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案例分析

第一篇：财政学案例分析

财政学案例分析

1、阳光酒店已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在某市朝阳区地税局管征，税款征收方式为查账征收，2006年4月5日，区地税局在日常检查时发现2006年2月份的纳税申报表申报的应纳营业税比会计账簿上计提的营业税额少9000元，经检查人员核实，系因近期该公司资金紧张，少申报了营业税。4月10日，区地税局认定该公司这种行为是偷税，作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对所偷税款处1倍罚款的决定，并履行了告知、文书送达等程序。该酒店不服，认为会计账簿上已计提，只是资金紧缺未申报而已，没有故意偷税。请分析朝阳区地税局的上述处理合法吗？依据什么？

2、某企业在2004年2月进行股份制的改造过程中，有一条流水线的原值600万，已计提折旧80万元，经过中介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为680万元。股份制的改造完成后，接受第一大股东捐赠电脑一批，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20万元，增值税3.4万元，企业另支付安装调试费用0.5万元，运输费用0.3万元，税务管理人员在纳税辅导时发现该企业对以上业务都没有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请分析经该税务管理人员辅导后企业补交了多少企业所得税

1、根据d《征管法》de第25条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d规定或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a确定申报期限、申报内容s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请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阳光酒店虽然在会计账簿上已计提税款，但因资金紧缺而未如实申报，具有主观故意，是虚假申报，依照《征管法》第63条de规定，属偷税行为，但所偷税额未达到偷税罪的标准，因此，朝阳区地税局对该公司作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对所偷税款处1倍罚款的决定是合法的。

2、根据a财税字d［1997］77号《关于企业 资产评估增值 s有关所得税处理d问题通知》进行f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评估q增值，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按照国税q发[2003]45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需明确的s有关所得税f问题通知》企业接受捐赠的d非货币性q资产，必须按接受捐赠时d资产入账de价值确认捐赠收入，并入当期d应纳税所得，依法d计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20+3.4）×33%=7.722万元。

接受捐赠企业另外支付或应付的相关税费应并入固定资产原值。

1，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公司不存在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的行为，故不构成偷税。并且以偷税处罚金金额也不符合征管法的规定。

改制评估后固定资产净值680，原净值520，固定资产增值160万

受赠电脑20万元，安装调试费用运费税都要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为24.2万 故企业应以184.2万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补交 案例1 程序不合法 该局在发现其少缴税款时 首先应进行税务约谈 要求企业说明原因并证实其偷税事实 然后应该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注明其应补税款、滞纳金 同时应发出处罚告知书 根据其情节、态度处以偷税税款0.5倍-5倍以下的罚款 在告知书发出3日后收缴其罚款 案例2

1、题的关于改制资产评估说明模糊 以其话意 没有应该调整纳税的地方（如 该企业按照评估后的价值计提折旧 那么就该调整纳税)

2、接受捐赠电脑20万及增值税3.4万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 安装调试及运输费用不得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 应合并列入固定资产 楼上那位认为是04年以前的 应该按财税字[1997]77号文件规定来执行 是错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文规定：企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须按接受捐赠时资产的入账价值确认捐赠收入，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较大，并入一个纳税年度缴税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可以在不超过5年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所以 该企业应按24.2万调整补交企业所得税 案例资料 财政预算，是国家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等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的计划。每年“两会”，财政部部长所作的预算报告，都是代表们锁定的“焦点”。政府预算是一本政府公开的“财务大账”：过去的一年收了多少钱？钱投到哪里去了？今年的钱该怎么用？这些钱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和审查。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财政预算编制较粗，“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清”，预算的透明度不高，造成了很多部门预算游离在人大监督范围之外。同样，在预算执行方面也不尽如人意，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办法。对每年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随意性大。由于预算资金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造成了执行难的问题。往往部门申请多、找领导批条子多、临时性支出多，变成“一年预算，预算一年”，然后再报人大常委会做出调整预算的决议。

为此，在近年各地的人代会上，代表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力度明显加大。如广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对预算中“拨2000万元给机关幼儿园”、“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外人员每人每年补贴3.2万元”等提出了质疑。浙江、四川等省的预算报告也明显加厚，列支项目也更加详尽，以利于人大代表的监督。问题分析：

1.政府预算的本质什么？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应坚持什么原则?

1、政府预算的本质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制度。政府预算反映着政府的职能与政策的方向，预算过程是政治的和决策的过程。概括而言，政府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计划，即用法律形式表现，反映和规定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支活动的预期收支指标与平衡关系的一览表以及管理制度。它是政府分配集中性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调节、控制、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

一般而言，政府预算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其次是对政府支出的控制。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政府预算必须符合统一性、预测性、年度性，法律性和公开性等要求。这些特征体现了政府预算的技术性和政治性两个层面的内涵。统一性、预测性和年度性等特征可以理解为技术方面，法律性和公开性等方面则主要体现了政治内涵。

3、应对措施（附送）

我国要提高政府预算的民主性，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预算分权和制衡，另一方面要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首先是预算分权与制衡。预算权力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国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预算分权就是要将预算权力在立法机关、政府、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及内部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审计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运作体系。如建立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分离的制度，并形成三套相互制约的机构；建立资金的使用权、支付权、审核权相互分离的制度；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还可以建立一套独立于政府、直接对人大负责的审计监督系统，并独立行使监督权。其次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公众对程序的参与，特别是普通公民对政治决策程序的参与，是程序内在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显著标志。政府预算收支的多与少都将实质地影响到每一个公民或者企业，让公众参与预算程序，让相对人对自己将要承担的纳税义务与将要获得的公共服务发表看法，与政府沟通，这本身就有其价值所在：它不仅仅有利于预算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也便于预算通过后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的顺利推进。

7、案情：某企业财务人员１９９５年７月采取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少缴营业税５万元。２００１年６月，税务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了这一问题，要求追征这笔税款。该企业财务人员认为时间已过3年，超过了税务机关的追征期，不应再缴纳这笔税款。

问：税务机关是否可以追征这笔税款？为什么？

答：税务机关可以追征这笔税款。《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从案情可以看出，该企业少缴税款并非是计算失误，而是违反税法，采取虚假纳税申报，其行为在性质上已构成偷税。因此，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

