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讲话

第一篇：周小川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讲话

周小川答有关“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是是非非”

未来金融改革走向何方？金融对外开放进展如何？对市面上热炒的数字货币，怎么看、怎么管？发布会中透露哪些重要信息？我们元立方金服研究员对此次发布会的重点作了梳理，总结如下：

一、“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新常态”——中国是否会紧随全球加息步伐？

美国方面，美联储2015年12月启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开始了缓慢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此后，美联储在2016年12月、2017年3月和6月先后加息，并于2017年10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去年美联储12月加息之后，因奉行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香港金融管理局14日宣布，基本利率根据预设公式上调25个基点至1.75厘，即时生效。

在此之前，全球还有一些主要经济体先后宣布开启加息周期。随着世界经济状况日益改善，主要经济体保持好于以往的复苏态势，过去几年全球货币政策明显分化的局面将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大概率事件将是全球货币政策发生转向，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严重衰退的宽松货币政策，甚至是超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将缓慢而谨慎地回归正常化。

问：在此背景下，今年央行是否仍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

答：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是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

以投资投资需求来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所以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

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所以“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也要进入“新常态”。周小川提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

结论：金融领域“提质保量”，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才是未来发展方向。今年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也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在国家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格局中，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要去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的力度。就是今年工作报告中讲的是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合理增长，没有讲数量和指标，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也将会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常态。

二、数字货币的去向——虚拟资产交易能否行得通？

自从匿名人士（或匿名组织）中本聪提出名为比特币的P2P电子现金系统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十年时间。虽然最初虚拟货币的概念仅在极客、程序员、自由主义者和计算机朋克等少数圈子中流行，但2017年，虚拟货币及其相关技术开始走向主流。同样在2017年，我们不再是仅仅听说比特币和去中心化的概念，而是切身地看到了它如何改变世界。

然而，从合规的角度来看比特币，站在央行的角度，无论是反洗钱还是反欺诈和反贿赂，比特币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它会被用于上述犯罪活动。最近两年，对于这种平台的监管，央行及各个监管部门都各自采取了强有力的手段，关注度十分之高。

问：央行当前关于数字货币的研发以及应用前景如何？

答：人民银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数字货币。

在对数字货币的定义中，周小川是这样回答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实际上电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对于数字货币研究的意图上，周小川强调：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

结论：所以，对于数字货币而言，随着其自身价格的不断大幅波动以及潜在的市场风险。我国的研究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不是虚拟资产交易方面。对于虚拟资产交易仍需要更加慎重。大方向上，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我国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基本导向。

三、房产投资——是进是退？

2017 年以来，多个城市住房信贷政策明显收紧，市场反映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偏紧、利率上升。

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第九条中提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问：今年住房信贷政策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答：关于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提出，房贷利率是略有上升。但大家从稍微长一点的周期来看，它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结论：2018年“差别化信贷政策”将为房地产市场利率政策的主导。一方面要消除房地产市场的部分泡沫，同时还要落实好“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口号。房地产市场在短期调控达到预期效果后，预计长效机制建设将提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协调发展将成为政策要义。

四、相对于单独对证券、银行等金融公司的监管，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将如何聚焦？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资本市场，但由于当时根本没有分业和混业的理念，所以一开始处于自然而然的混业状态。

由于法律所限，几乎所有金融公司、市场机构和投资者都是在悄悄地搞混业。而所谓的金融控股公司，一是社会上现在出现了金融控股的行为，有的叫金融控股公司，有的没有叫金融控股公司，但实质上有一些集团里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做法，可能控股了多家金融机构，可能还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有证券、有保险、有银行的、有信托的等等。

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来源于市场中产生的巨大的从分业走向混业的需求以及近些年资产管理业务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众多风险和问题。在中国这个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规则上存在空白，监管的主体也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要牵头抓紧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的原因。

问：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它与单独对证券、银行等金融公司的监管有哪些不同？

答：首先，金融是高风险行业，你必须有一定的本钱来支撑稳健经营，强调资本真实性、资本质量、资本充足，这是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的一个内容；其次，股权结构，集团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的结构，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应该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同时，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管理。

