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的利益表达

第一篇：政协委员的利益表达

政协委员在政府政治过程中的利益表达 ——以医疗需求为例

利益表达就是一定的利益表达主体通过一定的形式或渠道向一定的利益表达客体提出意见、建议，进行利益诉求，并努力实现其既定利益目标的一种行为。利益表达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又为利益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改革的进程也就是利益表达与民主政治互动发展的进程，深入探究利益表达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对梳理改革进程，把握改革方向，总结改革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素有“人才库”、“智囊团”之称。同时，政协委员以界别构成，较少受到部门或地区利益的局限，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和问题，位置比较超脱，有利于讲真话、讲实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注意充分发挥政协的这些优势，紧紧围绕社会管理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积极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促使社会管理政策更加科学可行、符合实际，社会管理执行更加有力、规范。

政协委员在本界别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能够代表和反映本界别的思想意识和愿望要求。作为政协委员，必须当好界别代表，既要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发挥好模范表率作用，同时要履行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建言献策，在工作中争当先进典型。

下面，我将以医疗需求为例，阐述政协委员在政府政治过程中的利益表达。

经过政协委员的了解调查，在我国有近一半的人有病不就医，有三分之一的人该住院而不住院。

1、过度医疗已成普遍现象

一是大处方。医生给患者开出可开可不开，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开的药。一个感冒开上百元钱的药是常有的事；二是滥检查。医生给患者做可做可不做，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做的检查。一个高档检查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三是乱收费。重复收费、巧立名目收费；四是药价虚高。有些药的成本只有几元钱，可到患者手里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原本是老药，换个新名称和新包装，价格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涨；五是医保基金流失。小病大治，大病豪治，无病滥检，过度医疗大有恶性膨胀之势，将基本医疗变成了豪华医疗。有资料显示，我国有20％的医疗费用是过度医疗造成的。

2、医疗需求存在非理性趋高

由于医疗需求的特殊性和医疗信息在医患之间高度不对称，患者主观上存在追求最好的愿望，结果全国病人奔“协和”，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社区、乡村及县级医疗机构客观上存在人才匮乏、设备设施陈旧，无力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同时因利益驱使，医生诱导患者过度需求，造成“大炮打蚊子”的现象普遍存在。调查显示，一例胆囊摘除手术的费用在乡、县、市、省级医院的费用分别是：1000元、2000元、4000元、8000元左右。“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美好设想难成现实。

3、各级医院重治疗轻预防

由于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匮乏，无力去搞疾病预防工作，有病的不知道有病，小病的拖成了大病。有资料显示，“八五”期间，我国社区心血管病人群防治研究表明，1元的预防投入可以节约8.59元的医疗费用支出，又相当于节约近100元的终末期治疗费用，而这1元的投入仅仅是健康宣教和生活行为方式的干预等知识服务，有着极佳的投资效益比。另有资料显示，约5％的病人消耗了约50％的经费，只有很少的经费用在最有效益的预防及疾病的萌芽期，预防方针并未落实。进入新世纪危害健康的最大杀手将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要遏制其蔓延主要靠预防，并非治疗。

4、医院“点菜”别人“埋单”

众所周知，“三医”（即医保、医疗、医药）改革的关键在医院，因为医院既是医保基金的守门人，又是药品市场的垄断者，更是医疗制度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医院不仅要为参保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兼顾国家、社会、患者各方面的利益。但目前医保基金的运作机制是医院“点菜”、别人“埋单”，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不能不导致在医生、药商、药厂中出现不少乱“点菜”、乱“买菜”、乱“卖菜”、乱“做菜”的现象。随着我国医保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直至全民医保，医院“点菜”、别人“埋单”已成为难以破解看病贵的深层次原因。

在深入探访，几经转折之后，我们的委员们总结经验，认为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医疗资源水平不高；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三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四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近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五是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仅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17％左右。

而根据目前我国具体情况，针对以上问题，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调整医疗机构服务功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治本之策是重心下移、重心前移，从源头抓起，优先建立健全城市社区和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好众多的初级医疗卫生机构。乡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预防疾病、健康教育和早期治疗。

2、建立惠民医院。对于低收入困难群体而言，他们要求并不高，只需要看好病，并不需要太多的服务。尽快建立与这一群体的现实需求和支付能力相适应的医疗服务平台。这些惠民医院可由原来的区级医院或者部门医院改制而成，非盈利性的，享受政府全额补贴。同时，每家惠民医院可与市级大医院建立特约协助关系。

