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范文）
——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内容提要：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政治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主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政治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主线。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empirenews.page--]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政治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empirenews.page--]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北京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1][2][3][4]下一页 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人权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政府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政治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把观念史分析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后者是从现代认同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这两种政治的内在联系在于支撑着差异政治的基础正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差异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完全吸收，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是对某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人人皆有其认同——给以适当的承认。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empirenews.page--] 但是，虽然这两种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泰勒的方案包含了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注：参见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从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性判断和强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种族中心主义。那么，就与权利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泰勒推荐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理论的批评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正确地解释权利理论，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对于文化差异同样也不是置若罔闻。在哈贝马斯看来，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就与程序性自由主义忽视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样，把自律概念一分为二，而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受众(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能够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主体。（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342.）事实上，根据现代宪政的理性观念，个体的主观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设定为权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的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而一旦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需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法律体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P.343-4.）[!--empirenews.page--]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队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的批评过于抽象（这种抽象性是与他没有在该文中详尽阐述其立场相关的），那么在作为《事实与有效性》英译本的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则把他倡导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的宪政观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前者要解决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后者则是不但能够置换民族性并赋予价值规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认同标准，而且能够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从而保证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稳定支持的动力资源。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和推展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其理论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两者则是其宪政观中内含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对象。首先，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共同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这种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模式提醒我们，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对这样的人们才是有价值的，他们习上一页[1][2][3][4]下一页 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积极自决实践的‘我们’视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须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其次，在确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立宪爱国主义的公分母或共同标准的论题之后，哈贝马斯把其宪政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欧洲一体化的范围中来。在这里他关注的焦点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立宪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但是由于民主过程迄今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内运作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且因为其内涵是“朝向欧洲共同善的职责的意识”的“欧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问题尚在未定之数。具体来说，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超民族水准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决策正在一个逐渐增长的程度上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为止公民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响欧洲决策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经济律则变成一种独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则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这一事实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要求相矛盾。很显然，由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太小，不足以应付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经济，因此应当联合在更大的政治单元之中。