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案例分析：浅议学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第一篇：财政学案例分析：浅议学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名称：浅议学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对政府主导下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新思考

案例来源：根据2015-04-24 金羊网-新快报发布的“广州市公办幼儿园派位挤破头 62人争1个学位”和2015-06-01 南方网发布的“中山城区入园难、入园贵，优质幼儿园现通宵排队”（来源：中山日报 作者：卢兴江）的新闻编写。案例内容：

现象1：家长彻夜排队，争取入园名额

2015新学年，石岐区第一城“柏基中英文幼稚园”只招收两个小小班，共50名幼儿，但报名的家长超过了500个，有人提前16个小时去幼儿园门口排队报名时，现场已有六七十位家长坐在自带的椅子和板凳上排起了长龙，有的已经排了11个小时了。“天当房顶地当床，面包饼饭当干粮。”这就是描述在某幼儿园门口，为了给孩子争取一个宝贵的入园名额，全家老少齐上阵，经历几天几夜排队等号的场景。但即使这样，也有很多家长无法争取到一个入园的名额。

现象2：优质公办幼儿园，挤破头也难进

据最新数据，目前广州市共有幼儿园1651所，在园幼儿约41万人。其中，各类公办园499所，提供学位14万个，其中教育部门办园159所，提供学位3.1万个；民办幼儿园1152所，提供近27万个学位。从报名情况看,招生人数最多的市一幼、市二幼最火，前者有192个计划，共2468人报名；后者170个计划吸引1595人报名。从竞争来看，大热门幼师附幼今年依然最火，其天河东园区只招收20人，却吸引了1234名幼儿报名，竞争比达62:1；海琴湾园1224人竞争29个学位，录取比约42:1。现象3：入园贵，保教费猛涨

西区翠景东方幼儿园也是一家省一级幼儿园，因性价比不错，备受欢迎。不过，记者采访得到的最新情况是，该园的保教费已经从原来的4000元，猛涨到了9500元。尽管如此，报名者依然超过500人，差不多10个报名者中，只有1个能有机会入读该园。

现象4：高额的赞助费，犹如一个“香饽饽” 某公立幼儿园的赞助费用从8000元/年涨到了18000元/年，仅一年的时间，涨幅堪比房价；而且有的幼儿园赞助费高达2-5万元/年。

总体来说，入园难、入园贵已经成为家长们心病。公办的收费便宜教学质量好，但挤破头都难进；私办教学质量稍好点的，保教费贵得离谱，上个幼儿园赶上供一个大学生了，甚至有一些幼儿园收费远远超过大学。另外入好园更难的现象是一种普遍性，由于家长担心“输在起跑线上”，怕孩子入读差一些的幼儿园吧，安全和教育得不到保障。所以继义务教育免费、高等教育控制学费及完善资助体系等措施之后，学前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入园难、入园贵学前教育问题已成为各地区急需破解的社会民生问题。案例分析：

导读：这里的学前教育是指狭义的学前教育，具体是指3—6岁儿童所接受的幼儿园教育。“入园难”是指人们日益增长的入园需求和合格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资源，包括公办幼儿园、惠普性民办幼儿园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入园难”是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入园贵”根源于入园难，它是指家庭接受学前教育的费用严重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范围，给家庭带来了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通常表现为幼儿园收取高额的保教费，以及收取额外的赞助费，举办兴趣班等收取的杂费等。案例分析将从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我的思考这几点展开。

一、历史背景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了支援经济建设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把学前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对待，免费为所有幼儿提供学前教育。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各级各类教育的产品属性，将义务教育(在我国是小学和初中)看作纯公共产品，将其他层级的教育看作准公共产品。然而，在这个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学前教育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国家把学前教育推向市场，这导致了学前教育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

二、发展现状

从2010年下半年起,国家剑指“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文件和行动密集出台,打破了学前教育多年以来被边缘化的局面,学前教育真正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列入政府工作的责任范畴。国家颁布的《 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和《 若干意见》认可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明确了学前教育属于社会公共事业，认识到学前教育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成为主导，承担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经费。因此近几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有很大回升，从2007年全国学前三年仅44.6%的毛入园率，到2013年底，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67.5%，增长了近23%。

三、存在问题

虽然从数据方面来看，学前教育的办园条件和办学质量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基本满足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入园率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公办幼儿园入园难、民办幼儿园入园贵的情况依然存在。学前教育困局突出，关注度只增不减。

