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摘要]新农村社区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就是“路径选择”问题,其中包括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界定、基本单位、模式等方面。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既要考虑现有农村居民居住方式。也要遵循农村城镇化趋势,即要依据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依据与城镇的距离远近,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可选模式分为:城郊型、集镇型、村落型三种模式,不同区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模式。
[关键词]新农村社区;定位: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8-0061-04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鉴于此,有必要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其中首要的就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涉及到: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界定、新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定位、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等方面。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对农村社区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社区的概念界定人手,从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等角度探讨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这为我们研究新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在强调社区治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产业为支撑。因此,有必要从新农村社区概念重新界定人手,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等多方面,深入探讨新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定位、模式等问题。
一、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内涵
社区在中国是一个外来语,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这一概念才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国内学者们对社区概念的定义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一般认为,社区构成必须具备固定地域、规模数量居民、服务设施、特定文化、社区意识、管理机构等六大要素。
人类最早的社区形态是农村社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西方学者对社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传统农村社区的费孝通先生曾经以“熟人社会”加以表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村社区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农村社区已不再是封闭的、与外部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缺乏分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与外部、与他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和依存度。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小城镇为中心地,以自身为腹地,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口群体,并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的社区类型;其具有人口密度低,同质性强,流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等特点。
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现实条件。
目前,虽然还没有学者对“新农村社区”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徐勇认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甘信奎认为,要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与自治机制的构建力求实现七个根本性转变:即在社区理念上,以“民为”取代“为民”思想;在社区规划上,以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在社区治理上,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在社区组织上,以社团组织取代家族组织;在社区文化上,以现代市民精神取代传统伦理观念;在社区功能上,以社区服务取代行政管理;在社区目标上,以居民需求取代政府绩效。
基于以上学者们对农村社区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笔者将“新农村社区”这一基本概念进行如下界定:新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农村社区而言,既具备传统农村社区的一些特点,又同时具备城市社区一些特征的现代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新农村社区应具有以下特点:(1)从事现代农业将成为社区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此外,从事二、三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也是社区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2)社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3)人口流动性增加、同质性相对下降;(4)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对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大;(5)居民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与城市社区的差距越来越小;(6)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同时,新农村社区也区别于城市社区。首先,新农村社区处于农村地域范围,农业(现代农业)依然是农村社区的主要支柱产业。其次,发展社区经济是农村社区居民的生存基础,而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的主要功能。再次,农村社区的存在主要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基础,而城市社区主要依据居住地域(居民小区)进行划分。简言之,本文所界定的“新农村社区”是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一定规模人口为基础、以一定产业为支撑、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区组织及其相应的治理机制为保障、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农村社区。
基于以上对新农村社区概念的界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或任务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发展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经济既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显著差异。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是新农村社区的主要经济形式。新农村社区经济主体不仅包括农业,而且还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商贸流通等多种产业。农业也不再是传统农业,而是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而农业收入也不再是新农村社区的唯一收人来源,二、三产业将逐渐成为新农村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建立社区型企业,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实力,增强社区辐射能力,造福社区居民。
二是发展社区文化教育。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受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影响,社区文化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在新农村社区,发展社区文化将成为一个新的亮点。社区的各类学校将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义务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各类成人学校、培训班、文化活动室等也将不断兴起。此外,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将不断得以丰富,社区居民的基本文化素养将得以不断提高。
三是改善社区环境。传统农村社区中,村民居住相对分散,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差,社区环境差。在新农村社区中,村民居住相对集中,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将大大改善,通过村容村貌整治,社区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居住条件也会不断得以优化。
四是完善社区社会保障。在传统农村社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村民们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极为低下。在新农村社区,通过逐渐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不断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社区居民不仅可以看得起病,还可以逐渐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五是建设社区民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建设社区民主也就是实现社区自治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新农村社区民主建设是实现农民政治利益诉求的制度保障。通过实现社区村民自治、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大力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和政治诉求能力。
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定位
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地域范围内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部署或设计。主要包括新农村社区总体布局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资源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基本定位首先涉及的就是新农村社区总体布局规划,即要确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新农村社区在不同农村区域的分布等。
