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干部保健工作论述

第一篇：1949～1966年干部保健工作论述

1949～1966年干部保健工作论述

干部保健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干部的身体健康，设立保健机构，划拨保健经费，以相关医院、疗养院为基础，组织中西医力量，加强预防与治疗的一整套制度与实践。这一工作缘起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段较为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尚无专门的研究[1]，本文拟以相关文献为基础，对1949～1966年新中国干部保健工作发展的历史过程做一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缘

起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保健工作始于抗日根据地时期。1938年，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要求，各军分区开始设立保健委员会。不过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草创期，保健委员会难以找到专门人员负责，加之资金不足，难以对干部的身体健康有太多帮助。［1］20世纪40年代初期，面对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封锁边区以及日本方面的扫荡，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出现恶化。为保障干部们在艰苦条件下的身体健康，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了《干部保健条例》，要求“凡根据地地委以上党的领导机关，须设立干部保健委员会担负干部保健事宜（党内指定三人至五人）”，“各根据地应按具体情况，拨给保健委员会一定数量的经费，在可能经济条件下设立干部休养所”，对符合保健待遇的干部发放保健费，并给需要者提供医院或干休所休养。［2］

该条例颁布后，各地依据中央的决定以及地方情况制定了具体规定，中共的干部保健工作由此正式开展起来。如晋察冀根据地要求“各级保健委员会，均由各级政治机关指定三人组织之，内设主任委员一人，总理会务，委员二人，分任调查和会计工作”，“保健者之条件，凡参加实际工作三年以上，并有下列条件之一者为合格：被捕出狱或因病后身体极为衰弱者；因公积劳以致身体衰弱者；患有慢性病者；年老者”。［2］（pp.479～480）这些规定和延安的条例精神完全一致，甚至更加细化。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保健工作虽是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要渊源，但规模、水平与后者均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虽然《干部保健条例》有疗养规定，但限于战争条件，疗养设施和能接受疗养的干部都极其有限。其次，当年保健政策主要落实的保健费也十分节俭。例如，太行行署颁布的《1946年太行政民人员供给制度》规定，“病号休养者，除按规定领取菜金与生活补助外，按其病情分为三等补助，甲等每人每日补助菜金25元；乙等每人每日补助菜金20元；丙等每人每日补助菜金15元。以上等级由医生决定，并附检查表。补助费按市价折合成小米补贴。”[2]甚至到了1950年，天津市仍然以小米作为主要保健手段，“将干部保健等级分四等，保健费以实物计算。甲、每月小米二十五斤。乙、每月小米二十斤。丙、每月小米十五斤。丁、每月小米十斤。”［3］即使以最高的甲等（曾坐狱负伤，体力极为衰弱或病后短期不易恢复健康者）健康补助看，日均也仅6两多小米而已。为了维持干部队伍中身体虚弱者必需的营养，促进革命工作的开展，这样的补贴并不过分，群众也能理解。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城市的医院，因而有了进一步开展保健工作的条件。同时，经历了三年的解放战争，一大批干部也需要疗养。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目前战争已近结束，大批干部的慢性病和体力衰弱，需要休养治疗，卫生部门应注意逐步解决”。［4］由于条件的改善，干部保健工作的内容也开始由实物保健转向更注重预防与疗养。

恰在此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长期工作劳累，于1950年10月27日突发脑出血在北京逝世。任弼时的逝世使中共中央加快了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制度的建设。在任弼时逝世10天后，周恩来给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为从弼时同志死非其时的沉痛损失中取得教训并接受同志们的建议，我提议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中央保健组”，并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亦须同样有此保健组的组织，执行同样的任务”。［5］随后，以杨尚昆、罗瑞卿、李克农、安子文、贺诚为首的中央保健组成立，保健组的任务主要是管理和检查中央领导干部的健康状况，并着手研究与部署中央保健工作的开展。不过,中央领导保健工作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如何运作？除了根据地时期的一些保健工作传统，苏联经验是当时中共唯一可以参考的对象。在苏联，由于医院的过分拥挤和部分药品的稀缺，卫生部专为干部及其家属开办了一些医院、诊疗所和药房。“这些医院、诊疗所和药房属于众所周知的卫生部第四局管辖。只有担任某些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才能到这些地方去看病、买药。在第四局管辖的这些地方不存在排队现象，医院里的各种条件也比普通医院好得多”。［6］这一制度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形成，虽然在赫鲁晓夫时期有所收缩，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加以强化，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7］苏联的情况为中国开展类似工作提供了启发。[3]1950年12月1日，中央保健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第一次保健会议的情况，要求中央干部“定期检查身体（每三个月一次）”，“拟在北京附近的汤山与北戴河、青岛等处，再建立若干所休养所，供中央同志休养之用”，“北京医院应逐渐转化为中央各同志（包括各地来京者）治疗的专门医院”。［5］（pp.707～708）至此，以预防为方针，以保健组为领导机构，以疗养院、专门医院为基础，中央一级的干部保健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二、建立与扩大

