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第一篇：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作者：季卫东 日期：2014年01月28日 浏览： 18

——关于上海自贸区研究的一点刍议

一 自贸区研究热的冷思考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在8月22日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设立。在筹建过程中，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已经比较深度地介入调查研究活动。9月27日自贸区揭牌后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以“中国金融•复旦之声”秋季论坛的形式举办首次自贸区主题论坛。迄今为止这个主题的系列论坛已经举办了五期。10月上旬，跨学科智库“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宣告成立，一个月后就出版了第一本专题论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在10月12日成立自贸区法律研究院，第二天上海财经大学也设置自贸区研究院。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的自贸区研究院宣告成立。随后还有上海海事大学的中国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10月31日）、上海金融学院的自贸区金融研究院（12月2日）陆续诞生。

仔细考察围绕自贸区的各种现象，可以发现在政策热点引起的新闻效应完全呈现之后，包括入驻企业在内的各方正在观望，甚至还有些疑虑，因而需要对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布局和涉及国际贸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的具体举措进行更深入的、更慎密的研究，拟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付诸操作流程。在这里不妨采取以下三种研究策略。（1）直接瞄准自贸区具体需求，作为智库多快好省地提供订单式服务。在议题设定阶段，要深度切入企业活动，摸清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真切需求，为自贸区试验把准脉。在制度形成和反馈阶段，则深度切入有关部门工作，协调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职能，确保创新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2）跳出自贸区三年试验期限的框架，着眼长远、着眼大局，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能对接全球经济体制、能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制度创新。要跳出就自贸区论自贸区的窠臼，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和未来十年的战略布局，最大限度克服自贸区三年试验期届满后的不确定性。

（3）鉴于目前境内外企业界对自贸区未来的观望和疑惑，直接切入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节，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反映到自贸区试验中去，同时也把自贸区的试验成果及时反映到企业高端人才培训中去。或者通过官产学一体化的合作框架，促进上海自贸区与广域经济圈（特别是“长三角”的境内民营经济区域、沪港澳新的华人经济区域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亚太经济区域）之间的互动。

二 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法律特区”

不言而喻，金融制度改革是自贸区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创新的视野里，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特征是允许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以及境外股权投资，并且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的母基金。这意味着自贸区可以初步形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对境内外的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且会促进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至于汇率自由化乃至金融市场国际化等涉及结构变动的试验，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困境：没有不受羁绊的流动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而一旦容许充分的流动性就势必超出自贸区的28.78平方公里面积，使创新举措立刻覆盖全国，很难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何对金融改革的风险性进行分析、测算、预警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兼顾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风险防范的制度条件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在非常强调法治和程序公正原则、特别是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恐怕绝非偶然。

另外，要借助自贸区在上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必须吸引大型的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据点或者说商业运行枢纽、而不是行政总部搬进自贸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两个因素可以构成诱因。一个是税收优惠，另一个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自贸区在设立之际就宣布没有政策洼地，不提供税收优惠，所以影响跨国公司对资金结算中心重新选址的动机只能是、至少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吸引力。只要自贸区仍然沿袭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就不会显著提高规则执行方面的效率和公正，也就没有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就自贸区制度创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工程技术或者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甚至也不是放弃行政审批权限那样的市场化举措，而是法治的形成，特别是基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审判制度的重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彻底刷新法律体系，但在自贸区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说整体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自贸区应该立即着手，并大幅度缩短进展的时间表。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范围，根据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树立一整套崭新的法律制度，并在成功运行之后推广到全国。因而我们可以把自贸区理解为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顶层设计的“法律特区”。在这个法律特区之内，可以通过委托立法权制定先进的金融法规乃至民商事规则体系、设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使行政执法机制更加合理和统一、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并组建政府律师队伍。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自贸区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吸引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中心转移到上海，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自贸区试验成败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这类金融的风险不仅包括热钱流进流出、汇率骤涨骤跌以及巨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包括金融犯罪的数量和种类剧增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骚扰和破坏。上海市检察院与凯原法学院已经签署协议共建金融检察研究基地，并在12月9日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个研究基地对自贸区司法制度创新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建设“法律特区”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 应该及时筹建制度创新研究院

智库建设是教育部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对于位处上海的高校而言，自贸区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事半功倍。在兄弟院校与自贸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玲琅满目的情况下，要再设立一个能够“呼谷传响”的新机构，必须精心策划。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贸区的目标、理念以及本校资源重组的可能性进行考察。

图1（省略）对自贸区试验的基本目标和机制设计理念进行了梳理。所有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为了促使中国经济定位从“世界的制造工厂”转向“世界的要素配置中心”，必须大力推动服务业革命，形成稳定的、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国际化。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结算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联动性开放。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厘清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贸易自由化到资本自由化，特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为投资者个人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大空间，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仅凭事先行政审批手段进行管理的模式，划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并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导入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认[1]。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在废止事先审批做法之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如何对自由竞争所带来不平衡进行矫正，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上海自贸区关于负面清单的做法很明智：以现有的许可范围为前提拟定初步的负面清单，决策快捷，也容易与政府有关部门达成共识。然后根据试验进度逐年修订负面清单、渐次缩小限制范围，使试验的进展有具体依据，成效可以始终显现。第三、自贸区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形成某种被放任的自由状态，而是要加强有序的、公正的竞争机制，所以制度创新是题中应有之意[2]。制度创新对内而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形成合法经营的商业环境，对外而言就是对接全球经济体制，特别是为加入TPP创造条件。为此，需要首先在自贸区范围内享有更大的委托立法权、建立和健全统一的行政执法体系、设置专业性法院及其他解纷机构、建立政府律师队伍、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开业提供合理的空间，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已经为制度创新提供了顶层设计，如何细化这幅宏伟蓝图、如何尽快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论证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案正是自贸区试验的宗旨所在、责任所在，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用武之地。

以上三个板块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把自贸区三个板块的活动与研究的基本课题以及上海交大的固有资源进行对应和组合，就可以得到图2（省略），可以由此对有关组织－－暂定名称为“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进行概念界定和结构功能的分析。

