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总会计师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中国总会计师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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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总会计师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作者：李志远

来源：《财会通讯》2005年第02期

第二篇：中国总会计师简介

中国总会计师(CFO)协会简介

中国总会计师(CFO)协会是经财政部审核同意民政部正式批准依法注册登记成立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非盈利性国家一级社团组织。会员单位主体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及设置总会计师职位的行政事业单位。个人会员包括总会计师、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财务主管及直接以CFO命名的企业高管。协会主管单位：财政部；业务指导单位：财政部。

中国总会计师(CFO)协会成立于1990年。20年来，协会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历届理事会及历任会长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协会自身建设与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卓著成绩。协会现有十八个行业分会，基本上涵盖了各行各业。省市地方协会为总会团体会员。2004年，协会参加了全国优秀社团成就展并开始参加国际财务总裁协会联合会活动；2005年，成为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咨询团成员。另外，协会还与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等多家国际同业组织保持着友好往来及合作关系。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总会计师(CFO)协会不仅成为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影响力的社团组织，在国际上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协会的办会宗旨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为广大总会计师服务，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现代总会计师制度而奋斗，把协会建设成为中国总会计师之家，建设成为总会计师与政府、社会相沟通的桥梁。

现在的总会计师，已经不能再局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那个传统概念，新形势赋予了总会计师这一概念以新内涵，它的职能与地位应当与国外的CFO相同。所以，中国总会计师(CFO)协会，也就是中国CFO暨中国首席财务官协会。

第三篇：对信访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制定本条例。

对信访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摘要：信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体制现代化变革，改革现行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最终就是要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形成一个良性的法治氛围，达到法治信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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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访制度；法律服务；依法行政

一、信访的历史沿革和概念界定

信访最早是在1951年6月7日政务院所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中规定的。根据该决定对人民的来信来访的表述“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可以看出，这时期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就是有序的书信和“见面谈话”，由此我国的信访制度应运而生。我国信访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51年6月至1979年1月的大众动员型信访。这一阶段的信访受到政治运动的制约，每逢政治运动一开始，来信来访猛增，其内容主要是揭发他人问题；到运动后期及运动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反映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或要求落实政策的信访开始增多。这一时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领导干部接见来访群众日制度”，国务院几个信访机构于1965年成立了中央机关联合接待室，到1966年有二十多个中央机关参加联合办公。第二阶段是自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在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信访的人数之多，解决问题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大批上访者涌向北京，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为此，中央于1979年成立了“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第三阶段是自1982年2月至1990年前后的安定团结型信访。随着国家在1982年宣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1］

“信访是指人民群众通过写信或面谈的方式，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电台报社等组织或领导人反映情况，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及工作人员向负责人提出批评、表扬或建议。”［2］我国信访制度的产生与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种制度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在听取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实现社会正义等方面起到很大的权利救济作用。但它一方面敞开大门，向民众提供一种在法律系统之外解决法律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为对司法活动的行政性干预提供制度化的正当渠道。可以看出，我国的信访制度属于“公共行政”的范畴。“公共行政”不仅包括立法、司法，而且包括受到法律规范制约和授权等限定的政府的活动。信访表现在行政领域，是现代国家为公民提供的补救措施，公民通过获得司法行政中的补救，以保护其利益。［3］由于受到我国长期封建社会行政与司法合一体制的影响，群众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纠纷，而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矛盾。百姓仰仗“清官”为民做主的思想，是被儒家文化浸透深植于中国国民骨子里的一个传统，“因此，现行信访实际上是一种框定于行政权威或者说是领导权威的救济机制，虽然其宗旨和目的是为了寻求正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实质上仍然是历史上的„清官情结‟，期盼借助行政权威的力量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4］。

二、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正在形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失业工人要社会保障，被拆迁户要拆迁补偿，农民要征地补偿，军转干部要待遇，等等。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同时，公民的经济自由不断得到实现和扩展之后，公民主体的权利意识和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也在日益强化，民主诉求的意愿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高涨，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提升，无疑会推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虽然目前的信访工作已陷入重重困境，但是信访在我国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只要寻求新的出路，对信访制度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就能使信访制度重新焕发青春。