1950～1955年，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和地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各省市仿照中央保健制度，陆续展开了省一级（包括较大市）的干部保健工作。[4]卫生部聘请的苏联疗养保健方面的专家也到全国各地视察，予以指导。例如，1953年，洛阳市建立干部保健制度，对老红军、老干部和有名望的科技专家，实行优诊、特诊制度，并对干部进行定期体检。［8］同年，河南省卫生厅制发特诊证，省人民医院建立优诊制度，成立特诊室，患者持证可到特诊室就诊。［9］1955年，江苏省制定了《高级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暂行规定》，规定“本人愿意赴医院诊疗者，则由各专职所长先与医院联系，携带特别诊疗证、公费医疗证及健康记录由各专职所长或指定的护士陪同按照约定时间前往诊治，随到随看”。［10］在卫生部的指导下，各地从干部的证件制发、疗养院建设、预防接种、体格检查、特别诊疗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不过，此时各地干部保健工作总体上还只是停留在干部诊疗优待、不定期的体检等方面，人员范围也基本控制在中央要求的行政13级以上，影响有限。即使如此，群众也多有反感，一些职工反映高干带药带多了。山东省曾为了给高干单设一个房间在门诊看病，被很多人批评此为“肿下眼皮”，强调要“一视同仁”，省卫生厅对此感到压力很大。［11］此外，卫生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有顾虑，比如某卫生厅负责同志就坦承自己“残存着一些平均主义的思想。我觉得负责干部不能与一般同志一样，要特殊照顾，这个我是晓得的，同时也批评过别人，但是‘不应过分’的思想，我还是存在的”，因此“对干部保健问题，因我们重视不够，做的很不好，省级负责同志，经过几次健康检查，检查后的记录，从未进行过很好的整理，很多应做的工作，没有进行”。［12］

在群众与舆论的压力下，1957年5月，安徽、江苏等省甚至一度取消了对高干医疗的照顾。［13］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干部保健工作发展不够快，组织制度还比较松散，发展限制较多。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之1959年下半年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开始逐渐出现，各地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渐趋紧张，很多干部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江苏省“部分机关干部身体状况不好，患病的人有所增多”。［14］本属鱼米之乡的镇江市在机关干部中发现浮肿病患者2352人，占16.68%。［15］1960年，山东省卫生厅调查发现，“根据体格检查和平素掌握的材料，在381名报检干部中除3名病故外，身体健康者45名（主要脏器无器质性改变者）占11.9%，基本健康者（主要脏器有病变，但未影响生理功能，并能坚持工作者）161人，占42.2%，不健康者133人（有严重疾病者）占33%，未作体格检查者39人占10.8%”。［16］也就是说有接近3/4的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疾病，一贯富庶的华东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干部身体情况可想而知。为了增强干部的体质，卫生部于1959年和1960年分别发出《关于省、市建立高干保健机构的指示》［17］和《关于加强高干保健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市卫生厅局的卫生部门应考虑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省立医院为基地，组织中西医力量，加强医疗设备，加强高干保健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具体情况，建立一定的保健机构，重点做好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负责干部的保健工作”。［18］随后，各省相继制发了本省的干部保健文件，加强了这一工作。相较于此前，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扩大了保健范围和保健对象

中央划定保健对象“重点做好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负责干部”，要求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即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有的是常委以上，有的是书记以上）为重点。但制度执行到地方，各地开始层层设置保健对象，因而从全国层面上看，接受干部保健的范围较先前扩大了很多倍。以山东省为例，省直保健对象扩大到正副处长级并委托地段医院代管，地专正副部长、正副局长、县委书记、正副县长级、地委书记、专员规定为省保健范围，为了工作便利，委托专区卫生局代管。地专正副部长、局长、县委书记、县长为地专保健范围。［19］很多省的地、市、县和公社都开展了干部保健工作。全国很多县、公社都划定了自己的保健对象，有的县长、公社书记外出都开始带着保健大夫或护士。［20］

（二）增设了高干病区，建立了干部医院

由于20世纪50年代干部保健工作的迟滞，加上这次普遍扩大了保健对象范围，各地干部病床严重不足。北京市调查发现，“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病床紧张，不能适应病人的需要。中苏友谊21张床，现住22名病人（一楼单人病房改成双人病房），同仁30张床，现住28人，人民医院15张床现已住满。由于病床少对一些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还不能马上入院及时得到治疗。”［21］为改变这一状况，一些地方开始挤占普通病床来增设高干床位。如南京鼓楼医院原设高干病床17张，后挤占高干病区的餐厅、娱乐室增设7张，又在三个普通病区占用了12张；省中医院高干病区原来只有10张床位，又在四个普通病区占用了30张。［22］甚至一些县（市）医院也都设置了类似的干部病区。同一病区，甚至同一病房之内，病情相同，只因是干部就和群众产生明显的分别，吃、住、用显著不同，造成干群之间巨大的隔阂与矛盾。此外，很多省市还设立了专门的干部医院。山东省一位领导同志提出，“首先要解决干部的疗养问题，现在只靠一个八病房不行”，“我看应专门搞一个干部医院”。［23］这一时期，沈阳南湖医院、西安黄雁村医院、济南千佛山医院、合肥安徽医院、南京江苏医院等干部医院陆续建立起来。仅以安徽省为例，从1960年起，陆续在省立医院、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省水电厅医院、省建筑厅医院和黄山疗养院、省立半汤干部疗养院设置了84张干部住院病床。1964年又建成安徽医院（100张床位），均为干部保健专用床位。［24］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大大缓解了干部病床（房）的紧张，但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一定浪费。据江苏省的统计，省工人医院约1/3的病人、鼓楼医院约1/4以上的就诊人次不属于高干门诊的就诊对象。这种现象多是由于干部医疗资源扩充后，有些干部将自己的家属、小孩、亲戚和朋友都带到高干门诊看病造成的。［22］