8、案情：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某地方税务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某私营企业，已中途终止与某公司的《承包协议》，银行帐号也已注销，准备于近日转移他县。该局立即派员对该企业进行了调查，核准了上述事实，于是检查人员对该企业当月已实现的应纳税额5263.13元，作出责令其提前到６月２５日前缴纳的决定。

问：该地方税务局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答：该地方税务局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合法。根据《税收征管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本案中，该私营企业已终止了承包协议，注销了银行帐号，并准备于近日转移他县，却未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可以认定为逃避纳税义务行为。该局采取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是有法可依的。企业应按该地方税务局作出的决

定提前缴纳应纳税款。

16、案情：2001年第二季度，某税务所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决定对某行业的定额从７月起至12月适当调高，并于６月底下发了调整定额通知。某纳税户的定额由原来的４万元调整为５万元。该纳税户不服，说等到７月底将搬离此地，7月份的税款不准备缴了。7月17日税务所得知这一情况后，书面责令该纳税户必须于７月25日前缴纳该月份税款。７月20日，税务所发现该纳税户已开始转移货物，于是责令该纳税户提供纳税担保，该纳税户没有提供纳税担保，于是税务机关书面通知该纳税户的开户银行从其

存款中扣缴了７月份的税款。

问：１、你认为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２、请你提出处理意见。

答：税务所的行政行为不合法。因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而税务所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

７月20日，该税务所应经县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书面通知该纳税户开户银行冻结该纳税户相当于７月份应缴税款的存款，而不应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７月25日后纳税人仍未缴纳税款的，方可对该纳税户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即该税务所经县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书面通知该纳税户开户银行从其

冻结的存款中扣缴７月份的税款。

第二篇：财政学案例分析

第一部分：财政基础理论

案例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多。”

简要分析：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是有区别的。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指国家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分配关系及发展规律。而研究范围要比对象范围宽泛得多，除对象范围外，尚包括对象范围之外的一些现象和事物。如果就温总理提出的五个问题来分析，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并从中表现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思考题：请分析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五个问题中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案例二：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

胡锦涛在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简要分析：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

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

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思考题：财政应如何实现十七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政策的目标？

案例三：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

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

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天华编著

简要分析：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案例四：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

（一）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财政原则始于三代时期

三代时期，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财政状况完全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天灾人祸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的收成，因此，其理财原则，只能是在已经取得收入的基础上，逐一安排支出，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故有“量入为出”的原则。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为增税开辟了财源。然而，三代时期由兼并、争霸和统一导致的战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浩大，支出增长惊人，财政入不敷出，国库捉襟见肘。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各诸侯国不得不实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用调整收入来弥补支出，以求财政平衡。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修订税制，纷纷提高税率，传统的什一税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鲁国的什二税，魏国的什三税，齐国的什六税，秦国则二十倍于古，加倍课征以积累财富，横征暴敛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二）唐朝的“两税法”与“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逃亡，国家财政所能课征的租庸调收入非常有限，而各地节度使在内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镇割据，任意截留中央赋税，使国家财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当时浩繁的军事开支，最终给唐政府造成了的财政危机。以至于京师官吏的俸禄也不能按时发放，令政府不得不“税天下地青苗钱(附加税)以充百官课料”。同时，京师粮价猛涨，已直接影响到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稳定。为扭转这一局面，唐德宗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唐朝重要的税税制改革，但其指导思想是“量出为入”。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两税法的“量出以制入”，即“量出为人”的原则。是指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匡算财政收入总额，再分摊给各地，向民户征收。在具体的课税对象、课税标准、纳税期限与纳税形态上都进行了改革。

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天华编著

简要分析：总体上讲，在农耕社会中，国家实现“量入为出”财政原则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巩固与稳定。而“量入为出”财政原则的选择一般有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大多出于财政的巨大压力而采用，对国家政治经济基础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两税法”改革由于其适应了唐中期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因而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一是简化了税制，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农民缴纳，便于政府征收；二是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财政收入。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都要纳税，不仅官吏世族地主要纳税，连同被其庇荫的客户，不定居的商贾，甚至世代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僧尼都要负担税收。纳税户增加，从而扩大了纳税面，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三是调节了税收负担，有利于税负公平。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本，即“以贫富为差”。资产田亩多者则多征，资产田亩少者则少征，商人同农民一样纳税。这种按贫富等级课税的方法，符合公平的原则；四是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财权于中央，整顿了以前混乱不堪的财政局面，打击了地主豪强势力，限制了税吏随意苛剥勒索农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

但是，两税法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执法者枉法而暴露出不少缺点和弊病，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下，量出为入，直接导致横征暴敛（如春秋战国时期因“量出

为入”而使横征暴敛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两税法以“量出以制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收入总额，这个原则直接导致支出常无准则，故而收入日趋扩大。一遇军兴，政府财力匮乏，即任意加征税课，如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以军兴十一而税”，自建中三年(782年)起“两税钱每千增二百”。②贞元八年(792年)两税征收额又增加了五分之一。既有政府明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敛，各种横征暴敛，纷至沓来，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两税法”归于失败。应当说，“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以基本财政支出来确定财政收入本身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的确可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现代国家实施“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应当吸取历史教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

思考题：古代社会的“量入为出”与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有何差异？

第三篇：财政学典型案例分析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1：

某幢旧式楼房，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原因之一是该居民楼里各单元没有加装公共防盗门。每次失窃案发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楼里能装上一扇单元防盗门，各家进出有钥匙，朋友来了就在楼下通过电话喊一声，使整幢楼的安全性增加。但防盗门一直没有装上。向单位房管部门反映，说是住在楼里的已经不完全是本单位的人，费用难以协调；再说这些住房已经出售给私人，装防盗门应该由居民自己出钱。于是该居民楼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机构出面负责解决“装防盗门”这样的公共事务。

分析：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政府提供的问题，先看着防盗门问题能否通过私人方式去解决。在没有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情况下，一些最担心家里被盗、被抢的人首先出资给自己家里加装防盗门。对个人来说，这要花更多的钱，但比起费时费力地去搞“制度创新”还是合算的。从长远来讲，由于有钱的人加装防盗门，窃贼的盗窃难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盗窃行为的净收益小了，边际收益降低。因此，窃贼要么设法提高盗窃技能，要么就是光顾那些不装防盗门的家庭。这样一来，那些原以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小偷不会光临，毋需加装防盗门的家庭会受到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钱多还是钱少，家家都装防盗门。