结论：要保持一种稳健经营、透明度可能是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和起草一些基本规范文件的起点。同时，我们认为从近期公布的资管新规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来看，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强化根据产品类型进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

机构的行为监管，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即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双重监管将成为监管工作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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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元立方金服

作者：余小茹

第二篇：周小川讲话

周小川：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 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2010年12月09日 21:28 来源： 央行网站 【字体：大 中 小】 网友评论

“十一五”时期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成就

周小川

2010年12月9日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以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使命，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发展。五年来，金融业实现了历史性飞跃，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金融业整体实力持续增长，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

“十一五”时期，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较快、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局面，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把握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既有效保持了币值稳定，又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提高金融体系整体抗风险能力。

（一）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十一五”头两年，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人民银行及时将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先后1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10个百分点，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对信贷总量的调控，不断优化信贷结构。

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出口大幅下滑，部分企业陷入困境，就业压力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及时将货币政策从“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先后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保证流动性供应，明确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货币信贷较快增长，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对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发挥了关键作用。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人民银行前瞻、灵活地调整政策重点、力度和节奏，通过窗口指导、风险提示、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注重贷款平稳可持续增长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2010年以来，人民银行又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引导货币条件从应对危机状态稳步向常态回归。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二）及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2005年证券公司风险全面显现，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按照行政指导和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稳步推进证券公司重组工作。牵头及配合处置了72家高风险金融机构，妥善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及时化解，维护了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保障了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之一，就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正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良药。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明确提出执行宏观审慎政策应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各国也更加重视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增强宏观调控弹性，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住房抵押贷款按揭成数等手段加强审慎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建立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全面提升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为有效防范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7年7月，人民银行牵头成立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监管协调机制，搭建了跨境资金流动联合监管平台。2008年以来，在国务院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着力研究解决金融领域重大问题，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与相关监管部门协调，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进程，推动建立健全以存款保险、证券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为主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启动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工作，强化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评估。

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处理好规模、效益和风险的关系。同时，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坚持市场化基本取向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十一五”时期，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改革，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为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金融业发展注入强大生机和活力。

（一）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十一五”期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成功上市。开发银行已由政策性银行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方案基本完成。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积极配合财政部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促进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改革平稳进行。通过改革，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日益完善，经营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为改观，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增强。2010年三季度末，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1.6％、11.4％、11.7％、11.6％和12.5％，均较2005年末明显提高；不良贷款率为1.15％、2.08％、1.10％、1.14％和1.22％，呈逐年下降趋势。

（二）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逐步改善。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产权制度和内部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历史包袱初步化解，资产质量不断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对2408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1699亿元，对其中的2366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1650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7％。对新疆等四省（区）发放专项借款21亿元。

综合运用支农再贷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涉农票据等货币政策工具，增加支农资金来源，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10年10月末，全国支农再贷款余额达676亿元，农村信用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大型商业银行低6个百分点，增加信贷资金来源约4200亿元。

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截至2010年8月末，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334家，其中开业271家（村镇银行233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0家），各项贷款余额411.3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123.4亿元。各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167家，注册资本1356.33亿元，贷款余额1438.04亿元。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运行效率，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对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2004年10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构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建立健全市场利率体系。2007年上海银行间市场拆放利率（Shibor）正式运行并逐步确立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2008年10月以来，商业银行利率自主定价空间进一步扩大。

（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历史性一步。2010年6月，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逐步扩大，进出口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能力逐步提高。

三、坚持发挥金融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十一五”时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不断创新、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加强，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

（一）依托银行间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方向，在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行政审批，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化机制；依托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发展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约束机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成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加强债券场外市场自律管理；大力加强托管结算、交易、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债券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市场体系日益成型，已形成以银行间场外市场为主、交易所场内市场为辅，场内外市场并存、分工合作、互通互联的债券市场体系。产品品种日益丰富，顺应市场需求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地方政府债、汇金债等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市场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基础制度不断完善，较好维护了市场秩序、保护了各方权益。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债券发行管理不断优化，市场化定价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披露制度对相关主体的约束力持续强化。2010年前三季度，债券发行量（含央行票据）达8.1万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172.7％。债券市场规模已跃居亚洲第二、世界第六。

