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为医院的“塌方式”腐败开药
为医院的“塌方式”腐败开药
2014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侦查医疗卫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08件123人，其中院长16人、副院长6人，个别地市甚至出现绝大部分二甲以上公立医院都有相关人员被查处的“塌方式”腐败。16家公立医院院长落马，被拍的“苍蝇”更是不计其数，可见病情之严重，“治病”之迫切。
安徽去年16家公立医院院长落马
据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通报称，被查处的医院院长包括阜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高学中、六安市人民医院院长朱德昌、蒙城县中医院院长丁怀顺等16人，多个县级医疗“龙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被查。
在药品采购环节，药企给予医院相关负责人及院长回扣。阜阳市肿瘤医院院长刘华顶在担任副院长兼外科主任期间，有药企找上门来，要求增大某种药物的临床使用量，事后按照每支60元总计支付给刘华顶回扣9万元。
在医疗器材采购时，企业在中标后要想取得高额利润，还需医院优先、长期使用其医用耗材，常常行贿医院主要负责人。如某骨科医用固定材料供应商在中标后，先后多次送给临泉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副院长郭景理现金总计132万元、骨科副主任徐汝峰15万元。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称，医疗卫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单个人员很难完成犯罪。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形成窝案串案。
“塌方式”腐败背后是失灵的医疗改革
从如今在安徽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来看，昔日引以自豪的医改成绩，无疑会失去应有的光芒。
某种程度上说，医疗改革不单单是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框架建设，更要从根本上强化各种制度的落实，尤其是对医疗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医院进行改革，其重点就是强化对医院的监督和约束，避免医院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蚕食医改红利，让群众享受不到真正的医改成果。
从安徽16家公立医院“塌方式”腐败中，我们看不到对医院的监督和约束，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形成窝案串案，这种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折射的是权力监督不仅匮乏，更是形同虚设。但凡有监督，何至于此？
为医院的“塌方式”腐败开药
1、探索外部审计制度
应看到，私立医院的投资人和院领导大多具有同一性，他们同医院的发展同生死共存亡，其防腐能力相对较高；而公立医院的属性不一样，其掌握的行政资源与责权利设计，都会诱导很多医药商和医疗器材商等把精力放在其决策层上。若公立医院内外的防腐反腐机制不起作用，腐败现象必然循着“虫蛀效应”向外扩散。时下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中，国家对基层特别是县一级公立医院的设备购置、药品采购与基础建设等投入巨大，新农合政策又释放了农民的就医需求。这也让遏制公立医院腐败的形势更严峻。
在此情境下，必须加快亡羊补牢步伐，针对公立医院廉政建设中的纰漏进行完善。卫生部门应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检查监督，指导医院切实落实药品器材的采购和建设工程方面的招标投标制度，尤其是其中的评标、定标环节应强化医院内的民主决策机制，例如可探索“一把手”“二把手”末位发言制度和专家论证说明制度，建立健全一年一次的外部审计制度，并将抓落实跟绩效考核挂钩。
此外，当下很多公立医院也有医务公开网络平台，但很多都处在僵尸状态。无论县级以上医院还是负责新农合独自采购的乡级医院，都该建有自己的药品、医疗设备采购信息公开平台，并由上级卫生部门筹建，建立运行情况实时督察机制。
如今，从卫计委到地方有关部门都将反腐靶心对准医疗领域，这也是敦促常态化发现与查处机制补全的重要契机。而机制性补漏，立足点还是应落在对一把手的权力制衡、对必要性医务信息的公开上。要从根本上释放市场竞争活力，强化对医疗领域的监督和约束，让监督、审计等法治手段常态化。只有规范和约束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行为，医疗改革才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解决医疗专家薪酬问题
待遇不合理自然不是腐败的理由，可由腐败易发牵引出的薪酬激励体系问题，确实也该尽快予以解决。
在国内，公立医院的院长、科室主任绝大多数都是资深医疗专家。医而优则仕，部分涉案人员在科层制体系中从普通医生、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医师，直到走上医院管理岗位，并不容易，可到头来却犯案入狱，实在令人感慨。
毋庸置疑，医院成为塌方式腐败的发生地，院长主任们难辞其咎。但应看到，人心靠着制度，国内呈现集体性的“以药养医”，根源在分配机制的滞后，院长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动辄归因于医德败坏，也容易陷入泛道德误区。