2014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发布：学前教育关注度首超高等教育。其中去年“中国公众最关注的教育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教育质量”，第二是“教师素质”，而“入园难、入园贵”的关注度虽然有所下降，从第一退到了第三位，但问题仍然突出，像上述案例中所出现的家长彻夜排队，争取入园名额的现象屡屡发生。在城市里民办幼儿园缺乏政策环境的支持，收费和质量都存在问题，致使家长普遍选择公办幼儿园，为了优质资源的公办幼儿园派位挤破头，出现了 62人争1个学位的入园难现象，而对比农村幼儿园数量少质量不高，一些乡镇上新建的幼儿园闲置资源招生不满的怪象，更是突出了当前大家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已经从义务教育阶段提前至学前教育阶段，成为当前学前教育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成为一个焦点性的社会民生问题。

四、原因分析

我觉得“入园难”、“入园贵”的学前教育困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一些地方，学前教育倍受冷落，举办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推向了市场，财政投入长期过低。而这些本就数量不多的经费又仅仅投向了少数示范幼儿园，由此导致学前教育资源总体规模不足与结构不均衡，这是造成“人园难”“人园贵”的主要原因；第二家长对优质特色幼儿园的迫切追求以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攀比心理，使优质公立幼儿园和一些有知名度的私立幼儿园成了家长们追捧的目标。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导致“ 入园难”的重要因素 ；第三，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外来人口不断流入而且难以预测，使本来就有限的学 前教育资源出现短缺。

以上三方面原因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供需矛盾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方方面面注意力都在经济层面上，更多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在那个时期这是主要的矛盾。所以，有一些地方政府更多注意力在经济上，不在教育上，尤其是基础教育相对更容易被忽视。由于注意点更多在经济建设上，而忽视了教育，所以造成学前教育差不多近十年大滑坡。基本上在2003年滑到谷底，04、05年是恢复性的回升情况。近几年生活发展了，经济建设上去了，老百姓对教育更关注了，越来越多的父母想让孩子在早期就接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所以这个需求就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得供需矛盾突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在于政府责任不到位。学前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同时还具有受益的排他性、正外部效应、社会公益性。因此，学前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在其投入上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在现实中因此，强化学前教育投入中的政府责任是解决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治本之策。

五、应对措施

（一）国家已发布的措施

1.明确了学前教育的性质、功能与定位。学前教育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属于社会公共事业，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成为主导，承担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经费。

2.“国十条”里指出：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公办园的资源供给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优先改建成幼儿园；另一种优质公办幼儿园适度举办分园或合作举办分园。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3.国家加大财政投入，提供经费保障。“ 国十条 ”中提出 多种渠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各级政府要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要占合理比例。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建立不断增长的财政投入机制，建立规范的财政拨款机制。

（二）其他建议

1.在今天面临幼儿入园高峰的情况下，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适龄儿童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应该将租赁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公共教育资源予以收回，如收回部分出租给民办幼儿园的公建配套教育设施，用于开办公办幼儿园。鉴于新建一家幼儿园所投入的土地购置、基本建设成本，所以可在原有基础上对多个公建配套幼儿园进行大修和二次装修，可以解决更多适龄儿童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这能在短期内解决公办幼儿园入园难问题。

2.针对城市里民办幼儿园收费和质量存在的问题，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对民办幼儿园收费备案资料进行审计，进一步促进规范民办幼儿园的收费行为。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是根据办园成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学质量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由幼儿园合理制定，在报区(县)教育局、物价局备案、签署《对社会履行备案收费内容承诺书》、列入招生简章向社会公示后执行。考虑到教育和物价部门缺少相应的专业人员。可以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民办幼儿园提交的收费备案资料进行审计。此外，为了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的公正性，建议委托审计的相关费用由财政资金保障。总之，采取各种有效应对措施，真正缓解公办幼儿园“入园难”、民办幼儿园“入园贵”的问题。这是一项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服务水平的一项民生工程。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六、我的思考

我在选题、搜集信息过程中看到了许多专家学者们对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的建议，还有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均表示，公立幼儿园少、幼儿园师资缺乏、入园难和入园贵等问题逐年加剧。优秀的幼儿园一直是家长们争抢的对象，简单地通过价格杠杆已经很难解决僧多粥少的局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然而，义务教育是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公共性的特点。钟娟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之后，学前教育也就应该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公共性。但是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不一样的是，幼儿的年龄太小了，父母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学前教育就不具有强制性，而只具有免费性和公共性。“因此，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并不合适。

