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的关系

第一篇：厉以宁：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的关系

厉以宁：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的关系2014-05-14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

现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要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升到国有资本体制改革的高度，着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利的地方，比如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要在现有基础上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让国企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才能调动国企的积极性。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一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要点是使国有资本配置优化，结合结构调整进行，产生更高的配置效率；二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一律要按股份制企业模式运行，使企业效率提高，使国有资本保值升值。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可混为一谈。在现阶段谈到中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时，必须两个层次的改革一起进行，而且着重点应当放在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方面。

国有企业应当自觉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为社会尽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国家的政策目标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有公平竞争也有合作，形成双赢共赢，“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不应是政策目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同等重要的

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决定了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实际做法。可以从四方面来论述：

第一，重在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在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着重的是生产效率的变化。而事实上，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同等重要的。今后，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着重点不在于如何调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权限，而在于把它的权限规定为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而不再管国有企业的运作。国有企业尽可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其中又尽可能改制为上市公司。它们同其他非国有的或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一样，一律自主经营管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行使各自的权利和承担各自的责任。

第二，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方面至今存在的一个突出的弊病或问题，就在于政府部门干预多，国有企业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国资委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而对本来可以由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市场经营主体自己决定的事情，通过烦琐的申请与批准的程序，集中由国资委作出决策有关。这样，不仅容易错过机会，而且还挫伤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在某些场合还会使一些国有企业养成事事依赖国资委的习惯。假定通过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由国资委直接管理，那么国有企业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它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也就可以调动起来。

国企不敢自主创新的障碍主要有三个

第三，国有企业应致力于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既然成为市场经营主体，就应当健全企业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制度。这样，国有股不一定占绝对多数，在非国有股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国有股可以占相对多数。这实际上是让更少的国有股份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在不止一个国有投资单位参股某个国有企业时，可能形成不止一个相对大股东，这也有利于改变董事会的结构，便于董事决策的合理化、民主化。

第四，伴随国有企业市场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国有企业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弊病和问题——创新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弱——也将发生变化。造成国有企业不敢自主创新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国有企业受政府部门的干预过多，使它们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怕吃力不讨好，风险责任大，而利益和责任则是不对称的；三是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行业垄断现象有依赖性，以为自己可以在行业垄断的保护下，不必搞什么自主创新也能取得巨额利润。通过国有资本体制两个层次的改革，情况将会发生变化，上述不利于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三个障碍将会逐步消失，从而将会出现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热潮。

第二篇：厉以宁的诗词

厉以宁的诗词

厉以宁的诗词

2000年底，我去见厉以宁教授。

2001年到2003年，我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鼓励经济学家在转型中的艰辛探索，公正评述他们的巨大贡献。丛书先后出版了《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和《钟朋荣》七本。七位传主和七本书的作者对丛书十分支持，进展顺利。原计划还有刘国光一本，也与刘教授谈好了，但拖延了几年没交稿，只好作罢。不知刘教授出于什么考虑，改变了主意。

我当时去见厉以宁教授是想和他商量他的评传《厉以宁》由谁执笔。他推荐他的学生陆昊，说陆昊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一套。陆昊于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89年，陆昊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在北京制呢厂干了多年，直至当上厂长，并被评为北京市扭亏增盈突出贡献厂长。1998年，他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到我和厉教授见面的时候，他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我说，陆昊是大忙人，可能时间太紧张，但厉教授坚持让陆昊写。

我转过头来找陆昊，陆昊答应了。他说，厉老师嘱咐的事，尽量克服困难吧。我说，你忙到每晚10点才能回家，时间有保证吗？他说加加班吧。事后我得知，他的夫人小朱也帮了忙。

难为了陆昊，早起晚睡忙了一年，到2001年11月底完成书稿，并经厉以宁审阅通过。这部评传对厉以宁的股份制思想、非均衡理论和经济伦理思想，表述得精要得当，切中肯綮，写得很好。但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小小趣事。这就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厉以宁的诗词。其实，书稿中已经专门写了一章评介厉以宁的47首诗词。但我见到其他章节也大量引用了诗词，总计近两百首。

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享有盛名。他的诗才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

厉以宁从小喜爱阅读和创作古典诗词，六十多年持之以恒，被他的学生称为“诗意人生”。厉以宁的诗词很有特色，明快清新，口语入诗，而且不少作品含有深广的意涵。阅读他的诗词，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感受诗人“风雨悲欢”的曲折人生，领悟作者“唤醒世人”的远大抱负和睿智乐观的心胸。