（三）健全了专门的干部保健管理机构

一方面，在党委编制下设立保健委员会。此时，各地省委都成立了由一名省委（或人委）负责同志牵头的省干部保健委员会，在保健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保健小组。不同的保健小组有相应的保健对象群，保健小组建立保健档案记录，并抄报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备查。[5]另一方面，在卫生行政部门内设置保健处。干部保健处一般受省保健委员会和省卫生厅的双重领导，既充当省保健委员会的办公室，又作为省卫生厅的一个业务处，负责全省干部保健方面的日常工作。各地、市、县要求建立类似干部保健委员会，指定有关部门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地、市、县之人民医院、中心卫生院内专设干部保健小组，负责日常干部保健工作。在专门的干部医院设置了保健科，进行日常干部保健工作。[6]

（四）针对部分干部身体虚弱，普遍进行了体质检查和疗养

1961～1964年，河南省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为享受医疗照顾的省级干部进行了3次健康检查，累计受检干部1655人次。体检后为高干建立了健康档案，对体检发现的疾病及时安排了治疗。［9］（p.268）江苏省各级保健委员会对35个地、市、县级机关6万多名干部进行了体检，5次组织医师去各专区，会同当地医师为1100多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进行了健康检查，体检后，有针对性地“安排了一部分患病干部住院治疗和疗养。春季浮肿病较多时候，有的地区还利用机关礼堂、招待所，设立简易病床，大部分病员能及时住院治疗和疗养”。［25］

（五）干部外出保健有所增长

干部保健工作加强后，放宽了干部外出治病的政策限制，干部赴北京、上海等城市就诊现象增多，造成京沪等地干部保健资源的紧张。上海华东医院最多时达到1个月有150次会诊，平均每天5次，有的干部跑了很多省市找专家，借机到处游览名胜古迹。［26］据卫生部不完全统计，各地厅、局长以上干部来北京看病的，1958年为317人，1960年为728人，1961年即增至1163人，其中绝大多数未经联系即自行来京。卫生部不得不紧急发文要求各地“严格控制病人转地治疗”。［27］

全国局级以上干部到外地疗养人数也成倍增加，1960年为241人，1961年达425人，增加了75.5%，在外地疗养的时间，一般都在3个月以上，疗养费用每人每月最少的是一百多元，有的数百元。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对此，国务院下文明确指出，“今年内（指1962年），特别是暑假内，国家机关干部（高级民主人士除外）都不要到外地去休养或避暑”。［28］

三、整

顿

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从1960年开始毛泽东逐渐提高了对包括干部特殊化问题在内的官僚主义的警惕。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各公社注意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的问题。［29］1961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常委会上提出赫鲁晓夫之所以“变修”，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一个高薪阶层，“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因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30］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强调阶级斗争，并认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要警惕修正主义。［31］1962年7月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很能反映此时党内的一些看法：“干部的特殊化，这是最脱离群众的，老百姓很不满意”，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一批干部不改变，将是修正主义的基础”。［32］在这一时期城镇开展的反对商品“走后门”和防止干部特殊化的教育中，群众还对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大医生一到，小医生回报（档案原文如此——笔者注），一般病员见不到，只好街上跑跑”，还有人说：“我们革命一、二十年不如部长、厅长孩子的待遇”等。［22］

为了纠正干部保健工作中的“特殊化”问题，各地进行了整顿。从地方档案文献看，这一时期整顿的内容主要有：压缩高干病房，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病员的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强化医院、疗养院行政管理，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33］显然，地方上认为干部保健制度总体上是好的，问题是出现了一些“特殊化”错误，这和此时毛泽东的看法差距较大。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对中国的干部保健工作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认为，干部生病与否关键不在于保健工作，“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34］卫生部在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后，开始部署研究整改，并在一个月后向中央递交了整改报告。报告认为，毛泽东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近些年的干部保健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消极的作用，必须加以改变”。为此，卫生部提出了三条改进办法：“

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由北京医院临时派医生出诊。

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切实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使卫生防疫和医疗保健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

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34］（pp.124～125）1964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的整改办法时加注了两条重要批注。在第一项改进办法旁，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第二项改进办法旁，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34］（p.125）毛泽东的批语经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阅后，经书记处讨论，最后于1964年8月1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至全国。在这份以《中央关于保健工作制度问题的决定》为名的文件中，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35］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更是明确宣布“对于过去的不合理的干部保健制度要彻底废除”。［36］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文件精神，几个月内，全国各级干部保健委员会、卫生厅（局）干部保健处均被撤销，保健医生、护士全部参加门诊工作，各地的干部医院也公开挂牌对群众开放。此外，湖北省还提出“取消原来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医疗费用必须按制度报销”。［37］江苏省提出，“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患病就医时，均应按医疗机构的规定办事。”［38］北京市要求“十三级以上干部看病、住院与一般群众一样，不作任何照顾”。［39］从文件材料上看，似乎全国的干部保健工作短时期内都改变很大，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很多。因为虽然干部医院对外开放，保健机构被撤销，不过干部的保健工作依然存在，各医院担负的13级以上干部的医疗任务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各地卫生部门在执行这些决定时必须做些变通。北京市卫生局认为，“十三级以上干部看病、住院与一般群众一样，不作任何照顾。这样干部排队候诊可能影响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和感到不便，按病情和一般职工群众住一样的病房也可能有些人感到不便和有意见”，因此向市委建议，“撤销保健机构后，仍作一定的照顾。”［39］在实践中，这种照顾体现在撤销各医院保健室后，“原有的干部医疗工作由各院医务室负担”，或实行预约挂号。北医附属一院在内科门诊设立了三号诊查室，专为13级以上干部看病。同仁医院北四干部病房原设病床40张，后将室内沙发撤掉，床位增加到58张，仍保留40张病床收行政13级以上病人。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医院的苦衷。但是，一部分人反映改得不彻底，“保健室牌子摘掉了换上医务室的牌子，是换汤不换药，和过去没多大差别。”［40］因为这一“没多大差别”的整改，毛泽东于1965年6月26日的谈话中提出了措辞更为严厉的批评：“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41］在毛泽东的谈话后，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和陆定一分别做出了指示，卫生部和整个医疗卫生界都震动不小。1965年8月1日，卫生部在呈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对1964年6月主席对高干保健工作的批评“体会不深”,“思想受旧框框的束缚还很严重，彻底革命的精神还很不够，所以改革的还很不彻底”。进而，卫生部提出根本性整改意见：彻底改变北京医院的性质，取消北京医院的名称，改称东单医院；取消该医院专门承担高级干部及高级干部家属医疗的任务，“今后，该院和市内其他医院一样，完全向群众开放”。在这次整改意见中特别强调：“今后，并拟加强和增设市区门诊部，负责群众和干部的医疗工作。有病一般到门诊部看，门诊部不能解决时，再到医院。这样，可以便利于群众和干部就诊。”经过毛泽东批转后，中共中央于8月14日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要求各地区对于类似北京医院这种老爷医院，必须同样进行改革，纠正这类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42］此后，随着各地“停止使用高干特制健康证，换发普通医疗证”，废除疗养院级别限制，撤销干部病床，高干住院“不再享受特殊待遇”等决定的出台，［43］到1966年，全国各级的干部保健工作基本上停止运作。直到1972年，中央开始纠正过“左”的一些政策，重新落实干部政策，干部保健工作才逐步得以恢复。