（二）同业拆借市场和票据市场迅速发展。2007年7月，人民银行颁布《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此后同业拆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2010年前三季度，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20.3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20倍。2007年，人民银行牵头制定并在全国推广统一的票据市场交易合同，票据市场交易标准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2010年前三季度，商业汇票累计签发8.62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1.76倍，累计贴现18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

2.8倍。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的迅速发展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管理、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加快发展。2005年以来，外汇市场产品日益丰富，交易系统不断完善，初步构建了由柜台零售市场和银行间批发市场组成、多种交易方式并存、覆盖即期、远期和掉期等各类基础外汇产品、价格联动、分层有序的外汇市场体系。同时，黄金市场产品逐渐增多，参与主体持续扩大，服务体系日趋完善。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4613.89吨、成交额1.19万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593.1％和1458.7％。加快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发展对完善和丰富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坚持在对外开放中提升金融业竞争力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国际化水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努力缩短与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差距，增强自身发展活力；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我国金融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各类资本，壮大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进一步简化结售汇审核程序，允许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外汇资金运营，提高个人购汇总额，大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取消对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促进资本双向流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除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仍严格管制外，其他项目已实现一定程度可兑换。在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不断加强和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展多元化投资，确保外汇储备资产总体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取得重大进展。2009年4月，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国内试点地区扩大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业务范围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1970.8亿元。同时，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参加银行使用依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增加人民币保值增值渠道；开展跨境项目人民币融资和资本项目个案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稳步推进，顺应了国内外市场的意愿，拓宽了境外人民币资金的来源渠道，满足了企业跨境业务多元化的需求，进一步密切和巩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

（三）国际和地区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十一五”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决策部署，主动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努力改善我经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相关准备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一揽子建议，为我参与国际社会危机救助与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治理、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做出了积极努力。正式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讨论和制定。推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我国份额占比将升至6.394％，排名跃居第3位。加入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积极推动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妥善应对国际社会提出的金融援助要求，先后签署8份总规模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积极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等重大机制化活动，宣传和阐释我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改革，增信释疑，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氛围。加强东亚金融合作，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推动成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东亚地区的多边救助机制从设想变为现实。与港澳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进一步推进。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战略选择，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必须把国情意识和世界视野相结合，既要学习借鉴国外金融业的经验做法，又要结合国情特点，以我为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在实践中始终注意把握对外开放节奏和力度，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积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

五、坚持高效便民宗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在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金融服务的工作中，始终牢固树立高效便民的宗旨意识，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金融服务创新为着力点，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一）支付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十一五”时期，人民银行在认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深入研究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建成并运行大、小额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等。农村支付服务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支付清算系统运行平稳，维护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功能和布局日趋完善，在支持金融创新、加快社会资金周转、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促进经济金融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与普及，银行卡实现了全国联网通用，人民币卡在境外受理和发行不断扩大，100多家中央预算

单位、25个省（区）的地方预算单位实行了公务卡结算，支票可以在全国通用，13个省（市）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账户实名制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投入运行并发挥重大作用，防范与打击利用假名账户从事诈骗、偷逃骗税、贪污受贿、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二）征信管理和服务稳步推进。“十一五”以来，人民银行在推动征信管理条例出台、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已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地方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户贷款难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0年10月底，全国累计补充完善中小企业信息211.8万户，其中14.3万户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26325亿元。截至2010年9月末，共为1.27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对8037万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其中7254万户获得贷款，贷款余额为1.24万亿元。

（三）国库现代化体系不断完善。近年来，人民银行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库”的目标，初步形成了以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和国库管理信息系统三大系统为基础的国库业务管理系统的架构。国库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和服务功能的丰富给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少实惠。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为纳税人提供了各种纳税申报与缴税便利，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在几秒钟内实现税收的纳税申报、缴款全过程。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上线后，各级次的预算收入可直达目的地国库，县级国库收纳的中央预算收入，从以前2-3天报解至总库，缩短到几秒钟。2010年1至10月，全国共有30个省市的4个分库、104个中心支库、479个县支库办理了涉农补贴、家电下乡、抗震救灾等政府补助资金项目的直接支付业务，累计支付业务量1007.4万笔、金额69.47亿元，政府补贴资金实现从国库到农民、受灾群众的点对点发放。

