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都市词在宋朝发展兴盛的原因

第一篇：论述都市词在宋朝发展兴盛的原因

论述都市词在宋朝发展兴盛的原因

摘 要:宋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中古期的第二段，是继唐代文学盛兴之后，又一文学巅峰，而词作为宋代文学传统文体。其创作与影响力趋于高峰，都市词的创作功不可没。宋代大力发展和兴盛了都市词的创作，而究其原因与宋代社会人文关系密切。一是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促进了享乐这一文化形式的诞生。二是由地域文化导致。三是宋代都市商业化的发展程度高，而市民阶层大大提升和扩大，为都市词提供了市场和空间。四是大量专门从事词曲创作的文人，为都市词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五 唐诗的成就，间接成就了都市词的兴盛。六是词这一文学样式内在发展规律的产物。

关键词:都市词；社会背景 地域文化 市民阶层 商业化 文人创作 唐诗 文学规律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s middle period of the second stage,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orthodox literature, and after a literature, and word as top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tradition style.Its creation and tend to peak, urban word influence to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A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prosperous urban word of the creative work, and investigate its reason and the society of song dynasty human relationship is close.One is the song dynasty the particular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promote the pleasure the culture forms of birth.2 it is the regional culture cause.Three is the song dynasty urban commercial development degree is high, and citizen stratum greatly advance and expand, for the city to provide market and space words.Four is specially engag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ung literati, provides for the city words continuously.Five of the tang poetry achievement, the city of indirect achievement word prosper.Six is a word that literary style inner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Keywords: urban word;Social background regional culture townsfolk commercial literati tang poetry creation literature rule

中文摘要、关键词·····································1 英文摘要、关键词······································ 目录 前言 正文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都市词是宋词主要的题材方向，已来源于芸芸众生的都市生活，已的兴起与发展一直随着都市化的进展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都市，并不是自古有，是人类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我国都市生活历史悠久，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而宋朝都市化发展的巅峰。必然在社会人文发展较之前产代历史有着特殊性，这些影响在文学艺术上尤其突出。

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词体本身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愉悦，而且在于它扩大了对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而都市词的创作正好充分 体现了这一点，在宋词史上理应具有崭新一页。

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为都市词的兴盛提供了肥沃土壤影-----享乐风盛之行

宋代百年间，国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百百姓生活富足，物质生活的满足提高了精神生活膨胀需求。于是产生了以娱乐为主的文学样式，说话，杂剧，影剧、、、、、、、都市词同期音乐，舞蹈，唱词的结合为一体而应人注目。因此很好符合享乐这一文化潮流。1926年，胡云翼先生出版的《宋词研究》一书，其《宋词发达的因缘》中指出的五大原因之一就是“时代背景”：北宋“国家平靖，人民自竞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南宋“偏安已定”，而“要求享乐的颓废的时代”亦造成“艳词发达”。这种享乐风气，与开国皇帝宋太祖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宋太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曾劝石守信等臣下说：“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政府还收天下财力、人力、资源于东京；再加上政府优待官僚，奢靡之风、攀比之风、享乐意识渐胀。

到了中期，因为长期处于北方异族侵略的威胁下，为转移矛盾和注意力，政府鼓励并带头进行享乐。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层出不穷，每当节日，往往是全城出动，彻夜狂欢，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欢 乐中，“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晁冲之《上林春慢》）。十几里的街道就像是一条红色的灯龙，箫鼓振作，响彻天际，“金阕南边，彩山北面，接地罗绮，沸天歌吹”（万俟咏《醉蓬莱》）。

可以说，享乐词不是只出现与宋代，但只有在宋代出现这种上至宫廷朝堂，下至黎民百姓的大众享乐潮流。地域文化是发展的又一先天优势

宋代都市化城市集中在南方，而南方的风格人情，自热风光你，给词的创作提供了天然土壤。南方的湖光山水，含蓄质朴的民风与蕴藉小词可谓是珠联璧合。

从东汉以来，因战乱等原因，经济重心由中原向长江中下游转移，两宋之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重心继续向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南移，兴起了一大批城市，如临安（杭州）、成都、苏州、毗陵（常州）、潭州（长沙）、豫章（南昌）、镇江、鄂州（武昌）等。而南方清丽秀绝的湖光山水，绵软多情的民风，发达的城市经济，市民世俗的享乐生活方式，与华美锦丽的小词显得相当合拍。