要确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样的农村社区才是合理的。张兴杰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农村社区是一个微观的地域性社会,区别于城市社区,并且因为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不同,农村社区也可相互有所区别。第二,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机构、较完善的整合人际关系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微观地域性社会,应该有较好的公共社区道路、公共图书馆、邮局、文化活动中心、学校、体育活动中心、卫生保健机构、社会工作机构以及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类社会组织。第三,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国家、各类社会组织和各类专门化机构进行活动与管理的微观地域性社会。
按照以上标准,我国的农村社区规划,首先要考虑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形式和特点。从现状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村镇。村镇一般可分为集镇和村庄两种类型,其中村庄又可分行政村和自然村。至于一个农村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该有多大,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把我国广大农村目前的‘行政村’,作为一个农村社区,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是通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图景的正确路径”。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不需要打破现行农村行政区划,简单易行。目前我国许多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地区基本上是在行政村基础上进行规划的。
究竟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应该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还是其他,除了要考虑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形式和特点,还应该遵循以农为本、突出特色、生态取向等原则,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这一必然趋势,依据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我国农村地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及居住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都一刀切地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难免出现一些新问题。
我国“行政村”这一提法始于20世纪90代初的“乡政村治”及“撤乡并镇”等农村基层改革,目前基本上沿用当时的区划。我国目前的行政村约65万个、自然村约320万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及城市转移,我国中西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空心村现象”。“空心村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村庄,平时只留下了老弱病残者在家,即所谓“青壮打工去,种田老与孤”。这些空心村不仅人烟稀少,而且家庭经济、集体经济、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等衰败。对待这样的空壳村,我们如果还是硬性地重建农村社区,既是浪费(不经济),也是与农村城镇化趋势背道而驰的。对待这些空壳村,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已经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空壳村”,应早作部署、早作预测,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上的浪费;对其留下的少数住户可本着自愿和适当资助的原则,在安排好生活的前提下,集中搬至大村庄和集镇、县城居住,对多出的宅基地和山地、田园,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空壳村将会越来越多,对空壳村的合并重组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农村社区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例如,5.12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都集中在西部地区,震前这些地区本已存在不同程度的“空心村”现象,地震又使得许多村庄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移民或其他形式的异地重建将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将“行政村”或“自然村”作为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和基本单元。各地在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现有农村居住方式,也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趋势,必须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包括农村村落分布情况、人口密度、生存条件等因素),对新农村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该合并的就得合并,该搬迁的就搬迁。
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而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地区还处于试点探索中,但农村社区的雏形或典型模式已开始在一些试点地区呈现。朱勇、孙玉琴将2006年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以来,在我国天津、山东、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模式概括为:城郊型、集镇型、村落型三种不同模式。甘信奎结合深圳、湖北、江苏、山东等地的试点实践,将这些地区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这些已经开始呈现的典型模式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特色,具有其特殊性和不可移植性。同时,其中一些模式也具有在其他地区推广的价值。我国农村区域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究竟采用哪些模式,必须要针对自身实际情况作出抉择。笔者依据与城镇的距离远近,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可选模式分为: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下面分别对这三种模式的特点及其适宜范围进行简单分析。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大中城市的扩张,以前属于农村的地域逐渐被纳入城市的范畴,以前远离大中城市的农村也逐渐成为城市郊区。处于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可以借助城市化整体推进及城乡一体化契机,对“城中村”或“城郊村”进行社区化建设和管理。深圳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通过全面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会,使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迅速覆盖全市。到2004年深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镇和村的城市。我国其他许多大中城市,也可以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加快对“城中村”及“城郊村”的社区化改造,并逐渐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设现代新型城郊农村社区。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所谓“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是指以集镇为依托,以中心镇、中心村为中心开展新农村社区重建的途径或方法。这种模式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为中心的乡镇大社区模式;二是以村庄合并后的村部所在地或条件较好的自然村为中心的中心村社区模式。“就地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随着农村“就地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集镇将会成为产业聚集、人口集中的主要场所,农村集镇的规模也会不断
扩大,以集镇为中心的小城镇也会不断地兴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江浙、珠江三角洲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带动了许多新兴小城镇的兴起,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由传统农村社区向集镇社区的转变。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村庄通过经济强村率先致富,在全国脱颖而出,比较典型的如江苏的华西村、山东的岜山村和河南的京华村、南街村、龙堂村等,由于兴办村级企业使村落具有了城市社区自治的色彩。
可以说,以集镇或中心村为中心推进农村“就地城市化”将会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将成为我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所谓“村落型”新农村社区重建模式,是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途径或方法。农村城镇化是必然趋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传统村落的衰败(如“空心村现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村落的重组变革也在所难免,但村落永远不会消失。正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所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目前已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也表明,乡村具有城市稀缺的许多东西――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田园风光、幽远宁静……回归自然是人的禀性,我们不能消灭乡村也无法消灭乡村。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村落的存在更是一种现实。不仅如此,贫困落后的村落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在设计新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时,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吸引落后村落的人口向集镇或中小城镇集中,另一方面要对现有行政村和自然村进行科学规划、合并重组。在对现有行政村或自然村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以农为本、突出特色、生态取向等原则。在对传统村落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要突出现代新型村落的生态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等,通过发展新产业、树立新风尚、打造新农民、构建新环境等途径,将村落型农村社区打造成城市社区居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使农村真正成为城市的后花园。