厉以宁在“大跃进”中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七绝·河北农村所见（1959）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

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也是处处“土高炉”。家家户户停了灶火，人们都去公社大食堂白吃。大折腾的结果，不但城里一片混乱，农村里连聊可充饥的荠菜都不开花了。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造成严重后果，诗人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厉以宁的作品描写了中国局势的变化：

木兰花·校园初春（1978）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词句含蓄蕴藉，然而意旨甚明。国运历经隆冬之后，虽有余寒不时来袭，但是发展前景仍然让人乐观期许。

1980年，改革初起。厉以宁写诗明志：

七绝·无题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当时，厉以宁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遭到误解与批评，但他坚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诗句表达了作者矢志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1996年，厉以宁为他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作了一首词：

相见欢

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

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2002年，厉以宁赠马立诚横幅，上书他的诗句：“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这首明白如话的词启示我们，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理论创新源于社会实践。只有读万卷书的同时走万里路，才能真正摸到经济的脉动，体察民众的愿望，获取第一手资料。

厉以宁的诗词固然好，但在一本经济学学术评传中，如果选用过多，难免会与书的主旨游离。好在已经有多种版本的厉以宁诗词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对陆昊谈了这个想法，陆昊十分谨慎，并不表态。我想，他是厉以宁的学生，也许有不便之处。我说，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吧。我再三阅读了书中近两百首诗词，经反复考虑，删去一半，留下了九十多首。顺便说一句，陆昊写完此书之后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显然更没有著作的时间了。

书的原稿为何选用了如此之多的诗词呢？据说，厉以宁的一位朋友曾对他说，你的经济学说很多原理来自西方，而你的诗词却是独创，成就更大。

《厉以宁》一书于2002年元旦出版之后，我含着一点歉意，到海淀蓝旗营厉宅去看他。没想到他十分大度，不但没有提及此事，而且还赠送给我一个横幅，上书他的诗句：

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落款写道：“手书一九九五年旧作《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赠给马立诚同志 厉以宁 二二年元旦”

看着这两句诗，不由得想起1998年4月4日，我和凌志军撰写的《交锋》刚刚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亲自到场祝贺，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停滞倒退。”

又想起，我为这本评传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我，《交锋》出版之后的日子怎么样。

怎么样呢？以这两句诗和厉教授共勉吧。

第三篇：厉以宁教授讲故事

厉以宁教授讲故事

2003年8月,厉以宁教授应邀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做实地调研,在长春 吉林 沈阳 阜新 锦州五市作了学术演讲。演讲时，他穿插通俗易懂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受到广泛欢迎，掌声时起。本文选取其中几个，以飨读者。

去和尚庙推销梳子——创造市场

有四个营销员接受任务，到庙里找和尚推销梳子。第一个营销员空手而回，说到了庙里，和尚说没头发不需要梳子，所以一把都没卖掉。第二个营销员回来了，销了十多把。他介绍经验说，我告诉和尚，头皮要经常梳梳，不仅止痒，头不痒也要梳，可以活络血脉，有益健康。念经念累了，梳梳头，头脑清醒。这样就销掉一部分梳子。第三个营销员回来，销了百十把。他说，我到庙离去，跟老和尚讲，您看这些香客多虔诚呀，在那里烧香磕头，磕了几个头起来头发就乱了，香灰也落在他们头上。您在每个庙堂的前面放一些梳子，他们磕完头烧完香可以梳梳头，会感到这个庙关心香客，下次还会再来。这一来就销掉百十把。第四个营销员说他销掉好几千把，而且还有订货。他说，我到庙里跟和尚说，庙里经常接收人家的捐赠，得有回报给人家，买梳子送给他们是最便宜的礼品。您在梳子上写上庙的名字，在写上三个字“积善梳”，说可以保佑对方，这样可以作为礼品储备在那里，谁来了就送，保证庙里香火更旺。这一下就销掉好几千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老师想着“和尚要什么梳子”，工作就没法做了。

新疆的淘金和养牛----遵循规律

纪晓岚写过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其中有他被流放到新疆时在乌鲁木齐碰到的两件真事。一个是采金。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当时有金矿，很多关内的流民去那里淘金。这事被清朝政府驻乌鲁木齐的大臣知道了，找谋士来商量。有个谋士出了个馊主意，说很简单，通往阿勒泰产金区就一条路，派兵把守住关口，不准粮食进去，里面的人没粮食，只有乖乖地出来。驻乌鲁木齐大臣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兵把守路口，不准粮食往里运。这下糟了，里面有好几万人，粮食一短缺就乱了。他们翻山越岭出来后，不少人变成了土匪，到处抢掠。

