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中的中国宪法

第一篇：比较法视野中的中国宪法

比较法视野中的中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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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31 19:27:00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摘要: 宪法是法治的纲领，其宗旨是保障公民权利，因而是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法理基础。中国现行宪法是新中国制宪、修宪和法治实践的政治经验和理论总结，既反映了其历史性的曲折坚韧，也保存了其民族性的人本主义价值。其突出“公民”观念的法律性，淡化“人民”观念的阶级性为人权入宪、法治入宪标明了思想路径，显示中国宪法实现了由传统的“人本”价值观向近代宪法“权利”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以宪法权利信念的神圣性和效力权威的至高性表达了中国社会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和宪政体制的政治目标。

关键词: 权利 意识形态 专政 限权

当今的中国社会，从国家的执政党到一般的公民都已经明确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而且将其写入现行的中国宪法之中，这表明“法治”即是“宪政”，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据宪法治国，因为表现在社会各方面治理的法律规范的最终法律渊源和效力皆来源于宪法。所以，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国社会，宪法具有最神圣的信念地位和至高无上的制度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宪法虽然在内容构成上是指1982年的宪法文本及其之后的四个修正案，但其发展渊源还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创立以来的前三个正式文本，以及此前以近代宪法命名的清末和民国期间的九个不同类型的宪法文本，甚至还可以远溯及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周公制礼”。按照现代流行的法律观点讲，宪法是一部法律体系中最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根本大法，这部根本大法除了在西方近代被冠以“宪法”名称以外，它还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古老的法系里，如中国古代的“礼制”以及英国中古的《大宪章》。

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学家约翰•H．威格摩尔在编著《世界法系概览》时指出，在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16个法系中，只有中华法系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直延续至1900年以后，他说：“按起源来讲，世界上第三古老的法系是中华法系，其历史发端于公元前2500年。独具特色的是，它是惟一一个持续留存至今的古老法系—一超过四千年的时间；与之相比，今日现行的其他法律体系只不过是孩童而已。”{1}一个法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延续，其中一定有一个起到核心作用的法律实体，尽管它的名字不叫近代人们熟悉的法学术语—一宪法，但它却具备了宪法的本质和功能。由于宪法的本质和中华法系的特点，我们在研究现行中国宪法时会对它形成的历史传统和世界近代宪法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以见其特色及其相关的问题。

一、现行宪法的原则与特色

毋庸讳言，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其执政的共产党在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创立起来的，在它的立法思想、指导原则、立法宗旨、章条结构以及文字表述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民族特色。用当代中国通行的政治术语讲，共产党的立法思想和实践所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用通行的社会和文化俗语讲，中国现行的宪法则体现为“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结果。

按照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理解，“洋为中用”主要是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法包括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并借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实践经验，当然有时也包括西方近代的制宪和修宪思想及经验。“古为今用”是指在历史传统和民族情感方面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社会革命时代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在经济建设时代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与“洋为中用”的情况相比，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古为今用”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实践中要逊色很多。

然而，就一种法系本身的价值来看，西方学者对中华法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表现出更高的关注。这大概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中的“异质文明吸引力”的表现，如西方人讲现代行政法的渊源大多对中国传统的科举文官制推崇备至，就中国是世界文明体系中持久力最突出者而言，西方人从其法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看到了近代宪法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色，因而对于中华法系的评价要比中国自己保守的学者和教条化的政治家更为客观和积极。在西方近代宪政思想上举足轻重的学者孟德斯鸠曾对中国传统的“礼制”做过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因此，中国乡村的人和地位高的人所遵守的礼节是相同的；这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持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戾性情所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实际上，如果使他们不受‘礼’的规则的约束的话，岂非就等于给他们以放纵邪恶的便利么？

在这方面，‘礼’的价值是高于礼貌的。礼貌粉饰他人的邪恶，而‘礼’则防止把我们邪恶暴露出来。‘礼’是人们放在彼此之间的一道墙，借以防止相互腐化。”{2}

通过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译介，孟德斯鸠多少看出了“礼”所具有的近代宪法的特征，即“人人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以及为“防止邪恶”和“相互腐化”而设立的权力限制思想，接受“礼”的规则的约束。当然，孟德斯鸠的宪政思想主要表现在通过“分权”来“限权”(separation of powers aims at checks and balances)，所以，他对中华法系中“礼”的理解，还不能达到宪法精神所要求的“限权”与“平等”的高度，而对“礼”的契合近代宪法精神的理解，孔子当时就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3}将“礼”当作一种社会公平的标准，自然就限制了“大夫”的权力，提高了“庶人”的权利意识，因为在他之前流行的宗法治思想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的权力被想当然地置于百姓的权利之上。这一点，当代中国的学者看得比近代的西方学者更清楚：

“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礼成了法律的核心和渊源，其地位形同于现代的宪法。他们强调‘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把‘礼’的实行范围扩大到民间。这是对于西周‘礼不下庶人’原则的重大突破。

他们以‘举贤才’（《论语•泰伯》）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变传统的‘任人唯亲’为‘亲亲’前提之下的‘尊贤使能’（《孟子•离娄上》），从而否定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4}

“礼”本来是周公制礼而形成的一种贵族专属权力，可是到东周的孔孟时代，儒家的人已经在提倡将其平等化的权利，以便适用于社会上更广泛的人群，反映了儒家作为平民教育家和思想家的理想。由于孔孟主张以“仁义”这种公平的道德权利改革周代“礼乐之制”的贵族政治权力，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唐代的“引礼入律”都反映出了儒家的经学思想和德礼思想在汉唐盛世的政治和法律中的深刻影响。及至清末西学东渐，儒家的知识分子像律学家沈家本、改良领袖康有为等仍然沿用儒家礼治思想为其修律改制的价值核心。而民国时领导制宪活动的孙中山也都承认：“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轻弃。„„今以外国输入之三权，与本国固有之二权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5}在他所主张的“五权宪法”中，除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借鉴西方三权分立说之外，考试权和监察权基本上是改铸儒家传统而来。在中国政制传统中，文官的科举考试、监察御史“察核官常，参维纲纪”{6}都是以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政思想为价值取向的，即法必为良法，纲纪不悖天理。

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修宪活动，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理政思想和法制活动也没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只不过在制宪和修宪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有时也对自己的民族传统采取偏执的批判和完全否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曾经说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7}但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则将孔夫子和儒家思想视为与共产党敌对的意识形态。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共产党领导人则明确提倡建设“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这两种思想在儒家传统里都有很深的渊源。这些情况，尽管有时表现为领导人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自相矛盾，但是反映在共产党指导的四部宪法和相关修正案中的信息仍然可以说明，中国现行的宪法在保持其民族特色时仍然贯彻了“古为今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设计和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原宪法草案中曾有“这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提法，毛泽东就此批评说，不妥，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制定过9部宪法，要求制宪时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背叛历史。这9部近代以来形成的宪法分别是：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后产生的《临时约法》（1912年）；袁世凯主导的《天坛宪草》（1913年）；《曹锟宪法》（1923年）；蒋介石主导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五五宪草》（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共产党主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以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九部宪法，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现行宪法的历史前驱。这是研究中国宪政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洋为中用”方面，中国现行宪法不仅借鉴了前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宪法体例，也在不同时期有选择地借鉴了西方近代的制宪活动和宪法体例。