参考文献
[1]甘信奎,中国当代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2007,(01),[2]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J],学习与探索,2005,(4),[3]李长健,我国农民权益保护与农村社区发展基本法律问题研究综述[J],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7,(5),[4]张兴杰等,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5]朱勇,孙玉琴,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经验综述[J],中国民政,2007,(4)。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讨
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讨
年初,XX市确立了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社区整洁、管理民主”的主导思想,在《关于推进农村基本现代化建设八项重点工作的决定》的基础上,开展“学习VV,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活动。并明确了二十八项量化指标,围绕“农业现代化、产业园区化、居住集中化、农民知识化、保障社会化、民主法制化、环境生态化”为目标,以VV村等六个现代化建设示范村为榜样,规划到2010年,全市三分之二的村、镇达到示范村、示范镇的各项指标,在省内率先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一、XX新农村建设具备的基础与条件
从整体看,XX已经具备了新农村建设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一是全市经济稳步增长,总量迈上新台阶。200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新口径)达到亿元,增长%,连续三年保持%以上的增长速度。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人均GDP(按户籍人口计算)为元,按现行汇率计算已达美元。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亿元,增长19.O%。在长三角16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中,列上海、南京、苏州之后,位居第四,且发展后劲看好。二是农村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5年全市农村经济总产值(现价)亿元。个镇工商两业销售收入超过亿元,占全市镇总数的%。其中XX、XX、XX三个镇工商两业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全市财政收入超2亿元的镇有个,占镇总数的%;三是现代农业建设初见成效。农业总产值97亿元,土地亩均产出元,农业集中经营度已达43.0%。四是农村改革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以村级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的“三大合作”改革,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和企业创新改革、资本经营,农村养老、低保、医疗改革等都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农民已经从中得到明显的实惠。五是村级经济实力大增,农民收入提高快。2005年,全市村级共有集体总资产亿元,村均万元;村级集体经营性纯资产亿元,村均万元;实现村级经济总收入亿元,村均亿元;在全市个行政村中,个村经济总量超亿元,占村总数的%;
其中个村经济总量超亿元,经济总收入达亿元,占村级经济总量的%;村级可用总财力亿元,村均万元;可用财力万元以上的村有个,占村总数的%;其中村可用财力在200万元以上的村有个,占村数的30%,总额达亿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元;六是农村社会环境展现新貌。全市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平方米,农村森林覆盖率20.3%,建成公路已有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受益率%。七是城市与企业吸纳人口与劳动力的能力十分强。2005年,全市新增就业万人次,其中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万人,净增就业万人。全市已吸纳外来就业人口超过万人。此外,我市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农民文化和文明素质进一步提高。
XX整体上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经济基础,农村也已具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开展新农村建设又有“八项重点工作”、“示范村建设”两个抓手,条件十分优越。
二、XX新农村建设可选择的路径与模式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坚持农民自愿、坚持给农民带来实惠、坚持得到农民的拥护,从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着手。把“一减两增”即“减少农村劳动力,增加村级财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在观念和支农措施上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财政支农投入。从过多的对农业基地、示范性经营性项目投入转变为注重对农村社会事业性投入,着重对农村教育、农民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投入,着重对基础施设和服务机构的投入。即使对农业经营项目投入也要从无偿支持改为贴息贷款,并确保资金的回收和再利用。二是劳动力转移。要从转移农村富余劳力向更多的转移农村劳力转变。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就业素质,延长农民就业时间,吸引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农村,以此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增加务农劳力和经营者的耕地经营面积,提高纯农户农业收入。三是新农村建设推进。要从起初的政府推动向政策带动转变,以各项扶持政策激励农民把新农村建设变成自己迫切的自觉行动,变成长期的奋斗目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进行的XX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也要始终坚持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典型导向、逐步推进”的路径。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社区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村级经济是关键,富裕农民生活是目的,社会文明、社区整洁、管理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条件。
在发展经济的模式中,有五种成功的模式可借鉴。
1、综合发展型。VV市VV村依靠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再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周边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逐步整合兼并,带动农业、工业、商贸业、旅游业和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综合发展,从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共同繁荣、和谐发展。
VV村通过长期发展工业企业,现已形成钢铁、纺织、旅游三大支柱产业,2005年销售收入达亿元,拥有固定资产超过亿元。在此基础上,又通过“一分五统”(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统一安排就业、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将周边16个村纳入VV共同发展。乡风文明、民主和谐的新的村面积已达0平方公里,惠及万农民。
我市一批经济强村应以VV村为榜样,在较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带动周边村共同富裕,走综合发展型模式加快区域新农村建设步子。
2、工业带动型。即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线,通过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反哺农业,带动商贸业,促进农村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事业综合发展的模式。
2005年,VV市VV镇三房巷村实现销售138亿元、上交税收1.93亿元、实现利润5.52亿元。经过近两年6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全面设备改造,正在向国际一流的短纤生产基地迈进。工业发展带动了农业、商业的发展和村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目前,村内建成了工业集中区、商贸文化区、农田保护区、居民集中居住区。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3500元。村民都住上宽畅的住房,农民种田的水电费、机耕费、学生上学杂费、农民大病医疗统筹费、养老金都由村承担。连新并入的三个村的村民也与老村民一样同等享受。
发展工业是XX农村致富的法宝。村级经济的发展仍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弓I资招商上,放在扩大工业的基础上。经济繁荣仍要走“以工富村、以工富农、以工富民”的模式。
3、商贸带动型。即以发展现代农村商贸流通服务业和市场网络,进而形成以当地农村为中心的市场,以市场促产业、以产业带乡村、最终形成商贸发达、乡村繁荣的一种新农村建设模式。
宜兴市宜城镇巷头村利用地处城郊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兴办陶瓷、夹板、墙地砖、家具、金属材料、化工、五金电器等各类专业市场,形成了占地面积达65万平方米的市场群,吸引了来自本市及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商户1000多个。2005年成交总额突破30亿元。市场发展又带动了二产发展,目前村内已有胶合板厂、厨具厂、线条厂以及冶金铸造等企业50多家,走上了工贸联动的发展之路。村级净资产已达到7000多万元,当年村、组两级村民人均分配3000元左右,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0000元。
有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条件和相关产业发展支持的沿江、沿湖、沿铁路公路的村以这种模式开发发展新农村建设。
4、特色农业带动型。即在一个村或镇的范围内,依据自己独特的农产品或产业优势,围绕一个特色产品或产业链,实行专业化生产经营,一村(镇)一品发展壮大来带动农村综合发展的一种新农村建设模式。
这种专业村(镇)的形成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生产某种特色产品的历史传统和自然条件;二是有相应的组织带动产业,拓展市场需求;三是需要“能人”通过产业集群形成规模。
VV市青阳镇邓阳村以蔬菜,惠山区阳山镇以水蜜桃分别在一个村(镇)或几个村(镇)范围内,依据区域的独特或优势,围绕一个或一种农产品,实行产业化经营,一村一品带动综合发展。其中邓阳村2005年,种植韭菜1200亩,西红柿890亩,芹菜300亩,还有其他蔬菜、水果等100亩,另有为调整蔬菜种植茬口而种植水稻500亩。邓阳人以“邓阳”为品牌,上市经“绿色食品”认证的蔬菜25000吨,其中韭菜12000吨,西红柿8000吨,芹菜5000吨。全村619户、1681人种植蔬菜,分别占农户的78%,占人口总数的69%。村民人均年收入为10200元。惠山区阳山镇发展以水蜜桃为中心的特色农业,带动周边农民种桃,桃区农户人均年收入也已超过9000元。
我市有相当批村以蔬菜、果品生产为主。但有自主品牌的不多,创出名牌的果蔬则更少。应把主创特色作为重点,把建立名牌为依托,把专业合作组织为纽带,以特色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经济整体发展,来带动新农村建设。