3、遏制过度医疗。促使城市大医院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控制医疗成本、合理消耗医疗资源，降低医疗费用。约束机制的核心就是紧紧围绕和坚持4个合理，即“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这既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那么，政协委员在政府政治过程中又该如何表达利益，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呢？

1、强化学习意识，坚持自我完善，在履行职能中提高水平

加强学习，是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是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是人民政协内部增进共识、增强团结的需要，也是我们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方法。

政协领导、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的素养如何，直接影响政协履行职能的效果，影响着群众对政协的认可程度。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德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要通过创建学习型政协，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氛围。要在履行职能中凸显更高层次的宏观性、理论性。以扎实的政治水平、政策功力以及对事物深邃的洞察力、预见力，察人所未察，谋人所未谋，想人所未想，言人所未言。做到协商有高度，监督有力度，参政有深度，实现从建言献策到建言立论整体水平的跃升。

2、强化中心意识，坚持求真务实，在促进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们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合实际情况，按照“政治协商促协调，民主监督为人民，参政议政谋发展”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增强主动性、积极性，把参与、支持、服务、监督有机统一起来：参与是基础，支持是关键，服务是目的，监督是手段；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做到与党委政府合心、合力、合拍。

我们要善于抓大事、抓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要注重在实效上下功夫，讲真话、进诤言，办实事，增强建言献策实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主要精力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调研成果、社情民意和提案建议，为党委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3、强化主题意识，坚持民主团结，在营造和谐中突出特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在协调关系方面有着其他政治组织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要充分发挥委员上下沟通、联系各界的作用，多形式、多渠道、多领域地开展工作，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团结民主，生动活泼、安定祥和的局面，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既要注意反映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也要反映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使各族各界人士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使党委和政府能够更加了解民情、尊重民意、广集民智、顺乎民心。要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围绕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积极协助党委和政府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4、强化创新意识，坚持与时俱进，在平凡岗位中贡献力量。

新世纪新阶段的政协工作，必须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要紧密结合政协实际，认真研究并努力把握人民政协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政协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

要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围绕党政工作中心和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建设研究型政协组织；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实情，了解真相；要进一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高研究问题的能力。

我们的委员大都处于平凡的工作岗位，在完成所在单位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更加珍惜荣誉，增强履行政协职能的责任感，争做合格的政协委员。

第二篇：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维护及其利益表达

内容摘要：

[摘要]我国导游员队伍建设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的长期缺位,现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旅行社 企业 内、外部及境外同行都存在随意侵害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二是导游人员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难以保障;三是导游人员学习培训权难以维护。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维护重在措施落实到位,更在于建立健全导游人员利益表达机制。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导游总量控制、旅行社企业等级标准与拥有导游队伍情况密切挂钩、旅游 者(团)接待档次与陪同导游等级水平相匹配等;拓宽导游人员利益表达渠道则主要靠政府及其部门、导游群体代言人、工会组织、社会舆论监督、旅行社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和民间团体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关键词]导游人员;职业权益;利益表达;旅行社 由于 历史、体制和自身等原因,我国导游员队伍建设出现许多与蓬勃 发展 的旅游业格格不入的矛盾和问题,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南开大学旅游学系本科生科研创新小组对建立合理的导游人员职业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 [1];肖佑兴等从 经济 学角度分析导游人员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在于旅游产品产权界定困难、制度创新成本高、信誉低和追求短期利益、违规行为的风险有限、激励机制不当等 [2];范玉翔等在导游收授回扣问题上引进“博弈论”,分析监管对导游收授回扣的失效原因”,4);李云霞就旅游线路产品低价格现象背后导游与旅行社的矛盾进行了分析 [5];梁智等认为导游人员的道德危险是近年困扰着旅行社业的一个严重问题 [6];姜彩芬等分析了旅行社在导游管理中不公平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7] 等等。这些探索研究提出了许多提高导游人员综合素质的建议和主张,对深入认识和理解当前导游市场大有帮助。但综合治理当前导游市场痼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度挖掘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力求正本清源。虽然造成导游队伍建设的矛盾和问题出现、发展和蔓延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在于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的长期缺位,在于该职业利益表达方式严重缺失、维护权益渠道障碍不畅,致使导游人员许多合法利益无法真正得到维护和保证。