而一个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包括基本的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础不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讨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实现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会权利，即以政治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注：参见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这一角度，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是这种突破的题中应有之义。[!--empirenews.page--] 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临的任务则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围内继续这项任务。（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最后，移民和避难问题加剧了立宪民主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在两德统一境遇中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的除了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宪政观在移民问题上所要反对的则是所谓富裕的沙文主义。一方面，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不应只涉及西欧的经济体系吸收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应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哈贝马斯援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进行论证，对移民权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从互竞的思虑得到辩护，即避免社会冲突和将会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共秩序或经济再生产的负担的需要才能使严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当性。相对于社群主义从保护特定生活形式的种族—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自由移民权利施加规范性限制的特殊主义的论证，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认为，同样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认同并非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种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赖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则。的确，自决的民主权利包括保护形成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权利，但它并不包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权利。在刻画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的情境中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渐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我们在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义的条件亦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至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个统一体，其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四 如果说，柏林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为自由主义寻找普遍正当的理由的努力，从而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将自我选择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捍卫普遍主义（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义（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时把立宪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成为这种原则的动源并赋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策划的推动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宪法为结晶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根据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对同一些、也体现于其他共和主义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特定的亚文化、亚群体——包括主流文化与主流群体——相分离的政治文化与罗尔斯所谓“重叠的一致”非常近似而与泰勒更加实质性的共和主义论题拉开了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论是个体价值自决，并通过程序主义的公共理性秩序来平衡价值冲突，而非由首级政治制度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优质品和劣质品、善与恶、好与坏”。（注：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79.）这一点无论对于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罗尔斯主张与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学说脱离的所谓“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及过分拘泥于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所造成的近视性不但使其“共和主义论题”没有洞察到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且使其“承认的政治”没有能够充分估价“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相脱钩”（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转引自注(12)所及童世骏文。）的重大意义，后者不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论证的精髓，而且构成了哈贝马斯在两德统一、欧洲联盟、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导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empirenews.p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当作“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并把现代社会中同其他文化价值相分离的政治价值领域当作某种既予的东西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区别开来，后者不但为正确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们有足够的余地来设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共上一页[1][2][3][4]下一页 同的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像欧洲联盟这样超民族的集体认同提供基础。（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而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正是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贝马斯的同龄人、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会仍然局限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它就必然与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相结合，而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是违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的原则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注：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P.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上与达伦多夫一样同属康德信徒的哈贝马斯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作为“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论，我们就必须把握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他援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种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并认为吉登斯所谓“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尽头”以及“我们并未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这两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价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的意义上，在解决现代性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现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义上，哈贝马斯才把现代性称作“未完成的谋划”。