四、余

论

中国共产党干部保健制度的建立，有着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为了保障特殊时期革命干部的身体健康，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正如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所言：“要通过保健工作来保护他们的健康，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问题。这是革命事业的问题。”[7]各级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保护他们的健康对革命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干部保健工作，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干部保健工作担负着大批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任务，重点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省市负责人进行了医疗预防工作，并治愈了一批重病和急病患者，使干部的健康水平有了提高。［26］在三年困难时期，针对干部慢性病和浮肿病多发的问题，这一工作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干部健康状况较前有所好转，发病率较以前降低，浮肿病经过治疗，基本上痊愈，传染性肝炎除个别地区外，也基本稳定下来，如省级机关1961年4月患浮肿病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30%，目前不到3%”。［25］

由于监督和管理不够完善，干部保健制度在一些地方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脱离群众和铺张浪费的问题。湖北省的调查发现，“13级以上的高干，都要求专家教授看病，增加了专家教授的负担”。［44］江苏省调研后也发现，“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从省到县，几乎都有自定的‘高干’范围，在医疗保健工作上都有一些特殊规定，并逐步形成制度化、合法化”。［38］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加之“文化大革命”前夕“反修防修”的政治氛围，这一制度便被废除了。

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当我们在开展类似工作时，既要继承过去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也需要警惕与克服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特殊化”危险。［参引文献］

［1］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3］《天津市干部保健条例（1950年）》，天津市档案馆：X0087-Y-000022-6。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文献》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923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页。

［6］《苏联问题译丛》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3页。

［7］《苏联问题译丛》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1页。

［8］《洛阳市志》第13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0页。

［9］《河南省志·卫生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10］《江苏省高级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暂行规定（1955年12月22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142-2。

［11］《中共山东省委卫生厅党组扩大会议关于检查干部保健工作的第二次会议记录（1959年11月14日）》，山东省档案馆：A031-01-0304-7。

［12］《干部保健问题（1957年4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A034-02-0152-12。

［13］《关于高级干部就诊及改进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的报告（1957年11月28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04720-13。

［14］《关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通知（1961年2月10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449-3。

［15］《关于干部保健工作的意见（1961年4月1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449-6。

［16］《1960年干部保健工作的情况和61年工作意见的报告（1961年3月24日）》，山东省档案馆：A034-01-0434-10。

［17］《河北省志》第86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页。

［18］《卫生部关于加强高干保健工作的通知（1960年6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135-1-1257-1。

［19］《山东省卫生厅1960年干部保健工作情况》，山东省档案馆：A034-01-338-3。

［20］《中央卫生保健工作座谈会汇报提纲》，天津市档案馆：X0003-D-004019-1。

［21］《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关于北京市高干病床紧张情况的请示（1960年8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135-1-1258-1。

［22］《关于南京地区医院、疗养院高干病房、高干门诊情况和整顿意见的报告（1962年7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540-1。

［23］《中共山东省委卫生厅党组扩大会议关于检查干部保健工作的第一次会议记录（1959年11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A031-01-0304-6。

［24］《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2页。

［25］《关于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1962年5月7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16-1。

［26］《全国保健工作会议汇报要点（1962年12月25日）》，山东省档案馆：A034-02-228-11。

［27］《卫生部关于严格控制病人转地治疗的通知（1962年6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A304-02-228-17。

［28］《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严格限制到外地休养的报告〉（1962年6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0981-01。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0页。

［3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4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4页。

［32］钱痒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局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33］《关于省级机关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整改意见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13-2；《省疗养院1962年工作情况和1963年工作意见》，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13-4。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35］《毛泽东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问题的批示和中央关于保健工作制度问题的决定（1964年8月18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35-01。

［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页。

［37］《关于省领导同志医疗疾病的意见（1964年12月14日）》，湖北省档案馆：SZ115-01-0478-006。

［38］《关于贯彻执行〈主席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问题的批示和中央关于保健工作制度问题的决定〉的意见（1964年9月9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35-1。

［39］《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问题的报告（1964年9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135-1-815-1。

