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信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共5篇）

第一篇：我国电信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我国电信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关于利弊之争已告一段落，大体定格于“机遇大于风险”，也即利大于弊的共识上。当前的问题应是具体研究在“入世”后的新环境下，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以谋求电信业新的繁荣。我们一贯认为，利与弊是共生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只要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就能够趋利避害，化解不利因素。同时认为，风险是现实的，而机遇则要依靠努力才能争取得来，所以应把防范风险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宁愿把风险与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周到一些，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取得主动。

“入世”后电信业的风险是什么？一是市场风险，二是制度风险。市场风险需要防范，而制度层面的风险更应予以重视。下面试就这两方面的风险和防范对策分别说些看法。关于市场风险

为什么“入世”后电信市场看来相对平静？

外资在近期内大举冲击国内电信市场的可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是：

第一，外资进军中国电信市场，至少要做好以下几项准备：一是确定经营空间，二是选择合作伙伴，三是制订营销策略，四是做好人才准备。做好这几件事需要时间，尽管国外一些公司对此已做了不少工作，但许多事不是匆忙就定得了的。比如中国电信的拆分重组还刚开始，四大公司何时成为全业务公司以及新的移动牌照何时发放和花落谁家等等，现在都是未知数，国外公司又如何能确定它的合作伙伴和经营方针呢？

第二，我国电信对外承诺的内容中，对于外商持股上限和过渡期的协议对外商具有约束作用，特别是不准许外商独资经营电信业务和坚持我国国际通信的进出口主权的规定，对维护我国电信市场的稳定特别重要。有关执行承诺中的具体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解释。

第三，全球电信业正处于萧条局面，由于网络泡沫破灭，许多国外的电信运营公司出现了大幅度亏损，因而对于在国外投资，特别是对于在中短期内不可能盈利的基础电信业务领域，一般均持谨慎态度，这种情况与一、二年前迥然不同。此外，中国电信业务尽管在技术、资金、管理上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但它有自己的优势：包括市场的先占优势、本土优势、网络规模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等。拿市场先占优势来说，我们已逾4亿电话用户，你要夺我的用户就不那么容易，只能在发展新用户、特别是高端用户方面做文章；我们在自主研究开发新技术方面固然落后，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执行了“引进、合作、创新”三层次战略，发挥了后发优势，“入世”后可以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有些媒体宣传我国电信业在“入世”后会“不堪一击”，那是耸人听闻。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对于“入世”后的电信市场，应当有充分的自信。

这样说，并不是电信市场就没有风险了。相反，风险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从全球电信业的复苏、国外公司的战略调整、国内电信业的整合、投资环境的完善等方面看，外商投资中国电信业的高潮可能出现在两三年后。因此，抓住这几年的“缓冲期”，利用“入世”契机，努力增强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扩大自身的比较优势，保持和巩固电信市场的主导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外商经营我国电信业的方式和特点

外商投资经营中国电信业的方式，大体估计有以下几种：（1）利用国际出租电路与本地网相连，与当地电信业建立战略联盟；（2）投资中国电信企业的股票，直接或间接购买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股权；（3）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资或合作公司；（4）对新兴信息产业或业务进行风险投资；（5）采用BOT方式参与开放中西部电信建设；（6）承揽电信建设的外包业务；（7〕相互提供网络元素的出租业务，对于各种合作方式，在外商权衡利弊优劣的同时，我们也要从当地电信业的发展利益和具体条件考虑，权衡利弊优劣，确立自身的方针。正如外商在中国境内寻找合作伙伴和合作项目一样，国内电信企业也应主动探求与国外的合作意向，寻找国外的合作伙伴和合作项目。

由于我国在“入世”承诺中只准许外商与中方合资经营电信，并由中方控股，因此外商不可能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电信市场竞争的主体，将是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入世”后的电信市场竞争，将表现为中资企业与合资企业之间、中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以及合资企业与合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外商通过它所投资和合作的企业，在扩大电信市场中谋取自身利益，它的利益渗透在国内各电信企业的竞争中间。换句话说，它必须通过“内战”才能在竞争中谋取利益。这样，在国内电信业的竞争中便存在着国际竞争的影子，这就是市场风险的由来。盲目扩张和恶性竞争，是“入世”后电信市场的两大陷阱

市场本来充满风险，开放后的市场更加充满风险。但从现实情况看，当前特别需要防范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盲口扩张，重复建设。在前几年全球电信业“高烧”期间，各国电信运营商普遍对电信市场期望过高，下大手笔进行豪赌，结果事与愿违。随着网络泡沫、宽带神话相继破灭，企业财务陷于困境。德、英、法、日、美等各大电信公司均出现大规模经营亏损，虽说具体原因各不相同，如欧洲一些电信公司主要因争购3G牌照而付出了数百亿美元之巨，而无法从市场上收到回报，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对3G市场估计失误。有一段时期，对于新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等等宣传过头，似乎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可以改变一切的时代。某机构曾在一份正式报告中扬言：中国已进入了宽带时代，中国电信的6000多亿元资产已统统成为垃圾。在这种浮躁盲进思想的支配下，出现了争相重复建设光缆网，争抢宽带接入地盘，不惜成本包装各种高端业务等现象，造成全国光缆网严重供过于求，大批资产埋在地下等待报废，许多新业务市场反应冷淡，投资无法收回的尴尬局面。如果说，国外的企业经营不好，可以破产的话，那么在我国则都是国有企业，经营再不好也会得到国家保护，所以更为可怕。