两宋300年间，著名的词人大都出自南方，据考证宋词作者籍贯可考者800余人，北方人仅占17.4%。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出落了文士内向文弱的天性，也滋养了词境的柔媚性、词情的香艳性和词风的绵软性。

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出落了文士内向文弱的天性，也滋养了词境的 柔媚性、词情的香艳性和词风的绵软性。宋代都市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及市民阶层的兴起是都市

词发展兴盛的关键

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都市汴京，南宋的都市临安以及建康，成都都市等人口达十万以上的打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和是得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环境。

在宋朝，逐渐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新兴城市格局。宋代以前，我国城市管理方面实行坊市制度，即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到了宋朝，这一格局逐渐被取代：首先，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扩大了商业区的范围和经营范畴；其次，城市夜生活时间的延长，形成“夜市”、“鬼市”、“晓市”，夜市中观怪陆离的感受成为都市词的题材。《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中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再次，新型的娱乐项目出现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例如瓦舍，正是一种集多种娱乐于一身的场所，众多的市民留恋于此，有些人甚至“终日居此，不觉抵暮”。而一些平时难得来此的市民，也会在“深冬冷月无社火看”的时节，选择在瓦市消遣时光。瓦舍已然成为两京一些市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也为都市词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受

众。

不难看出都市化发展为都市词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而市民阶层可达则扩大了民众对词文化的精神需求面，在经济和情感上都给都市词发展留有了很大发展空间。

文人对都市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代文人中出现了一批高于文学创作，专门从事词曲创作的文人，北宋以晏殊，柳永为突出。南宋以李清照，陆游为著名。那么，宋代文人的创作有利于都市词的发展。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此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数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表现有政治、社会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发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绮丽，与他的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认为是伪作。宋代使得士大夫有丰富的声色享受，又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自然能够领略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词便是他们的最适合宣泄内心衷肠的渠道。诗词分工的观念对北宋的发展大有好处由于词看作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的抒写旖旎风情，次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这些都不在束缚了词人创作开放的思维，也刺

激了都市词的发展。

此外，次是宋词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遣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如刘永常 常出入秦楼楚馆，“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北宋中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也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词的繁荣和发展。唐诗促使宋人另辟蹊径；间接地成就词的发展。当然尤其是都市词的兴盛。

仰望唐诗，宋代文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词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决定唯有另辟蹊径，才能不同于唐诗的辉煌。词作为一种晚唐才兴起的另类文学样式。是一块未被人们开拓的‘处女地’。在许多空间和角度去创新，是一条追问成功和辉煌的方向。而都市词更是很多由文人创作。词人将诗歌、词的艺术风格巧妙结合起来，使得词风格别具一格。因此配合都市化发展，都市词也掀起了又一文学高潮。

6宋词发展是文学发展现得的需要而都市词的兴盛也自身发展的结果

词非产生于宋代在唐朝就已经产生。历经五代之后，综合各项社会因素，在宋代大方异彩。薛昭蕴就有描写唐朝长安的《喜迁莺》：

„„九陌喧，千户启，满袖桂香风细。杏园欢宴曲江滨，自此占芳辰。

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

花色融，人竞赏，尽是绣鞍朱鞅。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到了宋代，都市词有了极大的发展，既有众多描写壮丽雄伟、富庶喧嚣的汴梁、杭州等城市的词作，也有描写战后衰败寂寥都市的作品；既有描绘热闹喜庆的传统佳节的作品，也有描绘都市妓情、茶楼酒肆的日常百态的佳品，数量可谓是十分丰富。

从上古的诗经、楚辞、再到汉乐的诗歌、魏晋南北的唐诗的魅力四射，至宋词的蓬勃发展。从“艺术生产”的理论意义上讲，呈现为社会历史的精神文化产品，是社会实践和精神创造的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

都市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一方面它的流传、发展与都市的发展有重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都市词的传播与接受离不开都市的发展，都市文化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还使词表现出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思想色彩；而另一方面都市的特有风情，唤起了文人的艺术才思，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在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以及宋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别具影响力。文人对都市的描写，成为宋词中的一大题材，像都市节序词、妓情词的数量都非常可观，都市词正好成为宋人所追求的审美化、艺术化、雅化人生的最好载体。同样的道理，文学内在主体会调节文坛的创作。继唐诗宋词文学之后，出现了元曲明清长篇小说等文学有一文学样式，共同见证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的沉淀。