对每一个家庭来讲，投资于防盗门的支出与自己对家庭财产被盗的预期损失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大，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大；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小，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小。就整幢楼而言，每个家庭用于防盗门的支出远远大于统一安装一扇单元防盗门的费用，两者之差额，代表一种制度成本，它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务——加装防盗门成为可能？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怎样管？其实，加装单元防盗门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因为“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第一，如果没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滥，个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罪的总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得经济，而防盗门的安装正是公共治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安装单元防盗门比大家各自投资更有效率。第二，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的机构，也是惟一能够借助于强权来征税的机构，拥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便利条件。因此，加装防盗门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管。当然，政府的职能是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来生产防盗门。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因此，对公共产品的理解也是相对的。从大的方面讲，公共治安在全国范围内是公共产品，每一个公民的消费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这种消费通过公民纳税来支付。从小的方面看，防盗门对于同一幢居民楼的消费者来讲，具有非排他性，他们应该为消费公共产品负责，也就是说，应该支付该公共产品的成本。通俗地讲，谁受益谁付费，居民应该为加装公共防盗门付费。虽然居民都是单元防盗门的受益者，但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他们实际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家中没有什么财产的赤贫者来讲，根本没有财产失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为单元防盗门付费的。一个百万富翁就很愿意付费。既然加装单元防盗门会给不同的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他们为加装防盗门而愿意支付的成本也不一样，即边际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边际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较低的价格。当实际价格超出预期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上限就是心理价格。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2：

据《新民晚报》1989年8月30日报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户人家合用一个6平方米的灶间。每当夜幕降临家家烧饭的时候，7盏灯齐放光明，把个斗室照得通明。各家“划地为牢”，围绕煤气灶炸、炒、爆、煮。殊不知，多少度电在“空耗”中白白浪费了。

分析：

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公共走道、公用卫生间等地方也有发生。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公共产品（即电灯或灯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户拥有一盏灯）并非是一件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公共产品的完全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浪费。虽然公共产品的这般私有化解决了收费的困难，每户都按表付费，但由于公共产品已经变成每户的私人产品，因而，私有产权制度每户所缴纳的费用（即为购买灯光的价格）大致上等于7户人家构成的社团产权制度下所需费用的7倍，因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资源的配置将7倍于社团产权制度下的电力供应。显然，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会造成费用的过多支出和重复配置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可以证明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尽管这一办法可以解决收费困难问题。因此，在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代价包括资源重复配置的浪费以及设计排他装置的费用（如每户要安装一个独用电度表和独用开关等），而对公共产品设计一种社团产权制度的代价只包括收费的困难或“免搭车”造成的逃费损失以及谈判的交易费用。对这两种代价或费用的比较是考虑产权制度变革或制度安排的主要参数。

这个例子实际上反映了合用一间厨房的邻居关系的复杂性。为什么7户人家当中没有一户出来提议由7户人家共用一盏灯而不要同时使用7盏灯呢？这里面大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因素，是这些因素阻碍了这个建议的提出。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可以转化为成本的因素。所有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实则都是使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的“交易费用”。因此，“交易费用”的存在阻止了从私有产权制度向社团产权制度的转变，而且参与者人数越多，这一交易费用越大，制度的转变难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行社团产权制度，就需要外在力量（如政府、居委会）的努力。

案例3：

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以来，婚前体检的比率迅速下降，浙江舟山市政府，采取政府埋单，鼓励婚前体检。

评价： 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对婚检的强制性要求，但从长沙市内一些保健机构了解到，目前自觉参加婚检的人数比以前少了八九成，这也导致了相关疾病明显增多（《三湘都市报》7月15日A1版）。来自卫生部7月6日的消息显示：自去年10月1日实行自愿婚前医学检查制度以来，全国婚检人数急速下降，而各地孕期检查发现的传染病及影响妊娠的各类疾病今年初以来明显增多。据介绍，2000年中国婚前医学检查率平均64.55%，其中城市为超过四分之

三、农村超过一半。但目前全国的婚检工作量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过去的强制性婚检无疑对于中国下一代的健康起着积极的政策导向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了妊娠的各种疾病和传染博但婚检也被许多医院看成是一块“唐僧肉”，婚姻登记机构和婚检医疗机构的“合谋”逐渐走向利益的垄断化，出现了许多“假婚检、真收费”2

财政学案例分析 的不良现象。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婚检操作草率、收费混乱，甚至交钱就盖章。自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后，人们大多拍手称快，认为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也被认为是有限政府退出大包大揽的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强调私人领域的事情更多地由私人承担责任。

然而，舟山市政府的做法使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强制性婚检政策的取消并不是取消了婚检。婚检赋予了婚姻登记者一次机会，用以充分了解婚姻对象的身体状况，排除影响生育及遗传的疾病，人们不应随意放弃“健康知情权”。那么，我们的婚检制度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呢？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恢复强制性婚检政策。可基于原有政策的负效应，我们已经不太可能重走过去的老路了。但是，这并不排除有关政策的引导和协调。

针对目前婚检新人急剧减少的现状，加大婚前检查和婚育知识的宣传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关系到下一代国民健康的大事上，强调婚检由强制走向自愿最后到自觉的必然性。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小孩不健康？那些草率而冲动的离开了婚检的婚姻有可能潜伏着健康的危机，作为新人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同时，降低婚检费用和婚检制度的福利化趋向也是必然路径。日前，卫生部门已经下发了关于医疗、保健机构免费开展婚前保健咨询和指导工作的通知，我们认为，这是克服当前政策非适应性的一个政策利好。

第四篇：财政学案例

案例1.义务教育是否适用“效率优先”

2007年6月的一天，某高校附属初中门前排起了长龙，绵延几百米，据说该校初一年级计划招生700人，但来报名的多达5000多人。为了能让孩子进入这所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就读，家长们早早就打听有哪个熟人认识该校的领导，还要帮助孩子准备应付入学的考试（按规定小学升初中是没有升学考试的），除此之外，交上两三万元钱是少不了的。