在共产党未执政之前，其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时便撰写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8}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贯彻，为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体例框架，明确了新建国家的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权的性质，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了三年特殊的历史阶段，即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到1954年完成了共和国第一部正式的宪法，统称为“五四宪法”。1953年年底在起草这部宪法时，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相关的核心人员全部集中至杭州，在那里亲自主持并指导了宪法草案的制定过程，组成了以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党内有关负责人员（董必武、彭真和张际春）、法律顾问专家（周鲠生和钱端升）及汉语顾问专家（叶圣陶和吕叔湘）为核心的制宪班子。在两个多月的讨论和草拟宪法条文的过程中，毛泽东指示编辑了三辑《宪法参考资料》：第一辑是1918年的苏俄宪法和1924年的苏联宪法；第二辑是美、英、法、德意志和瑞士的宪法；第三辑是中国近代以来所制定的各种宪法文本，包括晚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的宪法。对于古今中外相关文件的编辑和借鉴，表达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在制定第一部宪法时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即新中国自己的宪法在内容和体例上既要符合近代宪法的普遍规范，又要展现其特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二、现行宪法的传统与体系

除了1949年共产党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之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至现在，中国已经制定了四部宪法以及相关的宪法修正案。这四部宪法按照它们制定的年代分别被称为“五四宪法”（1954年）、“七五宪法”（1975年）、“七八宪法”（1978年）以及“八二宪法，’（1982年）；相关的宪法修正案是指“七八宪法”的两次修正案（1979年和1980年）以及“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正案（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中国现行的宪法就是在“八二宪法”的基础上、根据五年一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修正案的机制，先后通过了四个修正案，修改了共31条。所以，现行中国宪法是经历了二十余年四次修改后的“八二宪法”版本。

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运行了三年之后以及在动员全国人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1954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五四宪法”。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信奉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政权的立法必须表达人民共同意志的思想，在征求意见的形式上毛泽东汲取了前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动员全民讨论的经验，指示对宪法草案动员全国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讨论，为此先后三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的民主讨论，最多一次全国大讨论动员了当时人口的30%，即5亿人民中有1.5亿人参加，“提出的138万条意见中，对宪法序言、总纲部分的意见占44.89%,其中序言部分占14.36%，总纲占30.13%，说明全国人民时刻关心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国家机构部分占30.57%；公民基本权利义务部分占19.38%；国旗、首都部分占1.4%；其他占3.76%”{9}，毛泽东本人对制宪过程中这种“群众路线”和群众热情也是交口称赞，这次制宪活动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立宪运动。最终形成的宪法文本由序言和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4章组成，共有106条。该宪法在序言中宣示了中国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制度”；第一章总纲，声明中国的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二章国家机构，明确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一院制”的立法机关；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保障中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四章是国旗、国徽和首都。

毋庸讳言，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时，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借鉴了前苏联1936年所制定的宪法，即前苏联的“三六宪法”。当然，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几部宪法以及欧美的宪法也有所参考，即宪法在法律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等重要信息，但是偏重点则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特色。

因为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遵循前苏联共产党的，所以，在制定新的国家宪法时中国共产党人突出了与苏联宪法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在篇章结构和内容上模仿前苏联“三六宪法”者居多，如宪法第一章的内容为“社会结构”，涉及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和相关原则，而美国宪法则与第一章强调立法权的归属、法国宪法（《戴高乐宪法》）和德国的《基本法》都在第一章就写明公民的基本权利，突出权利的平等性，蕴含对政府权力的间接限制，暗示法治与宪政的同一性。相比之下，中国的“五四宪法”与前苏联的“三六宪法”更强调国家性质和政府机构的权力。但是，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方面，“五四宪法”又体现了有别于“三六宪法”的民族特色，即中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而不是像前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那样的两院制。而在国家的性质方面，“五四宪法”与前苏联的“三六宪法”也有细微的区别，即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前苏联则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五四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它为之后的其他三部宪法，特别是现行的“八二宪法”奠定了法制基础，规定了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宣示了新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中所特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这部宪法在施行了3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偏离宪法精神的变化，执政的共产党特别是其领导人逐渐养成以个人意见主导政策、以政策替代法律的风气，其结果导致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违宪事件，前者严重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权利，后者则导致了10年之久的社会**，普遍践踏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完全背弃了“五四宪法”的原则和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1975年1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并由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七五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不过，参与本次制宪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通过“民主协商”途径产生的，从选举代表到一致通过宪法的大会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中国近代宪政史上仅有的特殊情况。通过后的“七五宪法”仍然保持了“五四宪法”的大体章条结构，由序言和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四章组成，但是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目张胆地亵渎了“五四宪法”或规范宪法的基本精神，例如，将“五四宪法”第一章第1条中的“人民民主国家”篡改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第2条中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写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将共产党的信仰当作其政治斗争的工具，以极“左”的政治权力口号，排斥宪法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宗旨。其第二章第16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实质是否定“五四宪法”第二章头条（总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将党权凌驾于国权之上，助长了之后中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混乱政治风气。其第三章第26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此条颠倒了权利与义务的顺序，显然有悖于宪法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的法治原则，开了以政治教条随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河，让公民的维权止步于教条化的政治信仰，以党员义务限制公民权利，造成了深刻的法治思想的混乱和难于纠正的司法政治腐败。除了立法思想上的政治专制之外，其立法技术之拙劣也属罕见，整部宪法条文仅30条，即便是在如此有限的文字里还塞进了“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第12条）和“大鸣、大放、大字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第12条）这样的思想专制和诬蔑人格尊严的内容，显见其思想专横和语言粗鄙。

1976年9月9日，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逮捕毛泽东制造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和社会**的核心成员—“四人帮”，果断地终止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七八宪法”，荒唐的“七五宪法”走完了其3年可耻的短暂历程。

“七八宪法”在体例上与“七五宪法”基本相同，也是由序言及四章60条组成，条目比后者增加了一倍。但是在最关键的第一章总纲第1条和第2条仍然沿用了“七五宪法”的原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以“马列毛”作为束缚公民思想的教条。“七八宪法”虽然在第一章总纲中删除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全面专政（“七五宪法”第一章第12条）”的字样，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条中取消了“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七五宪法”第三章第26条）”这种与宪法“民权优先”相背离的政治义务优先性条款，但是却保留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明的、泛滥成灾的“人身诬陷”形式。当然，其在章条顺序上仍然保留了从“五四宪法”以来的“国家机构（第二章）”优先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这样的安排仍然有“行政权力”优先于“公民权利”的嫌疑。