第四篇：厉以宁的学生

厉以宁的学生

1、李克强，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2、陆昊，1967年出生，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担任过校团委常委，20岁时成为“文革”后该校第一位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1995年，年仅28岁的他出任北京制衣厂厂长，是当时北京市最年轻的国有企业“一把手”，在短短几年间，把一个亏损的5000人大厂扭亏增盈，并由此当选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3、龚方雄，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师，负责统筹摩根大通中国区的信贷利率市场、证券及经济研究工作。龚方雄先生拥有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费城坦普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以及北京大学的两个学位(运筹学及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物理学学士学位)。现任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经济师。

4、李源潮，男，汉族，1950年11月生，江苏涟水人，1978年3月入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于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科学中心（现光华管理学院）学习，从上海到北京来攻读在职研究生学位。”李源潮回忆厉以宁教授指导论文时的一些细节，称连标点符号都一一修改。“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干部，但厉以宁先生，这样一位很有影响、受人尊敬的教授，来指导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从我论文的题目，到论文的结构，到论文的提纲，到论文的修改，厉以宁老师花了大量的心血。厉以宁老师的修改，最后一稿的修改，包括修改了标点符号，今天我们很多教授可能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

5、高建民，河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第五篇：厉以宁老师：北京大学演讲集

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两难境地

为什么把收入分配说成是两难问题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内地发展比较慢；城市人口收入增长率高，农村人口收入增加缓慢。这样，沿海和内地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还有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别自然就扩大了。贫富差别的扩大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这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收入就不可能同步增长，收入差别的扩大就不可避免。收入差别的扩大会引发社会安定问题，社会安定问题的提出表明收入分配上正遇到难题。

另一方面，外资在进入，沿海经济在发展，外资企业在挖人，沿海也从内地挖人。经济学界现在不少人已认识到，中国企业过去之所以有竞争的优势，通常都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是不对的。因为劳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一类是低素质的劳动力。低素质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就低，所以他得到的是低工资，中国在这方面无优势而言。中国的优势何在？就在于以往长时期内，高素质的劳动力领取低工资。而现在，低工资还能把高素质人才留在你的企业吗？留不住了，别人出高工资就挖走了。外商进来以后，正以高工资吸引人才。还有，中国正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因此应当鼓励创业投资。这些投资者将要得到创业利润，他们的收入就会上去。再说，当前为了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在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财富积累就越来越大了。于是，又一个难题就出现了。如果想留住人才，必须采用激励机制，必须给股权，给高工资，给高奖金。为了发展创业投资，就必须给投资者创业利润。没有创业利润，谁也不愿搞创业投资。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应该让民营经济的收入增加，财富得到积累，这样他们才愿意继续投资。

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难境地。总之，一方面，贫富差别扩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不运用激励机制，不给创业者创业利润，不鼓励民营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就上不去。

怎么办？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出一条平衡的道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不能采取“均贫富”、“杀富济贫”之类的手段，而应当尽快地提高那些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采取“均贫富”的做法，顾了这头忘了那头，中国的经济能发展起来吗？

我们应当承认当我国的贫富有差别，地区收入有差别，这些问题都存在，我们正设法解决，但不应当夸大。

民工外出也是异地致富之路

在农村扶贫中，对一部分农村外出现象应有全面的认识。要知道，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有些人确实是因为家乡太穷，收入太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对这一部分外出劳动力来说，只要本乡本土的赚钱机会多了，收入增加了，他们就会留在本乡本土从事多种经营和发展养殖业，或在乡镇企业中做工，而不必再离乡别井去打工。但还有一些人外出的原因不在于本地的收入少，他们在家乡也可以获得一些收入，甚至生活过的还不错。那么他们为什么外出呢？主要是抱着闯闯外面世界，开见识，学技艺，寻找个人更好的发展机遇等想法。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多，何必总是窝在家乡呢？因此对一部分外出劳动力来说，即使家乡脱贫了，他们外出的愿望依然存在。不能认为农村的扶贫脱贫会使农村劳动力停止外流。只能说，农村的扶贫脱贫将会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人数或放慢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速度。

中国有句古话：“树挪死，人挪死”。借地脱贫和外迁脱贫，都表明了“人挪活”。就地脱贫取得成绩后，虽然仍有一部分人外出，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也不足以证明就地脱贫无效。“人挪活”的想法已经被不少农村劳动者所接受。我们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诸如“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等传统观念已经被新一代的农民所抛弃。