第二篇：从理解到自由
从理解到自由
让我来贴一篇文章，摘自《爱和自由》。希望能够帮助琪琪妈妈！
从理解到自由
——摘自孙瑞雪著《爱和自由》
人们普遍同意，应该尽量给孩子一些爱，让他充分享受到这些爱，这对他一生都是有影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事情总是这样，原则的东西、抽象的东西容易，生活的事情、具体的事情做起来就不容易。甚至应该说我们平时给孩子的时间都不多。因为我们很忙，时间总是不够，各种事情都排在孩子前面。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没有跟孩子在一起读书、交流，没有跟孩子一起工作、去欣赏孩子需要欣赏的东西，去倾听孩子的心声和感受。当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理解孩子。
理解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必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尤其要了解孩子的发展状态。母鸡，是很弱小的动物了，在无论怎样强大的敌害面前，它都能用自己的翅膀保卫着自己的小鸡；一只老虎是很凶猛的野兽了，但他跟小老虎玩耍的时候，能够达到极大的耐心。这种爱孩子，是每个母亲都能做到的。而且这一点上父母都能做得很好。但在孩子真正有了独立意识，需要父母了解孩子的成长状态时，父母却难以做到“爱”了。我们常会看到这种现象，当孩子一旦独立的时候，父母就会说：“这孩子太犟了！”“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实际是孩子要成长！要照他自己的意志去成长，孩子的意志同父母的意志开始产生矛盾了，要学会理解孩子成长的需求。
我们大多数人都面临这样的处境，前几天保健院的大夫来给我们蒙特梭利幼儿园的孩子做体检。孩子们都很“自由”，就是说按蒙特梭利方法规定，除了不得粗暴地干涉别人，不得打骂别人，拿教具必须归位，不得打扰别人这几点之外，其他一概自由。让儿童在自由自在中经验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这是让孩子独立，独立的做出选择。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围到那儿，一会儿摸摸大夫的衣服（我们有一个课叫触摸课，就是分辨布料的粗细），一会儿摸摸那些医用器具。虽然他不会破坏，但他会用手很轻的摸。因为这套东西和这种活动孩子没有见过，尤其是做实验，这个工作很吸引孩子。其中有一个糊得很脏的小孩，他的手已经被针刺过，取了一点血化验，他站在那儿一个小时。我看了一下表，整整一个小时，手就那样举着，一动也不动站在那儿。他才两岁过一点。当时那些大夫说：“你们学校太乱了，怎么能这个样子呢？”说应该像其他幼儿园一样，孩子们（苦着脸）排着长队，做完一个孩子再进来一个，进化验室，检查完一个就回教室一个。他们必须特别安静。而我们的孩子，满大厅跑着，而老师在后面追着，有的刚抽了血哭着，一部分围看着。我却对大夫的不耐烦感到惊讶。我说：“你作为一个大夫，就应该了解儿童的心理。应该给儿童大量的时间，让他们适应你们的工作，而且让他们自由的观察并同你们交流，在观察了解的过程中解除恐惧。”
这确实是一个让孩子学习的极好机会。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学校有个家长，她说原来在其他幼儿园的时候，她的小孩回家后，把买给她的一长溜的小娃娃从大到小排在床上。那个小孩说：“不许说话，赶快睡觉！要不睡觉我就要管你们了。”她妈妈说这个小孩把娃娃当木偶在表现她的老师的所作所为，其他场合的情况就更糟。因为我们大人也希望儿童像木偶一样，我们很顺利很快的就把这些孩子处理完了。
孩子是大人的一面镜子。也有人反过来说，大人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但意思是不一样的。大
人什么样，孩子就表现得什么样。孩子失去了发展自己的自由，也习得了限制别人的习惯。这就是我们成人好控制和压制他人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从未有过自由发展我们潜在能力的机会，我们就根深蒂固的形成自由是有害的，儿童需要成人管教的意识心态。
我们习惯上很难容忍让孩子自由，尤其在说孩子“吵得很”时，你要是真正爱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们玩耍，在那儿“做验血”时，非常可爱，你根本不觉得他吵。有的孩子不做，不检查，他就离得远远的，坚决拒绝。要给他做思想工作，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要让儿童有安全感才能让他做，要不然对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尤其是肝功化验，要在脖子上取血。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孩子硬按到桌子上，这个过程同杀动物的残酷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方式对一个无知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恐惧了。所以我们要很耐心的给孩子讲解这些，让孩子观察，没有其他办法。
遗憾的是很多大人没有这样的耐性。我们越来发现，在生活中，不管是大夫，还是老师，都很难容忍让孩子自由、快乐的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成人嫌麻烦，很简单，一个像木偶一样的孩子对成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成人愿意做什么事很快就能完成。可是一个在自由中的孩子我们要付出大量的工作、精力和时间。成人大多不愿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挣钱重要，看电视重要……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人的一生中，拿出六年给孩子，并通过孩子发展自己，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就在这种工作中一分一秒的成长，孩子也在这种生活中一分一秒的成长。只有付出心血，让成长一分一秒的积攒起来，才可能造就出一个非常成功的孩子。
成人的错误具有惊人的普遍性，我今天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正是“老得掉牙的故事”。在公园的拐弯处，有一个妈妈正在给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买饼子。这个孩子就抓着饼子死不放，妈妈也抓着饼不放说：“你吃不了这么多，这样会浪费的。”可这个孩子就是抓着饼不放，说：“我能行，我能行。”但他妈妈就不给他。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的争执，看来一时还无法解决，我才骑上车走了。为什么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呢？这个母亲以为孩子很贪心，一个饼子他吃不完，却要整块的。
在蒙特梭利幼儿园的好多孩子身上发现了这种情况：孩子要一个整块，不要半块。针对这个问题老师开会讨论，当老师把每个班的情况都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儿童对事物有一种“坚定地追求完美”的审美观。他的审美要求远远超过成人，比如说厕所里有水锈，便池里有黄色的水锈，孩子就不上那个厕所。
当成人不理解孩子的某些做法，而孩子却哭着坚持时，甚至每天都在重复类似的情况时，我们难道不能问个为什么吗？为什么？难道是太贪心、浪费。不！不要用这种消极的想法想孩子。当你不知如何办时，给孩子自由难道不是个好办法吗？是的，尤其在儿童小的时候，正好是他的审美观念形成和建构的时候，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给孩子提供这个（建立审美的）条件和机会。
就是说宁可让他“浪费一点”也不能破坏孩子的这种完美的追求。因为这个时候节俭的观念还不能在他心灵中形成，但是审美的观念正是孩子发展的关口，一定要帮他建立起来。儿童在小的时候哭是绝对有理由的，而且他的那种感觉、感想是很奇妙的，很美好的。心理学家认为，在儿童期间，一个是建立儿童完整的人格和开发儿童的智力，另一点就是培养儿童的审美观。审美观建立的好坏，是决定孩子从小到大是否能远离丑恶和犯罪的关键，也就是说审
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观。
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讲就是儿童发展中的自由有些时候孩子要发展什么我们知道，那是经过客观的谨慎的研究才知道的，它需要儿童发展的很多专业的背景知识，需要我们对孩子的深深的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了解儿童真的很难，有个孩子蹲在一个树坑里，那树刚好容下他蜷伏，他就蜷卧在里面，背上背着一只兔子，坑口盖上一块纸板，里面的空间因为太小而使他一动不能动，可他就在里面趴半个小时外面还有个“小护卫”。然后他们急不可耐的轮换着，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在发展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孩子们喜欢这个游戏。
