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基本认识(精)
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基本认识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 哪些因素影响退休年龄
在讨论退休年龄问题时，首先应当把握影响退休年龄的相关因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寿命延长则工作年限应当适当延长，反之亦然。二是劳动力供求状况。供过于求时当然不能延长退休年龄，供不应求时则不可能不延长退休年龄。三是受教育年限。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年限就需要相应地往后延长，否则便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四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少子高龄化条件下，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呈现老年化，就业人口的年龄必然会递增。当然，还可再列出一些因素，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及少子高龄化现象均已不可逆转，而劳动力供求状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表明我国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从战略上讲，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前述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判断，讨论这一重大公共政策问题的焦点或许不是要不要延迟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延迟、从什么时候开始延迟的问题。
2008年初，我们将延迟退休年龄的初步方案作为中国社保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项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三大举措。一个目标是：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将基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三大举措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这一研究结论的基本依据包括：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在持续延长。预测到2020年达77岁，2030年约80岁，2050年前后约85岁。二是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求在发生深刻变化。少子高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越过顶峰后呈现递减的态势。三是代际公平的需要。即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若不及时调整人生工作周期，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从而直接损害代际养老负担的公平。四是性别平等的需要。即女性应当具有与男性平等就业及基于劳动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社会权益。五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即再经过30-40年的努力，中国应当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劳动强度会大为减轻，从而会为劳动者工作更长时间创造相应的条件。六是国际上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比较与参照。发达国家大多在上世纪中后期将退休年龄调整到65岁左右，一些国家甚至延长到了67岁。将基准退休年龄定为65岁并争取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作为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应当是我国理性且合理的选择。
理性的方案应坚持什么原则 要实现上述调整目标，理性的方案无疑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
所谓小步渐进，是指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减少震荡的原则出发，早作筹划较届时急变要好，小步渐进较短期内大幅调整要好，让公众有明确预期比糊里糊涂随大流好，必须避免短期内大幅或大步调整而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避免退休年龄波动过大对劳动力市场及劳动者个人生活与工作安排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及时明确这一公共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同时采取分步渐进的方式加以实施，在兼顾各个群体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利益的条件下，让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有稳定的预期，显然具有必要性。当然，小步渐进既可以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地慢跑，也可以分两大步推进，即可以先在2030年前将男性基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女性从50岁提高到55岁甚至更高。
所谓女先男后，是鉴于现行退休政策女性较男性要早10年的现实，基于性别平等的需要，可以考虑先从女性开始，以逐渐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所谓兼顾特殊，是指针对重体力劳动岗位、有毒有害劳动岗位等特殊情形，仍应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前提早退休，对部分技术岗位劳动者则可以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之上尊重本人意愿继续延长其工作时间。理性讨论退休年龄问题，还需要妥善解决好以下相关问题：
一是不同养老制度下过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应当尽快得到缓解乃至消除。如果继续延续现行格局，公众对延迟退休年龄只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的疑虑便难以消除。因此，应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并促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不断缩小，最终趋向公平。
二是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偏低的状况急待改变。目前一些单位的劳动报酬不具吸引力甚至还不如退休后的养老金，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必然助长一部分人对早退休的期待和对延迟退休的反对。三是对退休人员再就业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目前普遍存在的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表明现行退休政策并未置换出等量就业岗位，它既扭曲了养老保险制度，也扭曲了平等就业制度与用工成本应当公平的市场竞争法规，对此需要做相应的规范。
四是做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负担代际变化的测算。客观估量养老保险、老年福利及相关服务等制度的可持续性，以量化的指标来为延迟退休年龄并维护代际负担的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五是需要创造理性的舆论和社会氛围。例如，不应当将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等同于现实政策，不能将理论上设计的2050年前后以65岁作为基准退休年龄的战略目标理解成马上就要延迟到65岁等等。需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
误区一：以为延迟退休年龄是养老基金出现巨大缺口而急需弥补。