不过我觉得不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并不意味着学前教育不可以具备免费性和公共性。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义务教育(纯公共产品)和非义务教育(准公共产品)这种对教育的二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往往会模糊我们的视线，跳出这种二分法，把学前教育看成是非义务教育的纯公共产品，即不剥夺“家庭对小孩个性化教育的自由”的权利，又可以使想要接受幼儿园教育的家庭不产生负担和心理压力。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作为纯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的，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但是，除了义务教育以外，军队、警察、监狱、环境保护、桥梁、公路和灯塔等也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纯公共产品不必是教育，更不必是义务教育。我们以此来反观学前教，可以认为学前教育可以是像军队、警察、监狱、环境保护、桥梁、公路和灯塔等一样是公共产品，但不必是义务教育。

当然还存在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幼儿园免费的话那财政的投入过大，国家会难以负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无法向幼儿提供三年的免费教育，应等到一个国家已经富裕起来，完全有实力再考虑。很多人会问国家哪来的资源来支持这些服务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它有个很好的回答，答案在相当程度上在于相对成本。在发展中国家里，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可以相对来说以更低的成本建设幼儿园的园舍和购买幼儿教育需要的物品，而包括园舍在内的很多大型设施一旦建成或购买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不需要每年都进行投资重建。我觉得政府将学前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性的纯公共产品对待，向所有幼儿，尤其是向低收人家庭的幼儿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对于幼儿个人、幼儿的家庭、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人们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和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变迁和改变命运。这集中体现在家长对自己子女教育的期待上，他们即使自己生活贫困，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为此，他们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资向来不遗余力。从这种角度看，国家对幼儿教育进行投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幼儿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是对于家庭的资助。

第二篇：学前教育困局

学前教育困局

上幼儿园难，到底难在哪里？

1、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幼儿园的数量不足、师资水平

2、公立幼儿园成为垄断资源，社会为此承担过多的隐形资本。

3、教育需求改变，但教育机构没能做出相应调整:

4、市场化、多元化、多种机制并存的幼教市场，为什么反而太高了教育成本？

目前的幼儿园难，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于国家未来相关的教育上，幼儿教育的地位应该如何理解？与之相应的是，谁应该来主导解决上幼儿园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哪些困哪，如果相关的投入和策略正确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在多长时间内解决。

在这样一个事关社会安定感、人生幸福感，事关民族未来的，这是一个政府应予重视的民生问题。

简单的资源供给的不足只是表征，深层次的矛盾则是中国教育危机的全面爆发。

以北京为例，6月26日，北京市政协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市注册登记的合法幼儿园为1266所，而没有注册的为1298所，合法幼儿园只能满足社会上一半的入园需求，而能够获得国家财政投入支持的幼儿园才145所。

与政府投入不足形成对照的是，几乎全球所有的著名的幼儿教育的理念在中国都在进行市场化的尝试。得到了中国家长的积极响应。

如果说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新富阶层和精英人士，都对孩子的教育寄托了相当大的希望，他们从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脱颖而出，并在转型期间进入到社会的中上层，他们对自身所经历的传统教育有着深刻的反思，因此，希望能给孩子更人性化、更全面的教育，他们不仅希望孩子成功，同时也希望孩子幸福。这正是各种西式幼儿园在中国的市场上大说追捧的社会基础。

第三篇：财政学案例分析

第一部分：财政基础理论

案例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多。”

简要分析：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是有区别的。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指国家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分配关系及发展规律。而研究范围要比对象范围宽泛得多，除对象范围外，尚包括对象范围之外的一些现象和事物。如果就温总理提出的五个问题来分析，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并从中表现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思考题：请分析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五个问题中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案例二：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

胡锦涛在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简要分析：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

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

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思考题：财政应如何实现十七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政策的目标？

案例三：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

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

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天华编著

简要分析：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案例四：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

