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道出中国经济改革解药

第一篇：厉以宁道出中国经济改革解药

厉以宁道出中国经济改革解药

86岁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万字手写演讲稿，道出中国经济改革解药！“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抉择与回归——寻找中国经济新动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会上发表题为了《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演讲，值得注意的是，厉老为金麒麟论坛主旨演讲亲手书写了手稿。

厉老昨天刚度过86岁生日，1930年11月22号生人，至今仍笔耕不辍，为参加金麒麟论坛，厉老花了一天时间认真的一字一句打了手稿，层次清晰的思考和记录了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一些重要的观点汇总：

谈政府进退——政府不能老呆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呆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谈就业——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中需要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谈法治——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所以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治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谈观念——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谈创新——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创新？在熊彼特时代，这是对的。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谈企业家——“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谈消费——古典经济学是最优原则，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但现在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因为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让它微调。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好处是浪费了资金，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附：厉以宁教授的演讲全实录：供给侧改革首要是培育适应市场的企业

86岁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万字手写演讲稿，道出中国经济改革解药！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怎样持续的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个问题，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为什么把这两个并重呢？因为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主要的问题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如果方向搞不清楚，往往没有别样的。供给方面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跟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

如果企业不能够做到这样，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它的结构调整。所以，一般就把供给方面的改革当作中期的任务。

为什么它是中期的任务呢？因为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无论对什么样的企业，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我们可以讲，如果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简单的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的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政府要懂得及时退出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谈到结构性方面一个主要的含义是在这几方面，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就有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的话，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又反复，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各种情况来定。但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前应该看得到这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的改革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政府的调节作用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政府有规划作用、有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

但政府的第二个作用，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

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许多国家都可以说，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时期，由政府来充当企业主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企业力量不足，政府来代替，其他的西欧国家也有过，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时的退出。

政府不能老呆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呆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

第三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来，但另外还有，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举个例子，供给化开始以后，劳动力从哪里来？劳动力在西欧国家，农民、旧农民，因为农民在农田里头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寻找出路，就进城。

大量农民的进城在西欧这是事实，农民进城是为了找工作，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从50年代以后，我们的户口就变成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户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户口，农民是农村户口。

西欧没有这种情况，农民进城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了，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以后，男的可以从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矿工等等重体力劳动，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钱不能上学。这个问题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定要让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女的到哪儿找工作？这个在西欧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有赖于缝纫机的发明和推广，这在经济史书里是有记载的，家庭妇女没法工作，缝纫机发明了，于是服装厂就开始了从手工的变成缝纫机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缝纫机的修理者。缝纫机多了，缝纫机就便宜了，缝纫机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点钱、筹点钱买台缝纫机，妇女因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厂去做工，家里还有很多家务事，这样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种缝纫业务，这就解决了就业。所以第一个阶段，在西欧解决了家庭妇女问题，这样农民在城里变成了生活比较过得去，渐渐地就搬出了棚户区，其他的农民就顶上了，但其他的农民是来自何处，不是西欧国家本身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东欧的农民。

后来又遇到了问题，就业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电，电开始推广了，电开始推广的过程中怎么办？不好办，他们说我们竞争不过那些使用电的工厂，你怎么可能跟他相比，但是没有想到电很快就普及、推广了，只要你通上了电，一插机器也转了，农民这个时候进城以后利用了电就办起了小作坊。

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修理行业，有汽车、有摩托车、要修理，修理要开小作坊，小作坊用上电了劳动率就提高了，渐渐的人就富裕起来了，就形成了蓝领中产阶级。

我在德国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蓝领中产阶级在斯图加特——就是生产奔驰汽车的地方，整条街都是修理汽车的。他们到这里来，不管现在是哪年的、什么型号的奔驰汽车，只要你说出它的年代、生产的型号就可以在自己作坊里头仿制成当时的元件给你配上去。这是技工时代，技工时代有电。所以两次经验告诉我们，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第三次就业浪潮在什么关键时候，第三次就业浪潮主要是在这些新的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11·11”很普通的一点，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量的销售，我们先不谈，增加了多少就业。比如说快递员，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之所以这样，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对这些情况应该清楚认识。政府应解决好诈骗问题

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个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物价会上涨，这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就要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感到困难的不是通常的物价上涨，也不是刚才讲的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

电信诈骗、购物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诈骗，都是随着技术发展，这样技术发展以后就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法治的进展是缓慢的，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人们都有这种希望，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问题不断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说，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观念转变并不容易

第四个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因为跟结构调整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不要着急，应该把目标中的几个目标完成。刚才讲到第一个目标，是要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不行，“老字号”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号”，酒好不怕巷子深。现在没这个情况，酒再好巷子深，购买很难，我不去购买，因为跟你竞争的家数很多。