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消极影响不易一时消除，当时人们的思想上“左”的痕迹在“七八宪法”中仍然有明显的反映。该宪法颁布不到一年，即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会议公报重新强调国家的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和依法治国中的神圣地位和作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反对“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的宪政精神。共产党领导层的这些“拨乱反正”的思想也必然要反映到“七八宪法”中来，于是便有了“七八宪法”的两次修正案。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对“七八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对该宪法文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涉及其60项条款中的19项，主要是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又通过了对“七八宪法”的第二次修正案，取消了该宪法第45条规定的“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七八宪法”自制定以后，很快又进行了两次修改，虽然基本上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对“七五宪法”产生的政治影响，但是对于共产党内渊源甚深的“左”倾思潮，以及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人治”取代“法治”的政治风气等的思想和制度原因尚未做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党政关系”、“权力与权利关系”、“领导人与公民关系”以及“党纪国法关系”等在“七八宪法”中并没有得到科学的界定和清晰的表述，党章与宪法在思想观念上重叠含混，党的政治与国家的管理在制度上纠缠不清。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的时代潮流，制定一部更新的宪法已经迫在眉睫，“八二宪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催生出来的。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议全面修改“七八宪法”并成立专门的“修宪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意此提议并责成一个由103人组成的修宪委员会完成本次修宪。修宪委员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五易其稿，历时两年零三个月，于1982年12月将最终定稿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于本次会议通过，通称为“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颁行之后，又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每五年召开的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共同构成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现行的“八二宪法”仍由序言及四章138条组成，内容较前三部宪法更为充分，而且首次将第二章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第三章）之前，重申了“五四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人宪法，这是前所未有的修宪创举，表达了“公民权利”优先于“行政权力”的合宪性思想。在“序言”中，“八二宪法”取消了“七八宪法”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首次确认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权威性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圣性：“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序言”中确认宪法的核心法理地位，表明领导修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依法治国的政治目标达成了稳定的共识。

通过现行的“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我想结合中外制宪和修宪的基本情况讨论宪法的本质和基本精神。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宪法体系，无非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两个大类。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颁发的《美国宪法》（1789年）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所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是近代西方最早的成文宪法，其根本旨趣是保障“天赋人权”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和为此目的而以“君权民约”思想所限制的“政府权力”，突出“权利”对“权力”的信仰上的优先性；而英国的宪法主要是由中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各种普通法律文件和习惯所构成的，不像美国、法国那样由一个独立的正式文本构成，如英王约翰被迫于1215年认可贵族们签署的保障其政治与法律权利的协议—《大宪章》(Magna Carta)，四百年之后英国议会通过并迫使英王查理一世认可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以及迫使查理二世认可的《人身保护法》(1679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国会签署的《权利法案》（1689年）和《王位继承法》（1700年），贯穿着一种保障贵族或平民权利而限制或分解国王或王室权力的宪政精神，最终导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所以，从精神和本质上把这些法律文件和法院判例及以后的相关惯例称为“英式不成文宪法”(uncodified British constitution)。在这两种不同体系的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的过程中，先后也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宪政形式：君主宪政、共和宪政和民主宪政，虽然这三种宪政都强调分权与制衡，但是其指导精神的重点不同。君主宪政的侧重点是偏君主的，共和宪政的侧重点是偏贵族或新兴利益阶层的，只有民主宪政的侧重点是偏普通公民的。

反观中国的情况，从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开始，就有对于“周朝”国家权力分解与制衡的思考和实践。按照“周礼”的规范，任何等级的贵族包括“天子”代表的王族以及一般百姓都受“天命”的约束，这是设想用一种信仰的道德权利约束各种等级的社会权力，代表绝对王室权力的暴君周厉王因“伤天害理”而招致“国人暴动”，遂被驱逐。周公（定公）和召公两个贵族联合执政也是“国人”争取生存权利的结果，后来孔子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确实能够表达出“礼”中提倡“平等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意思，否则国家权力遭羞耻，人格权利被侵害。到秦汉以后，不仅根据“春秋大义”使乱臣贼子有所“惧”，而且“科举考试”、唐律“一准乎礼”，甚至历代农民“替天行道”的造反，都蕴含着中国传统中的“天命权利”思想[中国人因此将西方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直接翻译为“天赋人权”]。不过，整个中国古代中儒家“仁礼”学说中的宪政思想对于皇帝家族权力的限制在政治实践层面是极为有限的，没有形成制度层面的“君主立宪”。但是，自清末民初以后，从中国的宪政演变可以看出明显的君主宪政、共和宪政和民主宪政的过程，而共产党主导下的制宪、修宪历程正代表着这个过程的最高阶段。概括地讲，“八二宪法”中的“人权入宪”以及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蕴含着中国制宪机构对宪法普遍性质的认同和尊重：这包括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任何个人包括党的领袖、任何武装力量包括信奉“党指挥枪”的人民解放军都不具有超越宪法的权力。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现行的宪法能够明确宣示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对于执政党的领袖、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权力限制，肯定宪法的最高政治地位和制度原则上的最高权威性，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和制度创新，它表明，共产党及其指导下的制宪机关以宪法的形式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庄严承诺。

三、新中国宪法传统中的“序言”问题

现行中国宪法除了具有自己特殊的演变历程之外，其体例结构的特色则体现在“序言”方面。从大的类型方面讲，这种“序言”的特殊性是属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然而从民族特色方面讲，它的篇幅又是最长的，特别强调国家执政党的思想传统、奋斗历程及政治目标。

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的各种宪法，在冷战结束之前大体被划分为西方自由民主式的宪法和前苏联开创的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宪法。在这两种类型中，无论是西方式的宪法体系还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体系基本上都有序言，不过它们的序言又有基本的差异。这些差异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序言的字数容量；二是序言的内容。

西方体系的宪法，序言的字数容量极少，一般都只是一两句话，如美国、法国和德国，字数容量一般都不超过200个字左右，1046年的日本宪法例外地多达400字左右。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宪法，序言基本上都很长，字数也明显较多。如1977年的前苏联宪法序言有1 400字左右，1972年的朝鲜宪法有1 100字左右，1976年的古巴宪法有750字左右，1992年的越南宪法有750字左右；1954年的中国宪法有940字左右，1975年的宪法有800字左右，1978年的宪法有1 200字左右，1982年的宪法有1 800字左右。与西方体系中的宪法相比，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宪法序言在整个宪法正文中所占比例突出地大，而在社会主义体系中中国类型的宪法序言容量之大更为突出。

就序言的内容看，西方体系的宪法序言基本上一两句话表达对于立法的目的及对法律的崇高信仰，要么用上帝或蕴含在基督教文化中的自由、正义、公平、博爱，如希腊宪法（1975年）序言中的“以神圣的不可分的三一真神的名义制订本宪法”、德国《基本法》(1949年）序言中的“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负之责任„„制定此基本法”、美国宪法序言中的“„„树立正义„„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以及法国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规定并作为1964年宪法序言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理想为基础„„而设计的新体制”这类的语句，简练地表达了其形成与宗教传统中的基本价值观与立法目的的关系，用宗教传统中固有的“上帝是正义之神”、“上帝是立法主”、“上帝具有自由意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观念，突出公民对于宪法的普遍信仰。