［40］《关于各医院保健室撤销后，干部医疗工作情况汇报（1964年12月14日）》，北京市档案馆：135-1-815-4。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页。

［42］《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1965年8月14日）》，湖北省档案馆：SZ115-02-0691-6。

［43］《关于改进高级干部医疗工作的紧急通知（1966年9月6日）》，湖北省档案馆：SZ115-02-0786-14。

［44］《关于高干保健工作调查了解的情况（1963年7月1日）》，湖北省档案馆：SE115-02-0565-2。

[1]［收稿日期］2014-09-18 ［作者简介］王凛然，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10&ZD077）的阶段性成果。

学术界尚未有关于中共干部保健工作史的研究成果，不过下列论文中相关论述涉及本文主题，但因研究重点不同，均未进一步展开。参见张瑞静的《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体系及其完善》（《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陈松松的《试析延安时期党的老干部政策》（《延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王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人民卫生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学理论》2012年第27期）等。

[2]沁阳县卫生局编：《沁阳县卫生志》，1986年，第195页。

[3]虽然没有看到干部保健制度效仿苏联的具体文件，但从这一时期卫生部聘请苏联保健方面的专家予以指导可以推断，新中国保健制度借鉴了苏联经验。参见《随文附发本部苏联疗养专家对改善疗养院营养部卫生状况的建议希转所属疗养院参考执行（1965年4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214-1；《关于修改苏联专家了解疗养工作计划的通知（1956年5月16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214-5。此外，20世纪60年代中期，卫生部在检讨干部保健工作的失误时也认为“在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苏联的影响”。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

[4]“1952年至1953年11月，干部保健工作由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代管。”参见《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始有干部保健工作。”参见《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1950年，河北省成立干部保健机构，并开展工作。”参见《河北省志》第86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页；“1953年河南省建立干部医疗保健制度。” 参见《河南省志·卫生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50年代初期，陕西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由省卫生厅医防处具体负责安排。”参见《陕西省志·卫生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页；“1951年青岛市人民医院开始担负中央、省、市级的干部医疗保健工作，设保健病床5张。”参见《青岛市志·卫生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 184页，等等。

[5]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员会通知（1960年12月19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479-02；“1960年，省干部保健委员会成立。”《福建省志·卫生志》，第266页；《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成立省委干部保健工作委员会的通知（1959年12月4日）》，山东省档案馆：A031-01-0304-7；《湖北省人委关于成立省保健委员会的通知（1960年6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SZ34-4-4850-147。

[6]参见《昌维专署关于干部保健工作开展情况与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保健工作的意见》，山东省档案馆：A034-00-0304-24；《关于干部保健处的工作任务与人员编制的初步意见（1960年10月31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479-2；《中共宿迁县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意见（1961年4月25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449-6。

[7]参见《付琏章副部长的讲话》，天津市档案馆：X0003-D-004019-1。原档案标题为手写，可能笔误，应为傅连暲。

第二篇：200X年上半年干部保健工作总结整理

200X年上半年干部保健工作总结整理

2007年上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保健局的精心指导下，我市干部保健工作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保健对象服务为宗旨，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努力抓好干部保健各项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继续抓好健康教育宣传

1、努力办好《干部保健》刊物。市干部保健处充分发挥医疗保健专家组的作用，并从正规报刊杂志搜集大量资料，编写慢性病防治和日常健康保健等内容为主题的《干部保健》5期,作到保健对象人手一册，并向县、区干部发放赠阅，大力宣传普及卫生防病知识，积极倡导科学生活方式，使广大干部学到了不少健康保健知识，强化了健康保健意识。

2、积极组织健康教育讲座活动。去年，我们下发了《关于加强机关干部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各机关单位积极响应，纷纷邀请专家给机关干部做健康教育讲座。今年，保健专家所在单位对活动作了专项安排，根据其专业特长，确定了主讲课题，并主动到体检单位开展讲座。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内科、急诊科主任卢军祥宣讲的《二十一世纪健康新理念》，深入浅出，内容丰富，讲解生动，受到了机关干部的赞誉和欢迎。“关注健康、维护健康、以健康为时尚”的氛围已逐步在机关干部中形成。

二、重视和抓好健康体检工作

1、进一步完善体检工作。定期体检是发现疾病信号的有效手段，为了保证体检质量，上半年，保健处召开保健基地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如何高质量做好干部体检工作，在总结以往体检经验的基础上，对干部体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简化体检程序，热情细致服务；诊疗保健建议具体清楚、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结果反馈及时、迅速；对健康方面有问题的保健对象进行追踪复检。上半年，各单位在组织保健对象补检、复检工作中，注重细节，体现人性化服务，得到保健对象的赞许。

2、组织为专家进行体检。上半年组织对50多名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进行了体检，承担体检任务的市中医医院高度负责，热情服务，精心组织，流程简单，结果反馈及时，对健康方面有问题的，基本上提出了较详细的治疗和保健建议，体检专家感到十分满意。

3、积极筹备下半年干部体检工作。从六月份起，我们已着手进行核对体检人员、制定体检方案、核算经费等前期准备工作，计划9月份开始为保健对象体检。

三、积极开展医疗巡诊工作

1、周密安排。下发了《关于开展医疗巡诊及咨询服务进机关活动的通知》，并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安排，对医疗巡诊的服务项目、工作方法、工作要求等作了具体安排，明确任务，落实了工作责任。

2、积极组织开展活动。按照今年巡诊安排，保健处组织协调医疗单位到机关和社区上门服务。截止6月底，市中心医院、中医医院、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分别在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大院、市公交大院、文化大院、科技大院、经一路卫生