1导游人员岗位职业权益的基本内涵

许多相关 法律 条例对导游职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规定,我们可以从中归纳概括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的基本内涵。

1.1 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导游人员资格 考试 制度。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者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具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参加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或者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颁发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第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导游活动,必须取得导游证。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的,经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导游服务公司登记,方可持所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者登记证明材料,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导游证。具有特定语种语言能力的人员,虽未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书,旅行社需要聘请临时从事导游活动的,由旅行社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临时导游证。”第八条规定,“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应当佩戴导游证。临时导游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并不得展期。”第十八条规定,“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四条规定,“旅行社为接待旅游者聘用的导游和为组织旅游者出境旅游聘用的领队,应当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 中国 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组团社应当为旅游团队安排专职领队。领队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领队证。领队在带团时,应当佩戴领队证,并遵守本办法及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组团社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不为旅游团队安排专职领队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暂停其出国旅游业务经营资格;多次不安排专职领队的,并取消其出国旅游业务经营资格。”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导游人员(包括境外领队)岗位职业实行政府行政许可制,这表明该岗位依法享有行政许可独占权。

1.2 依法公平享有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五章从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一条对劳动者的工资进行了系列的规定。《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章第四十七条(九)规定,“未建立合法、公开的导游报酬机制,致使导游人员私拿回扣,造成恶劣影响的”旅行社“不予通过业务年检,由年检主管部门依照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可注销或建议注销其许可证。”作为社会劳动大军中的一部分,导游人员依法公平享有劳动报酬权和社会保障权。

1.3 接受技术技能水平等级学习培训权 《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导游人员必须参加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举办的年审培训,培训时间应根据导游业务需要灵活安排。每年累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56小时。”第二十六条规定,“旅行社或导游管理服务机构应为注册的导游人员建立档案,对导游人员进行工作培训和指导,建立对导游人员工作情况的检查、考核和奖惩的内部管理机制。”《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章第四十六条(五)规定“未按规定组织管理人员及导游、领队等从业人员 教育 培训或集中培训时数不够规定标准,经理资格证未达到要求的”旅行社“暂缓通过业务年检,并由年检主管部门依照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警告、限期改正等处罚。”第四十七条(六)规定,“连续两年未按规定组织管理人员及导游、领队等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或集中培训时数不够规定标准,经理资格证未达到要求的”旅行社“不予通过业务年检,由年检主管部门依照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可注销或建议注销其许可证。”这些规定表明导游人员在劳动合同内依法享有接受技术技能学习培训的权利。导游人员职业权益长期缺位的主要现实表现

2.1 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屡遭侵害

2.1.1 旅行社企业内部肆意侵害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许可独占权 《旅行社管理条例》、《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等多部法律条例都明文规定,只有导游人员(含境外领队)才有资格进行导游服务工作,而在旅行社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中,出现其他人员随意侵害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外联人员因外联旅游业务与旅游消费者进行旅游产品咨询、业务洽谈和签订旅游合同等一系列的面对面服务,成为旅游消费者最熟悉、最信任的对象,往往被旅游消费者看成较为理想的陪同人员,旅行社企业也常常以陪同旅游团出行观光游览来奖励外联人员;计调等内勤人员常常以到旅游目的地考察接待设施设备情况、交流沟通合作意向、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等为借口陪同旅游团旅游;旅行社管理人员也常常被旅游目的地地接社、旅游景区(点)和其他旅游接待单位的盛情邀请,旅游消费者也更相信管理者能及时解决问题等原因而抛下紧张的日常工作被动陪同旅游;实习生和旅游车司机也成为侵占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陪同旅游团队使旅行社企业可以不给予或少给予导游带团津贴,可以节约旅游成本开支,这在微利时代的今天深受部分中小旅行社企业的欢迎。由此可见,在旅行社企业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侵害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现象。