（四）反洗钱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自2003年开始履行反洗钱职能以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建设，推动并参与起草《反洗钱法》，初步建立了以《反洗钱法》及其四个配套部门规章为核心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体系。牵头建立了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可疑交易情报会商制度、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依法开展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领域反洗钱监管工作。积极参与国际反洗钱合作，2007年6月正式加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志着中国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体制已与国际标准接轨。2009年7月，正式恢复在亚太反洗钱组织（APG）的活动。不断扩大可疑资金监测分析范围，积极开展反洗钱现场检查，协助公安等有关部门破获了多起洗钱犯罪案件，在国家反腐败、禁毒、反恐、维稳、扫黑除恶等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有效推进，统计数据的时效性明显提高。货币发行管理进一步加强，现金供应及时充分。全面开展反假货币工作，重点加强农村反假货币工作，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假币案件侦查，并取得明显成效。金融会计制度化建设不断加强，金融全行业率先实现在2009年之前采用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六、始终关注和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举措。“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推进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探索适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服务模式，充分发挥金融业在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一）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督，着力优化信贷结构。贯彻落实“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使贷款真正用于实体经济，用到国民经济最重要、最关键的地方。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的信贷支持；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保证在建重点项目贷款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放贷管理。强化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防范信贷风险。

（二）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中小企业信贷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引导和鼓励银行开发信贷新品种，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推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配合全国工商联部门在完善政府引导型担保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企业互助担保和商业性担保业务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2010年3季度末，小型企业贷款余额7.12万亿元，同比增长27.7％，分别比中型、大型企业高8个百分点和15.2个百分点。

（三）大力发展“民生金融”，积极做好“三农”、就业、助学、扶贫等金融服务。出台有关信贷政策措施，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家电下乡、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全面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截至2010年3季度末，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为11.1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2.7％，同比增长26.6％。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创业促就业。截至2010年8月末，小额担保贷款余额233亿，同比增长68.7％。大力做好助学贷款工作，截至2010年8月末，国家助学贷款余额303亿元。完善体制机制，做好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金融服务政策的协调配合，着力打造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平台。增强对灾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十一五”时期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紧密协作的结果，是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工作、奋力拼搏的结果。“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人民银行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力争在金融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第三篇：浅谈金融与金融发展

浅谈金融与金融发展

一、各类金融定义

有关金融的定义，历来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金融是指资本市场的运营、资产的供给与定价，包括有效市场、风险与收益、期权定价与公司金融等。历来对于金融的理解大致有“资金融通论”、“金融资源论”、“金融产业论”、“金融工具论”、“金融媒介论”几大理论。

资金融通论：该论调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新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辞源》（1915年版）对金融的理解均属此类。虽然只是将“金融”进行了简单的拆分，但这种说法最为经典的。王邵仪补充道：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资金的经济活动。

金融资源论认为金融是人类社会财富的索取权，是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有限的或稀缺的資源，是社会战略性资源。

金融产业论认为“金融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平等的产业”，以经营金融商品和服务为手段，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金融工具论和金融媒介论均着重强调了金融的功能性。一个指出无论经济环境如何，金融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另一个认为金融是重要的媒介工具。但二者都忽视了金融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除了上述的专业解释，董玉华则指出“金融是一种担当”，认为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注重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金融应具备面对利润诱惑而坚持国家经济和产业政策不动摇的“担当”精神。

二、金融与金融发展

随着金融的发展，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以货币（资金）为金融对象、以借贷为主要信用方式、包含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各类金融市场活动以及国家调控机制。这五大方面的发展共同促成了现代金融的发展。简单来讲，金融是人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实现融资、盈利等目的的活动。但这只是对于金融最浅显的理解，随着金融活动的多样化，金融定义将会越来越复杂。

现代社会下，金融的功能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资金融通”。除了早期的服务功能、中介功能以及上述各类理论所涉及到的资源配置功能等，金融不断演变出了现代社会下的功能，例如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等。而衍生工具的出现也使人们在企业经营、财富管理中实现风险规避。