毫无疑问，包括宽带通信在内的各种新兴信息业务是电信发展的方向，电信企业应当下大力气去研究开发，开拓市场。但是，企业经营毕竟要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技术上的先进性并不能保证商业上的成功。从我国情况来看，制约宽带业务的因素，一是内容，二是价格，这两方面跟不上，市场就很有限。可喜的是，在经过一段弯路以后，众多电信运营商终于醒悟过来，开始回归理性，使宽带通信重新走上务实发展的道路。

第二，恶性竞争，搅乱市场。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还刚开始，但火药味已经很浓，有些竞争方式已经违反了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在各大公司的对外宣传广告中，找出许多不符合公平、公正、客观、真实原则的内容来。有的地区为了争夺客户，将移动电话资费降低到每分钟6分钱、8分钱，尽管可能有其客观背景，但显然搅乱了市场秩序。“入世”后，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如果过分沉溺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之中，那将对谁有利？

我国电信企业在产权体制没有改变以前，电信业的竞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说白了只是由政府导演的一种虚拟的竞争，或者说是一种伪竞争。明乎此，则各家公司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到底为何来？！现在，许多企业中的明白人，懂得了竞争与合作的辨证关系，树立了新型的“竟合”思想，并提出了“合作高于竞争”的理念，将市场竞争纳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怎样规避上述两方面的市场风险，办法无非两条：一是提倡理性投资，二是加强政府监管。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遵守严格、公正的管制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信市场。关于制度风险

与市场风险相比，“入世”带来的制度风险对于中国电信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如前所述，“入世”后的电信市场具有“国际竞争内战形式”的特点，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政策对头，措施得当，监督有力，始终保持理性，不误入陷阱，市场风险是可以规避的，而且可以化风险为机遇，把中国电信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但是，制度层面的风险是不能规避的，市场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政策和规则的全球化、产业结构的全球化、企业体制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等等我们只能应付，而不能规避。而应对“入世”后制度层面的挑战，需要作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应当特别指出，我国是在市场经济尚不健全、处于转型时期的经济形态下对外开放的，和其他国家相比，尽管20年来电信业发展迅速，但是电信的普遍服务目标尚未实现，地区间的发展显著失衡，电信立法严重滞后，有效竞争尚未形成，企业管理和改革中强调中国特色多，强调国际规则少，这些在“入世”后势将受到冲击和挑战。

制度层面的风险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六项，即：电信政策和规则的全球化，国有企业产权体制的改革；人才的争夺，电信普遍服务；网络和信息安全；腐败因素的影响。电信政策和规则的全球化呼唤加快立法

中国已在基础电信协议上签了字，这不仅意味着在电信对外开放上作出了承诺，而且在遵守电信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上作出承诺。“入世”后，电信领域的国内政策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将演变为国际贸易问题。众所周知，WTO制订的政策和规则，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订的，它侧重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为了凭借其在电信技术和网络上的优势地位，加快扩展全球电信市场的步伐，近几年竭力迫使其他国家推行与美国政策标准相一致的电信政策，建立以市场开放为核心的全球化政策环境。

再拿目前社会普遍关心的电信资费来说，我国长期奉行的交叉补贴政策，是WTO的规则所不允许的，因为它不符合各运营商间公平竞争的原则，但它有效地保护了我国广大低收入者的利益。如果过早放弃交叉补贴，各项业务均分别按发达国家的方式计算成本，必将导致国际、长途的资费大幅度下降，市话、农话的资费大幅度上升，而这只能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我国的移动电话双向收费办法改单向收费之议，引起境外股市下跌，认为影响了国外投资者的利益而终于流产。在电信的经营管理中，类似涉及国际规则的有市场准入、互联互通、资源保护、融资上市、采购招标、会计制度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在我国“入世”以后将要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亟待通过电信立法予以解决。产权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入世”后外资进入中国电信市场，必须与国内电信企业合资方能经营，这就逼着国有电信企业非改革产权体制不可。我国电信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已有10年，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没有触动所有制这一要害问题。所谓现代化企业制度，是以法人财产为基础、以三权分离为特征、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委托代理制度，从电信企业来说，涉及企业法人的界定、法人财产的操作、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政企职能的区分、上下权限的划分、业务收入的摊分、主业副业的分流、三项制度的改革、企业领导制度的规范化等一系列问题，而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好投资主体多元化，也即企业所有制改革。所有制不改变，政企能真正分开吗？两权能真正分离吗？党政能真正分工吗？所谓“新三会”、“老三会”的矛盾能解决吗？党的十五大解除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桎梏，为所有制改革扫除了障碍。但是，电信所有制的改革毕竟是存在着风险的，而我们又缺少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比如，按照国际通例，在对外开放前应先对内开放，电信企业既然允许同外商合资，又为何迟迟未让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加盟？既然可以在境外上市，为何又迟迟不在境内上市？对内对外同时开放后，又如何保证国家的控制权？因为电信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机密的要害部门。

