很憎恨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机会，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逻辑，必然会有这种行为。如果要制止它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总不能为了控制“二道贩子”，火车就不开了。那样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要比治理“二道贩子”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必须要对代价进行衡量。

全球金融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当时进行套利交易的货币主要是日元，因为当时日元的利率很低，有很多套利交易的标的是澳大利亚元和新西兰元。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做呢？如果能够抓住其中的大头，或者说是政府的政策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自然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实际上是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妇在做这件事情，而要想制止家庭主妇做套利交易，难度非常大。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上注意保持基本平衡，注意防范各类风险，该对冲的要对冲掉。其次，尽量防止投机性行为，减少通过套戥机会来发财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套戥的机会。

因此，如果要综合分析QE2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研究视角，我在这里补充几个角度。可能讲得不一定对，下一个阶段还会花很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2010年1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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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2010-12-10 15:05:00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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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货币增长19.5%。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幅比上月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5.9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幅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低12.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当月净投放现金607亿元，同比少投放7亿元。

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11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50.35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同比多增20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47.43万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4.1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同比多增2692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896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371亿元；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74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6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930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56亿元。外币贷款余额4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当月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

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11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7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同比少增100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70.87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和8.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同比多增88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332亿元，企业存款增加5737亿元，财政存款净减少2119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321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当月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有所上升。2010年11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7.71万亿元，日均成交8049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55.3%。

11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76%，比上月高0.08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81%,比上月高0.12个百分点。（完）

2010年11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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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沟通交流

2010-12-17 16:22:38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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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十一个月，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11月份，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量有所增加，短期债券发行比重有所上升；货币市场交易活跃，货币市场利率持续大幅攀升；现券交易量有所增加，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下跌；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较大幅度上移。11月份，上证指数先涨后跌，市场日均成交量较上月萎缩。

一、债券发行情况

2010年前十一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40786.2亿元，同比增加6.2%。11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4116.3亿元，较上月增加18.8%。截至11月底，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16.1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

21为15.7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97.5%。

前十一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券以短期和中期债券为主。11月份，短期债券发行的比重较上月有明显上升。

二、拆借交易情况

前十一个月，同业拆借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市场交易活跃。同业拆借交易量累计为25.2万亿元,同比增加46.5%。11月份同业拆借累计成交2.7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17.6%；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1天期品种共成交约2.4万亿元，占本月全部拆借成交量的88.9%。

11月份，同业拆借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76%，较10月份上升9个基点；11月30日7天拆借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0个基点。

前十一个月，回购市场交易相对活跃，债券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77万亿元，同比增加27.1%。11月份，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量为7.9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22.1%。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1天品种共成交6.3万亿元，占本月全部质押式回购成交量的79.7%。

11月份，回购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81%，较10月份上升12个基点；11月30日7天回购加权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1个基点。

四、现券交易情况

前十一个月，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同比大幅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57.4万亿元，同比增加35.3%。11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6.9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20.2%。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138.9亿元，较10月份增加21.2%。

11月份，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均有所下跌。银行间债券指数收盘为131.6点，较上月末下跌2.6点，跌幅为1.9%。交易所国债指数收盘为126.1点，较上月末下跌0.2点，跌幅为0.2%。

五、股票交易情况

11月份，上证指数先涨后跌，上证指数月末收于2820.2点，较上月收盘下跌5.3%。沪市日均交易量为2109.8亿元，较上月减少227.5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情况仅指我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情况（不含央行票据和企业债券）。

2不含央行票据托管量，含公司债券托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