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认识

第一篇：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认识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认识

岁末年初，回顾今年我国安全生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让人十分欣慰，但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依然令人耿耿于怀。清醒认识形势，客观分析原因，正确拟定对策，应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

对安全生产形势的基本认识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特大事故频频发生，重大事故隐患突出，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历年工伤事故与死亡人数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出了我国工伤死亡绝对人数变化的基本特点：死亡人数多；变化幅度大；但近些年来的变化幅度已经减小。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次事故高峰中，1994年全年工伤死亡人数达到20315人，以后开始逐年下降，至2000年已降至11681人，平均每年减少死亡约1500人，年平均降幅为7%左右；但到2001年，下降趋势停止，当年增至12554人，年增幅也是7%左右。2002年，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可能要略高于2001年，而且增幅也要高于2001年，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对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和事故发生情况的基本认识应是：伤亡人数居高不下；事故伤亡相对数量呈现下降；重特大事故比例减少但发生频率仍然很高；重特大事故和历年伤亡人数波动幅度大且分布不平衡。

多年来，人们一直用“严峻”来表达对安全生产形势的认识，2002年依然如故。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特大事故频频发生，重大事故隐患突出，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事故统计数据，无论是伤亡总数，还是事故发生频度，2002年都没有明显下降。依据初步预测分析，2002年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4万以上，按照这种情况的静态滑动发展，2003年工伤死亡人数和事故总量仍然会保持在这个水平，形势将依然十分严峻。

回顾分析我国伤亡事故发生的变化特点与演变趋势，对于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具有很大意义，实际上这也是十分复杂与困难的工作。由于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统计范围与指标体系几经变化，很难做出精确的前后对照比较，甚至无法划出一条较完整的时间动态曲线。但仅就收集到的数据分析，仍然可以发现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变化的某些特征。历年工伤事故与死亡人数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出了我国工伤死亡绝对人数变化的基本特点：死亡人数多；变化幅度大；但近些年来的变化幅度已经减小。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次事故高峰中，1994年全年工伤死亡人数达到20315人，以后开始逐年下降，至2000年已降至11681人，平均每年减少死亡约1500人，年平均降幅为7%左右；但到2001年，下降趋势停止，当年增至12554人，年增幅也是7%左右。今年，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可能要略高于去年，而且增幅也要高于去年，发展趋势令人担忧。另外，对比工伤死亡的相对数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近年我国各类事故伤亡绝对人数仍然居高的背景下，一些伤亡相对数的指标都出现了稳定下降的趋势。如在公共安全领域，道路交通死亡绝对人数逐年上升，但万车死亡率却不断下降。又如在工业安全领域，近年我国煤炭生产中各类事故死亡人数一直在6000左右反复波动，但百万吨煤的死亡率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分析冶金、电力、化工、建设、铁路、水运和特种设备等许多行业事故及伤亡人数相对数的统计指标，如万人死亡率，千名职工受伤率，万台设备事故率和百万公里行车事故率等也都可以发现类似的趋势。在我国事故统计报告体系中，应逐渐增加如万人死亡率这类相对数指标和轻伤、重伤及其每百万工作小时相对率这些工伤的统计内容，以便能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安全生产形势，为决策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对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和事故发生情况的基本认识应是：伤亡人数居高不下；事故伤亡相对数量呈现下降；重特大事故发生频率仍然很高；重特大事故和历年伤亡人数波动幅度大且分布不平衡。

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以下时，高速的经济发展很难避免工业事故和伤亡的增加和大范围波动；人均GDP在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工伤事故可达到稳定下降，且波动幅度很小；只有GDP达到或超过2万美元左右时，工伤事故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特大事故概率很低，伤亡人数明显下降，基本不出现较大波动反复。

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密切相关。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时，死亡人数指数也呈现明显上升，而经济增长幅度下降，死亡人数指数也开始下降并趋于平稳。最近几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大致在7-8之间，据此推算，近期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很难出现明显下降。正处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中国，必然要面对环境污染的压力和安全生产（劳工标准）问题的挑战。