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再如，今后企业中党的领导究竟如何体现，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在序言中强调了加强企业中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条款中只字未提，直到现在没有看到官方的正式提法。现在有些企业实行书记兼任董事长或监事长，或书记兼总经理，或由书记、总经理两个人交叉兼职等等，也只是解决党委领导干部的安排，并没有解决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些问题在国有企业中可能不突出，但在改组成为合资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就突出起来。总之，电信企业要加紧做好准备，抓住电信重组的契机，跨出所有制改革这个大门槛，这已成为当务之急。人才的争夺将空前尖锐

正当“海归派”在国内大行其道的时候，国外电信运营商却在伸展触角，盯住“本土派”，搜罗所需人才。外商进入中国经营电信，带来的是资金和技术，所需人才主要依靠在国内搜罗。“入世”后的人才争夺战必然异常尖锐，成为国内企业最感头疼的问题。应当承认，国外公司几年来在中国推行的本土化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挖走了国内许多优秀人才甚至尖端人才。办法也很简单，无非是高工资包括年薪、奖金、期权期股、职务津贴等等，比国内企业高上几倍至几十倍，允诺优越的培训和升迁机会；还有各种福利待遇。近年来他们更着重于参照各人专长，允诺安排较原岗位更高的职务以激励事业心和成就感。人才争夺的结果，一是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电信企业人员流向民营企业的可能性不大，但流向外资企业的可能性就很大。二是人力资源成本提高。除了企业合资后员工薪酬提高外，不合资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也不得不相应提高薪酬待遇，从而增加了经营管理的压力。三是竞争力受影响，被挖走的人才多数担负技术或管理责任，有的还是关键性人物，如被竞争对手挖走，势必对企业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电信的普遍服务面临威胁

“入世”后最蒙受不利影响的电信领域，并不是如有些人所估计的，在外商争相投资的国际电信、移动电话和增值业务，在率先开放的17个城市和东部富庶地区，而恰恰在外商不愿投资的农村电话，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偏僻地区和农村地区。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支持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通信建设，在统计规划和全国财务调度下，实行“城市支持农话、沿海支持内地”的方针，通过全国通信部门的共同努力，使这些地区的通信建设有很大的发展。“入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电信业多数处于亏损状态，外商一般不愿前往投资，全国各地区通信投入的水平将会严重失衡。二是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中国电信，在连续下调资费以及划出移动通信、IP分流长途业务等情况下，已逐渐减弱其继续支撑普遍服务的能力。三是政企分开后，政府已不能任意使用行政权力调拨企业资金来支持通信建设。这样，有可能使这些地区的通信发展受阻，使城乡、地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影响电信普遍服务目标的实现。

确保电信的普遍服务，是每一个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为了在新形势下确保电信普遍服务目标的实现，当前迫切需要的事情是，第一，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设立普遍服务基金。各国政府过去通行的补偿方式是对承担普遍服务的主导电信企业授予各种特权，如免除捐税、特许专营、扩大业务经营范围等，这些在“入世”后不再适用，目前全国较普遍地采用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的方式，即由全体经营电信的运营商共同合理承担，政府指定机构分配使用基金，由指定的主导电信企业组织实施。具体补偿方式，有成本补偿、收入补偿、价格补偿等，据悉，信息产业部正在组织研究具体方案。这里想补充一个意见，就是普遍服务的补偿对象，应该是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也就是通过对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主导电信企业的补偿措施，给予低收入群体以具体帮助，使他们能够与所有人一样享受基本电信服务的权利。因此不宜用笼统的地域来区分。西部地区总的国民收入低，但它也有大城市，也有富人（中国首富就出在四川）；东部地区的国民收入高，但也有贫困的地区，发达的大城市中也有穷人，包括下岗、失业、退休和流动民工等。在制订方案时，建议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第二，积极引导外商参与投资开发中西部和农村不发达地区的电信建设，一方面可对外商投资开发实行优惠政策，另方面可参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与外商谈判中实行“肥瘦搭配”，把中西部的项目予以合并考虑。第三，在企业经营上要区分普遍服务市场和商业服务市场。普遍服务市场，要奉行普遍接入、用户平等、资费的可承受性和质量的规定性等原则，不以赢利为目的；商业服务市场则应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满足用户需要的同时，为国家和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对于不同的市场，要有不同的经营策略，才能防止顾此失彼。