但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宪法序言，大多要陈述共产党领导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历程，其所信奉的主义、对其政治领袖的礼赞以及政党自身的理想追求，以期在此基础上建构公民对于一种新的政治传统的信仰。然而，参照西方体系宪法和社会主义体系宪法都有保障公民权利并以此为目的而限制各种政党、组织机构及个人权力的共性，有些类型的序言宣示了这种共性，有些则放在后面的章节条文之中加以陈述。因此，序言是不是像宪法章节一样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之前，新中国宪法的制定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宪法是否需要序言，如果需要，是完全照抄前苏联宪法还是应该体现中国革命的特色呢？当然对于西方宪法序言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和价值观，1954年中国人在撰写宪法序言时显然是拒斥的。经过比较西方、前苏联和近代中国三种宪法系统之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及其党内同事还是决定参照前苏联社会主义系统的宪法体系，需要撰写一个较长的序言，将共产党的思想原则、奋斗历程及目标都放在序言里面，将西方序言中的具有宗教色彩的价值观替换成中国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内容，赋予其宪法章节条文所陈述内容的同等意义，共产党老资格的宪法学家张友渔对此特点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要有序言，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有些必须规定在宪法里的东西不便写成条文。宪法的基本任务，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实施宪法的条件（如统一战线、全国人民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都不便写成条文„„不如放在序言里容易说得清楚，说得透彻。另外，如宪法产生的背景、革命胜利的过程、外交政策等，也都不便写成条文，放在序言里更恰当些。规定在序言里的东西，虽然不写成条文，但也具有宪法的作用。”{10}他在这里所做的解释，主要是针对西方系统和社会主义系统中宪法序言的差异性而引发的争论。西方系统的宪法序言，从文化传统和逻辑上讲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因为上帝或神就是他们信仰中的最高法律渊源，其终极价值观自然也蕴含其中。而社会主义体系中宪法的序言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篇幅太长，几乎等于一篇独立的文稿；二是内容繁多，涉及一般的宪法原则和价值取向、共产党特殊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历程、共产党的思想、组织方法以及奋斗目标。因此，针对社会主义体系的宪法序言或者说针对中国宪法的序言传统（四种宪法版本都有篇幅较长的序言），在中国的制宪、修宪人士以及相关学者之间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序言与宪法的章条内容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是宪法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第二种意见认为序言只是宪法正式章条的引子，相当于一篇文告，不具有法律的效力；第三种意见认为序言中与章条内容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而与之不相关的则没有法律效力。当代比较权威的宪法学者许崇德认为：“序言应该跟条文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违背序言就是违宪。因为序言把具有重要精神实质性的东西作了规定，特别是规定了国家的总任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在序言里面，如果违背它，当然是违宪。”{11}许教授的解释几乎是用了一个变相的波普尔（Karl R.Popper）式的“经验归谬法”（empirical falsification）把可作价值检验的命题推延至序言中的全部内容，因而为其性质下定义。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宪法的序言里面还有许多语句所表达的信息完全是价值中立的，与宪法章条里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很难说其具有法律效力，比如，类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或“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阶段或社会性质判断，在公民之间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如果持不同或相反的看法，是不是就“违宪”了呢？如果宪法序言整体都具有法律效力，序言中一些更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就很难更新，不惟与党所提倡的“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和开拓创新精神不相协调，而且也不利于区别党章与宪法、共产党先锋队与公民社会、党纪与国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实际上，在四个不同时期的宪法序言版本的变化是很大的。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序言被赋予章条内容同等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它们之间保持统一性，这对于修宪技术来说有轻重顺序不易平衡的困难，对于适用法律来说，具体是依照序言中还是章条中的精神也难于把握；另一方面，序言的内容涉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部分会越来越多，篇幅也会相应变大，公民以及适用法律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也很难从序言中领会宪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通过序言有效地树立对宪法的信仰也变得更加困难。我作这样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一种意见，即序言应该尽可能地简洁，将相关信息浓缩到章条正文中去，便于了解和适用宪法者把握原则和精神，建立对宪法的崇高信仰。根据我国四部宪法序言变动的经验，例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五四宪法”）、“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七五宪法”）、“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七八宪法”）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八二宪法”）这些内容按照当今的政治标准看，有些是错误的，有些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在形式上更近于党章，而不是近于宪法，其进人党史或其他专门史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进人宪法序言的法律意义。将党的宗师和各代领袖的思想写人序言是“文化大革命”中“七五宪法”的首创，如果沿袭下去，此条文句将会越写越长，党章的原则与宪法的精神保持形式的统一，能否在国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效地促进党的思想先进性和指导性、宪法的权利平等性和社会的正义性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这恐怕是一个需要实事求是地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人民与公民观念的法理辨析

中国宪法在半个多世纪中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主要是与共产党高层的指导思想的波动性有关：按照现在中国学术界的共识讲，“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关联性和稳定性是与共产党正确的指导思想相联系的，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则是与共产党的错误思想或错误思想的残余影响相联系的。其形式体例方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序言”上，好像画龙点睛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在序言上都有共性：党的指导思想、党指导下的社会革命经历以及党的奋斗目标。其在内容上的特色则体现在公民权利的认识上，就中国宪法的例子看，“公民”权利的最终肯定也是经历了对“人民”权利的认识转化而来。

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指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政府权力的分立和限制，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含义是：“权利”是自然的、正当的、平等的和神圣的，而“权力”在本质上则是邪恶的，它的必然趋势是破坏人的自然伦理，侵害人的自然权利，近代西方人对于阿克顿勋爵（LordActon）的那句名言“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corrupts, absolute corruptsabsolutely）的“绝对信仰”（absolutely believe it）标明他们的宪政信念：权力必须加以分解、制约和限制，如对权力三权分立的分解和制约，甚至对于立法权、修宪权的制约和限制避免其伦理上的邪恶趋势和对于权利的侵害。因此，宪法在申明保障公民权利时也自然设定公民是有道德的，西方传统是从宗教的“上帝的选民”和“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而对人性本善“信以为真”(believeto be true）的，中国对人本质上的自然道德性则是建立在儒家的“性善论”基础上的，所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2}信仰“天下为公”的人就是“大同社会”中的“公民”，其所有的“自然权利”是从“天命之谓性”中进化而来的，与西方传统由上帝制造和挑选略有不同。但是，其也主张本性是善的，因而也被赋予了自然权利。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性质的定义是从阶级分析开始的，所以，认定资产阶级的宪法只可能保障资产阶级的权利，无产阶级的宪法在逻辑上也就只能保障无产阶级的权利，并没有抽象的“公民”这一说。对于宪法必须要面对的“权利”问题，新中国的宪法也有一个协调“人民”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过程，好在最终“人权”还是被写进了“八二宪法”2004年的修正案中，表明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已经有了新的突破。这是中国宪政史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宪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特殊性。