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每年中小学生入学的季节，一些名气较好的中小学收到报名表好几千份，而一些普通中小学，接受报名的日子校园冷冷清清。在如此择校热的背后，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极不均衡。而这是由于多年来采取的“效率优先”资源配置模式造成的。毫无疑问，以前的“重点学校”，现在被称为“示范学校”的一小部分中小学得到的财政拨款比其他学校多得多。这一做法对于少数重点学校而言是锦上添花，而急需雪中送炭的普通学校挣扎在生死线上，教育资源的校际不平衡不断加剧。为了让自己的子女挤进好的学校，有些家长不惜多次搬家，或者到重点学校所在地段租房住，造成重点学校“人才挤挤”，这被媒体称为“县一中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特色学校、示范学校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城市教育质量普遍高于农村，农村的孩子也不愿意在本地上学，而是希望到城市接受好的教育，这造成城市学校的每个班级从原来的30人一直扩容到60、70人，而有的农村学校面临破产的局面，只有一些家庭十分贫困的学生才选择在当地就学，接受“劣质教育”。

公平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但又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财政支出同样存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从上面提到的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折射出财政投入的结构问题，即在各个地区、各个教育阶段、各个学校之间如何分配教育拨款。特别是现阶段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这种教育政策好象可以导向高效率、高质量，倡导了竞争精神，但实际上违背了义务教育发展的初衷。对于作为公共产品的义务教育，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教育的效率，而是教育的公平，要在公平的基础上配置教育资源，让每一个公民能平等地获得教育机会。而当每所小学、每所中学均衡发展时，家长也就不会为了追求进一所更好的小学、更好的初中，从孩子很小时就开始进行畸形的应试教育，在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的单行道上彼此折磨。

不改变“效率优先”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和家长的择校现象，也就谈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在这种氛围中，教育的地区差距、学校差距越来越大，学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越来越变调，也就不足为怪。

在经济生活中，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那么在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呢？社会上对此意见很不统一，显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重点不同，其指导原则也会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具备解决社会公平的财政实力，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要求在社会事业方面把实现公平摆到第一位，象这几年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就是典型表现。讨论

1、你觉得义务教育以效率为导向合适吗？为什么？

2、你认为义务教育资源应如何分配更合理？

案例2．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是谁的责任

1、为了解决贫困大学生入学难问题，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办法。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面向在校的全日制高等学校(包括民办高校)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第二学位学生、研究生发放的无需抵押的、在校期间政府给予全额贴息的个人信用贷款，目的是帮助普通高等学校的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以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申请的贷款金额主要根据学生本人所在学校规定的学费收取标准和学校所在地区的基本生活费标准确定。一般情况下，学生每年可得到6000-8000元左右的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利率执行，不准上浮。其利息的一半按所在学校的归属关系，分别由中央财政或地方省级财政贴息，其余一半由个人负担。

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优惠政策，一是无需担保，二是由中央或省级财政贴息一半。从长远看，国家助学贷款可能成为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手段。

2、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

英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有四项核心内容：

第一，学生在学期间不支付学费，毕业后找到工作，才开始支付教育贷款。保证家庭困难的学子能上大学。

第二，毕业后工资挣到22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才开始偿还贷款。而还教育贷款，算作支付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工资达到一定水平后，即使不还贷款，这笔钱通过付税也是要缴的，还不还贷款对你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

第三，清偿贷款，没有利息。而且每年清偿的份额，不超过年收入的9%。你挣得越少，还得越少。

第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免高达1/3的学费。在每年以收入9%以内的份额清偿贷款的条件下，一般学生毕业后13年才能够清偿全部贷款。如果毕业后收入低，贷款就长时期内无法还清。所以，法律规定，按这样的比率25年还无法清偿贷款，25年后应付的份额将全部免除。

美国政府和各大学为学生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财政支持。在哈佛大学，每年接受各种财政支持的学生在70%以上，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财政支持的学生达到75%。美国中央财政资助体系中，有三大主要奖学金计划。一是“罗伯特·伯德荣誉奖学金计划”，每年1500美元，可持续4年，每个州不少于10个名额；二是“全国科学奖学金计划”，最高奖学金可达一年5000美元；三是“保尔·道格拉斯教师奖学金计划”，奖学金金额最高为5000美元。

[点评]

“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缀学”，这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那么，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是谁的责任呢？联系财政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是主要责任者。各级政府在这几年间采取了多种措施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完成学业，从财政上来说，通过财政支出安排补助资金以奖学金、助学金、贴付利息、建立风险基金等方式履行政府职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不论是从财政的产生来看，还是从财政的发展和当今时代财政存在的原因看，财政都是国家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物质后盾，是国家解决大学生因贫困而面临缀学等问题的重要物质保证。

[讨论]

1、为什么政府要许诺“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辍学”？请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2、在美国这样市场化水平如此之高的国家中，大学教育的私有化程度相当之高，然而政府在教育方面依然毫不吝啬的给予投入，这是为什么？

案例3．乡村赤脚医生先进事迹引发的思考

[案例来源]根据2005年8月8日贵州日报《乡村赤脚医生艰难守护生命》一文及贵州信息港网站相关报道编写。

在贵州省从江县月亮山区东麓闭塞的苗族村寨，2005年出现了一位省劳模和《南风窗》杂志社“2004人物奖”，这两项荣誉都属于一位年轻的漂亮妈妈——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的“赤脚医生”李春燕。

李春燕出生在一个乡村医生家庭，1997年初中毕业于大洞中学的她，被县里推荐免费到黎平卫校医士班学习。毕业后，李春燕想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但是父亲却郑重地把“赤脚医生”的“衣钵”传给了她，并告诉她:“村里人看病不容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丢下患病的乡亲。”

李春燕毕业当年就嫁到了大塘村，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门诊开张了。春燕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为群众看病，既可维持生计，又能解决村民看病难的状况。可实际的情况是门诊开了一年，乡亲们看病没钱付，只好欠账，春燕因此背上了2000元进药债务，到现在，这笔欠债越滚越多。丈夫为了还债只身南下打工，李春燕也几次想与丈夫一起打工还清债务。但是父亲曾说过的话和乡亲们的挽留最终让她决心留下来。

