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合集5篇）

第一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工商1101 王惠婷

2201110126

从1978年改革开始,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果。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全面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研究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伟大祖国的建立开始，建国初期的探索，改革开放的实施，到如今日益成熟的经济体制，我们经历了无数挫折与挑战。先来说说毛泽东时代的经济。

首先，无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时代带给了我们这个全新的国家。

一、完成中国大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二、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就使中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从而推动经济飞速发展。从农业国顺利过渡到工业国，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三、建立了消灭剥削的崭新社会制度。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促进经济不断发展。

然而，看到成就的时候也要看到不足和错误。疯狂的“大跃进”，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在长时间的社会**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计划经济体制带来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时候，也产生了日益突出的弊端。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并不辉煌；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革”时期，经济基本停滞甚至倒退；在工业领域，毛时代的工业化有所发展，但工业化程度依然很低，结构失衡，轻工业薄弱，人们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是关系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种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经济落后的境况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计划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一切资源由政府来统筹安排，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些许问题。

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牢牢地把握住发展机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

凸显，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担忧。

二、资源税改革尚未完成。在改革之前，采掘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对开采自然资源也不收费。改革之后，由于资源价格很低并且采掘企业背负社会负担，资源税也定得很低这一方面导致收入差距加剧，另一方面也导致寻租盛行。

三、政府对经济的垄断。国企缺乏竞争意识，政府在有形与无形中都给与了国企绝对的资源优势。国家垄断企业还会带来诸多弊端，例如腐败问题。

四、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经济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缺地、缺水、缺油现象日趋严重。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如今，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就业压力的增大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改革所带来的成就和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我们开始思考未来中国的前景如何。趋势一：城镇率大大提高。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预计今后更多的资源将向中小城市分配，扩大其就业容纳能力，改善其生活环境，加强其公共服务水平，使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有条件向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放开。

趋势二：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和地位，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上海将跻身于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产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趋势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我国能源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呼声将逐渐高涨。国内民众环保意识也将明显加强。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乃至太阳能等非碳基能源，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洁能源技术，是我国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

针对改革过程中的这些问题，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显著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收入分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先是深化工资制度改革。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次，完善税收制度。要改革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充分发挥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还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大力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度提高养老保险金，使人们老有所养。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面对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负面影响，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我们要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体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相应的经济制度配套相应的政治制度，一旦两者不适应，则社会经济一定会出现很大弊端，并且会在一段时间后集中迸发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应当维护社会公平与秩序，保证弱势群体不被社会所淘汰。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的职责则完全不同，一切国民经济交由政府负责，政府对市场完全控制。在现今的经济体制下，政府需给予市场一定的空间。

第二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随着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长给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实施关键经济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与以往相比，IMF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的警示意味更强烈。报告称，中国日益迫切需要转变其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IMF表示，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时“尽管中国仍有抵御冲击的有效缓冲器，但安全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轮果敢措施”，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该机构补充称，当务之急是“遏制整体信贷增长，阻止金融行业进一步累积风险。”

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存量（衡量经济中信贷总量的一种标准）自2009年初以来增加60%以上，显示杠杆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传统的金融体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长放缓，这不能不令人发问：这是可持续的前进道路吗？”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6月，中国曾爆发一场“钱荒”，原因是中国央行不愿注入流动性，引发银行间利率飙升，信贷市场短暂冻结。IMF表示，这场流动性紧缩显示，中国央行有意遏制信贷扩张，抑制风险较高的放贷形式。但罗德劳尔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解除利率管制，来解决导致市场扭曲的根源问题。中国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费曾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逆转了这个趋势。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费者的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尚未发生。”

IMF还对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发出警告。据IMF测算，若计入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去年“实际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罗德劳尔表示，尽管这样的债务负担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台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债务激增。随着中国经济再度放缓，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呼吁推出新一轮刺激。IMF敦促中国中央政府继续抵制此类呼声。IMF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75%，明年将增长7.7%，这两个预测都处于区间高端。但IMF表示，其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在近几周有所增加。译者/和风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如何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济理论，设计适应一国经济文化政治的经济运行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内涵及特点、核心理论的粗浅探讨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威廉姆森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关于制度的概念，西方学者有数种不同的解释。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凡勃伦则将制度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更多的将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资源, 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综上所述，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应为：经济学家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制度，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一般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以下特点：

1.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与老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批判的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作用及其演变，如新制度经济学吸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如经济人假设、收益最大化和边际替代等，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空间，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发展和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

2.对“经济人”的态度持批判态度。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借用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提出的人的“有限理性”观点，说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力求理性原则，但是人的理性有限，人们的理性会受到信息传播的效率和他接受信息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接受信息的能力不强而造成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

3.分析方法上的特色。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比如以个人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以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成本收益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演进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提出制度改进的途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核心理论

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一的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都非同一般。新制度学派大概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伴随60年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扩大过剩、社会矛盾尖锐等特点而兴起。发展至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了四大核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理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能被表述为契约问题的经济或组织问题,都能在节约交易成本的意义上进行深入的探讨”。1937年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市场配臵资源的效率降低了”。通常情况下，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离开交易费用范畴，就不会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源的稀缺资性，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也具有稀缺性，因而经济学可以将交易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进行研究，从而使经济学进一步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交易费用为零到交易费用为正的过程，使得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另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活动需要付出成本，从而也就有如何配臵的问题。资源配臵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必须改善制度，减少交易费用这部分“内耗”，提高经济效率、提升资源配臵效率。