关于“人民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问题，四部宪法的序言和相关条款是这样表述的：“五四宪法”：“„„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章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三章第•85条）。

“七五宪法”：“„„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章第3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第三章第26条）。

“七八宪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章第3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第三章第44条）。

“八二宪法”：“„„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一章第2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二章第33条）。

在这四部宪法中，前三部的序言都明确表达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与条文中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性质相吻合，但是与条文中的“公民权利”就很难吻合了，因为“公民”只是法定的国籍地位概念，而“人民”是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最终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序言”中强调“人民”实际上是强调“权力”优先，然后才是后面条款中被赋予的“公民权利”；“人民民主专政”是指权力专属于国家中的某个掌权的阶级，它与后面条文中的国家所有的“公民”并非等同的，在逻辑上讲它不会必然赋予其他“公民”与革命的“人民”一样的平等权利，所以，在“七五宪法”中明确行使权力的主体是“工农兵”，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人民”、“无产阶级”及其“专政”都是同一的。既然如此，公民的权利完全被解释成了义务，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八二宪法”在处理“人民”与“公民”、权力与权利的概念关系上有明显的变化，即在“序言”中只描述近代产生民族国家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对“人民”的解释则是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暗示，不再明确权力与人民的专属关系，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条文中的“人民行使权力”和“公民”的国籍地位之间的平等性而非阶级性，国家的权力被限制于承担“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的政治责任。不再在“序言”中确定“权力”的专属性质，有利于表达宪法以“人民权利”为价值取向的根本精神，在理论上讲可以避免施行宪法时的“权力”本位思想和施舍“权利”时所附加的义务条件。

在“八二宪法”以前，虽然“人民”出现在“序言”中，“公民”也出现在条文中，但是就不能产生“公民权利”优先于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权力”的思想，更不能容忍出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种对于国家权力的可归责性法理限制，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习惯于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界定人的性质，因而在本质上不是保障公民权利，而是限制公民权利：“人民的范围是以阶级内容来划分的。人民一词在使用上，一般是从政治上区分敌我，是表明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而言。而公民的范围一般是从法律上来确定的。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广。它既包括人民，也包括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这些人虽然也包括在公民范围之内，但是他们并不能享有全部公民的权利，也不能履行某些光荣的义务。”{13}这就是毛泽东在指导制定“五四宪法”时有关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思想，他是以敌我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关系看待“人民”和“公民”、“权力”与“权利”的。关于人民的界定，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关于“权力”，他说是专属于无产阶级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14}因此，我认为，“八二宪法”的序言不再强调“权力”的专属性—“人民民主专政”，既有利于“人民”与“公民”在内涵上的统一，也有利于突出“权利”优先于“权力”的宪法精神。

此外，突出“权力”的专属性则难于保障“权利”的平等性和正义性，因而容易造成宪法的不稳定和断裂。从法国近代宪法的经验看，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从1789年至1870年巴黎公社之间法国先后变换了八部宪法，“权力”的专属性在革命、共和与复辟政权之间交替表现，主导这些宪法的三个等级总是倾向于将专属权力与自己等级的权利挂钩，造成三个等级间没有共同的权利价值信仰，只有权力角逐，国民、等级间的倾轧，宪法轮替也见证了各等级主导的残暴权力—“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特别是“雅各宾党人”将本来由宗教传统中养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价值观发展成为一种权力暴政，完全背弃了“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的宪制精神，后来人类历史上立足一个阶级专权的政治都被称为“雅各宾专政”，用以说明其与追求普遍权利的宪政原则的差异。所以，法国现代宪法学家艾斯曼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体现的卢梭的“人民主权”应该转化为“国民主权”才更符合宪法的精神。

与法国革命、宪政经验和宪法类型相比较，美国也自有其特色。首先，美国的革命不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由各社会阶级争取权利，而是整个殖民地人民向其宗主国英国争取国家独立的权利，所以，它的宪法和人民主权是与普遍“权利”和“国民主权”相契合的，其宪法精神和人民主权原则表现在《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就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unalienablerights）以及在“上帝护佑之下的国家可以获得自由的新生，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因之永世长存”(-that this nation，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that government of the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照杰弗逊看，“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都是属于“造物主”赋予人的基本权利，因此是超越任何世俗权力的；林肯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民”是指那些信奉“人人生而自由并且由上帝平等地创造出来”这一宗教观念的新国家中的公民（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men are created equal）。所以，在理论上讲，美国宪法精神中的权利是优先于权力的，其观念养成不是社会革命的实践，而是孕育于其西方宗教传统的价值观，也被美国人自称为“白色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神”(WASP)，这便是它们最核心的价值观和人权观，甚至认为它超越了一切其他形式的权力。

联系法国和美国宪法中的权利观念，多少可以说明我国四部宪法中权利观念的演变是与我们赋予“人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革命经验相关联的。在社会革命的经验中，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并参加其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人被赋予人民的涵义，所以，社会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必然专属于“人民”，而将这个专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转化成承担“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责任，需要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和人的认识过程。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动员一切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时，“人民”的意识形态和“专政”的权力就不再是“公民权利”的前提和限制了，相反成为后者的政治义务，这种转变不仅使“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章）置于“国家机构”（第三章）之前，以示其重要性，而且最终使我们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人权写入宪法。

五、结论

中国现行宪法的传统与特色是在建国之后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形成的，其四部宪法和六个修正案既说明中国现行宪法的艰难发展历程和勇于修正错误、突破局限的制宪和修宪指导精神，也反映出宪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领袖的个人意志以及对于权力和权利之间轻重关系的判断有密切的关系。在制宪和修宪过程中追求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蔑视传统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的必然关联性，势必导致党国不分，权力至上，酿成宪法不足以保障其选出的国家主席的个体生命、公民权利遭到普遍践踏的社会悲剧。“八二宪法”及其相关修正案在尊重和保障权利的宪政精神指导下，已经将“人权”写入宪法，也明确了通过限制各种权力和分配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具体宪法条款，为公民和社会重树对宪法的信心、维系宪法的权威、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

关于在序言中宣示一种与国民文化传统相契合的信念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政治经验，主要的选择依据是看其是否与宪法正文条款的精神相默契。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礼”是指“天经、地义、民则”，与西方“神人相分”传统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比较，可以展现中华民族的信念特色。而像“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意识形态写入序言，需要考虑“人民专政”在革命经验中的阶级性与公民权利的法律性是否和谐？我们对人民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专政的经验与法律保障公民权利惩罚犯罪的精神是否相违背？意识形态写入宪法暗示执政党权力的优先性，容易诱发个人崇拜，将个人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成为领袖遵守宪法一限制权力任期制的政治前提条件，这种惯例一旦养成，在逻辑上就否定了宪法条文中的公民平权精神。