媒体常会习惯性地说，以药养医诱发导致了普遍的医疗回扣及腐败。问题是，“药”为死物，不会说话也无法下命令，怎会驱动这种坏结果的发生？说到底，是因“药”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存在纰漏的制度接口，它也在“逆淘汰”中滋长了某种隐性秩序与酱缸化氛围。上述新闻中多个院长科室主任的落马，也说明这种行业规则的复杂与坚硬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面对这种医疗专家们卷入的大面积腐败，有人说，应重新审思医疗卫生体制中异化的“院长负责制”，它理应以管办分开规避行政主导式的产生模式，并让职代会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杜绝院长、科室主任们大权独揽。这些很有道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在成熟社会中，作为医疗领域的专家或精英本该通过合法途径，依靠医疗技术获得与能力匹配的收入。但事实上，国内医疗专家被长年牢牢禁锢在体制内，待遇原地踏步，医技养医的路遥远又不现实，通过合法途径赚钱逼仄难行，障碍重重。一个鼓励专家开私人门诊的政策发酵数年之长，而真正走出来开自己门诊的专家寥寥无几。是专家们脑子出了问题，还是政策本身有硬伤？这值得思考。
如果医疗专家们能获得市场上可体现身价的劳动报酬，无论是开专家门诊也好，到民营医院做院长主任也罢，都会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腐败的几率也会降低。这不是说，待遇不合理就是能腐败的理由，可由腐败易发牵引出的薪酬体系问题，确实也该尽快予以解决。
病人生病，医院开药。那医院“生病”了，该谁来开药，又该如何开药呢？开药的“主治医生”应为医疗卫生监管部门，继续推行医疗领域的各项改革，引入先进科学的管理运营制度，建立现代的医院管理制度。用民主现代的管理方式，代替现行院长独权的落后管理，实现平级的制衡，同时优化员工的考核方式，扩大普通员工的话语权，让下级敢于监督上级。纪检部门也要主动作为，加大对医院的监督巡查力度，建立完善便捷的举报渠道。患者病人是医院“生病”的最直接受害者，因此也要积极参与到防范医院腐败的行动中来，积极提供反腐线索，打一场全民监督战争来为“生病”的医院治病。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第二篇：山西交通系统塌方式腐败
山西交通系统塌方式腐败 170多人涉案中纪委厅官落马 2015-07-04 05:10:34 来源：中国青年报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265人参与3评论.原标题：一条高速路撂倒俩厅长 山西交通系统“塌方式腐败”是怎样发生的
本报记者田国垒《中国青年报》（2015年07月03日04版）6月24日，坐在记者面前的段萍眉头紧锁。这半年多来，悬在她心头的一块石头始终没有落地。
段萍是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段建国的妹妹。2014年12月23日，山西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段建国涉嫌受贿、玩忽职守，段建国的妻子、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原副巡视员贾岷岫共同受贿一案。时至今日，仍未判决。
2013年8月28日下午，陪同交通部领导视察完工作，刚从大同返回太原的段建国，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要他到太原市某宾馆协助调查。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
在山西省纪委相关宣教材料中，省交通厅贪腐窝案被定性为“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全案共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170余人，涉及各类企业人员60余人，立案调查13人，移送司法机关10人。除段建国一案外，其中还包括：省交通厅原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城环委原主任王晓林渎职、受贿案，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志民渎职、受贿案，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原局长李华中受贿案，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贪污、受贿案，省交通厅综合规划处正处级调研员王蕾渎职、受贿案，省交通厅忻阜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处长冯建刚受贿案，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冯朝辉受贿、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是什么导致山西省交通厅发生如此大规模“塌方式腐败”呢？ “骗子公司”获得高速公路承建权
2011年12月，连接太原到北京、途经五台山风景区的忻阜（忻州到阜平）高速公路全线贯通。2013年年初，国家审计署在对忻阜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审计时发现，“一家虚假注册的骗子公司参与其中，骗取国家巨额资金”。这一线索，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纪委立即派员直接部署指挥，抽调山西省纪委办案力量，组成了308专案组，围绕案件线索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这家虚假注册的骗子公司就是山西中海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海”）。忻阜高速实际由晋煤集团与交投集团联合投资建设而成。但在此之前，这条高速路的路权却归山西中海所有。