“老字号”有它观念的问题，观念上我是“老字号”，现在看看，死守这个观念，“老字号”有几家现在还能够流行的。我们讲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烤鸭，人家也在改了，不断适应，外卖什么都有。“老字号”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里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企业家”这个词过时了 “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提出来的，100年前提出来的，熊彼特对创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很多成绩。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讲“首个”，首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6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

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说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就叫创新？熊彼特的观点，对啊，当时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信息的重组是前提，生产要素的重组是以前发生的现象，现在并不重视它。所以我们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因为谈到创新问题，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因为企业家把发明家的许多成果拿来用到经济中去，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知道，发明家的发明是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先有创意，无数年轻人很活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创意最重要了。无数创意是谁搞的？不一定是实验室搞的，实验室里头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各种感觉中发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就行了，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市场的创造可以举一个案例，也是平时讲课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来，让他们去推销梳子去，指明到和尚庙里去推销梳子。晚上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怎么一把没卖掉呢？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干吗”，一把没卖掉，那就坐着等等吧，看看其他推销员怎么推销的。

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这个推销员说，“销了好几十把”，“你真了不起，你能在和尚庙里销售几十把梳子，请问你用什么方法？”我就对和尚说“梳头是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是梳子有第二个功能，你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名目、清脑、美容、养颜”，“还有这么多好处呢”，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

一会儿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他就说“我销了好几十百把，梳子都销完了，订单还有很多”。快谈谈你怎么在和尚庙里销了这么多梳子呢？他说“我仔细观察了，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香灰掉下来，头发就乱了”，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庙里的香客多虔诚啊，你要关心他们”，“我怎么关心他们呢”“你每天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就梳一下，头发上有香灰梳掉，这样香客感觉关心他们，不就越来越向往。”“对，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

一会儿第四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售了多少？”“好几千把，那点梳子不够，还有好多订单”。“你告诉我们为什么销售了这么多梳子？”“我直接找方丈，“你庙里经常有人给你捐钱？” “对！”“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方丈就笑了，“谁要木头梳子呢？”“木头梳子是可以写上字的，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写在上面，方丈的字写得也不错，留几个字，人家作为纪念品留下来，并且以后捐钱就更多了，给你送礼的也就更多了，你庙里去办事也更方便了，”“有道理”，订购了好几千把”。四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十来年前的手机也许就一个功能，通话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你们自己想想你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这都是新功能。

第一个推销员他不懂，一把都没销掉，第二个懂了一点，梳子有第二个功能，头皮痒痒。第三个就不一样了，他把木头梳子改换成了庙里关心香客的工具，因为这些香客我关心你们，每天早上有几把木头梳子放在那儿，供你们梳头、掸香灰，就变成关心香客的工具了。第四个推销员，他能够销售几千把，主要是改变了木头梳子的性质，木头梳子不仅是个木头梳子，而且是一个庙宇的品牌，是一张名片，是一个纪念品。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是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他们都有新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有创意就行。

跟熊彼特当初的创新概念不一样的，他当初的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等，这的确是熊彼特100年前工业化初期之前。今天不是这个情况了，今天主要是有创意，有创意以后一上网，资金自然就到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跟100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在当时情况下也不知道怎么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惟一的就是趁现在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当工人，缝纫机工人。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来的，也包括那些在农村中出去打工，学会了一些技术，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的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生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发现了创意资金就多了。

所以中国整个速度在加快，现在我们这么想，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什么样的？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现在能预料吗？那个时候人们还用货币、钞票吗？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钞票了，钞票就没用了。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在变。还有企业家吗？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真正的企业家，熊彼特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开始，现在尤其不一定是创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次优选择下的消费

第五个问题，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说需求和供给跟供给的效果一样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就是一开始跟大家讲过，是种互动的关系。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看不到现在消费的变化你是不好判断的。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古典经济学什么原则呢？最优原则，消费，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开始，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现在人经过西蒙，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知道买最优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谈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场了解的，能够一家一家看，能够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你的成本已经高了，等你再去买已经卖掉了，所以不是最优的。

人家习惯中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就是次优选择。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一盒针拿出来，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优选择。挑针，第一针一看不太直，放那儿了，第二个不太尖，第三个行了，第四个以后就不看了，我费那个劲干吗。

所以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也许比今年大。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既定诈骗增多的话，会有这么情况吗，法律又没有根治，所以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传统消费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不存在了，因为最优没有了，人们存在什么样的消费呢？就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第六个问题，宏观调控作用怎么理解？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但在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货币流通量多少，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新的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是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没有通货紧缩的，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