提到金融发展，早期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由Gurley和Shaw（1960）最早提出。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增长，即金融种类数量增加、规模增大。Goldsmith（1969）后又补充相关理论，他搜集35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认为除非发生战争与通货膨胀，否则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的变化轨迹都会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而另一方面，Merton（1995）首次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他指出尽管各个国家及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一致，但是金融体系的功能都是配置资源。Levine

（2002）指出金融市场功能的提升，能够使金融体系在特定过程中变得更有效率。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体系功能的不断完善，效率不断提高来促进金融发展。

三、金融发展衡量指标

经济学家Gold

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它表示一国在某一时点上所有未清偿金融工具余额（金融资产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值，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发展水平就越高。使用FIR指标的分析方法大致有三种：Gold

Smith分析方法，我国学者贝多广的分析方法以及谢平的分析方法。

Gold

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使用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货币化比率、非金融部门的资本形成率和外部融资比率等数据来计算FIR，但该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贝多广则选用资金总量、国内各总部门借款总额、各经济部门自有资金（储蓄）总额、国外资金流入净额等数据，但数据获得较困难。谢平提出用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同期GNP之比来代表FIR。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指标也逐渐被探索出来。Levine（1997）采用了四个指标，除了传统的金融相关比率FIR，还采用了银行信贷与全部信贷（即商业银行信贷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比、私人企业信贷与国家总信贷之比、私人企业信贷与GDP之比。Rajan和Zingales

（2003）在研究不同经济政策选择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时，选用了商业银行存款总额与GDP之比、国内企业股票发行市值与GCFC（固定资产总额）之比、国内企业股票市值与GDP之比和国内上市企业数目与人口之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指标较传统指标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改进，但核心仍然是宏观加总指标，没有涵盖微观层面。

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彭建刚和李关政（2006）在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关系时，选用贷款相关比率和金融结构比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樊纲等人（2010）在编制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市场化指数体系时，计算了金融业市场化指数、金融业竞争指数和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指数，后被很多学者采纳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第四篇：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一，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

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后，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明确了当时国家计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加快转向间接调控。

亚洲金融**期间：整顿与应对冲击

泰国在1997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问题，到下半年金融危机迹象就比较明显了。亚洲金融**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持续了4～5年的时间。亚洲金融**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金融整顿。当时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金融领域有很多混乱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会计标准没有建立，商业银行贷款分类方法不科学，财务纪律不规范，资本金也不充足，使得在亚洲金融**影响下，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闭破产，广国投事件是最重要的案例。

另外，为应对亚洲金融**冲击，我国调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需要在适当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在金融调控方面，还是需要进行垂直管理。因此，199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做了调整。

再有，金融业配合国家对亚洲金融**造成的重大冲击进行恢复。为应对危机冲击，当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和金融部门都要配合这方面工作。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国有企业脱困。受亚洲金融**影响，国有企业困难比较明显，因此国家推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其实，当时银行业也相当困难，不良资产大概在25%～45%，损失也很大。但国有企业涉及更多人就业，问题更加紧迫。因此，国家通过债转股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大型银行不良资产，帮助国有企业休养生息，走出亚洲金融**带来的大量下岗和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由金融系统先承担更大的损失，等国有企业状况好转后，金融业还得回头再来收拾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

2002～2008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从2002年下半年左右、走出亚洲金融**影响开始，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人认为，这个阶段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关于健康化和规范化。很多改革既是健康化，同时也是规范化。在亚洲金融**影响下，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多问题，不良资产很多，资本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起伏不定，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发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较混乱。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公司处于大面积利差损，即当通货膨胀高、利率高的时候，保险产品参考银行利率承诺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当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实际收益率较低，就会出现巨大的利差损。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非常不健康。

亚洲金融**之后，就需要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要进行财务重组，就需要弄清资产质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会计准则。银行财务状况对会计制度非常敏感，资产负债表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会计制度。之前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会计制度有所改动，但是不够彻底。当时资产损失不能减计和计提，比如库存损失了或者某个投资项目损失了，都不能计提。这样，银行对企业贷款质量衡量和对不良资产的计算就是不真实的。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上市公司会公告盈利状况，但因为损失没有充分计提，数据是不真实的，对资本市场也会造成不良影响。2001年、2002年前后，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这是非常实质性、基础性的工作。

