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大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大逻辑
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二0一四年十二月
大家好,我从三个方面:认识、适应、引领,谈一谈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也不一定对,供大家来参考。
一、认识新常态
第一个就是认识新常态。那认识什么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要认识形成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的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看”,这个九看就是从一种比较的分析方法,从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未来今后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都讲的比较清楚。当然,这个新闻稿上还是删了好多,它都是集中凝练的小部分。
那第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就是消费需求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过去消费是匮乏的,所以消费心理上来讲,也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你有了我也得有。客观上来看,收入水平既低又均,比较平均,所以你能买得起的时候我也能买得起。所以消费也拉不开消费的档次。所以有几次消费里的浪潮,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清楚。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义说叫模仿型拍档式的消费特征,过去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今后将会成为主流,当然也不排除排斥个别的商品等等,会继续成为既有这样一种特征。但总的来看,因为特别是从客观上来看收入拉开差距了,不可能再像大家13亿人,统统都买得起了,这做不到了。所以这里要求我们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也要与时俱进,所以今后的政策方向就是说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刚才朱主任讲了一句话,就是更多的要通过供给来创造需求,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靠这样一个政策的思路,更好的发挥消费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当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个从投资需求来看,过去投资一直是我们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现在经历了35年高强大、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都出现了减速的趋向。制造业越来越多的产业呈现相对饱和;住房消费这个热浪告一段落,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新世纪以来住房消费增加了几十倍,但现在呈现了投资减速,甚至出现了叫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那基础设施,肯定是空间很大的。但是大的基础设施,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等等这些即将形成,因为我们十二五规划就这么说的。当然还有空间了,只不过就是你再修改规划,再去拓展了。然后城市地上的面貌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当然增长速度必然会减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新的投资机会仍然是很大的。比如说农村。但是这些新的投资空间,特别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当中的投资空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靠过去的卖地,靠贷款修路,这样一种贷款的方式,恐怕很难满足这种新的投资需求。另外,现在我们讲创新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等等这些投资的机会是大量的涌现。但是我们现在的投融资的方式,银行贷款的方式,发放贷款的方式它的要求,资本市场上市的这些规定条件等等,它只是适应于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你要流通资金我给你贷点款,拿厂房去抵押。然后你要扩大再生产,我给你要投资,特别资本市场,我们都规定没有三年的盈利你是不能够上市的。这个就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适应新的这种创新活动的投资机会是有的,但是我们的,我们的投融资方式是不适应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领是要消除这些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包括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投资从哪里来,创新活动的投资从哪里来。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创新。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那么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需求增长是比较旺的,因为它是靠负债支撑的。那么我们国家却运用劳动力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势,再加上我们加入WTO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红利,所以出口曾经是拉动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能。但是现在呢,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总需求不振,大家也都知道去债务化还在发生。另外我们国家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化。这样使出口带动增长的拉动力在减弱。同时过去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这个诉求:一个是扩大出口,我要国外的市场;第二要资金。但是现在来看,仅仅去要国外的市场和开发国内的市场不同步的话,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大量的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有很多负面的效果。另外,国内的储蓄率仍然很高,所以产能和资金都有走出去的这种愿望和需求。所以这样情况下,现在到了一个叫高水平的引进来,我仍然还要引进来,不是说排斥外资。另外叫大规模的走出去,这两者在同步发生。所以今后的政策要点在于要继续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这劳动力成本低优势在减弱。但是我的新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政策的趋向要促进三大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最后要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曾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很多领域都这样,因为你的消费是排档式的,所以你生产能力马上跟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迅速的形成有效的生长。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超出了需求,甚至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接近我们最终的消费峰值。当然也有些产业应该说是达到了我们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所约束的那个峰值。另外房地产当前去库存的压力是很大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各地规划的新城、新区等等,这些总的面积应该说已经相当大。这个没有完全的统计,反正就是数量相当大。所以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而且会容易形成两者之间的负循环。也就说产能过剩带来减速减能;速度下降,进一步又加剧了产能过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方面我们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就是要通过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促进生产相对集中。同时适应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要支持新的业态,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定制化、分散化、小型化、智能化等等这样一些新的产业组织的模式。就是过去都是大的就是好的,这个李市长(音译)讲得非常清楚,也许今后小的会成为我们新的一种产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式。
第五个从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来看,我们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同时技术和管理和国外有很大的这个差距。能够引进来的技术应该说差不多都引进过来了,当然有很多技术你想要人家也不给,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靠规模来驱动发展的这个能力明显的减弱。所以今后要更多的依靠质量,一个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来增强发展的动力,实现全面的创新,使创新成为新的发展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的特点来看。过去在短缺和排档式消费的情况下,竞争更多的是依靠规模,靠价格。现在,竞争正在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这样一种竞争。当然价格竞争仍然很重要,但是还要看质量和差异化。那么对地方政府而言,过去因为在不正当的政绩观,唯GDP这样的一些指挥棒下,地方政府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最近几年这个叫比帽子,看看谁戴的这个帽子多。这样导致了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碎片化和市场的分割化,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带来全社会成本的高起。比较以后会发现我们这方面的成本是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物流成本。所以今后要打破地区的封锁和利益的藩篱,统一全国市场,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全面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的约束来看,过去应该说,相对来看,水、土地、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特别是环境啊的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的大开发,快发展。现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外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我们说我们推动发展的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现在人民群众需要变了,那我们就要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发展的重点。比如说对北京来讲,你要问老百姓他要什么东西,他肯定说要APEC蓝,不一定要增加点GDP可能跟他没多大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啊的一个重要一个出发点,就怎么样有更多的APEC蓝。所以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有效的约束开发行为。这是四中全会当中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来看,过去高增长以及做大产业这样一种结构调整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政府直接配置或强力干预资源配置,使我们很多领域的风险被掩盖。但是现在随着增长减速,结构深化,结构调整的深化,各类风险逐步的显性化。中央总体判断说,风险是总体可控的,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实行一段时间,它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要标本兼治,有些要采取外科手术的办法,有些可能要靠延迟处理等等中药的这种办法,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防止出现,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这种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的模式和宏观调整的方式来看。