近年来的信访量中还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涉法涉拆类上访持续攀升，居高不下。①笔者认为，应当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信访案件直接引入法律渠道，以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利益。一些问题本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然而群众却大量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解决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公民的维权观念增强，这是我国民主和法制进程达到一定阶段的可喜表现，越来越多的公民把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民主要求通过上访来实现。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好事，但群众无论遇到什么性质的问题，动辄上访，实可不必，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应受法律的保护，但法律更强调的是依靠法定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去实现权益的保护，这是法治而非人治的要求。

涉法信访类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大部分信访群众对复杂的法律程序、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理解片面，陈述自己的问题缺乏客观全面性，感到解决自己的问题无从下手；

2、根据我国现行诉讼体制，有些问题要想赢得诉讼解决，必须具备相应的举证和应诉能力，否则即使有理也会败诉，这些障碍客观上限制了信访群众进入诉讼等程序解决问题；

3、客观评价我国公民的生存条件，大部分信访群众感到诉讼成本较高，无力支付诉讼等费用；

4、信访部门对上访事项进行询问掌握后，认定属涉法类问题，但由于职责所限，不可能为上访群众提供更进一步的帮助，而司法独立原则也使信访部门在运用行政手段将案件批转司法机关时十分慎重。”［5］因此，大量的涉法信访问题仍然滞留在各级信访部门无法解决，造成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直至进京上访，影响社会稳定。

“法律应当达到和保护正义之目的。这既是人们的期望，也是立法者明确的或者默示的许诺。”［6］“信访制度虽然可以使法律正义的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但这一过程恰恰是以牺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现代法律赖以取得合法性基础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的。”［7］“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精神依然薄弱、人治传统依然强大的社会中，我们当然应该更多强调对司法救济制度本身的完善，而不应过分强化信访救济这种非司法救济手段。不过，也正因为建设法治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防止用尽司法救济仍无法获得权利保障，我们仍然必须保留信访作为基础性的救济的权利。”［8］正因如此，针对目前大量的涉法上访，我们应该积极地加以引导，通过引入法律服务的方式，使上访者明白哪些问题应该上访或不该上访，哪些问题应由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处理。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减轻党政机关信访工作压力，有利于信访问题的顺利解决，有利于增强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有利于依法行政。

三、信访制度改革的可行性路径

在行政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信访救济何去何从？学界一般有两种意见：主流意见认为信访制度从根本上说与法制化进程相违，应该取消这种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于信访立法，应将信访制度纳入法制建设的正规轨道；还有一些领导和专家建议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起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9］笔者认为，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变迁都有其历史的过程，“法的现象绝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运动的社会现象”［10］。我们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本着有利于确立司法的核心地位和权威，有利于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有效救济，把信访放在国家整个权利救济体系的建设中整体考虑和推进，做出有益的制度创新。如贵阳市2003年建立的“人大信访法律咨询日”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在信访工作中引入法律服务机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依法去规范、去治理信访工作，用法治的方法和手段来规范信访制度，形成一个良性的法治氛围，达到法治信访的目标。

在具体的操作方案上，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建立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党政和人大信访机构内设立公共法律援助机构，将信访和法律援助有机结合起来，聘请和动员有社会责任感、具备执业资格的人担任公益律师，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服务。公益律师接到群众信访材料后，应提供免费咨询，并根据所反映问题的性质，为群众代写各类诉讼状或行政复议申请书，指导其按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11］大多数信访者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和市民，受职业水平、知识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局限不可能熟知法律的条条框框，因此政府有义务为上访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支持。公共法律援助机构参与信访工作，就可以从专业法律的角度协调解决信访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使问题的处理一步到位，这样不但可以及时地解决群众上访问题，而且使上访群众懂得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2）设立法律服务室。在各级信访部门建立信访法律顾问室工作机构，司法行政机关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水平强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人员驻法律服务室开展工作，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开展法制宣传，向信访人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信访人的信访案件，需要通过调解复议、仲裁、诉讼程序解决的，要积极引导信访人依法处理，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信访人，要认真做好接待登记和审查工作，并依《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组织实施；还可以接受信访部门的委托，提出涉法信访个案的法律意见，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法律论证，提出司法建议。