大塘村共有524户，2577人，是从江县最大的苗寨之一，也是从江县最为贫困的村寨之一。由于村民欠账太多，进药费用成为折磨李春燕的难题，公公、婆婆被李春燕治病救人精神感动，陆续卖掉一些家禽，李春燕的小门诊就这样艰难地维持下来。

黄柳珍是大塘村的困难户，2003年6月在医院做完手术后由于没钱提前出院，回家后没两天突然大出血并导致休克，此时正值深夜11点。李春燕得知后，背上药箱在漆黑的小路上一路狂奔，整个抢救过程从夜间11时持续到第二天上午9点。之后连续8天春燕又把黄柳珍接到门诊为她输液直至康复。这笔费用贴在春燕屋子里的柱子上，知道春燕故事的人来到春燕家里都要去看看那根贴满欠条的柱子，上面的欠条上虽然只有一些简单的人名、时间和欠款数目，但很多人在看这些欠条时都会视线模糊，因为那上面满满地记录着春燕4年多为全村近7000人次的病人看病的一个个动人故事。五年来，为了筹钱进药，李春燕曾经借空了丈夫的所有积蓄，曾经变卖了家里的猪和牛，多次打算外出打工挣钱还账。

李春燕的事迹报道后，迅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大家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对李春燕表示敬佩，同时为她寄来了一些药品及现金，2005年5月年已70岁的澳大利亚华侨陆先生夫妇不远万里到大塘看望李春燕，并赠送她5000元人民币。北京的潘慧女士也寄来2200元让李春燕把贫困群众看病欠下的账消掉。香港钟佩华女士为大塘村捐资8万元人民币修建村级卫生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许多城市的志愿者，都慕名前来拜访李春燕。省卫生厅2005年7月份在贵阳举办的全省妇幼保健培训班，李春燕是全省惟一一个免费参加培训的村级农村卫生员。

从2005年元月起，李春燕对全村12名五保户(残疾人)实行免费治疗。荣获省劳动模范称号时春燕拿到了5000元奖金，但还没回到村子，又在县医院替一个交不起住院费的陌生人交了3000元。

根据一份来自我国25个省市的农村调查数据显示，导致农民负债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所占比例是29%；导致贫困户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所占比例是40.9%。在贵州省的许多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严重。从江县卫生局长敖家辉说：“我们国家目前卫生资源倒置。80%的资源放在城市，20%的资源放在农村，80%的人口享有20%的资源，20%的人口享有80%的资源。”温家宝总理10月1日到河北省滦平县农村考察时也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农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一方面是要建设好乡村医生队伍。各级政府和社会应当关注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给予他们必要的技术和资金的扶持，以提高他们医疗技术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服务。

[点评]

李春燕的先进事迹固然感人，但也引发一个思考，有着2500多名苗族村民的大塘村的医疗卫生经费应该由她一个人来承担，还是应该由国家、居民来共同承担，农村居民是否也应当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较好的医疗保障，乃至享受带来福利性质的医疗保险，农村卫生事业是否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属于准公共产品？

[讨论]

1、你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农村医疗保健支出是否属于财政支出范围？你的理由是什么？

3、请思考农村公共医疗通过上述形式来供给是否合适，为什么？

案例4．为什么市场不能提供便宜的“救命药”？

因患白血病入院治疗一年多的上海患儿明明不会想到，历时半年、好不容易配对成功，骨髓移植手术却无法按期进行，因为医院里的关键药物断货了。据了解，这种药物疗效好，毒性反应低，但就因为价格便宜，几乎没有厂家愿意生产。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在很多公众眼中看来，越是能治病的好药，价格就应该越高。然而，这则新闻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在药价越来越高、对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的同时，越来越多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却面临停产、短缺的困境。

这则消息让人想起“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定律。在医药市场中，可把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喻作“良币”，把价格高、疗效差的药品喻作“劣币”，后者时常能攫取好处又不受处罚，前者的价值却又得不到体现，于是产生了“逆淘汰”效应———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只能推离市场，甚至被“逼良为娼”、改头换面后以高价格重新进入市场。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如今的医药市场上的大行其道，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医院也不愿意为患者开便宜的救命药，另一方面，厂家本身是逐利的，一旦发觉某种药品的利润空间缩小，就会逐渐减产、停产，或者更改包装、品名或剂型，以新药的面目申报，以达到涨价的目的。如此廉价经典药也就逐渐被淘汰，而高价药的花样也就不断翻新。

事实上，经过17次的降价，老百姓手中的处方依然是沉甸甸的，降价的结果不是把医药销售的利润让给了消费者，而是导致那些廉价经典药被逐利的市场之手拒之门外。因此，有关部门应该考虑调整现行的药品定价政策，给廉价经典药更多的补贴，使厂家有更多的利润空间，让老百姓能够用到“救命药”。

[点评]

讨论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是为了明确政府负责哪些事情、财政支出规模多大，然后才能确定需要筹集多少财政收入——这就是基本思路。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道理，纯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来提供，这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从这个角度说，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不应掺杂经济利益和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

医疗服务可以分为公共医疗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避免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而非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主要靠市场化方式来提供，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盈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

[讨论]

1、结合切身经历谈一谈“看病难”问题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分组讨论我国医疗事业改革的问题

案例5．公厕管理改革的尴尬

[案例来源]综合相关报道编写。

俗话说，人有三急，可偏偏有时不能如愿。2002年11月的一天，上海市一公共厕所前，一位老大娘急匆匆赶来，拿出二角钱给管理员，还没进去就被管理员拦住了，管理员指指门口立着的一块告示牌说：1块一次。老大娘吃惊地说：怎么要这么多钱？这时，一位小伙子急急忙忙要闯进去，管理员伸手把他给拉住了，小伙子求饶说“我拉肚子”，可管理员还是不松手，对他说，你拉金子也不关我事，先交钱再进去。两人在厕所门前吵了起来，看热闹的人都嘀咕着说：上个洗手间干嘛要这么贵，一天要是上个十次八次那一个月得花多少钱。旁边一个人接过话岔说，那一个月得三百块，我这一个月低保金差不多花完了。