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不存在缺口，“十一五”期间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根据国家审计署近日发布的对全国社保基金的全面审计报告，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超3万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超过2万亿元。根据2007年我们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测算，未来30年左右我国不会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现象，30年以后也有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予以弥补，何况还有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强大的国有资产做后盾。目前一些地方，如上海，出现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现象，是这一制度处于地方分割状态下的结果，它不能掩盖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且累计结余持续增长的客观事实。因此，以局部地区养老金缺口为由来解释延迟退休年龄，显然是说不通的。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并不必然构成延迟退休年龄的理由。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国家，无疑是120多年前第一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德国，该国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养老账户资金始终充足，2011年还盈余45亿欧元，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将养老保险费率从19.9%(劳资缴费各占50%)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养老金待遇继续提高，但同时也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即从现行的65岁逐步延长到2029年的67岁。世界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始国并非因养老金缺口而延迟退休年龄，而是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作为依据，这是维护代际公平的需要。误区二：将弹性退休理解为任意退休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任何公共政策虽然可以有例外，却必须有基准，这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根本。因此，无论冠以何种新鲜名称或叫法，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作为共同基准的退休年龄规定，在此基础上才对某些人群允许有一定的弹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的人总是占着岗位不撒手，或者不到40岁就办理退休的非正常现象。
误区三：将延迟退休年龄等同于恶化就业问题。
如果退休人员不再就业，则一人退休等同于新增一个就业岗位，延迟退休意味着等量就业岗位置换的延迟，但当前的情形却是大量退休人员再就业，这实质上部分消减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现阶段虽然总量供给仍然偏大，但无论采取哪一种人口结构变化预测方式，都会得出2030年后劳动力供给大幅减少的客观结论，延迟退休年龄正是缓慢适应未来就业人口不足的需要。此外，应当相信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退休年龄，“小步渐进”式的延迟必然将其对就业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综合考虑上述三点，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就不值得夸大。误区四：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可靠。总有人夸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危机，似乎只有自我保障或依靠市场，才能解除养老后顾之忧。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无破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只有破产的商业保险公司。
德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120多年来一直运行平稳，在人均预期寿命80多岁的今年，居然还降低了缴费率并提高了养老保险待遇；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曾出现媒体围攻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象，然而即使日本经济自1990年以来几乎零增长，也未见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崩溃，反而是多家大保险公司的破产断送了日本保险业的神话；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为资本主义，未见这些国家的老人领不到养老金；希腊债务危机，但未见希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破产等等。这些客观事实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社会养老保险就是用来消除人们不确定的养老风险的，其可靠性在于，它确立的是政府、雇主与个人多方分担养老责任的机制，并由政府作为信誉担保人，加之事关基本民生，即使政府垮台也不可能让养老保险制度崩溃。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迄今为止无可替代的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可靠制度保障。当然，不排除因制度设计不合理和人口结构等影响因素发生变化而出现财务压力，这种风险应当通过学者的理性研究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来加以化解，不应当让老百姓为这一制度担惊受怕。^
第二篇：浅谈我国延迟退休年龄
浅谈我国延迟退休年龄
摘要：中国退休年龄基本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的规定，存在着退休年龄较低、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提前退休较为严重等问题。从降低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应对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等各种现实情况考虑，实施延迟退休具有必要性。而在具体实践中，要充分考虑社会各方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承受能力，兼顾各方利益，以渐进方式推进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改革。
关键词：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
一、引言