造成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基本原因应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经济总量急剧扩大与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产业比重加大和事故总体风险增加。此外，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法治环境和国家总体投入强度等对安全生产形势也具有重要影响。

事故与伤亡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然的惩罚”。工伤事故状况与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剖析我国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除了体制不顺畅，法制不健全和基础薄弱等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同时还应认识到：安全生产现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级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特大事故频频发生的情况，而且比中国目前的现状更为严峻。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逐渐好转，现在才得以基本解决，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现在每年产商品煤十亿吨左右，每年工伤事故死亡30人左右。英、德、法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而且像韩国、巴西、印度等国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段历史进程。中国也很难越过这个发展阶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以下时，高速的经济发展很难避免工业事故和伤亡的增加和大范围波动；人均GDP在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工伤事故可达到稳定下降，且波动幅度很小；只有GDP达到或超过2万美元左右时，工伤事故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特大事故的概率很低，伤亡人数明显下降，基本不出现较大波动反复。

目前，我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且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工伤事故与死亡人数与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应用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有关数据，分析了两者之间影响与作用。结果显示：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密切相关。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时，死亡人数指数也呈现明显上升，而经济增长幅度下降，例如在两次经济调整时期，死亡人数指数也开始下降并趋于平稳。这种变化与我国安全生产历史上出现的四次事故高峰和两个最好时期几乎完全同期同步。例如：从1989年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6909.2增长到95933.3，年均增长9.3%。尤其是在1989年至1997年，从16909.2增到14462.6，八年间增长了近4倍，而这个时期恰恰是我国第四次事故高峰时期。据所收集到的统计数据，推算出经济增长率与工伤死亡人数间的数学模型，依据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估算出相应的死亡人数指数（其边界条件是以我国现有统计报告数据为依据），例如：当国民经济增长率为15%时，工伤事故死亡人数指数可增长到23%左右，为达到工伤死亡人数稳定下降的目标，国民经济增长率只能限定在4%左右。最近几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大致在7-8之间，据此推算，近期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很难出现明显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200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27∶42∶31调整为15∶51∶34，二产提高了9个百分点。二产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第二产业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有可能继美国、日本之后成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可带来持续经济繁荣，但它也可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示，在制造业高速发展时期，往往都出现事故频率高，工伤死亡人数多的情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二产业比重逐渐减少，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增加，如美国到上世纪末，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72%，世界平均也为61.6%。产业结构调整使高风险行业萎缩，伤亡事故高危人群减少，工作环境本质安全条件提高，这都有利于安全生产形势好转。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等国的发展道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处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中国，必然要面对环境污染的压力和安全生产（劳工标准）问题的挑战。

如前所述，我国工伤事故死亡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明显反差，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基本特点。许多研究结果指出：事故伤亡绝对人数居高不下，主要与经济总量扩大和工业就业人员增加有密切关系。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90年增长近两倍，排名也由世界第十位跃升为第六位。随着经济总量扩大，工业就业人员急剧增加，到目前为止，仅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8000万人以上，这些劳动力大多数从事高风险的基本建设和密集型劳动产业，其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都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要求相距甚远。而另一方面，某些相对性指标出现明显下降，则说明经济技术实力不断加强和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与这些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有密切关系。许多国家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国家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带来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覆盖规模和强度的加大，从事故发生概率和产生后果这两个要素方面都加大了风险度，从而导致事故增多和伤亡人数增加。

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和比较国外，造成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基本原因应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经济总量急剧扩大与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产业比重加大和事故总体风险增加。此外，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法治环境和国家总体投入强度等对安全生产形势也具有重要影响。

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认识安全生产工作

我国是要在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逐渐提高对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水平。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以压缩经济总量，放慢增长速度，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也很难要求国家和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

应当把安全生产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统一、高效的现代职业安全健康监管体制与机制；与经济发展同步，逐渐增加国家和企业对安全生产投入和大力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