对银行来说，过去贷款分类很不合理，大量不良资产被掩盖，通过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就可以弄清楚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做到摸清家底。在弄清不良贷款的基础上，就可以明确哪些不良资产需要剥离，银行需要补充多少新的资本。然后，国家就要想办法注资。当年的做法是财政和金融体系拿出一部分资源进行注资，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来改进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随后也改进了一部分证券公司的资本状况，使这些金融机构基本合格。

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基本合格后，要想跟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还需要不断增强资本。因此，大多数效益比较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逐步发行上市，变成上市公司。上市除了可以筹集资本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提升透明度，金融机构要受到来自广大投资者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压力和监督约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加强财务和风险管理。

在此期间，另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大概占到了金融系统总量的10%左右，当时不良资产占比在50%左右，也非常高。农村信用社改革采用了与前述大型国有银行类似的办法。同时，农村信用社比较分散，情况参差不齐，所以当时改革设计了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做得好的，约束做得差的。

在抓好大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运用同样的思路，但以财务损失自担为原则推进中等金融机构，包括中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之后，相当一部分好的金融机构也都成为上市公司。

这个阶段，股票市场也大力推进了规范化。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存在股权分置，上市国企的股票分国有股和流通股，国有股有一部分叫法人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形成了双轨制。股权分置是改革转轨期间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很不规范，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国家下决心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这一不规范问题。

由此可见，这个过程覆盖了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层次。同样的改革逻辑关系和原则，使得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金融机构的改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些改革为我国金融体系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下了基础。

关于专业化。专业化主要是指金融业更深入地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运作，同时金融监管也进一步走向专业化。2003年中国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明确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专业性监管机构的目标责任，理清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责任关系。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集中了人才，监管工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跟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步伐

上述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走完，随着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金融领域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特别是配合2008年11月份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在宏观政策和一些结构性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均有体现。这段时期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给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提出的重大挑战，在金融领域作出大量纠正和显著改进。主要包括：对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问题，比如资本不充足、杠杆率过高、衍生产品市场混乱(危机前，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过于复杂庞大，很多情况美国监管当局都搞不清楚)等加以纠正，对相关市场进行改造，特别是加强了对金融体系中交易部门杠杆率的监管，增加金融稳定措施，对清算系统采取交易对手方集中清算。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评级评得好，股票价格高，借贷杠杆率也高;一旦出现危机，上述各环节就都会出现收紧，“落井下石”。顺周期因素加大了经济金融的波动性和危机程度。为此，需要在金融系统中引进一些逆周期的因素，经济好的时候让它冷一冷，差的时候能够扶一扶。这些措施在大的概念上被命名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该提法在国际上被写入了G20文件，在国内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连续几年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之，国际金融领域推出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一是对于国际上出现的经验教训，有些我们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问题，2008年底、2009年初经济同样出现急剧下滑，只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大，所以下滑得没那么狠。二是有些属于发达金融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通过学习和反思，未雨绸缪，可以把国际上反思经验教训所建立的新规则、秩序、标准、监管学过来。这对我们防止今后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好处的。

二，当前阶段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期，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

市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学术语中的资源是指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此外，有时也可以扩大到能源品等。总之，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显然，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如何配置，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资金价格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

关于利率市场化。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步骤。2004年开始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当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总体思路，即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后来，沿此思路迈出了若干步改革，随后就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工作的主要精力暂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这几年的改革，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利率，如债券、拆借和票据的利率，以前都已完全放开，目前只对存款利率保持50%的浮动上限管理。很多人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其实，这最后一步我们是分若干小步迈出来的，在过去的两年中，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先从10%提高到20%，然后再提高到30%和现在的50%，已经走了四步。我估计50%之后，步伐可以加大，加快实现市场化。

关于汇率市场化。我国汇率市场化也走过了较长阶段。早在1993年底，我们就进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体制改革，1996年中国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并开始酝酿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随后就遇到了亚洲金融**，汇率体制改革一度放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按照这一要求，2005年推进了汇率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调整，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每天浮动幅度由3‰逐步扩大至2%，同时人民银行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新的汇率体制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充分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情况，即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经常项目收支共有四项构成，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大项，以及投资收入和转移款项两个小项。