在上世纪末，山西举全省之力修建了太旧（太原到旧关）高速后，又在2000年到2003年间修建了贯穿山西南北的大运（大同到运城）高速。
学经济出身、时任山西交通厅厅长的王晓林在“全省公路基金历史欠账56.4亿元，全长666公里的大运高速总投资需要222亿元”的情况下，闪转腾挪，用一系列经济手段，“不花财政一分钱”建成了大运高速。
尝到使用经济杠杆甜头的王晓林决定以“BOT模式”修建忻阜（忻州到阜平）高速和长临（长治到临汾）高速。
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指政府部门就基础设施项目与企业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企业承担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企业向设施使用者收费以获取合理回报，并在特许权到期后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的融资建设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山东中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海公司”）的董事长王德生找到王晓林，提出想承建忻阜高速。随后3年间，双方签订了三份合作意向书。为承建忻阜高速项目，山东中海公司注册成立了山西中海公司。
在一次访谈中，王德生大谈公司投资高速公路的经营之道，称“山西中海公司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厅的大力支持”，“目前集团52亿的固定资产中，高速公路项目就占到了40亿左右”。
在更多的报道中，王德生出现在河北、河南等地，以中海投资公司的名义投资太阳能、薄膜发电等项目。报道宣称：中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投资大型交通、能源、房地产、高科技等项目为主体产业的综合型投资集团，公司总资产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但在山西省纪委的相关警示片中称，“中海公司是一家造假明显的骗子公司”。
山西省纪委查办此案的相关材料中称，2001年12月和2002年6月，交通厅先后两次在未对该公司做任何考察的情况下签订了合作意向。接着，该公司伪造了两亿元的出资证明，在未按照约定将两亿元保证金打入交通厅指定账户的情况下，由厅综合规划处原调研员王蕾编写该公司已注入保证金的虚假报告，由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王晓林等人审批，擅自同意该公司成立了忻阜高速项目公司。
2004年6月，凭借省交通厅的批文，山西中海公司获得1亿元的合作款项。得到该款项后，该公司仅将其中的96.5万元作为工程的前期费用，还不到百分之一，其余款项基本用于挥霍。
在随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忻阜高速迟迟未开工建设。熟悉此事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山西中海公司根本没有资金实力建设这条路，并且王晓林主政时的交通厅与山西中海公司签订的合同里也没有约定开工时间和建成期限。”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长临高速。王晓林主政的交通厅与由山西中商交在线有限公司投资的山西长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临高速公司”）同样签订了一份没有建成时间约束的协议，导致长临高速至今未开工建设。
2013年3月，山西中海公司董事长王德生案发。同年6月，时已退休，准备外出旅游的王晓林在某高速公路服务区被纪检部门带走。此前两个月，同样已从交通厅副厅长任上退休的王志民和省交通厅综合规划处原调研员王蕾已被带走。
纪检机关查实：王晓林在忻阜高速公路的建设中，收受他人贿赂20万元人民币，9万美元。王志民在忻阜高速公路的建设中，收受他人贿赂156万元人民币，5万美元，两万英镑。
王晓林、王志民、王蕾均被查处。
“前腐后继”，接任厅长被指控受贿和玩忽职守
忻阜高速事关五台山旅游开发和晋煤外运新通道建设，长临高速是G22青兰高速中的重要一段。这两条路迟迟未能开工建设，时任省领导很不满意，要求山西省交通厅尽快妥善解决。
2006年9月，山西省交通厅决定终止与山西中海公司的合作，双方由此发生纠纷。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直到2008年4月王晓林卸任亦未能妥善解决。
破解这两条高速公路的纠纷问题，是段建国上任后面对的首要难题。山西方面急于开工建设，但获得建设合同的山西中海公司却不着急。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项目建成时间，久拖不建并不违约。
一位知情人称，段建国刚一上任就与中海公司进行协商，当时分管交通的副省长也带着段建国到国家发改委反复沟通，但无甚效果。
无奈之下，山西省交通厅决定解除合约。作为补偿条件，省交通厅党组会研究决定给山西中海公司保留服务区BOT，并支付有形的前期费用，即补偿2200余万元。整个谈判，从段上任起，仅花了3个月时间。经省政府法制办出具意见、省政府办公会研究同意和相关部门审计后，山西省交通厅得以顺利与山西中海公司解约，将路权由晋煤集团与交投集团联合接手。2009年1月，忻阜高速开工建设，并于2011年12月全线贯通。
起诉书称，2008年7月，山西省交通厅给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一味强调交通厅单方终止合同无法律依据等己方责任，对山西中海公司无能力履约等只字不提，误导省政府同意了交通厅提出的解决方案，致使山西中海公司无资金实力、无建设能力、未经招投标程序，便取得了忻阜高速服务区投资建设经营权；山西中海公司在仅支出96.5万元地质调查费、用地评价费的情况下，编造虚假支出，以前期费用补偿款的名义获得交通厅支付的2291万多元。
起诉书据此认定，段建国“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91亿元。