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最直接和有效的战略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工作场所的严格检查，严肃处理。

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自然本能期、法制监督期、自我管理时期、团队文化时期。目前我国企业的安全管理基本还处在第二个历史时期--强制监督阶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加快发展，是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基本政策。发展是硬道理，我国是要在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逐渐提高对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水平。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以压缩经济总量，放慢增长速度，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也很难要求国家和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为保证尽快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迫切要求迅速扭转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不利局面，尤其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的势头。为实现这些目标，应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把安全生产工作，尤其控制事故的频率和死亡人数量纳入国家总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应用管理、法制、经济和文化等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和有效地降低国家和企业伤亡事故风险水平，将事故频率和伤亡人数都控制在可容许的范围之内。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当把安全生产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统一、高效的现代职业安全健康监管体制与机制；与经济发展同步，逐渐增加国家和企业对安全生产投入和大力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等。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战略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工作场所的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强制执法对提高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来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历史阶段：

最早的一个时期在工业革命的起始发展阶段，也称企业安全管理的自然本能期。这一时期企业的安全管理只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是屈从于生产率的导向和只注意死亡、尤其是重大灾难性事故，没有严格的法规，是原始安全管理阶段；

到上世纪后期，多数工业化国家进入到法制监督期，其特征是：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严格的法规，企业的安全管理依赖于政府强制执法监督，管理者由于惧怕法治惩戒而层层设立责任目标，依据法律条文要求管理安全生产；

随着国家法治环境完善和企业管理能力提高，在80年代后，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企业进入到自我管理时期，企业已充分认识到安全对企业长远发展的作用和应负的社会责任，建立现代管理体系制度，依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多数跨国公司等大型企业都曾采用过这种管理战略；

第四个阶段是由自我管理过渡到团队文化时期，工业发达国家中现代化企业，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现已进入这一阶段，它把保障所有劳动者安全健康作为企业最高价值观，安全是社会时尚和所有人崇尚的道德品质，每个人都以关心爱护他人为己任。

目前我国企业的安全管理基本还处在第二个历史时期--强制监督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要求国家把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和督促企业守法作为安全生产最主要的工作基础和内容。2002年11月1日，《安全生产法》开始实施，为加强安全生产法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利于在我国建立严肃法治环境，从而尽快跨越工业革命中这段历程，迎来安全生产的春天。

第二篇：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李伟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90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1979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80%；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3000—4000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100元的皮鞋、几十元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GDP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17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李伟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50%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到2020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2020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6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1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李伟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

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去年一年我们花了1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2.3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5%左右；铁矿石进口了6.18亿吨，对外依存度2009年达到了62%。这几天，中东、北非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三天时间石油价格从103美元涨到114.23美元，而我们之前刚刚调高了成品油价格，现在涨了这么多，又面临是否调价的问题，可马上调价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所以，大家认识到，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2005年和2009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40%—60%；我们2005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29%；2009年高档占26%，最低档占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李伟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GDP都达到1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

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我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要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GDP、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

国研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

大家讨论中提到的最突出问题，也是这几年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明确一个指导关系并加强指导合作，作为地方机构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中央机构建立起能够被认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其他部委不同，我们认为，不必拘泥于“指导”这个词，一是“三定”方案中没有依据；二是如果定为指导关系则会产生很多相伴而来的问题，诸如双方责任、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等，且定为指导关系也并非各地的一致意见。但是我认为即使不用“指导”这个词，在我们多年工作交流的基础上，只要在六个字上做文章，也完全可以达到大家所期望的效果，这六个字就是交流、沟通、合作。

交流包括工作交流、各种情况的通报和经验交流等，可通过会议或互访等形式实现；沟通就是针对当前政策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重点问题进行沟通和探讨；合作的范围就更大，目前我们已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如课题合作、调研报告共享等。

