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舜初 作者：罗小明

第一篇：我的父亲罗舜初 作者：罗小明

我的父亲罗舜初 作者：罗小明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父亲罗舜初就属于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积极，很不得力”的那一类领导干部，在处理北航学生围困国防部大院问题上，他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被林彪提议停职反省。在后来“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处于对立面，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每一次冲击最终又都化险为夷，从未遭受牢狱之苦。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下火车，就看到针对罗舜初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贴遍了大街小巷，他很为父亲捏一把汗。国庆那天，他亲眼看到毛泽东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登上天安门城楼后，在罗舜初的面前停下脚步，微笑着和他亲切地握了握手，然后才向城楼中央走去。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握过手，照过相的人，都是他要保的人。实话说，自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父亲罗舜初不知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形势，时常因为思想“右倾”而挨批，但又总是能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保护，这些领导人为什么这样信任和了解他呢?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关心父亲的人希望解开的一个谜。

打倒“四人帮”以后，政治形势宽松，已经退居二线的父亲，也不那么守口如瓶了，他时常有感而发，回忆一些往事。近年，经过我的采访和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

1934年，我父亲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最想知道的情况

毛泽东和我父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都瑞金认识的。

那是1934年初春的一天，满腹心事的毛泽东独自一人漫步在瑞金城内的石板路上。

“毛主席，你好!”一声诚挚的问候打断了毛泽东的沉思。他抬眼望去，只见一名身材瘦小的小红军站在他的面前。

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低谷。自从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毛泽东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在宁都会议上，他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也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打那时起，就少有人敢和他接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

看着这个敢于主动上前问候自己的小红军，毛泽东高兴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叫罗舜初，福建上杭人。”父亲回答。

“啊，上杭，那是个好地方。你是哪个乡，哪个村?”对上杭十分熟悉的毛泽东接着问。

“溪口乡大洋坝。”“大洋坝，熟悉，熟悉。我去过你的家乡。”毛泽东接着告诉父亲：五年以前，他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就被疟疾击倒了，在前往永定养病的途中，他路经大洋坝，住在黄潭河畔一位名叫罗日新的农民家里。

“那一天，村苏维埃主席让我集合几名儿童团员，去执行重要任务。天一黑，我们就来到罗日新家，布下了岗哨。”得知毛泽东还记得当年曾住宿大洋坝，父亲的话顿时多起来了。

毛泽东全然没有想到，当年那个带领儿童团员们为自己彻夜站岗放哨的孩子头儿如今已经当了红军，而且就是眼前的罗舜初。

“我们是老熟人了，给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当上红军的。”看着已经成为红军战士的父亲，毛泽东高兴地问。

于是，父亲向毛泽东详细述说了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1931年秋天，父亲已经当上区儿童局书记，可他一心要求参加红军，县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要他动员一百名青壮年一同参加红军。父亲东奔西走，很快就动员了家乡附近各村一百多名青壮年，由他带队参加了红军。在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中，父亲不幸腿部中弹，负了轻伤。伤愈后，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学习，因为各科成绩优秀，又被送到参谋培训班深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成为一名作战参谋。

父亲说完，毛泽东的眉梢轻轻抖动了一下。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还说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结果红军主力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只能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眼看着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苏区在一天天缩小，心里非常焦急。可是当时他被排斥，无权过问军事工作。特别急于了解战场态势的毛泽东，听说父亲在军委一局工作，很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战况。

父亲毫无保留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战况和敌我态势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父亲后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些信息，为毛泽东思考和研究红军如何战胜敌人提供了依据。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也牢牢地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罗舜初，一个来自闽西的年轻人。

密码破译，让父亲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1935年1月，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父亲所在的军委一局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主要业务部门之一。

一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来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面前，向三位首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把父亲调到二局去，他要收父亲做徒弟，教他搞密码破译。

在红军总司令部，和二局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就是一局了。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曾希圣发现我父亲记忆超群，尤其对数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各种数据在他的头脑里分门别类，从无差错，具备搞密码破译的先天条件。他通过几次测试，发现我父亲天资聪颖，悟性极强，稍加点拨就能入门，他认定父亲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好苗子。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曾希圣曾准确地破译了敌人几乎全部的电报，为毛泽东成功地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和他领导的二局是红军摆脱困境的第一大功臣，因此也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青睐和器重，无论走到哪里，都优先照顾二局，凡是曾希圣提出的要求，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

但是这一次，却出现了例外。三位首长相互对视了一下，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周恩来副主席开了腔：“不行啊，我们这里还离不开小罗。”一句话把曾希圣给顶了回去。

作为毛、朱、周这些总部首长身边的一名参谋，父亲所做的都是些十分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仅起了一个小参谋的作用，没有给首长们太多的帮助”。但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眼里，父亲是个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工作大胆，准确及时的好助手。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通信设施异常落后，毛泽东的很多指示和意图都要通过他身边的这些参谋们跑路去向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各军团首长口头传达。尤其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时间紧，敌情急，父亲不仅能够根

据情况和他们的意图帮助处理问题，每次都能及时地将毛、朱、周的指示完整、准确、一字不差地传达给各军团首长，而且在完成任务后歇都不歇，甚至连口水都不喝，一路跑回总部领受新的任务，从不叫苦喊累。他这种老老实实埋头工作的精神深得总部首长的喜爱，确实让他们舍不得割爱。

翻过大雪山以后，父亲病倒了，一连好几天水米不能沾牙，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了执行北上方针，一、四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决定让他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则率右路军先行北上。这一别，就是整整一年。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结束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

大会师的时候，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的一同志发现，分手时还是个小参谋的罗舜初，一年之后竟然高升了，成为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的代理局长。大家听说，张国焘杀害了不少反对他的同志，也用升官的手段拉拢和收买了一些人。难道罗舜初也被张国焘拉过去了?听了个别人的议论，就连毛泽东也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得不找朱德了解罗舜初到四方面军后这一年的政治表现。

“哈哈!误会了，误会了。小罗这一年表现得很好!”朱德仰面大笑。

“不要看小罗升了官，他的脑袋也差点让张国焘搬了家。直到会师的前一天，我还在替他担心呢!他能保住脑袋，第一个要感谢的应该是曾希圣。”

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和曾希圣又扯到一起了呢?毛泽东更摸不着头脑了，催朱德快点讲个清楚。

“润之，去年你们北上，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拒不执行北上方针，硬让左路军向西，然后南下……”

朱德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作为总部一局的参谋，父亲有条件看到每天来往的所有电报，于是，他把中央已经走出草地，号召左路军继续北上，南下是绝路的电报内容传了出去。这一下，可捅了娄子，引起了张国焘的极度不满。在阿坝，张国焘召开干部会议，继续反对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坚持他自己的那一套。父亲在会上被张国焘点了名，说父亲是“毛、周、博(古)、张(闻天)右倾逃跑主义的忠实信徒”。大会开罢开小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父亲斗得很凶，说他反对张主席就是反革命，还说他是顽固不化的“小毛分子”。父亲硬是不低头，大讲特讲遵义会议和中央北上的方针。这就使他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处境。

不久，曾和李克农、钱壮飞被周恩来誉为我党秘密工作“三杰”之一的胡底因为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胡底的死，使朱德更担心，就怕哪一天我父亲也像胡底一样不明不白地被张国焘搞掉。他和刘伯承商量，决定让我父亲离张国焘远一点，调离红军总司令部。

“润之，你还记得曾希圣向我们要小罗去二局的事吗?”朱德突然把话锋一转，问道。

“记得，我们没舍得给呀!”毛泽东说。

“是呀，当时虽然没有给，但是曾希圣提的那些理由我都记在心里。”朱德接着往下讲，“于是我征得徐向前同志同意，调小罗到四方面军总部去学破译。”

几天以后，朱德用自己的马驮着父亲的行李，亲自把他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当众宣布父亲为二局科长。

在二局，父亲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凭着从曾希圣那里学到的知识，通过认真钻研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成为破译敌军情报的高手。