这个场面不只发生在上海，近年来上海、武汉等城市进行了公厕民营化的尝试，引发了对于公用厕所收费及管理的议论。2002年11月，上海市一名下岗女工经过公开招投标，成为一家星级公厕的经营者。之后，武汉武昌火车站出口处一家公厕在2003年８月拍出了62．15万元的天价，引起社会的轰动。

石敬涛在2003年11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评论说：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进行公共管理经营，政府既能大大降低公共管理的投入成本，又能给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应该说这是由有限政府向无限政府变革过程的必然要求。从这一方面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城市公厕经营管理权，尽管当前还存在不少争议，但客观地说，这种尝试符合政府管理与社会公众两者的共同利益诉求。但是，这种市场激励机制的介入，不能以损害和破坏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众两者共同利益诉求的对称和平衡为代价。在市场化的运做中，不能仅仅一“拍”了之，然后任由经营者漫天要价。

有人算了一笔账，一年上交管理费20万元，就算不考虑水、电、人工等费用，平均每天起码要得到548元才能保本。这必然转嫁到如厕的居民或游客身上，假设一天有1000人次如厕，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纳0．55元，如果有500人次，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纳1元。要是经营者头脑更灵活一些，想象力更丰富一些，兴许会在附加一些服务，如提供书刊欣赏、音乐欣赏等，当然那是要另外收费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服务的收入来弥补主要业务的亏空，这样，这一公共服务就会变味了。

石敬涛评论说：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成了大多数人的奢望；最基本的城市公共设施成了少数个人资本的赢利场所。这显然不是政府管理与社会公众共同利益诉求的归宿和目标。在栈桥附近的黄金地段，凭借地理优势和垄断经营搞天价收费，在这种前提下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将利润最大化放在了首位，这必将使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都有失公平。

时隔不久，2003年11月1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昌火车站以62.15万元高价获得经营权的公厕，因超标收费被收回经营权。这已是第二次因超标收费被收回经营权。同一天的《天府早报》报道，青岛市一座移动公厕4年经营权拍出80万元的天价。竞拍人准备按每人5元甚至10元的价格收费，而绝大多数青岛市民对这个价码不能接受。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厕管理进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以前，由于公厕不收费，卫生条件很差，现在有些公厕通过收费并承包给专人管理，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这是有目共堵的。这样的改革一方面降低了公共管理成本，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社会公众。但对于这种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有关部门应该保证各个方面的市场激励机制与此相适应，而不能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正象有评论所说的：“天价公厕苦了消费者”。这种现象正好说明：某些地方公共设施服务商业化倾向严重，其重要原因是管理者未能划清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区别，以及分别供给这两类服务产品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市场产业与公共产业的不同，简单地倡导公共设施服务市场化、产业化，把为私人服务的市场产业与公共服务产业混为一谈，造成一些地区公共设施服务的变味。

[点评]

公厕能否完全市场化运作？监狱能不能由私人来办？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但美国确实出现了非政府办的监狱。这世界也太离谱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从理论上说，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一定完全靠政府，也可以由市场提供。比如，在我国，外资、私人资本已经进入了金融、交通、民航、旅游、教育、医疗卫生等等以往只有国有资本才能经营的领域，对此，社会的反映也各不一样，有叫好的，有指责的，也有叹息的。如何看待这些改革，究竟应该由政府提供还是市场提供，主要看谁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讨论]

1、公厕是否属于公共产品，应由谁提供？如何管理？

2、请举出其他类似例子说说目前改革中由于过度市场化而影响公共产品有效提供的情况

案例6：灯塔经济学

灯塔是船只的安全航行的一种必要设施。一般航海发达的国家，其灯塔制度也发展得比较早。作为早期的海上强国之一，英国的灯塔制度是发展最早、最完善的。早期的英国，灯塔设施的建造和灯塔服务，与别的产品一样，也是由私人提供的。

为了满足航海者对灯塔服务的需要，一些临海人家出钱建设了灯塔，然后根据过往船只的大小和次数向船只收费，以此作为维护灯塔设施的日常开支(维护灯塔的费用和人员费用)，并获取投资收益。

建造灯塔的人后来发现，有些船只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缴纳灯塔使用费。他们或者绕过收费站逃避付费，或者干脆就宣称没有享用灯塔的服务，拒绝交费。这种现象扩散开来，自觉交费的船只越来越少，以致于灯塔经营者人不敷出。于是，灯塔经营者专门建立了一只队伍，配备了专门的装备来监督和核查过往船只的交费情况。这样一来，虽然灯塔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也增加了，灯塔经营还是入不敷出。经营者被迫再次提高收费，然而收费的提高促使更多船只试图逃避付费，而雇佣更多人员监督收费又会使成本进一步上升。如此这般。私人灯塔制度终于维持不下去了，没人愿意再出钱建立灯塔。但是灯塔对于船只安全航行的必要性并未改变，航海者还是需要灯塔这种服务。最后，只能由英国临海的各地方政府出资兴建和维护灯塔的运营

政府经营的灯塔起初一切如常，但时间一长，人们发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灯塔总是维护不善，管理不良，风吹日晒也没人去及时维护，设备损坏的频率比私人经营时高得多。有些灯塔常年失修，有些只是勉强使用(无独有偶，公共的街灯也比私人灯具损坏快得多，不是被风刮断，就是被人损坏，坏了也没人及时修理)。

虽然过往船只不用再额外交费，不用再专门雇人来维持收费，似乎是节约了社会资源。但是，由于经常损坏，实际上政府花在灯塔上的钱比私人经营时的成本(包括雇人的费用)还要多。

建立公共灯塔的资源来自税收，仍然是社会的财富。这些资源的使用，从社会角度来说，是低效率的。由此看来，由政府来提供灯塔这种公共产品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低效率，科斯特意从美国跑到英国，实地考察英国灯塔制度的历史演变，看看在政府经营之前英国的灯塔制度如何运转。他了解到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都是私人经营的，只是由于收费的困难才被公共灯塔制度取代。