参考文献: [1]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61.[2]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

-.杭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王兆鹏唐宋词分类选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44.[4]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7）：64.【5】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09级语文教育

黎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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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自晋朝以来，各时期政府都有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无论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也罢。他们都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兴盛。以至于佛教成为一种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崇佛礼佛现象更是在梁武帝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认为，自己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异。佛教也为外来宗教，与中原文化相异，所以，他们自应崇拜。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可见，少数民族君主对佛教的认可。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华兴盛繁荣。

四是佛经的译著和佛学人才的推动。在这一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或由外国人翻译，或由中国人翻译，这是大量佛经流传于社会，佛教思想教义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佛学重要著作。在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非凡才华的佛学天才，像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对于佛学义理、教义、思想的研究，对于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对时人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新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关注佛教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让我们对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有更宽泛的认识。研究古代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 对于认识现代宗教的流传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

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社会原因》 张岂之《中国历史》

第三篇：***种植中心在都市农业发展研讨会发言

都市农业发展研讨会发言

***种植中心自2000年建立以来，本着以企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为目标，通过“企业+农户”的运作机制发展现代化设施农业，使之成为农业产业化龙头，带动农民发展设施园艺产业。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农林科学院的支持帮助下，紧紧依靠科技进步,经过几年的发展，***种植中心从零起步，从无到有，目前已成为占地1000亩，有日光温室330个，拥有京西规模最大的温室群的农业产业化基地。被市农工委和市技术质量监察局授予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优秀单位、被***区授予先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被列为***区一日游定点单位。

几年来，在***农科院的帮助下，我中心引进了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如名特优新蔬菜品种，自动化控制节水滴灌技术、温室环境自动调控技术，观赏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中心的科技含量，使中心的设施园艺技术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我种植中心生产的蔬菜，已通过安全卫生食品体系认证，经市技术质量监督局多次抽检均符合安全食品要求，生产环境质量技术达到了国家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的有关要求，生产执行标准为国家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农业行业标准和《***食用产品安全生产暂行标准》。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围绕下面几方面来展开工作

一、开发农业新功能，把园区建设成为旅游观光休闲园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到郊区旅游观光的需求不断增长，开发园区新功能势在必行。把城里人吸引到园区观光采摘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农业行业。我园区靠近城区，交通便利，又有农科所技术方面的大力支持，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前几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今后，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在温室大棚种植有特色、观赏性高的蔬菜，绿化园区，让人走进园区就像走进一个大花园。吸引更多的人来我园区观光采摘。体验农耕与丰收的喜悦。

二、保证质量，保住品牌，加大礼品菜销售

我中心在蔬菜的生产中，一直坚持无公害生产。病虫害大多采用物理防治，天敌防治，使用国家认可的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经多年的努力，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碧琨”牌。并且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占有量，和相当的知名度。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含量，提高蔬菜品质，生产出特色、优质、安全的蔬菜。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蔬菜。现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礼品菜在市场中将有很大销售空间。去年我中心销售礼品菜一万多箱。今后我们要对礼品菜的包装、蔬菜品质、销售渠道作进一步的改进，加大礼品菜的销售。

三、做好市场调研，拓宽销售渠道

这几年的销售，我中心一只以直销为主要渠道，批发商直接来我园区购买，这样价格就要低很多。去年，我们在***设了一个直销点，经济效益很好。我们想顺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在离市场比较远的居民小区建立直销点，在营销上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并可以捆绑销售***的名优土特农产品，让我们的直销点覆盖全***，用优质的蔬菜和热情服务态度赢得更多的顾客，让更多的人认识碧琨，认识***、认识***。

园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蔬菜。但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蔬菜优质不优价。

一、在无公害的生产过程中，为保证蔬菜品质，尽量使用物理

防治。病虫害，（黄板、防虫网、天敌等），价格高，使用量大。按国家规定使用的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价格也很高。这样生产成本加大。