2.1.2 旅行社外部侵害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现象随处可见

导游是一项引人入胜的特殊行业,导游服务是需要高智力、强体力、丰富经验作支撑的岗位,在部分景区(点)出现了志愿者、行业专家兼职导游强行抢占导游人员饭碗现象,旅游高等院校的在读学生和有意向报考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的社会人员为积累导游工作经验,往往采取到当地景区(点)当志愿者为旅游者免费进行导游服务工作,不经意地侵害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旅游景区(点)和旅行社企业为了扩大自身社会影响,随意采取聘请专家、教授和学者为兼职导游员,但又不顾《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向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临时导游证,还不注意时间的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导游人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导游是一项能见多识广的新兴职业,导游工作可以享受“白领待遇”(导游人员在带团工作中可以“白游、白吃、白住、白玩”),这引起一部分人的高度关注,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好手段,在旅游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景区野导,景区(点)当地居民(以农民居多)和旅游接待单位的工作人员歪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观念,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通过低导游服务费、绕过门票站等违法手段为旅游消费者提供向导服务,低层次的旅游消费者往往比较满意,导游人员和景区(点)成为受害者;二是社会黑导,景区(点)周围的“靓男俊女”以“色情”为武器,盗用男女公关、伴游陪游、游泳教练等名义进行“导游”工作,严重影响导游人员社会形象。

2.1.3 境外同行强占鹊巢成为导游人员维护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的新威胁 中国境内旅行社企业出现高薪聘请境外导游、领队的涉嫌违规行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表态有助长之势。广东某旅行社企业以中国导游及工作人员语言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沟通不足、旅行社提供的服务不能获得认可、想投诉却困难重重等理由为借口,在2003年11月率先在广东旅游市场推出新业务,成立了由外国人和外籍华人等组成的“foreignteam"(外国团队),专为出入广州的外籍商旅人士以及外商投资机构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这涉嫌违反《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三条导游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规定。对该旅行社企业涉嫌违规推出的新服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态度(“这是旅行社的一个创新服务,极为可喜。”)难免引起争议,无疑将进一步助长中国旅行社企业竞相聘用外籍公民为导游、领队,这已经成为导游人员维护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的新威胁。

2.2 导游人员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难以保证

《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中规定,旅行社企业不得采取“以承包、挂靠或变相承包、挂靠方式非法转让经营权或部分经营权”。但部分旅行社企业却违规经营,产生了恶性价格竞争、唯低成本艰难运行。导游人员成为最突出的受害者,在当前零团费盛行的旅游业中,旅行社企业对导游人员实行低工资乃至零工资、接待单位签单、导游人员上缴人头费竞价买团和垫付旅游团款等一系列转嫁亏损给导游人员的做法,已经成为旅行社获得继续经营的潜规则。作为旅行社企业的弱势群体,导游人员合法享有的劳动报酬权被无情地剥夺,并被默认甚至怂恿购物拿回扣来填补旅行社企业的经营亏损和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以中部某省一家经营一日游散客见长的某旅行社企业为例,该社每天发送一日游散客旅游团队1—2个,最多可达5—6个。带团导游人员每天清晨5点左右到火车站揽客,沿途到各旅行社企业、酒店宾馆等单位接迎散客后开始进行导游服务工作,下午5点半至6点、偶尔深夜才返回,每天如此,他们的工作强度和辛苦程度不难估量。旅行社企业支付给他们的劳动报酬为300元/月,没有带团津贴,还必须完成招揽散客中去其他线路旅游的业务,任务为每月5—6人,每少一人扣工资50元,许多导游人员连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也拿不到。由此可见,导游人员劳动报酬权和社会保障难以维护,导游职业也逐渐边缘化。大多数导游人员属于“三无人员”:无基本工资、无基本福利保障、无明确劳动报酬。

2.3 导游人员学习培训权难以切实维护

学习培训权是导游人员用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对客服务能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旅行社企业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经营和增强盈利能力的重要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导游人员的学习培训权经常被剥夺。旅游行业淡旺季差异明显,旅游旺季导游人员带团任务多、工作压力大,常人所需的必要休息都难以保证,不太可能挤出学习培训的时间。旅游淡季绝大多数旅行社企业效益十分低下,经营利润非常薄弱,即使组织导游人员进行培训,也往往因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培训效果不如人意。甚至有部分旅行社企业为了最大限度节省费用开支,维持继续经营,打发导游无薪休假,导游人员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没有心思进行学习和培训。为了千方百计降低营运成本,许多旅行社企业只配备少量专职导游人员,往往采取在旺季时大批聘用兼职导游员的做法,又不注重监控导游服务质量,使之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大多数旅行社企业将工作重点仅放在外联业务上,不重视导游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大部分导游人员的日常管理缺乏依托单位,影响了导游队伍的稳定和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导游人员既失去了外界对其服务水平的有效监