因此，要鼓励更多的民工出来。农民出来，城里人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看法。有人说民工是盲流，盲流是计划经济用语。市场经济中，民工是因寻找机遇而外出的，他们不是“盲流“。首先，从宏观看，没有民工外出，沿海经济能发展这么快吗，沿海的经济发展支持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其次，民工出来，要把钱带回家，现在出来的民工有1亿人，每人每月带100元回家，每年有上千亿元的钱，从沿海流到农村，繁荣了当地农村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再次，民工出来，他们的观念转变了。现在民工出来学本事，这是人力投资，国家没有花一分钱，他们学到的技术带回家乡办小企业，昨天的打工仔就是今天的创业者。今天的打工仔又何尝不是明天的创业者呢？第四，打工妹出来打工，长了见识，又把在外面的见识带回家乡，促进了家乡观念的解放，也促进了妇女解放。一家有一人在外打工，全家观念一新，全家就有希望脱贫。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多，不让农民外出，行吗？不行。湖南农村中流行这样几句话：“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九个月赌钱。”农民闲着没有活干，就赌钱。农村妇女组织起来抓赌，各家主妇把丈夫领回去。领回家去，他好好干活吗？农村地少人多，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于是就坐在大门口闲聊，数来往的汽车数目，等等。不久前，联合国有几位专家来北京同我们座谈。你们听听，他们发现了什么？专家们说：“在西方国家，打台球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想不到在中国农村，打台球已经普及了，到处都在打台球。”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农村劳动力高度闲置嘛！

培育更多的小康之家

民富为本。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让老百姓富裕，走共同富裕道路。我们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理。革命战争年代里，无产业越多越好。无产者多了。旧政权就不稳定，我们易于夺得政权。革命胜利后，人民应当越来月富裕。小康之家越多越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是让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后，小康之家越来越多，社会稳定了，经济繁荣了，经济将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

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型的，富人少，穷人多，这种结构造成社会不稳定。倒金字塔型有是不现实的，难道社会上都成富人，穷人就那么一点？做不到。社会收入的正常分配应当是鸡蛋型的：两头小，中间大，这符合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规律，所以，要培育更多的小康之家。小康的概念是发展的，正如经济学从来不对奢侈品下定义一样，过去的奢侈品就是今天的日常用品。目前来说，有两居室或三居室，有冰箱、彩电，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就是小康之家。再过几年，小汽车进家庭，再过几年，不少人有第二套住宅，这些仍是小康之家。既然是鸡蛋形的分配模式，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的都是小康之家。社会的小康水平要逐渐上升。要培育更多的小康之家，这是我们社会稳定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才能走向共同富。

要记住，财大气粗是极少数人的行为。有人的确财大气粗，如某些暴发户。但大多数人是财大气顺的。收入多，生活好了，需求层次就提高了。他愿意帮助别人，为社会捐钱办学，接济穷人，收养孤儿，建医院，做更多的好事。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有钱人捐钱支援家乡的福利事业。有钱了，还要赚钱，好要捐。为什么？继续赚钱，表明事业有成就。中国古人有句话：“儿女不如我，留钱干什么？”败家子，留钱给他就是造孽。“儿女超过我，留钱干什么”儿女比自己强了，还需要你给他更多钱吗？随着道德水平的提高，人们富裕了，思想境界就会提高。这在某些地区已经显现出来。

民富为本，要树立这种思想。只要树立这种思想，我相信，地方经济、农村经济就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让家家都成为小康之家，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吗？

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不同地区收入的差距较大？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原因。

1.内地，特别是山区，自然条件差，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低，而沿海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带，自然条件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越是贫困的内地，尤其是山区，越容易只顾眼前利益，忽视资源与环境保护。从较长时期来看，资源和环境破坏的结果是，当地农民越来越贫困。对于内地经济发展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地区的经济究竟能不能摆脱“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的困境，与是否滥采乱伐，是否保护资源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内地农业生产单一，不少地方只种粮食，而沿海地区农业生产多样化，除种植粮食而外，经济作物、蔬菜、水果生产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并给农民带来较多的收入。加之，沿海地区养殖业发展快，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多种经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内地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这同样使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形成较大的差距。沿海地区一些乡镇企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和积累不断增多，为支持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来自乡镇企业的农业投资，在农业运行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相形之下，在内地，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尽管也有这一类型的企业，但它们在农业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沿海的乡镇企业相比，则要小的多。这正是沿海农村经济的特点之一。