WTO基础电信协定的谈判中，对于普遍服务的问题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重点之一。WTO同意各国根据本国情况自行规定政策，但要求对电信企业普遍服务的负担合理，做到透明和非歧视。需要提出的是，国内有些人士对于电信企业承担普遍义务不以为然，认为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是政府转嫁的额外负担，对普遍服务采取消极态度。须知，任何一个国家的电信企业，都把实现普遍服务目标列为首要任务，何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来不存在姓社姓资，我们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无非是强调在市场经济中，要更多地强调公正与平等更好地照顾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以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对于电信普遍服务的任何漠视，都是对电信企业性质的曲解和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背离。网络和信息安全受到严峻考验

“入世”后政府部门对电信业最担心的可能莫过于网络与信息的安全。我国政法部门一直不赞成电信业过早对外开放，就是考虑到开放后有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全机密。深圳特区开发之初，在与外商合资经营电信的时间中，就为此走了一段弯路。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并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应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庞杂多样，泥沙俱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斗争阵地。可以想象，在外商参与电信经营以后，网上的斗争更为尖锐复杂、激烈。

这里讲的安全问题，包括互相依存和密切联系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两个方面。对于电信部门来说，主要职责在于管好网络安全，要从技术上、管理上、法律上切实采取措施，堵住安全漏洞。加强安全防范能力。同时，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构建信息关防平台，堵塞和过滤有害信息，重视网上斗争，确保信息安全。腐败因素的滋长将构成全面失控的危险

在对外开放搞活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为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腐败现象可能使对外开放的努力成果全部葬送。为此，中外历史上有着不少惨痛的教训。一百年前我们的洋务运动，招引外股之所以最终失败，并不是由于当局决策不当，也不是缺少法令规章而是由于这些决策和法规到了下面就层层走样，一些地方官吏和国有企业领导人与外商相互勾结，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谋取私利。手法多种多样。如明明规定合资企业必须“权操自我”，外资上限不超过三分之一的，一些官办企业却采取向上隐瞒手法，让外资股甚至由外商独资，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成了各种违纪事件的保护伞，而且直接参加了分肥勾当，甚至充当了外商代言人；清廷则遇事“通融”办理，法同虚设。最后，这批贪官，奸商大发了“开放”的横财，而把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拱手送给了洋人。

中外历史告诉我们：不怕开放，只怕腐败。对于“入世”后的中国电信业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比如，我国承诺的分期开放和外资约束条件，能够保证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吗？只要在某个地区对外某个外商实行了超越承诺的条件，那么所有地区和所有外商，都可以援引WTO关于优惠共享的原则，无条件地一概照此实行。我国政府15年艰苦谈判取得的成果，可能在15分钟内毁于一旦。不少人士反映，中国电信市场中有许多现象叫人看不懂，看不懂的后面难道就不存在着黑洞的可能吗？

我们常把外商市场称作“狼来了”，激励大家要学会“与狼共舞”的本领。其实，主要的危险并不来自狼，而是来自内贼。官商合谋，内外勾结，挟洋自重，卖国求荣，将是“入世”后腐败现象的新特征。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要以我国的法律和对外开放承诺为准绳，严密审视开放后的电信市场，谁擅自违反法律或承诺底线，不论冠以何种堂皇的借口，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

总之，“入世”对中国电信业带来新的契机，但也不能忽视风险。要防范市场风险，更要防范制度风险。防范的关键，一是遵守规则，防止腐败；二是政策上不出现大的失误。“入世”是中国电信对外开放的延续，也是新的起点，只要我们政策正确，应对得当，审视度势，趋利避害，一定有使中国电信业在“入世”后出现新的繁荣，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

第二篇：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问题

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问题

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山东等很多省份都有分布，几乎每个省市都有发育程度不同的产业集群，其中以浙江省、广东省和江苏省最为集中。由产业集群导致经济集群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东北、京津冀、山东半岛、苏沪浙、海峡西岸、广东，特别是珠三角，由产业集群导致城镇集群和经济集群。

在我国产业集群可以大致分为五类：一是依靠当地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建立在农村或乡镇工业基础上的特色集群。这些集群一般形成了专业化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城镇，浙江称之为工业化特色产业区。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产业集群经济主要是一种民间经济，由大量中小企业构成。从全国来看，这类企业集群也为数最多。

二是基于“三来一补”基础上形成的两头在外的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港台地区的制造业正好面临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飞涨、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广东、福建、江苏省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机遇，以优惠政策、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邻近港澳、联接广州深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成港台制造业的“工厂”。

三是与大型企业配套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山东青岛海尔集团、重庆嘉陵摩托集团、辽宁东北钢琴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附近，都有相关企业繁殖和衍生，进而又促进了配套产业的发展，并在相关行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升级，形成一些企业集群。还出现了基于外资企业配套而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如北京亦庄的诺基亚星网工业园。

四是在中心城市城区出现的都市型产业集群。都市型工业园区是特指以大都市独有的信息流、人才流、现代物流、资金流等资源为依托，以产品设计、研发、营销管理、技术服务和生产制造为主体，能在市中心区生存发展，并与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调，具有增殖快、适应市场快等特点的工业集聚类型。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群发展迅速。

五是在政府规划下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全国目前已有53个高新技术园区。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基础上，国家正式批准成立设立了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