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现在在中国要谈主要是谈三个问题，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让它微调。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好处是浪费了资金，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我们在贵州调研，我之前是毕节地区扶贫的专家组组长，后来是总顾问，就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首先重作规划，山上人要下来，山上人下来不愿意下来怎么办？盖几套房子在那里，你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我们问你干吗跑上去？他们说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也不能养鸡，也不能养猪，我小孩每天吃蛋从哪儿来。所以一定要精准扶贫。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返乡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更新的表现，现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我在陕西考察，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汉江边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就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汉江两岸不准使化肥、不准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种稻子可以用有机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

汉江这个边上好多县，其中一个县叫西乡县，它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种粮食就不种粮食，我这里地有，多得是，我把所有的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最好生产地。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树了，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

回来干吗呢？在外头打工老婆、孩子都分离，家里头没人照顾，父母也老了，赚两个钱还不够路费的呢，还不够回家送礼呢，回来干吗？种茶树，茶叶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的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还不够呢，这些劳动力都成为优秀的茶叶工人，这个问题解决了。

另外一个县叫洋县，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飞禽朱鹮，建保护区，让它繁殖，这么多年以来，朱鹮已经有200多只，成为了旅游点。朱鹮这种动物有个习性，终身只有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死了，终身不再有第二个配偶了。结果洋县变成了附近很多县还有外省的人办结婚典礼的地方，要学朱鹮忠贞不渝，特别礼拜

六、礼拜天来度假，有的年龄比较大了，过金婚的、银婚的都来了，把旅游搞起来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创新，一直在为创新论述，这是可贵的。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认为，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就是创新，其他的经济术语过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创新留下来了，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我们现在对于创新要更加加大保护力度，要更加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能够取得进展。

第二篇：厉以宁的诗词

厉以宁的诗词

厉以宁的诗词

2000年底，我去见厉以宁教授。

2001年到2003年，我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鼓励经济学家在转型中的艰辛探索，公正评述他们的巨大贡献。丛书先后出版了《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和《钟朋荣》七本。七位传主和七本书的作者对丛书十分支持，进展顺利。原计划还有刘国光一本，也与刘教授谈好了，但拖延了几年没交稿，只好作罢。不知刘教授出于什么考虑，改变了主意。

我当时去见厉以宁教授是想和他商量他的评传《厉以宁》由谁执笔。他推荐他的学生陆昊，说陆昊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一套。陆昊于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89年，陆昊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在北京制呢厂干了多年，直至当上厂长，并被评为北京市扭亏增盈突出贡献厂长。1998年，他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到我和厉教授见面的时候，他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我说，陆昊是大忙人，可能时间太紧张，但厉教授坚持让陆昊写。

我转过头来找陆昊，陆昊答应了。他说，厉老师嘱咐的事，尽量克服困难吧。我说，你忙到每晚10点才能回家，时间有保证吗？他说加加班吧。事后我得知，他的夫人小朱也帮了忙。

难为了陆昊，早起晚睡忙了一年，到2001年11月底完成书稿，并经厉以宁审阅通过。这部评传对厉以宁的股份制思想、非均衡理论和经济伦理思想，表述得精要得当，切中肯綮，写得很好。但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小小趣事。这就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厉以宁的诗词。其实，书稿中已经专门写了一章评介厉以宁的47首诗词。但我见到其他章节也大量引用了诗词，总计近两百首。

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享有盛名。他的诗才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

厉以宁从小喜爱阅读和创作古典诗词，六十多年持之以恒，被他的学生称为“诗意人生”。厉以宁的诗词很有特色，明快清新，口语入诗，而且不少作品含有深广的意涵。阅读他的诗词，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感受诗人“风雨悲欢”的曲折人生，领悟作者“唤醒世人”的远大抱负和睿智乐观的心胸。

厉以宁在“大跃进”中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七绝·河北农村所见（1959）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

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也是处处“土高炉”。家家户户停了灶火，人们都去公社大食堂白吃。大折腾的结果，不但城里一片混乱，农村里连聊可充饥的荠菜都不开花了。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造成严重后果，诗人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厉以宁的作品描写了中国局势的变化：

木兰花·校园初春（1978）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词句含蓄蕴藉，然而意旨甚明。国运历经隆冬之后，虽有余寒不时来袭，但是发展前景仍然让人乐观期许。

1980年，改革初起。厉以宁写诗明志：

七绝·无题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当时，厉以宁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遭到误解与批评，但他坚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诗句表达了作者矢志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1996年，厉以宁为他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作了一首词：

相见欢

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

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2002年，厉以宁赠马立诚横幅，上书他的诗句：“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这首明白如话的词启示我们，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理论创新源于社会实践。只有读万卷书的同时走万里路，才能真正摸到经济的脉动，体察民众的愿望，获取第一手资料。