督,也失去了竞争的压力和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维护及其利益表达

身处一线的导游人员是旅游劳动大军中的大多数,《2004全国旅行社业务年检情况通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为24.62万人,其中导游人员10.04万人、领队人员1.84万人,导游人员占旅行社从业人员近一半。而绝大多数导游人员主要是通过对所在旅行社企业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来感受社会制度的优劣。这部分群体利益不得到保护,和谐旅游不可能长久繁荣 [8]。近年来,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地区制造业出现“技工荒”甚至“民工荒”就是对企业实行人力资源掠夺性开发的“报复”。海南旅游界发生的恶性群体事件(近500名当地导游、旅游车司机发起持续多天的罢工示威活动,并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导致多人受伤、20多人被捕)充分表明导游人员与旅行社、旅游管理部门等企事业单位还存在较多的矛盾和问题,旅游要实现和谐发展还任重道远。维护导游人员职业权益成为旅游业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职业权益的维护重在各项具体措施落实到位,更在于建立健全和谐处理围绕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的利益表达机制。

3.1 切实落实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维护各项具体措施的现实思考

3.1.1 加强从业导游人员总量控制,实现导游服务市场多层次供求平衡 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总体上供大于求,雇主常常以“你不愿干,有的是人干”相要挟,逼迫劳动者做出让步 [8]。导游服务供给资源供过于求表现为导游人员与旅行社企业讨价还价能力日益低下,表现为从业导游社会地位愈来愈“边缘化”。加强从业导游人员总量控制越来越必要,实现导游服务市场多层次供求平衡也势在必行。实施导游服务市场供给总量控制,能够避免过度竞争,有利于提高导游人员讨价还价能力,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多层次供求平衡,能够推进导游队伍梯队建设,有利于调动导游人员积极主动性,有利于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导游服务需求。通过系统研究本地区和景区(点)旅游接待规模及其构成、旅行社企业整体经营情况、导游服务工作性质、旅游淡旺季特点等方面内容,从总量上适度控制导游服务供给的过快增长;通过认真调研旅游团(者)消费特点、关注行业焦点、社会热点和发展趋势,大力发展专项导游业务,强化特色导游服务,建设符合本地区和景区(点)旅游发展需要的导游队伍建设;通过给予导游人员人文关怀、因材施教、搭建平台、优胜劣汰,营造中、高、特级导游人员涌现的良好社会氛围,实现导游服务市场多层次供求的动态平衡。

第三篇：导游职员职业权益维护及其利益表达

[摘要]我国导游员队伍建设出现的矛盾和题目回根结底在于导游职员职业权益的长期缺位,现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旅行社企业内、外部及境外同行都存在随意侵害导游职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二是导游职员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难以保障;三是导游职员学习培训权难以维护。导游职员职业权益维护重在措施落实到位,更在于建立健全导游职员利益表达机制。具体措檀越要有加强导游总量控制、旅行社企业等级标准与拥有导游队伍情况密切挂钩、旅游者(团)接待档次与陪同导游等级水平相匹配等;拓宽导游职员利益表达渠道则主要靠政府及其部分、导游群体代言人、工会组织、社会***监视、旅行社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和民间团体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关键词]导游职员;职业权益;利益表达;旅行社 由于历史、体制和自身等原因,我国导游员队伍建设出现很多与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格格不进的矛盾和题目,很多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南开大学旅游学系本科生科研创新小组对建立公道的导游职员职业机制题目进行了研究[1];肖佑兴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导游职员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在于旅游产品产权界定困难、制度创新本钱高、信誉低和追求短期利益、违规行为的风险有限、激励机制不当等[2];范玉翔等在导游收授回扣题目上引进“博弈论”,分析监管对导游收授回扣的失效原因”,4);李云霞就旅游线路产品低价格现象背后导游与旅行社的矛盾进行了分析[5];梁智等以为导游职员的道德危险是近年困扰着旅行社业的一个严重题目[6];姜彩芬等分析了旅行社在导游治理中不公平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7]等等。这些探索研究提出了很多进步导游职员综合素质的建议和主张,对深进熟悉和理解当前导游市场大有帮助。但综合治理当前导游市场痼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度挖掘矛盾和题目的根源,力求正本清源。固然造成导游队伍建设的矛盾和题目出现、发展和蔓延的原因很多,但回根结底在于导游职员职业权益的长期缺位,在于该职业利益表达方式严重缺失、维护权益渠道障碍不畅,致使导游职员很多正当利益无法真正得到维护和保证。1导游职员岗位职业权益的基本内涵 很多相关法律条例对导游职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规定,我们可以从中回纳概括导游职员职业权益的基本内涵。1.1 导游职员工作岗位行政许可独占权 《导游职员治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全国同一的导游职员资格考试制度。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者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具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参加导游职员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旅***政部分或者国务院旅***政部分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政部分颁发导游职员资格证书。”第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导游活动,必须取得导游证。取得导游职员资格证书的,经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导游服务公司登记,方可持所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者登记证实材料,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政治理部分申请领取导游证。具有特定语种语言能力的职员,虽未取得导游职员资格证书,旅行社需要聘请临时从事导游活动的,由旅行社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政治理部分申请领取临时导游证。”第八条规定,“导游职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应当佩戴导游证。临时导游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并不得展期。”第十八条规定,“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由旅***政治理部分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旅行社治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四条规定,“旅行社为接待旅游者聘用的导游和为组织旅游者出境旅游聘用的领队,应当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政部分颁发的资格证书。”《中国公民出国旅游治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组团社应当为旅游团队安排专职领队。领队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政部分考核合格,取得领队证。领队在带团时,应当佩戴领队证,并遵守本办法及国务院旅***政部分的有关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组团社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不为旅游团队安排专职领队的,由旅***政部分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暂停其出国旅游业务经营资格;多次不安排专职领队的,并取消其出国旅游业务经营资格。”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导游职员(包括境外领队)岗位职业实行政府行政许可制,这表明该岗位依法享有行政许可独占权。