只要给儿童自由。有了自由儿童就摆脱了我们狭隘的界限。有了自由儿童就去自动施行我们想不到也不理解的“神奇”的发展方式。
蒙特梭利说，当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他能够长久的沉思，他能够浪漫的联想，在这个时候如果远处钟声传来的话，那么他这种感觉会更好的加深，像诗一样。蒙特梭利说，一个优秀的蒙特梭利教师，她的杰出点就在于，当这个孩子正好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老师就是那个钟声，能够把这种美好的感觉加深。
我在我的儿子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追求完美”的敏感期。有一次我给了他一个大的豆沙饼，然后我说：“让妈妈吃一口吗？”他说：“可以”我就用手掰了一块，他把饼子扔掉，躺倒就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当时特别奇怪，他答应给我了，为什么还这样？我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妈妈再给你换一个。”我就给他换了一个。他立刻站了起来，说：“妈妈，这次吃。”我就在他那个饼子边上慢慢的咬了一口。他笑了，说：“这次对了。”然后他用手在饼子边缘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这次是咬的，不是掰的。掰意味着破坏了一个整体和完整，咬一口却不算破坏。
一个在审美情趣方面很高雅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很平庸，也不会很野蛮，更不会很庸俗。他的整个人生基础和结构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要作一个蒙特梭利老师，要作一个好的家长就要特别尊重孩子。
皮亚杰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想测验一下他的儿子的智力状态。他在两把椅子上面放了两个垫子，然后拿了一个东西藏在其中一个垫子底下。他把孩子请进来说：“你给爸爸说说，东西藏在哪个垫子底下？”孩子就径直走到那个没有藏东西的椅子前，掀起垫子说：“咦，没有呀？”他爸爸说“噢，那就请你再出去吧。”孩子出去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又藏到另一个垫子下面，又把孩子请进来。孩子进来后就径直走到这边没有藏东西的垫子前，掀起来，说：“噢，没有呀？”他爸爸说；“简直不可理喻，怎么这样呢？”蒙特梭利笑着说：“你根本不了解儿童，孩子现在是想让父亲有成功感。”这是在跟父亲玩一种游戏，是为了满足父亲的一种需求，他认为他只要发现不了，爸爸就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他不知道爸爸在测试他的智力。所以蒙特梭利说：“我们成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儿童的真实心理状态。”
儿童的内心世界是很大的，儿童的内心世界比天还要广阔。只要我们潜心地去爱儿童，只要付出爱，儿童都会变得非常美好。只要爱儿童，我们就会给儿童自由。有了爱和自由，儿童就具备了基本成长的条件。
有一天，自由和爱就会在漫长的童年时代过去后，成为一个人身上最美、最崇高、最具人格魅力的品质。
第三篇：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11物理一班 1130060011 苏韦东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民粹主义者会接触平民，跟这些平民讨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且诉诸他们的常识。1980年以后，大部分的学问都将民粹主义当成一种可以推广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来讨论。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
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理念，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思潮，其基本特征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要求全体普通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非常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
民粹主义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的是“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由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概念是模糊的。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即是指将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民族主义可自我表明为官方的意识型态或群众（非政府）运动，并以公民、人种、文化、宗教、或意识型态上的言词加以表述。民族的自我定义用于区别民族主义的种类。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全然互斥，许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若干或全部的区分元素。民族主义运动亦可以范围与地区作为区分的准则。民族主义的种类：
1.公民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为国家由公民主动参与，产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法统的民族主义型式。此论一般认为源于卢梭，特别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会公约”而得名的社会公约论。公民民族主义来自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民族主义上与种族民族主义相矛盾，因其认为公民国家（民族）之成员身份应从自决而来。公民国家（民族）理想化了美法等国之代议政治在发展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2.种族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以种族来定义民族。种族以先人的血缘世系为要素，也包含群体成员与其祖先之间文化共享、语言共享的观念。民族之成员身份为自遗传而来。国家政府因为是种族群体之祖国、有能力保护国内族群、以及促进文化与社会生活为一体而取得法统。族裔观念极为古老，但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受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及提倡人民)观念的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的影响极深。种族民族主义现为主要的民族主义型式，通常就被直接简化为“民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使用“种族民族主义”一词当作非西方观点的民族主义，以对照出西方以地理范围定义民族的的观点。
3.浪漫民族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又称有机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为种族民族主义之一型，政府因自然（“有机”）结果与代言国内民族而取得法统。浪漫民族主义反映浪漫主义的理想，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符合浪漫理想的种族文化，民俗发展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概念。格林兄弟受赫德著作之激励，创作出一连串理想化的传说，标明为德国人的故事。史家朱尔·米舍莱以之为法国浪漫民族主义者之前例。
4.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共享的文化定义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一员之身份既非自愿（文化无法顷刻而得），亦非遗传（民族成员之子弟若成长于其他的文化中，会被视为外族）。中华民族主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一例，部分是因为中国境内有许多的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主义者包含身处台湾内部，反对大陆政府的统治而主张反攻大陆的人士）。
5.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为公民民族主义之变形，通常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意味着民族为贡献于国力与国家主张者之共同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最佳范例，体现于墨索里尼的口号中：“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其与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观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则相左并不令人意外。雅各宾俱乐部之建立单一且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主义之滥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以及现代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则为新近的例子。