4.内地的农民往往只是农业生产者，他们所得到的收入仅限于农业生产的收入；而沿海地区的农民，有一部分参与了农产品的营销，他们不仅作为农业生产者得到收入，而且作为农产品的营销者得到收入。过去那么多年，农民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部门要农民种植什么，农民就种植什么，农民同市场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然而，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沿海农民懂得了为市场而生产和营销，为消费者而生产和营销的道理。市场信息不断传入农村，农民之间相互传递市场信息，这表明农民同市场之间联系的加强。市场是一个大学校，农民从这里学习到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东西。沿海农民兼做农产品营销者，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5.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农民的教育程度的差别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它影响了农民赚取收入的能力。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正在使沿海农村发生变化。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生产率，都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一些有文化的农民之所以能够致富，是与他们学习有关的知识和技能，掌握这方面的诀窍有密切的关系。可以预料，在今后几年内，沿海农村的经济还将进一步发展，那里的农民还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学习和掌握技术方面，靠此致富的农民也会越来越多。由此可见，要提高农民的收入，需要大力发展内地农村的教育事业，提高内地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以便促进当地农村的多种经营，以及发展乡镇企业。这也是缩小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

发展优势农业产业

一是蔬菜业。蔬菜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太高。蔬菜是不能机械化种植的，机械化种植的菜，不好吃，必须精心培育，精耕细作。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优势。跟我们同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会种菜，技术比他们强。比如说，非洲人会种菜吗？不会，劳动力再便宜也没有竞争力。现在蔬菜的问题在于农药残存量较高，往往给出口带来麻烦。这也和农民的技术培训有关。要教育他们别乱打农药，要发展生态农业，使蔬菜成为人们能放心吃的绿色食品。这样，蔬菜业的前途就更大了。

二是水果业。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中国的水果在世界上是很便宜的。南方的荔枝、芒果、菠萝、香蕉，都有出口优势。但也有缺点，比如北方的苹果，挺好吃，清脆略带酸味，但不好看。进口的苹果通红通红的，但又不好吃。所以有人讲，进口的苹果适合送礼，在家里要吃国产苹果。苹果品种能不能改良呢？改良了品种，水果优势也会更大。

三是花卉业。中国花卉的培育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花农会养花，会培育新品种。云南昆明一带和广东、福建都养花。现在人们的习惯改变了，逢年过节都送花，花的需要量就大了。而花卉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是靠精心培育的，现在云南的花销到香港，同样的品种，价格只有荷兰出口花卉价格的几分之一，所以很快就扩大了市场。花卉是我们的优势。

四是茶叶业。中国人会种茶，有各种各样的茶叶，气候条件也适合，而且全世界的华人都喝中国茶，甚至整个东亚都喝，所以茶叶的销售量是大的。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产业。

五是中药材。从中药材中还可以提炼制成某些有特殊疗效的药材。

六是养殖业。养殖业包括养育养虾、养鸡养鸭、养甲鱼、养螃蟹等，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养殖优势的存在，要求我们在维持粮食生产的现状以外，重点要向这里转移。我到广东、湖南考察，发现那里的农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都在大力发展养殖业。

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

毫无疑问，城镇化对缓解就业问题是有积极作用的，关键是要研究什么样的城镇最有利于吸纳城乡过剩劳动力，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城镇。

加快城镇化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措施。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来自民营经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中已到就业年龄而指望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以外找到就业机会的青年人。二是农村中已经不满足于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之上谋生的人。三是近年来一直在乡镇企业中工作，而由于乡镇企业不景气甚至倒闭不得不离开乡镇企业，但又不愿回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劳动，或者承包的土地已经转让出去而无法回到原来承包的土地劳动的人。这三方面的劳动力构成了寻找工作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基本队伍。他们人数众多，并且会逐年上升。

那么，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何处呢？大体上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承包大户、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二是设在城镇的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从事建筑、兴修水利等劳动。此外，还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自行外出，到城镇或其他农村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如摆地摊、开小店、做货郎等等。其中，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谋生，大多数人将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进入城镇，在城中中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现代化的经程就是农村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的过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意味着城镇化的进展。

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将从农村吸纳劳动力，使他们成为城镇人口的一部分。不管在户籍管理上，这些人是不是保留着农村户籍，但从生活方面看，他们已经融化在城镇生活中了。城镇化程度越高，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因此，需要研究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城镇最有利于吸纳城乡过剩的劳动力，如何建设这样的城镇。

