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协会组织机构与活动形式改革的建议

第一篇：关于法律协会组织机构与活动形式改革的建议

关于法律协会组织机构与活动形式改革的建议

组织机构方案:

1、改组理事会

理事会人员：五人，由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不得兼任行政团队职务。

理事会职能：作出有关集体活动开展的决定，接受会员个人活动的提案，安排活动时间，监督活动的实施等。

理事会实行集体负责制，设理事长一名。

理事长：理事长负责召开理事会，履行理事会的上述职能。理事长于任期一半时，代表理事会向会员大会作述职报告，同时接受会员质询。理事会报告未得会员半数通过的，理事会须全体辞职。

2、改革行政团队

行政团队范围：会长、副会长、部长（主任）、副部长（副主任）。

行政团队职能：承办集体活动。

负责活动的宣传、信息保存等日常维护工作。

对外联系。

其他与行政团队相关的职能。

行政人员产生方式：会长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副会长与部长由会长任命，副部长由部长任命。

行政团队实行会长负责制，会长主持行政团队的各项事务，承担其一切责任。

会长于任期一半时，向会员大会作述职报告，并接受会员质询。报告未得半数通过，会长视情况调整团队队员。活动改革方案：

3、集体活动。

集体活动产生步骤：

1> 理事会讨论活动项目及活动时间，并形成草案。2> 理事会向行政团队发送活动草案。

3> 行政团队经研究后向理事会提出修改意见。

4> 理事会吸收行政团队意见后，作出活动决定，并形成最终方案。

5> 行政团队对活动方案有重大异议，并与理事会协调不国时，交由会员大会决定。各方方案均须半数以上会员赞成得通过。此方案为最终方案，不得修改。集体活动实施：

集体活动由行政团队负责实施，；理事会监督。集体活动取消或推迟：

行政团队在实施中因重大事由确无法举办的，须告知理事长，经理事会研究后可作出取消或推迟决定。

4、个人活动：

个人活动产生步骤：

1>提议人拟定活动操作方案，方案内容包括：活动内容包括：活动内容、对象、目的、负责团队名单，及应注意的其他内容。2>活动提议人向理事会提交活动操作方案。

3>理事长召开理事会确定活动时间，并向全体会员公布。个人活动实施：

个人活动由活动负责人组建的团队实施，理事会监督。活动负责人出现不负责任等不利于活动开展情况的，理事长由提醒、警告的义务，必要时，经理事会研究可撤换负责人，负责人被撤换两次的，理事长得兼任此活动负责人，或视情况，经理事会研究取消或活动。

第二篇：形式与政策教学建议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且十分复杂，正处于旧格局解体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分析当前的国际格局，应该说还是一个以美国为超级大国，以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为大国及国际集团的形式。

通过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我对当今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的成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艰苦能磨炼人，创业能造就人。青年要时刻铭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扬甘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历风雨，经受锻炼，努力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通过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来了解整个时代的主题。

为保持这一良好势头，巩固现有成果，现就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与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一、各教学院系党总支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为了加强管理，各教学院系相应成立“形势与政策”教研组，由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担任教研组组长，并报思教部备案。各教学院系的“形势与政策”教研组主要承担本院系“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工作，积极组织教研活动，在教学上接受思教部的统一领导。

二、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和具备教师资格的辅导员都必须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具体承担的班级、课时由思教部统一安排和管理，教务处对该课程将与其他课程一样严格管理、严格考核。

三、“形势与政策”课是列入学校本科教学计划的公共必修课，教务处必须履行统一教学管理职责，与其他公共必修课一样，对“形势与政策”课进行科学、规范、严格、有效的管理。在宣传部、教务处、人事处的指导下，思教部要加强课程建设，培训任课教师，有序、高效地开展教研活动，统一教学主要内容，加强教学监管，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四、全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任务和计划由思教部汇总编制并报教务处。“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时间和地点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每星期二下午为统一的“形势与政策”上课时间。但下午5-6节的上课时间原则上不安排机关主要处室领导和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上课，其他时间和规定照常。未经思教部和教务处同意，不得擅自调停课。