然而，“国家民族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发生于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时。分离主义者的说法是，国家民族主义因较不可信与较不民主而败坏国家的合法性。法兰德斯分离组织称比利时民族主义为国家民族主义。巴斯克分离组织与科西嘉分离组织同样分称西班牙与法国为国家民族主义。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则称这些分离组织为恐怖主义。其间没有无可争议的准则来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结果通常为人民因效忠对象不同而分裂。
6.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以共同的宗教来定义民族。政府若因严守教义而取得法统，就比较是神权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其实，有些种族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若干方面具宗教特征。宗教为群体认同的标志，而非主张民族主义之动机。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教义相关，且近一百年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们皆为天主教徒，但其早期的（18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者则为基督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从未如以神学区分宗教变体、圣母玛利亚的身份、与教宗的超卓地位等。但对北爱尔兰的若干基督教徒而言，这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学说实际上是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类似的是，尽管有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其主流却较为世俗，以种族及文化为基础。自从英属印度分割后，印度民族主义即与印度教相关。在现代印度，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已明显地有包含印度人民党与民族卫队在内的追随者。
7.海外民族主义：海外民族主义（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长程民族主义”）一般指感觉流离失所的民族主义者，如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与美非两洲的黎巴嫩人。安德森称此型的民族主义为，想要有民族联系，却又不愿离开寄居地者的“幽灵根基”。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爱国即爱祖国，而祖国的直接体现是同胞，国家的直接体现是政权，祖国与国家不是一回事。公民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国家应该效忠自己的公民。这就是孙中山、何子渊等革命先驱反抗大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但依然被尊为爱国者的根本原因。
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
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此外，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在战争时期，这种牺牲会扩大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祖国战死沙场便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
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爱国主义要求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行动，努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同国际主义相联系，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不遗余力地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要表现：
个人爱国主义是一种自愿的情绪。爱国者忠于爱国主义的某一价值，比如对国旗的尊重。政府推行的官方爱国主义含有高度象征化和仪式化的内容。这些内容的陈述对爱国主义的推行有着逻辑性的关联，并通过对政治团体利益的表述来得到合法性。国家纪念碑、阵亡将士纪念日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官方爱国主义通常有着严格的仪式，比如对起降国旗的规定、致敬礼和忠诚的形式。
一些评论认为，正统的爱国主义（非现代的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国家的产物）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共同祖先或者精神图腾。
爱国主义的程度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并且取决于政治社会环境。典型地，爱国主义程度会在国家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升高。反过来，变质的爱国主义又会使国家变得好战。比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与二战前的日本。
爱国主义流派：
个人：个人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性、自愿的爱国主义。这种类型的爱国者有着某种确定的爱国观，如对国旗保持尊敬；不仅如此，他们经常坚持认为，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具有与其本人相同的爱国观，而不允许有例外。这种爱国主义在结构上与其它的价值观理念——运动相似，其政治上的表现为，力图让其本人的价值观得到更好的法律支持。
官方：官方爱国主义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正式内容的爱国主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所有政府总会促进之。它是国家自身的逻辑推论，其法理基础是“国家为政治社会的公共福利的表现”。国家纪念碑、退伍军人节、伟人/历史事件纪念节等，都是官方爱国主义的典型例子。政府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发动一些爱国主义运动，来提升公民对国家与国家标志物的认同。
符号:爱国主义极度依赖于标志性的行为，如：升国旗、唱国歌、参加大型集会、在车驾上贴上爱国的标签等各种在公众场合宣告对国家的忠诚的行为。在战时，符号爱国主义常用于提升士气、增加战时的努力。而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并不能像战时那样方便的衡量对国家的贡献，但并不为爱国者所抛弃。例如，在平日的政府场所向国旗敬礼的行为，被视为是与在战场上向国旗敬礼同等爱国程度的行为。
普通: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为了他国而战斗，有时是为了他们的独立。比如马贵斯拉法叶，杜什科希丘什科和普拉斯基等参加了美国革命战争，西欧人菲荷里尼为了希腊独立而战斗，他就是著名的拜伦爵士。那么拉法叶是美国的爱国者，还是菲荷里尼是希腊的爱国者呢？阿拉斯戴尔会说他们两个都不是。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爱国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拉法叶不过是投身于美国革命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理念，而非对美国怀有特殊的爱国之情。阿拉斯戴尔认为爱国主义只能是本国人们的选择，而不是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信念的他国人的选择。
时代价值：
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
2、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3、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4、爱国主义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1．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
2．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3．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
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做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
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相对地说，这比较容易被人们识破，因而他们更多地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贩卖他们的私货。
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爱国的、革命的传统，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上了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它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