（一）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财政原则始于三代时期

三代时期，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财政状况完全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天灾人祸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的收成，因此，其理财原则，只能是在已经取得收入的基础上，逐一安排支出，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故有“量入为出”的原则。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为增税开辟了财源。然而，三代时期由兼并、争霸和统一导致的战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浩大，支出增长惊人，财政入不敷出，国库捉襟见肘。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各诸侯国不得不实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用调整收入来弥补支出，以求财政平衡。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修订税制，纷纷提高税率，传统的什一税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鲁国的什二税，魏国的什三税，齐国的什六税，秦国则二十倍于古，加倍课征以积累财富，横征暴敛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二）唐朝的“两税法”与“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逃亡，国家财政所能课征的租庸调收入非常有限，而各地节度使在内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镇割据，任意截留中央赋税，使国家财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当时浩繁的军事开支，最终给唐政府造成了的财政危机。以至于京师官吏的俸禄也不能按时发放，令政府不得不“税天下地青苗钱(附加税)以充百官课料”。同时，京师粮价猛涨，已直接影响到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稳定。为扭转这一局面，唐德宗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唐朝重要的税税制改革，但其指导思想是“量出为入”。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两税法的“量出以制入”，即“量出为人”的原则。是指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匡算财政收入总额，再分摊给各地，向民户征收。在具体的课税对象、课税标准、纳税期限与纳税形态上都进行了改革。

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天华编著

简要分析：总体上讲，在农耕社会中，国家实现“量入为出”财政原则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巩固与稳定。而“量入为出”财政原则的选择一般有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大多出于财政的巨大压力而采用，对国家政治经济基础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两税法”改革由于其适应了唐中期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因而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一是简化了税制，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农民缴纳，便于政府征收；二是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财政收入。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都要纳税，不仅官吏世族地主要纳税，连同被其庇荫的客户，不定居的商贾，甚至世代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僧尼都要负担税收。纳税户增加，从而扩大了纳税面，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三是调节了税收负担，有利于税负公平。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本，即“以贫富为差”。资产田亩多者则多征，资产田亩少者则少征，商人同农民一样纳税。这种按贫富等级课税的方法，符合公平的原则；四是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财权于中央，整顿了以前混乱不堪的财政局面，打击了地主豪强势力，限制了税吏随意苛剥勒索农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

但是，两税法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执法者枉法而暴露出不少缺点和弊病，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下，量出为入，直接导致横征暴敛（如春秋战国时期因“量出

为入”而使横征暴敛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两税法以“量出以制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收入总额，这个原则直接导致支出常无准则，故而收入日趋扩大。一遇军兴，政府财力匮乏，即任意加征税课，如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以军兴十一而税”，自建中三年(782年)起“两税钱每千增二百”。②贞元八年(792年)两税征收额又增加了五分之一。既有政府明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敛，各种横征暴敛，纷至沓来，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两税法”归于失败。应当说，“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以基本财政支出来确定财政收入本身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的确可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现代国家实施“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应当吸取历史教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

思考题：古代社会的“量入为出”与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有何差异？

第四篇：财政学案例分析

财政学案例分析

1、阳光酒店已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在某市朝阳区地税局管征，税款征收方式为查账征收，2006年4月5日，区地税局在日常检查时发现2006年2月份的纳税申报表申报的应纳营业税比会计账簿上计提的营业税额少9000元，经检查人员核实，系因近期该公司资金紧张，少申报了营业税。4月10日，区地税局认定该公司这种行为是偷税，作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对所偷税款处1倍罚款的决定，并履行了告知、文书送达等程序。该酒店不服，认为会计账簿上已计提，只是资金紧缺未申报而已，没有故意偷税。请分析朝阳区地税局的上述处理合法吗？依据什么？

2、某企业在2004年2月进行股份制的改造过程中，有一条流水线的原值600万，已计提折旧80万元，经过中介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为680万元。股份制的改造完成后，接受第一大股东捐赠电脑一批，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20万元，增值税3.4万元，企业另支付安装调试费用0.5万元，运输费用0.3万元，税务管理人员在纳税辅导时发现该企业对以上业务都没有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请分析经该税务管理人员辅导后企业补交了多少企业所得税

1、根据d《征管法》de第25条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d规定或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a确定申报期限、申报内容s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请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阳光酒店虽然在会计账簿上已计提税款，但因资金紧缺而未如实申报，具有主观故意，是虚假申报，依照《征管法》第63条de规定，属偷税行为，但所偷税额未达到偷税罪的标准，因此，朝阳区地税局对该公司作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对所偷税款处1倍罚款的决定是合法的。