大院、曙光路文联大院、府西巷家属院、19号大院、金陵新村家属院及市民政（含民族宗教事务）、环保、规划、公、检、法等单位和社区开展了医疗巡诊和健康咨询服务，现场为机关干部和离退休干部进行基本健康检查，对有关健康保健问题现场答疑，受到机关干部和职工的赞誉和好评。初步统计，巡诊活动开展2个多月以来，医疗单位共计出动医务人员200多人次，作心电图检查1384人次，B超检查820人次，测血糖1209人次，耳鼻喉检查162人次，义诊咨询服务2000多人次，展出宣传版面70多幅，发放宣传资料16000余份。

四、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领导

1、组织召开了市保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2006年全市干部保健工作，听取市保健处关于05年干部体检结果的统计分析，讨论审定06年干部保健工作要点。会议还审定了关于增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为市保健委员会成员单位、关于增加县处级保健对象体检费标准等议题，对进一步加强全市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加强保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年初，在健全完善了干部体检工作制度、病情报告等制度的基础上，汇编了干部保健各项制度手册，下发各保健基地。干部报病制度修订以后，今年各保健基地，落实人员，落实责任，规范报病工作每一环节，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能够及时将急症、重症保健对象的病情及时按要求进行上报，没有发生漏报现象。

3、发放干部保健工作调查问卷。今年2-3月份，保健处为了更

进一步掌握干部保健工作的情况，向保健对象发放了1800多份“征求意见表”，调查了解保健对象对全市干部保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表”收回后，保健处及时组织人员认真汇总，从汇总结果看，保健对象对市保健处的工作给予较高评价，大家对整个工作感到很满意。同时，对健康体检、医疗巡诊、健康教育等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如健康体检结论不够详细，诊疗保健建议不够具体，特别是体检后的跟踪服务和健康管理还须加强等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保健处领导的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人员分析原因，并根据存在问题制订相应措施，为我们今后把干部保健工作做的更细、更实、更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4、召开了保健基地负责人扩大会议。今年4月11日，市保健处处长、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淑娥主持召开了保健工作专题会议。市级保健基地、市疾病控制中心、市第二人民医院、市口腔医院、市康复医院等单位主管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各市干部保健工作督查情况的报告》的通知精神，学习传达了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在深圳举办全国健康体检机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高级研讨班有关内容，专题研究了干部体检工作，在总结和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干部体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4-5月份医疗巡诊和健康教育工作做了具体安排部署。6月下旬，保健处又召开了半年总结会，对上半年工作全面总结，提出了下半年工作设想，重点安

排了今年的体检工作。

上半年工作存在问题：一是干部保健工作还做得不深不细；管理工作还不够规范。二是对县区干部保健工作指导不够，县区干部保健工作的局面还没有全面展开。三是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的内容及形式还不够丰富多样，教育的覆盖面还不够广。

下半年，重点抓好四件事：一是加强县区干部保健工作检查和指导，促使县区尽快健全干部保健办事机构，落实经费、人员，全面开展干部保健工作；二是加强健康教育，继续扩大讲课讲座的范围，扩大教育覆盖面；三是扎实作好体检准备工作，高质量完成今年干部体检任务。四是作好我市保健对象信息库管理软件开发的筹备工作，进一步加强保健工作规范化管理。

第三篇：干部保健工作程序及职责

干部保健科工作程序及职责

一、干部门诊就诊工作程序及职责

（一）在院长及主管院长的领导下，医务科指导和协助下，干部保健科负责协调各级干部就诊工作。

（二）就诊地点原则上在综合病房干部门诊。干部门诊拥有基本的辅助检查设施。设兼职护士，承担就诊领导干部的全程护理和医疗档案的管理工作，并有综合病房、涉外病房副高以上职称医师坐诊。

（三）干部保健科在接到上级干部到我院就诊的通知后，立即报告主管院长，并会同医务科，向有关临床科室主任发出会诊通知。

（四）临床科室主任接到会诊通知后，需以急会诊对待，迅速派出本科医师到干部门诊进行会诊。所派出的医师原则上需是副高以上职称人员。会诊医师需在门诊医疗档案中认真填写诊疗意见。

（五）在非正常工作日期间，上级干部来我院就诊，由总值班通知临床相关科室二、三线值班医师前往干部门诊进行会诊。

（六）上级干部需做检查时，由保健科工作人员签字，先做检查，干部门诊计帐，后由保健科定期结算。各检查科室需以急诊对待，优先安排检查。

（七）上级领导干部所需的药品，应由保健科科长签字并加盖保健科工作用章，工作人员持单，先取药，后由保健科定期结算。

二、各级干部住院诊疗工作程序及职责

（八）在主管院长及医务处的领导下，干部保健科负责协调上级干部住院诊疗工作。

（九）综合病房及VIP病房为我院收治上级领导干部的定点科室，执行科主任负责制，承担收住的上级干部的全程诊治和护理工作。同时，以上科室分别预留病床1－2张以备急需。

（十）上级干部需住院诊疗时，如属大内科病种范畴，由干部门诊医师开具住院证，由综合及VIP病房医师主管；如属外科或其它专科病种时，由相应科室会诊医师开具住院证，由相应科室医师主管，综合及VIP病房医师协助诊治。

（十一）凡副厅级以上级别干部入住我院后，病房主管医师应立即先电话通知科主任、干部保健科和院办（如在非工作日内，应通知科主任、干部保健科和总值班），并于24小时内填写病情报告卡报干部保健科。干部保健科接到通知后，及时报告有关院领导并将病情报告送相关科室科主任。