我们认为，围绕这六个字做文章，完全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创新达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互利共赢的目的。如：我们已基本形成制度的春季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年中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主任座谈会等，都是非常好的形式；现在我们中心的一些部、所与地方联合建立调研联系点也是共同合作的有效方式，通过对当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跟踪分析，大家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认识，提高了政策研究的质量；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发展研究奖评奖活动也是促进双方合作的好方式；还有信息的交流，利用信息化工具优化和提高我们交流的效果和效率。在这方面我们也在进一步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经过讨论已经明确利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成一个为政策咨询服务的信息化工程体系，目前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国家发改委已原则上同意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纳入国家“金宏工程”建设单位，“金宏工程”是一个由八个部委组成、覆盖全国、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服务的信息平台，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还包括政策咨询研究数据库建设和数据模型使用等各种资源的整合。我们现在有些研究部、所已经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还处在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将来要逐渐放开与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

第三篇：如何认识当前我国海洋维权形势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海洋维权形势

一、全面理解海洋权益内涵

何谓海洋权益？一般的理解是国家在认识和利用海洋活动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例如，毗连区管制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他国管辖海域的航行权利、行使公海六大自由的权利以及分享国际海底区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利益等。严格来说，海洋岛屿主权及领海主权在性质上高于一般的海洋权益。但依据“陆地统领海洋”的原则，海洋岛屿主权是主张岛屿领海等管辖海域及其相关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岛屿主权一般也被视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任务。

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为基干的现代海洋法规定了各国在不同海洋区域的权利和义务，是各国主张海洋权益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依据。但是《联合国海洋公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并不排斥、否定一国依据其他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如历史性权利。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并不仅限于维护我岛礁主权和我管辖海域的权益，在其他海域，如他国管辖海域、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我国也享有相关的海洋权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法享有在这些海域通航、资源开发、海洋科学研究、维护海上安全等权利和利益，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

二、正确认识海洋维权形势

岛屿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海洋资源开发争端，在国际海洋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界上存在60多处海洋岛屿主权争端，多数岛屿主权争端均已存在至少数十年。世界上约需划定的海洋边界约400条，目前已经划定的还不到一半。在我周边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完全解决了海上边界问题。从这个角度说，解决岛礁主权、海洋划界和资源开发争端，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

但是，在世界各大国中，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形势最严峻，维权任务最繁重。在我周边海域中，南海是世界上海洋权益争端最复杂的海域。近年来，我国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通道受控制的形势越来越严峻。2012年以来，我国周边海上热点问题此伏彼起。对此，中国采取了系列措施，坚决维护我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国外有人惊呼中国之强硬“超乎预期”，有人将此作为“中国威胁”的新证据。

是中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和措施才导致海洋权益争端加剧、乃至升级吗？不明真相的善意者或罔顾事实的别有用心者似乎觉得这有点道理。但任何站在客观理性立场的公正者都会认识到：中国采取的系列维权措施，基本上是被动反应性的，是对相关国家侵犯我海洋权益的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中国从未主动挑起争端，并无意于将争端升级。中国提出并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已有40余年，但中国的诚意并未得到某些国家的积极回应。在主张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克制，并未倚强凌弱。相反，倒是某些国家误判形势，视中国的忍让为软弱，不断加大侵犯我海洋权益的力度。

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加剧，这是与某些大国的介入分不开的。域外某些大国的所谓“重返亚洲”，或者“再平衡”战略，让中国周边某些国家似乎看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域外某些大国似真似假的承诺下，在其或强或弱的支持下，周边某些国家加快了争夺海洋权益的步伐。