（3）建立信访代理制度。现代社会是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在各个领域相继出现了各种代理机构,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出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信访制度中,笔者认为也可以借鉴和引入代理制度。一些地区在街道办事处推行的信访代理员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在信访制度中,必须明确信访代理的机构为非政府组织或群众自治组织,因为不行使国家权力的非政府组织或群众自治组织,能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12］。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对待信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像对待诉讼一样，聘请代理人为自己进行信访。如果有信访代理制度并能够理想地运行起来，那么就不会出现像2004、2005年那样的“信访洪峰”了。

（4）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信访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业务素质中，法律素质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信访所涉及的问题看，不少问题本身具有法律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信访接待者如果仅仅根据上访者一面之词，对信访事件作出处理和答复往往失之偏颇，这是在信息非对称性状态下进行决策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涉及复杂的信访案件时，缺乏专业素质的信访处理人往往本能地从实体公正的角度进行评判，就可能引发更多的信访事件。如果不同的信访工作人员对同一类信访事件的法律实体和程序规则理解不同，就会导致紊乱，从而对信访制度的法治进程起着阻碍作用。法律素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执法的能力，其中，掌握信访法律知识是先决条件，只有具备了信访法律知识，才会逐渐培养信访法律意识，提高信访执法能力。从目前情况看，一些地方的信访承办人员信访法律知识掌握不多，基本处在凭经验、靠政策办理信访的阶段，与建设法治信访的要求差距较大。提高信访队伍的法律素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对现有人员进行大规模的培训；二是有计划地引进法律人才。总之，只有整个信访队伍法律素质提高了，才能将建设法治信访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可以看出，以上几条思路基本上都与法律服务相关，可以看出，信访工作迫切需要律师参与，律师运用自己的职业知识、执业技能和执业经验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与国家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一起，肩负着推进社会民主与法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律师参与信访成为信访部门搭建信访与诉讼、仲裁和复议等的桥梁：（1）律师制度和信访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从制度设立的目的看，都是国家为实现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困难而设立的；从制度本身所起的作用看，都具有排忧解惑、化解纠纷、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从制度的性质看，都属公民合法权益保障制度，属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一个是通过私权力救济渠道，一个是通过公权力救济渠道，但最终的目的完全一致。（2）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工作与信访部门的工作内容存在交叉之处。信访的服务对象中有一大部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所以才会选择最方便的上访作为他们维权的手段，而律师参与此项工作后，对待这类人，可径行启动法律援助程序，采用缓、减、免律师费的办法为上访当事人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3）实践中两者具有互补性。无论是信访部门还是律师服务机构，在完全相同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前提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同时同地看待同一信访事项所做出的反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最终形成的意见、观点和解决方案，正确率高，可行性强，有利于问题的解决。［13］同时，律师通过执业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并激活了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促进了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

四、关于信访制度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人们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将会不断扩大，也必定会有更多的人通过政治参与寻求个人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必将不断尝试在现行的参与结构中逐渐找到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信访机制的功能不断扩张的现实原因，回顾一下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客观地讲，它作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种收集和反映民情的制度设计，在听取社会民众呼声和实现社会公正等方面确实起到过一定的权利救济作用；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制度设计之初它就处于我国的法律系统之外，实际上是一种反映民情和解决民众问题的“制度外的正式制度”，这种“制度外的正式制度”向社会公民提供了一种在行政和司法系统之外解决问题的途径，它由过去的“诉情”（反映民情）转向现在的“求解”（解决问题），成为社会公民面临问题和矛盾所选择的并且优先于其他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而选择的救济方式，其功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信访制度实际上是实现政治需要的一种手段，为经济基础、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服务，通过国家机器去协调、去规范各种社会关系，以期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让人们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目的。传统的信访制度的功能发生了扭曲但并不是说信访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也不是说信访制度对法治丝毫没有贡献，“在如今我国司法公正和法律服务都不能令人满意的大环境下，信访制度却又能使有些问题得以合法合理解决，且对于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14］。我们认为，信访制度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信访是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的制度设计，信访这种传统制度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式的变革，使得传统的信访制度通过制度创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应当是信访改革的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