5、休闲产业带动型。即以优越的地理环境或人文历史,加上特有的农业产品为载体,利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自然环境和农村特有的乡AI~,适当投入改造,就能吸弓l游客,通过观赏、娱乐、体验、知识教育于一体的新兴休闲产业带动新农村建设。这种模式包括建立农业生态园、养殖场、采摘园、学农教育基地、农艺园、民俗村等方式把乡村的发展与休闲产业的发展融为一体。
区镇军嶂村在镇统一规划与开发中,建立了龙寺生态园,以风景优美的山峰、池塘为景区,以龙寺佛教文化为纽带,以满山的杨梅、葡萄、醉李、水蜜桃等果树为依托,集游山、玩水、采撷的乐趣为一体,成为“全国旅游农业示范点”、“国家3A级风景区”,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各项经济收入超100万元。村民全部成为园区员工,继续从事各项农副业工作和旅游服务工作,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0元。村级年可有用财力也提升到102万元。
我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太湖、长江等沿线和、众多的丘陵山地历来为国内外游人赏识。像镇村,竹林优美、山溪潺潺,既有“一线天”等胜景,又有青石板铺设可走马、可行轿的古官道。这类村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休闲产业带动型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模式。
在居住条件和环境整治中,VV市新桥镇、镇花园村、VV镇东林村按镇村经济状况,量入为出,从长计议,既积极推进,又稳步发展。
1、新桥模式:VV市镇2005年,实现销售亿元、利税总额亿元、财政收入亿元、人均GDP万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依据强大的镇级经济实力,2004年就基本实现了农业、工业、居住“三集中“。一是全镇万亩农田规模经营的面积有万亩。二是建成了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集中区。集中区内集聚了包括国内著名的、、等多家工业企业,占全镇工业企业数的85%以上,95%以上的工业产值来自于工业集中区。三是建成近万平方米农民居住集中区。到去年底,多户农户搬入新居,占全镇农户的%以上,到今年底可超过0%。镇居住集中的实行,一是归结于强大的镇级经济实力,新桥镇在企业转制时以现金收回集体资产8亿元,用于房屋周转资金;二是省特许“土地先占后补、房屋先建后拆、资金先亏后盈、机制先试后改”的优惠政策;三是实现“三集中”后,在高速公路边、经济发展地区全镇将节约亩土地可产生巨大的价值。村、村、村等经济发展的村也都以这种方式村民居住集中。
凡有经济实力的村镇都可以此为居住集中的发展模式。整体规划的集中居住区既改善了住房环境,生活、生态环境也相应改善。
2、花园模式:VV市镇村户、多人,有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村。2005年,工业销售超亿元,村级可用财力万元。在村民居住区集中的改造中,抓住村庄部分住宅布局散乱、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的情况,重点在“拆违章、迁破房、清杂物、洁河道、添绿化、增设施、披新装”下功夫。今年5月以来,该村对3万多平方米的农居立面进行粉刷,同时,拆除违章建筑和柴庐,清理家前屋后的杂物,在荒地上见缝插绿,新建了3个植物造景的新景点。目前,中花园5条家河建起了驳岸和护栏,河道清淤也已完成。村里建起了垃圾箱,村民不再随意往河里倾倒垃圾了。新的污水管网也在铺设。现今的花园村荷花玉立亭亭,河水荡漾碧波,家前屋后果树果实累累。改造后的花园村以中花园为中心,建成与东西两花园居住区一体的村民集中居住区,真正要搬迁集中的农户仅户。花园村今明两年村容村貌整改万元左右。
我市多数村居住区整治和农户集中居住都能走花园村的模式。
3、东林模式:VV市VV镇东林村户、人,分成个自然村居住,尽管村级年可用财力万元左右,在老村整治中仍然量力而行,实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整治:清垃圾、清淤泥、清污水、清路障,从解决村民最迫切的环境着手,给村民营造一个舒适美好的居住环境。章家桥村是东林村一个较大的自然村,居住多户农户。村里从整治脏乱着手,实行“五个统一”:一是规定农户家庭不再零星饲养家禽,统一拆除家前屋后鸡鸭棚;二是规定不准随意倾倒垃圾、粪便,实行集中统一处理;三是河道整治,统一清淤;四是农户住房外墙整修,统一粉刷;五是建立专门的环境维护队伍,统一管理。东林村仅化万元,就使路净、水清、居洁、住房外观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我市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只要很好的规划,精打细算,化钱不多,像东林村一样,也能使村貌换新颜。
三、推进我市新农村建设应建立的体制与机制
我市新农村建设中,在按照《关于推进农村基本现代化建设八项重点工作的决定》、深入开展“学习VV,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以及抓好“一村一品、一村一企”等一系列措施的同时,还须着力建设与推进相适应的机制与体制。
(一)着力构建和完善投入机制。新农村建设要有强力的财力支撑,既有政府投入,又有社会投入,也包括农民自己的投入。一是建立可靠的财政投入机制,确保财政支农投入增长比例、投入总额“两个高于”对“三农“的投入;二是建立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三是建立新农村建设的专项扶持资金、专项投入规划、审批制度,以确保资金到位和投入效果;四是建立政府投入弓I导和带动农民自己投入的新机制。
(二)着力构建和完善扶持机制。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村。投入与扶持的对象主要是村。扶持强化支部核心班子,推动发展主导产业,寻求工商企业合作,实行科技人才兴村,建设生态美好家园,以形成村企挂钩,全面合作,重点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实用人才,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快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五个方面的建设。扶持应实行以奖代补、以奖代拨,奖勤罚懒、榜样激励。以此鼓励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
三是着力构建和完善领导机制。建立党委、政府各工作部门统一、协调的工作机构,既有统一目标、归口领导,又明确分工、各司其责,共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要求“面、邑”(相当于乡镇)和“市、郡”(相当于县市)两级公务员每人联系几个“里”(即村)进行帮扶,实行奖惩分明的政绩考核制度。我们也可落实各级领导的责任制,把对新农村建设的指导落实到实处。
四是着力构建和完善培训(就业)机制。建立支持、扶持、促进农民进城入企的各项配套政策,大力吸引青年、壮年农民跳出农业,减少务农农民数量。由政府出资,有计划、有目的、按专业,通过乡镇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劳动就业部门、职业技术培训部门挂钩,就地培训青壮年农民,鼓励他们学会一至几门专有技术,成为拥有较高就业素质、企业欢迎的劳动者。
XX拥有新农村建设先人一步的各种优越基础,只要各级领导、部门和农民团结一心,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着力增强贯彻落实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真正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到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上来,就能取得率先的、又好又快的新农村建设成果。
第三篇:四川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
四川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需要规划先行。而新农村规划最基本的首要问题是目标路径和战略。究竟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目标?不同的路径决定不同的农村要选择不同的战略,不同的规划。
一、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减少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针对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由1984年的1.8:1上升到2005年的3.3:1),提出的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针对国民经济内需不足(1个城市人口消费商品为农民的5倍),扩大内需消化过剩工业生产能力的一项举措。集中体现了我党执政为民,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本质。也是我党借鉴了国外经验,尤其韩国持续三十多年的新村运动,使城乡居民收入始终保持在1:0.8~0.9之间,城乡经济同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经验后,作出的选择。
中央一再强调,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生产发展,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农民太多,隐性失业广泛而严重存在,农民的劳动力要素不能充分利用转化为财富与农民收入。
农民减少了,即使农地生产力不变,农民的隐性失业才会缓解,农民的劳动能力才会转化为农民的收入与社会净财富的增加,农民的人均购买力也才会大幅提升,中国的全面小康才会顺利实现。
减少了农民往哪里去?主要还是靠城镇来接纳,因此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跳出农业来发展农业,跳出农村来发展农村”。应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
按照国际经验,城市化率至少要达到70%,农村剩余劳动力才可能被有效消除。要四川农民劳均耕地达到15亩,城市化率更需高达85%。四川城市化率要提高到70%,按照前述十五期间年提高1.26~1.4个百分点的经验,也需要大约30年~26.5年;提高到85%,则需要更长时间。四川的新农村建设从全局看,不可能搞大跃进,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二、新农村建设的路径与战略设计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与工业化,城市化互动的庞大系统工程。从减少农民这一基本目标出发,从各地农村的资源禀赋与产业选择的角度分析,实现这一系统工程的路径与战略可概括为下图所示的“三化”:旧农村“异化”为城市,新型的城市,采用城乡一体化战略;旧农村“进化”为新农村,基本战略是以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产品市场特色化,农业组织企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大农业战略;旧农村“退化”为生态环保化的田野,其战略是发展生态环保产业。
异化:位于城乡结合部与工业集中发展区(包括矿区与资源富集区)的农村,逐渐异化为原有城市的一部分或新城镇,我国过去的二十多年一直在进行着。一是把扩大到城镇来的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二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大部吸纳消化为新市民,其余返(原籍)乡成为新型农民。
“异化”是减少农民的主要途径。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点与核心是统筹规划,系
统安排农民进城。
进化: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五个支柱。一是规模化农业;二是农业现代化的投入,尤其农业技术进步系统的投入,主要由政府来承担;三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即硬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物流),软基础设施(如担保组织、仲裁、科技服务系统、市场秩序等),新型农民教育等进入公共财政框架的安排;四是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企业化,即“以办工业的思路来办农业”,采取有效措施,使农业产业化以农业产业链为主,外部龙头企业为主,基层政府当主角,转变到以解决农业价值链为主,内部大农户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主,农民当市经济主体;五是富有各地特色的市场化农业。没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化,能把农产品的量搞上去,随之而来是家产品的恶性价格战。农产品丰收,农民减收的悲剧只能靠特色效农业来解决。