在分析了私人灯塔制度和公共灯塔制度的利弊得失之后，科斯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传统公共物品经济学修正。科斯认为，公共灯塔制度对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表明，由政府代替私人生产公共产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英国早期的私人灯塔之所以演变为公共灯塔，原因在于制度的缺乏。只要有关制度足够完善，私人灯塔的效率是最高的。譬如，政府应该制定有关灯塔收费的强制制度，对逃避付费的行为予以严厉惩罚以保证制度的执行。同时，在由哪家私人企业提供灯塔服务上进行竞争，对私人经营灯塔的收费水平予以监督和核查，使其不至于利用垄断地位牟取垄断超额利润，侵害船运公司的利益。这样，通过完善制度，政府监管下的私人经营就可以既解决私人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又解决政府经营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要做的不是代替私人经营灯塔，而是提供制度，对制的实施予以监督。

思考题：

1． 公共产品具有哪些特征,灯塔为什么私人不愿意提供？ 2． 分析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中的免费搭车。

3． 简述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政府提供是否就是有效率的？为什么？ 4． 简述制度安排在公共产品提供中的意义。

案例7：野生动物保护、光污染的负外部效应

1、好心农民遭遇“恩将仇报”，济源豹子伤农咋补偿。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地方偏僻、森林茂密，以金钱豹为首的野生动物得以繁衍生息。据金庸《鹿鼎记》记载，韦小宝小老婆曾柔也曾带领王屋派在此落草为寇、反清复明。近年来，因为地方政府加强了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增多且频繁扰民，袭击畜禽，糟蹋庄稼，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济源市王屋乡村民一致反映，野生动物得保护，人的利益也得保护。呼吁有关部门通过建立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机制，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

2、首博新馆光污染严重，致使附近住户短暂失明。“我一拉开窗帘，就被一道白光射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家住西城区洪女士说，从上周日以来，她家对面的建筑物楼顶每到早上就会反射强烈的白光，影响了她和家人的生活。经过观察，发现强光来自于对面正在施工的建筑物楼顶，阳光是被楼顶的方形天窗反射到她家。西城区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光污染是个比较复杂的事，现在还没有具体解决办法，为避免对眼睛的伤害，可以戴墨镜。

思考题：

1、什么是外部性，有哪些类型？

2、结合本案例分析政府的职责，并谈谈其可以采取的解决措施。

案例8：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正在逐步走向完善时，可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诚信——为何屡屡缺席？

1、一条是“阜阳奶粉事件”。据说已经有13名婴儿死于这种劣质奶粉；

2、另一条是“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曝光“三名宝马得主的资料全部造假” 观点1：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根据“市场失灵”的不同具体原因把“市场失灵”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就有“缺陷性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自身不具备某些功能或者在功能上存在某些缺陷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遭受到非正常力量的干扰和破坏而导致的市场缺陷。例如，协议性垄断、行贿受贿、造假贩假、欺诈、陷阱式的广告与销售等行为都会产生非正常的市场缺陷，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理论的新发展与类型划分》王冰著）。“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宝马彩票案”，这些事关“假冒伪劣”、“制假贩假”行为，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市场失灵”的结果产生的是一种“囚徒困境”。观点2：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总是与“政府失败”紧紧联系在一起。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因为市场失灵导致政府的干预或调节。然而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并不总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市场不能解决好的问题，政府不一定能解决得好。政府干预市场“失灵”时，其实并不是政府行为的无效，而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素质、能力、职能、作用等方面不到位所造成的，其中就包括失职、权力寻租、官僚机构的低效率等等。在讨论“阜阳奶粉事件”中，有网友发出“是谁杀害了13名婴儿”的诘问，矛头直指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我想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思考题：

1、什么是“囚徒困境”，你如何理解？

2、本案例的市场问题主要表现是什么并分析原因。

3、结合案例分析政府干预失效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措施？

案例9：医改、教改背后的公共物品供给缺位

1、医疗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2、教育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改革大体上在两条线上探索前行。第一条线，是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基础上政府主导的改革，包括教育管理、办学、投入等体制、招生分配和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其中，管理体制改革一条明显的主线，就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统筹权责。与此同时，在财政难以完全满足水涨船高的经费需求情况下，办学和投入体制改革使得社会资金得以进入教育领域。第二条线，是由下而上自发地进行的一些改革试验，有些确实成功了，暂不说教学改革，就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是在少数地区内部实验，然后才被纳入国家政策及立法的范畴。思考题：

1、医疗卫生和教育是否属于公共物品，为什么？

2、医疗卫生和教育是否都应该由政府提供，为什么？

第五篇：财政学案例分析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一：（市场失灵）

1995年春，由黑龙江省龙江县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同意，县种子公司从河北省一次性引进了70万斤玉米种子，在没有经过区域试种的情况下就将这批玉米新品种以不低于每市斤6.3元的价格分发给了所辖乡、镇的农民。而当年种植新玉米品种的农民大面积严重减产、经济损失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哈拉海乡和对堡乡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00万元以上。

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坑农事件？政府应该怎么样发挥其职能减少市场失灵？ 分析：

市场失灵是与市场有效相对的，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某些方面是无效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些领域或场合，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和场合，市场机制即使能够充分发挥，也无法达到符合整个社会要求的资源配置结果。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是市场机制固有的，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消失，而只会有成度上的差别。

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的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害农事件是一件典型的市场失灵案例，不法商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当然有尽量压低成本以提高利润的动机。由于和农民相比，商人们占尽信息、活动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断定出售种子的利益大于风险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另外的约束，他们坑定会选择出售假种子。也就是说，如果放任市场运作，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事件将“此起彼伏”，“看不见的手”在制止这个问题方面，是完全无力的。

在现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正好为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所以，呼吁政府干预，惩罚不法商人以杜绝假种子，在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农民凭借自己朴素的智慧的智慧也正是这样推理的，所以才有了200次上访。中国的最高行政局以“总理批示” 这一强有力的形式，直接介入此案。如果政府是一架运作良好的机器的话，事件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然而让所有观察者都大跌眼镜的是，政府在这里也失灵了。“总理批示”到了基层，居然被认为是过时了，不法商人依然逍遥复逍遥，假种子依然泛滥又泛滥。因此，这一“特大坑农案”可以看做是“市场和政府失灵”的结果。