不可否认，信访制度的强化不利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依法治国”的宏伟治国方略，不利于推进我国的法制进程，我们应该更多强调对司法救济制度本身的完善，而不应过分强化信访救济这种非司法救济手段；但是在我国目前公众通过司法救济途径还不十分有效的情况下，信访制度的稳妥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为信访制度的改革注入法治的精神，在法治的框架内对信访制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将信访工作和法律服务相结合，那么80%的涉法信访案件就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因此，应继续将信访置于适当位置，从完善国家整个解决纠纷机制的高度来改革、改进信访。通过渐进的方式疏通公众参与和投诉的渠道，树立司法的裁判权威，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我国信访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第四篇：近代史论文对当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考

2012-2013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应用化学班级：应化11-1班任课教师：

姓名：学号：成 绩：

对当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突破，建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落后。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尤为突出。

户籍制度，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之一。从最原始的意

义上讲，它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人口登记，为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调

查服务；二是人口管制，促进人口合理迁移，缓解城市的压力。

然而，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户籍制度被附带了

很多利益性的东西，例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都以户口为

标准，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分配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都和

户籍制度直接挂钩，多项法律条文也依据户籍制度而制定。我国自1994

年以来按居住地和职业将公民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这种城乡

户口二元管理的制度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很多方面被区别对待。

例如，2006年在重庆发生的一起车祸中，三名少女不幸丧生。事后，两

城市女孩各获得二十多万的赔偿，另一名农村女孩所获赔偿金却不及其

一半。这种“同命不同价”的现象明显不合理，但却合法：据人身损害

赔偿司法解释，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依据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故赔偿金额有此差别。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一道高大的壁垒，这道壁垒表面上看是户籍制度，本质上则是由户籍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法律各个方面的权利的差别。因此，我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根本上在于不断减少户籍的附加值，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最终将户籍制度由二元分割制度向居民一体化管理方式转变。

客观地说，在中国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户籍制度发挥了吸纳农村资源，积聚国家力量的作用。而今日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不公平，中国不是找不到新的发展动力，而是任何动力都无法在现有户籍制度框架内得到释放：当亿万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时候，拉动内需是不可能的；当2亿多农民工被拒绝给予完整市民权，城镇化就是舍近求远，要想同工业化齐头并进就绝无可能；当在城市中的农村务工者及他们的子女继续既回不了农村的家，又进不了城市的门的时候，中国新一轮体制改革的利益格局调整就无法实施到位。户籍制度及其造成的不公平已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破除不公平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现在，国内很多地区如福建、广东等已取消农业户口，统一登记居民户口。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取消“非农业户口“标记而实行“居民户口”标记，却不改变户籍背后的利益差别，不打破户籍制度所联系的利益链，那么，改革只是一纸空谈，并不能真正解决户口歧视问题。

因此，我认为，要改革户籍制度，应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要改革的就是土地制度，由于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一旦放弃农村户口其就再也无法获得耕地了，这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向城镇迁移的意愿，拖了中国城镇化的后腿，更阻碍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其次在利益分配上，需要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不断减少

户籍的附加值，使户籍制度回到最原始的意义，使其与福利保障逐渐分离。由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早，经济发展快，以人口迁入为主；中西部相对落后，以人口迁出为主。因此，现阶段应由各地方依据当地的实情各自先行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等时机成熟，积累一定经验后，再从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户籍改革制度，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其法制化、规范化。

我认为，在地方的户籍改革中，首先要做好综合配套改革，使城市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跟上来。正如前文所述，户籍制度被附带了许多利益性的东西，与教育、医疗保险、就业、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户籍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就应预计城市的承载力，规划好允许的最大迁入量，考虑地方财政和公共服务的情况，才能合理控制迁入人数，从容应对各种情况。反之，则会出现严峻的后果。例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个美丽繁荣的城市，高楼林立，却同时拥有无数的平民窟，饱受城市暴力的侵袭。这正是因为它在过去三十年中过度城市化，允许大批农民进城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社会保障的问题。分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城市居民的两极分化，于是出现了大片的贫民窟，而贫富差距又引起了犯罪率的升高和城市暴力的增加。这个例子对我们无疑是前车之鉴，警示我们加强户籍制度之外的制度保障，预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的重要性。