据专案组调查，段建国无视该公司无资金无实力且建设主体已变更的事实，与山西中海公司达成资金补偿与服务区建设的协议。2009年4月，山西中海公司利用虚假的审计报告，成功地骗取了2291万多元补偿费用后，紧接着又设法获取了忻阜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建设经营权。
但山西中海公司连建设服务区的资金也无法筹集到位，不能按计量支付。这时，段建国不仅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终止其投资建设资格，反而亲自出面帮助协调，想办法为该公司垫付资金，提出招实力强的施工队垫钱施工。随后，山西中海公司将获得的服务区经营权又转手租了出去，轻而易举地获取了2.4亿元租金。
在段建国被诉“涉嫌受贿”的情节中，亦有山西中海公司的身影。起诉书称，山西中海公司法人徐悦清为感谢段建国帮助解决其公司与省交通厅关于忻阜高速公路建设的纠纷，及在忻阜高速服务区建设和经营中得到段建国的帮助，分两次在太原市风尚咖啡厅、段建国办公室送给段建国共100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
权力交织的腐败利益共同体
2013年4月，山西省路桥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省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华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冯朝辉、忻阜高速建管处处长冯建刚先后被调查。
紧接着，与冯朝辉关系密切的时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落马。曹立新曾任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六室三处处长，分管领域包括山西。
相关纪委材料中称：交通系统下至一些建管处、事业单位负责人，上至副厅长、厅长，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利益输送的链条。这些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权力关系交织成为少数职位级别高的领导干部为核心，部分干部为节点，若干个相互独立有紧密联系的腐败利益共同体，相互提携，相互关照，共同谋取私利。
王晓林在公路项目发包时，为想把工程揽到手的企业提供关照，先后收受6家企业的贿赂1000多万元。段建国给一些企业以关照，协调提供帮助，收受有关企业和个人的贿赂450多万元。王志民利用分管建设投资的职务之便，同样也收受了17家企业400多万元的贿赂。省路桥公司副董事长贾建民在担任运城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编造虚假施工合同，将215万元的工程抬高到500多万元，一次就套取贪污工程款300多万元，将高速公司的闲置土地，以联营的名义出租给他人修加油站，贾建民收受了高达580多万元的贿赂。
从上述落马官员的受贿构成看，很大一部分来自交通系统内部人员的行贿，行贿的主要目的是职务调整、升迁安排。经查，王晓林涉及27人，受贿达500多万元；王志民涉及76人，受贿达1000万元；段建国涉及65人，受贿达900多万元。贾建民在自己大肆贪污受贿，违规经商办企业获取巨额利益的同时，为了能升迁，为了能调到省城工作，用其违纪违法所得，接二连三地给段建国行贿，前后7次送钱189万元。贾建民为了和王志民处好关系，在个人任职承揽项目方面得到王志民的关照，分3次给王志民送钱达340万元，贾建民如愿以偿从县城调到了省城，当上了大型国有企业省路桥集团公司主持工作的常务副董事长。
段建国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说：到了交通厅以后，经手的资金非常多，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上亿的，慢慢地就有了一些心理变化，放松了警惕，最后就导致了严重的受贿。
“交通这个地方，要想制住腐败，必须要削减它的权力。权力，一是要缩小，二是要有制约。”段建国说。
现任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正印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山西交通系统出现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交通运输管理发展带来很大危害！当前交通运输系统政企不分等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制约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他说，为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山西省交通厅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开展了多次作风建设明察暗访，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为官不廉、为官不为等问题，对6名工作不力的单位领导免职，给予34名党员干部党纪政纪处分。配合专案组对5名涉案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加大自办案件查处力度，先后有46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将两名任职满15年、群众反映好、熟悉业务的厅机关处长，推荐选拔为副厅级干部。同时，对部分厅直单位班子成员进行了交流调整，配齐了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初步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