“制度创新研究院”可以主要由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共同组建，在研究体制安排上分别与自贸区活动三大板块相对应，既各有专门的侧重点，又存在学科交叉的领域。主要课题群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系统的构建、TPP与新一波市场全球化、城市发展模式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企业治理结构、负面清单、行政程序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商业规则体系、梳理司法独立的体制、设立政府律师、法治中国建设的可操作性方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制度创新研究院的优势是在直接为自贸区试验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于三年试验期的制约，创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可扩张性以及独立学术价值的智库，比较恒久地推动制度比较分析、政策蓝图设计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四 制度创新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创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根据上海自贸区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整合相关学院原有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科学的“巴斯德象限”[3]，即应用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决定了制度创新研究院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决策需求导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术支撑，特别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先进性，要在探索真理的最前沿获得知识的制高点。这个板块的研究最重要，也最迫切，是上海交大推动自贸区研究的重点，需要我们在工作安排上投入50-6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要从交大的固有优势即理工学领域寻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和知识制高点。例如根据自贸区试验中防范金融国际化风险的需要，采取金融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金融工程的技术来建立风险评估的模型，提供分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工具，对货币革命和金融商品进行定量化研究，透彻地解析金融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优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企业金融的机制。不妨在数学系以及其他理工科院系集结学者与安泰经管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的有关学者组建团队，采取实验、模拟以及数理方法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构提供科学依据。不妨与经济的芝加哥学派合作设立金融市场实验室。

其次要搭建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顶层设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自贸区试验相关的国际论坛，既为全球各种流派的学说和政策主张提供展示的机会，也在有点有面的制度创新大主题上向国内外发出交通大学的强音，并致力于把试验转换成标准和规则的立法提案工作。

再者要根据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以及制度创新成果普及的需要进行高端培训。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不妨签署联营（Consortium）协议，在徐汇校区实现课程共享和适当开发双学位项目，并且合作举行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专题培训和资格教育。凯原法学院可以通过既有的“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和“金融检察研究基地”这两个平台及其沟通走廊“交大法友会”与自贸区相关的高端培训项目对接。上海交大还可以联手欧美同学会、出国留学人员组织、海归创业团体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外企商会等举办以自贸区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

总而言之，上海交大的制度创新研究院应该聚焦金融制度创新，并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条件把各种不同板块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美国近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金融市场在繁荣时竭力抨击政治权力，但在遭受挫败时却会立即倒进政治权力的怀抱寻求救济。无论是强调自由化必要性，还是强调救济的必要性，金融界其实始终在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持充分的微观自由，但也可以在特定瞬间得到政治权力的及时庇护。只有在建立了这样一种体制的状况下，金融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权力君临市场，才能发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配置生产要素的功能。犹太金融业对政治权力始终抱着复杂的两面态度也是一种典型例证。

反过来说，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才更有必要采取多样化手段增大流动性，也更有必要精通其他国家的税法，以便建立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并要求其他国家在金融领域推动自由化，包括撤除银行、证券、保险、信用卡等不同行业之间的藩篱－－例如1990年代前期美国克林顿政府迫使日本宫泽内阁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改革及其持续的波及效应。另外，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政治上的统合、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复兴才能最终实现－－欧盟在1990年代后期推动的制度改革从货币统一开始就是出于此理，美国采取坚决反对日本金融机构在与东南亚各国链接的基础上掌握亚元发行权的立场也是出于此理。这样的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亦可见金融市场的研究和塑造离不开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必须在自由与救济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由此产生的金融权力还必须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并且在金融的不同行业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投机型资本主义的畸形膨胀并诱发大萧条。不妨推而论之，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功关键和失败风险就在这里，所谓“法律特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基于这样的发现，上海交大制度创新研究院必须通过构建某种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形势的法治模式，把金融与政治权力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建立起来，拟定一份合理的、精密的权力清单，这就是我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凝练出来的研究特色。[1] 龚柏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2] 沈国明：《法治创新：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基础要求》，《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3] Donald E.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7.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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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简述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纵观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史过程，道路可谓是艰难曲折、几经变迁。从创办之初定位为由社员入股的农村合作金融，继而转交给农业银行管理，实际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营业所，到1996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农村信用社进行体制改革，和农业银行脱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制性质，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是此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此次主要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中央的目的就是立志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规范的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方向进一步明确，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支农投入明显增加，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逐渐好转，金融监管得到加强，金融风险得到初步控制。

此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信用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没有从体制上使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农村信用社无论在自身建设，还是在适应为“三农”服务要求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畅，管理职能和责任需进一步明确；历史包袱沉重，信贷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潜在风险仍然很大；亏损严重，财务风险突出；定位不清，为“三农”服务的根本宗旨偏离；决算渠道不畅，服务意识和服务手段低下。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和组织制度的改造,必须认可农村信用社趋利经营的必然性,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将农村信用社建成以效益为中心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即是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联社改造成股份制银行及一级法人,将基层农村信用社改造成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实行一级核算。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商业银行之后按照零售银行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努力树立“社区金融便利站”的形象,以个人贷款缓解个人创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燃眉之急为突破口,优化对居民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全面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体制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已经迫在眉睫。按照国务院发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精神，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

1．按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

完善法人治理机构，落实管理责任，切实转换内部机制，全面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水平，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逐步建立产权清晰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有利于管理和监管，更有利于风险的分散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改革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应突破合作制的固有观念，建立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模式下的产权管理制度。产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明晰责权利，构建完善的、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2．把握方向，科学定位，服务“三农”。

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组织，把支农服务放到支持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的战略高度抓到实处。为“三农”服务是农村信用社有效防范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增加职工收入、扩大机构影响的主要途径，也是农村信用社体现办社宗旨，密切与入股社员的联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信用社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认真做好支农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业务的不断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支农服务条件，以满足“三农”发展的新要求。农村信用社的兴旺与衰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为“三农”服务是农村信用社的必然选择。

农村信用社在支农服务上，仍然应进一步大力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深入持久地开展评定信用户、创建信用村、镇的活动，合理调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限额和发放范围，加大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3．畅通汇路，广开服务渠道。

要解决农村信用社结算渠道不畅的问题，既需要运用先进科学手段，加快电子化建设，解决好汇兑、结算问题，同时更需要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一级管理组织来牵头组织实施。

增强服务创利意识，发展中间业务，增加服务收入。现代金融活动中，中间业务和资产业务、负债业

务一起，都是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中间业务具有成本低、周转快、盈利高、风险小的特点。农村信用社应利用自己网点多、涉及面广、人员多、人力成本低、社会关系宽的优势，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4．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策支持，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金融活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农村信用社作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地方性质金融机构，对于支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地方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转变行政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全力支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促进其稳健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支农能力