其次，在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可以坚持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制度，农村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但使用权（承包权）依然归原有农民所有，同时允许土地使用权的交易，逐渐的让土地集中到少数的职业农民手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把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拉动内需，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有过度依赖外贸和政府投资拉动GDP的经济结构，避免中国重蹈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覆辙。

第三，从根源上说，改善生活是迁移的主要动力。正是由于城乡的巨大差距，才出现了庞大的民工潮。因此，在推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国家应对农村提供大力支持，包括资金、政策和技术等。例如，从财政中拨专款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出台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派农业技术人员到地方上传授新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同时，还可以鼓励农民工回乡发展农副产业，帮助农民致富。通过这些途径，逐渐缩小城乡差距，从根源上控制迁移人数，解决户籍纠纷。

第四，建立专门的户籍管理机构，在管理上，中国户口管理主要是依靠各种行政命令来执行，各地区、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及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而国外户籍法或民法典中有专门对户口管理所做的规定），比如出生、死亡则规划到计划生育委员会，而婚姻登记和统计协调则是由民政部负责，而具体的人口统计则归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而户口的迁移及流动人口的管理则主要由各地公安部门负责。而相关部门从不同侧面建立的人口信息网络等方面，有着业务上的交叉重复，部门间的机构重叠，造成力量分散，人力、物力、财力上浪费，所以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负责有关户籍人口管理业务，提高行政效率和为民服务的水平。

第五，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户籍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特征。当前，许多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已初见成效：取消了人为的、行政的户口“审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计划管理，实行属地化管理和职业登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渐次推开，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这是为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户口的必要条件。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要求是促进全体公民发展机会的平等化。农民和城镇居民可以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凭能力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这会对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不仅要消解迁徙限制的行政干预因素，而且在精神上有着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消除了户口歧视的制度性原因，意味着人们身份的变化，有着更平等的人格价值取向，有助于增强立于个人能力的价值观念，提高人们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这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长远的制度效应。

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处在地方各自的探索阶段，未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我认为只要我们明确了方向，即不断减少户籍所附加的利益，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并做好综合配套改革的充分准备，那么，中国一定能最终实现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真正消除户籍歧视与不平等的现象。

20013-6-16

第五篇：对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对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通道侗族自治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杨沅睿

摘要：教师管理制度的构建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管理有着显著的影响，进而间接的影响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因此在实际的教务教学管理过程中，学校要对教师管理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及时的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与教师队伍的发展情况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进而提升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结合实际的教务管理经验，对教师管理制度改革进行探究，为完善教师队伍管理工作提供相关的参考。

关键词：教师管理；制度改革；改革措施；管理有效性

教师管理工作的开展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予以配合，随着学校教学环境的变化以及教师队伍实际情况的变革，现有的教师管理制度往往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学校实际管理需求的地方，进而造成制度管理效率的低下。尤其在教师工作业绩考核、制度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制度的执行力方面，现有教师管理制度与实际管理需求的不适应日益的凸显。因此教师管理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管理制度中的条例、执行的范围、奖惩措施等具体内容也应当得到精细化的处理与探究，进而保障教师管理制度改革能够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改革的有效性，为构建高效率的教师队伍提供支持。1.现有教师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探究

文章结合实际的教工管理工作，在本节首先对现有的教师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以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来发掘管理制度存在的不足点，进而为教师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相关的参考与切入角度。1.1体制管理量化困难，教师工作考核难以细化