五、学校要把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担任“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的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直接与其评优、升职、晋级挂钩。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者，或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教学任务，甚至出现教学事故者，要按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作相应的处理。对教学认真、教学效果好的老师要予以通报表扬。

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长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正是凭着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历史也将证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还将继续激励中国青年坚定地跟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抚今追昔，共和国和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的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呼唤着我们奋然前行。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青年富有理想，而真正远大的理想，必须与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意愿紧密结合。当代青年应该具有的远大理想，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为远大理想的顽强奋斗中，青年的人生抱负才能真正实现，青年的人生道路才会焕发光彩。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我们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进行艰苦的努力。

希望通过我们的建议与观点，可以促进《形式与政策》的发展创新与进步！（电子信息工程124132008059陈斌）

第三篇：“形式与政策”教学建议

我们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进行艰苦的努力。

通过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我对当今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的成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艰苦能磨炼人，创业能造就人。青年要时刻铭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扬甘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历风雨，经受锻炼，努力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通过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来了解整个时代的主题。

现就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与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一、各教学院系党总支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为了加强管理，各教学院系相应成立“形势与政策”教研组，由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担任教研组组长，并报思教部备案。各教学院系的“形势与政策”教研组主要承担本院系“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工作，积极组织教研活动，在教学上接受思教部的统一领导。

二、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和具备教师资格的辅导员都必须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具体承担的班级、课时由思教部统一安排和管理，教务处对该课程将与其他课程一样严格管理、严格考核。

三、“形势与政策”课是列入学校本科教学计划的公共必修课，教务处必须履行统一教学管理职责，与其他公共必修课一样，对“形势与政策”课进行科学、规范、严格、有效的管理。在宣传部、教务

处、人事处的指导下，思教部要加强课程建设，培训任课教师，有序、高效地开展教研活动，统一教学主要内容，加强教学监管，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四、全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任务和计划由思教部汇总编制并报教务处。“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时间和地点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每星期二下午为统一的“形势与政策”上课时间。但下午5-6节的上课时间原则上不安排机关主要处室领导和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上课，其他时间和规定照常。未经思教部和教务处同意，不得擅自调停课。

五、学校要把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担任“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的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直接与其评优、升职、晋级挂钩。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者，或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教学任务，甚至出现教学事故者，要按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作相应的处理。对教学认真、教学效果好的老师要予以通报表扬。

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长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正是凭着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历史也将证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还将继续激励中国青年坚定地跟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抚今追昔，共和国和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的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呼唤着我们奋然前行。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青年富有理想，而真正远大的理想，必须与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意愿紧密结合。当代青年应该具有的远大理想，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为远大理想的顽强奋斗中，青年的人生抱负才能真正实现，青年的人生道路才会焕发光彩。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希望通过我们的建议与观点，可以促进《形式与政策》的发展创新与进步！（电子信息工程124132008009王健）

第四篇：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作者：季卫东 日期：2014年01月28日 浏览： 18

——关于上海自贸区研究的一点刍议

一 自贸区研究热的冷思考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在8月22日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设立。在筹建过程中，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已经比较深度地介入调查研究活动。9月27日自贸区揭牌后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以“中国金融•复旦之声”秋季论坛的形式举办首次自贸区主题论坛。迄今为止这个主题的系列论坛已经举办了五期。10月上旬，跨学科智库“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宣告成立，一个月后就出版了第一本专题论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在10月12日成立自贸区法律研究院，第二天上海财经大学也设置自贸区研究院。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的自贸区研究院宣告成立。随后还有上海海事大学的中国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10月31日）、上海金融学院的自贸区金融研究院（12月2日）陆续诞生。

仔细考察围绕自贸区的各种现象，可以发现在政策热点引起的新闻效应完全呈现之后，包括入驻企业在内的各方正在观望，甚至还有些疑虑，因而需要对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布局和涉及国际贸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的具体举措进行更深入的、更慎密的研究，拟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付诸操作流程。在这里不妨采取以下三种研究策略。（1）直接瞄准自贸区具体需求，作为智库多快好省地提供订单式服务。在议题设定阶段，要深度切入企业活动，摸清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真切需求，为自贸区试验把准脉。在制度形成和反馈阶段，则深度切入有关部门工作，协调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职能，确保创新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2）跳出自贸区三年试验期限的框架，着眼长远、着眼大局，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能对接全球经济体制、能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制度创新。要跳出就自贸区论自贸区的窠臼，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和未来十年的战略布局，最大限度克服自贸区三年试验期届满后的不确定性。