退化:不少农村,资源条件不好,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甚至不宜人居;有些地方,虽有资源,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等的需要,也不宜农。西部大开发中,广泛开展的退耕还林,还草就是一种积极的“退化”。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禁止发展区与某些限制发展区的新农村建设就应走“退化”之路。这些地方的传统农业要转型为生态环保产业,包括生态环境的维护,花木药材,旅游以及手工艺品,农民则要逐渐退出种养农业,旧农村自然成为“空壳村”甚至自然消亡为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化田野。
退化地区实行生态环保化战略,其核心是保护生态环境和渐近性自然移民。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应以水利,植树造林等为重点,但对于公路“硬化”、电网、自来水,电视等设施则不宜提“村村通”,除了建设与维护成本高昂外,如果没有后续的维修机制,几年后就会破烂不堪,一场大水就可能冲垮,水泥沥青,烂钢铁就会成为破坏环境的现代垃圾。无选择地搞“村村通”,给出的政策信号是鼓励居民在不宜居住地长期定居。但是强制性搬迁,成本太高,非万不得已不为。而是要通过多种政策的合力,如退耕还林还草的政府补偿,对当地居民的“无为”给予补偿,又如以环境差异拉动退化地区居民志愿迁移到城镇或“进化”地区,政府予以鼓励。
“异化”、“进化”、“退化”的核心是造就“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我们在忧虑“三农”问题的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农业仍发挥着很重要的多种功能。它不仅是“米袋子”、“菜蓝子”,提供国民的食物和许多工业原料的显性功能;还对维持社会稳定;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劳力;净化空气、改善生态、涵养水资源、调节洪水、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保持自然景观、提供观光休闲场地;保持传统文化;提供产业和工业品消费市场等功能,它对我国社会和谐十分关键。要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要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就要成为经营者、创业者。发达国家历来把经营能力视作合格农民最重要的基本素质,其家庭农场本身就是企业,其生产生活活动主动有序地融入现代社会的生产、市场、金融、流通、信息、社会福利等活动中去。困此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在于教育。通过教育,使农村劳动力有进入城镇谋生的职业技能与市民素质;通过教育,使农民成为农业的经营者与创业者;通过教育,使农民成为胜任生态环保产业的工作者、经营者。
三、对科学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建议
1、把做好我省新乡村规划提上日程。四川全省有4801个乡,53227个建设村。村、乡情况复杂,不宜笼统提“村村通”。而需站在全省高度,统筹考虑,为现有
村、乡的发展路径定位;为进化地区的特色效益农业及其市场预测提出指导意见,避免农产品过度生产,恶性竞争;统筹各部门支持扶助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布局,避免各自为战的分散、低效;统一设计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机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镇机构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培养与帮扶农村致富带头人等5个方面的相关政策与各地可选择模式等。
2、对“异化”地区,责成市或区(县)政府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乡一体化规划。
3、对“退化”地区,由上一级政府的发改委与环保部门组织编制县级农村生态一体化规划。
4、对广大“进化”地区乡村,完成地形图的测绘工作,指导当地做好粗线条的保护性规划。鼓励有经济实力、有编制规划要求、又有改造条件的乡村规范其总规与详规的编制。允许并指导强村、富村,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跨村界的联村规划和建设,以强带弱,以富带贫,以市场经济体制带动其它村庄的规划和建设。对于大部分村庄,近期内不强求编制深度规划。希望用5~10年的努力,以较小投入和成本,高水平全面完成新农村建设规划。
5、完善乡村规划建设的管理体系建设,加强管理和服务机构,培育村庄规划建设的中介组织。在梳理乡村规划的机构和人力资源后,提升省市县各级政府乡村建设部门的行政规格、增加编制、增设协调城镇和乡村的规划、用地及基础设施建设指导及拆迁政策等业务机构。
6、加强对农村规划干部的专业培训。应该制定一个2~3年的培训工作计划,可以考虑组织少量人员赴韩国考察其“新村运动”,或请相关专家来川培训干部。
7、开展对乡村规划建设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研究。前一方面,至少有鼓励与利用多元化投入建设政策,以占补平衡用地筹集资金政策,新建房屋产权政策,新村建设或旧村改造的回迁户政策。后一方面是鉴于农村建设所需要的技术与标准不可能照搬城市,急需有新农村建设技术方案的“菜单”。
第四篇: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路径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路径选择
编者按: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 发展 的现实要求,是文明观的升华。生态文明作为新的文明理念,涉及 经济 社会 发展进程中的方方面面,需要从 理论、实践层面进行深入、广泛的 研究,用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此,本刊特开辟专栏,约请专家从不同层面对生态文明进行阐述,以期能为生态文明大厦的建构添砖加瓦。
生态文明建设是 现代 中国 人站在 时代 的高度,纵观国际国内形势,根据国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应对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努力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举措。
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生态建设所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的生态,是经济、社会、自然 三者的统一体,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它体现着一个社会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的文明状态,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在新世纪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形象概括,它的实质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统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转变经济方式,在快速发展 工业 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中国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睡上安稳的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为经济建设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生态文明建设在新世纪成为中国一项全民事业和重大决策,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也与中国发展的进程紧密相关。
从国际背景看,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在享受自身智慧创造的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同时,面临和经历着不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 和危及人类家园问题的双重挑战,不可持续的发展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际社会和各国领导人面前,伴随发展而生的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踵而至。
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重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治理,以全球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为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又迫在眉睫,严重困扰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绿色浪潮蓬勃兴起,以《人类环境会议》和《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为标志,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关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程度。国际社会重大活动几乎言必谈环境,各国政要和各界人士无不为环境奔走呼号,同期国际上制定的环境公约数量远远超出其他领域。
通过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变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创造一个经济、社会、环境三赢,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求得发展的生态文明新社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自己的绿色计划。如新加坡1992年制订了本国的绿色计划,2002年又提出了到2012年的新绿色计划。1996年美国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美国计划,1998年欧盟确定了建立绿色欧洲的发展战略,1999年日本提出了“环境立国”的新国策。纵观世界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领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无一不呈现山川秀美的动人景象。世界上绝没有穷山恶水的现代化,以森林覆盖率为例,发达国家普遍在20%~60%之间,如日本为66.8%,美国为23%~29%,德国为30.7%,法国为27.3%,芬兰为65.8%,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这些现代化国家都把走向生态文明看作是提高21世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从国内情况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的经济发展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高昂的经济成本。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 分析 结果是环境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们在西部调查测算损失大约为11%左右。这几个数字强调的角度不同,差别比较大,总的来说,大概就是10%。由于过于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基本上是走的是一条靠高投入实现数量和规模扩张之路,造成了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了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跨入新世纪,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重产值、轻发展、重速度、轻质量,以当代人生存和发展来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老路,目前 已难以继,必须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和谐、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极度不平衡,就业压力日增,经济较快增长仍然是第一位的,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为支持,经济发展也将是空心的,也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最终也不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成为我国下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和对环境保护的需求都是巨大的,可以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环境建设也作为硬道理的时机已基本成熟。1999年,海南省率先制订《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正式批准,紧接着黑龙江也被国家环保局确定为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后福建、山东、安徽、浙江、陕西、四川也都制订了本省的生态省建设计划。建设生态省呈方兴未艾之势,这标志着在省域范围内以建设生态省为抓手,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