现阶段教师管理制度的构建往往采取的是“指导式”的管理模式，制度条例的制定侧重宏观管理，部分的制度往往只是注重方针方面的指导，并没有在细节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与调理。因此实际的教工管理过程中，教师的工作业绩、教师的教学水平等情况无法真正的去量化衡量，制度的激励效果、制度的惩戒性无法得到落实，进而整个制度的有效性难以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管理工作难以高效率的开展起来，客观性、科学性、公平性无法得到保障，整个制度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实际的教学效果也无法获得提升。

1.2制度落实缺乏监督，管理制度落实效果不理想

由于教师管理制度不等同于一般的管理条例或者规章，因此整个教师管理制度的建设往往忽视监督制度模块的建设。在宏观角度下，监督条例的制定往往也只是注重宏观方面的指导，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与地位，总体的监督条例往往只能在思想认识方面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对于制度的落实的质量、制度的公平性、制度的执行范围无法起到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管理制度很难获得实际的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及管理效果的发挥也无法真正的被体现出来。1.3“人治”强于制度管理，制度执行缺乏保障

现阶段，学校官僚化、等级化现象仍然非常的严重，职位权力高于教学能力，人治管理强于制度管理，这些现象的存在逐渐的弱化了教师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各项制度逐渐被架空，多数情况下，教师的工作管理、教学质量监督以及工作奖惩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这一方面来看，现阶段整个教师管理制度的执行仍然缺乏必要的保障，实际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考量。

2.关于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根据文章的分析，现阶段教师管理制度的建设与落实仍然存在着量化困难、监督不力、制度执行缺乏保障等问题，对管理制度效果的发挥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文章在本节结合之前的分析，对教师管理制度改革进行进一步深化探究。

2.1精细化教师管理条例，保障管理工作的量化处理

教师管理制度难以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制度条例无法获得精细化的建设，教师工作的考核与管理无法找到具体的条例依据，因此现阶段在进行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学校的管理层首先要注重对教师管理条例进行精细化处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将具体的工作内容落实到管理条例中来，并予以详细的量化标准。只有精细化教师管理条例，使得教师的管理工作有具体可行的依据，并且能够得到科学的量化，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才能得到最为客观的评价，奖惩的执行也能更加的公平合理。2.2建立独立的监督条例，充分发挥教工代表、工会以及学校管理层的监督作用

监督工作的缺乏往往会造成教师管理制度效果的缺失，因此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应当建立起一项独立的监督条例，提升监督条例的实际地位，并同样做到精细化处理。同时，学校应当积极的发挥教工代表、工会以及学校管理层的作用，结合监督条例的实际标准，对教师管理条例的落实情况、客观性、公平性进行全程的跟踪监督，进而以规范的制度、多方强力度的监督来保障教师管理制度的落实，提升学校教师队伍管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保障制度管理效果的充分发挥。2.3提升制度与实际工作的透明性和管理地位，强化制度的执行力

人治强于制度管理的首要原因在于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在制定规范的监督条例前提下，学校管理层要加强教师管理制度与教工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详细介绍管理制度中各项条例的含义与量化标准，保障制度的客观、无异议。同时建立起教工管理工作跟踪记录，使得教师的管理工作能够与教师管理制度相对应起来，经得起比照推敲，经得起全体职工监督，将权力限定在教工管理制度的范围之中。只有保障制度管理强于人治甚至完全替代人治，教师管理制度才能真正的得到落实，并且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整个制度的执行力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结束语：

文章通过对现阶段教师管理制度的分析发现，现有的教师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体制管理量化困难，教师工作考核难以细化；制度落实缺乏监督，管理制度落实效果不理想；“人治”强于制度管理，制度执行缺乏保障等问题，整个教师管理制度的效果无法真正的发挥出来。因此在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学校管理层一定要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关的措施，保障教师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一方面，要精细化教师管理条例，保障管理工作的量化处理；另一方面，要建立独立的监督条例，充分发挥教工代表、工会以及学校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最后要不断的提升制度与实际工作的透明性与管理地位，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保障教师管理制度能够真正的成为学校教工管理的依据，提升教师队伍管理的水平与效果。参考文献：

[1] 胡巍.“去行政化”视域下对高校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4,49:13-14.[2] 蒲蕊,胡伟.对教师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J].教育科学研究,2015,06: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