二、种子价格非常高，但我们生产的蔬菜不能比外地运来的蔬

菜价格高，不然就销售不出去。这就使我们的生产效益降低，付出的劳动和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以安全食品体系认证和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为手段，实现名优特菜的绿色安全生产，创建公认品牌，从而提高农产品的等级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完成ISO-9000等国际标准体系认证，与国际接轨，使产品走出国门，最终实现出口创汇。

***种植中心

二OO六年十二月

第四篇：在词的发展史上

在词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词有着特殊的地位，对宋词的影响更是十分直接的。在对晚唐五代词的美学理解中一）“温韦”与“花间词人”

温庭筠，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填词的作家，存世约七十首。题材狭窄，以绮闺阁为主，开词为艳科的先河。风格绮丽婉约。

韦庄，由唐入蜀为相，是后蜀词人中成就最高者。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二人之《菩萨蛮》可证。花间词人：因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共十卷，收词五百，词人十八家，以蜀人或游宦蜀地者居多。推温庭筠为鼻祖。内容多男欢女爱、离别相思等，风格浓艳香软。欧阳炯《花间集·序》：“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

（二）冯延巳、李煜与南唐词人

冯延巳，字正中存词九十多首，为五代词人之最。其词以男女之情、离别相思为主，然已去掉了许多香艳，往往通过情景表现人物的心境。有《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李璟，存词四首。较冯延巳更庄重，忧患意识更强。著名的有《浣溪纱》（细雨梦回鸡塞远）。

李煜，李璟第六子，不幸而为皇帝。青少年时代及在位后十五年，富贵荣华（975）；宋破金陵，为俘，有《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赵匡胤认为李煜合该作“翰林学士”，对他教仁慈，赵光义赐牵机药而死。其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1、后期词由前期的艳情而至家国之痛、人生感慨。且用艺术化、形象化的手法表达出来。

2、由含蓄婉媚而至直抒胸臆，突破了词的抒写内容，拓宽了词境。

3、风格清丽典雅。

其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1、后期词由前期的艳情而至家国之痛、人生感慨。且用艺术化、形象化的手法表达出来。

2、由含蓄婉媚而至直抒胸臆，突破了词的抒写内容，拓宽了词境。

3、风格清丽典雅。

王国维：词至后主而眼光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一）“温韦”与“花间词人”

温庭筠，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填词的作家，存世约七十首。题材狭窄，以绮闺阁为主，开词为艳科的先河。风格绮丽婉约。

韦庄，由唐入蜀为相，是后蜀词人中成就最高者。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二人之《菩萨蛮》可证。

花间词人：因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共十卷，收词五百，词人十八家，以蜀人或游宦蜀地者居多。推温庭筠为鼻祖。内容多男欢女爱、离别相思等，风格浓艳香软。

欧阳炯《花间集·序》：“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

（二）冯延巳、李煜与南唐词人

冯延巳，字正中存词九十多首，为五代词人之最。其词以男女之情、离别相思为主，然已去掉了许多香艳，往往通过情景表现人物的心境。有《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李璟，存词四首。较冯延巳更庄重，忧患意识更强。著名的有《浣溪纱》（细雨梦回鸡塞远）。

李煜，李璟第六子，不幸而为皇帝。青少年时代及在位后十五年，富贵荣华（975）；宋破金陵，为俘，有《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赵匡胤认为李煜合该作“翰林学士”，对他教仁慈，赵光义赐牵机药而死。

其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1、后期词由前期的艳情而至家国之痛、人生感慨。且用艺术化、形象化的手法表达出来。

2、由含蓄婉媚而至直抒胸臆，突破了词的抒写内容，拓宽了词境。

3、风格清丽典雅。

王国维：词至后主而眼光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第五篇：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

柳永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及其原因

摘要：柳永是宋初以词闻名的第一人，他的词冲破了晚唐五代词多写男女情爱与闺阁园庭的狭小范围，把词笔投向关塞山河、通都大邑、历史兴亡之中，这就使其词呈现出高远深邃、雄阔浑厚的境界，为宋词的声色大开建立了最初的规范。相传在北宋社会，“凡有进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本文展现柳永词在北宋流传的盛况，并结合其时代背景与柳词的艺术特色来分析其盛行的原因。