打造绿色中国,建设生态家园,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选择,是中国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实现的认识和行动上的大飞跃。它表明资源环境保护的任务已内化为党的具体 政治 行动,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本质认识已达到与社会问题结合的高度,资源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行动纲领。这是中国 历史 上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好机遇。
未来10年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按照人类活动的环境 影响 方式,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是工业污染最为突出的时期。同时,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农业污染面广量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生态环境也将遇到日益扩大的来自人口、经济、技术三个方面因子的压力。在人口方面,2007年中国总人口已达到13.2亿人,人口基数大,比上年约增加680万人口,对水、土壤、能源的需求增大。
在经济方面,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有可能达到3 500美元左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长两者叠加,使中国面临的相应的环境压力可能达到现在的2~3倍。
在技术方面,当前我国的生产工业仍然具有明显的高消耗、高排放特征。技术的常规性、积累性改进无法适应人口和消费对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大幅增长。如果生产技术不及时地向环境无害化的方向转化,那么高消耗的技术效率也将给环境带来叠加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改善要有更为积极的思路。
第一,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我国正逐步走向一个以民为本的“公民社会”,这必然将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动公众权利的普及和保障。在公民社会中,环境权益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公众已经取得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对环境权益必然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些权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性环境权益,包括环境清洁权、环境安静权等;二是参与性环境权益,包括环境监督权、环境索赔权等。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权益保障已经有所发展,但又很不充分,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权益保障而言,环境权益保障是较为滞后的,这正是我国环境保护立法需要突出解决的问题。在今后的环境保护中,应该把扩展公众环境权益作为重要 内容。
在发展公众环境权益的过程中,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原则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持。在我国,一些地方的人们受到噪声、废气、污水等的干扰而难以正常生活,还有的人因为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失去生存基础,他们都陷入了特殊的“环境困境”之中,成为环境问题上的弱势群体。他们所期待的,不过是得到生存所需的最低的环境条件。如果没有社会最广大群众的环境生存条件的保障和改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政治上也不是合格的。从根本上说,环境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弱者、弱势群体的保护,而弱者、弱势群体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所以说环境保护应该多从基层的、与人民群众关系比较密切的事情上采取行动。要注意克服 “面上宣传很多,访贫济困不足”的现象,不仅关心环境保护的根本模式、总体思路等“宏大叙事”,更要研究群众的现实疾苦。在这方面,往往是新闻媒介经常深入生活,揭示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真相。因此,把政府管理、政策研究和新闻报道的力量结合起来,切实解除社会公众直接受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
推动公众参与,关键是实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在这方面,可以有以下几点途径:一是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公众与 企业 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使企业与公众之间达成环境保护协议。二是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直接向社会发布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帮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三是有引导或有控制地建立地方环境保护社会组织。四是向社会公众扩大环境权益,特别是给予公民环境监督权和索赔权。浙江省富阳市等省市环保部门实行了对公众举报污染源的奖励制度,这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民主管理的有益尝试。建议成立“江苏环境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是一个兼具志愿行动和维护权益性质的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社会组织,目的是联合和协调各种环保社团组织,疏通社会压力,化解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协助和促进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环境保护协会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公民社团,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协会的特点是深入到社会边缘和基层,补充政府管理力量之有限。
第二,加速确立生态经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地位。
发展生态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在短短几年时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生态经济在我国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一种虚的理念,迅速走向一个能实实在在地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
发展生态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 科学 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生态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当然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 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生态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 农村 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
第三,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
环保投入是保证环境治理和保护项目顺利实施、改善环境质量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环保投入,任何一个好的环境规划都不能实现。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加强投资导向和进行规范管理是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性 问题。国际上通常将环保投入占GDP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环保力度的指标,并认为只有这个比例高于2.5%时,环境质量才有望得到改善。根据国外的一些经验和我们的一些实践体会,如果环保投入、污染治理投入占GDP的1.5%,大体上就能控制;如果超过1.5%,就能够改善;只有这个比例高于2.5%时,环境质量才有望得到明显改善。如果低于1.5%,说明这个地区的污染只能减少,再低,就说明只能污染了。生态文明建设涉及 发展 绿色 经济、培育绿色文化、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等多方面的工程和项目,所有这些工程或项目都必须要有资金的投入作为保证,否则,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从国内的情况看,2007-2008年全国环保投入占GDP的1.24%。北京市环境投入持续增加,“八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九五”期间提高到3.3%,而1998年至2003年6年间各项环境保护投资共计670亿元左右,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2004年,上海环保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以上,广东省2000年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206.74亿元,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96%。2001年,广东省环保投资总额为242.2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5.74亿元,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3%。我国的环保投资低于GDP的2%,与需求明显不成比例,投资严重不足,部分投资不能产生其相应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江苏省的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发展。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投资力度,扩大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建立环保投融资多元化体系,力争环保投资占江苏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5%。否则,建设“绿色江苏”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第四,建立起开放型的能源、资源供给与保障体系。