国际化

在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基础上，金融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加大国际化的步伐，以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最近几年，国际化进展较快。一个重要工作是在2014年推出了沪港通，实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互联互通。国际化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得到加强以及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当前已经运行的丝路基金和正在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包括正在热议中的人民币能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从而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等热点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比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包括外汇局设想得要早，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欢迎程度也超过我们当时的预期。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一度非常疲弱，加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不稳定，市场上缺乏美元，且对美元信心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振荡也较大，日本经济也不太好，也影响了日元。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国际货币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民币就受到了欢迎。首先是韩国出于稳定需要，主动要求和中国开展货币互换，随后陆续有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货币互换，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入进来，从2014年开始，中国分别与欧央行及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做了货币互换安排。因此，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少有点儿意外地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了。

我们对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首先是顺水推舟，顺应市场需求。既然国际社会欢迎人民币，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中国也是有巨大好处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顺应实体经济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次，要真想做强人民币，使其符合市场预期站到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继续推进经济金融改革、改变相关规则，不断采取措施，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目前，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一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在双边贸易投资中使用本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可以使用人民币，也可以使用卢布。二是双边央行之间开展本币互换。比如说，如果俄罗斯缺少人民币，或者中国缺少卢布，两国央行可以居中进行货币互换，由此人民币就出去了。三是指定人民币清算行。双边都使用人民币的时候，境外市场上人民币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应该可以回流到境内，少的时候可以调剂出去，这个机制就需要由清算行来完成。理论上，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卢布的清算行，但由于人民币更受欢迎，所以很多国家希望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同时，不仅是邻国或发展中国家，近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英国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也要求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四是有些国家开始主动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一部分。五是双边本币直接挂牌交易。人民币最早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开展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人民币与林吉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通过美元套算，人民币先换成美元，美元再换林吉特。这种套算方式有时受美元不稳定影响较大，同时差价也大，成本较高。通过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直接交易，双边货币就可以形成汇率，不经过其他货币套算，便利化程度更高。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人民币可以加快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早在1996年，我国就宣布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资本项目方面，过去只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可兑换，很多其他项目尚不可兑换，比如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项下的可兑换程度还不高。另外一个特点是，事前审批多。其实，很多资本项下也不是完全不可兑换，只是需要事前管理和审批，市场主体多数都能绕道而行。现在，很多事前管理的项目逐步放开了。但资本管制逐步放开不意味着放手不管，事中事后还是要管的，特别是有几项的管理还要加强，包括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过度利用“避税天堂”偷逃税等。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采取一些防止短期资本过度投机的措施。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我们是欢迎的，但对于短期炒作资金，国际上允许设置一些管制措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在国际金融方面给予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支持，使其在海外更好发展，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简单来说，特别提款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篮子，目前这个篮子里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四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每五年审议一次特别提款权。2015年是审查年，大家希望人民币可以加入这个货币篮子。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个议题。人民币国际化近年的势头很好，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认真考虑此事。

多元化

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组织架构，没有有效的宏观调控框架，金融体系必然是不健康的，没有实现规范化，也没有应对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只有完成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改造以后，转轨经济的金融体系才有条件更大程度地实现市场化、国际化，也才有胆量、有魄力、有底气实现多元化。设想一下，当金融体系很不健康的情况下，是不敢发展一些复杂衍生产品的。当前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亦是如此。发展互联网金融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如果金融体系基础不好，就难以承受这些风险，但如果基础打好了，就可以发展。最近一段时间，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

三，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有着很强逻辑性：在转轨的早期，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