2、根据a财税字d［1997］77号《关于企业 资产评估增值 s有关所得税处理d问题通知》进行f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评估q增值，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按照国税q发[2003]45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需明确的s有关所得税f问题通知》企业接受捐赠的d非货币性q资产，必须按接受捐赠时d资产入账de价值确认捐赠收入，并入当期d应纳税所得，依法d计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20+3.4）×33%=7.722万元。

接受捐赠企业另外支付或应付的相关税费应并入固定资产原值。

1，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公司不存在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的行为，故不构成偷税。并且以偷税处罚金金额也不符合征管法的规定。

改制评估后固定资产净值680，原净值520，固定资产增值160万

受赠电脑20万元，安装调试费用运费税都要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为24.2万 故企业应以184.2万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补交 案例1 程序不合法 该局在发现其少缴税款时 首先应进行税务约谈 要求企业说明原因并证实其偷税事实 然后应该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注明其应补税款、滞纳金 同时应发出处罚告知书 根据其情节、态度处以偷税税款0.5倍-5倍以下的罚款 在告知书发出3日后收缴其罚款 案例2

1、题的关于改制资产评估说明模糊 以其话意 没有应该调整纳税的地方（如 该企业按照评估后的价值计提折旧 那么就该调整纳税)

2、接受捐赠电脑20万及增值税3.4万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 安装调试及运输费用不得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 应合并列入固定资产 楼上那位认为是04年以前的 应该按财税字[1997]77号文件规定来执行 是错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文规定：企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须按接受捐赠时资产的入账价值确认捐赠收入，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较大，并入一个纳税缴税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可以在不超过5年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的应纳税所得。所以 该企业应按24.2万调整补交企业所得税 案例资料 财政预算，是国家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等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的计划。每年“两会”，财政部部长所作的预算报告，都是代表们锁定的“焦点”。政府预算是一本政府公开的“财务大账”：过去的一年收了多少钱？钱投到哪里去了？今年的钱该怎么用？这些钱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和审查。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财政预算编制较粗，“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清”，预算的透明度不高，造成了很多部门预算游离在人大监督范围之外。同样，在预算执行方面也不尽如人意，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办法。对每年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随意性大。由于预算资金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造成了执行难的问题。往往部门申请多、找领导批条子多、临时性支出多，变成“一年预算，预算一年”，然后再报人大常委会做出调整预算的决议。

为此，在近年各地的人代会上，代表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力度明显加大。如广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对预算中“拨2000万元给机关幼儿园”、“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外人员每人每年补贴3.2万元”等提出了质疑。浙江、四川等省的预算报告也明显加厚，列支项目也更加详尽，以利于人大代表的监督。问题分析：

1.政府预算的本质什么？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应坚持什么原则?

1、政府预算的本质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制度。政府预算反映着政府的职能与政策的方向，预算过程是政治的和决策的过程。概括而言，政府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计划，即用法律形式表现，反映和规定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支活动的预期收支指标与平衡关系的一览表以及管理制度。它是政府分配集中性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调节、控制、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

一般而言，政府预算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其次是对政府支出的控制。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政府预算必须符合统一性、预测性、性，法律性和公开性等要求。这些特征体现了政府预算的技术性和政治性两个层面的内涵。统一性、预测性和性等特征可以理解为技术方面，法律性和公开性等方面则主要体现了政治内涵。

3、应对措施（附送）

我国要提高政府预算的民主性，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预算分权和制衡，另一方面要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首先是预算分权与制衡。预算权力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国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预算分权就是要将预算权力在立法机关、政府、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及内部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审计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运作体系。如建立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分离的制度，并形成三套相互制约的机构；建立资金的使用权、支付权、审核权相互分离的制度；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还可以建立一套独立于政府、直接对人大负责的审计监督系统，并独立行使监督权。其次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公众对程序的参与，特别是普通公民对政治决策程序的参与，是程序内在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显著标志。政府预算收支的多与少都将实质地影响到每一个公民或者企业，让公众参与预算程序，让相对人对自己将要承担的纳税义务与将要获得的公共服务发表看法，与政府沟通，这本身就有其价值所在：它不仅仅有利于预算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也便于预算通过后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的顺利推进。

7、案情：某企业财务人员１９９５年７月采取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少缴营业税５万元。２００１年６月，税务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了这一问题，要求追征这笔税款。该企业财务人员认为时间已过3年，超过了税务机关的追征期，不应再缴纳这笔税款。