（3）鉴于目前境内外企业界对自贸区未来的观望和疑惑，直接切入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节，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反映到自贸区试验中去，同时也把自贸区的试验成果及时反映到企业高端人才培训中去。或者通过官产学一体化的合作框架，促进上海自贸区与广域经济圈（特别是“长三角”的境内民营经济区域、沪港澳新的华人经济区域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亚太经济区域）之间的互动。

二 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法律特区”

不言而喻，金融制度改革是自贸区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创新的视野里，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特征是允许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以及境外股权投资，并且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的母基金。这意味着自贸区可以初步形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对境内外的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且会促进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至于汇率自由化乃至金融市场国际化等涉及结构变动的试验，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困境：没有不受羁绊的流动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而一旦容许充分的流动性就势必超出自贸区的28.78平方公里面积，使创新举措立刻覆盖全国，很难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何对金融改革的风险性进行分析、测算、预警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兼顾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风险防范的制度条件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在非常强调法治和程序公正原则、特别是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恐怕绝非偶然。

另外，要借助自贸区在上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必须吸引大型的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据点或者说商业运行枢纽、而不是行政总部搬进自贸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两个因素可以构成诱因。一个是税收优惠，另一个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自贸区在设立之际就宣布没有政策洼地，不提供税收优惠，所以影响跨国公司对资金结算中心重新选址的动机只能是、至少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吸引力。只要自贸区仍然沿袭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就不会显著提高规则执行方面的效率和公正，也就没有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就自贸区制度创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工程技术或者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甚至也不是放弃行政审批权限那样的市场化举措，而是法治的形成，特别是基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审判制度的重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彻底刷新法律体系，但在自贸区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说整体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自贸区应该立即着手，并大幅度缩短进展的时间表。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范围，根据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树立一整套崭新的法律制度，并在成功运行之后推广到全国。因而我们可以把自贸区理解为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顶层设计的“法律特区”。在这个法律特区之内，可以通过委托立法权制定先进的金融法规乃至民商事规则体系、设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使行政执法机制更加合理和统一、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并组建政府律师队伍。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自贸区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吸引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中心转移到上海，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自贸区试验成败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这类金融的风险不仅包括热钱流进流出、汇率骤涨骤跌以及巨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包括金融犯罪的数量和种类剧增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骚扰和破坏。上海市检察院与凯原法学院已经签署协议共建金融检察研究基地，并在12月9日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个研究基地对自贸区司法制度创新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建设“法律特区”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 应该及时筹建制度创新研究院

智库建设是教育部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对于位处上海的高校而言，自贸区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事半功倍。在兄弟院校与自贸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玲琅满目的情况下，要再设立一个能够“呼谷传响”的新机构，必须精心策划。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贸区的目标、理念以及本校资源重组的可能性进行考察。

图1（省略）对自贸区试验的基本目标和机制设计理念进行了梳理。所有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为了促使中国经济定位从“世界的制造工厂”转向“世界的要素配置中心”，必须大力推动服务业革命，形成稳定的、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国际化。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结算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联动性开放。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厘清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贸易自由化到资本自由化，特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为投资者个人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大空间，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仅凭事先行政审批手段进行管理的模式，划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并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导入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认[1]。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在废止事先审批做法之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如何对自由竞争所带来不平衡进行矫正，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上海自贸区关于负面清单的做法很明智：以现有的许可范围为前提拟定初步的负面清单，决策快捷，也容易与政府有关部门达成共识。然后根据试验进度逐年修订负面清单、渐次缩小限制范围，使试验的进展有具体依据，成效可以始终显现。第三、自贸区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形成某种被放任的自由状态，而是要加强有序的、公正的竞争机制，所以制度创新是题中应有之意[2]。制度创新对内而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形成合法经营的商业环境，对外而言就是对接全球经济体制，特别是为加入TPP创造条件。为此，需要首先在自贸区范围内享有更大的委托立法权、建立和健全统一的行政执法体系、设置专业性法院及其他解纷机构、建立政府律师队伍、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开业提供合理的空间，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已经为制度创新提供了顶层设计，如何细化这幅宏伟蓝图、如何尽快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论证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案正是自贸区试验的宗旨所在、责任所在，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用武之地。