5．加强监管力度，落实内控制度，化解金融风险。

要提高资产质量，就是要靠强有力的监管、有效的内控制度、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做好信贷资产的日常管理，在审贷分离的基础上，严格执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按照“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原则，发放好每一笔贷款，并加强稽核监督，科学管理每个贷款环节，对贷款操作的合规性、手续的合法性、风险预测的准确性和资金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风险。建立严密地会计控制系统，开展整章建制，完善会计岗位责任制，严格坚持会计控制系统规范化原则。同时要加强会计监督制约能力，规范会计核算程序，完善会计内控制度，强化财务管理，增强防范风险的能力。

6．以人为本，增强人才资源意识。

农村信用社应重视科技人才的招聘和培养，使科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因为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农村信用社的电子化建设要紧跟潮流的发展，提高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竞争力，就离不开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因此农村信用社有无合理的激励科技人员机制，对于其业务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打破旧的人事制度，深化竞争机制改革，以经营机制中的选择机制和动力机制作为切入点，释放并激发员工活力。进一步落实能进能出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和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在干部的任用上，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积极推行考试考核、优化组合、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群众评议、岗位轮换和末位淘汰等制度。实行任期目标管理责任状考核，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

总之农村信用社的出路就是进行改革，而其改革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道路还任重道远，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提高，“摸着石头过河”，使农村信用社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为我国全民奔小康做出新的贡献，也使自己在支持“三农”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第三篇：温州金融改革

温州金融改革

温州金融改革

摘要：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最终在2011年，我国中小企业最为聚集的温州，金融危机造成中小企业脆弱的资金链大规模断裂，爆发了温州借贷危机。随后国务院决定成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试图从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着手指出改革的十二项任务进而解决这一问题。一年多后的今天，改革的成果究竟怎样呢？本文从改革的背景，原因，举措入手，着重关注改革的成果及不足，进而得出金融改革的前进方向以及其对我国民间金融的影响意义。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村镇银行、利率市场化

一、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他们凭借着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使温州的民营经济越发壮大，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并取得了享誉世界的骄人成绩。

温州是我国较先进行金融改革的城市，而且它也创造出很多个令人瞩目的全国“第一”。第一个利率改革的试点：1980 年，温州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自发开始利率浮动，一举摘除了26年亏损的帽子，取得了明显成效。随后 1987年温州就被全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确认为利率改革试点城市。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建立：1986 年，成立了全国首创的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东风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被誉为全国首批“民间银行”；第一家私人钱庄的出现，以及最早一批发展资金拆借市场、地方证券市场、民间借贷市场，民营金融机构和典当商行等等。在这三十年间，温州在经济上取得的硕果累累。

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整体经济虽受影响较小，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从2011年开始，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利贷崩溃、担保公司链条断裂的现象。此番民间金融链条崩溃蔓延面积广泛，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而温州也难逃民间资本崩盘这股飓风之中。这时候便需要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责以解决“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民间借贷**”、“民间资本外投”等等问题。

2011年，这些关键词都与温州这一民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相关联，温州成为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的地方。民企老板集中跑路现象，不仅制造了大量呆坏账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令维系巨额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濒临破产。如果民间借贷这扇门再被关上，其他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也将面临拆借无门的困境。而且温州的民间借贷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规范。有关专家指出，对民间资本缺乏法律方面的规定与约束，因此存在包括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诸多问题，所以必须想办法建立相应的制度为庞大的民间资本寻找一个解决办法。与民间资本庞大无门相矛盾的是温州民营企业对资金之急需和民间信用风险之高。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从2011年下半年起，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温州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十分充足，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大量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大量中小型企业却融资困难、借贷无门，使民营企业的资金供求矛盾凸显。

在上面一系列背景下的催化下，2012年３月２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6

二、温州金融改革的原因

从2011年年初开始，温州老板或大量外逃，或跳楼自杀，温州金融市场乱象频生，这些老板之所以如此，归根究底是因为企业资金融通出现困难。红极一时的“温州模式”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宣告破产。温州模式究竟为什么会宣告破产？

从宏观经济环境来说，一方面近年来，在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企业的出口受到极大的抑制；但在国内，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增加需求，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前期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民币对内贬值，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而后国家为稳定物价，抑制通胀又采取了紧缩政策，“温州模式”一直以来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这些中小企业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从正规的信贷机构获得贷款较为困难，只能够从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极大的繁荣了高利贷市场。但是中小企业利润率较低，往往不足以偿还高利贷，所以将高利贷比作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毫不为过。而高利贷市场的繁荣大大激发了温州人民投身高利贷的热情，甚至是一些实体经济企业也抽取自有生产发展资金进行高利贷的运作，直接导致了其资金运行不健康，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温州市人行在2010年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800亿元，其中企业民间借款160亿元、个人民间借款470亿元、融资中介借贷170亿元。在被温州市人行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小企业参与度明显更高。

另一方面，温州民间资本在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之后，从1998年开始大举进军房地产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按1人购买2套房子动用资金60万元计算，总资金额在420亿元。在外地有160万温州人，购置多处房产的相当普遍，保守估计在5万人以上。按照1人1套50万元计，共为250亿元。国外的温州人在国内投资房产的资金也不下几十亿。而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2012年8月13日，多位温州炒房者、房产人士认为，之前十多年叱咤全国市场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以温州为例，新建商品房比最高价时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过高比例融资的财务成本，温州炒房者把房子卖出去，也已经资不抵债。这毫无疑问，对于温州经济是雪上加霜。

单单从以上两点来看，温州出现债务危机就不足为奇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严重，大量的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得不到可靠合理资金的支持，融资困难，面对内外压力，资金链断裂，温州模式自然难以为继。

三、温州金融改革的进展

（一）成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决定同意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通过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金融综合改革实验主要任务十二项：

1、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2、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3、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

4、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

5、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6、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7、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

8、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

9、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10、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市场监管。

11、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警。

12、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这是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市按照批复的总体方案，围绕解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着力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和阳光化，推进地方金融组织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11月22日，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的《方案》，浙江省政府对应制订了“省12条”具体实施方案。“省12条”具体方案的实施原则是“三坚持”：坚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坚持创新为要、监管先行；坚持上下联动、项目运作。“省12条”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保障措施，其中，浙江省政府要求省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下放相关审批权限，在机构设立审批及项目报批过程中给予支持。研究成立温州金融研究院。大力推进金融集聚区总部大楼建设，2015年前初步形成规模。