（十二）上级领导干部住院期间如有病情变化、治疗方案的重大调整、手术、疑难疾病会诊、特殊检查或病情危重抢救等情况，主管科室随时以书面形式报告干部保健科，由干部保健科报送有关院领导。遇紧急情况可先口头或电话汇报。

（十三）上级干部病情如属疑难、危重等需全院扩大会诊时，由临床科主任提出申请，确定会诊科室，医务处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会诊一般由科主任主持，院领导、干部保健科参加。

（十四）如需外地专家帮助会诊，由临床科室主任提出书面申请报干部保健科，干部保健科送报院领导，由医务科负责邀请。

（十五）会诊意见及治疗方案，由主管医生负责向病人家属及单位领导报告并解释。会诊医师不应在病人及家属面前谈论诊断及治疗上的分歧意见。病人、家属和秘书（上级干部的相关工作人员）不准参加会诊，必要时可吸收单位领导参加。

（十六）上级干部住院期间，如需成立治疗小组时，由临床科主任向干部保健科提出申请，干部保健科经请示医务科同意后，安排相关科室专家组成治疗小组。治疗小组成员需随叫随到。

（十七）上级干部出院或病故时，主管科室以书面形式将出院小结报干部保健科，干部保健科即时报送医务处和院领导；

三、厅、处级干部及高级知识分子健康体检工作程序及职责（十八）厅、处级干部及高级知识分子健康体检工作是我院的一项政治任务，各相关部门必需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精心安排，确保体检任务顺利完成。

（十九）根据上级部门的通知要求，干部保健科参加由医务科和体检中心召开的体检工作安排会，领取受检单位人员名单及检查项目。

（二十）干部保健科组织召开由主管院长主持，体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体检工作安排动员会，确定体检程序，明确各部门职责，安排体检专家。

（二十一）老干部门诊根据受检人员名单于体检前开具检查申请单，并于体检后整理分装各项检查报告单。

（二十二）门诊部负责安排采血人员，并与干部保健科配合安排体检诊室。

（二十三）各临床科室实行科主任负责制，科主任在体检规定的时间派出专家，如所安排的专家不能到位，由科主任在本科内协调安排其它专家到位，并提前通知干部保健科。（二十四）各功能科室负责安排加班人员，并在体检后三日内将检查报告单发送老干部门诊。（二十五）护理部负责安排导医人员。

（二十六）院办负责安排院级领导现场指挥体检工作。（二十七）保卫科负责安全、保卫及车辆安置分流工作。（二十八）总务科负责后勤保障。

（二十九）老干部门诊于体检后一周内，将整理分装完毕的检查结果送干部保健科。

（三十）干部保健科负责抽派临床科室专家到卫生厅保健局参与省级干部总检工作，并由总检专家组向领导当面反馈。（三十一）干部保健科向卫生厅保健局结算体检费用，并根据各检查项目收费价格及检查人数统计收入，归属各科。（三十二）各相关科室于体检结束后一周内，将加班人员名单报干部保健科，干部保健科根据医院有关规定为加班人员申报加班费。

（三十三）干部门诊负责整理、保存体检档案。

四、其它

（三十四）在我院或辖区内召开重要会议、大型活动以及各级领导来院期间，干部保健科根据院办和医务科的通知要求，会同医务部门，派出医护人员、救护车，配置急救药品等。

（三十五）综合病房、干部病房医师与内外科相应职称医师定期对调交流，不断提高保健医护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三十六）完成院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

第四篇：保健工作

保健工作，家长须知

幼儿的健康牵动着家庭和幼儿园，需要幼儿园和家庭共同来承担和呵护。让我们携手，多沟通，多交流，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一、幼儿健康家长须知：

1、幼儿园伙食情况每天有菜单公布，请家长每天观注幼儿园的食谱，根据食物搭配原则，满足食物多样化的需要，合理安排早晚餐。家长要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做到不挑食，不偏食，少吃零食，会安静地自主进餐。

2、如幼儿园发现您的孩子有贫血、视力异常、营养不良或肥胖等，保健老师会和家长个别联系，请家长配合幼儿园及时做好矫治工作。

3、若有先天性疾病请事先告之老师和保健医生，详细交代症状及注意事项，以达预防意外、减低危险之效，并经常提醒老师。

4、请家长让孩子每天来园先到保健老师处晨检，以便保健老师能及时发现传染病，及早隔离，并了解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幼儿当天有不适时，请家长在入园晨检时与保健老师交流，不隐瞒病情，以便更好地给予孩子观察和护理。

5.请定期为孩子修剪指甲及头发，并养成每天带手帕或餐巾纸的良好卫生习惯。每天早晨检查一下孩子的口袋，禁止各类不安全的物品带入园（如小珠子、尖锐的玩具、瓜子等）

6.请家长在家（特别是双休日）注意养成孩子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和良好饮食习惯，尽量少带孩子去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预防传染疾病。

7.请家长每天留意天气预报，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给孩子增减衣裤。因孩子新陈代谢旺盛，孩子穿衣不要过多，和成人穿的差不多或 可比成人少一件，并请给孩子穿上方便、宽松、棉质的衣裤。老师在园也会根据孩子的出汗情况，给孩子调节衣服。

8．为了您孩子的健康，在孩子满周岁时，保健医生会发周岁体检通知单，请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带孩子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周岁健康检查。

二、托药流程须知

1、幼儿所服用之药物，需为合格医疗机构就医后所领取的治疗性药物，不接纳保健药和滋补药及青霉素类药物在园服用。

2、根据上级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孩子服药家长必须要带好病历卡给保健医生查看并要求家长签字确认以后才可以服用。