三、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海洋权益争端的产生和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历史缘由、法律发展、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等交织在一起，而且各因素本身也存在程度不等的模糊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就决定了应对和处理海洋争端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据形势发展不断优化相关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使我们的政策和措施兼顾到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我们既要关注我国近海、我国管辖海域的维权问题，也要放眼全球，关注我国在公海、大洋、南北极和其他国家管辖海域的权益问题。除了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也要有长期的规划，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疲于被动应付。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必须“理”与“力”相结合。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也必然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提出系统的历史证据和法理依据，以证明我权利主张的合法性、合理性，赢得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但是，有理并不能自动产生有利的结果，忍让、克制和善意也并不一定能赢得相应的回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还需要不断加强海上力量建设，采取必要的、有力的、有效的反制措施。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不是一场完全的零和博弈。中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不是谋求不正当的海洋霸权，而是充分尊重各国符合国际法原则的正当海洋权益。在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解决前，中国仍需继续推动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共同开发油气资源，合作开发与保护渔业和其他海洋资源。中国与周边国家仍需加强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海上生命安全和海上信任措施建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海洋安全形势

当今世界，海洋已经成为各国联系的纽带，是友好交往和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重要的利益交织点，海洋安全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焦点。

受当今时代潮流、世界力量消长、大国战略调整等全球因素影响，我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如何构建有效的海洋安全体系，确保我国海洋安全，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海洋利益持续拓展期、国际海洋秩序深入发展期和海洋利益磨合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海洋问题关系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战略机遇期，任务艰巨，使命重大。

我国在海洋上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南海的120多万平方公里。除了在北部湾南口和越南达成协定，解决了北部湾的划界。在海洋上，从北到南，从黄海、东海到南海，我国目前在海洋上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具体有：第一，海域被瓜分。传统的海域，比如黄海，我们传统渔场被瓜分。第二，岛礁被占领。如南海的岛礁被占领。比如东海的苏岩礁，南海则更多。第三，资源被掠夺。特别是南海地区，1986年后越南凭借从南海攫取的油气资源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包括现在的钓鱼岛争端也是如此，据探测，由于钓鱼岛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且是良好渔场，所以背后包含着资源的掠夺。第四，安全受到了威胁。周边国家从海洋挤压中国，包括调整军事部署和把先进作战兵器投放到我国对面，比如在关岛和冲绳岛.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近海海上安全形势严峻，海洋安全对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来大，尤其对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的影响越来越深。过去这几年在海洋方面，我国无论是南海和东海的近海海上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只能说我们是海洋大国，而不是海洋强国”，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这也说明我国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十八大报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章节提出，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首度将海洋安全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层级。

对于我国近海安全形势，也有专家称我国近海安全形势严峻，增海洋话语权需先布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副院长王逸舟认为，要增加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软实力就是要主动规划、谋略和设计，要有先手布局。当然软实力布局还应有硬实力做后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匹配，应该清晰的力行国家海洋战略和力量建设。近年来，中国海监频繁出海护渔和维权、中国海军亚丁湾定期护航，以及中国第一艘航母入列，深海载入技术不断突破，令国人在自豪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安心。

在海洋安全形式的问题上，解放军代表也声称：军队应该担负起保卫的职责，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以便更好地保障我国各方面的和平发展

第四篇：当前我国就业形势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的战略转变

一、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一）城镇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较为突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从供给方面看，以往我国历次就业高峰都是由新增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劳动力形成的，而现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的就业工作同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约300～400万人需要安置；农村上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进入城镇务工；国有企业中现有的2000多万富余职工需要分流，其中企业自身无法进一步消化的部分将逐步走向社会。几项合计，1994年，全国城镇需要安置就业的人员总数为1213万人。而从需求方面看，国有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从整体上看，已趋于饱和，甚至超负荷；城镇集体经济用人也呈减少的趋势；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吸纳就业人数近些年快速增长，但容量有限，目前尚远不足以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近几年，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看，失业人员逐年递增，1994年已达476万人，城镇失业率达2.8%（不包括已进城但务工无着落的农村劳动力和实际上已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企业内富余人员及其他不充分就业人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失业率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二）总体就业压力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1.劳动者（特别是待业青年）的择业愿望、职业素质与社会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日趋突出。一些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但适应其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不能满足需要；而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煤炭、机械等行业）普遍招工难，迫使部分企业为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大量招用农民工。这使得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企业存在富余人员与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结构性矛盾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2.失业人员再就业及特殊群体的就业难。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普遍年龄偏大、素质较低、技能单一，竞争能力比不上新成长的劳动力（即待业青年），再就业难的问题突出。