中国现行宪法传统中从隐性的意识形态权力本位转向显性的公民权利本位，标志着中国宪法传统具有开放、反省和创新的精神，这是与公民权利意识和价值取向相契合的趋势。在这个传统形成的过程中，曾经有过用拥护政党和社会制度为公民权利的前提条件，颠倒了权利优先于义务的宪法原则秩序的情况，现行宪法取消了此条，并且将公民权利章节置于国家权力机构章节之前，表明国家架构下的一切实体包括党派、政权、企业、个人等都不得超越宪法规范的限制，突显了公民权利优先的法治原则，由此可以推演出公民的自由权，如迁徙、表达思想、接受教育、选择工作等；平等权，如社会机会公平、适用法律公平、国民福利公平、人格公平等；经济权利，如私有财产不得剥夺、保障公民个人的劳动成果等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等。现行宪法突显权利本位除了具有传统的国家权力分置制衡和司法独立而限权分权的功能之外，还意味着对法律本身的限制，即任何机构不得制定或遵循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相关文件或惯例，否则可以判定为“违宪”。总之，通过权利本位体现宪法精神有助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意识，确立“违宪”审查的民意基础，真正落实宪法至高无上的法理和政治权威，将“依法治国”从政治口号转化成公民的政治信仰。

注释:

{1}参见约翰•H．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览》（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2页。

{2}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3页、第374页。

{3}《论语•为政》。

{4}参见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5}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6}《清史稿•职官志》。

{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26页。

{9}参见董成美：“制定我国1954年宪法若干历史情况的回忆——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网址：http : //。

{10}参见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11}参见许崇德：“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一讲讲稿”，载曹建明等合著：《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1994年12月一1999年4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8页。

{12}《礼记•礼运》。

{13}参见《宪法讲义》（司法部培训教材，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内部发行），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14}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作者简介：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哲学。

第二篇：生物教学中的比较法教学

生物教学中的比较法教学

【摘要】

初中生物课程改革是一次生物学教学的革命。初中生物教学的目的是全面的、基础性的、科学性的素养教育。因此，在生物教育教学理念中，我们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为出发点，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生物科学素质为目的来指导教学。

【关键词】

初中生物；比较法

生物比较法教学，是指按照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将复杂多样的生命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鉴别和综合比较的教学方法。比较法是研究生物学的重要方法，也是生物教学的重要方法，是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能力、开发学生智力的重要手段。

一、生物比较法教学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讲述了各种生命现象和规律。在初中生物教学中，如何帮助学生能举一反

三、全面系统准确地认识掌握概念，并从各个概念中找出生命活动的规律，将知识融会贯通，这是生物教学中的一个难题。采用比较法教学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可使学生在已知概念的基础上，迅速而准确地由此及彼，去认识未知概念，获得新的知识；扩大原有知识的范围，加深原有知识的程度。

（二）可使学生牢固地建立起知识的内部联系，把一些零碎的知识组织起来，使之系统化。

（三）可使学生准确地掌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四）比较法能起到或加强直观作用。

（五）比较法是培养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

二、比较法的类型及其运用

中学生物学主要是讲述生命现象的共性和个性，都是科学家们经过反复比较，从理论上概括总结出来的。生命现象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纵横交错，网络复杂。生命现象的多样性决定了比较法的多样性。一般的比较法有类比、列比、历比、寡众比和综合比。

（一）类比。就是根据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系统性，进行类型或类别比较的方法。根据被对比各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类比法又分为类型比较法和类别比较法。前者是把同类的各个生命现象和规律进行比较，找出共同性和相似性，进行归纳教学的方法。如学生已学过了地上茎的知识，在讲授地下茎时，将其特点分别与地上茎特点作相应比较，或者让学生把两个实物对比分析，这样可使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自学似地获得新的知识，建立起同类的概念。后者是把不同类的生命现象和规律进行比较，找出特殊性和差异性，进行分类的教学方法。如绿藻和兰藻的比较，鲸和鱼的比较，可使学生在原有一类知识的基础上，获得另一类新的知识，扩大原有知识的范围。

（二）列比。列比就是把相对独立的互为并列的几个生命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如：绿色开花植物的各种根（或茎、或叶、或花、或果实）的比较；昆虫纲各目动物口器的比较；等等。可使学生从中清楚地认识到繁多的生物器官与其功能和环境条件相适应。

（三）历比。历比就是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将某一生命现象发生发展历程分阶段进行比较的方法。如将高等植物各类的根（或茎、叶），按进化程序比较，可帮助学生具体生动地认识到：植物的进化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的进化历程。

（四）寡众比。寡众比就是将同类中的一事物同众事物比较的方法。一般以一事物为圆心，与众事物分别比较，而众事物之间不进行比较。

（五）综合比。综合比就是把一系列的各个生命现象的诸方面进行比较的方法。一般用在总复习末期，将一本教材（或一编）的内容，分纵类和横行，综合整理，分析精炼，列出一览图表，让学生灵活运用上述各种比较法，掌握个别和整体知识的网络关系，积零为整，融会贯通，使知识系统化。如六大类植物类群的主要特征比较等。

三、运用比较法需注意的问题

（一）选准比较因子。比较法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虽然很广泛，但不是任何两个事物都可以用来作比较的。只有具有比较意义和条件的双方，才能确立为比较对象。一般要符合如下比较的基本条件：

1.同类不同种的生命现象和规律的比较。如：一种植物体与另一种植物体；一种动物体与另一种动物体；一种植物群落与另一种植物群落；一个动物类群与另一个动物类群。它们分别隶属于同一大类中的不同小类。比较的目的：求其异同，寻其特点。

2.非同类事物的比较。非同类事物的比较，属于借比。如：双子叶植物叶脉呈网状，栅栏组织象栅栏，海绵组织似海绵等。比较的目的：借以说明某些难于想象的事物，使学生理解某些抽象的事物。

3.本质特征相同或相反的生命现象和规律的比较。如：动物进化原因与植物进化原因；呼吸作用实质与光合作用实质等相比。

（二）贴近学生思维要求。运用比较法时需“驾轻就熟”，“就地取材”，不要找那些学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对象，更不要找那些比本体还要复杂，令人费解的对象。

（三）灵活综合应用。

由前所述，比较法虽分几种，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纵横交错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生物教学中，可根据知识的特点和需要，灵活运用。

总之，生物教学中利用比较法教学的因素和内容很多，关键是教师要善于总结和把握，有意识地利用比较法的优点，使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教学。

第三篇：视野中国 主持词

王：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合：晚上好！

王：时代论坛又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王特。

李：我是主持人李赟莹。

王：唉，赟莹啊，你有没有感觉啊，这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我就觉得啊，这

学期才刚刚开始，可转眼就到了期末了。

李：是啊，每天晚上回到宿舍，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

王：这眼睛再一闭、一睁，四年就过去了，我们也该毕业了

李：你一说起毕业啊，许多同学就会面临求职的问题，这可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焦

点问题啊

王：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视野中国的志愿者嘉宾们，在我们这期的时代论

坛——即视野起航职业发展论坛，中央财经大学专场中，来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李：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视野中国吧。