离开红军总司令部以后，张国焘仍不放过父亲，他不时得到小报告，父亲到二局以后仍然旗帜鲜明地坚持红军应该北上的方针，就派了政治保卫局的一个人冒充译电员，到二局跟踪监视父亲，一俟张国焘下令，就彻底解决他。

此时红军正面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四方面军所熟悉的川军，而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父亲在中央苏区时就和中央军打交道，对他们的情况异常熟悉，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及时、准确地破译中央军的情报。没有准确的情报，红军的行动就要受影响，张国焘对此也不能不有所考虑，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在过草地的时候因病去世，父亲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才算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让小罗代理四方面军二局局长不是张国焘的主意，是我和徐向前商量过的，也是我宣布的。这完全是工作需要，和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朱德最后说。

“看不出性格内向、老实忠厚的罗舜初，执行中央北上决定这样坚决。”朱德的介绍让毛泽东恍然大悟。

“曾希圣要小罗，我们没舍得给。没想到让张国焘给我们‘培养’了一名情报专家。好啊，真要好好谢谢他才是。”了解了真相的毛泽东喃喃自语。

“小毛分子，小毛分子，好一个小毛分子!”毛泽东把脸转向朱德，“老总啊，有人说小罗这一年提升得快了。我看，我们对小罗培养使用得还不够。”

朱德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不久，红四方面军二局奉命并入中革军委二局，父亲被任命为军委二局副局长，从此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在延安，毛泽东两次亲笔写信送我父亲去学习

1937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辗转传送到延安的一些由国内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文章。

这一天，父亲来到主席的窑洞外，喊了一声：“报告!”

自从二局局长曾希圣去学习以后，二局的日常工作就由父亲来主持。在西安事变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所在的二局表现得相当出色，他们不分昼夜，严密注视着各个方向的敌情，随时将侦察到的情况上报，对中央处理事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小罗，有新的情况吗?”毛泽东的注意力完全被手中的书给吸引住了，头也顾不上抬地问了一句。

“主席，我是为我自己的事来找你的。”我父亲回答。

“你有什么事呀?”毛泽东的目光仍然盯在书本上。“主席，我想去学习。”“学习?”毛泽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是的，我想学习。”我父亲认真地说。

这时毛泽东才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轻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主席，去年12月听说张、杨在西安扣了蒋介石，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十年来，他杀害了我们多少好同志和亲人。大家都觉得这下可好了，可该为死难的同志和乡亲们报仇了。周副主席去西安，大家都以为是去把老蒋提回来公审，没想到是去劝张、杨把老蒋给放了，要在全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越看越觉得中央高明，要是依着我们，哪会有现在的大好局面。我常想，我们的思想太简单，原因就是革命理论学得太少了。我听说，在党校开了理论课，所以想去学习。”

听了我父亲这番话，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早就感到，全党应该开展一个学习的高潮。特别是像我父亲这样经过长征考验的同志，都是今后斗争的骨干，他们在凶残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面前个个都是好样的，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学习识字的机会，即使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对自己给予支持，也仅仅出自质朴的感性认识，而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今天我父亲主动提出要去学习是一件大好事，岂有不支持的道理。毛泽东当即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为我父亲写了一封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介绍信。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哭丧着脸又来了。

“又为什么不高兴呀?我不是批准你去学习了吗?”毛泽东不解地问。

我父亲一脸委屈地说：“党校不收我。”“为什么不收?”毛泽东问。

“他们说过了开学时间，不能插班。还说我只上过三年学，学不懂哲学、政治经济学。”我父亲如实回答。

听着听着，毛泽东脸上变了颜色，他知道，我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学，在红军中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更多的人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而且我父亲在军委机关工作这几年，刻苦勤学，文化水平大有长进，他就不信我父亲学不了理论。

“岂有此理!”毛泽东一把从我父亲手中夺过他写给党校的那封介绍信，愤怒地将它撕成碎片。随即又挥笔给我父亲写了第二封介绍信。他决心让这个年轻人的求学愿望得到满足。这一次，他要介绍我父亲到抗大去学习。

看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介绍信，当时的抗大校长林彪和教育长罗瑞卿二话没说就接纳了我父亲，他们安排我父亲一面工作，一面在校选科旁听。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父亲终于圆了自己的学习梦。为了提高红军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在抗大亲自办了一个研究班，自然也把我父亲接纳为研究班的一员。

这一年的七八月间，毛泽东应林彪、罗瑞卿的请求，多次来到抗大为抗大的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事前，他要总政治部把他准备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发给学员，待学员们读过后，他再去讲授辅导。我父亲也得到了一份油印的讲授提纲，并且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为大家讲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中受益匪浅。后来，他把这份珍贵的讲稿一直带在身边，一看到它就想起当年毛主席讲课时的情景。

一天傍晚，工作了一天的毛泽东正在窑洞外散步，遇到了从抗大回来的我父亲。那时候，在校学习的红军团师以上干部周末可以回家和家属团聚，我父亲那时还没有成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回军委机关看望首长和同志们。

“小罗，学习得怎么样啊?”每逢遇到我父亲，毛泽东总是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情况。

“主席，我已经被批准进入第三期学习了。”我父亲高兴地回答。

“那好啊!在哪一个队?”毛泽东接着问。“上干队。”

“这一期都有哪些同志?”听说在上干队，毛泽东的兴趣更大了。

“有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志芳……”我父亲把同学们的名字一一报给毛泽东。

“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仗都很勇敢，你同班的许世友就是一员虎将，七次当过敢死队队长。但是他们的家乡大多在鄂豫皖的大别山，那里不像你们福建，是教育之乡，你们福建出来的人大多念过几天书。他们可就不一样了，多数人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大字不识。不知道他们在学习上有没有困难?”毛泽东关心地问。

一提起学习，我父亲的话就多了，他接着毛泽东的话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们的课程可多了，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有兵团战术。大家熟悉的内容比较好学，像你讲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大家一听就懂，讨论起来也热烈。大家过去没接触过的，像政治经济学就不行了，教员讲得太快，也听不太懂，一堂课下来就像坐飞机一样，头都要晕了。”

我父亲只当是在和毛泽东闲聊，无拘无束地把大家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谈了出来。没想到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一天，父亲在校内遇到了已经升为副校长的罗瑞卿。个子高高的罗瑞卿笑眯眯地对我父亲说：“小罗呀，你可是告了我的‘御状’了。”

“什么御状?”我父亲一时摸不着头脑。罗瑞卿看着他那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笑着说：“你向毛主席反映的教学问题，主席都和我讲了。他特别重视你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学习效果，提出讲课要看对象，讲究实际，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的方法。”

父亲这才明白罗瑞卿这句玩笑话指的是他回答毛泽东提问时说的那些情况。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是主席问起来，我才说的。”

“你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对的，我们已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你知道吗，毛主席最喜欢的就是说真话的人，下次他要是再问起你来，你还是照实说。”罗瑞卿的诚恳态度让我父亲打心底里感动。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父亲在抗大前后学习了十个月的时间。这次学习使我父亲的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为他以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荣桓提议越级提拔我父亲，毛泽东欣然同意

1938年5月，尚未毕业的父亲接到命令，提前离开抗大，准备接替他的福建上杭老乡黄鹄显，担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跟随朱德总司令到抗日前线去。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向毛泽东告别。看着即将到前线去的我父亲，毛泽东心里多少有些难以割舍，毕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了。

“家里来信了吗?”毛泽东放下手上的工作，首先问了一句和上前线无关的话。

“来信了。”我父亲回答。“母亲还好吧?”毛泽东问。

“挺好的。她还给我转来了伯父从新加坡的来信。”我父亲答道。

“信上怎么说?”毛泽东知道我父亲有一个伯父远在新加坡，1928年曾打算把我父亲接到那边去读书，已经接受共产党影响的父亲婉谢了伯父的一番好意，决心留在国内参加革命。

“去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伯父打算派人来把我的母亲接到新加坡去躲避战乱。母亲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把亲属送到国外是不对的，因此不同意母亲出去。母亲把我的信转给了伯父，他回信支持我的做法，说忠孝不能两全，鼓励我积极抗日，杀敌立功。”我父亲把来信的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话题渐渐转到了正题上。