以上三个板块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把自贸区三个板块的活动与研究的基本课题以及上海交大的固有资源进行对应和组合，就可以得到图2（省略），可以由此对有关组织－－暂定名称为“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进行概念界定和结构功能的分析。

“制度创新研究院”可以主要由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共同组建，在研究体制安排上分别与自贸区活动三大板块相对应，既各有专门的侧重点，又存在学科交叉的领域。主要课题群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系统的构建、TPP与新一波市场全球化、城市发展模式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企业治理结构、负面清单、行政程序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商业规则体系、梳理司法独立的体制、设立政府律师、法治中国建设的可操作性方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制度创新研究院的优势是在直接为自贸区试验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于三年试验期的制约，创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可扩张性以及独立学术价值的智库，比较恒久地推动制度比较分析、政策蓝图设计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四 制度创新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创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根据上海自贸区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整合相关学院原有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科学的“巴斯德象限”[3]，即应用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决定了制度创新研究院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决策需求导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术支撑，特别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先进性，要在探索真理的最前沿获得知识的制高点。这个板块的研究最重要，也最迫切，是上海交大推动自贸区研究的重点，需要我们在工作安排上投入50-6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要从交大的固有优势即理工学领域寻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和知识制高点。例如根据自贸区试验中防范金融国际化风险的需要，采取金融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金融工程的技术来建立风险评估的模型，提供分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工具，对货币革命和金融商品进行定量化研究，透彻地解析金融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优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企业金融的机制。不妨在数学系以及其他理工科院系集结学者与安泰经管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的有关学者组建团队，采取实验、模拟以及数理方法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构提供科学依据。不妨与经济的芝加哥学派合作设立金融市场实验室。

其次要搭建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顶层设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自贸区试验相关的国际论坛，既为全球各种流派的学说和政策主张提供展示的机会，也在有点有面的制度创新大主题上向国内外发出交通大学的强音，并致力于把试验转换成标准和规则的立法提案工作。

再者要根据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以及制度创新成果普及的需要进行高端培训。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不妨签署联营（Consortium）协议，在徐汇校区实现课程共享和适当开发双学位项目，并且合作举行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专题培训和资格教育。凯原法学院可以通过既有的“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和“金融检察研究基地”这两个平台及其沟通走廊“交大法友会”与自贸区相关的高端培训项目对接。上海交大还可以联手欧美同学会、出国留学人员组织、海归创业团体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外企商会等举办以自贸区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

总而言之，上海交大的制度创新研究院应该聚焦金融制度创新，并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条件把各种不同板块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美国近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金融市场在繁荣时竭力抨击政治权力，但在遭受挫败时却会立即倒进政治权力的怀抱寻求救济。无论是强调自由化必要性，还是强调救济的必要性，金融界其实始终在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持充分的微观自由，但也可以在特定瞬间得到政治权力的及时庇护。只有在建立了这样一种体制的状况下，金融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权力君临市场，才能发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配置生产要素的功能。犹太金融业对政治权力始终抱着复杂的两面态度也是一种典型例证。

反过来说，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才更有必要采取多样化手段增大流动性，也更有必要精通其他国家的税法，以便建立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并要求其他国家在金融领域推动自由化，包括撤除银行、证券、保险、信用卡等不同行业之间的藩篱－－例如1990年代前期美国克林顿政府迫使日本宫泽内阁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改革及其持续的波及效应。另外，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政治上的统合、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复兴才能最终实现－－欧盟在1990年代后期推动的制度改革从货币统一开始就是出于此理，美国采取坚决反对日本金融机构在与东南亚各国链接的基础上掌握亚元发行权的立场也是出于此理。这样的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亦可见金融市场的研究和塑造离不开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必须在自由与救济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由此产生的金融权力还必须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并且在金融的不同行业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投机型资本主义的畸形膨胀并诱发大萧条。不妨推而论之，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功关键和失败风险就在这里，所谓“法律特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基于这样的发现，上海交大制度创新研究院必须通过构建某种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形势的法治模式，把金融与政治权力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建立起来，拟定一份合理的、精密的权力清单，这就是我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凝练出来的研究特色。[1] 龚柏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2] 沈国明：《法治创新：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基础要求》，《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3] Donald E.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7.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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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建议