中国 人均 自然 资源很少,资源供需矛盾今后仍将十分突出。为此,应建立起开放型的能源、资源供给与保障体系,保护好自身的资源,加大加快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力度。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树立“大资源、大环境、大市场”观念,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为导向,以制度创新、科技 创新为推动力,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建立矿物原料长期稳定供应的保障体系,壮大矿业经济,逐步建立与生态省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矿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省际、国际合作,积极主动参与矿产品国际贸易,在矿业全球化进程中争得主动权。鼓励利用国内外资源,力争资源、产品两头在外。鼓励、支持并依法保护本国投资者到国外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在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国际市场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国际资源,积极鼓励和组织有实力的 企业 开展跨国经营,尤其是要合作开发利用资源,在海外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给基地。
第五,建立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安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缺乏认识。如果生态安全出了问题,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换回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是等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国防安全、政治 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条件的重要保障,而生态环境安全则是国防等等,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的载体。
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健康、安乐、生活基本权利、生态基础设施、必要的资源、社会 秩序、适应变化的能力等方面受威胁程度的大小。中国的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 影响 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国人的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生态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 工业 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决策者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国家要加强生态安全 理论、生态预报 方法 和生态安全预警监控系统的 研究,鉴于生态安全突发性的隐蔽状态,要加强生态安全理论、生态预报方法和生态安全预警监控系统的研究。必须建立系统的监控机制,不仅能够定期查看,而且可以及时反馈,预知经济安全临界度,并迅速提出预案和自我调整,防患于未然。使 法律 监控与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定性标识量化,增加可操作性。完善生态环境安全的预测预警系统。应用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技术,建设包括生物资源、农业资源、环境质量、水土保持、河道水质、地质环境、海洋环境、气象、赤潮等 内容 的生态环境动态监测 网络,建设环境资源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监测资料综合集成,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动态监测和跟踪评价水平。建设完善灾害预报预警系统。主要包括台风、暴雨、暴潮、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以及赤潮、酸雨、地质灾害、环境污染事故和突发性动植物病虫害等的预报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系统,增加预警和防范准备时间,避免和减少各类灾害造成的损失。
第六,建立党政领导环保实绩考核机制。
官员的考核指标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挥棒”,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 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我们完善新的政绩观,把就业率、最低生活保障率、反映收入分配差别的基尼系数等指标,作为现时期政府官员“工作实绩”的主要考核标准。环境问题也是如此。资源问题也是如此。因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三个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新发展观所确立的新政绩观,要求我们对那些仅以单纯GDP增长为业绩而不惜破坏资源环境的政府官员,对那些只知道耗费财政和社会财富搞“形象政绩”、“窗口政绩”、“路边政绩”的政府官员,不得提拔重用。
从生态环境保护来看,环境权益是人民生存权的重要部分。国家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保护环境已成为各级政府管理者的职责所在,破坏环境等同于违法。如今,“考核官员的环保责任”已形成国际趋势,2002年的南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便强调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问责制”。以人为本的科学展观,已要求我们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基础,作为执政党与全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从长远看,要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得以统一,我们就要加大力量研究并采用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将环境成本从经济增长的数值中扣除,形成我们衡量选择政府官员更全面的标准;我们还要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考核标准;我们还要将各地政府对国家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也作为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标准。总之,环境政绩一定要与政府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尤其是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人。
考核标准的落实,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我们要抓紧时间设计一系列政策与制度去支撑科学发展观,例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例如新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例如公众参与的监督评价机制,例如循环经济与绿色控制的法律框架,例如生态补偿与社会公平的相关政策等等。否则,再好的理念与战略,也会沦为形式与口号。
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认真解决好“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执法刚性不足,处罚弹性有余,执法主体形象不佳,行政处罚、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在环保执法监督工作中,要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既要抓环境污染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又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者的行政责任;要加强同监察、纪检、法院和行政部门的联系,建立起依靠法律、行政和经济等部门的行之有效的执法和处罚运行机制。
第七,全民动员,建设节约型社会。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省,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大省,节约资源任务相当艰巨。江苏资源利用状况,有几个突出的矛盾:一是资源拥有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矛盾。我省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全国的2/3,重要矿产资源主要从省外调入,资源紧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的依赖度不断增加;二是经济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2007年中国GDP达到30 100亿美元,这么大一个总量的背后,存在产业链不长,深度开发水平不高,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等结构性问题;三是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源利用水平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我省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增加明显,出现了一批单位增加值能耗比较高的行业。而与此同时,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水平提高不快,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不高;四是群众生活水平与消费方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居民消费能力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公众的节约资源意识、忧患意识还不够强烈,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些信号向我们发出了强烈警示: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缓解资源危机的基本对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是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尖锐矛盾的根本出路。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读节约型社会:一是从生产的角度讲,要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减少单位产出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浪费;二是从消费角度上讲,是指在满足一定消费需求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获得更多的收益;三是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讲,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生产要以需求为导向,建立以消费为导向的机制。