从城镇规模的角度看，城镇规模小，吸纳的城乡劳动力总是有限的，小城镇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有重要作用，但在吸纳城乡过剩劳动力方面，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主要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同城镇的规模、城市的经济程度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小城镇虽然也有一些商业、服务员设施，但这些设施的规模不大，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也不多。而大中城市，由于规模大，人口多，交通便利，不但是商业中心，而且往往是文化教育中心、信息中心、甚至是金融中心，第三产业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在第三产业中工作的人数也就多得多。加之，靠近农村的一些小城镇上居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通常没有摆脱农村的影响，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不多，所以第三产业的市场有限，而大中城市的居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已经城镇化了，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方面的需求，从而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有可能成为劳动者就业的场所。

因此，要缓解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现阶段，不仅要继续发展小城镇，更要发展大中城市。不能认为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无法再扩大了。只要规划很好，配套措施相应地跟上来，即使是大城市仍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假定再考虑到大城市同小城镇相比，土地利用率要高得多（小城镇建筑占地过多），能源使用效率也有效的多，所以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大城市给居民带来不少生活上的不便，如果规模继续增大，岂不是给居民带来更大的不便么？对这个问题，应当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要知道，大城市中居民生活的不便，正是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极好的条件。这表明社会生活服务方面的市场很有潜力。只有发展第三产业，才能使大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日益方便。比如说，要使大城市居民生活方便，社区服务、老年人福利设施、儿童教育设施、病人照顾服务等都要大大发展，这可以吸纳许多工作人员。城市交通、通讯、信息服务等设施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增加就业。

城市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把城市当成工业中心，即认为城市是工厂集中的场所，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限的；如果把城市作为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看待，并据此制定发展规划，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余地。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将应市场的需求而兴起，这些领域内可以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也是不可限量的。由此可以了解到，城市应当朝综合性城市的方向发展，这样既能更好地发挥城市的功能，而且也能使第三产业发展地更快，从而环节城市就业压力。中国最近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工矿型城市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城市生活不便、就业问题难以缓解，特别是某些以采矿业为主的城市在矿产资源趋于枯竭后，城市财政发生危机，就业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由于工矿型城市的建成已是历史事实，所以当前这些城市面临着十分迫切的转型问题，要设法使他们朝着综合性城市转变。显然，这种转型并非易事，但转型不管会有什么困难，但势在必行，否则这样一些城市就会从此衰落下去，而就业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更难以解决。

厉以宁：从家族制到委托代理制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显示自己的活力。但民营经济的活力不可能不受到企业体制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制约。如果企业体制存在着这种或那种缺陷，企业组织形式依然墨守成规，那么民营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这一点已被某些省市的实践所证明。

民营企业可以有多种形式。家族经营制是一种较普遍的形式，不仅个人独资企业如此，而且合伙企业也如此，甚至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以后同样如此。不容否认，在民营企业初创阶段，家族经营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实行家族经营制有凝聚家族力量的作用，在企业初创阶段便于克服困难，使企业在艰难条件下立足；又如，家族经营制同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相适应，尤其在农村与小城镇，家族经营制同周围环境的适应尤为必要；再如，家族经营制在企业初创阶段还起着互助、协调的作用，能帮助经济力量薄弱的家族成员较快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最后，在家族经营制之下，家长是有权威的，而且在企业初创阶段，有权威的家长通常是一位能人，在他的领导下，企业能够生存、发展是同家长的权威分不开的。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来看，家族经营制都曾经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起过这样一些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同样可以看到家族经营制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上述作用。但一旦企业规模增大了，家族经营制的局限性就越来越突出。能不能突破原来的家族经营制，成为民营企业初具规模之后能不能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不突破家族经营制束缚的民营企业，往往就此止步，甚至逐渐衰败、倒闭。突破了家族经营制，民营企业就能进一步成长。

家族经营制主要的局限性：

第一，家族经营制之下的企业决策实际上是家长个人决策，家长个人说了算。这通常是难以避免的。家长过去曾经办好过企业，但经验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不可能任何经验都是财富。但时代在前进，情况比过去复杂多了，尤其是在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竞争加剧以后，家长个人独断专横的决策很可能脱离实际，以致造成投资的重大失误或经营方针的重大失误。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与晚辈之间可能形成巨大裂缝，逐步导致企业解体或倒闭。