视野中国青年教育交流协作会（China Youth Education Assistance）是成立于2008年，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属，为帮助中国青年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视野中国（CYEA）通过协调政府、工商界、慈善界、教育界、传媒等社会各界资源，召集各行业的优秀志愿者，组织丰富的职业活动启迪中国青年。视野中国所提供公益服务的基础是优秀的多元化志愿者群体，他们和学生分享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热情与经验。视野中国坚信，“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获得的教育、信息和视野！”因此，视野中国以“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梦想，选择合适的教育，实现天生的才华”为愿景，担负着“与启迪相遇，满足广大青年的职业好奇心”的使命，坚守“探索未来的勇气,相信可能性, 为青年好奇心而创新”的价值观，帮助中国青年建立自我认知、探索自我梦想。

王：视野中国—--起航职业论坛：在大学里，视野中国邀请志愿者与同学们分享

自己的求职创业的经历，每次分享会将有一些志愿者，来自不同的企业和部门，分别介绍自己毕业时的求职经历、在不同行业不同职能岗位上的工作内容等等；志愿者以及来自企业、商学院的HR顾问对学生进行求职技能的培训和辅导。本次论坛分为以下环节：首先由嘉宾田林先生和贾振博先生为大家带来主题演讲，然后由xxx(先生or女士)为我们带来志愿分享，第三个环节为主持人就职业发展问题对嘉宾进行访谈，第四个环节为现场观众与嘉宾进行的问答互动，现场的同学们可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向在场志愿者提问，志愿者将结合个人经历作答。

李：想必大家对于视野中国与今天我们的论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

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到场嘉宾吧。

王：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包括：

第四篇：谈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论文关键词：唯美主义 现代中国语境 古典诗学 为艺术而艺术

论文摘要：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封建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唯美主义的衍生和转化。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1] 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2]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3]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语言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非常相似。

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4] 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5]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鹄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6] 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得匀称和句的均齐）”[7]简单地说，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empirenews.page--] 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术独立于时代和艺术不关注事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由于新月派诗人自信诗是一种艺术，他们更强调艺术的形式，并将其提高到艺术的本体论高度来看待。[1][2][3][4]下一页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入了它的鼎盛期。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c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8]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吸收了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着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们同时也舍弃了唯美主义“艺术超功利”和“艺术不表现真实”的思想。因为他们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8] 弥洒社成员坚持“无目的”的艺术观，把《弥洒》规定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9]他们所强调的是“舍文艺外，可以说在没有别的东西了”[9]的主张，与王尔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的观点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更多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者纪德、法朗士重视精神美的思想，又融入中国道家的“自然”、“虚静”和佛教的“境界说”，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海派文人则主要包括狮吼社、绿社等社团的作家。狮吼社成员的唯美主义观点是较为彻底的，“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10]海派文人更多地与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视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欢乐，是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共同趋向。

进入4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出现了以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叶诗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力量，但在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背景映衬和声势浩荡的现实主义大潮的挤压下，结合着文学创作而推举文学审美论的唯美主义思潮已渐趋退隐，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一些美学家则以唯美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文学审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开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现代中国已经被语境化的唯美主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理论之共鸣于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美与自然这两个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入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11][!--empirenews.page--] 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爱”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情感，在中西唯美主义者这里却是有不同的指向，这种不同也就显示了两者个性精神和美的表现形态的差异。沈泽民在评价王尔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中贯彻着个人主义的液汁，但是他的行为却上了迷路了„„他的为人毕竟不是能使我们同情的，因为他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一件事可以动他的爱心，他的热情是为一己的，他的艺术是为一己的，那怕他的恋爱也是为他的一己的，他抱了游戏的态度，换尽了他的一生，但是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啊。”[12]上一页[1][2][3][4]下一页

沈泽民对王尔德个人主义的批评，表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家从个性主义精神延伸出的爱之意与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爱要比王尔德广泛得多，他们要爱整个民族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

其次，由于中西唯美主义者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美的内含也就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那里灵肉一致作为生命之美的极致，往往是要发生冲突的，但这种灵肉冲突主要的是在生命内部产生的。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艺家来说，生命内部灵与肉的冲突却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丑恶与人生之美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艺家对于美的追求本来就包含有极少的肉体内容，主要是社会化的精神之美，这种冲突在五四时期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中也就必然地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现实之丑与理想之美的冲突。

再次，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二者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唯美主义那里，艺术不该模仿自然。王尔德认为，假如自然对于艺术是有效用的，其效用也只是限于做艺术的原料。中国唯美主义者在重视生命美的同时，也并不偏废自然美，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美的热切关注与推崇。在中国艺术家看来，回到自然与回到人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物与我的界线消失了，人们才能进入一种纯粹精神美的境界，“这种重视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既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子，更有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味。”[13] 西方文学中有重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唯美主义更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观推至一个极端。相反，中国文学传统中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两相融合。这种观念不仅追求艺术形式的和谐，而且在情感上也崇尚自然与恬淡。不用说像重精神享受的新月社、京派文人能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领悟到一种美的闪现；就是像创造社郁达夫等被世人看成颓废色彩很浓的作家，一旦意识到悲愤之情奔涌到难以自控的境地时，也往往会借助于自然来调控。这样，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就没有陷入西方唯美主义者那样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之境，“他们至多不过是一群艺术上的感伤主义者，而不是颓废主义者。”[14][!--empirenews.page--]

三、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影响的多向性和复杂性

1．中国的唯美主义受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各国的民族观念、文学传统、社会体制等不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相异之处首先是对艺术的理解不同。西方唯美主义者如王尔德等认为艺术是生活的本源，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少于生活对艺术的模仿。[15]而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基本上承认生活对艺术的决定作用，郁达夫就认为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试问古往今来哪一种艺术品是和人生没有关系的？”[16]中国的唯美主义者摒弃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唯心成分，将艺术从空中重新拉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强化了唯美主义的积极色彩，摆正了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的位置。

其次，西方唯美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而中国的唯美主义在“五四”时期反对的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背景，在理论上有着现实的针对性，那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反对旧文学，唯美主义的提出具有破除旧文学观（如“文以载道”）的鲜明指向性；同时又在理论观念上引导和健全新文学，要求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上下功夫。闻一多、朱光潜等人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声律的研究就有这方面的意图。上一页[1][2][3][4]下一页 2．任何跨文化的思想理论传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接受者所处的传统文化和接受者主观意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常常表现为接受者对所接受文本的有意无意的“误读”，从而导致所接受的理论思想的变异。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浸润和历史语境的规定，是现代诗学创始者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误读”成为可能，其结果是西方文艺思潮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变形、偏转与整合。换句话说，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上述诸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突显出中国现代唯美主义区别于西方和中国古典诗学同类诗学观念的独特性质。