过去我们的需求管理方面当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尤其当时潜在的增长率仍然还很高,财政和货币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产能过剩当时并不十分突出。所以当初采取蒸发货币,增加债务,扩大投资等等这些刺激需求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这是我们过去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主要的一个办法。当时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是上述条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不说没有了,但是条件变化了。比如说货币和债务的,财政和货币的这个空间不像原来那么大的,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刺激了,所以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这是从需求管理来看。从供给管理来看呢,过去我们很容易看清楚我们自己某一个产业和国外该产业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这样一种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这些产业尽快成长的这样一种作用。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产业的分工转化为产业链条的分工,我们要占领微笑曲线当中的两头的高端,但这靠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不是那么灵光了,甚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今后在需求管理方面,要全面的把握总供求关系的变化,科学的进行宏观调控。在供给管理当中,既要全面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也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个今年经济工作会议也是专门有一个任务叫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但是和过去呢的讲法有一些不同在于并不是直接指出一二三四五六,多少个增长点,而是讲靠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和办法来去发现,所以为什么叫发现呢?所以第一市场要活,要靠市场来发现,第二呢创新要实,让我们的创新不要放到,拿到专利就束之高阁了,而要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当然实现这两点,关键第三政策要宽。
所以以上九个趋势性的变化,我认为它既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种直观表现,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一个的去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从三大需求,后边四个供给等等。但同时呢也是新常态形成的内在的动因,恰恰是因为这些趋势性的变化,所以使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新的常态。但是我觉得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一种结果,是35年来经济发展不断成长,从量的积累发展到今天形成了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新的常态了。这说明,新常态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这样一个阶段在演进。所以,所以经济工作会我讲说叫新常态、大逻辑,这就是第一个新常态、大逻辑。
二、适应新常态
第二,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新常态的四个基本特征。前边是一个九个趋势性的变化,然后带来新常态。如果总体来看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增速,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有一些争议啊,所以后来又叫正从,并没有说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而是说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从发展方式来看,正从规模速度协转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最后叫四个都是叫正从。第三呢,经济结构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这种深度调整来转变。第四发展的动力正在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新常态点形成就是新常态,那我们就不是再说了,是吧。现在就是恰恰因为青黄不接,传统的在减速,新的点还没有形成,所以才有速度下降。
这是适应新常态。所以这也是,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从微观主题来看,是市场、企业和政府,我们的政策,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社会治理、政绩评价等等各个方面,产业的发展,区域的协调,城镇化,生态文明等等各方面的建设,我觉得都要适应增长减速结构深度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力转化,这样一些新常态。所以这也叫新常态、大逻辑。
三、引领新常态
第三,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和八个更加注重的工作思路。这个讲完了新常态,分析完了以后呢,中央经济工作会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一方面要认识,另外一方面要主动作为来引领新常态。那具体而言,一个中心呢就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八个更加注重:第一,是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为了速度而推动发展,人民需要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第二,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的分析,不能不顾市场需求和消费的变化,再进行盲目的扩大产能,招商引资等等;第三,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和市场预期,因为市场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够逆市场,逆社会和市场预期而动,要顺应市场的心态来进行调控;第四,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所以必须给创新者、创业者以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当然这是最大的激励啊,刚才朱主任讲得很透了;第五,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因为企业才是市场的主题,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企业家,同时呢企业家也是重要的创新人才,是创新的有效组织者。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既要有发明家,更需要有一大批拥有职业精神的企业家;第六,更加注重加强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支创新意识非常强的人才队伍;第七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啊,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的前行;八是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也是这个新常态,这个大逻辑。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浅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浅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摘要: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重要论述。中国经济发展形态的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原则以及宏观调控政策都应有所调整,以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发展形态;机遇;挑战;宏观政策
引言
2014年5月,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11月。习近平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对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内在原因深刻洞察基础上的。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准确定义了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新特点。自2010年随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正式告别超过8%的快速增长,进入到7%以上、8%以下的中速增长周期。并且中速增长将成为今后多年的常态。其特征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不再盲目追求过快的速度。其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深刻洞察了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意味着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再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准确描述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这意味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一种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的新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被建立。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态势 1.1 经济增长减速的新常态
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从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在7%至8%之间,2014年一季度增长7.4%。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李克强总理做公开经济报告时也指出,如果中国每年要维持新增1000万的就业,中国经济增速只需要7.2%就可
[3]
[2]
[1]以。
1.2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
宏观政策的三字真言是“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这意味着宏观政策需要告别过去刺激依赖症。保增长是底线,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控风险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焦点之一。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原因主要来自债务扩张和随后的政策紧缩效应。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强力刺激措施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经济的超常反弹,杠杆率上升之后,产能过剩和局部的房地产价格泡沫无以为继,只能通过痛苦的债务紧缩过程实现去产能、去杠杆目标。去产能的典型表现是PPI连续26个月负增长。另外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统计,杠杆率上升的具体表现是,200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占GDP比重为186%,但2012年这一比重上升至266%。另外,审计署的统计表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合计数,2010年是10.7万亿元,2013年6月底是17.9万亿元,两年半时间增加了67%。为控制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采纳了缓慢缩减货币供应增速、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等结构性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加大反腐力度,财政支出增幅也时有放缓。很显然,真正的去杠杆目标未实现之前,时断时续的结构性金融紧缩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将是常态。1.3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以第三产业衡量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另外,中国区域结构将趋向均衡发展的新常态。如京津冀经济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1.4要素供给的新常态