通过前面对“假种子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发现，一方面，要杜绝假种子，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此，我们不能不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具有了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又成了不法商人争相“寻租”的对象，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就利用这种权力收取贿赂，而对落实法律、法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连“总理批示”也可以宣布“过时”而不再执行。如此，假种子泛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出路在那里？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强政府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制衡式的民主机制，使得基层官员不再仅仅靠成本高昂的“总理批示”才能驱动。建立在一个制衡式民主基础之上的政府通常是强有力的，同时其权力又是被有效地限定了的，从而使得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们为着私利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这样一个机制的出现将能够同时治理双重失灵：制衡式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政府的正确干预又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失灵。

案例二：（财政收入，现行税制）

2008年3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1600元一个月上调至2000元一个月。这是继2007年8月15日中国将储蓄存款利息税由20%调减为5%之后，国家减轻居民赋税的又一重要举措。财政部部长谢旭说，把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每月2000元，将减少财政收入约300亿元；同时，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将由50%左右降为30%左右。

问题：个税起征点提高对财政收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有哪些？在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分析：

近10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20%，一直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大大超过国民的经济的增长速度，社会上关于中国居民税过高的言论和要求减轻税的呼吁越来越高。

个税税收收减少，财政收入相对减少；但个税起征点提高，人们有更多的工资薪金用于消费，刺激了经济，增加了企业收入，企业收入的增加，企业缴纳的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把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每月2000元，将减少财政收入约300亿元。

国家的税收相对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少了,可支配的资金少了,政府所起到的宏观调控就弱了,宏观调控弱了,国家就会出向很多不稳定因素,包括物价的不稳定,政府支出的建设减少,建设减少,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就会影响人民的收入。税收减少引起财政收入的减少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但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缓解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平衡税负,让富人多交些税,穷人税负低一些,这样就可以让穷人有更多的钱去消费,因为现在毕竟是穷人占多数,如果他的钱袋子起来了,那就有更多的人去消费,就会拉动很多的内心,就像现在的家电下乡,就是以农民的钱袋鼓起来为前提,消费上去了,更多的企业也就活了,企业活了,人民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就更有钱了,就更会拉动消费，这样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综合以上内容,个人觉得, 后者作用还是占主要的,也就是后者可行,前者,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家的税收还有很多,而且收入的来源也有很多,包括国外的投资的等等,个税的收入减少不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十分明显的减少的,但对于个人百姓而言,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确实巨大的。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指出，要树立可持续的税收发展理念，妥善处理国民经济与税收，收入总量与结构，税收成本与效益等方面的关系，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税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不危害国家的利益下尽最大努力帮助人民，合法帮助企业。

案例

三、（财政支出）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多年来这种改革主要集中在收入方面各级财政部门的精力也主要放在争取财力上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方面进行博弈中央想要更多的集权地方想尽可能多争取一些财力。而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及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却重视不够，财政支出改革相对滞后。

从1998年开始在财政支出管理方面也进行了包括推行部门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近年来我国也加大了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2005年北京市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事业的投入。但总的看支出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调整财政分配在相当程度上仍沿袭过去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供给制分配方式明显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

问题：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建议又哪些？

分析：

我国政府存在缺位与越位现象。

财政支出的缺位，是指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政府并没有完全承担起来。存在财政当保不保或当保难保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教育投入差距仍然较大。近几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在总量上和相对比重上均有所较大增加 2003年，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达17%,但即便如此，也只占同期GDP的2.5%，离1993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纪末(指上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也远远低于国际5.1%的平均水平，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是社会保障一个重要的责任主体，社会保障是财政支出中一个大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近些年，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不断加大，但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资金缺口大，历史欠账多，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比较有限，不能满足更多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保障的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村还难以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此外，财政对“三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科技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大，还有许多急需办的事没有财力去办。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降低行政经费支出比例。我国由于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膨胀，行政经费增长过快，给财政支出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经费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措施。另外，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及我国加入WTO，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也势在必行。

二是逐步取消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财政投资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要科学界定财政投资的范围，改变财政投资包揽过多的弊端，逐步减少和退出在竞争领域的投资。具体说，就是要减少甚至退出对一般性企业的投入，包括清理对它们的退税和返税。

三是加大教育支出比例。逐步向“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

纪末达到4%”的目标迈进。教育支出中重点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支出比例。基础教育具有很强的外溢效益，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是高等教育的3倍。同时，加快对高中的建设速度，改变我国目前高中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四是提高社保支出比例。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普遍推行和强化，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一般达到30%左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保障的任务尤其繁重，财政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支出力度，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农村广大农民也逐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温暖。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是个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有限的财政资源必须要用到刀刃上，必须遵循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本案例探讨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2005年北京市就大力改善了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支农资金、社会保障支出、文科卫等各项事业支出以及增加基建支出。但总体上，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严重，存在诸多的越位缺位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还在于完善市场竞争和转换政府职能。

案例

四、（政府债务）

2012年 12月25日，在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该市审计局副局长冯慧光在《关于广州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的报告》(简称“《报告》”)中说，“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14.03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786.15亿元。”

问题: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否可控？财政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分析：

从审计结果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债务规模看，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如果按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全部转化为政府偿债责任计算，债务率为70.45%。从债务结构看，我国政府性债务以内债为主，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债权人主要以国内机构和个人

为主。而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多年累积而成的，30多年来，地方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财力增长，偿债能力不断提高，偿债条件不断改善，逾期违约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偿债条件看，除财政收入外，我国地方政府拥有固定资产、土地、自然资源等可变现资产比较多，可通过变现资产增强偿债能力。此外，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给地方经济和政府收入创造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改善其偿债条件。从区域结构看，一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财政能力强，负债水平相对适度。有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相对其经济和财力偏高，但只要采取措施控制新增债务，规范当地政府债务融资行为，风险也是可控的。

但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如个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部分地区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医院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较大等。对部分地区和行业存在的风险隐患，需要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新增债务，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财政部应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认真落实有关债务人偿债责任，融资平台公司等要抓紧制定偿债计划，明确偿债时限，切实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对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在建项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应通过财政预算等渠道，或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对使用债务资金的其他项目，原贷款银行等要认真做好重新审核工作，符合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要继续按照协议提供贷款；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地方政府要尽快进行清理，妥善处置。此外，坚决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以及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严格执行《预算法》、《担保法》、《财政部关于规范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为其他单位和企业融资进行抵押或质押，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不得在预算安排之外与其他单位或企业签订回购(BT)协议，不得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最后，加快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