（二）产权理论

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对产权的定义是“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有助于人们形成那些他们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其强调了产权的行为性和社会关系性质。诺斯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强调了产权的排他性。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

关于产权的最著名的科斯定理，“只要制度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表明无论开始将产权赋予谁，市场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臵的帕累托最优。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臵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

关于企业的起源问题，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使用价格机制来协调的，企业不同于市场的特征就是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臵的方式。企业的存在把原来许多属于市场交易的行为“内部化”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行政手段所替代，即许多原来要由市场交易的经济行为现在却在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了。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体制。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在企业规模的确定问题上，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过程本身也会产生有费用，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费用也在增加，因而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规模达到它所支付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扩大所节约的费用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其最大规模。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中提出一个中心论点：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其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这种新制度不会出现。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在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时，科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研究，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为成熟和完善，为人们思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开阔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路。

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斯也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用多大发展，可是诺斯的独创之处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相结合，提出有关国家“暴力潜能”分配论，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产生掠夺性国家。”“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做交换。”即国家暴力以能实现社会合作现实其公正性。诺斯实质上上市将科斯的企业理论引入国家问题而展开分析：统治者也是一个具有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经济人”，他们也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竞争和交换过程中，他们也是“有限理性”，其行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国家暴力在界定与行使产权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分析中，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一个拥有健全伦理道德的社会，它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从而使制度的作用发挥更为完善，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诺斯具体的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以下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产权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在我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科斯本人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3年, 我国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我国的农地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明确产权的产权激励问题，就农民的信息空间或农民承包土地和出卖农产品的信息成本过高提出了通过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农地产权激励机制，使产权机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农地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二）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 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 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 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 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创新。科斯在谈到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时，曾表示“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三）企业理论。制度分析方法与企业行为中, 新制度经济学指导完善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而提供的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对一个企业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的制度安排，是一套对 公司剩余索取权进行配臵的法规构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引导人们重视对中国企业文化 的研究——企业与团队精神。目前我国所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机制主导的制度变迁。

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有所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出了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无法解答的理论难题。最后引用科斯2010年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论坛上所说的“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第五篇：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

策略

学生姓名朱子敬

学号2120131512指导教师彭鸿斌

专业班级应用经济学13研1班

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要：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强国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3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30年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缓慢、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收入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威胁，严重干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中国急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破除这些问题的干扰，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国经济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政策举措。

关键字：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来以 9%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全世界瞩目。中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有可能超过德国。中国如今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两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已经非中国莫属，还有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抛锚过的中国经济快车，历经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啸波及的悲惨境遇下，中国经济却冲破了各种金融的惊涛骇浪，没有收到严重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企及的，在经历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啸洗礼后，中国经济依然能够逆流而上，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巨大潜力。然而在这种种惊艳表现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与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恶化严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过热而消费过冷，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积极培育市场经济体系，以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

二、中国的改革历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1.初始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相配套，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该阶段，首先是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2.全面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变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改革微观转向改革宏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治领域，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3.曲折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9年“**”**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模式提出后，理论界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出现了用行政计划替代市场的现象，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受阻，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4.深化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92年 “南方谈话”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阶段，对国有经济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建立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了要素市场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了长足发展。

5.攻坚改革阶段。该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迄今尚未结束。这一阶段比较容易的、浅层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改革越往前推进，难度也越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经过这些阶段的改革，我们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基本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业已确立，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力极大增强，2013年和1978年比，我国GDP由3645亿元增加到56.8万亿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长7%左右.三、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

1.制度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不够健全和巩固。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集体经济不断萎缩；三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陈旧观念、错误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一是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国企产权改制方式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二是非国有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完善，国民待遇未能落实；三是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四是大部分国有部门的职工和一部分农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

（3）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三是市场封锁问题严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四是市场垄断现象突出；五是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六是市场秩序紊乱，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和市场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同一部门、同一单位内部平均分配现象依然严重；三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四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按多种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收入所占比重过小；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缓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政府重私人产品生产，轻公共产品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三是政府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忽视间接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五是政府行政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6）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质量不高；二是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过缓；三是在“请进来”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行“走出去”战略；四是政府各级部门及各类企业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亟待建立。

2.经济方面

（1）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除，特别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三是我国产业结构虽然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但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国民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居民的生活质量低下、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等。

（2）政府投资相对较热，民间投资相对较冷。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国有企业、国立大学的投资是相对过热的，而民营企业部门的投资大部分是过冷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我国政府依然控制着2/3的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

（3）国力增强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对较慢。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较大的增强与改善。但相对而言，国力的增强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国家的财政收入由1132.3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长了45.3倍；而同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40.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31.0倍。

(4)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仍然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阶段，所以人民群众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而不能更多地从事精神消费。至于政治生活，虽然人民群众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开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致使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难以得到应有的满足。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1.调整改革重心。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该尽快把改革的重心从经济基础领域转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文化体制。

2.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最终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3.转变改革方式。过去30年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时期改革面临的任务和呈现的特征表明，继续重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将难以再现以往的辉煌。因此，借鉴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方式上，应该把总体上的渐进与局部的激进结合起来，使改革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裹足不前，确保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缩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又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改革者的能力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国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执政党的改革能力。由于与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坚阶段的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艺术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

五、参考文献

1.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新华文摘

2.朱晓青：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新视野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4.张宇: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J]·经济学动态

5.徐长玉: 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分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