问：税务机关是否可以追征这笔税款？为什么？

答：税务机关可以追征这笔税款。《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从案情可以看出，该企业少缴税款并非是计算失误，而是违反税法，采取虚假纳税申报，其行为在性质上已构成偷税。因此，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

8、案情：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某地方税务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某私营企业，已中途终止与某公司的《承包协议》，银行帐号也已注销，准备于近日转移他县。该局立即派员对该企业进行了调查，核准了上述事实，于是检查人员对该企业当月已实现的应纳税额5263.13元，作出责令其提前到６月２５日前缴纳的决定。

问：该地方税务局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答：该地方税务局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合法。根据《税收征管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本案中，该私营企业已终止了承包协议，注销了银行帐号，并准备于近日转移他县，却未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可以认定为逃避纳税义务行为。该局采取提前征收税款的行为，是有法可依的。企业应按该地方税务局作出的决

定提前缴纳应纳税款。

16、案情：2001年第二季度，某税务所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决定对某行业的定额从７月起至12月适当调高，并于６月底下发了调整定额通知。某纳税户的定额由原来的４万元调整为５万元。该纳税户不服，说等到７月底将搬离此地，7月份的税款不准备缴了。7月17日税务所得知这一情况后，书面责令该纳税户必须于７月25日前缴纳该月份税款。７月20日，税务所发现该纳税户已开始转移货物，于是责令该纳税户提供纳税担保，该纳税户没有提供纳税担保，于是税务机关书面通知该纳税户的开户银行从其

存款中扣缴了７月份的税款。

问：１、你认为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２、请你提出处理意见。

答：税务所的行政行为不合法。因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而税务所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

７月20日，该税务所应经县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书面通知该纳税户开户银行冻结该纳税户相当于７月份应缴税款的存款，而不应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７月25日后纳税人仍未缴纳税款的，方可对该纳税户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即该税务所经县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书面通知该纳税户开户银行从其

冻结的存款中扣缴７月份的税款。

第五篇：财政学典型案例分析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1：

某幢旧式楼房，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原因之一是该居民楼里各单元没有加装公共防盗门。每次失窃案发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楼里能装上一扇单元防盗门，各家进出有钥匙，朋友来了就在楼下通过电话喊一声，使整幢楼的安全性增加。但防盗门一直没有装上。向单位房管部门反映，说是住在楼里的已经不完全是本单位的人，费用难以协调；再说这些住房已经出售给私人，装防盗门应该由居民自己出钱。于是该居民楼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机构出面负责解决“装防盗门”这样的公共事务。

分析：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政府提供的问题，先看着防盗门问题能否通过私人方式去解决。在没有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情况下，一些最担心家里被盗、被抢的人首先出资给自己家里加装防盗门。对个人来说，这要花更多的钱，但比起费时费力地去搞“制度创新”还是合算的。从长远来讲，由于有钱的人加装防盗门，窃贼的盗窃难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盗窃行为的净收益小了，边际收益降低。因此，窃贼要么设法提高盗窃技能，要么就是光顾那些不装防盗门的家庭。这样一来，那些原以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小偷不会光临，毋需加装防盗门的家庭会受到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钱多还是钱少，家家都装防盗门。

对每一个家庭来讲，投资于防盗门的支出与自己对家庭财产被盗的预期损失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大，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大；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小，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小。就整幢楼而言，每个家庭用于防盗门的支出远远大于统一安装一扇单元防盗门的费用，两者之差额，代表一种制度成本，它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务——加装防盗门成为可能？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怎样管？其实，加装单元防盗门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因为“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第一，如果没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滥，个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罪的总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得经济，而防盗门的安装正是公共治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安装单元防盗门比大家各自投资更有效率。第二，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的机构，也是惟一能够借助于强权来征税的机构，拥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便利条件。因此，加装防盗门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管。当然，政府的职能是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来生产防盗门。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因此，对公共产品的理解也是相对的。从大的方面讲，公共治安在全国范围内是公共产品，每一个公民的消费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这种消费通过公民纳税来支付。从小的方面看，防盗门对于同一幢居民楼的消费者来讲，具有非排他性，他们应该为消费公共产品负责，也就是说，应该支付该公共产品的成本。通俗地讲，谁受益谁付费，居民应该为加装公共防盗门付费。虽然居民都是单元防盗门的受益者，但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他们实际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家中没有什么财产的赤贫者来讲，根本没有财产失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为单元防盗门付费的。一个百万富翁就很愿意付费。既然加装单元防盗门会给不同的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他们为加装防盗门而愿意支付的成本也不一样，即边际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边际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较低的价格。当实际价格超出预期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上限就是心理价格。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2：