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合理与否之所以受到了广大的关注，不仅仅因为退休年龄的调整关系到老年人个体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人的养老负担，也关系到整个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分配、储蓄行为，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等。现行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源于195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经过近60年的发展，依据当时国情制定的退休年龄是否在当下依旧适用；尤其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是否应该固守传统的退休年龄，这一直是理论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争论的热点。许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相关的建议以及意见。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大部分学者是采取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但也有的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持另一种观点。威勒（Welle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在《延长退休年龄――社会保障的错误方向》（2000）一文中指出，如果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短缺问题的话，退休年龄将不得不额外增加6.6年，即使只有一半的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是通过推迟正常退休年龄弥补的，退休年龄仍要增加1.4年。2005年，威勒在《为社会保障提高退休年龄》一文中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延长退休年龄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保障维持退休收入的工人将产生负面影响。
三、国内研究状况
（一）赞同延迟退休年龄的观点
1.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出发
李珍（1997）指出：一般的规律是，人口预期寿命越长则退休年龄越高。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适当的，但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20岁的时候，这一规定就不适当了。李红岚（2000）论证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能性，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现行的退休年龄不变化，退休后的生命余年也相应的延长。许多老年者表现出较强的再就业欲望，所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是符合老年人心理需要的。林义（2002）认为：人均寿命的普遍延长、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为提高退休年龄提供了客观基础。
2.从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角度出发
史伯年（2001）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内的赡养率和自我负担率论述提高退休年龄对于缓解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有利作用。邓大松、刘昌平（2002）对退休年龄的敏感性作了分析，得到：退休年龄每提高1%，基金缺口将缩小1.949%，如果退休年龄提高5年，那么基金缺口将缩小22.69%。张世伟、李学（2005）应用某市的微观数据对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进行模拟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实施现行的退休制度，将导致养老金收支日趋失衡；适当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抑制提前退休或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均能够使养老金收支趋于平衡，均不会产生长期的就业问题。
（二）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观点
1.从就业角度出发
即使在存在着沉重的城市退休金压力和老年人力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反对延迟退休这一派依旧认为增加青壮年就业和提高经济效率更应该被政府优先考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67万小企业被迫关门，约670万的就业岗位蒸发。2009年61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就业困难的比例可能占到1/4。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直存在的失业农民工和大量下岗人员，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必然会使9.4%的城镇失业率继续攀升。如果再排除统计口径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实际失业率会比统计的失业率更高。尤其是对机关、事业单位等，延长退休年龄造成的挤压效应会更明显。
2.从劳动力资源角度出发
高庆波（2009）通过对OECD经合组织组织国家的退休年龄变动进行了整理，指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家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新西兰、英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甚至还有部分国家的退休年龄出现了缩短，如瑞典、挪威和爱尔兰。并且中国与美、日等高收入国家在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及工作条件等方面有相当的差距，不应盲目的提高退休年龄。姜向群、陈艳就指出我国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并不高。城市60岁老年人带病期占余寿的比例高达75%以上，生理功能的下降和疾病的增加说明老年人已经不适应继续紧张的工作了。
四、结束语
延迟退休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不失为一剂良方。只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不同，看法和立场也就不同。延迟退休年龄能否成功，有两个挑战需要关注：
第一，如何平衡权利的关系？在业者的工作权利、年轻人的就业权利和退休者的休息权利有一个博弈的过程。退休年龄延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10年2月23日，西班牙爆发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万余名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游行示威者打出的口号是：要工作，不要养老金。
第二，如何保持制度的弹性？弹性就是制度的适应性和适应力，能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区别对待。对一些工作劳累、收入又低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提前退休才是解脱和享受。分类对待有助于社会和谐。高失业率的行业暂时不要实行推迟退休制度，避免推迟退休恶化就业形势。延迟退休不宜在短期内向全国以及全行业特别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垄断行业推广。国际上反对的是强制性延迟退休，赞成的是自主性选择退休。早退少得益，晚退多得益。双向推进比较稳妥：一方面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另一方面逐步扩大退休选择。一些行业部门的工作者可能希望提前退休或者按原计划退休，享受退休生活的乐趣，而不在乎推迟两年退休是否养老金更多。能否赢得公民的认同，公民是否有选择的权利，是提出弹性退休制度的主要依据。制度的人文关怀十分重要，这也是我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要害所在。参考文献：
[1]埃斯特勒?詹姆斯.国有企业、金融市场改革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互动效应――中国如何解决老年保障问题[J].人大复印资料，2003（9）.[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思考.公平与效率――中德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讨会，2007（1）.[3]李珍.关于退休年龄的经济学思考.经济评论，1997（1）.[4]林义.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财经科学，2002（5）.[5]文太林.关于弹性退休的经济学思考.经济前沿，2006（9）.