第四篇：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行为的特征及趋势

代中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行为的特征及趋势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8-11-25 阅读：263次

李森

[摘要]当代中国利益集团表达行为的总体特征为：整体性、不平衡性、群体化、社团化及从注重物质利益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关键词]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8）20-0022-02 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呈现出以下特征及趋势：

一、利益表达的整体性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 将之统一起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的不断分化，利益群体日益表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特征，“利益的分化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聚合的过程，这个聚合过程便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相似的社会地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利益集团不断增多，这种共同性是形成政治文化认同的基础。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每个群体成员既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群体利益的倾向,形成了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从总体上说，在社会转型期，尽管个体和群体利益表达意识在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学军：“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见刘建飞：《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这种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可能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二、利益表达的不平衡性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利益表达呈现出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政治身份、家庭出身以及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为“两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框架。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及政治体制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并由此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除了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外，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据统计，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这部分人基本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但同时，社会中也分化出了相当一批享受改革成果很少的弱势群体。据分析，我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至1.8亿之间，约占总人口的11%至14%。(覃道明：《多元利益格局需要创新诉求表达机制》，湖北日报，2006年11月16日)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形成新的利益体。“利益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

益现状,不同的利益现状必然导致不同的阶层所要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蒋俊明、阎静：《转型时期人民利益表达要求的变化及挑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在共同认同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存在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中也存在着多元亚文化，这些多元亚文化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性。从利益表达的主体来看，我国农民利益集团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颇深，受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和计划经济时代对利益表达的抑制的影响，农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农民往往将国家整体人格象征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视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唯一的东西，而看不到自身的力量。由于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弱、依附性强，渠道窄，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表现出政治冷漠和被动的承受利益损害，因此利益表达往往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弱。弱势利益群体从而产生受挫感，利益表达的主动性、自觉性受到严重削弱，从而产生农民利益群体与社会的隔离与断裂。由此可见，由于不同利益群体多元亚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差异，也相应地造成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的不平衡。

三、利益表达从单位化向群体化、社团化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其后的很长时期内，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都是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作为联结国家与个人间的纽带和桥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单位化”，这种以单位组织为载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就成为一种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单位可以把社会冲突传达到体制内,从而将企业职工和国家体制联系起来,它也可以把社会的利益紧张局限或化解于单位内,从而阻止社会冲突进入国家的机会。单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控制性的国家行政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利益组织化及传输作用的政治性组织。单位的这种双重属性,是基层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基础。(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改革开放后，通过单位组织来进行利益表达、化解冲突的机制已经不能全面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单位体制的日渐式微相对应,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相对于借助行政组织、单位组织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相比，群体利益表达、社团组织利益表达的自发性、组织化程度还较低，缺乏有机协调，不能很好地聚合和表达组织成员的意见。