1．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2．历史虚无主义适应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企图。
3．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
第四篇：从爱国主义到公平的正义
从爱国主义到公平的正义
――关于诗作《我生在辽阔的中国》的评论 壶公评论 QQ1924190279
一、前言：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爱国主义的分别
“爱国主义”和“公平的正义”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爱国主义”可以是不同制度的社会的共同主题，而“公平的正义”可以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期望，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在理论上，“公平的正义”表达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不同的国家观，黑格尔的国家观主张社会服务于国家，而马克思的国家观主张国家服务于社会。
事实上，中国和欧美的爱国主义并不相同，表现为中国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欧美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
中国的爱国主义源自《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的大一统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模式出现于秦始皇赢政时代，而巩固于汉武帝刘彻时代。所谓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其实质是儒家“大一统”理论与皇权政治的统一。因此而导出的中国的爱国主义具有共和主义的属性，显然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注意到这个特性，于是把未来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
而欧美的爱国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内容的国家模式，其实施即民族立国，民主立政。国家利益的神圣性决定了对它国的战争的必要性，这也是也是近代人类社会战争不绝的原因，汤因比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思也就建立于战争――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之上。
我们不是迂腐的共和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时代处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丛林之中，于是我们有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因为有了外部的因素而表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于是，我们常常为那些爱国主义的情、事所激动，而本质上，我们是在国际社会为我们的整体寻求公平的正义。
在诗坛上，我读到一篇充满正义与爱国主义的诗篇，名曰《我生在辽阔的中国》。作者弄影女士这样写到：
这首诗是弄影郁积已久的心声。因兼职关系弄影十多年来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略尽绵薄之力，也先后去过二十多个国家观光考察，国外的风景的确迷人，尤其澳洲和欧洲都给弄影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但令弄影自己都惊讶的是，到今天为止弄影从未产生过移民的想法，反而放弃了几次可以出国任教的机会，原因很简单：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生活过的曾经抱怨过无数次的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弄影是个小女人，一向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只知道自己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自己的根在这里。前段时间弄影回中原老家祭祖，见到五代以内所有的族人，非常开心！但也有不开心的，弄影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家乡仍存在严重的男尊女卑，保留着女人不能上酒桌的陋习，害得弄影只好回广后再“诗斗酒”了，呵呵。这次回乡发现的落后或愚昧的东西很多，甚至还有一些令人极不舒服义愤填膺的东西，但是怒过恨过之后我仍然无比地热爱它，因为我的祖坟在这里，我身上流淌着祖宗的鲜血。
对家乡的感情如此，对祖国的感情亦如此，我们的国家当前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当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外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弄影非常赞同这句，既然如此，那么又何必感叹月是他国圆呢？还是爱自己的祖国吧，因为你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
二、现代诗：《我生在辽阔的中国（国语四十行）》文/弄影 我生在辽阔的中国 头枕青藏高原的巍峨 耳畔是奔腾的黄河 黄皮肤黑眼睛 是今生抹不掉的颜色
多灾多难的母亲啊 命运是如此的坎坷
曾有铁蹄践踏她柔软的胸脯 曾有兄弟相煎在她满含泪水的眼窝 这是她一生最痛苦的时刻
我生在辽阔的中国
泰山极顶绚烂着日出的磅礴 故宫长城延续了不老的传说 更有那西藏布达拉宫的千间宫殿 是多少人从未领略过的规模
面容憔悴的母亲啊
皱纹过早地爬上了她的前额
她日夜忧心，为这天不再蓝水不再清澈 可她仍然包容着，因为她知道 这是儿女们所犯下的错
我生在辽阔的中国 五星红旗证明她飞扬的资格 唐诗宋韵婉转着千年的吟哦 南北西东纵横万里
大地深处是她桀骜不屈的魂魄
举步维艰的母亲啊 有时候难免显得柔弱
弹丸之地的小国竟然也来掠夺 膝下的儿女不去扶助却妄加指责 这是多么令人耻笑的怪事咄咄！
多事之秋的母亲啊 有时候难免处事不妥
可贫富不均底层疾苦她一样焦灼 贪污腐败弱肉强食她也同样厌恶
她的儿女应该知道这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曲折
我生在辽阔的中国 深入骨髓有血脉的联络
五千年文明演绎成一曲深情的颂歌
不管母亲的容颜如何改变，不管岁月如何蹉跎 她永远是我今生的骄傲、灵魂的寄托！
三、关于诗作《我生在辽阔的中国》的评论： 壶公评论2012-12-09 20:45
重塑中国文化是当代知识者的历史使命，我们并不拒绝西方文化，但是我们的立足所在是中国文化。不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弄影回复： 2012-12-12 23:07 谢先生雅赏鼓励！先生所言极是，弄影佩服先生的睿智！好茶奉上，弄影问好！壶公评论 2012-12-13 08:58 非常欣赏博主的情感—发自内心的情感，因为这一首诗表达了当代中国人的人性，表达了当今社会的共识，以至于笔者对《诗词吾爱》刮目相看。
人性和共识即我在这里说到的文化，所谓文化，人性即文化。易经谓“成之者性”；理学谓“性即理”；陈寅恪、郁达夫、费孝通等大师以自己的一生企图阐释中国的人性，维护中国的人性，并且以此思考中国的社会以达于中国新社会的构建。
什么是人性？中国人性将向何处演变？
笔者在文章［从《沧浪之歌》看中国人的共性］中谈到这个问题：
胡适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大危机中理解美式自由的，同样的，约翰－罗尔斯也是在这一场大危机感悟自由的，他的文章如《正义论》、《政治的自由主义》、《公平的正义再陈述》如此精彩，以至于人们把他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相提并论。
约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强调“公平”意义下的“正义”的政治价值。他认为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在他看来，正义体现为否定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为名迫害少数、或者坐视个人之间的命运差距等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约翰－罗尔斯又如何理解自由？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点”，又任意地在黑板上画了一些代表无数的“点”，然后他把无数的“点”与他的第一个“点”联系起来，这个“点”就成了其它所有的点的约束，所有的“点”不再是断了线的风筝。
以约翰－罗尔斯的解答，这个“点”就是“公平的正义”，而其它的“点”可以是种种观念，在无限的空间可以得到自由的表达，只要不与“公平的正义”相背离。
笔者写《从《沧浪之歌》看中国人的共性》，当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企图从屈原、孟子和庄子这样三个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人物，从他们对待“国家”的不同态度中寻找他们的共同。爱国主义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就是约翰－罗尔斯画下的第一个“点”，也就是说，只要主张爱国主义，人们可以有种种类类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自由。当然，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点上，人们是否能够享受充分的自由；