上述分类表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产业集群的发展也逐渐从民间层面进入政府视野，从低技术、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的集聚几乎一统天下发展到高技术、创新型产业集群崭露头角，从东南沿海向内地蔓延滋长。从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来看，产业集群已经覆盖到大部分的传统行业，形成较大的经济规模，一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特色产业和品牌，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成长为相关行业的产业基地，许多产业集群的产品外向度不断提高。

然而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1.产业集群存在多方面的内在不足：如企业规模偏小，产品档次偏低，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不完善。2.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约束与挑战增加：如产业集群的内部环境较差，外部约束日益严厉。3.地方政府行为的误区：如政府职能定位存在误区，园区建设过热，出现过度竞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用十个词语概括就是：无为而治；集而不群；拔苗助长；不堪重负；营养不良；行政分割；质量柠檬；落地无根；抓大放小；重硬轻软。

如何解决这些阻碍产业集群发展的弊病呢？我觉得应该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入手，正确的进行定位和协调配合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于企业来说，应该通过重组与整合，在发展中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首先，要进一步发挥创造性地整合本地资源的良好机制，克服没有限制地跟风仿冒的弊端，真正形成产业集群自身的特色产业和品牌。其次，强化技术创新，形成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品牌。第三，加强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分工，形成弹性生产体系，进一步发挥集群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形成集群竞争力。第四，加强与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的横向联结，形成集群创新的社会化基础。第五，加强产业集群内部的自组织，培训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制定和执行行业规范，培养自律、诚信的集群经营氛围，限制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尤其是没有约束的仿冒以及恶性价格竞争等。第六，提高外向度，向全球化的价值链的纵深推进。

对于政府而言，要正确定位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首先，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以产业集群政策替代产业政策，以更为完整、科学、可行的产业集群政策替代简单的产业布局安排。其次，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创造基础条件，消除任何阻碍集群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因素。第三，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帮助集群发展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自组织体系。第四，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始终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和环境安全标准。第五，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和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我国的产业集群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致使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本优势已经逐渐消失，就我所知的前一段时间所出现的“制造业回流”现象，这就逼迫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这或许也将会是我国产业集群深入发展的一个机遇。

第三篇：我国调味品产业与市场发展问题

我国调味品产业与市场发展问题

来源：中国食品产业网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2日

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为调味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但不利的因素也非常多，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危机同在。

“黑调料”充斥低端市场

近日，在国家质监总局组织的一次质量抽查中，发现酱油、酱产品有1/4不合格，有的产品防腐剂竟超标10倍。而此次曝光的酱油、酱产品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笔者在一家食品专业网站上输入“调味品”进行搜索，仅仅两个页面就包含“北京：鲜风牌鸡精因不合格下架”、“成都食品调味品问题多”、“‘红梅牌’调味品被查出质量不合格”、“1至2月份郑州鸡精合格率不到三成”、“杭州查获440公斤假冒味精”、“非碘私盐冲击食盐市场”、“石狮查获43箱假醋”、“温州查获600包假冒鸡精”、“南京市场假胡椒粉泛滥”等负面报道，占所有搜索结果的1/5以上。

笔者走访了几家大型超市，并没有发现近期被“通缉”的这些调味品，但在城乡结合部的小超市、食杂店和农贸市场发现，这些流通渠道里销售的调味品问题很多。以酱油为例，这里大部分都是杂牌、小厂的产品，还有的甚至是无厂名、厂址、保质期的“三无”产品;有的产品根本没有酱油应有的酱香味和鲜味，只有咸味，还有的甚至有些苦涩的味道。香辛料的问题则更为突出，不少农贸市场里销售的辣椒粉、花椒、大料等大多为露天摆放，连最起码的卫生都无法保证。

高成本低效益

调味品行业是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受原料市场价格与人们消费水平影响较大，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生产工艺周期长、资金占用大、周转慢，且产品本身附加值也很低，因而，“高成本低效益”一直是行业中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近年来，由于行业技术门槛低，外来资本很容易进入，无论个体、集体还是合资企业都相继增多，使市场需求总量趋向过剩。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一些调味品企业彼此竞相压价，大打价格战，导致本就收效甚微的调味产品利润更加微薄，更有甚者是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为分得一匙残羹，有的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有的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大行其市，这样不但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严重无序，更使调味产品的利润、档次极度降低，我们的企业也难创造出质量效益。同样，整个行业也无力使产品价格战从根本上转变为品牌价值战。