第三篇：延迟退休年龄计划表
延迟退休年龄计划表
人社部延迟退休时间表最新消息：XX下半年人社部延迟退休时间安排
清华教授：人社部“延迟退休”方案已拟订完毕，10月14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介绍“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时表示，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他同时透露，要到XX年才能正式推出延迟退休具体方案。
今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胡晓义就“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应该在XX年推出，最早2022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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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蔚民谈到，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是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这么一个实际提出来的。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的。1978年，国务院104号文件再次明确，就是女工人退休年龄是50岁，女干部55岁，男职工60岁。
当然一些特殊群体还有其他的政策规定。建国初的时候，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我们现在人均的预期寿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岁。也就是说，建国6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预期寿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建国初期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很显然和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有必要作出调整。
“通过前期的磨合与讨论，人社部的方案已经拟订完毕，下一步就是走国务院审批、征求意见、进一步讨论等程序。”10月16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称。
其实，同样的口径，同样的推出时间表，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尹蔚民就有所提及，而那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回应延迟退休的问题。他当时称，希望今年能够把延迟退休方案制订出来，XX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修改完善，XX年正式推出;不过，推出后至少5年以后才会实施。
而这，也是多年来首次较为明确地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时间表，如今的再次提及，无疑是在为明年的征求意见做铺垫。
对于采取渐进式“小步慢走”的基调，早在XX年人社部对外征求涉及方案时就已涉及。当时，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订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其中，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则属清华大学和社科院提出的两套方案。
清华方案建议：从XX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从2020年开始，1960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和居民推迟6个月领取养老金，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男性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同时，艰苦岗位的男女职工可以提前10年领取养老金，也就是男女分别进行延迟领取，用15年的时间完成该项工作。
而社科院的方案建议，每几年延长3个月，延迟5岁用20年的过渡期，但为了避免制度碎片化，特殊群体并不单独列出。
“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一定会考虑到各种不同人群的需要，是有弹性的。”杨燕绥强调。
为此，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延迟退休年龄走的肯定是弹性的路子，分步骤稳步推进，不可能一下子延迟很多年。同时，允许劳动者做出自由选择，是否选择延迟退休自己说了算。”
同时，尹蔚民明确表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而且都是渐进式延迟的，而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按人社部所言，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不到55岁”，也就是说，退得早加之我国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延迟退休已是刻不容缓。
延迟退休年龄计划表
第四篇：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心得体会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心得体会
2013年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中国正面临人口转型拐点,今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而劳动力人口则在波动中趋于下降,未来或出现负增长趋势。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政策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尽管公众质疑之声至今不减,对养老金双轨制亦多有不满,而且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大趋势看,延迟退休已是不可避免。
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延迟退休影响就业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中的数据对此提供了进一步支撑,“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徘徊在1000万个左右,其中大约30%的岗位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每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需求差不多800万个左右,加上农民工、社会其他就业人群,就业岗位供给的缺口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条件的确并不具备。
不过,作为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退休人员不断增长让养老金支付承受巨大压力,存在潜在的缺口;同时,人类寿命普遍延长,使得不少男性到60岁、女性到55岁之后,还有意愿有能力继续工作。否定延迟退休,固然能够成全那些渴望工作的年轻人,却没有充分照顾到一部分中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利。
我个人认为凡事都有利有弊。延迟退休年龄,一定带来就业岗位减少,这是必然规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就业难的加剧,这一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如果我们纠结于此,改革退休年龄的条件恐怕永远都不具备。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坐等负面影响自然消失,而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和矛盾,扬长避短,找到各方利益最佳契合点。