一、柳永慢词的盛行

（一）柳永其人其词

柳永，生卒年迄无定论。唐圭璋、陆侃如等先生作了考证，暂推定为公元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大约同龄于晏殊、张先。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为工部侍郎柳宜少子。仁宗景佑元年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 柳屯田 ”。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他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独秀的格局，使慢词得以成为与之平分秋色的体式，丰富了词作的表现力。慢词虽非柳永首创，但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从其现存《乐章集 》 中的 213首词来考察，共用了 133种词调。而宋代所用的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加以使用的。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 ,单调、双调、三迭、四迭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上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与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 ,而且尝试从创作方向上改变文人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 雅 ” 为“ 俗 ”，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王灼《碧鸡漫志 》 言柳词“ 浅近卑俗 ,自成一体 ”。他那种铺叙展衍、开阖自如的笔法，被世人奉为“屯田家法”，后世凡作慢词者，多采用此法。此外，柳永在口语、俗语的运用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集子里那些俚俗的所品，虽然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但在词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二）柳词在北宋社会的盛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宋代浩如烟海的词作中，最受民众喜爱的就是柳永词，当时就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说法，虽然这只是一个大概而略带夸张的溢美之辞，但也足以反映出柳永词在民间流传之广。关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从一些直接记载其在民间的传播情况的笔记资料和北宋一些士人在批评或肯定柳永词时论及的其在民间的接受情况这两个方面找到证据。

首先通过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对柳永词在北宋普通市民、百姓中的传播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文莹（约1060年前后在世）《湘山野录》记载：“范文正公滴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其中提及的《满江红》就是柳永在睦州任推官时所作之词。至于这首词是柳永创作之后被乡人传唱进而被用作祀神之曲，还是乡人因其词名而求其专门创作，这一记载充分反映了柳词在当时即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广为传唱。徐度也有“耆卿以歌辞显明于仁宗朝”之言，显然这里的显明”不仅体现在文人士大夫中间，而且说明柳词在当时民间也非常流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宋人杨提在《古今词话》中的记载，也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其曰：“柳省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云：‘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鬓。„„太液波翻，披香廉卷，月明风细。’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虽然这只是对一首词的称赞，可一首词一传便能达到“天下皆称妙绝”绝非易事，从这里也可见柳词原本

在当时民众中就颇具影响力，这一首词只不过是使柳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突出而已。而徐度的另一则记载，则非常有趣地表明民众对柳永词之喜爱程度，记载曰:“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低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予以柳词为不佳者，盎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一个柳词的普通读者，只因喜爱柳词，而不满别人对柳词的肆意低毁，勇敢地站出来为柳词辩护，这在整个文学史上也不常见，民众对柳词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胡寅在《题酒边词》中也称“柳耆卿后出，„„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尽管已经限定了这只是“好之者”的观点，可“不可复加”的评价也充分反映了柳词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

另外，北宋一些士人在评论柳永词时，也谈及柳永词在北宋民间的传播情况。如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言：“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天下咏之”。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也称：“柳之乐章，人多称之”，其中“天下咏之”、“人多称之”的评论概括了柳词在民间的接受情况，可见其受众之多，流传之广。而对柳永词评价不高的李清照也不得不承认柳永“逮至本朝，„„ 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者，„„，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甚至就连强烈批评柳永词俗艳的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也说：“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的一则记载刚好可以为“传播四方”这四字作注解。“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广也。”这些都充分表明当时民众对柳永词的接受、喜爱和传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二、柳永词盛行的原因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柳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其在北宋社会的胜行情况。但是它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结合其时代背景与柳词的艺术特色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内容和题材的易于传播

词在宋代作为一种合乐的、可以演唱的文学题材，乐工、歌妓和词的演唱、接受、传播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乐工、歌妓本身是词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他们不仅通过创作和演唱来实现自身对词作的接受，同时也对词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和接受起着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

在这一点上，柳词雅俗共赏，前人评品柳词，将反映羁旅行役、描写都市繁华类的作 品称为“雅”词；把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称为 “俚”词。在唐五代绮靡词风占统治地位的宋初，柳永敢于冲破束缚，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市民阶层，完全不顾士大夫的轻视和排斥，用极其生动的俚俗语言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所以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另外，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柳永在他的俚词里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明的歌妓形象，由于柳永自己生活道路坎坷不平、郁不得志，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们有 “ 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对于她们被践踏、被侮辱的处境深表同情，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己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 迷仙引》）；为她们能遇上 “ 和鸣谐老，免教啼红敛翠”（《 集贤宾》）的正常夫妻生活而呼吁；而对于那些把妓女当玩物的 “薄情郎”表达了愤怒地谴责。这就改变了花间词中甘受玩弄的歌妓形象，她们不是唯以香艳诱惑为目的的行尸走肉，而是挣扎于苦海、渴望光明的女性。所以柳永游走于烟花柳巷之间获得了那些乐工、歌妓内心深处最真的好感，这一点在话本小说《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这就决定了他们乐意为柳永做宣传。