浅析中国个人所得税与改革建议

摘要

个人所得税从征收以来一直到现在，在我国税收比重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税收征收制度的不规范和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税负不公平，同时个人所得中的应税项目。税率和减免政策方面开始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因此建立一套公平合理、行之有效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个税改革 免征额 税制改革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认识

（一）概念

个人所得税，是指对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征收的一种税。

（二）个人所得税的特点

个人所得税及其相关法律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在发展中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作为税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所得税法既具有税法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在征收制度上实行分类征收制；费用扣除上定额和定率扣除并用；税率上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用；申报缴纳上采用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两种方法。

（三）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第二，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段；第三，税法对维护经济秩序有重要的作用；第四，税法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第五，税法是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经济交往的可靠保证。

1（四）个人所得税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实践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由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 曾设置薪金报酬所得税, 但未能开征。1950 年曾对个人的存款利息所得、公债和其他证券利息所得以及其他利息所得征收开征过利息所得税, 但此税已于1959 年停征。改革开放后, 随经济发展,全国人大、国务院于1980 年后通过《个人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等法律法规开始向个人征收收入所得税。但三个税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能回避问题，如由于税制和税法不统一, 使不同税种的纳税主体之间的纳税差距加大。因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统一的和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1994年1月1日，“三税合一”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开始实施。其后，《个人所得税法》经过多次完善，如1999 年10 月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2000 年1月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由征收企业所得税改为征收个人所得税； 2005年，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再次修订，又提高到2000元。

尽管如此，由于立法之初的经验、条件所限，个人所得税立法与征收等方面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同时中国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也使得个人所得税法“立法置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有必要全面审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不适之处，并找到相应的改进对策。

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分类课税模式弊端多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这种模式将应税项目划分为11大项，采用9套税率，有的采用按月征收；有的采用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有的则采用按次征收方式。虽然这种课税模式具有纳税人无需申报、源泉扣缴、税务工作量小、课征方便等优点，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缺乏公平性，二是容易诱发逃税和避税行为，导致税款流失。三是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实行综合扣除办法，即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各种负担，自然也就不能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工薪收入减除费用标准内外差距过大，在2005 年以前，外籍人士减除费用标准为4000 元，是中国公民800 元的5 倍；2006 年调整为4800 元，为1600 元的3倍，2000 元的2.4 倍。外籍人士在中国取得收入，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中国，主要在中国消费，其减除费用标准可适当高一些，但差距不能太大，否则必然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

（二）征管权归属不当

首先，个人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公平分配的职能应主要属于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征管权归属地方，显然不利于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其次，个人所得税是国际税收涉及的主要税种，归地方征管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和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最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流动性大，税收来源在地区间纵横交错，将它划归地方，不仅增加地方征管的难度，而且会造成税源流失和地区间税负不公平。

（三）税收征管不力

个人所得税是所有税种中纳税人最多的税种，征管工作量相当大，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来保证。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两种征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代扣代缴难落实。近年来全国税务专项检查和国务院开展的财政税务大检查都揭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代扣代缴问题严重，一些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作虚假申报，或公然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以致出现“逢查必有漏”的现象。二是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许多达到征税标准的纳税人，只要不“自行申报”，又无人检举揭发，就可以轻易地逃避纳税。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公民的收入已经打破了单一工资收入制的格局，收入来源已经扩展到各种实物、有价证券、各种形式的福利，甚至是“灰色收入”。这些收入普遍以现金支付，较为分散隐蔽，进一步增加了实施监控的复杂性和难度，尤其是对一些特种行业、高收入的阶层的监控更显薄弱。而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应该是对高收入者通过累进税率调节收入，如果对这部分人群的税收征管失效，个人所得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由于立法时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生活费用低廉，因此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同时，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布告，缺乏有效的资本和货币市场，国民收入来源有限；加之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和税收征管基础的薄弱，因此采用了比较简单的分项征收和按月计提的税务模式；再有，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比较现实的考虑，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集中在工薪阶层。而今天看来，以上这些特征，与中国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脱节的，同时与“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有距离，因此对于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改