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资本形成的增速将随储蓄率有所下降;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趋势。这些要素供给的新常态决定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下移趋势。
[7]
[6]
[5][4]1.5 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
中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存在两个不平衡:一是内部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外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凭借低成本优势扩张贸易和经济增长上升红利吸引海外投资,形成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余额上升到让人眼红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受技术和能源结构限制碳排放量大以及环境污染影响世界气候环境;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位于中低端制造业,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严重依赖国际进口等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不断以这些外部不平衡问题对中国发难,比如汇率操纵指控、贸易争端、气候谈判、高技术转让限制等等。这两个内外不平衡是中国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规划了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和路线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笔者认为,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内部和外部结构优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将是中国式“新常态”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机遇
“新常态”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速度的放缓。在经济速度放缓的背后,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机遇。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机遇包括经济增量的可观,增长动力的多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制度环境的改善等。2.1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的体量在不断增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即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总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但庞大的经济总量使得中国即使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量依然十分可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各国GDP数字来看,中国2013年年GDP增量略小于印尼的经济总量,但大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而据IMF估算,土耳其2012年GDP总量为7882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中国每年的巨大经济增量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2 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投资率、出口的快速增长
[9]
[8]以及丰富的人口红利。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都有所弱化,但我们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增长动力,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多元的增长动力会使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
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我国正面临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其次,我国也面临着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再次,我国面临消费升级的新机遇。我国目前的社会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方向转变,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的消费比重将大幅上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避免过度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最后,我国面临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目前,我国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也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0]。
2.3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近年来,我国深化改革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的稳定。在产业结
构方面,第三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对吸纳就业、促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再有,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2013年增长11.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2.1个百分点。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布了以下相关数据: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更优。
2.4 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民营经济[11]。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仍然和市场体制并行,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仍然广泛存在。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这种做法导致了“寻租”活动的蔓延,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全会发布的公报首次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公报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这意味着接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围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方面加快取得突破。并且通过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继续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3.1 经济增速的放缓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已习惯通过经济的高增长来解决和缓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就有可能暴露出来
[13]
[12]。
。例如,经济增速放缓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回落,这必定会对我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给我国的就业带来比较严峻的压力等等。能否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妥善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3.2 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高投资以及高出口,是以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都迫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发生转变,原有的动力正在弱化,新的动力正在形成。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体制转变。我国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的增长动力。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规模红利向制度红利和创新等红利转变。但是从原有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进行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要面临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压力[14]。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极为重要地位,为经3.3 产业结构的调整
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传统产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其资源利用效率却比较低下,并且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
[15]
。近几年来我国某些传统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进程依然比较缓慢。基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快速崛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持续增加,但其产业总量还无法与传统产业相比,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支柱产业对经济推动力会减弱。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推动力会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结束语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其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利用好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减速治理”。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其中包含着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17]
[16]。
。减速治理的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不要过度消耗政策刺激的资源,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18]。
中国经济“新常态”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保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双倍增计划的前景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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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结合实际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
结合实际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