“记得去年你就向我提过上前线的要求，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下心满意足了吧!”毛泽东微笑着看着我父亲。

“不，主席。这次只是上前线，我还要求去敌后，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把这一年学到的东西都用上。”我父亲充满豪情地说。

“好!就该有这么一股劲儿，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泽东赞赏地说，“到了前方，要好好锻炼，将来，有你到敌后的机会。”

牢记毛泽东的教诲，我父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向毛泽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943年的春天，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以罗荣桓为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将一份关于实现一元化领导的干部配备方案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延安，送到毛泽东面前。

报告建议：“王建安担任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担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一心要破格使用我父亲的罗荣桓怕这个安排中央会有所顾虑，特意对我父亲的情况做了说明：“分局认为罗虽军职提升甚快，但进步亦快，且事实上鲁中区别无更适当同志担任此职务。”

不用罗荣桓解释，毛泽东对我父亲这几年的成长历程了如指掌。离开延安一年以后，我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跟随徐向前司令员越过敌军的重重封锁，来到日寇铁蹄下的山东，参加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看着当年的小参谋终于崭露头角，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脱颖而出，并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毛泽东是何等高兴啊，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山东分局的建议。

上任之后，父亲团结区党委和军区一班人，迅速健全了鲁中各地、县的党组织，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带领鲁中抗日军民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不到半年就使以沂蒙山为中心的鲁中抗日根据地迅速改变了东西百余里、南北一线牵，号称敌人一枪就能打穿的不利局面。

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鲁中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个野战师和四个警备旅，根据地扩大到十几个县，和周围各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成为日后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事实证明，毛泽东支持罗荣桓大胆起用我父亲是完全正确的，父亲也没有辜负领袖对他的培养和厚望。

毛泽东亲笔写信：介绍罗舜初同志为海军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签署了委任状，委任我父亲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也已发布了任命父亲为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命令。就差一个中共湖南省委的任职命令还没有发出的时候，领袖们改变了主意。

1950年春天，从莫斯科访问归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人民海军的建设放到了优先考虑的位置。金门战役的失利，使他们认识到海军的重要作用，在苏联访问时，斯大林婉言回绝了毛泽东希望苏联派海军帮助中国的要求，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建设一支自己的海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和周恩来在莫斯科当场拍板，决定将苏联提供的三亿美元援助拿出一半用于人民海军的建设。当毛泽东选了肖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后，又给他配了一位副司令员和一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还剩下一个参谋长的人选没有最后确定。该选谁呢?周恩来在几个人选中首先想到了我父亲，他趁我父亲出差途经北京的机会，先找我父亲打了招呼，然后和毛泽东一商议，两人都对当年的那个小参谋十几年来的成长和进步感到满意。于是，毛泽东挥笔为我父亲写了一封介绍信：

肖劲光同志：

兹介绍罗舜初同志前往你海军任参谋长。

毛泽东

就这样，我父亲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殷切期望，肩负起守卫祖国万里海疆的重任。

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海军建设的指示：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大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父亲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为了”，不仅是赋予海军的三项军事任务，也是海军建设发展的三个阶段。他在海军党委会上大胆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国家工业发展条件及国家财政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长期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我的认识是这个方针应分为三个步骤去实行，第一步是完成沿海护渔护航打击敌人的侵扰的任务。第二步就是完成组建轻型舰队的任务。第三步为建设强大的海军。

“我估计大体上十年左右时间可以有把握完成第一步的任务，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完成第二步的任务，以后就是各种条件都具备了，逐步实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个认识可能有些保守，但我觉得思想上应有这个准备。”

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年代，父亲作出如此冷静的分析，显然难以被多数同志所接受。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被说成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海军的代理人”，“彭、黄安插在海军的钉子”。

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央军委的批复中，父亲虽然以“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被免除了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的职务，但是安在他头上的几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都不见了，而且免予处分，入政治学院学习另行安排工作。有人说，这是因为“上边领导”说了，“罗舜初在军委当参谋，搞技术，工作不错”。意思是不相信他会卷入这个帮，那个派。在周恩来、朱德也在挨批的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上边领导”，除了毛泽东，还会有谁呢?

“文革”中，我父亲斗胆提议暂停“四大”，毛泽东居然没有怪罪

1965年春天，经周恩来提名，历经坎坷的父亲被任命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这两个单位的职能，用聂荣臻元帅的话说，就是要“当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参谋，当好领导同志的助手”。一些老战友打趣地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军委的老参谋，又回到中央领导身边当参谋来了。

一天，父亲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亲自听取他汇报国防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当他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地时，已经多年没有见面的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我父亲，似乎是在寻找当年那个小参谋的影子。

毛泽东历来关心国防现代化建设，更提倡自力更生。他曾经说过我们要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还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当父亲详细汇报了这些重大项目的研制安排和试验进度后，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

父亲接手这项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凭着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养成的良好参谋素质，对于规划中的各个细节了如指掌，在汇报中有问必答，从不卡壳，毛泽东听了十分满意。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要我父亲留下来和他一同进餐。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你就很瘦弱，现在还是那样薄，要加强营养，多吃些肉。”

毛泽东的关切使我父亲备感亲切，仿佛又看到当年长征路上和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

在餐桌上，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停地谈论着“两弹一星”发展的宏伟前景。我父亲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心尽最大努力，早日实现这些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宏大目标。

令我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向毛泽东汇报过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大浩劫中，“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67年春夏之际，我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可是承担氢弹主要部件生产任务的二二一厂因为群众分成两派，直接影响了工作进度。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父亲经过一番思量，觉得要想确保氢弹试验如期进行，只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在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和“文化大革命”，否则别无他法。他斗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支持。于是我父亲亲自动手，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代拟了一封电报，经聂帅审定后呈送毛泽东定夺。在许多领导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和开展“四大”不理解，不得力，甚至有抵触而遭到冲击乃至罢官的年代，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我父亲，他破例批准了这个下令暂停“文化大革命”的电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如期试验，获得了成功。

1967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温暖如春，父亲走到主席台中央，高兴地向参加国防科委会议的全体代表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话音未落，大会堂里灯火齐明，掌声雷动。在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时而向台下激动的人群频频招手，时而与参加接见的有关部门领导亲切握手。当他走到我父亲面前时，高兴地握住他的手亲切交谈起来。通过电视荧屏，人们看到毛泽东和我父亲谈笑风生，气氛异常融洽。

没等父亲到家，接连不断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但是，不管谁来打听毛主席有什么“最新指示”，一向不爱炫耀自己和毛泽东有过密切关系的父亲总是保持低调，口气平和地回答：“我和主席很早就认识，他除了和我叙旧，没有说什么。”

(《名人传记》2005年第7期)

第二篇：罗中立 父亲

画评罗中立的《父亲》

400)this.style.width=400;“> 罗中立创作《父亲》，这个父亲不仅是罗中立的父亲，而且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父亲》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都有革新的意义，定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于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划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划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的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现在、未来，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时，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父亲》一画也反映了他构思中矛盾，他想要歌颂，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却又对农民身上附着的封建意识感到可悲，所以画面上的农民脸上又笼罩着一丝愁云，所以说《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伦理学价值。《父亲》更象一座纪念碑，屹立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中

罗中立的《父亲》 是在改革开放后初期的艺术作品;从形式上讲,罗中立借鉴了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 从社会学上讲, 父亲隐喻的是当时社会的农民问题.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而改革初期一个迫切的矛盾就是农民的问题.和土地承包责任制 的联系,你自己联想吧.反正就是怎么伟大怎么说

农民的头上别了一个圆珠笔, 他是想说 新中国的农民有文化

农民拿着个碗.一是告戒我们,我们有今天,有吃的,都是因为有农民.二是农民的温饱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400)this.style.width=400;”>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