第二，家族经营制企业只可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挑选接班人，甚至企业的接班人是注定的、不可更换的。然而，下一代不一定适宜担任企业接班人。即使他们可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但他们的兴趣与专长不一定在企业经营方面，也许他更适合当一个工程师，当一个医生，而不适合主管一个企业。假定有几个儿子，而且都想接管企业，问题就复杂了。这样，家族经营制企业经常发生继承的危机，有时甚至几个可能接班的家族成员各自拉拢一些亲戚，结成小圈子，争夺接班人的地位。企业的家族凝聚力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加的离心力，一个民营企业本来很有生气，可能由此衰败，一蹶不振，甚至分裂成几家不成气候的企业。

第三，在家族经营制之下，企业经常录用家庭成员或亲戚来担任中高层管理人员。任人唯亲的结果，一方面会使管理混乱，原来制定的规章制度难以执行，特别是一些有特殊背景的人被安排在关键岗位上，规章制度就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同家族没有关系但有才能的人，对企业失去信心。他们会说，你们这些特殊人物把住着重要岗位，我再留在这里，有什么前途？纷纷离去，结果，企业必然人才流失，失去活力。

第四，家族经营制之下，企业的产权通常是封闭型的。家庭持有产权，“肥水不外流”，既不愿外界前来参股，也不打算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家长的考虑是：这家企业，我辛辛苦苦把它办起来了，出了成绩，产权一开放，别人岂不是沾了我的光？有时，尽管办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两人以上，但持股者或是妻子儿女，或是少数亲戚，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和原有的股东的再投入，这就大大限制了企业的继续扩展。有时，为了不让外界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与股权状况，企业连向银行融资的方式也拒绝采用，这更加阻碍了企业的成长。

第五，在家族经营制的企业中，企业目标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要知道，一家企业，不管是哪一个行业的企业，总是把盈利率放在目标的首位，企业总是要为投资者取得越来越多的收益，包括分红与企业自身资产的增值。家族经营制的企业在初创阶段，这一目标是明确的，经营企业的目标就是为了盈利。但企业规模扩大以后，企业的目标就逐渐模糊不清了。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代表家族，家庭与企业的同义语，盈利率固然仍会被考虑，但家族还必须考虑家族的社会地位、家族的形象、家族的声誉、家族的命运、家族成员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家族同企业捆绑在一起，企业的生死存亡就是家族的兴衰枯荣。于是企业与家族都想多算“家族账”而少算“经济账”。这是家族经营制企业在规模扩大后无法回避的事情。在多算“家族账”而少算“经济账”的思想指导下，不少企业逐步陷入了自己所设置的陷阱，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尽管家族经营制有局限性并不是说家族经营制对于小作坊、小摊店、小本经营没有适用性，因为在那种场合只可能采取家族经营制。这也不否认家族经营制在民营企业初创阶段内一定的积极作用。简单地否定家族经营制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无论如何，企业发展壮大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面临企业管理的各种问题，摆脱家族经营制的束缚已是当务之急。

怎么办？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假定企业规模小，可以继续保持家族经营制。夫妻老婆店，你改它干嘛呢？它就是家族经营制。小作坊也不必改。另一种情况，民营企业规模大了以后就要改。走所有权、经营权分离道路。可以家族控股、家庭控股，但一定要建立真正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那就采取委托代理制的方法，聘外面的能人来做经理，同时由家族控股。产权要开放，不搞封闭式的，这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走向委托代理制，走向现代企业制度，是稍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的必由之路。委托代理制的特点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社会上有若干可供选择的经理人才，民营企业要善于挑选，择贤录用。家族可以掌握控股所必需的份额，但股权与经营权要分开。对聘来的经理人员，要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给以职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重大决策由董事会作决定，家长或其他家族成员不能越过董事会与总经理而对企业经营活动横加干涉，更不能越过董事会去干扰总经理的管理工作。企业聘来的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对家长或某一个家庭成员负责。

与此相应的是，产权应当开放，即向愿意投资于企业的人开放。产权的开放不但拓宽了企业融资的范围，有利于技术进步，而且使得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变化，企业成为真正由多元投资主体投资所组成的企业。开董事会时，不再是一个面孔、一个声音，从而有利于投资决策的合理、有效。家族即使仍在企业中拥有控股所必需的股份，但由于产权已经开放了，董事长所维护的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的利益，而是全体投资者的利益，董事长也不仅仅是家族的代表，而成为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的代表了。现代企业无不如此。