厉以宁的诗词固然好，但在一本经济学学术评传中，如果选用过多，难免会与书的主旨游离。好在已经有多种版本的厉以宁诗词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对陆昊谈了这个想法，陆昊十分谨慎，并不表态。我想，他是厉以宁的学生，也许有不便之处。我说，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吧。我再三阅读了书中近两百首诗词，经反复考虑，删去一半，留下了九十多首。顺便说一句，陆昊写完此书之后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显然更没有著作的时间了。

书的原稿为何选用了如此之多的诗词呢？据说，厉以宁的一位朋友曾对他说，你的经济学说很多原理来自西方，而你的诗词却是独创，成就更大。

《厉以宁》一书于2002年元旦出版之后，我含着一点歉意，到海淀蓝旗营厉宅去看他。没想到他十分大度，不但没有提及此事，而且还赠送给我一个横幅，上书他的诗句：

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落款写道：“手书一九九五年旧作《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赠给马立诚同志 厉以宁 二二年元旦”

看着这两句诗，不由得想起1998年4月4日，我和凌志军撰写的《交锋》刚刚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亲自到场祝贺，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停滞倒退。”

又想起，我为这本评传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我，《交锋》出版之后的日子怎么样。

怎么样呢？以这两句诗和厉教授共勉吧。

第三篇：厉以宁教授讲故事

厉以宁教授讲故事

2003年8月,厉以宁教授应邀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做实地调研,在长春 吉林 沈阳 阜新 锦州五市作了学术演讲。演讲时，他穿插通俗易懂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受到广泛欢迎，掌声时起。本文选取其中几个，以飨读者。

去和尚庙推销梳子——创造市场

有四个营销员接受任务，到庙里找和尚推销梳子。第一个营销员空手而回，说到了庙里，和尚说没头发不需要梳子，所以一把都没卖掉。第二个营销员回来了，销了十多把。他介绍经验说，我告诉和尚，头皮要经常梳梳，不仅止痒，头不痒也要梳，可以活络血脉，有益健康。念经念累了，梳梳头，头脑清醒。这样就销掉一部分梳子。第三个营销员回来，销了百十把。他说，我到庙离去，跟老和尚讲，您看这些香客多虔诚呀，在那里烧香磕头，磕了几个头起来头发就乱了，香灰也落在他们头上。您在每个庙堂的前面放一些梳子，他们磕完头烧完香可以梳梳头，会感到这个庙关心香客，下次还会再来。这一来就销掉百十把。第四个营销员说他销掉好几千把，而且还有订货。他说，我到庙里跟和尚说，庙里经常接收人家的捐赠，得有回报给人家，买梳子送给他们是最便宜的礼品。您在梳子上写上庙的名字，在写上三个字“积善梳”，说可以保佑对方，这样可以作为礼品储备在那里，谁来了就送，保证庙里香火更旺。这一下就销掉好几千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老师想着“和尚要什么梳子”，工作就没法做了。

新疆的淘金和养牛----遵循规律

纪晓岚写过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其中有他被流放到新疆时在乌鲁木齐碰到的两件真事。一个是采金。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当时有金矿，很多关内的流民去那里淘金。这事被清朝政府驻乌鲁木齐的大臣知道了，找谋士来商量。有个谋士出了个馊主意，说很简单，通往阿勒泰产金区就一条路，派兵把守住关口，不准粮食进去，里面的人没粮食，只有乖乖地出来。驻乌鲁木齐大臣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兵把守路口，不准粮食往里运。这下糟了，里面有好几万人，粮食一短缺就乱了。他们翻山越岭出来后，不少人变成了土匪，到处抢掠。

第四篇：厉以宁的学生

厉以宁的学生

1、李克强，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2、陆昊，1967年出生，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担任过校团委常委，20岁时成为“文革”后该校第一位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1995年，年仅28岁的他出任北京制衣厂厂长，是当时北京市最年轻的国有企业“一把手”，在短短几年间，把一个亏损的5000人大厂扭亏增盈，并由此当选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3、龚方雄，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师，负责统筹摩根大通中国区的信贷利率市场、证券及经济研究工作。龚方雄先生拥有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费城坦普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以及北京大学的两个学位(运筹学及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物理学学士学位)。现任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经济师。

4、李源潮，男，汉族，1950年11月生，江苏涟水人，1978年3月入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于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科学中心（现光华管理学院）学习，从上海到北京来攻读在职研究生学位。”李源潮回忆厉以宁教授指导论文时的一些细节，称连标点符号都一一修改。“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干部，但厉以宁先生，这样一位很有影响、受人尊敬的教授，来指导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从我论文的题目，到论文的结构，到论文的提纲，到论文的修改，厉以宁老师花了大量的心血。厉以宁老师的修改，最后一稿的修改，包括修改了标点符号，今天我们很多教授可能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

5、高建民，河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第五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