地方品牌居多品牌知名度不强

受地方风俗和个人口味喜好的差异性影响，调味品业主要以地方品牌居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一些企业已逐步发展为区域性品牌，产品已辐射到部分临近的省外市场，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品牌并不多，就“四大名醋”而言，也还主要是在各自的根据地呈主流消费。目前，国内调味品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山东、北京、山西、四川几个省、市，其中上海的市场份额达30%以上，有上海太太乐、上海味好美等较多知名企业，其他地区如广州致美斋、北京王致和等亦表现不俗。从品牌结构来看，能在全国市场叫响的品牌比例不到1%，当然这与产品的风味、企业的规模、品牌的价值、地方的差异无不相关，不过，也与调味品企业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不重视市场需求和强化现代营销有直接的联系。因而，“长期局部作战、市场范围不广，品牌知名度弱”是调味品业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在市场对调味品需求日趋旺盛的背景下，国内某些调味品企业的发展步伐却显得相对滞后，整个行业中具有规模效应、强势品牌的企业并不多。据笔者了解，近年来，由于行业技术门槛低，外来资本很容易进入，因此一些调味品企业彼此竞相压价，大打价格战。有的企业甚至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傍名牌大行其市，不但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无序化，更让整个行业无力从产品价格战转变为品牌价值战。此外，受地方风俗和个人口味喜好的差异性影响，调味品业主要以地方品牌居多，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品牌并不多。因而，市场范围不广、品牌知名度弱已成为调味品业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原料涨价持续不退生产硬成本逐步提高

近年来,我国在调味品生产遭遇了原料涨价的风潮，从2006年下半年到现在,原材料的不断上涨,市场价格大幅度的波动,极大地影响了调味品生产与市场的销售。同时，随着国家对调味品企业的规范化管理，调味品各子类产品行业标准陆续出台，调味品制作的用料越来越规范。如鸡精行业标准出台后，对鸡肉和氮含量两项硬指标的规定，使得全行业的鸡精制作成本大幅度上涨，鸡精即将面临全行业大涨价。展望未来市场，调味品价格将会随着其原料成本的上升而出现持续上涨的趋势。

第四篇：我国生猪产业发展问题研究2012年10月

行业调研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猪肉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肉食，占肉类总消费量的比重长期保持在60%以上。目前我国生猪养殖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7%，养猪业在我国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国际上来看，我国生猪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几十年来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生猪产业发展中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猪粮安天下，养猪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食物安全、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近年来制约我国生猪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日益复杂多样，存在的问题日益凸出，已经影响到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消费。

一、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一）生猪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生产快速增加。生猪存栏量、出栏和猪肉产量都在成倍增长。与此同时，生猪生产水平明显改进，生猪出栏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50%增加到目前的140%，胴体重由50公斤提高到86公斤左右，育肥出栏周期由300天左右缩短到目前的180天左右，生产水平快速提高。

1.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从生猪饲养区域看，我国生猪饲养范围广泛，除新疆、青海、宁夏、西藏等地饲养量较少外，其余省份都有规模不同、数量不等的饲养量。当前，我国生猪生产主要集中在在四川盆地、黄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区。生猪养殖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等粮食作物，这些地区粮食资源丰富，饲料粮可就地转化为畜产品，具备一定的区域优势。全国生猪存栏排名前十位省份分别是四川（生猪存栏占全国的11.5%）、河南（9.6%）、湖南（8.5%）、山东（5.9%）、云南（5.8%）、湖北（5.3%）、广东（5.1%）、广西（5%）、河北（4.4%）和江苏（3.7%），10个省份生猪存栏合计占全国存栏总量的行业调研

64.8%。全国有20个省份的生猪出栏量超过1000万头。四川省是我国生猪生产第一大省，出栏量超过6000万头，占全国出栏量的比重达10.5%；其次是湖南省，出栏量超过5000万头，占全国出栏量的比重为8.4%；河南、山东、湖北、广东、河北出栏量超过3000万头，占全国的比重均在5%以上。出栏量排名前十位的省份生猪出栏量合计占到全国总出栏量的63.6%。

2.规模养殖比重持续提升。生猪饲养业在我国是传统产业，生猪养殖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农民的家庭副业经营，生产方式粗放，生产规模较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猪生产的快速发展，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散户（年出栏1～49头）生猪出栏量大幅下降。2009年散户出栏量的比重为38.66%，年出栏50头以上的出栏量占全国出栏量的61.34%。年出栏量在50～99头和100～499头的规模养殖户是生猪养殖的主体，二者的比重合计达到29.68%，占到规模户出栏量的近一半。年出栏500～5000头的比重合计为21.92%，5000头以上的比重较小，约为9.75%。

3.散户数量仍占绝对多数。散户生产量占总产出的比重大幅下降，但散户数量仍然偏高，目前仍有6400万户以上，占养猪户的比重达到96%；而规模户合计有254万户，占养猪户的比重约为4%；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大规模户数的比重在0.03%左右。从规模户内部结构分布看，养殖户50～99头和100～499头的小规模户的比重最大，合计占到规模户总数的92%左右；其次是500～999头和1000～2999头的合计比重为7%；3000头以上的规模户的比重仅占0.7%，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仅有3134个，在规模户中仅占0.12%。可以看出，散户养殖在我国生猪生产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年出栏50～999头小规模户仍是规模生产的主体，3000～5000头规模户在总产出比重相对偏小，5000头以上大规模户的发展明显不足。