（二）全面启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2012年8月出台《关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快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改革发展金融信贷惠农体系、金融支付便民体系和农村保险支农体系。其中，发展农村资金互助会，是此次改革的重要突破和一大亮点。推进“三位一体”（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农村互助体系建设，首批20家农村资金互助会获准筹建，即将开业运营。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挂牌，为农村农民（集体）房屋所有权、林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等“涉农”产权提供流转交易服务。率全省之先在农村地区启动手机支付试点。

（三）编制发布“温州指数”

2012年12月7日，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简称“温州指数”）首次发布。设立涵盖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在内的7大类350个监测点，定

期发布分平台、分期限和分方式的融资利率指数，包括民间借贷利率指数和每周综合利率指数趋势图，以达到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利率

（四）信用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12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个重点领域诚信建设。首创将征信系统进驻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把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延伸到金融机构之外。加快开发非现场实时监管系统，推动征信系统与民间金融监管对接。探索社会力量参与信用体系建设。

（五）强势推出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创新

积极满足中小微企业特色金融服务需求。推出“增信式”、“分段式”和“年审制循环贷款”等信贷创新，延长信贷实际使用期限，降低担保链和资金链风险。推广信用贷款，完成382家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试点。全年中型以下企业贷款增量占全部贷款增量的近2/3，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50%。房产顺位抵押业务开闸，完成顺位抵押74笔，金额超过5000万元。在全市银行系统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六）2013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新要求

2013年3月8日，朱从玖副省长一行在温州召开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座谈会，听取温州市政府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进展、下步工作思路和工作建议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并就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工作提出意见。指出2013年的具体工作：发行市政债，设立证券公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发行小额贷款公司定向债，金融服务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商业银行风险定价，征信体系建设，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农村资金互助会，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大额可转让存单，出台监管指引。

四、温州金融改革的不足与反思

（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金融改革埋有隐患。

此次金融改革是在温州资金断链，出现大量企业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推出的，也意味着温州地区能够支撑起金融改革的实际经济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温州历来发展的是一些低端制造业，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饱和以及需求下降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这是温州金融乱象的根本所在。想要跳过这些实体经济问题，谋求金融改革发展是不现实的。如果在温州金融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能够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不能够拉动实体经济增长，那么金融改革的后果可能是金融泡沫膨胀、产业空心化出现，不能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有悖于改革初衷。

温州市十大工业行业生产情况（图1）

注意与本地经济优势相结合，引导金融改革方向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方向，避免产业空心化。温州金融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启示就在于金融改革必须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必须在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实业领域的基础上展开深层改革。目前温州金融改革中最困难的地方也正在此。民间金融乱象在温州存在时间较长，在实体经济发展不景气时遭遇恶化，如果不能重新建立实体经济增长点，金融改革中一旦出现产业空心化，全民投入到虚拟经济中，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为此各地金融改革一定需要综合考虑地方优势，找准政策着力点，例如温州金融改革中的村镇银行，才能够实现金融改革的有效突破，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坚定推进利率市场化。

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谈了很多年，各界人士中的呼声也很高。这场金融改革，若缺乏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便不能称之为彻底的改革。中央实施的管制利率，大大低于市场利率，直接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流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扶持项目。即使民营企业愿意提供更高的利率，银行资金也爱莫能助。另一方面，人民币存款的上限管制，给人民带来的是“负利率”。与存银行相比，人们更愿意把钱以高利贷的形式，贷给缺钱的中小企业，以获得更好的收益。某种程度上，是人民币利率管制加剧了高利贷的泛滥，把一些寻资金无门的企业逼上了绝路。2011年温州一些“跑路”的老板，正是被高利贷所逼迫。而且，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一定会持续上升。如果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充足，民间借贷为了获得生存空间，未必会坚持高利息，这将为国有银行和民间资本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只有将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开放，才能带来充分的市场竞争，并达到一个合理的利率范围，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让更多中小企业老板不再“跑路”。

五、温州金融改革的意义与前景

总的来说温州金融改革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起航。标志着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开始。改革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在改的初始依然存在许多的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改革是必须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只有一

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好改革之路。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的放宽程度将会不断扩大，民间资本的发挥空间也将会越来越大，我国的金融体系必将日益完善，原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现状的矛盾也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和解决。而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作为此次全国金融改革先锋，它的成果和经验必将被全国所吸收并学习。

参考文献：

[1]汪占熬, 陈小倩：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及经验启示[M].武汉金融,2012(8)

[2]周德文：温州金融改革一周年反思.[N].金融时报.,201

3[3]巴曙松：《从制度变迁看温州金融改革》，《中国金融》，2012年，第9期．

[4]韦丽云：中小企业创新转型与民间资本利用 [J],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1(04):35-38

[5]周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原因及对策-从浙江温州金融**看中小企业融资[J],特别关注.2012（01）：12-14

[6]施镇海：《浅析温州金融改革》，《东方企业文化·财会金融》，2012（10）

第四篇：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与风险防范对策

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与风险防范对策

互联网金融较之传统金融，其参与度高、成本低、协作性好、透明度高、操作方便的特性，使互联网金融成为当下发展最快的金融模式之一。巨大的资金交易额和互联网自身安全性低、可控性差等特点相结合，又使互联网金融在高发展背后潜藏着高风险。因此，构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势在必行。

一、我国现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传统金融业搭载上互联网这趟快车融合而成“互联网金融”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中国是人口大国，不论是互联网金融的参与度，影响面还是渗透力都令世界为之刮目相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发展本就有大堤之势，蚁穴则是相关法律的滞后性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伴随存在的危险性和局限性。未雨绸缪，针对互联网金融衍生的风险制订出有效的防范对策已十分紧迫。