“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显然,习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习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第四篇:加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2015-07-11 孙洪敏 求是网红旗文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态势明显向上向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更为活跃,多渠道的诉求和多样化的表达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自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动摇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对此,我们要以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增强主动性,从战略高度,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新常态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进一步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指导思想和领导权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只有牢牢把握这一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不会动摇。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认同是信仰的基础。对任何一种事物,只有当你认识并接受了它,才能真正信服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自觉性的特质,才使信仰具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任何一种外在的力量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正确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内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2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深化改革,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增加了新的内容,也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引起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深层次矛盾会暴露得更加充分,诸如就业形势严峻,下岗职工增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突出,假冒伪劣和浮夸谎报屡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难免使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而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必然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新的挑战。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国人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也逐渐提升了我们奋发有为赶上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为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方便。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他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与我们做生意,需要我们的技术,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对我国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破产论,鼓吹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有这些宣传都在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乃至抵触情绪,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企图瓦解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些无疑是在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意识形态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和基本态度,也要求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党要始终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意识形态资源配置的控制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审核权,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3牢牢掌握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冷战的结束,使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价值观、政治导向和全球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直接体现为文明和文化的冲突。这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不能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冲突,但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意识形态。文明冲突是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而不同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这种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往往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印记的精神,是民族国家之魂。当然,存在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承认“文化差异”,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化这个基本事实的同时,需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个性和文化特征。当然,这种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正义的基础上,能够在保障“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消除由此带来的冲突因素,消除对不同文化的双重标准和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语境内的价值观,往往具有国家界限。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存在“价值冲突”的,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所以,总书记在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现在我们面对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分析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有针对性地用新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理念、领导内容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实现的。对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之提供渠道和平台,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只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才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1用科学的方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无异于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广义的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协调他人的活动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过程。管理的实施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基本活动进行的。当前,我们要积极探索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要不断创新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管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及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技术管理手段;另一方面,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为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管理上要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实现新突破。2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就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形成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机制,堵塞制度漏洞,特别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意识形态渗透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互联网犯罪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立法,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要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管,有组织、有计划、有声势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以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用正能量抵消并战胜负能量,用主旋律压倒歪风邪气。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机、尺度,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提高意识形态国家治理能力,还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判断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和复杂局面应对能力等。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创新的主旨是创造一种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使之在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综合统筹、指导协调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这里所说的投入,不仅仅指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投入、信念投入、精力投入和使命投入。要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使意识形态工作者具备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既要有积极的态度,也要有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和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1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只有亮明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才能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西方动辄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我们不能客气,要力争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错误言论,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同样需要冲锋陷阵、敢于牺牲的勇气。