据《新民晚报》1989年8月30日报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户人家合用一个6平方米的灶间。每当夜幕降临家家烧饭的时候，7盏灯齐放光明，把个斗室照得通明。各家“划地为牢”，围绕煤气灶炸、炒、爆、煮。殊不知，多少度电在“空耗”中白白浪费了。

分析：

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公共走道、公用卫生间等地方也有发生。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公共产品（即电灯或灯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户拥有一盏灯）并非是一件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公共产品的完全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浪费。虽然公共产品的这般私有化解决了收费的困难，每户都按表付费，但由于公共产品已经变成每户的私人产品，因而，私有产权制度每户所缴纳的费用（即为购买灯光的价格）大致上等于7户人家构成的社团产权制度下所需费用的7倍，因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资源的配置将7倍于社团产权制度下的电力供应。显然，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会造成费用的过多支出和重复配置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可以证明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尽管这一办法可以解决收费困难问题。因此，在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代价包括资源重复配置的浪费以及设计排他装置的费用（如每户要安装一个独用电度表和独用开关等），而对公共产品设计一种社团产权制度的代价只包括收费的困难或“免搭车”造成的逃费损失以及谈判的交易费用。对这两种代价或费用的比较是考虑产权制度变革或制度安排的主要参数。

这个例子实际上反映了合用一间厨房的邻居关系的复杂性。为什么7户人家当中没有一户出来提议由7户人家共用一盏灯而不要同时使用7盏灯呢？这里面大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因素，是这些因素阻碍了这个建议的提出。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可以转化为成本的因素。所有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实则都是使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的“交易费用”。因此，“交易费用”的存在阻止了从私有产权制度向社团产权制度的转变，而且参与者人数越多，这一交易费用越大，制度的转变难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行社团产权制度，就需要外在力量（如政府、居委会）的努力。

案例3：

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以来，婚前体检的比率迅速下降，浙江舟山市政府，采取政府埋单，鼓励婚前体检。

评价： 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对婚检的强制性要求，但从长沙市内一些保健机构了解到，目前自觉参加婚检的人数比以前少了八九成，这也导致了相关疾病明显增多（《三湘都市报》7月15日A1版）。来自卫生部7月6日的消息显示：自去年10月1日实行自愿婚前医学检查制度以来，全国婚检人数急速下降，而各地孕期检查发现的传染病及影响妊娠的各类疾病今年初以来明显增多。据介绍，2000年中国婚前医学检查率平均64.55%，其中城市为超过四分之

三、农村超过一半。但目前全国的婚检工作量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过去的强制性婚检无疑对于中国下一代的健康起着积极的政策导向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了妊娠的各种疾病和传染博但婚检也被许多医院看成是一块“唐僧肉”，婚姻登记机构和婚检医疗机构的“合谋”逐渐走向利益的垄断化，出现了许多“假婚检、真收费”2

财政学案例分析 的不良现象。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婚检操作草率、收费混乱，甚至交钱就盖章。自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后，人们大多拍手称快，认为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也被认为是有限政府退出大包大揽的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强调私人领域的事情更多地由私人承担责任。

然而，舟山市政府的做法使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强制性婚检政策的取消并不是取消了婚检。婚检赋予了婚姻登记者一次机会，用以充分了解婚姻对象的身体状况，排除影响生育及遗传的疾病，人们不应随意放弃“健康知情权”。那么，我们的婚检制度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呢？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恢复强制性婚检政策。可基于原有政策的负效应，我们已经不太可能重走过去的老路了。但是，这并不排除有关政策的引导和协调。

针对目前婚检新人急剧减少的现状，加大婚前检查和婚育知识的宣传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关系到下一代国民健康的大事上，强调婚检由强制走向自愿最后到自觉的必然性。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小孩不健康？那些草率而冲动的离开了婚检的婚姻有可能潜伏着健康的危机，作为新人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同时，降低婚检费用和婚检制度的福利化趋向也是必然路径。日前，卫生部门已经下发了关于医疗、保健机构免费开展婚前保健咨询和指导工作的通知，我们认为，这是克服当前政策非适应性的一个政策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