本报太原7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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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高平塌方式腐败观后感
高平塌方式腐败观后感
这次观看了《山西高平：塌方式腐败的样本》纪录片，纪录片中的谢克敏和杨晓波等高平市三任市长曾经都是优秀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公仆，利用职务之便，官商勾结，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大肆敛财，丧失了党性、失去了原则、迷失了方向，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面临法律的惩处。
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使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无论你官职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一定都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注意廉洁自律，以至于思想蜕化质变，大搞权钱交易，最终倒在了金钱和美色上。他们这些人犯罪事实和他们的忏悔，无不让人感到震惊和惋惜。他们的行为，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还给孩子、妻子、父母和亲戚朋友造成了无形的伤害，而且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腐败可耻，贪官可恨。从古到今，凡是贪官，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只有那些为百姓、为人民廉洁勤政，无私奉献的从政者，才能彪炳青史，永远为世人所传颂。要预防这种现象在党员干部中继续发生，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严于律己，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为民掌好权的思想。党员干部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行使权力；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个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作为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资本，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做人、为官的起码要求，也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起码要求。党员干部要忠心耿耿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秉公行事，自觉地做到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经受住名、利、权、位的考验，面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不沾、不染，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往往有些在领导干部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犯下了有辱党和国家的声誉的事情；也有些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上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干部，伸手索取名车、豪宅、香烟、美酒等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还代表我们的党组织，所以言行上我处处注意自己，不做一些有损党的形象的事，不说一些不利于党的言论。在处理问题上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处理与职工的关系上，也尽量做到公正廉明、做到不吃、不拿、不沾、不染，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
其次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权力的得与失全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否。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加强党风廉正建设，是我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党要紧紧的依靠群众，才能永远保持其先进性、廉洁性。我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需；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再次必须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往往是从八小时外的毫无节制的吃喝应酬、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不能自拔而开始的。党员干部要自重、自警、自省、自律。管好自己的眼，不该看的不看；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去。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做防腐拒变的典范。像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干部大多身处一方要位，但他们始终在为民众奔波忙碌直至呕心沥血，毕其一生无不清贫。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也要像莲花一样，在现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下，我们要保持人格力量，自重、自省、自励，一尘不染，一身正气。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干事。