四、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政治权利过渡

伦斯基认为，一个社会中权利的分配决定了报酬的分配。某个公民或某个群体拥有多大的政治权利，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换言之，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必然是建立在权利均衡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是政治利益及其他利益平等分配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利是实现政治利益从而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因而，谋求政治权利成为实现利益最根本的途径。正如王沪宁先生所说：因为“经济发展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阶层都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要求了解政治体系的活动过程，尤其关心政治体系的决策，关心政治体系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后果。”(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及利益表达意识的逐步成熟，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及利益吸纳渠道的逐步增多，利益表达制度日益健全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已经超越了初始阶段的物质性利益表达，它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权利的分配是决定物质利益的关键，因此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更加注重政治权利的争取与维护。从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表达情况看，正在从注重物质利益表达向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过渡。(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

责任编辑余岩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吴群芳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8年1期第136～140页

【作者简介】吴群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内容提要】 利益表达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表达机制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主观片面性、低回应性，极易导致利益表达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利益群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力的不同和相关政策的缺位，这是改革措施被扭曲和改革不到位的深层原因。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通过创新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 键 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利益表达/利益综合

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这一目标的最终达成必须落实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具体的分配政策的选择上来。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出现较大差距，不仅已经既成事实，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述中增加了“加快”和“更加”予以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和普遍关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

就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而言，虽然表面上体现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分配秩序混乱、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利益表达失衡。利益表达失衡导致了强、弱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高度不对称和政策输出的利益倾向性，并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对实际的政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与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4（2002年）①，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差距国家的行列。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496②，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地厅级干部眼中，“贫富悬殊”是当前我国必须防范和化解的最主要的风险。相应的，在对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被关注。③确实，面对如此之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制度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是：

1.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15:1，2006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④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2005年，城镇内部居民20%最高人群组与20%最低人群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7:1，较2000年上升了58%。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在2000年--2005年期间相当于最低收入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其中2005年为7.26倍。

2.初次分配秩序混乱。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建筑施工、制衣制鞋、商业服务、电子、玩具等吸纳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2005年平均月工资为1045元，年工作时间9.5个月，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③二是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一定的地区差别。部分地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居民分享到国际分工的好处，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一些。与此同时，外资流入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三是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发改委2007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占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⑥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

3.二次分配调节力度不够。一方面，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针对不动产和财产转移捐赠等方面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如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⑦另一方面，对低收入的保障力度不够。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还比较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特别是农村和城镇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4.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分配有三次分配之说，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来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然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支付来进行二次分配；还有一个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上，拿出一部分财产，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目前，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有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善款占GDP的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⑧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第三次分配。

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有必要听取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现阶段，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阻碍改革深入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的利益相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已经存在“成了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者有可能受部门或团体利益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些部门或团体的牟利行为。其次，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造成政策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次，由于大的部门或团体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的深化，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建立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就成为必然和客观的现实要求。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又必须以各个利益群体充分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阶层的利益需要传递给决策者。

二、我国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特点及其弊端

在政治学中，“利益表达”主要是一种政治过程。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集团的要求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利益表达只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对体系、过程和政策的最终意义同样还取决于其他几个阶段”⑨。本文借鉴阿尔蒙德的定义，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特点，把利益表达定义为“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过程”。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与阿尔蒙德主要关注过程不同，本文的界定除了关注过程，更为关注的是结果。从过程上来看，它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包括话语倾诉和行动显现）、传递（到政府决策层）、得到关注（和采纳）几个部分，从效果上来说，大部分的利益诉求在中间过程就被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了，只有那些得到关注（和采纳）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进入利益综合过程，成为被有效表达了的利益，并最终影响政策输出。所谓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表达和输入。胡伟将这种由权力精英代表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政府过程叫做“内输入”。在利益表达方面，“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社会性利益群体的利益“外输入”，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社会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外输入”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但总的来讲，在当代中国，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不可否认有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内输入”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利益表达的间接性。它是由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表达并通过组织机构层层向上传输，而不是由民众或利益集团直接向决策中枢表达要求。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过多的传输环节会降低表达效能，多层级的信息传递必然会导致信息的损耗和失真，因此经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过程过滤后的决策输出可能已经与社会的初始要求有了很大的误差。

第二，利益表达的滞后性。由于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性，政策之窗的瞬间消逝性和政策执行的时滞性，再加上受弱势群体自身能力和资源的限制，都有可能使群众意见在政策制定之前不能成功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更多的是利益受损后的事后表达而不是事前表达。这类滞后性的政府补偿政策，只是政府政策偏向后的一种协调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第三，利益表达的主观片面性。在精英内输入的机制下，由于输入的是由权力精英体察到的公众的要求，因此它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社会公众，不排除精英们主观价值认同的过滤。特别是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易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经常为自身利益所驱动，对群众要求漠然置之。