（二）猪肉消费

行业调研

1.猪肉消费在肉类消费中占主导地位。猪肉一直是我国居民肉类消费的主体。上世纪80年代以前，猪肉占居民肉类消费比重的95%以上。进入80年代，随着肉类消费的多样化发展，尽管猪肉消费量不断增加，但其比重下降。到目前为止，猪肉消费仍占肉类消费的60%以上。2009年全国猪肉产量4890.8万吨，人均猪肉占有量36.6公斤，城乡居民家庭猪肉消费总量2269万吨，人均猪肉消费量17.0公斤，比1978年增长了1.2倍，人均牛羊肉消费量2.46公斤，人均禽肉消费量7.17公斤，猪肉、牛羊肉和禽肉的比率约为7：1：3，猪肉占肉类消费的63.3%。

2.猪肉消费快速增加。1960年是猪肉消费的最低点，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猪肉仅2.7公斤，农村仅1.2公斤；1964～1978年，猪肉消费有所增长，但非常缓慢，在14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了5.5公斤，农村居民增长2.1公斤，年增长率不到1%。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猪生产迅速发展，猪肉消费量快速增加，城乡居民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从1978年的6.7公斤增加到2006年的17.5公斤，2006年是1978年的2.6倍。2007年，由于生猪生产剧烈波动，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人均消费量下降到15.6公斤，但2007年之后再次回升，2009年已回升至17.0公斤。

3.猪肉消费城乡差距较为明显。猪肉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城乡差距逐步缩小。20世纪80年代以前，城乡猪肉消费差距较大，城镇人均消费高出农村8～10公斤以上。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猪肉消费量持续快速增加，而城市居民的消费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增长趋缓，城乡消费差距逐渐缩小。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20.5公斤，农村人均14.0公斤。农村居民的猪肉消费长期受本身收入和猪肉价格的制约，消费水平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未来农村猪肉消费的潜力仍然很大。

（三）猪肉加工

行业调研

我国肉类食品工业已基本形成了集畜禽养殖（基地），屠宰分割加工，肉制品深加工，禽类蛋品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加工，冷冻冷藏加工，物流配送批发零售于一体的产业体系，肉类加工企业正在向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发展。全国肉类规模以上的企业2837家。

1.猪肉加工重点企业及其份额。目前我国重点猪肉及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河南双汇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雨润集团有限公司，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有限公司居中国肉类食品行业前三强，其次是河南众品、四川高金、北京顺鑫公司鹏程食品分公司、唐人神集团有限公司和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位居肉类企业前15强。在全国火腿肠市场中，双汇、金锣位居第一、第二，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8.4%、12.69%，雨润、得利斯占第三、第四位；在低温肉制品市场中，双汇居第一位，市场占有量13.23%，雨润排名第二。

2.猪肉加工总体水平仍然较低。目前我国猪肉加工还存在着猪肉加工比例少、行业集中度低、深加工肉品少、档次较低等问题。我国肉类制品及副产品加工占肉类总产量15%，而同期发达国家熟肉制品已占到肉类总产量的50%以上。我国的屠宰及肉制品产业非常分散，双汇、金锣、雨润3家肉类行业龙头企业屠宰生猪仅占我国生猪屠宰总量的4%以下，而美国前3家肉类加工企业总体市场份额已超过65%，欧盟11家占行业总量的74%。我国猪肉市场仍以鲜销白条肉为主，分割肉、小包装肉的比例不到10%。有特色的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占肉类加工总量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二、生猪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问题与挑战

（一）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生猪正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即由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是生猪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新起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有利的政策形势为生猪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猪肉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城乡居民的畜产品消费水

行业调研

平差距很大，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将不断提高，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的畜产品消费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三是转变生猪产业发展方式面临新契机，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加快生猪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良好条件。畜牧业作为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已经成为各地加快现代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猪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目前仍存在大量小规模、分散饲养的养殖户。生猪生产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问题尤为突出，良种繁育体系不够完善，技术服务机构不健全，基层畜牧兽医队伍不稳定，兽医管理体制以行政区域管理为基础，监管难度大，检测设备和手段落后，导致防疫不力和兽药滥用。产业化发展仍然滞后，“公司＋农户”传统的产业化组织模式中，公司和农户之间没有形成健全的利益衔接机制和分配机制，没有真正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生猪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专业合作组织规模较小，实力薄弱，组织协调力不强，市场风险仍不易规避，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农民的养殖收益难以保证，影响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

（三）面临的挑战

1.生猪价格波动风险加大。2006年5月至2008年4月的23个月内，全国生猪价格由

5.96元/公斤上涨至16.87元/公斤，涨幅达183%，生猪价格窜至历史高位；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的14个月内，全国生猪价格由9.53元/公斤上涨至17.54元/公斤，涨幅达85%。2006年以来生猪价格的两次剧烈波动，对生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价格下跌致养殖户亏损。2010上半年，供过于求的生猪市场和季节性消费淡季使得生猪价格快速下滑，由1月的12.09元/公斤迅速下跌为6月的9.64元/公斤。据对近6000个生猪养殖户的监测，2010年6月出栏每头生猪亏损70元。若某一规模养殖场本月出栏3000头生猪，则亏损额将达21万元。2010年6月，全国生猪养