作为养老体制改革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一项政策性建议,延迟退休计划自提出后就饱受各界争议。赞成者认为,我国的养老金空账已超过两万亿元,再不延长退休年龄,养老金就不够用了;而反对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剥夺劳动者应该享受的退休福利,缩短劳动者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同时也会给年轻人就业造成压力。
支持延迟退休的不少是官员等权力阶层,他们在岗时有较多福利甚至隐性收入,且大权在握、受人尊敬,一旦退休,不但收入减少,影响力更会减弱。而反对延迟退休的往往是普通劳动者,没有什么特权和隐性收入,退休时和在岗时的收入差距不大,退休既是福利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解脱”。延迟退休绝对不能让权力阶层占了便宜,并损害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在现有退休政策下,普通工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待遇显然不平等。一旦实施延迟退休,势必增加滋生腐败的几率,可能造成利益集团的不公平分配。在当前不同职业群体间待遇差距巨大的前提下,延迟退休不利于普通劳动者,更不利于低收入群体。
退休制度是一项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公共政策。从法理上讲,养老保险本质上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约。公民依照既定的退休方案缴纳了养老保险金,政府就应当兑现当初的养老承诺。如果政府因为养老体系无法继续维持而单方推迟公民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并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这就属于政府单方面违约,无疑与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相悖。解决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应该优先考虑通过减少“三公”经费、划拨国有资产给养老基金等方式,而不能将延迟退休作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首选办法。当前,国家应重点解决养老金体系的历史债务问题,将国家应该承担的部分予以明确,同时通过政策吸引低收入群体参保,扩大参保覆盖面,借以扩大养老金规模,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提高缴费率和延迟退休年龄来保障资金平衡。更为关键的是,要下决心破除养老“双轨制”,建立公平的养老制度。
一言以蔽之,是否延迟退休,既要作为一个课题研究,听专家团队的建议,更要作为一个重大民生问题,多听听各界公众的声音,民意才是决定是否延迟退休的首要标准。
第五篇：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什么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采取这项制度有何意义?养老金“双制”怎样并轨?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如何“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回答。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渐进式”的含义是什么?是否会对当期就业产生影响?
胡晓义：所谓“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一是要有一个预告期，提前若干年告知社会，而不能今年宣布明年就实施。二是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低的群体开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三是要迈小步，比如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小步徐趋，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平滑过渡。四是要多措并举，在延迟退休的同时，严格控制提前退休，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等等，以最大限度降低对相关群体的不利影响。
综合分析我国劳动力供求和老龄化程度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参考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现状和诉求，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既能确保政策调整前后平稳过渡，也不会对当期的就业状况造成太大影响。
胡晓义：退休年龄是一项重大社会经济政策。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蕴含矛盾看，确有必要将研究延迟退休年龄问题提上日程。
目前我国城镇人均预期寿命达75岁以上;加上劳动条件改善，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如果继续维持较低的退休年龄，一方面不利于调动中青年人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也得不到持续、合理提高。
同时，我国总的就业形势依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未来我国劳动力将逐步进入供给总量减少时期。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加速到来，为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总体平衡、制度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多种增收减支措施，如扩大覆盖面、增加财政投入、多渠道筹资、提高结余资金收益率等。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减缓抚养比迅速提高的趋势，也是重要举措之一。
胡晓义：从我国国情出发，解决“双轨制”问题必须提上改革日程。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的“单轨制”变为特定时期的“双轨”并行，再到今后逐步“并轨”，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一是逐步化解“双轨制”矛盾，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逐步化解同类人员养老待遇差别奠定基础，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二是要有利于实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党中央确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是“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其中全覆盖也应当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内。
三是有利于更好保障各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权益，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基金社会统筹，按照“大数法则”调剂使用基金，有利于均衡各单位的负担，确保各单位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四是有利于保障人员流动时养老关系顺畅转移接续，实行大体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职工无论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怎么流动，养老保险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源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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