其二、什么时候，公平的正义能够取代爱国主义的位置？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在公平的正义的共同点之下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
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2、不懈努力致力于社会的变革。
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将来，爱她吧，亲爱的祖国。弄影回复：
先生的学识实在令弄影叹服！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论述严密，分析到位，不偏不倚，尤其是对爱国主义的阐释，太精彩了！“只要主张爱国主义，人们可以有种种类类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自由。”很少有人站在这样的视野和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真希望有更多的诗友来学习先生的精评，若能领悟足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再次感谢先生赐教，问好，遥握！
第五篇：宪法如何保障自由
宪法如何保障公民自由
摘要：公民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人权,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公权力侵害公民自由有时比普通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公权力侵害公民自由有立法型和执法型两类。通过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对保障人权和厉行宪制具有重要意义 ,但仅限于对违宪的法律法规的审查。还需要设立一种程序和机制,对执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便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自由的不受公权力侵害。
关键词：公民自由 宪法保障
Abstract: the personal freedom is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basic human rights, is a citizen exercise of any other right of premise.The public power enroach on personal freedom someti-mes than ordinary crime consequence caused more serious.The public power enroach on pe-rsonal freedom has legislative type and law enforcement type two kinds.Tong after nps for ensuring humanrights and unconstitutional acts of constitutional strict signi ficance, but o-nly for un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Also need to set up a program and the mechanism of enforcement actions on the judicial examination, for timely and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 pe-rsonal since by from the public power violation, read simultaneously apply the rules of unc-onstitutional acts.Keywords: personal freedomconstitution to protectlegal reliefunconstitutional acts
一、宪法保障公民自由的必要性
严格说来，公民自由的宪法保护应该定位在法治原则所属的次级原则的阶位上。换句话说，它是从法治原则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我们在此把它独立出来其意无非是要强调它的重要性。就本研究的主题和宗旨说来，这个原则足以让我们有理由把它提升到宪法、宪政、宪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位阶上来。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更不排除其他的手段和力量，例如道德、政治、经济、社会调节乃至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战争等手段和力量，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和保障作用；相反，我们也积极地倡导和支持这些手段和力量对公民自由和权利发挥尽可能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但是，从各国法治和宪政的经验来看，公民自由的宪法保护是防卫性保护的基本手段，也是最便利、最经常、最有效的保护手段和力量，其优越性是其他手段和力量所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
我们通常指出，只有建立切实的宪法法保护机制，使公民自由和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就能及时地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这样才能切实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所带来的好处或效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说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具有实际意义。这个道理甚至从反证也可以得到说明。在人类宪法和宪政史上，过去、现在都出现过且仍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在宪法上冠冕堂皇地规定着公民享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和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特别是有效的司法保护机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当然，有些自由和权利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其他条件，如劳动权、休息权、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权等。这些自由和权利需要经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物质等方面条件的日益改善来逐步得到实现，这一点在任何国家，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是如此。对于因物质等条件的不具备而暂时不能如宪法所规定的那样实现公民自由和权利，通常都能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和容忍；然而，人们通常不能理解、接受和容忍的是，宪法所堂而皇之规定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受到他人，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政府官员有意无意的侵犯之后，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甚至会出现有冤无处伸、投诉无门的状况；更令人不能容忍和愤慨的是，有些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在饱受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行为、滥权行为的侵害之后，又遭遇官官相护、地方或部门的保护主义，甚至是腐败的司法机构或法官的不公正的、枉法的、滥罚的对待。这种状况在一些民主和法治不发达、欠发达的社会和国家绝非鲜见。这不仅是造成社会和国家不安定的根源之一，而且极可能对社会和国家的民主根基和宪法、宪政体制以及法治建设造成根本性的损害。正是出于对关系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深层次的宪法、宪政、宪治及法治建设的考量，一个社会和国家在民主与宪制、法制建设中，不论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险阻，都切不可忽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机制，特别是不能对司法保护机制采取漠不关心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更不能放任司法腐败任意扩散或泛滥。如果说一个社会和国家由于发达程度所限在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促进方面，还须假以时日来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话；那么，在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防卫性保护方面，特别是司法保护方面，则是刻不容缓的，而且还是能够做到的或较容易实现的。除非对社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轻慢的态度，或者根本不想去实施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而只想假借宪法愚弄人民。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则离民主与宪政、宪治和法治甚远了，应另当别论。