《父亲》这幅画构思的产生，是从看到一位守粪农民后开始的。重庆的厕所都是分划给附近县农村的，为了防止别的生产队来自己队上偷粪，每个厕所都有农民看守，大一些的甚至有农民搭棚长期驻守。虽然如此，仍有为偷粪而殴斗、厮打的事情发生。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地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的农民，早晨我就注意到他在雪水中僵直的动态，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地叼着一支旱烟。一直到晚上，他都一直呆在那儿，不同的只是变换着各种姿势。除夕欢乐的夜晚降临了，周围的高楼平房一齐放出温暖的灯火，欢笑、音乐、鞭炮夹杂着猜拳行令的叫喊……响成了一片。但这位离家守粪的农民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呆滞、麻木的神态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他也有家，儿女还在盼着他回家团聚呢。此时，他想些什么也许只有一些想法，盼望粪池快满以多挣工分，可以变粮食，养活家人，也养活人民……
夜深了，除夕欢闹的声浪逐渐安静下来，我最后一次去厕所，只见昏灯之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了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如同一个被逼到一个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到了我的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开始，我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了《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来，一位老师提议改成《我的父亲》，这时，我顿时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

〔栗宪庭：重画《父亲》无意义〕

本报讯(记者 彭志强)罗中立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时创作的油画《父亲》因获得“中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而闻名天下，然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却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昨日下午，来蓉参加“居住在成都———2005中国当代”油画展邀请展”的栗宪庭首次披露了《父亲》获奖背后的内幕。

〔发现《父亲》很偶然〕

“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副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没有一点犹豫，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回忆说，他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为《父亲》挨骂停职〕

罗中立因为油画《父亲》得到《美术》杂志社青睐一举成名，但《父亲》的“发现者”栗宪庭却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父亲》在《美术》杂志上刊发后，除了得到巨大关注外，也引起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父亲》被很多批评家批评为„污蔑了农民形象‟，作为编辑者者的我当时挨骂是肯定的，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应该为当时新的艺术一个展示的平台，给年轻艺术家一个露脸的机会。”栗宪庭说，每一个新的艺术出来都会出现挨骂的现象，但最后大家又接受了，因此他不在乎自己为《父亲》挨骂，即使1993年他被杂志社停职两年，他现在也不后悔。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给出了这样中肯的评价。

〔反对重画《父亲》〕

栗宪庭透露，在他决定刊发《父亲》时，他还收到罗中立邮寄给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了自己创作《父亲》的感想，让我特别感动。这封信我修改了一些内容，就及时地发表在1981年第2期《美术》杂志上。原信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大致意思是说此画是他长期对农民强烈感受的结果，尤其是农民偷粪那个情节，他说想的就是要给农民说句老实话。他后来绘画坚守乡土风格，我也非常支持。”

不过，但对于罗中立重画《父亲》一事，一直拥护罗中立画风的栗宪庭却持反对态度：“我觉得艺术没法模仿，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

第三篇：论述：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

《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

前言

翻开历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任意的掠夺中国的宝藏，国内地主、买办，官僚、大大小小的军阀，盘剥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劳苦民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胜利果实却被军阀窃取。孙中山1920年重返广东，次年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4年1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为了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铲除军阀，建立完全统一的、民主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孙中山在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创建自已的军队。在这历史的伟大转折时刻伟大而宏伟的歌曲《国民革命歌》在黄埔诞生。《国民革命歌》从诞生到现在已经87年了，在这87年中，没有记载该歌曲的词作者是谁？没有记载该歌曲的诞生地？没有记载这首童谣曲调在什么时间流传到中国？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从无到有，一个又一个，主要的有三个吧，到底谁才是〈国民革命歌〉的真正作者，我们不妨翻开历史画卷，重温已经过去的历史，看看谁才是《国民革命歌》真正的词作者，还历史一个清晰的，真实的面目，让人民了解被遗忘的历史。

一、《国民革命歌》创作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封建王朝，建立国民政府。但是，封建王朝虽被国民推翻，国民革命的政权没有真正的撑握在人民手中，国民革命夭折，军阀袁世凯窃取大权，复辟称帝，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孙中山1914年，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后又发表《二次讨袁宣言》。1919年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总理。1920年重返广东，次年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因陈炯明武装叛乱，中止北伐，被迫退居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促成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在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创建自已的军队，指挥平定广州商团叛乱 同年11月，应北京政府邀请，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作不懈斗争。在孙中山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国内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在国内任意践踏，必须打倒列强、消灭军阀，建立人民自已的武装政权，祖国的统一才能实现的历史背境下创作的《国民革命歌》。

二、《国民革命歌》创作时间

1924年8月，孙中山创建“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后易名为“建国军大元帅铁甲车队”，由黄埔军校二期学生廖乾五任党代表，于1924年11月正式成立。根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八卷《廖乾五》 第165页记载：“业余时间，官兵同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并排演目”。“铁甲车队”刚建成立一个月，彭湃就请求开赴广宁县，支持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于1924年12月10日进驻广东省广宁县社岗”。根据历史的记载，在1924年12月10日之前，〈国民革命歌〉还

没有诞生。一直到1925年2月1日，在广州大学成立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上第一次唱响。根据《黄埔军校史料》第332—333页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一日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议程：

1、奏乐；

2、主席宣布开会宗旨；

3、唱国民革命歌；

4、来宾致词；

5、本会代表答词；

6、唱三民主义歌；

7、奏乐；

8、全体高呼口号及万岁”。至此时即1925年2月1日，〈国民革命歌〉才在正式的场所传唱开来。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国民革命歌》创作时间应在1924年12月中旬至1925年元月31日前。更准确一点，该歌曲的诞生应在1924年12月下旬至1925年1月上旬的20天之中，后面再详述。

三、《国民革命歌》曲调的来源

《国民革命歌》曲调是根据法国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歌（儿歌），原名叫《雅克兄弟》的曲调重新填词创作的。法国儿歌原歌词是：翻译过来就是:小雅克，小雅克，你还睡吗？你还睡吗？晨钟已经敲响！晨钟已经敲响！叮叮当。叮叮当。《国民革命歌》原歌词是：“一段：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二段：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四、《国民革命歌》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歌》的诞生，宣告中国国民革命一定成功，一定能成功，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最终将在中国消失。国内军阀必将被打倒、消灭。正如周恩来在1924年9月7日写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消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由于孙中山的逝世，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二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为国民革命政府奠定了基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随后的北阀战争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消灭了在中国的军阀势力。但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国民革命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打倒反革命，最终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日本小野寺史郎（京都大学助理教授）著“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歌政策——《三民主义》的成立过程”（鞠霞 译）一文中指出：除“国歌”及“党歌”外，在国民党历史上还有一种重要的“歌”，那就是《国民革命歌》。1926年 7月 1日，国民政府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广州的广东省教育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天即 7月 2日决议通过了《请颁布国歌案》，其中称： “（甲）请教育行政会制定。（乙）先定文字后定谱。（丙）在国歌未颁布以前，庆卿云歌等，以国民革命歌代之”。“这首《国民革命歌》还被作为临时党歌。例如，1927年 9月，在杭州的基督教学校，登记后要对孙中山遗像三鞠躬、朗读遗嘱、默祷三分钟，然后唱“ Party Anthem”。这里的“党歌”就是《国民革命歌》 12。由此可知，当时国民党并未对国歌、党歌和国民革命歌作严格区分”。

以上所论，就是〈国民革命歌〉他的重大意义的体现。

《国民革命歌》的诞生，从黄埔军校传唱开来，在国民革命军中传唱开来，在民众中传唱开来，及大的鼓舞全体国民及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战斗气势。在二次东征中，激励着、鼓舞着黄埔师生和国民革命军官兵，奋勇杀敌，将军阀陈炯明全部消灭，取

得东征的胜利。在北伐战争中，激励着全体将士，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歌》从黄埔唱起，到东征、北伐，唱遍大江南北，唱遍祖国的山山水水。1926年7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启用《国民革命歌》为代国歌。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以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为代国歌为止。但是《国民革命歌》歌声并没有停止，他以激昂有力的曲调，一直传传唱到现在，仍是一首精典的革命歌曲。所以，《国民革命歌》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五、《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