(二)我国现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1．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作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业务。2011年，央行首次为非金融机构支付颁发业务许可证，时至今日，其得到该许可证的企业数量，以及所涉及的业务总额已十分庞大。2013年《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以下简称《存管办法》)明确规定，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代付货币资金属于客户备付金，客户备付金只能专款专用。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在满足办理日常支付业务需要后，可以单位定期存款、单位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非活期存款形式存放。同时，支付机构应当按季从客户备付金利息中计提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客户备付金相关损失。支付宝、财付通等主要专注于线上支付，线下则主要是银行卡收单。随着阿里和腾迅推出应用于移动支付的二维码支付，将线上支付与线下的银行卡收单无缝结合，打破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2014年3月14日，由于二维码支付的安全问题，央行下发暂停线下二维码支付的意见函。此外，《管理办法》指出，支付机构应对转账转入资金只能用于消费和转账转出，不得向银行账户回提。

2．余额宝。余额宝全名为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是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货币基金。截至目前，投资人数超过股民人数，天弘基金也进入世界前十大基金行列。余额宝兼具商品和金融的属性，可实现消费与理财的功能。当网购时，余额为支付宝的负债，当将余额转入余额宝时，开始计算理财收益。因为银行协议存款利率较高，提前支取不罚息，且安全性高，余额宝现约9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其余是购买短期国债和高级别的金融债和信用债等。随着三大行宣布不接受余额宝的协议存款，余额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风险防范。因其90%以上资产配置在银行协议存款，协议存款的波动足以扼住其命脉。不论协议存款收益因流动性宽松或是监管收紧而下滑，余额宝的收益必将随之下滑。一旦这种下滑形成趋势，则余额宝的净流入减少，投资规模及议价能力受到冲击，则会进一步拉低收益率，产品将进入低收益水平的恶循环。此时，机构投资资金集体逃离，加剧赎回潮，使得余额宝的T+0承诺，无法兑现。余额宝采取网上申购与赎回，便捷的同时更容易形成流动性风险。目前，阿里对天弘基金控股51%，为防止流动性风险，余额宝对每日净申购和净赎回都有明确的规定，单日单笔赎回不得超过5万元。与此同时，余额宝的安全性风险也不容忽视。余额宝的惯例是每天早上准时公布收益情况，但在2014年214月12日，收益栏上却显示“暂无收益”。据称是由于余额宝用户快速增长而紧急升级系统，导致收益显示时间出现延后。可见系统性安全风险，也会迅速蔓延恐慌。为余额宝类产品的安全起见，证监会拟对货币基金的风险准备金提出更高、更严要求。

3．P2P网贷。P2P网络贷款指的是通过网络实现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直接借贷。我国最早出现的P2P平台是上海拍拍贷，成立于2007年。其采用了欧美典型的中介形式，平台不提供担保。利用网络便捷优势、P2P网贷门槛较低且公开透明，主要面向借款额度低、大银行不能惠及的小微人群。使得来自富裕地区的资金向较为落后的区域流动，增强了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同时对民间高利贷行为进行了有力驱逐。但由于征信体系不健全，为获取投资人的信任，我国的P2P平台大多采用保本模式。如果出现账款逾期或坏账，先由担保机构向投资人偿还，担保机构再向借款人追偿。正因如此，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大规模倒闭。约有七、八十家平台跑路，引发很多刑事和民事案件。

4．众筹。众筹，指通过互联网个人或小企业向大众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根据众筹的筹集目的和回报方式，可分为商品众筹和股权众筹两大类。

一个众筹项目是由筹资人、平台运营方和投资者完整运作，这三类角色缺一不可。筹资人负责在众筹平台上创建项目介绍自己的产品、创意或需求，设定筹资模式、筹资期限、目标筹资额和预期回报;由平台运营方，负责审核、展示筹资人创建的项目，提供各种支持服务;最后投资者选择投资目标，根据项目设定的投资档位进行投资后，等待预期回报。众筹网站的收入源于对筹资人收费。盈利来源可分为四个部分:交易手续费、增值服务收费、流量导入与营销费用。众筹融资的蓬勃发展在全世界都遇到了共同的问题，即众筹交易的合法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商品众筹多以产品预售形式开展，遇到的法律问题较少。股权众筹的问题主要是不同的国家监管待遇不同，不得不采用各种变通方法来规避风险。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

1．主体资格与经营范围突破现有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是银行的专有业务。但从实际业务运行来看，支付中介服务实质上类似于结算业务。此外，在为买方和卖方提供第三方担保的同时平台上积聚了大量在途资金，表现出“类银行”业务即吸收存款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储值功能、接受银行卡的资金充值、支付交易)，超出了有关法律法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且未纳入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监管范围，会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可能为非法转移资金和套现提供便利。

2．在途资金和虚拟账户资金沉淀的风险。在支付过程中，当吸收的资金达到相当规模以后，就可能产生资金安全和支付风险问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模式中，沉淀下来的在途资金往往放在第三方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这部分在途资金，可能发生的风险有:(1)在途资金的不断增加，使得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信用风险指数加大。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网上交易双方提供担保，那么谁来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担保?(2)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有大量资金沉淀，如若不能进行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则可能引发支付风险。此外，在内部交易模式下，涉及到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使用。这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无法纳入正规银行体系，不能得到监管的资金流是潜在的危险。

(二)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1．货币基金的市场风险。虽然货币基金的风险发生可能性最小、发生的风险后果也最小。但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可能一直存在，正在进行着经济结构性转型，加大了货币基金投资的一些投资产品的不确定性，这无疑增加了余额宝的市场风险。即便没有突发的经济事件，在利率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下，货币基金收益也会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波动。

2．余额宝的金融监管风险。互联网企业一般不具有金融行业主体资格。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当与天弘基金结合才能成为基金发售主体。但是在一般支付宝用户投资余额宝的过程中，无从了解天弘基金的角色。所以余额宝在规避监管时打了一记擦边球。除此之外，不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类“宝宝”产品存在着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为招徕客户，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开出并保证高收益率。证监会曾发文禁止这一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余额宝的安全漏洞风险。余额宝里的资金被盗用、被恶意转账的新闻随处可见。黑客可以通过余额宝、支付宝应用设计的缺陷，获得余额宝、支付宝账户密码，窃取用户余额。因余额宝本身的功能强大，成为了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诸多安全漏洞的存在，使得投资者的资金始终出入不安全的境地，对于余额宝的自身发展也形成了束缚。