3.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缺乏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强调企业富余人员以企业内部消化为主，并不是不愿落实企业自主权，更多地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的：一是大量企业富余人员流向社会后，目前承受能力很弱的失业保险基金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二是在社会就业压力本已很大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其再就业问题，极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二、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两难选择

1.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与扩大企业就业容量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实现“四个自主”，为提高效率、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增殖，企业必然要裁减冗员，从而使大量企业富余人员走向社会。而在就业压力本已十分沉重的情况下，社会希望企业多招工而不是裁员。如果大量企业富余人员涌向社会，目前社会无力全部解决其就业问题，甚至连其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因现有失业保险基金远远无法适应短期内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

2.企业破产与减少失业

推行企业破产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改革举措。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不破产，不断沉淀下来，这是我国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形成、亏损企业越积越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纯经济的角度，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对国家财政减支增收都是有利的，既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补贴，又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闲置国有资产。但这一经济上的合理行为与减少失业的社会目标是相冲突的。目前破产工作之所以难以启动，关键是破产后，企业原有职工的安置问题难度很大，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会大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而使得政府决心难下。

3.农村劳动力进城与城镇劳动力就业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既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有助于农民脱贫致富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进城农民工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很多领域中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除交通、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因素外，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也在很多领域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形成巨大冲击。

以上问题典型地反映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只有改革（包括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破产制度等）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矛盾，从而降低失业率。国有企业不裁员，效率不提高，就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完全不准裁减富余人员，等于坐视国有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慢性自杀；但从近期看，企业大量裁减冗员、不吸纳或少吸纳社会劳动力以提高效率，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全部破产，势必大量增加失业，可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社会不稳定。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治标与治本、长远与近期的最佳结合点，既要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又尽量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新时期就业战略的调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逼出了一个“三结合”就业方针，这是我国就业战略的一次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单靠国有经济安置就业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并重。应该说，在过去的15年中，“三结合”就业方针，启动和推动了我国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正是依托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三结合”就业方针为我国就业形势的稳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对增加就业的作用已远不如初期明显了，在这种新形势下，社会对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就业总容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迫切要求我国的就业战略进行大的调整，确定增加就业的新支撑点。

1.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岗位增加的积极就业战略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而这就需要确立有利于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有利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就业战略。在搞活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企业效益的提高，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在现阶段，具体地说，就是适应深化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需要，实现就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即从以安置待业青年为主，转向在安置好待业青年的同时，重点加强和做好企业富余职工分流和失业职工再就业工作。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难点，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富余职工和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不解决企业现有富余职工的出路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就无法推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就难以搞活。在这种形势下，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工作应在安置好待业青年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到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和失业职工再就业上来，为深化企业改革开路。只有这样，就业工作才能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挂上钩，才能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也才能使我国的就业形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根本的改观。

2.确立发展中小企业的就业战略

在发展经济、扩大经济规模以缓解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的同时，继续调整就业的企业结构（发展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所有制结构（发挥非国有经济在就业中的作用）及发展多种灵活的就业用工形式对增加就业总容量仍是十分重要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扩大就业容量的作用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对于第三产业发展，国家已有“发展纲要”，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重视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活跃的经济“细胞”，充当大企业的产品市场和协作伙伴，既彼此竞争，又相互依存，在扩大生产、活跃流通、增加出口、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些作用是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属于劳

动密集型企业，大企业资金（技术）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对劳动力需求日益减少的今天，广大中小企业在扩充就业门路、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国家在发展企业集团、促进工业企业巨型化以应付“入关”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同时，应为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和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更好地发挥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3.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客观地看，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促进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只能减少结构失业，而不能从总量上解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但由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已不能视而不见，需要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训练，使劳动者的技术、知识结构适应市场的需求，减少因劳动者的技术素质不符合市场的需要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为此，国家在财政预算中应相应增加对职业培训特别是就业训练方面的投入，以进一步扩大职业培训规模，调整教育培训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者的技术、知识结构，同时加强职业介绍等项就业服务，减少因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4.加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统筹调控