革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建议

（一）扣除费用标准应因地制宜

在工资薪金税目中, 我国目前的扣除标准是2 000元。也就是说, 当月工资低于2 000元不需要缴税, 如果高于2 000元, 仅就超过的部分作为计税依据来缴税, 因此费用扣除2 000元实际是免征额。工资薪金的扣除数实际是人们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生计费, 我们认为用来解决基本生活保障的生计费是不应该缴税的, 因此应该从当月工资中扣掉。而随着人们普遍经济水平的提高, 维持当月最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越来越高, 扣除数一成不变会使越来越高的生计费也成为个税的计税依据。但是, 目前生计费的扣除存在问题, 依据当前的消费能力2 000 元其实不够每月的日常支出。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 维持正常开支所需的生计费也不尽相同。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消费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 在我国实行统一的、定额的扣除额显失公平。比如同样是月薪5 000元, 在北京工作的王某是一位已婚女士, 每月吃饭、租房、抚养孩子这三项费用就会花去6 000元, 工资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在太原工作的李某是一位单身女士, 吃、住都跟着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花销。对于王某和李某如果不考虑区别, 同样都要扣除2 000 元的生计费来计算每月应缴的个税, 对于王某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 最好的办法是按照不同部门、不同岗位, 考虑住房、孩子、老人、教育、医疗等多方因素, 设定各自的比例做好计算模型, 把扣除数从简单的具体数额变为能综合考虑各类情况的计算公式, 全国都使用统一的扣除标准的计算方法。

（二）改变税率设置。

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包括两大类, 一类是比例税率20% , 另一类是九级和五级的超额累进税率。在工资薪金所得中所使用的超额累进税率就是九级税率, 根据所得额与2 000元的差额的不断增加, 税率按照档次不断提升, 第九级税率达到了45%。这样的税率设计并不合理, 在我们常见的计算中, 最多涉及到第五级, 第六级到第九级的税率几乎无人问津。这样繁琐的税率设置在国际上也是几乎没有的。按照国际惯例,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改革趋势是减少级次, 简化设置。因此不管是符合国际惯例也好, 还是围绕我国国情也好,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首先要降低级次, 另外要降低边际税率。

（三）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减除费用标准制度

目前的个税征收体制，按照个人月收入进行征税，没有考虑赡养系数和家庭人口。这样人均税收负担差异很大，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因此，个税体制设计应当充分考虑每个纳税人家庭情况和个人收入情况，在家庭收入中允许扣除收入者个人和配偶的生计费用、抚养子女、赡养长辈、伤残人士等扣除额，以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当然，抚养子女的费用扣除规定应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要求。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和减除费用，不同家庭的人口结构与所处地区等不一样，减除费用不相同，操作难度比较大，可先在部分地区试点，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推向全国。以个人为纳税主体，不区分家庭成员的经济、家庭人口以及经济负担等状况，导致了很大的税收不公平。同样的两口之家，第一家人月入均为2000元，而第二家一人月入3000元，一人月入1000元，而第三家一人月入4000元，同样的家庭总收入，第一家不需要缴纳，第二家需要缴纳75元个税，第三家需缴纳175元。

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征收，避免家庭人口负担差别带来的税负不公，有助于让中产阶层利用税收扣除优惠政策来实现合理避税，同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监管。

（四）尽快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不仅由于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增加了税务部门监管难度、监管成本，对于纳税人而言也有失公平。如果受条件制约,暂时难以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可选择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对连续性、经营性、劳动性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承包所得等综合课税；而对非劳动性所得，如财产租赁、转让，利息、红利所得等分项课税。也可以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承包经营等所得，参照企业所得税的办法，按年计算，按月（或次）预缴，年终汇算多退少补；而除此之外的所得，按次或按期计算，源泉扣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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