陈军 2015.01.12
第四篇：观塌方式腐败心得体会
观《山西高平：塌方式腐败的样本》纪录片
心得体会
这次观看了《山西高平：塌方式腐败的样本》纪录片，纪录片中的谢克敏和杨晓波等曾经都是优秀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公仆，可最终到底是什么使这样的党员干部会在退休前落得如此的下场？
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使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无论你官职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一定都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注意廉洁自律，以至于思想蜕化质变，大搞权钱交易，最终倒在了金钱和美色上。他们这些人犯罪事实和他们的忏悔，无不让人感到震惊和惋惜。他们的行为，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还给孩子、妻子、父母和亲戚朋友造成了无形的伤害，而且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腐败可耻，贪官可恨。从古到今，凡是贪官，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只有那些为百姓、为人民廉洁勤政，无私奉献的从政者，才能彪炳青史，永远为世人所传颂。要预防这种现象在党员干部中继续发生，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严于律己，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现就学习情况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为民掌好权的思想。党员干部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行使权力；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个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作为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资本，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做人、为官的起码要求，也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起码要求。党员干部要忠心耿耿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秉公行事，自觉地做到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经受住名、利、权、位的考验，面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不沾、不染，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往
也有些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上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干部，伸手索取名车、豪宅、香烟、美酒等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还代表我们的党组织，所以言行上我处处注意自己，不做一些有损党的形象的事，不说一些不利于党的言论。在处理问题上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处理与职工的关系上，也尽量做到公正廉明、做到不吃、不拿、不沾、不染，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
其次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权力的得与失全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否。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例如前苏联这样的一个大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脱离了群众，继而形成了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因此，加强党风廉正建设，是我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党要紧紧的依靠群众，才能永远保持其先进性、廉洁性。我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需；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教育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任重道远的任务，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和支持。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