二、公民的公民自由需要受到宪法的保护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保护公民的公民自由。中共十六大报告提 ,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核心是保障公民自由不受非法侵犯。
公民自由不仅需要 普通法律的保护 ,更需要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保护。日本学者小林直树认为,近代宪法之价值体系,乃是自由的个人不可侵犯之基本人权所构成。因此 ,在宪法条文中详细、具体而明确地规定公民自由,避免在公民自由保护上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在“位阶上的倒错”。既然保障人权、规制公权力是宪法的本质属性 ,那么保障公民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就必然需要 宪法发挥作用。
在保护公民自由方面 ,宪法和普通法律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宪法具有规制公权力的作用 , 当公民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必然需要宪法的保护。而普通法律限于保护公民自由免受一般违 法犯罪行为的侵害。面对普通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公民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求助 ,或依法采取 一些行动。如可向110 报警求助、可正当防卫 ,甚至自行将犯罪行为人扭送到公安司法机关。但 面对以执行公务为名的公权力的侵害,公民不可能也不能采用对待犯罪的方式来求救或自救 ,那 会改变事情的性质 ,变为抗法行为。因此 ,应当设置一种对宪法公民自由权利的救助措施 ,像普通法系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制度 ,或大陆法系的预审法官审批羁押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原理是以公民的宪法权利制约和平衡公权力。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的本质就是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种防卫权 ,其设定旨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权力滥用之侵害,以对抗国家的侵犯。从英国的《权利大宪章》、《人身保护令》到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宪法前 10 条修正案的近现代宪法史也证实,保障公民自由是宪法的出发点。普通法律若不能保障公民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那么就有必要设置一种宪法保障机制。哈耶克认为,仅在书面上规定宪法 ,而不同时提供明文规定的机构对之加以实施 ,这无异于纸上谈兵 ,从而对现状的变革亦显然于事无补②。公民权利需要现实的保障,至于是承袭或借鉴“人身保护令”制度还是预审法官制度,则是可以探讨的另一个问题。①
三、公民的公民自由需要受到宪法的及时、有效的保护
公民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时,需要受到宪法的及时、有效的保护 ,而不仅仅是事后的保护、也不仅是纸上的难以实现的保护。公民自由受公权力侵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立法违反宪法、法律规定,制定了可侵害公民公民自由的法规；二是执法或司法活动违法宪法和法律 ,侵害了公民的公民自由。立法型违宪如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办法”；执法型违宪如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这是执行中的国家机关及受委托的机构将其异化①
②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 页。[英]费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1997年版,第230 页。
成法外的权力,非法限制公民自由。
目前对立法型违宪审查制度讨论的较多,并可从宪法、立法法中找到一些依据。但对执法型违宪探讨不足。虽然对执法中侵害公民自由的行为可以通过“申请复议”、“申诉”和“行政诉讼” 等途径获得救济 ,但这是事后救济。立法上不仅不给予及时的救济,而且还限制及时救济。如孙志刚在派出所,警方表示“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救治站,医生告知“必须是孙的亲属才能前来保人①”。于是公民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而又没有及时法律救助的孙志刚就只有等待厄运的来临。显然,不及时的救济等于认同对公民自由的非法侵害。因此,应当规定凡是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无论是行政的还是刑事的,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如12至48小时内提交司法审查。
公民自由还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保护。不及时的保护当然是无效的,但是及时的保护也 未必有效。有效保护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限制公民自由必须受到公开、公正的司法审查。这个审查应当是强制性的,不论当事人是否申请,提请限制公民自由的行政或司法机关都必须提起。违反者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应当保证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三 ,对于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法院不仅应当审查事实和证据,是否合法、必要和适当,而且还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对所适用的的法规做是否违宪、违法的审查。
四、公民的公民自由需要受到维护宪法权利的特别程序保护
针对公权力侵害人身权利的两种类型,需要设置两种违宪审查方式。一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定限制公民公民自由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另一种是由法院对一切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进行司法审查 ,同时应当事人的提请,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违法审查。后者其实是更重要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能够及时、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公民自由和安全。这一程序专门为保障公民自由和安全免受公权力侵害而设立。凡公民自由受到限制或剥夺者,都有权申请法庭公开开庭对此进行听证或审讯,以确定对宪法权利的限制是否合法、必要和适当。其作用是:1对作出限制公民自由决定的机关的权力的一种程序性限制,以遏止行政和刑事检控机关可能的违法行为；2)令有权做出此类决定的机关依照法律慎重行事,遏止任意滥用公权力；3)不至于令问题复杂、恶化。如孙志刚案 ,如有这样的司法审查,悲剧或许就能够避免4)对一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及①警察给予的理由似乎是无法无天的。没有身份证原本是被收容的原因,但是有身份证令原因消失后“也不能保释”,就 是非法羁押了。另外救治站的“医生”是否获得法律授权以决定“必须是亲属才能保人”? 在涉及人身自由的问题上,那种无视法律的擅权、麻木和气指懿使令人难以置信。
限制公民自由的方式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如涉及劳教、留置、强制戒毒、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刑事拘留和逮捕等的法律法规和执法行为,都应当受到司法审查,不应有例外。
在程序上,必须保障公民享有以下权利:1)申请司法审查的权利；2)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3)无力付费时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最急迫的问题还不是民主参与的范围,而是自由权利的法制保障①。由于普通法律程序无力在公民自由受公权力侵害时予以及时、有效的救济 ,那么就有必要设立一种维护宪法权利的特别程序予以保护。这一方面可以“激活”沉睡的宪法，使其在维护公民权利和推动法治发展中发挥根本大法的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遏止公权力在非法治状态下的扩张,令其受到规制 ,同时凸显出宪法的权威和地位 ,推动宪治的发展。宪法权利受侵害当然应当有宪法救济措施。宪法权利受侵害却与宪法却无关的现状应当终结了。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154.[2]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M],1998年第3期《比较法学》
[3][英]洛克.政府论[M].商务印书馆,1997.91-92.[4]周永坤:《论宪法基本的直接效力》[M]1997年1期《中国法学》
[5]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42.[6][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参见.陶涛.论宪法渊源[J].社会科学研究,2002(2).[8]周伟，《保护公民自由条款比较研究》[M],法学评论,2000第4期,25页.①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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