(三)P2P网络贷款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1．信誉风险。由于缺少必要的信誉监管，许多网络信贷公司都会在资金充裕或资金链断裂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跑路，由于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大且影响恶劣。截至目前，国内已发生数十多起网络信贷公司“跑路”事件。2．法律及政策风险。在2013年11月25日举行的“九部委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对P2P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主要有三类情况:资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以及“庞氏骗局”。但在网络借贷平台的实际操作中，如果监管不当很有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一些P2P网贷公司也正是通过参与资金的运作从而打破了网贷的法律界线，使得公司性质转化为吸储和放款的金融机构。使得P2P网贷公司沦为犯罪的工具。

3．征信系统与信息共享机制缺失。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都没有跟网络借贷行业的信贷信息共享。很容易造成借款者信贷信息的巨大差异，从而打开了同一借款者多处借贷、多处违约的便利之门，出借者对风险识别和控制会受到交易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影响，更有甚者会阻碍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网络借贷平台在实际运营中，不但没有来自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信息，也缺乏对借款者有效的违约制约。但在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旗下的上海资信推出了全国首个用于收集P2P网贷业务中产生的贷款和偿还等信用交易信息，并向P2P机构提供查询服务的互联网专业化信息系统。

(四)众筹平台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一是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有网贷平台为其母公司融资，网贷平台自身当天借当天还这种形式。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有:(1)没有依法吸收资金的资格;(2)通过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宣传融资项目;(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付回报;(4)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此外还涉及集资诈骗的风险。这种诈骗主要体现在一些P2P网贷领域，比如创下史上最快“跑路史”的元一创投上线一天即卷款30万跑路。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防范对策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势在必行。

(一)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范围。系统化梳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对应制定管理办法，从而进行监管。为防范虚拟平台交易风险向实体经济蔓延应加强金融监管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并定期监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状况。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详细可行的自律规范，加强金融交易信息的披露，从而更好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自律组织的会员合法权益。构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二)修订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构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以立法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和法律地位，对其准入条件、业务模式、风险控制和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规范。尤其需要尽快将网络信贷、众筹融资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纳入监管范围。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安全等互联网金融配套法律体系，对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涉及的框架性、原则性内容进行细化立法，系统构建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制定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为互联网金融平台运营商、出资方、借款方等参与者进行规范引导。

(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侵害。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权益保护办法，要求互联网机构加强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对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分配和责任承担以及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的局面已经显现，所以更应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协调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制度。在维权渠道方面，可以成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设立赔偿机制和诉讼机制。利用社交网络，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警示信息的扩散，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综上，互联网金融早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它的便捷优势无异成为金融界炙手可热的新兴宠儿。在不久的将来，如若互联网金融能够在法律及行政部门的有效监管之下，兼顾了效率与安全，那势必将会发挥它更大的优势，为我国经济发展添注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姚国章．赵刚．互联网金融及其风险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5(35)． ［2］熊欢彦．刘剑桥．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风险防范研究［J］．金融视线，2014(11)． ［3］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上)［N］．人民法院报，2014－04－03． ［4］李真．互联网金融:内生性风险与法律监管逻辑［J］．海南金融，2014(4)． ［5］陶震．关于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问题的探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6)．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第五篇：互联网金融创新法律风险与防范

【转帖】互联网金融创新法律风险与防范研讨会综述

(2014-01-05 1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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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 ▼ 分类： 法律新闻 互联网金融创新法律风险与防范研讨会综述

2013年第09期 作者:商建刚 韩 正 涂国庆 张 吉 高 才

【来源:《上海律师》】

本期主持：商建刚 上海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嘉宾：韩正 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涂国庆 1号店—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张吉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环迅支付）风控经理

文字整理：高才

2013年8月9日，上海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业务研究委员会在市律协报告厅举办了“互联网金融创新法律风险与防范”研讨会。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1号店-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法律顾问涂国庆、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环迅支付）风险控制经理张吉、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正律师。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主任陈冬沪、副主任张志军、上海市法学会编辑部副主任胡鹏、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宋一欣、秘书长李慧俊、市律协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商建刚律师等。本次会议由商建刚律师主持，80多位律师参加。

会议围绕“互联网金融创新法律风险与防范”的话题展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韩正律师做主题发言，介绍英国电子金融（e-Finance）的基本原则。第二阶段，商建刚律师做主题发言，介绍“互联网金融创新法律风险与防范”。最后，商律师邀请涂国庆和张吉参与讨论，从各自行业领域的角度发表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看法。

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正———

电子金融有不同的概念。传统金融的电子市场直接指向现实货币（必须依赖银行清算系统），传统金融工具、产品上线操作，借助新技术（解决了地域、时间、风险偏好分配的困难）实现的非传统金融工具、产品（一旦交易体系可与银行清算脱离，则可能转变为电子货币的金融产品）应当符合传统金融机构监管规范。电子货币的金融发展不直接指向现实货币（即指向电子货币本身的独立储存和清算系统），电子货币本身依赖传统或非传统形式的金融产品（目前罕有），主要在于解决电子货币稳定性、可交换性和交易安全问题。在可交换性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基于电子货币的金融产品。

什么是电子货币（现金）？英国1971年金属货币法规定，法定货币（法币）是指：金属铸币；银行券（钞票、本票）。1954年通过与银行券法规定：持有任何面额银行券者有权要求任何销售者（债权人）接受该等支付。与之相比，电子货币（现金）具有：可议付现金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的特点；接受支付者是基于其合同承诺，但在主体之间，电子货币发挥了交易中介的货币职能；由于货币还是特殊的商品，因此其也可以被看做是私人财产（而不仅仅是通货），该特点带来了一系列重大法律后果。

假如买方向卖方支付了电子货币，但却无法从发行人处兑现，卖方是否还有根据基础合同向买方追索的权利呢？这取决于对三方关系（发行者、持有者、接受者）的解读。如果比照信用卡，接受者仅得向发行者主张支付（基于接受者无从得知持有人地址等详情）。就电子货币而言，只有接受者事先与发行者（如银行）协议并安装特殊设备和终端才能接受特定电子支付。因此，即使接受者没有最终收到款项，也应当向发行者追偿。由于电子支付往往存在验证或授权的机制，则接受者实际上有机会获取持有者的详细信息，也就有追偿的可能性。如果将智能卡视为现金，那么卡丢失或被盗，则卡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即不视为记账账户），则其一旦完成支付，即应当如现金（而不是支票）支付一般对待。因此对待电子货币的立场决定了其支付功能和风险分配。