罗振声简历：重庆市（原属四川省）綦江县东溪镇纸市金和号生长人氏，生于1900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1918年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1920年9月同邓小平一道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在巴黎布洛列支部工作，任干事会书记等职，与聂荣臻、冉均、肖朴生、江克明同属一个支部。1923年6月，共青团旅欧支部全体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罗振声为国民党旅欧部总支部成员之一。1924年7月结束在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及巴黎工业学院机械学系专业毕业。由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到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先期选派少数有能力、有实践斗争经验的干部先期回国，旅欧支部决定派遣周恩来、刘伯庄、罗振声、周子君四同志归国，1924年9月1日到达香港。随后周恩来、罗振声二人回到国民革命政府驻地—广州。9月在广东区委及周恩来的安排下，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一队）。10月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政治部，随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进入军校后，为中共黄埔支部成员之一，在中共广东区委及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学生中推行和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团结学生中进步的骨干分子，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而忘我工作。参加筹组军校《火星社》组织（秘密组织），为骨干成员之一。在1924年12月下旬至1925年元月14日期间创作《国民革命歌》。1925年1月14日，当选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分任特别党部组织委员。又参加筹组中国青年军联合会，为骨干成员。参加第一、二次东征作战，兼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侦察队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赴东江党务特派员，1925年9月6日第二期毕业，留军任校政治部科员、入伍生训练员。后调入国民革命军部总政治部，任总政治部训科科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奉命调回重庆，在四川中法大学重庆分校（简称重庆中法大学）任教，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共青团重庆地委委员，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中法大学支部委员。1927年在《

三、三一》惨案中负伤脱险。被组织上安排回綦江县东溪老家隐蔽，听候组织上通知、等待时机。后教书育人。1939年病故于东溪。

六、《国民革命歌》的创作背景

《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是一个满腔热血的有志进步青年，在《

五、四》爱国运动的冲击下，多少有志青年，到科学较为发达的西方法兰西去学习科学技术，同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他们当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刘伯坚、李富春，聂荣臻、罗振声、吴明等一千五、六百青年，在留法的四年中，罗振声在共产主义的薰陶下，在周恩来、周维桢、聂荣臻等人指引下，从一个青年转变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参加了所在国的革命斗争，深入所在国的最基层，生活在广大的无产阶级工人同胞之中，同他们一道同甘共苦，由此亲自听到这首民谣，日久天长，生活在法国的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们都会哼唱这首儿歌。1924年7月下旬，同周恩来一道回国，考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中国共青团旅欧支部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对罗振声是这样评价的：《罗振声——四川，年、24，1923年4月加入本团，性情直，富于感情，有相当活动能力，主义认识较恩来、伯庄弱，但能刻苦研究，比较以前进步迅速，因进工厂生活太久，法文程度只能勉强看书，曾服务本区布洛列支部，如干事会书记等，颇能热心尽职，有成绩》。由于罗振声具有留法的经

历，法国巴黎大学政治经济系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基础，较强的社会实践工作能力及社会组织能力，不但是中共党员，还是国民党党员。而性情直爽，又富有感情的罗振声

1《广州商团叛乱》进入军校后，威望很快在学生中就树立起来。进入军校后发生的两件大事○及〈陈炯明公然背叛革命〉，激发了罗振声的内心世界，革命激情，以法国民间流传的儿歌《雅克兄弟》的曲调，重新填词，创作《国民革命歌》。这就是罗振声创作《国民革命歌》的创作背景。由于《国民革命歌》创作成功，大大提高了罗振声在黄埔师生中的地位和威信，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届特别党部的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七、《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的几种说法

1、《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为廖乾五

《黄埔军校将帅录》记载：廖乾吾（1886—1930）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原名正元，又名华龙，曾用名刘省三，陕西平利人，曾读私熟，考取贡生。北京京师农业大学卒业，1922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1月赴广州，作为汉口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会后派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参与国民党武汉执行部工作，不久再度赴广州，入黄埔军校政治部任教官，同年被周恩来指派入建国陆海军大元师府铁甲车队，任车队国民党代表，中共党小组长。曾与铁甲车队正付队长徐成章、周仕悌等率部先后参加支援广东广宁县农民运动，平定滇桂军阀叛乱和“五卅”罢工后封锁香港的沙鱼涌战斗，1925年1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协助师长张发奎率部参加讨阀南路军阀邓本殷战斗。1926年10月任第四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30年9月3日被秘密杀害。

另据政协平利县委员会记载的县志人物廖乾五，记载是：“廖乾五------在1925年11月担任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期间十分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亲自主持编写的《国民革命歌》歌词，由战士们从广州唱到武汉”。其创作时间是1925年11月

2、《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为邝鄘

《黄埔军校将帅录》记载：“邝鄘（1896—1928）黄埔军校二期步科毕业，又名爱桃，指日。湖南耒阳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宣传科上尉科员，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4月返乡组织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1月率耒阳县农民参加湘南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任师长。后改任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湘南红军游击队司令员，1928年5月下旬在耒阳县仁义村战斗中牺牲”。

网上流传：“廖乾五------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创作了《北伐军军歌》即《国民革命歌》，一经谱成歌曲，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不朽的历史战歌”。其创作时间是1926年7月。

八、还原《国民革命歌》词作者及其诞生的真实的历史

罗振声、邝鄘二人是黄埔军校二期步科一队学生，廖乾五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史料上归为二期学员）、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中共广东区委及周恩来领导下，罗振声、廖乾

五、邝鄘等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发挥了各自才能，培养和发展了大批进步青年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是谁，《国民革命歌》是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在国内诞生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记载：

一、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八卷《廖乾五》记载：[“1924年 11月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国民党）党代表。12月中共广东区委执委会和大元帅府应彭湃请求，派铁甲车队赴广宁支援农民的减租运动。廖和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率80余名队员于12月10日进驻广宁，廖和彭湃还被大元帅府任命为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领导成员。直到2月19日才回到广州”。“业余时间，官兵同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排演文艺节目”。]铁甲车队离开广州支援农民运动时，〈国民革命歌〉还没有诞生。

又据政协利平县委员会人物传记载：“廖乾五在1925年11月担任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期间十分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亲自主持编写的《国民革命歌》歌词，由战士们从广州唱到武汉”。在此时期，《国民革命歌》已经在广州，在国民革命军中早已传唱开来，认为廖乾五在此时期创作《国民革命歌》。其创作时间与历史记载是不相符的，没有历史事实依据。

另外我们从廖乾五的生平介绍中，已经了解到廖乾五的革命生涯，他没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不知道这首法国民间流传的儿歌的曲调，这就谈不上根据这首儿歌曲调填词了。所以《国民革命歌》不是廖乾五所作。

二、网上流传：“邝鄘：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创作了《北伐军军歌》，一经谱成歌曲，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不朽的历史战歌”。这里所指的 《北伐军军歌》即《国民革命歌》。其创作时间与历史记载是不相符的。没有历史事实依据的。

同样，邝鄘也没有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不知道这首法国民间流传的儿歌及其曲调。不可能是根据这首儿歌曲调填词了。所以，邝鄘也不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

人们流传所说的《北伐军军歌》即《国民革命歌》也是不确切的，《国民革命歌》一诞生，该歌名就定为《国民革命歌》，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已经在黄埔传唱开来，至于北伐战争开始后，是否将《国民革命歌》定为《北伐军军歌》，还没有得到相关历史事实的考证。这是不争的史实。我们可以从下面三点来证明：

1、第一次在公开场所传唱〈国民革命歌〉，是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上。据〈黄埔军校史料〉第332——333页记载：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联合成立大会记：（大会议程记载得非常清楚）