需要指出，产权开放后，家族经营制企业可以改为合伙制，也可以改为公司制。公司制比合伙制好，对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尤其如此。而在公司制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在于：它以“人和”为主，它不是单纯的资本联合，而是人和资本的共同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当然有它的好处，如融资渠道更宽。它是一种资本联合，一般的股东只看重自己的利益，所以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尽管可以融到很多资金，但它的缺点在于广大股民只能跟你共安乐，但不能共患难。你赚钱，大家都购买公司股票，一旦盈利率下降了，人家就把股票卖掉。有限责任公司不是这样，是相互了解的股东们的结合，可以共渡难关，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随便退股，退出要经过大家一起商量才行。总之，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制，产权都是开放的。家族如果认为有必要控股，控股比例也不一定是51％，51％是在两个投资主体的情况下的有效控股比例。股权分散，也许20％、30％就够了。这同国有企业改制后国家的控股比例一样。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争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两个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其成败优劣一直争论不休。

20世纪90年代初，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模式一枝独秀。中共十五大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开始大红大紫。在一些人看来，温州模式将取代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普遍模版。甚至有些原本十分钟情于苏南模式的经济学家也羞于再谈苏南模式。似乎以集体为单位、社区政府主导完成的原始积累方式应该彻底摈弃。

改革开放到今天，苏南、温州成为中国积累财富最成功的地区。他们分别以集体和个体为单位因地制宜地抓紧机遇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仅就这两个早年间的传统模式看也很难说哪个更能代表中国的普遍情况。

最近几年，苏南、温州模式被两地人民不断地填充新内涵。都在转向股份公司为主的现代企业，都在努力挤占国际市场份额，都在挺进高科技，二者之间差异趋于淡化，模式趋同化随着经济转型成为趋势。人们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个别地区特定阶段的发展模式所能给出的启示是有限的，试图推而广之更不合时宜。放眼未来，明晰的产权和规范的竞争行为，将成为各地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混合所有制，统一市场，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将成为近期经济发展的主要走向。

挣钱、生钱、赚钱和来钱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善于融资和善于聘人。融资和聘人，是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两件大事。

用拆字的方法把创业破解为“挣钱”、“生钱”、“赚钱”、“来钱”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挣钱。“挣钱”的“挣”，左边是个“手”字，右边是个“争”字。也就是说，大学生创业的第一个阶段是自己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拼搏竞争去挣第一桶金。

第二阶段是“生钱”，生钱的“生”下面是个“一”，上面是个“牛”字，平台上站着一条牛。所以，创业以后，要设法把企业改成股份制。有了这样的平台，企业上市，乘牛市而上，就做大了，这叫生钱。

第三个阶段是“赚钱”，左边是个“贝”字，右边是个“兼”字。“贝”是钱，“兼”指兼并，就是要靠融资——兼并——再融资——再兼并，这就是赚钱。不进行兼并，企业怎么做大？什么都靠自己创办，太慢了。不善于融资，资金从哪里来？什么都靠自己积累，过程太长了。

第四个阶段是来(繁体字)钱，一个十字架，三个人。要善于聘人，必要时挖人。把众多的人才吸引到企业中来，有了人才，企业发展了，自然来钱了。有人说，靠本企业培养，不也出人才吗？这话虽然不错，但这样做，太慢了。培养出一个人，兴许要若干年。优秀人才，主要从外面找，先挑选好，再吸纳进来。

一旦承诺,就应兑现

企业在发展中必须讲信誉。没有信誉，企业还有什么生命力？不要轻易做出承诺。与其将来反悔，不如当初不做出承诺。而一旦做出了承诺，就一定要兑现。

几年前，河南电视台有个实况转播，是安阳法院在审案子，讲某个地方有个小男孩丢了，家长出悬赏布告：谁能通风报信，找到小男孩后，给予2万元人民币作为奖赏。有人通报了有关小孩的消息，果然找回了小孩。这人就来要钱，而人家只给1千元。通风报信的人问道：怎么才给1千元呢？周围的人议论开了，你做好事吗，报个信，给1千元，也不少了，别那么贪心，等等。这个人非要2万元不可，于是告到法院，法院宣判，再补给他1.9万元。

我觉得判得对。法院认为，出悬赏公告，等于发要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履行合同，不按照原来约定的款额支付，就违背了合同法。对此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使更多走失的小孩被找回来，法院应让被告兑现原来的承诺。不然，以后谁家的小孩走失了，家长再出悬赏公告，别人就不信了，就会说“法院也认为不必给那么多钱吗！”人就就不会帮你找走失的小孩子，于是更多的走失的小孩就难以找回来。所以说，企业一旦做出承诺，就应兑现。这是有利于维护信誉，有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