另外，因为柳永词填得好，所以教坊的乐工每每得到民间流行的新曲调，便请柳永为其填词，以确保词曲相配，使得词不仅声美，而且语句也美，达到锦上添花的境界。叶梦得《避

暑录话》载：“（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 ,教坊乐工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 ,始行于世 ,于是声传一时”。这些通俗易懂、优美动听的词经过歌妓传唱，又传播到民间，深受民众喜爱，所以风靡一时，以致“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二）“文人政治”背景的推动

晚唐五代时期，战争杀伐不断，主要的权力都集中在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手中，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乃至在短短的五十四年中分十国、更五代、历十三帝，社会动荡不安，君权经常处在旁落的边缘。陈桥驿兵变后，“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方孝孺《深虑论》），并在此之后建立起一系列的对武将权利加以约束控制的制度，而且把武将的地位放在文官之下，这就是宋代的文人制度，例如北宋著名的文人寇准、钱惟演、范仲淹、晏殊、司马光、王安石、蔡京等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出将入相。这些文人掌握政治，其生活习惯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有极大的推动力。

“吟风月，弄花草”、歌舞伎乐等，无论何时何代，都是大多数文人不可摆脱的生活内容。以东晋著名宰相谢安为例，《晋书·谢安传》上说他 “在东山畜妓。每出游，必以女妓从”。就连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宰相文天祥在痛感时事、崛起抗元前也是“生性豪华，自奉甚厚，留情声色，不拘形迹”。北宋那些大批的的文人政要们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对应用于歌舞场所的词也有极大的关注。如晏殊以作词为 “雅事”，也以作词为“小事”，他的词中不会有关于国家大事的慷慨陈词，词的作用仅仅在于 “言情”。像他这样的词人还有很多，就连那位在赏雪时候还会吟出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句子的欧阳修也认为词是 “聊佐薄欢”（《采桑子· 西湖念语》词序）的 “小道”。这些文人虽然以作词为小事，但是唐圭璋先生整理的《全宋词》中那流传下来两万多首也近乎全部出自他们的手笔。可见他们虽然以词为小道，但是潜意识里几乎还是对此的欣赏和支持。这更加推动了下层已形成的填词风气，使他走进上层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

另外，那些以正统儒家思想为处事原则的士大夫文人阶层，虽然追求雅文化，不满于柳永词的俚俗，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的受下层社会的影响，走进柳词通俗的磁场里，而且柳词中以羁旅行役、都市繁华为题材的 “雅”词，情真意切，得到了他们总是在批评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的好评。据《众名妓春风吊柳七》载，当时宰相吕夷简过六十大寿时，就曾命人带上丰厚的礼品请求柳永写贺寿词，柳永写完后，意犹未尽，又挥笔写道“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名场，自是白衣卿相”。还有俞文豹《吹剑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可以看出，大文豪苏东坡填词也以柳永为目标，以能与柳永比肩而“为之绝倒”。所以在后人站在当时时代的广阔视角里，柳词才能在文学史上对宋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士大夫阶层表面的抗拒并不能抹杀他们潜意识里对柳词的喜好，所以无形中他们也为柳词的盛行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浅谈宋代文人群体对宋词的传播，沈燕，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3月

第 19 卷第 1 期

[2]柳永俗词之浅见，李美琴，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7期

[3]宋代通俗词人—柳永，邢文芝，苏州工职院研究与探索，2005年12期

[4]浅析柳永对词境艺术的开拓，师静涵，综合论坛，第257页

[5]论柳永对慢词创作的贡献，申宝贵，作家作品，2006年第4期

[6]浅谈柳永歌妓词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永霞，淮海文汇，2006年第6期

[7]从柳永到林夕—北宋艳情词与当代流行歌词创作初探，周林，电影评介，第97、98页

[8]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陈福升，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