行业调研

殖平均亏损面达到58.23%，亏损严重的地区达到90%以上。生猪价格下跌养殖户亏损严重，而生猪价格的快速上涨则使得居民消费水平大幅下降，对农村居民及城市贫困人口日常生活带来显著影响，价格上涨使居民消费水平下降。

2.劳动力短缺对生猪产业的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散养户大量退出，但在生猪生产领域，机器设备不能像在种植业中那样大量代替劳动，养殖业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仍将持续。当前苏鲁豫皖毗邻地区农村，大多数农户家养猪舍已近十舍九空，农村散养猪的数量己明显减少。据初步统计，在广大农村地区，原来千家万户式的散养猪已减少了30%～50%，少数村庄甚至减少了80%以上。散养户突然退出市场，规模养殖未能适时进入，形成“养殖断层”，对生猪市场的稳定供应和长期发展十分不利。

3.重大动物疫病成为制约我国生猪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分散饲养方式，生产及防疫不规范，防疫难度大，疫病防控形势严峻；随着生产发展，规模化发展加快，但养殖密度大容易滋生疫病，一旦疫病暴发，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大，动物疫病风险依然很大。近年来，我国生猪疫病呈多发态势，各类重大疾病在我国时有发生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生猪死亡和个体生产性能的下降，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外。另一方面，还会使养殖户产生恐慌而弃养，即使畜产品较高的价格并不能激发养殖户的积极性。

4.生态环境对生猪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随着养猪场数量的增加和养殖规模的扩大，集约化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关于畜禽养殖业环保政策的出台，一方面使养殖污染得到控制，环境状况得到好转，但另一方面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养猪业环保法律法规客观上提高进入养殖业的门槛，限制了一部分有养殖意愿但条件不能达标的农户或企业加入养殖业，对生猪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篇：我国肉鸡产业发展问题调研报告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禽肉生产国。然而,与此地位不相符合的是我国禽肉出口量仅为生产量的3%左右,典型的生产上的“巨人”和出口上的“矮子”。美国、荷兰、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饲料原料价格较低,设备先进,大规模饲养成本比我国低20%～30%。1996年,欧盟禁止我国禽肉产品进入其市场,使我国失去了欧盟市场3~4万吨的冻鸡产品份额;而日本也一再对中国肉鸡采取歧视性采样检查,以限制中国廉价肉鸡对其国内的冲击。我国肉鸡产品的年增长率从1996年的14%陡降为2000年的4%,预计再有10~15年的时间,中国家禽业便可全部与世界接轨,而肉鸡业首当其冲;肉鸡业显然面临极大的挑战,肉鸡生产中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肉鸡品种、品质

我国肉鸡生产量虽居世界第二位,但主品种多为“舶来”的快大型白羽肉鸡如艾维茵、双a

等,中国本地品种较少。在白羽肉鸡育种、饲养生产等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弱势明显,表现在生产成本过高和鸡肉的安全性等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进口关税的大幅削减,外国廉价鸡肉势必大量涌入,给国内的快大型白羽肉鸡生产造成更大压力。

2饲养管理水平低

我国的肉鸡养殖基地主要在农村,因此,饲养的基本条件、饲养管理技术和人员素质与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较大。肉鸡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定向培育成的快速生长型禽类,要求在高度集约化生产状态下进行养殖。所以,在肉鸡生产中必须要人为地为其创造良性的生态环境,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但我国农村肉鸡生产中,缺乏合理而又规范化建筑的鸡舍,没有良好的隔热材料,缺乏降温系统,缺乏机械通风设施等。这些都是造成鸡舍高温、高湿、空气不流通,而导致疫病发生的原因,直接影响到肉鸡的品质。另外饲养管理缺乏规范化的技术措施,如消毒程序和消毒方法、空气净化、限制饲养和光照程序等往往不能正确执行,有些养殖户随意操作,构成对鸡群健康的威胁,造成较高的发病率。这些都是鸡体携带诸多病原微生物的主要原因。

3药残超标

当前我国鸡肉出口受阻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药物残留超标或含违禁药物。由于肉鸡饲养周期短、密度大、发病率高,在饲养过程中不得不使用大量抗生素预防疾病,这导致我国鸡肉药残事件屡屡发生,降低了我国鸡肉在国际市场的信誉。这主要是源于我国政府部门对这一问题的源头———兽药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监督不力所致。我国现有2000多家兽药生产企业,良莠不齐,而美国仅有1000多家,且均达到gmp标准。

4疫病种类多

中国肉禽业受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新城疫等诸多疫病困扰,而且我国养鸡行业几乎每两年新增一种疾病。而农村养鸡户在疫苗的选择、使用、保藏上不加注意,往往造成免疫失败,更加重了疫病的流行。诸多疫病的广泛流行以及农村养鸡户自身知识所限,导致治疗及时,使中国肉鸡业经济损失巨大。此外,也为中国鸡肉的出口造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