现存监管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电子货币发行者（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机构）都必须保证其偿债能力及对消费者要求回赎的充足流动性。因此发行者应当具备一个最小资金（准备金）的维持规模；发行者应当有严格的投资和货币管理政策以减少其流动性风险；发行者还需要遵守反洗钱和逃税的规定。

英国1844年银行条例限制了银行擅自发行私人银行券，包括汇票、本票等。既然电子货币具有议付票据的特点，其是否受到限制呢？根据定义，该等票据具有书面形式和签字两个条件。根据1978年解释法，书面形式可以包括电子形式。根据2000年电子通讯法，合格的电子签名等同于签名。

2000年电子通讯法确立了密码服务提供者和电子签名法律确认两项制度。（欧盟）电子签名指令（Elec-tronic Signatures Directive）确认了电子商务中对电子签名的服务与认证，并区分了“高级电子签名”和“电子签名”两种安全和应用级别。因此，合法产生的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电子签名和证书具有以下责任。

一、误用责任。表面原则：审查双方交易习惯、加密技术。表面原则不成立则信赖签名一方承担责任。但是就信用卡采用电子签名者，发行人不能将欺诈使用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1974年消费者信用法第83、84条）。

电子现金指的是以（计算机）电子技术所实现的价值储存和交换。由于电子现金往往是私人单位所发行，则能够使发行者相互接受就成为了大问题。在互联网领域，大量小额交易需要廉价的交易工具，而不是手续费用较高的传统银行服务。高速流动的电子现金也将面临反洗钱的困难。

线上储存指消费者本身并不处理电子现金，均通过在线账户操作完成交易。这就要求商家联系发行人并接入到消费者的账户才能得到支付，增强了反欺诈的可靠性。线下储存相当于电子货币放在自己的钱包中。消费者可以不经第三方地自由使用。该方式保护了传统交易的匿名性。但软硬件防护上的反欺诈难度更高。

实务中的电子现金包括有：NetCheque（网上电子支票），DigiCash（匿名电子货币交易平台），CyberCash（能下载电子钱包，然后将货币下载到本地）；，Inter-netCash（线下购买储值卡，线上使用），NetCoin（销售自有产品的电子货币），Bitcoin（靠分布节点算法自动产生的电子货币，无中心发行者）。

我国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有： Q币（就是代币），微信支付（与银行合作的第三方游戏支付，不属于电子货币），余额宝、微银行（投资理财产品活期账户，不属于电子货币），融360（金融产品搜索平台，今后发展可能类似金融经纪），三马在线保险（柜面、电话到在线的技术性发展，削减交易成本）。

电子金融风险来源：技术风险、传导性风险（支撑货币、目标市场）、商业（流动性、市场、利率）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法律结构新颖、隐私、知识产权）

监管路径分四类：

1、传统金融产品上线的：（1）符合原有监管要求；（2）根据交易结构变化附加规范；（3）对技术安全提出结构性要求（及监管数据接入），并区分风险责任；

2、新技术产生的新类型金融产品：（1）应当建立金融产品市场目录，对于新产品（尤其是风险偏好较高者）提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开发路径；（2）对于适格投资者进行分级管理，并对金融产品进行评级；（3）对权利义务、风险分配根据不同级别制作黑白条款清单，保护投资者利益；

3、对电子货币发行：（1）对自有产品销售使用予以宽松限制；（2）对涉及多方接受的电子货币发行应比照最低资本、最低准备金等要求并确立行为准则、货币发行规则备案制度；（3）对电子货币发

行者可以尝试建立评级、风险预警和保险体系；（4）在长期上应当考虑电子货币发行者之前合作与清算系统的建立与监管；

4、对于基于电子货币的金融产品：（1）谨慎开发信用类型产品（避免通胀）；（2）在电子货币可相互清算时，电子金融产品可以形成交易市场。

上海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商建刚———

互联网是这段时间很热的一个话题。谢平教授算是最早提出互联网金融概念的人了，他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可能出现一个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我称之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银行贷款是间接融资，股权融资是直接融资。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因为有搜索引擎、大数据、社交网络和云计算，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低，交易双方在资金期限匹配、风险分担上的成本非常低，银行、券商和交易所等中介都不起作用，贷款、股票、债券等的发行和交易以及钱款支付直接在网上进行，市场充分有效，接近一般均衡定理描述的无金融中介状态。互联网金融具有以下优势：

一、未来所有个人和机构都在中央银行的支付中心（超级网银）开账户（存款和证券登记）；证券、现金等的支付和转移通过移动互联网络进行（具体工具是手机和iPad）；支付清算完全电子化，社会中无现钞流通；二级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可能不再存在，存款账户都在中央银行，将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二、信息处理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金融信息中，最核心的是资金供需双方信息，特别是资金需求方的信息，如借款者、发债企业、股票发行企业等，是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信息处理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社交网络生成和传播信息，特别是对个人和机构没有义务披露的信息；二是搜索引擎对信息的组织、排序和检索，能缓解信息超载问题，有针对性地满足信息需求；三是云计算保障信息高速处理能力。

三、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发布并匹配，供需双方直接联系和匹配，不需要经过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在供需信息几乎完全对称、交易成本极低的条件下，互联网金融模式形成了“充分交易可能性集合”，诸如中小企业融资、个人投资渠道等问题就容易解决。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双方或多方交易可以同时进行，信息充分透明，定价完全竞争（比如拍卖式），因此最有效率，社会福利最大化。各种金融产品均可如此交易。这也是一个最公平的市场，供需方均有透明、公平的机会。

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些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首先是阿里金融。阿里金融亦称阿里巴巴金融，阿里巴巴金融承担阿里巴巴集团为小微企业和网商个人创业者提供互联网化、批量化、数据化金融服务的使命，向这些无法在传统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提供“金额小、期限短、随借随还”的纯信用小额贷款服务。目前阿里金融已经搭建了分别面向阿里巴巴B2B平台小微企业的阿里贷款业务群体，和面向淘宝、天猫平台上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的淘宝贷款业务群体，并已经推出淘宝（天猫）信用贷款、淘宝（天猫）订单贷款、阿里信用贷款等微贷产品。截至2012年中，阿里金融服务的小微企业已经超过13万家。其次阿里金融的利率不是很高的，而且可以按天计息。