第四，利益表达的低回应性。在“内输入”模式下，由于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都依靠政策系统自身来完成，这就决定了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化的要求，政策系统的信息压力很大，即使所有分散的要求都能输送到决策中枢，它也无力处理众多的要求，难以对公众要求作出及时回应。

上述四个方面的弊端归结到一点，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表达失衡。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权力精英“内输入”的表达体制下，由于决策者不可能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体察入微，因而难免对一些利益需求有所疏漏，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包容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而只能有所选择，因而那些没有被决策者注意到或照顾到的利益群体的要求就有可能被过滤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体就要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来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以期引起决策中枢的关心。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势群体受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基于参与成本太高和利益表达途径有限，并不能对政策制定者施加足够压力，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至此，利益表达的失衡就产生了，其具体表现是强势一方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将其成功的输入到政治系统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而弱势的一方仅能被动地等待权力精英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利益表达失衡的具体表现与危害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利益表达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大小是与占有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2006年初，发改委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11)这种资源占有和利用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利益表达能力的不平衡，谁掌握了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更多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而也就拥有更强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二，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性。现阶段，强势群体占有其他群体不能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同时遮蔽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张富良在对我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64%的国家里，农民的比例居然不到10%。(12)很显然，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

第三，利益表达效能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为“内输入”的效能远高于“外输入”的效能，社会强势群体的表达效能远高于普通成员的表达效能。来自于上级领导或组织、同级部门的“内输入”在政策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表现出了某种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倾向；同时由于社会普通成员没有适当的渠道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又进一步地使政府不可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修正、调整政策，导致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不作为状态。

四、矫正利益表达失衡的若干建议

要使分配制度的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避免出现制度变迁的“既得利益约束”，必须构建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现阶段，要在坚持和完善现有的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的同时，构建并逐步发展群众的自主性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发展外部表达，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压力，以便于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种收入分配问题能及时引起关注并有效得到解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规范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

这里指的主要是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行为，把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渠道。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对不合理的内容予以摒弃。强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进行利益表达的行为给予严肃查处。2.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利益表达的主体意识。我国弱势群体整体上的低文化素质制约了其利益表达行为，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以形成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所以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是解决分配制度改革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的重要基础工程。

第二，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载体，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农民工协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像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使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组织帮助，降低风险成本。

第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性，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素质不高、话语权和影响力有限等，决定了其自身的利益除了靠自己表达之外，还必须靠别人表达。现阶段，能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公共传媒和中产阶层。公共传媒和知识精英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通过他们可以迅速唤起社会关注并形成舆论压力。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技能，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对公共事务也比较有发言权。面对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专家学者和传媒已经开始为民疾呼。当然，要真正使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发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还有待于从机制上加以培育与规范，包括政府放松对公共传媒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管制，增强传媒自主性和公众言论自由性，同时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责任和民生意识，重建知识分子精神。3.保证利益表达具有足够的回应性

政治系统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保持足够的回应性是其保持稳定和谐的前提。现阶段，社会强势群体表达的政策诉求往往能得到充分的回应，被及时进行利益综合并反映到政策内容中，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表达之后则存在着回应不足的问题。必须强化政府官员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通过完善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利益表达的高效回应。

首先，要建立并完善各项政府回应机制，加强对政府回应性的制度约束。一是要建立政府决策回应承诺制，这是公众利益输入回应的基本保证；二是要建立政府回应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一个合理的评估系统对政府回应公众利益诉求的绩效进行评估；三是要建立政府回应责任追究机制，强调和落实政府官员回应工作的政治、法律责任，这是利益输入高效回应的关键；四是要构建政府回应监控机制。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关键是如何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其次，还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强化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行政回应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种行政制度和理念，要教育政府官员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理念，提高对公众利益表达的回应性，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总之，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有赖于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建立均衡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供给能力，健全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制止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和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逐步缩小这一差距。

注释：

①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④⑦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5、115页。

③谢志强、潘嘉：《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十点看法和建议》，《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⑤⑥李琳：《你的工资增长了吗？》，《新远见》2007年第8期。

⑧王红茹：《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4期。

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⑩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11)周凯：《发改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新闻晨报》2006年2月6日。(12)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