目前继续实行城乡完全隔离的政策已不可能，城乡统筹已成大势所趋。首先，应在推动农业深层开发、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扩大农村就业容量，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快其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下功夫，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同时，现阶段，根据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可能，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大中城市的规模、速度、从业范围（尽量使之与城镇劳动力互补）等方面进行适度调控，使之有序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目前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控制还不宜放得过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为主线，同时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稳定当前的就业形势，二者相结合（即长远与近期、治本与治标相结合）应成为新时期就业政策的基调。

第五篇：怎样认识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

怎样认识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

•(“两点论”：)•

1、保持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发展态势。•

煤矿去年的死亡人数下降了1.5％。•

2、形势依然严峻。煤矿重特大事故多发。

2005年

•全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717938起，死亡127089人，与2004年相比，分别下降10.7％和7.1%。•其中煤矿事故3306起，下降9.2%；

•死亡5938人，减少1.5%，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2.811，减少0.270 2005年全国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呈现“三降一升”

•1.事故总量下降。死亡事故起数、人数下降8.2%和0.7%。•2.重大事故下降。全年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重大事故210起，死亡886人，同比减少39起、少死亡204人，分别下降15.7%和18.7%。

•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836，同比减少0.245，下降7.9%。

4.10人以上特大事故上升。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8起、死亡1739人，同比增加15起、多死亡695人，分别上升34.9%和66.6%。

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是：•

1、职工有权得知所从事工作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和可能发生不安全事故。

2、职工有权获得保障其健康、安全的劳动条件和劳动防护用品。•

3、职工有权接受必要的教育培训以具备对工作环境、机械设备和危险物质等方面有关安全卫生知识的权利。

4、职工有权对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予以拒绝。

5、职工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6、职工在发生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紧急避险，并向单位管理人员报告有关情况。

职工应履行安全生产的义务是：•

1、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遵守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3、职工必须按规定正确使用各种劳动防护用品。

4、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发现不安全因素或危及健康安全的险情时，有义务向管理人员报告。•

•预防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的具体步骤 •

第一步：停止生产，排除隐患

• 煤矿的通风、防瓦斯、防水、防火、防煤尘、防冒顶等安全设备、设施和条件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有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措施和完善的应急处理预案。

• 煤矿有下列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排除隐患。

•第二步：监管监察，停产整顿

•煤矿有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所列情形之一，仍然进行生产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停产整顿，提出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3个月内2次或者2次以上发现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仍然进行生产的煤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提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闭该煤矿，并由颁发证照的部门立即吊销矿长资格证和矿长安全资格证，该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和矿长5年内不得再担任任何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矿长。•第三步：暂扣证照，按照整改方案整改

• 对被责令停产整顿的煤矿，颁发证照的部门应当暂扣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

被责令停产整顿的煤矿应当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和安全技术规定。

•第四步：验收复产或关闭

• 整改结束后要求恢复生产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自收到恢复生产申请之日起60日内组织验收完毕；验收合格的，经组织验收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经有关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核同意，报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批准，颁发证照的部门发还证照，煤矿方可恢复生产；验收不合格的，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对不合格煤矿，只能给予一次停产整顿的机会

•关闭煤矿应当达到下列要求：

（一）吊销相关证照；

（二）停止供应并处理火工用品；

（三）停止供电，拆除矿井生产设备、供电、通信线路； •

（四）封闭、填实矿井井筒，平整井口场地，恢复地貌； •

（五）妥善遣散从业人员。

《特别规定》确定的基本制度一是，关闭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止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煤矿。二是，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三是，带班下井制度。四是，发放职工安全手册制度。五是，公告制度。七是，隐患排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