再次必须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往往是从八小时外的毫无节制的吃喝应酬、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不能自拔而开始的。党员干部要自重、自警、自省、自律。管好自己的眼，不该看的不看；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去。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做防腐拒变的典范。像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干部大多身处一方要位，但他们始终在为
去一味求清贫，只是腐败的起点其实往往都是没弄清楚了自己为什么当官？为什么可以当官？当官职责是什么？倘若能一直对这几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官之道，恐怕当今的官场，会更清廉一些。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也要像莲花一样，在现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下，我们要保持人格力量，自重、自省、自励，一尘不染，一身正气。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干事。
第五篇：“塌方式腐败”是甘肃新机遇？
“塌方式腐败”是甘肃新机遇？
种种迹象显示，甘肃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山西。自从前省委书记王三运日7月11日被中纪委宣布拿下后，“塌方式腐败”这个已好久不被提及的词语重新进入反腐话语体系。此前的2015年，资源大省山西因先后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贪腐被查、数十名以市委书记、市长为代表的厅级官员落马，而被官方和媒体一致批为“塌方式腐败”。'煤老板'曾是山西代名词。而偏居大西北的甘肃，尽管这里走出了富可敌国的潘石屹，但每每说起甘肃，人们的第一个意识印象往往是贫穷落后和闭塞。故甘肃高官接连落马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其实腐败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专利。只要权利不受到制约和监督，腐败根本不分地域大小和财富多与少。
在王三运之前，甘肃有两只老虎已经落马。分别为前甘肃省委常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武成。一个值得研究的细节是，虞海燕和陆武成都曾担任过甘肃省会兰州市委书记。早一些的2014年，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腐败落马后，媒体发现其实苏荣也和甘肃有关。2003至2006年，苏荣曾任职甘肃省委书记。今年1月，苏荣因受贿等多项罪名被济南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显示，苏荣受贿的1.1亿元中，其中就有在甘肃担任省委书记时的受贿款。近日有观点称，王三运的落马很有可能是甘肃官场即将“海啸”的前兆。理由是，就在王三运被查处前后，甘肃多名高级官员或被查，或逃亡、或自寻短见。甘肃官场，一时间风声鹤唳。而据官方的公开消息，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8日）召开后至2017年6月17日，甘肃共查处75名厅级官员，896名县处级官员。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甘肃的官场贪腐还真的让黑白君倒吸了一口凉气。甘肃如此贫瘠，诸官都肆无忌惮挥土如金。无法想象假如甘肃富饶如江南，你们会怎样的无法无天？在为甘肃官场担忧、为甘肃官员惋惜的同时，黑白君认为其实这样的“塌方式腐败”于甘肃而言，何尝又不是一次洗心革面的历史机遇呢？俗话说不破不立。如果甘肃官场真的因为苏王等人被查处而能彻底清理余毒、痛定思痛，锐意改革，那么甘肃完全有可能脱胎换骨，以反腐为契机，从而建设打造一个全新的甘肃。
12016年11月8日至2017年1月6日，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开展巡视“回头看”。2017年2月11日，中央巡视组向甘肃省委反馈巡视意见指出，“苏荣在甘肃造成的负面影响肃清不力”。“回头看”结束不几天，虞海燕被调查。
浙江义乌人虞海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新疆。后来又辗转到了甘肃酒泉。从酒泉钢铁公司调度长起步，后官至甘肃省国资委主任。而虞海燕从企入仕，正是苏荣主政甘肃期间。再后来，虞海燕出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7年1月11日下午，正在参会的虞被中纪委从甘肃省人大会场被直接带走。虞海燕出事并非没有征兆。就在他被带走之前不久，他从酒钢带出来的秘书金晋哲被查。当时金的身份为兰州市七里河区委副书记。2017年6月4日，中纪委公开通报虞海燕“拉拢腐蚀纪检干部和巡视干部，打探巡视信息，干扰监督执纪工作”。2015年1月23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武成落马，他被称为甘肃“首虎”。一个可以看出端倪的细节是，2005年8月，陆武成由甘肃金昌市委书记晋升为甘肃省副省长。而此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正是苏荣。陆武成为了进步向苏荣行贿巨款？苏荣被查后供出了陆武成？这个逻辑链似乎没有硬伤。2016年11月17日，陆武成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至于陆到底向苏行贿多少钱买官，这似乎成了不可说的秘密。