转轨经济必然面临类似的改革困难

我们不妨比较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即从过去集中型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其基本特点都是在转轨的过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财务窟窿。首先，转轨开始后，过去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失误必然要表现出来，或者表现为财政上有巨大的债务负担，或者表现为银行体系有巨额的不良资产。其次，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损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不开，导致金融体系损失增加。中国在改革早期，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就连过年包饺子的钱也要银行先垫付，叫包饺子贷款。可以想象，饺子吃完了，什么都没剩下，拿什么去还呢?因此，金融体系的质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国当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时，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最少的估计是25%，多的估计是45%，具体数值取决于采用何种会计标准和贷款分类标准。如果是45%，银行业不良资产则将近当时GDP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体现为金融系统的损失。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东欧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财务困难，有的体现在财政，有的体现在金融体系。1998年，俄罗斯的大银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连国债都违约了，导致本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在1998年8月底就传到了俄罗斯和巴西，随后就引起LTCM的倒闭。

在国际比较时会发现，转轨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都必然面临几大难关。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其结果是，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巴尔干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挺不过去了，或几乎全部业务让给西方国家的银行进来做。可以看到，不少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份额占到90%以上。中国目前外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2%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系列的财务重组，推进市场化、健康化、规范化，很可能本国银行体系也站不住。

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及时补课

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步框架。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既然允许大家办银行，现在又提出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改善对社区、农村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银行倒闭问题。按道理，存款保险制度早就应该建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现在补上。

二是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当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转变为商业银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银行应该怎么往下改呢?对此，国际上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国际上主张公营机构私有化，也确实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损失，199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造成很大的**，因此普遍建议改掉这些机构。后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发现，很多事情商业性金融机构还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做补充。同时，政策性机构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一定就亏损、向国家要补贴。有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实现了财务上可持续，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通过改革变成可收费项目，比如说公路，这样政策性银行可以做成开发性金融。当然，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时总结、评估。

总之，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补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与此同时，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继续做好以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为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总局”)修订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主要内容如下。一是试点外债比例自律管理。跨国公司成员企业借用外债实行比例自律，主办企业可全部或部分集中成员企业外债额度；外债结汇资金可依法用于偿还人民币贷款、股权投资等；企业办理外债登记后可根据商业原则自主选择偿债币种。

二是优化国际主账户功能。境内银行通过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吸收的存款，可在不超过前6个月日均存款余额的50%(含)额度内境内运用；在纳入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前提下，允许账户内资金一定比例内结售汇。

三是简化账户开立要求。允许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A类成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无需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主办企业可异地开立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

四是简化外汇收支手续。允许银行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审核相关电子单证真实性后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允许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对外支付购汇与付汇在不同银行办理。

五是完善涉外收付款申报手续。简化集中收付汇和轧差结算收支申报程序，建立与资金池自动扫款模式相适应的涉外收付款申报方式，允许银企一揽子签订涉外收付款扫款协议。

六是加强事中事后管理。首先，银行、企业等应按照规定及时、准确报送试点业务等数据。其次，各级外汇局应当加强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对异常或可疑情况进行风险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检查。第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分局”)既可要求主办企业一次性更新之前备案材料，重新制定操作规程备案；也可仅就外债比例自律管理等新增业务单独备案。分局参照前述规定办理向总局的备案，新开展业务的分局须向总局整体备案业务操作规程。第四，分局在审核企业备案操作规程过程中，须严格审核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确保准确；做好系统维护，加强部门协调和对银行、企业的监管。

第五篇：货币通胀周小川讲话

周小川出席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9-25 7:52 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９月２４日电（记者蒋旭峰 阳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２４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形势和政策挑战、基金组织改革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出席了会议。

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上次会议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经济运行下行风险加大，迫切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主要发达国家应尽快出台明晰可信的中期调整战略，提振市场信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继续调整结构，增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金组织应抓住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有关各方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周小川在介绍中国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过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贸易平衡趋于改善，预计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将进一步明显下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然较强，但短期内也面临物价上涨较快、资本流入较多的挑战。未来，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在谈到基金组织改革时，周小川强调，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入，国际社会对基金组织的作用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基金组织应从寻找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出发，调整监督框架和监督重点。同时，基金组织应继续改善份额和治理结构，尽快推动２０１０年份额改革一揽子方案的生效，切实保障长期资金的来源，以满足成员国应对危机的需要。此外，基金组织应继续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并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控的方向完善。

此前，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在华盛顿还分别出席了ＩＭＦ和世界银行２０１１年年会、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晚餐会及二十国集团财政及央行副手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