五、开会。

1、奏乐。

2、主席宣布开会宗旨。

3、唱国民革命歌。

4、来宾致词，5、本会代表答词。

6、唱三民主义歌。

7、奏乐。

8、全体高呼口号及万岁。（本文发表在〈青年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1日版）

2、第二次在公开场所传唱《国民革命歌》是在东征途中，在东莞县军民联欢晚会上。《黄埔军校史料》第248——251页记载：《东莞各界对黄埔革命军之信仰》一文中摘录如下：“东莞六日通讯”，“是晚东莞县国民党特召集市民开一联欢会，到会者千余人。首由主席宣布开会宗旨，首由谢星南演说，略述三民主义之大意------。次罗振声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次周恩来演说：谓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次李均伊演说，演毕，群唱国民革命歌，杀贼歌”。（该文发表在1925年2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上）

3、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发行的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于1925年2月20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国民革命歌》词曲谱全文。没有署名。○

三、在排除了廖乾五及邝鄘不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民革命歌》词作者就是罗振声。下面几点来论证：

1、《黄埔军校研究》第三辑：黄埔军校二期生研究》一文中记载：“黄埔二期学生留学法国勤工俭学的共有三人，罗振声、吴明、廖开”。其中吴明与廖开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后被遗返回国。所以只有罗振声在法国时间最长，长达近四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记载：“旅欧共青团支部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报告中，对罗振声的评价：‘罗振声-----因进工厂生活太久，法文程度只能勉强看书’”。根据历史记载，罗振声在留法期间，大部份时间都生活在工人中间，同法国工人兄弟们同作工，同生活。同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法国民间流传的儿歌，在最底层的工人来说，是家喻

户晓，对他来说就不陌生了。我们认为：罗振声根据法国民间流传的儿歌《雅克兄弟》的曲调重新填词创作《国民革命歌》就有历史依据了，同时认为这首法国民间流传的儿歌《雅克兄弟》曲调，是罗振声回国参加大革命时期带入中国的。

2、《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记载：旅欧共青团支部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报告中，对罗振声的评价全文：《罗振声——四川，年、24，1923年4月加入本团，性情直，富于感情，有相当活动能力，主义认识较恩来、伯庄弱，但能刻苦研究，比较以前进步迅速，因进工厂生活太久，法文程度只能勉强看书，曾服务本区布洛列支部，如干事会书记等，颇能热心尽职，有成绩》。

《中国共产党旅欧才部史话》164页记载：“同年（23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三人代表旅欧共青团，到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并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所属八十余名团员全部都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旅欧组织”。

3、黄埔军校是一所革命的大熔炉、中国革命的政治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罗振声不仅具有留法的经历，法国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生，不但是中共党员，还是国民党党员。其性情直爽，又富有感情，还具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的由旅欧支部派遣回国的年青干部。黄埔军校这座历史的政治大舞台，正是罗振声等胸怀大志的年青军人，大展才华的政治舞台。进入军校后，威望很快在学生中就树立起来。在第一期即将毕业，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届特别党部即将结束，换届选举即将进行前，罗振声在此期间完成了《国民革命歌》的创作，在黄埔军校中一经传唱，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影响非常巨大，所以罗振声在军校学生中的威望更进一步的得到提升，1925年1月14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届特别党部选举，罗振声高票当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组织委员），罗振声一举成名。我们推断罗振声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国民革命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4、〈黄埔军校史料〉第248—251页记载：“是晚（指25年2月6日）东莞县国民党特召集市民开一联欢会，到会者千余人------次罗振声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这一史实记载，证明了罗振声对自已的作品，对作品的内容进行诠释。作品的深层内涵，才能表现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只有作者本人才能体会到作品内容在那个时期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非本人作品根本不可能有深刻的体会，他人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正式场所发表演说。从作品诞生到发表演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时期，全体黄埔师生都在紧张备战，准备东征，而东征刚刚才不到一个星期，就发表演说，这不会是历史的巧合。《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的报导，准确的记载了此次大会的实况。更重要的是清楚的记载了由罗振声创作的〈国民革命歌〉，由罗振声自已亲自发表演说，达到了所创作的〈国民革命歌〉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能通过演说，在国民革命军中，在广大民众之中得以更快的传播，传向全国各地。历史证明：这首〈国民革命歌〉的诞生，在国共两党中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在两次东征及北伐战争中激励全体官兵奋勇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在1926年7月2日，正式确定〈国民革命歌〉为中华民国代国歌，一直到1930年。〈国民革命歌〉从黄埔唱出，唱遍广东全省，唱遍祖国各地，唱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一直传唱到今天，人民还记得它。

5、罗振声在东莞军民联欢晚会上的演说，据史载，我们可以考证它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东征开始，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组织军校政治工作者，向广大民众大力宣传东征的重大意义，发动广大民众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作革命军队的坚强后盾，消灭反动军阀势力，解除民众的痛苦。在东征军很快的就占领了东莞，《黄埔军校史料》中，‘东莞各界对黄埔革命军之信仰’一文记载：“东莞六日通讯，我军初到时，人民尚未深知革命军与他处军队之异点，市中店户，均关门停止贸易。待军官学校行营派出宣传队在市上散发孙大元帅之照片时，有一老妇人挤入群中要求给与相片一张，并高呼杀陈炯明。是日东莞商分会，特派员前来谒见校长，并请其亲至商会以表欢迎之意，与校长偕往者：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参谋茅延桢。------首由商会长发言，------蒋校长起立发言，------次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起立演说。------次校长发言，------次商会董事与周主任接洽”。为了更快的在民众中进行政治宣传，发动民众，当时政治部的根本任务就是政治宣传工作。可以看到政治工作 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历史证明：东征的胜利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支持，广大民众的支持是此次东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周恩来与东莞县国民党的联络下，由东莞县国民党特召集市民联欢会，由于罗振声成功创作的〈国民革命歌〉，唱出了革命军及民众的心声。在黄埔军校传唱后取得了重大成效，现在向全体市民推荐这首歌曲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决定由该歌词作者在晚会上发表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重大意义，这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周恩来与罗振声多年的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周恩来对罗振声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罗振声创作的这首歌，周恩来肯定了他的创作，符合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尽快的向民众传播，已时不容缓。另外，我们从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届特别党部组成人员来分析，蒋介石任监察委员，吴明任宣传委员、罗振声任组织委员，陈作为任财务委员、周逸群任党务委员。假如该歌曲不是罗振声所作，应由特别党部执委的吴明来演说，因吴明是特别党部宣传委员，罗振声是组织委员，分管特别党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当时为什么不指定吴明，而是指定罗振声发表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重大意义，这不会是历史的巧合吧。唯一的解释就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就是罗振声。

历史的记载上没有明确写明词作者是谁，但是通过历史的考证：“该歌的曲谱来自法国，罗振声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生活了四年，周恩来又指定罗振声发表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由于罗振声的革命经历及在黄埔军校的地位，我们认定罗振声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就是罗振声。其诞生地就是黄埔军校。该歌曲调是罗振声从法国带到中国的，它的时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准确时间是1924年未至1925年初。

后

记

日本小野寺史郎（京都大学助理教授）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歌政策——《三民主义》的成立过程》文章中说到：{《国民革命歌》主要用在军队行进的时候。因其曲调轻快、易于上口，歌词简明易懂、便于记忆，于是在国民革命时期广泛流行开来。关于《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是谁，至今未有可信资料出现，在此也暂不作讨论}。由于历史的尘封，这首脍炙人口的历史歌曲的词作者，一直不被世人所熟知。虽然日本小野寺史郎在该文中已经提到：“使用这首歌最早的事例之一是，国民党第一次东征时，1925年 2月 6日，在东莞的“市民联欢会”上齐唱了这首歌。这是已知颂唱这首歌最早的一次”。“是晚东莞县国民党特召集市民开一市民联欢会，到会者千馀人，„„首由谢星南演说三民主义之大意，„„次罗振声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次周恩来演说„„演毕，群唱国民革命歌、杀贼歌”。但他在该文中他已经提到了罗振声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因他并不知道罗振声的历史，没有更深入的去探讨该歌曲的词作者，去考证。外国人都在关心《国民革命歌》，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去关心他，特别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是因为〈国民革命歌〉在中国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影响力。