我国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同时又是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资源上必须有更加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紧迫感,构建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要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为核心,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构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保证资源永续利用。引导和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以集中布局实现集约发展。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防止和纠正盲目圈地现象,提高单位面积的投资强度。要以发展的眼光,科学地制定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要科学地确定开发顺序,科学地预留开发空间。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自觉的行动,不仅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贯彻资源节约、环保的意识,而且要把这一意识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同时要大力转变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省情,增强忧患意识、节约意识,增强节约资源的自觉性、主动性,大力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深入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文明消费,鼓励节约使用、多次使用和反复使用,改变透支资源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共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打造绿色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积极寻求新的保护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对策,进而创造出一种后发展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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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乳山市信用体系建设路径选择浅析
摘 要:十八大以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日益受到关注,作为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方式也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乳山市以本地实际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对政府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
关键词:信用体系建设;信用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进一步指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体系的建设关乎市场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环境的重要名片,因此如何选择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就成为地方政府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诚信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公共性的增强,诚信同时又具有了法律性质。诚信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且是具有丰富内涵、多重属性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成为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模式,如厦门等城市主要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突破口,明确了工作机构,建立了相关制度,并积极推进信用信息的应用。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突出以创新机制促诚信建设的原则推进,按照企业自愿申报和协会推荐,行业协会审核、专业机构鉴定和公众评议、信誉公示,动态检查和考核多措并举的方法开展。同时借助政府新闻网站、诚信企业展示平台、诚信创建企业查询平台等多个渠道,全面展现企业动态信息、展示诚信企业、曝光企业不诚信记录。
总的来看,目前虽然各地在诚信体系建设形式和载体创新上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依然存在。事实证明,在政府主导的诚信体系建设中,数据资料由工商、质检、税务等职能部门掌握,而目前各部门信用信息系统条块分割,信息尚无法整合共享。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行业法规和管理制度,出于内部的行业管理和业务保密的考虑,行业系统接口的千差万别,限制了信息共享,这也成为制约诚信建设实效的主要原因。因此,对政府主导下的诚信体系制度设计,一方面要积极打破部门“垄断”,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合作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区域诚信体系的建立对政府、企业和社会都有好处,真正实现多方信息共享,多方合作共赢的局面。
乳山市诚信体系建设概况
2013年,乳山市委市政府提出“诚信乳山建设年”活动,开展了“八项教育”活动,建设了“五大平台”,开展了“七项专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氛围,推动“诚信乳山”观念深入人心,活动成果丰硕。与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同,乳山市诚信体系建设还是存在数据资源整合不够的问题,单位或部门间数据共享程度很低,信息透明程度不够,形不成全方位多层级的信息体系,对个体不能形成立体化、实体化的诚信信息描述,这就导致诚信监督机制难以生效,诚信产品或者诚信惩戒机制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乳山市诚信体系建设路径选择
诚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国家诚信建设有关文件的精神,个人征信和组织征信都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个人征信未来将由人民银行主导以居民身份证为载体,地方政府操作空间不大,而组织征信则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目前广东、江苏等省份已开展试点。基于以上情况,乳山市信用系统建设过程中可以选择以企业征信为基础,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争取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信用征询体系,重点从四方面推进:
(一)加快推动信用法制建设。加快全市信用立法进程,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框架内,从我市实际出发,制定信息采集、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信用奖惩、征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有关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为开展信用征信、信用公示、信用评估和信用咨询提供法规和制度保障。规范企事业单位和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信用活动,把公共信用信息记录、归集、发布、使用管理和信用评级、信用评估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二)深化社会诚信宣传教育。总结“诚信乳山建设年”宣传教育经验,继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宣传诚信典型的同时,加大对政策法规和失信成本的宣传,通过深入开展机关干部培训教育、道德讲堂宣讲教育、诚信观念提升教育、文艺演出主题教育、文明典型示范教育、公益广告宣传教育、志愿服务实践教育、校园活动引导教育等专题活动,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浓厚氛围。
(三)建设市域信用征询平台。作为诚信乳山建设的核心载体,信用平台将整合工商、国税、地税、公安、人民银行等部门基本信用信息、荣誉信息、失信信息等形成基础数据库,纳入其他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开发诚信数据应用载体。
1、开发征信系统客户端。通过有限安装的方式为获得授权的用户安装直接与系统数据互通的客户端,主要实现信息查询和录入功能。一是方便有关信息提供和审核部门的信息录入和更新操作,确保信息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部门授权仅限于本部门信息的修改操作,权限之外的信息视情况授权查询;二是为领导决策提供基本信息,可开通全面数据查询服务,并提供分类索引及统计服务等拓展功能。
2、建设市域信用网络平台。以信用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建设信息发布网站,主要实现信息查询、信息发布、互动交流、社会监督功能。通过在网站设置信息发布、政策法规、信用案例、光荣榜、黑名单、项目跟踪、投诉举报等模块,设置部门数据更新进度、故障反馈、意见建议等互动通道,实现各部门信息的动态发布、有关政策的宣传、守信和失信案例的宣传、诚信企业和失信企业名单的公开、市内重点项目及招商引资项目的跟进等功能,接受社会对发布的信息及有关主体的监督举报,对各单位信息更新进度、系统漏洞更正及系统完善等接受社会监督。
4、建立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加强企业生产经营、税金缴纳、金融信贷、往来账款、财务核算、数据统计、劳动保障、合同管理、中介承诺、资信评估等信用信息管理。在企业成立、转制、退出的全过程,建立包括遵章守法、获得荣誉、受到处罚等内容的诚信档案。依据上述各类信用资源,建立企业和企业法定代表人信用数据库,由中介机构对企业信用进行等级评定,评定结果作为企业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信用凭证。
(四)建立监督管理和失信惩戒机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对失信者及失信行为进行惩罚,使失信者付出与其失信行为相应的经济和名誉代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因失信对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还要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严肃查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对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中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要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予以追究。实行“黑名单”制度,将制假售假、经济诈骗、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偷逃税款、做假账的企业和出具虚假报告的中介机构列入“黑名单”,并对严重失信的企业进行剖析,将其失信行为、造成的危害和惩罚结果向社会公布。将公民失信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纳入征信系统,在就业、市场准入、贷款等有关方面提高“门槛”,使其一处失信,多处受制。注重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对“诚信建设”的依法监督和民主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推动诚信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诚信体系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内在要求,我市市域信用征询系统的建设必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力量,也必将为仁爱乳山增加新的城市名片。
作者简介
王斌(1980-),男,山东省乳山人,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方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