2作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大省，甘肃这些年似乎分外落寂。除了可以让人充饥的兰州牛肉拉面和市场一直不错《读者》杂志外，甘肃鲜有东西能在全国拿的出手，唯贫困。今年春天，黑白君在陕西渭北一带田野考察时，曾遇到多名祖籍甘肃的民众。聊天方得知，这些人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甘肃逃荒来陕西的。说起甘肃当年的灾荒，许多如今六七十岁的老人潸然泪下，不愿回忆。因为他们的许多亲人当年都饿死在了逃荒路上。甘肃的贫困是几代人的伤心和记忆。甘肃的穷困还让黑白君想起了一起发生在2016年的惨案。当年9月上旬，甘肃省康乐县阿姑山村28岁的母亲杨改兰，在亲手杀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后自杀。此前，杨的丈夫服毒死亡。去过杨家的多名记者感慨杨家“一贫如洗”。惨案发生后，国务院扶贫办调查组曾亲赴康乐县调查。由此可见，杨家惨案和贫穷有关。看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很不明白：一个如此贫困的地方为何贪腐频出呢？黑白君整理相关报道发现，2017年上半年，甘肃已有至少8名厅局级以上官员落马。包括甘肃省林业厅原厅长马光明、武威市委原副书记陶军锋、定西市政协原副主席彭双彦、庆阳市委原常委张万福、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雷志强等。另据财经杂志报道，除被调查外，甘肃官场近日还有多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或失踪。3月初，兰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纪勋坠入黄河身亡。3月底某日凌晨4点左右，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刘鸿军从22楼办公室坠亡。4月22日，兰州市政协主席俞敬东因心脏病发被送往医院，住院期间跳进河。33天后，其遗体才被在黄河滩找到。俞敬东跳入黄河的第8天，即2017年4月30日，甘肃省发改委原主任周强也纵深一跃跳入黄河，至今生死未卜。黄河，正在成为兰州官员摆脱内心恐惧、自我惩罚的“天堂”？甘肃渭源人周强再任职甘肃省发改委前，曾任庆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无独有偶，周的两个同僚、曾任庆阳市委副书记的戴炳隆、曾任庆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张万福，近期双双落马。今年2月10日至11日，中央纪委巡视组在向甘肃省委反馈“回头看”情况时，认为甘肃存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搞团团伙伙、超职数配备干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不强等诸多问题。
甘肃一位处级干部近日在和黑白君聊到当地官场话题时，很是感慨。他认为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贪腐问题一旦爆发、被揭开，问题往往会比经济发到地区更严重。原因是贫困的地区的腐败分子此前长期穷怕了，一旦有贪腐机会，权钱交易的机会，往往会铤而走险、经不住诱惑。该人士还谈到，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民众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像甘肃这样的落后地区民众由于信息闭塞、观念陈旧保守的原因，对腐败的认识不足，或者说认为腐败是官员的事，和自己关系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如果甘肃官场也有杨维骏（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老先生这样的正能量高官，甘肃的官员们一定会有所收敛！”该处级官员说。多年前黑白君还在媒体，去甘肃某地采访一起和民众反映红十字会的问题。结果当地红十字会的领导口出狂言：我们红十字会不接受媒体监督，你问的问题我拒绝回答。甘肃官员的普遍政治修养可见一斑。
山东单县人王三运2011年主政甘肃前曾长期任职安徽。据甘肃作家张弓介绍，王三运到甘肃后当地民间称呼其为“三哥”，王对这个称呼似乎也很受用。王三运上任不久，就有甘肃官场认识找到作家张弓，请张写一篇有关王三运的文章：“文章怎么写，你自己清楚，报酬的事你不要考虑，有我们找企业来承担，绝对让你满意。”以纪实写作为己任的张弓当时挺意外也挺高兴的，他说如果能借此机会将甘肃真实的现状反映给新书记，这是他多年的愿望。所以他答复来访官员：文章可以写，但不要报酬。几个月的采访调查后，张弓完成了近2万字《甘肃，该不该向王三运致敬？》。但让他大感意外的是，文章不仅没有被采纳，他随后发到博客里的文章也被删除。2017年5月，在王三运离开甘肃后。张弓通过网络重发了《甘肃：该不该向王三运致敬？——2012，省委书记王三运问政甘肃五大“侃”点》系列文章，但蹊跷的是，这些文章还是没有能逃脱被迅速删除的命运。文章是被谁删除的？黑白君问张弓。他说：天知道！不过在这些文章被删的前后，张弓曾收到过多份反映王三运的举报信，内容列举了王的儿子、秘书甚至警卫员的贪腐违法事例。其中称王的儿子联手老子直接插手和兰州某地产项目。今年4月王三运离任甘肃后，中央空降林铎和唐仁健到甘肃分别担任党政一把手。这一局面，和几年前山西“塌方式”腐败之后的重建模式何曾的相似。在经过那场伤筋动骨的“反腐”外科大手术后，如今正在复苏的山西官场气象渐新。下一步的甘肃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抉择呢？我们拭目以待。祝福甘肃！祝福甘肃能抓住这样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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