《国民革命歌》及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罗振声，我们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他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有多少中共早期人物及多少革命志士被历史遗忘，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不应忘记他们，人民不能忘记他们。在罗振声去逝七十二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罗振声和《国民革命歌》又联系在一起。我们是綦江县东溪古镇土生土长的东溪人。在四十多年前，我们就听到罗振声生前好友、同事、学生就谈及罗振声，特别提到《国民革命歌》是出自罗振声之手，并教学生们唱《国民革命歌》。在我们青少年时期就烙下深深的烙印。但由于没有文字上的史料记载，当时就把他放在一边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查找、收集、整理罗振声的历史资料开始了，通过三十多年的时间，查阅各种历史记载，我们基本上弄清了罗振声的当年早期革命的历史事实，整理后，我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罗振声同志的生平介绍》一文。本次为了进一步的阐明《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还原了整个历史，让历史记

住他、让人民记住他。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作

者；陈志元，刘成国

联系电话； *** *** Q Q：597541967 Q Q：1175978216 邮 箱；czywth@163.com

住 址：重庆南岸区南坪融侨半岛云满廷C区

2011年8月9日星期二 注释： [第一件大事：○《广州商团叛乱》：它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正密谋以武力推倒孙中山的政府。1924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当时称作“国庆”。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名义，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消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下午三时，参加这次集会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群众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同全副武装的商团相遇。突然，商团向集结的徒手人群施放排枪，当场打伤二十多人，强行捕去一百多人。油业工人黄驹中枪死后，又被商团残忍地剖腹示众。接着，商团连续逮捕许多工农群众，进行严刑拷打，并派出分队在广州街道上武装巡行，强迫商店罢市，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威胁。恐怖的局面持续了三四天。十四日，从粤北回师的警卫军和粤军第二师等迅速包围广州的商团总部。经过一夜激战，于十五日下午将商团全部缴械。

第二件大事：军阀陈炯明公然背叛革命，反对国民政府，正准备攻打广州。此时孙中山应北京政府邀请，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作不懈斗争。而此时广东省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公然背叛革命，反对国民政府，激起全国人民及黄埔师生共愤，国民政府准备东征，消灭盘据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青年军人》第一期于1925年2月20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国民革命歌》词曲○谱全文。没有署名。

为什么没有署名，作者分析如下：

1、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2月1日，据历史记载：罗振声是该组织的筹备组织人员之一，骨干成员之一。由于罗振声担任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后，其工作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第一次东征又即将出发，罗振声又兼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侦察队长，东征前的侦察工作对作战的重要性，所以该会的成立大会都没有参加，就随东征军总指挥部参加东征，一直在前线。“青年军人”创刊号于1925年2月20日上登载〈国民革命歌〉的词曲，没有记载词作者，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环境、特殊历史背景的情况下，编辑人员基于《国民革命歌》的重要性，为了更快的将该歌曲传播出去，没有核实该歌曲的词作者的情况下出版，这是可以让世人理解的。

2、“青年军人”创刊号于1925年2月20日出版时，正在东征途中，在激烈的战争中，当罗振声看到此刊时，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关心注词作者是谁，关心的是他的发表，他的传播。因为在2月6日晚，在军民联欢会上，罗振声已发表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其目的就是他的传播，更早更快的在全军、全体民众中的传唱。为什么没有将自已的名字记载在上面，作为当时的罗振声，身上的重担及自已在军校的地位，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员，连这点个人的得失都去关心吗，况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谁去关注著作权。很多文章署名都是使用别名，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认为，罗振声在当时或过后，没有去关心《国民革命歌》歌词应该署名，署上自已的大名。完全应该得到世人的理解。

3、我们认为：尽管当时的刊物没有记载词作者，当年的黄埔老人已离开我们，没有见证人，但历史还是留下了清晰的记载，记录了当年罗振声发表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从这一点上，结合罗振声的革命经历及其它史料的佐证，我们认定《国民革命歌》词作者是罗振声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四篇：罗中初2015级6班班规（本站推荐）

罗渡中学初2015级6班德育量化管理制度

实 施 办 法

班训：拼搏创造奇迹，奋斗书写辉煌

预期目标：同学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行为规范，积极向上，成绩提高。

预期困难：同学不认真施行规定

解决对策：班主任经常督促，强调纪律、自觉的重要性；让班委加强监督；告知家长这一制度，共同监督。

管理方法：（总则）

1、以组为单位，6-8人一组，大概7-8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负责记录本组成员的加分扣分，监督组员日常行为，及时向纪检部长报告小组的违纪情况。组员也可以反监督组长，组长若有违纪等行为双倍处罚；

2、纪检部长负责班上的课堂上、自习课和午自习的纪律和学生的出勤情况做好记录，对违纪者做好记录并向班主任老师汇报。全班同学也可以反监督纪检部长，若有违纪等行为双倍处罚；

3、安全部长负责解决同学之间的矛盾纠纷，有安全隐患的要及时提醒并解除，不能解决的要及时报告给班主任老师。

4、劳动部长可以不参加扫除，但要负责监督好每天的公地扫除工作，对不打扫的或没有扫干净的要当天及时做好处理，并及时向班主任老师汇报，否则由劳动部长负责打扫。

5、生活部长可以不参加扫除，但要负责监督好每天的教室扫除工作，对不打扫的或没有扫干净的要当天及时做好处理，并及时向班主任老师汇报，否则由生活部长负责打扫。

6、学习部长负责班务日志的填写工作，对每堂课的上课情况做好记录，每周的星期五下午

第三节课交到教务处，次周的星期一上午第二节课去领回。

7、班长负责全班的管理，每周结束后，各组长、部长将违纪扣分和加分汇总交班长，并统计所有人的分数排名，将分数上报给班主任，班主任在星期一的班会中进行奖励和惩罚工作。

8、根据分数统计，每周排名前十的同学可以获得表扬。每周排名后十的同学，需要去班主任处说明原因并需要义务打扫卫生一天；连续3个星期排名后十的同学需要义务打扫卫生一周，连续4个星期排名后十的同学需要作出深刻的检讨并且告知家长。

9、每周评选一次优胜小组，每月评选一次优秀个人（学习之星、文明礼仪之星等）。量化管理:(细则）

学习方面

1、不按时交作业或不认真完成者每次-1分，早晨来抄作业或作业不交者每次-2分；

2、单词听写或课文背诵没过关者每次-1分；

3、各科（语文、数学、英语）作业每周得5个A+者+1分,10个+2分（按单科计算）；

4、上课积极主动并举手发言者每次+1分，小组展示优秀者每次+1分，受到老师特别表扬

者每次+2分；

5、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的，每次+1分，获得第一、二、三等奖的，分别+8、5、3分。

6、期中、期末或月考，考试前十名分别+10、9、8……

2、1分；期中、期末或月考，考试后十名分别-10、9、8……

2、1分;