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亮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要不怕“中枪”,不怕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人诬陷;要敢于讲话,敢于论战。有了这种政治勇气,我们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首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其次,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要有坚定的中国立场。现代社会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除了海盗、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之外,价值观的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民族文化问题和人才流失问题等,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这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比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国家主权和领土受到外来入侵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隐秘,也更为棘手。只有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才能确保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犯。第四,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站稳政治立场,不能混淆是非,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左右摇摆。2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仅要敢于讲话,而且要善于讲话。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从而凝聚起最大共识。要有理、有节,组织强有力的专家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渗透、反颠覆。首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从实际出发,把道理说清讲透;要以理服人,而不能用大批判的语言和方法。其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不能走极端,也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战略战术。第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有理有力有节。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但要把握节奏,有攻有守。第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所谓“纲举目张”。3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严峻的、紧迫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形态渗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许多敌对势力往往把自己隐藏起来,有的利用手机和微信平台散布谣言,散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散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试图动摇我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进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有些人以“不争论”为借口躲避矛盾,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甚至不以为然,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这样的态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危害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增强坚定性、强化自觉性、发挥主动性,建好用好管好网络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不断提高议题设置的能力,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
第五篇: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治国理政论坛)
魏礼群
《 人民日报 》(2017年04月10日
07 版)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奋勇前进,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良好局面。现在距离2020年时间已很紧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还很繁重,需要全国上下凝心聚力,不懈努力奋斗,持续全面推进,确保如期实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中心任务是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这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首要要求,是让全国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推动各项事业更好发展的坚实基础。而要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等。这些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使整个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稳定增长、良性循环的新阶段。要做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就必须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稳定增长、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改善环境、转换动力上下大气力,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战略选择。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科学理念,是走科学发展之路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对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开出的有效良方。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着力加强发展短板和薄弱环节中拓宽发展空间;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新内涵、新方式、新途径、新动能,集中反映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国经济发展必将开辟新局面、新境界。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然要求。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改善供给侧结构,必须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优化产业体系,创新产品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立足当前,努力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积极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又要着眼长远,加快构建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汇聚我国中长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同时,应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这是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2 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扩大内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关键是找准发力点。应着眼补短板、惠民生、调结构、促创新、增后劲,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环境治理、壮大新兴产业、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加强社会建设等方面,增加有效投资,改善投资方式。主动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新趋势,加快发展公共设施和教育、文化、养老、医疗、旅游等各类服务消费,使消费和服务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路子,付出的代价太大,必须转变。应按照党中央关于走科学发展道路的要求,切实把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到集约型发展上来。经济工作要切实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培育发展新优势新动能。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智力开发,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特别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应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实现新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无论是稳增长、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还是惠民生、防风险、实现更高水平发展,要取得预期成效,必须继续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包括深入推进财税、金融、国企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理顺关系、完善机制、创新制度,增强经济活力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应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两种资源,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实现更高层次的双向开放,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特别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一方面,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从事经济活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应更加重视政府自身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要创新行政管理思想和治理方式,切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通过制定规划、政策、法规、标准等,引导经济运行方向,创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加强市场监督,维护社会秩序。同时,要统筹把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加强协调配合,既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各自的作用,又使二者优势互补、密切结合,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国际环境。同时,国内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不断显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变化,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及早谋划,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增强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着力稳定社会和市场预期,稳定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稳定增加就业创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稳定是大局、是基础,在稳定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积极推动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各项改革,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