（1）现代诗学创始者既有所侧重地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想进行了吸纳，又以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融合了西方其他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特质。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呈示出一种相同的复杂性：既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又重视文学的功利效果；既拒斥现实，又认同现实的真实性。正是受惠于文艺思想的这种驳杂性，创造社、新月派作家才没有陷入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淖中，成为像西方唯美主义者中那样彻头彻尾的颓废派作家。朱光潜等人在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对于解放人性、完善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这样在艺术与人生的问题上，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又一次脱离了唯美主义的运行轨道。

（2）中国现代诗学创始者对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是有所过滤和选择的。被他们接受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以及艺术的独立性。[17]起初的目的是用它来反对文艺载道的传统，宣传个性解放，维护艺术的尊严。但外来的唯美主义，毕竟敌不过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现代中国语境的合力作用。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要求文学观念要反映现实，趋同于为人生的使命，有教化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学创始者“对美和艺术的独立性、超然性的强调”，“是人文主义信仰在艺术领域的延伸和表现”。[18][!--empirenews.page--] 纵观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接受过程，创造社、新月派一直到朱光潜，他们一方面提出文学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又反复阐发文学的功用，这恰恰是唯美主义者既要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又时时不能忘记现实变革的心态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国唯美主义者的诗学主张又都是有限度的：“自我”离不开社会，“个性”之外还有一个普遍性，“无目的”隐含着有目的性。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观念非自觉的承传，而改造社会、呼唤人的解放的政治话语空间，则决定性地框定了所谓“无目的”论的限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纯艺术话语并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第五篇：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和改革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和改革

据制度考察，公证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然，我国古代也有相关的记载，也就是说，公证制度具有在全世界的一种通用性。但是，毫无疑问，各国在对公证制度的价值定位和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就是当今拉丁公证制度和英美公证制度产生的渊源。就我国而言，曾经我们主要借鉴的是苏联的公证模式，但这种公证模式又和拉丁公证制度具有很多切合点，具备许多拉丁公证制度的特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加强，近年，我们又有了向英美公证制度靠拢的倾向。于是，如何在我国既有的公证制度的基础上，整合我国近年来对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移植，成为了我国公证制度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文章就几个公证制度中的关键问题，借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够有益于我国公证制度的完善。

一、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

要想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证制度，笔者认为，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明确我们所要建立的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存在拉丁公证制度和英美公证制度这两种公证制度，当然，它们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拉丁公证制度在于保障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要法律行为与重大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以实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这一公证制度的基本功能，从而达到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它将公证制度定位于国家准司法制度，表现为国家法律有大量关于强制性规定的公证事项、公证机构的权威组织和公证人员的严格选拔，公证人对公证的内容要进行实质性的严格审查，且负有较大的责任。但同时公证也具有强大的效力，正如在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徽志上写着的这样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我们写的就是法律”。而反观英美公证制度，其公证机构并没有类似于拉丁公证制度这样的权威性，公证人员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它们大多实行“自愿公证”原则，法律很少规定“必须或者应当公证”的内容，公证人只对公证事项进行形式审查，当然，公证文书也不具有法定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人主持宣誓仪式，由当事人对公证事项的具体内容“宣誓”保证其真实性，作虚假“宣誓”的当事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就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公证的要求而言，我们应该更多的采取类似拉丁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即通过公证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达到维护社会公平、保障交易安全、体现诚实信用等功能，实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等价值。

二、公证证明权的行使主体

明确了公证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后，我们就得探讨，法律应该将公证的证明权赋予哪个主体行使，才能更好的实现公证的价值。具体而言，就是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机构还是公证人。纵观世界各国的公证制度，无论公证人是属于纯粹的公务员，还是半自由职业的准公务员，或是自由职业，其公证证明权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赋予了公证人个体。如《意大利公证法》第 24 条规定：“自注册之日，公证人有权行使公证职务”，《法国公证法》第 3 条规定：“公证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公证申请”。从上述各国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证证明权的行使，原则上都赋予了公证人行使，都是由公证人接受公证申请人的申请办理公证业务。而反观我国，我国《公证法》没有采纳两大公证制度都实行的公证人个人行使公证证明权的常态，而是将公证证明权授予了机构———公证机构，从而确立了以公证机构为办理公证业务的主体资格，这一公证体制目前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如《公证法》第 2 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

笔者认为，就公证制度本身的运行而言，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个人行使应该是更合理的。首先，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更符合公证的实际运行情况，因为，公证的运行说到底它是由公证人来操作和推动的，其接受、审查、作成的过程也是由其完成的;然后，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个人，有利于明确责任，增强公证人的责任感;最后，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个人，便于理清公证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也便于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利于追究责任。

三、实质公证与形式公证

拉丁公证制度和英美公证制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拉丁公证制度偏向于实质审查，即属于实质证明的事项应当严格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进行实质审查，公证文书应反映公证对事实审查的内容和结论，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判断。而英美公证制度则更偏向于形式审查，即属于形式证明的事项则明确规定公证员只对申请人的身份、签名、印鉴、神智、认知能力的审查，公证词除证明签名、印鉴属实，正副本相符外，还应有限定公证的审查范围和责任范围的内容。当然，这只是实质公证和形式公证的一个大概的划分，并非绝对，实际中，拉丁公证制度其实也有形式公证的内容。例如台湾地区的公证业务就很宽泛，几乎涉及所有的私权领域，主要包括狭义的公证(实质公证)和认证(形式公证)，狭义的公证是一种实质性的证明，即对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认证是一种形式证明，即只对契约、票据等文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原则上，对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不负实质性审查，狭义的公证与认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审查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是说，拉丁公证制度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证日益广泛的要求，而逐步引入了一些英美公证制度的特色，即建立了一些形式公证制度。

结合我国目前公证实践而言，既然我国《公证法》在第 36条、第 37 条和第 38 条分别规定了公证的三大效力，即法定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及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效力。那么，我们在公证制度的具体制度构建时，就应该以实质公证作为一个制度构建的出发点。但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需求也是多元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一项制度其本身的包容性或者是适用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那就是扩宽公证的业务范围，规范认证(形式公证)这种公证形式。即对于那些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影响不是很大的事项，当事人只是想证明其本身的合法性或者外观的有效性时，公证人就可以免去那些复杂的审查程序，而只就法律行为的外观予以证明。这样，就可以使得公证制度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也便于一些无须严格审查的法律行为得到方便快捷的证明。

综合上述，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球化的深入进行，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借鉴和融入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先进制度。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的公证制度也有在具备拉丁公证制度基本特征和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向英美公证制度倾斜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公证制度在中国实际上已经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行业自认的目的)向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社会认知的目的)转化，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重点在于预防纠纷;而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重点在于解决纠纷，中国公证制度已经走向两个法系的混合体。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我国公证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必须明确公证制度中几个基础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进入一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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