三、孩子患哪些疾病不能来园？

l、如发现幼儿有以下情况，请尽快就医并在家休息，对自己对其他孩子无影响后，再来园。

A、发烧37.5度以上（含37.5 度）。

B、呕吐或腹泻。

C、感冒症状严重，严重咳嗽流涕者。

D、眼睛患结膜炎者。

E、患其它传染性疾病（如：痢疾、水痘，麻疹、腮腺炎、乙脑、手口足病……）。

2、幼儿感染传染性疾病时，请务必在家休息，并请尽快通知园方，以便幼儿园及时做好消毒隔离工作。在隔离期满后，医师开具康复诊断证明后，幼儿方可回园。

第五篇：南组[2010]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保健工作

中共胶南市委组织部 中共胶南市委老干部局 胶南市总工会 胶南市人事局 胶南市财政局 胶南市卫生局 胶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胶南市体育发展中心

南组［2010］3号 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0年3月31日）

为切实做好干部保健工作，更好的保障广大干部的身体健康和医疗需求，使我市干部保健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现根据青岛市的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干部保健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干部保健类别、范围

（一）优诊范围

1、正、副厅级（含享受正、副厅级待遇）离退休干部；

2、在职正厅级干部；

3、两院院士。

（二）一类保健

1、在职或曾担任过正县级职务的领导干部；

2、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且1985年工资改革前行政18级以上的离休干部；

3、担任副县处级实职的离休干部；

4、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且1985年工资改革前行政15级的离休干部；

5、1983年工资改革前专业科技7级（正高）的老知识分子； 6、1942年12月底以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

7、在职副厅级干部；

8、全国劳动模范。

（三）二类保健

1、在职或曾担任过副县级职务的领导干部；

2、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且1985年工资改革前行政16级的离休干部；

3、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未享受一类保健的离休干部；

4、部队转业或安置到地方干休所的专业技术7级以上且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干部；

5、省级特级教师；

6、省级劳动模范；

7、被聘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8、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的专业技术人员；

9、青岛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四）三类保健

1、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镇（街道、区）正局级干部；

2、不享受优诊、一类和二类保健的正局级离退休干部；

3、部队转业或安置到地方干休所的正、副团职转业干部；

4、被聘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5、青岛市级劳动模范；

6、胶南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二、干部保健待遇

（一）优诊干部待遇

1、保健科门诊就医，专家诊治疾病；

2、患病住干部保健病房，床位费最高为160元/日；

3、使用优诊对象特殊处方及记帐单，医疗经费在《胶南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范围内实报实销；

4、每年健康查体一次；

5、门诊就医可到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审批的任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治疗须到保健定点医院就诊；

6、免收挂号费；

7、对优诊病人实行定期巡诊制度。

（二）一类保健干部待遇

1、保健科门诊就医，专家诊治疾病；

2、患病住干部保健病房，床位费最高为120元/日；

3、每年医疗保健补贴费用按人均4800元（由原工资渠道列支），其中30%计入个人账户，其余全部留作调剂金，用于以下支付范围：

（1）社会统筹金起付线的自负医疗费补助90%；

（2）社会统筹金支付范围内个人按比例负担的医疗费全额补助；

（3）在大额医疗救助范围内，对个人按10%比例负担部分全额补助；

（4）超过大额医疗救助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全额补助，上不封顶；

（5）使用乙类药品和特殊检查、治疗项目个人按比例负担部分补助90%。

4、放宽门诊大病病种限制，凡患有需常年治疗的慢性病，均可申请办理门诊大病医疗证，纳入社会统筹金支付范围；

5、每年健康查体一次；

6、门诊就医可到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审批的任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治疗须到保健定点医院就诊；

7、免收普通挂号费。

（三）二类保健干部待遇

1、保健科门诊就医，挂普通号，专家诊治疾病；

2、患病住干部保健病房，床位费最高为80元/日；

3、每年医疗保健补贴费用按人均3800元（由原工资渠道列支），其中30%计入个人账户，其余全部留作调剂金，用于以下支付范围：

（1）社会统筹金起付线的自负医疗费补助80%；

（2）社会统筹金支付范围内个人按比例负担的医疗费补助90%；

（3）在大额医疗救助范围内，对个人按10%比例负担部分全额补助；

（4）超过大额医疗救助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全额补助，上不封顶；

（5）使用乙类药品和特殊检查、治疗项目个人按比例负担部分补助80%。

4、放宽门诊大病病种限制，凡患有需常年治疗的慢性病，均可申请办理门诊大病医疗证，纳入社会统筹金支付范围；

5、每年健康查体一次；

6、门诊就医可到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审批的任何一家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治疗须到保健定点医院就诊；

7、离休干部免收普通挂号费。

（四）三类保健干部待遇

1、保健科门诊就医，挂普通号，专家诊治疾病；

2、患病住干部保健病房，床位费最高为60元/日；

3、每年健康查体一次；

4、门诊就医可到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审批的任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治疗须到保健定点医院就诊。

三、干部健身锻炼基本内容

通过举办专家教授讲座、播放电教片等形式，普及保健知识，增强干部保健意识。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和鼓励干部根据自身状况，合理选择1-2项健身项目，持之以恒地进行锻炼，逐步养成自觉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良好习惯。带头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登山、拔河、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体育比赛活动，增进干部身心健康。

四、本意见自2010年4月1日起执行，同时南组【2004】14号、南组【2004】41号文件废止。

主题词：干部保健 待遇 实施意见

发：各镇党委，市委各工委，市直副局级以上单位党委、党组、总支、支部

中共胶南市委组织部办公室2010年3月31日印

（共印20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