清洁卫生方面

1、扫除不干净，不认真和学校检查时被扣分的每次-1分，并重扫一天：

2、忘记扫除或不参加（逃）扫除者每次-2分，并罚扫一周：

3、乱扔垃圾，地面垃圾多者每次-1分并打扫教室一天，第2次发现-2分并打扫教室二天，第3次等依次类推：

4、参加义务劳动或主动帮老师做事者每次+1分：

仪容仪表方面

1、不穿奇装异服，衣冠整洁，若有违反者-2分：

2、男生女生都不得烫染头发，男生头发不得过长，女生不能披头散发（按照学校的男女生发型要求执行，若有违反者-2分；

3、女生不得佩戴项链、戒指等，不得化妆，涂指甲，若有违反者-2分；

4、男女生均不得穿拖鞋进入教室，若有违反者-2分；

纪律、出勤方面

1、早晨和中午到校迟到，早退的一次-1分；

2、旷课，迟到超过20分钟算旷课一次-5分；

3、有事不能来学校的，必须向班主任请假并写好书面请假条，否则算旷课处理，一次-5分；

4、午休、自习课期间说话的一次-1分，大声喧哗，不服从组长或纪检部长管理的-2分；

5、上课期间讲话，做与当堂课无关的其他事，睡觉，影响他人者-1分，被老师请进办公室，顶撞老师的-2分；

6、讲脏话，不文明用语，给同学起外号，侮辱同学的每次-2分；

7、不参加学校集会（晨会、活动、课间操等）每次-1分并打扫教室一天，第2次-2分并打扫教室二天，第3次等依次类推：

8、集体活动违反纪律，大声喧哗，不听从指挥的-1分，被学校领导发现处理的-5分；

9、体育课不参加集合的每次-1分并打扫教室一天，第2次-2分并打扫教室二天，第3次等依次类推：

10、检举他人违纪或嘉奖行为上报，经核实无误的每次+2分；

安全方面

1、与同学、老师之间吵架、打架，顶撞老师的-5分，并打扫教室一天；

2、与社会上的混混有来往的，并参与打架，聚众闹事者-10分，并打扫教室一周，同时请家长到学校配合教育；

3、与同学之间搞恶作剧，闹事，欺负同学的一次-2分；

4、在校上课期间包括体育课，有翻爬围墙和栏杆的-5分，并打扫教室一天；

5、下课期间不得在走廊楼道追逐打闹，若有违反一次-1分；

6、有私自下河、塘、堰洗澡的一次-10分，并打扫教室一周，同时请家长到学校配合教育；

7、有携带管制刀具的，拒不上交和不服从安全部长的管理的-5分，并打扫教室一天；

8、有进入游戏室、网吧打游戏的一次-5分，并打扫教室一天；检举揭发他人违纪的，经核实无误的每次+2分；

9、在校上课期间，不得携带手机或MP3进入学校和教室，若有违反每次-2分，经老师教育仍不改的，第二次-5分并打扫教室一天，同时请家长到学校配合教育；

爱护公物方面

1、损坏公物，照价赔偿（按照学校规定的单价执行）

门100元窗子100元窗玻璃20元电扇100元

电扇调速器20元灯开关10元电灯管10元饮水机100元

课桌80元凳子20元扫帚10元撮箕 15元

水桶 15元粉笔2元每支

2、有损坏公物的，并主动承认维修的，修好即可，但也要根据情况轻重扣除德育分1-5分不等；若有他人检举揭发的，按照学校规定的单价照价赔偿，经核实无误给检举人加德育分每次+2分；

初2015级6班班委会

2012年9月

附：初2015级6班班委会成员

名单

班长：李清莹

副班长：陈凤（负责考勤和纪律检查）

徐彦（负责班务日志及学习情况统计）

邱海银（负责生活饮用水和教室清洁卫生）

学习部长：徐彦

纪检部长：陈凤

生活部长：邱海银

劳动部长：陈晗

文娱部长：唐琪雅

体育、安全部长：王顺

各小组长名单：

第1小组长：谌强第2小组长：曾川东第3小组长：马红梅

第4小组长：唐甜第5小组长：陈凤第6小组长：尹志琴

第7小组长：邹发亮第8小组长：殷冬梅第9小组长：曾勇生

第五篇：参加四川省骨干科技教师心得体会--罗小明

参加四川省骨干科技教师(科技辅导员)专项培训心得体会

遂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罗小明

2016年4月11日-13日，我作为遂宁市代表之一参加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在成都市花园城酒店举办四川省骨干科技教师（科技辅导员）专项培训。非常感谢省科协组织的这次培训活动，给我们创造了这个学习的平台，也非常感谢市科协普及部的祁部长，感谢他能给我这次培训的机会。我是11日下午到花园城酒店报到，12-13号全天学习，13号晚上返程。

一、培训学习介绍

1.12号上午八点半开班仪式（11日报到）。九点正式开始学习。12日上午聆听了东南大学叶兆宁教授的《STEM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讲座。让我们对STEM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2、12号下午是成都双流华阳中学张晓容老师为我们分享的《创新的故事》，张老师让我们对如何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有了更地气的指导。特别是她列举的几个学生的例子，让我感到非常振憾。更让我们感到科技教育活动的重要，感到我们这项工作是多么地有意义.3、12号下午成都银都小学陈雪松老师幽默风趣地为了我们讲解了scracth这个软件的基本操作，还为我们分享他平时教学中的有趣的教学方法，特别是智能手机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运用，让我们开阔了界。4、13号上午张逸中博士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对STEAM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5.13号下午张逸中博和天府石室中学梅彪老师分别为我们指导了《DNA项链》和《纸电路》这两个实验，大家积极动手，亲自参与这两个实验。最终大家好多都完成了这两个实验，并且还纷纷拍照留恋。，培训中我亲身体验了“做中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并真切的感受到了这种理念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二、培训心得体会

通过听讲座，动手实践操作测试和相互交流，使我获益匪浅。在培训中我不仅学到了最新的科技知识，提高了自身的业务素质，而且学到了科技教师应具备的多方面能力和素质，拓宽了我的视野，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有很大的启发。同时通过培训也使我更加坚定了今后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下面，我简单的谈谈在这次培训中我的一些体会。

1、如何更好地地开展科创大赛

虽然现在国家取消了科技创新大赛的加分，但张晓容老师仍在科技教育活动做得有声有色。本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都不应该带有功利性，而是更多地培养学生热爱科学、探究科学的素养，张老师能通过科创大赛这个切入点，让所谓的“问题学生”能够成人成才，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借鉴她的“懒”方法：1.要发现好苗子；2.给他们创造好探索、研究的环境（家长、老师、其他机构）；3.平时多鼓励学生。2.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

通过这交培训，我还结识了许科技老师，了解了不同地区科技教育的发展现状和特点，了解了科技教育的发展潜力。另外在培训中看到其他地区的科技老师的现场展示不仅让我大开眼界，同时也学到不少知识和技巧。

3、STEM中任务驱动教学是搞好科技教育的有效方法

（1）、科技教学强调从问题入手。从任务入手，以任务促学，以任务导学，以任务为学习主线，教师和学生通过观察实验探究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在科技教学中努力创设情境从问题入手，使学生带着愿望去学习。那么作为老师应该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告知答案，把探究的时间还给学生，只有这样，从问题提出，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运用一系列的方法，到最终解决，这才是教学的全过程。在经历过程和运用方法的研究过程中，学生必然会获得相关的知识，掌握一定的技能，发展一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教学目标就不难达成了。

（2）、把探究摆在首位。科学课堂上没有什么比探究更重要。《科学课程标准》指出：“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中心。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是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途径。”

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和方式。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是学习科学的主要途径。科学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学习的能力基础上，向学生提供充分的科学探究机会。在科学课的学习过程中，要使儿童在像科学家那样进行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体验学习科学的乐趣，增长科学探究能力，获取科学知识，当然探究不是唯一学习模式，他需要和别的教学模式相互作用。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4、自我反思

几天的培训我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变大了，通过和各地科技骨干教师交流，我深深体会到要当一名好的科技教师，就要更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理论水平、课堂教学能力等，而这就需要我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学习各种教育理论，并勇于到课堂上去实践，及时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加大带头作用等。在感受压力的同时我也增强了信心。

通过学习使我的思想有了转变，作为一位科学教师，必须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在科学的探究过程中，教师不再把科学知识的传授作为自己的主要教学任务和目的，也不再把课堂的宝贵时间花费在检查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上，而是成为学习共同体中的成员，在问题面前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寻找答案，在探究科学的道路上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伙伴和知心朋友，成为一名引导者和领路人，陪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究一起去寻找答案。现在应该提倡互教互学，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四、建议

我们下面的各级各类学校对将全国和世界上各级各类的科技活动比赛的信息根本不太熟悉，还望能将这些比赛多多宣传到下面学校，让学校知晓这些比赛，这样才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

总之，这次在成都的培训不虚此行，我深深地体会最深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教师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责任越来越重大，同时社会对科技教师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科技教师如果不努力实现在专业方面发展，将跟不上不断变化的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不断学习，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并把这次成都培训所学的内容和方法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把最好的教育带给学生，回报各级领导的重托和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