近期，六大电商陆续试水小额贷款。过去几年，阿里巴巴、敦煌网、网盛生意宝、京东商城、苏宁及慧聪网六家电商陆续试水小额贷款领域。阿里巴巴和苏宁都已经拿到开展独立贷款业务的牌照，采用的是由旗下独立子公司直接放贷的模式。京东从去年底开始向供应商推荐旗下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和另外的其他几家主要采用与银行合作的方式，提供平台数据给金融机构作为信贷发放参考依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在2012年7月20日，阿里金融已经实现单日利息收入100万元，以此计算一年中阿里金融的利息收入将达3.65亿元。而来自阿里小微金融的数据则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阿里小微信贷的贷款不良率为0.87%，订单贷款日利率0.05%，信用贷款0.06%，支持以日计息，随借随还。

下面介绍下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就是一些和产品所在国家以及国外各大银行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支付宝。

第三方支付主要存在以下风险：数据安全风险、资金沉淀风险、网上洗钱风险、虚拟货币风险、信用卡套现风险、交易纠纷风险、法律责任风险等。

监管第三方支付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有：《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0年10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业务系统检测认证管理规定》（2011年1月），《支付业务许可证申办流程》（2011年3月），《非金融机构申请材料的规范性要求》（2011年3月），《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2011年6月）等。

纵观我国现行法律,有关网上支付的立法非常缺乏,仅限于一些部门规章和政策,立法效力等级较低,而且主要集中在银行卡和网上银行的规制方面。对于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地位、监管等诸多问题均未作立法规范。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最近很热门的余额宝。2013年6月13日，天弘基金与支付宝合作的“增利宝-余额宝”，诞生不足一月，资产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客户数量超过400万。支付宝客户可将资金转入余额宝后自动申购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货币基金仍然可随时用于购买商品。与普通货币基金的标准门槛1000元不同，余额宝的天弘增利宝基金，1元钱就可以起购。这显示了“碎片化”理财的巨大能量———如果能让碎片化的资金集结起来，流动起来，其收益之大难以估量。

余额宝的火爆冲击了传统银行业。7月1日东方财富旗下天天基金宣布一款收益猛于“余额宝”的新型投资工具“活期宝”上线。此外还有华夏基金的活期通、汇添富基金的现金宝、广发基金的钱袋子、华安基金的货币通、工银瑞信的现金宝、富国基金的天天理财宝和国泰基金的超级钱包等。除中资银行外，外资银行也加入了积极应战的队伍。据了解，渣打银行近日在外资银行中率先推出“逸账户”服务，其亮点就在于各种在线理财工具、专属空中客户经理以及网上优惠等服务，其客户群指向10万元级别。

下面我们以P2P讲一讲网络借贷的问题。P2P借贷是peer to peer lending的缩写。即由具有资质的网站（第三方公司）作为中介平台，借款人在平台发放借款标，投资者进行竞标向借款人放贷的行为。网络借贷指的是借贷过程中，资料与资金、合同、手续等全部通过网络实现，它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民间借贷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金融模式，这也是未来金融服务的发展趋势。目前恰恰是P2P“爆炸式增长”的阶段。7月初刚发布的《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3》显示，2012年末，P2P借贷服务平台超过了200家，可统计的P2P平台线上业务借贷余额超过100亿元，投资人超过5万人。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P2P行业基数规模并不大，但是年增长率超过300%。

P2P存在的三大风险：

一、可能构成非法集资。目前中国有网贷公司2000多家，发展规模参差不齐，而迅速扩张的行业规模使得行业乱象日益暴露。由于参与资金的运作，一些P2P网贷公司打破了网贷的界线，使公司性质由第三方中介转为吸储和放款的金融机构，而没有金融经营资质使之直接构成非法集资。

二、使用公司或公司法人账号进行交易。通过公司内部账号进行操作让整体业务产生黑箱，难以消除资金被挪用、侵占和隐匿等风险。

三、信用风险。做P2P业务，由于国内个人征信体制不完善，可能发生“一人多贷”的问题，导致借款人“过度借贷”。

目前，对P2P网络贷款平台的监管限于事后案件监管。而对其批准设立、业务经营范围许可、资金风险控制没有明确，日常监管方面处于空白。

最后，我们讲讲以众筹为代表的股权投资平台。众筹，翻译自国外crowdfunding一词，即大众筹资，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众筹利用互联网和SNS传播的特性，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众筹更为开放，能否获得资金也不再是由项目的商业价值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是网友喜

欢的项目，都可以通过众筹方式获得项目启动的第一笔资金，为更多小本经营或创作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目前，国外比较知名的众筹平台有：Kickstarter、IndieGog。国内比较知名的有：点名时间、追梦网、淘梦网、海色网、好梦网、点火网、众意网。

众筹的特征：

1、低门槛：无论身份、地位、职业、年龄、性别，只要有想法有创造能力都可以发起项目。

2、多样性：众筹的方向具有多样性，在国内的点名时间网站上的项目类别包括设计、科技、音乐、影视、食品、漫画、出版、游戏、摄影等。

3、依靠大众力量：支持者通常是普通的草根民众，而非公司、企业或是风险投资人。

4、注重创意：发起人必须先将自己的创意（设计图、成品、策划等）达到可展示的程度，才能通过平台的审核，而不单单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点子。

国内众筹与国外众筹最大的差别在支持者的保护措施上，国外项目成功了，马上会给项目发钱去执行。国内为了保护支持者，把它分成了两个阶段，会先付50%的资金去启动项目，项目完成后，确定支持者都已经收到回报，才会把剩下的钱交给发起人。

1号店—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法律顾问涂国庆———

目前互联网金融很火，包括淘宝系的阿里贷、余额宝，包括京东的网银在线，包括财付通，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巨头涉足金融领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1号店作为上海一家电子商务企业，内部也在进行业务讨论，不久的将来也要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具体是以什么样的模式，还在思考。从我目前接触的信息来看，从公司的角度，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一，从客服服务角度，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二，财务方面，从事这个业务，什么时候能够赚钱，有没有可能亏钱等；三，从公司战略化的发展方向看，目前到五年十年，放在哪个方面，是第三方支付，风险金融，小额贷款还是其他等等。四，从集团整体的架构安排。1号店被沃尔玛收购后，沃尔玛有自己的系统，我们是要纳入他的系统还是创造自己的系统，这个也要考虑。另外从技术方面看，安全性、保密性等，也要考虑。目前，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第三方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