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学大师谈经典
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实际上，我们提倡的儿童读经运动，就是一个背书的方法，就是教人家肯读书，肯背书，肯唱歌，没有别的东西。就是教刚生下的孩子，从零岁起到十五六岁之间，就读书，背书。读诵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很基本的一些书，甚至包括佛家一小部分也可以，不过在传统的教育上，是以儒家的书为基础，佛家的书，要大一点再读。背书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基本文化要背，还要背其他各国的文化，如英文，法文，德文等等。过去，西方的教育方法，不管欧洲，美国也和中国一样都要背书。
其实，一般的人，太过年轻现代化了，根本不知道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是多么的轻松愉快，使儿童们在唱歌舞蹈的气氛中，达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书，都是浓缩了“人文 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知识”的结 晶，所以后世的人，就很尊敬它，把它叫做“经典”。
背诵是不需要理解，不用分析，是在脑筋愉悦的情况下记住，所以对小孩身心有益。小孩子背诵四书五经有益身心发展，它不同于“强记”，“强记”是填鸭式的教育，且容易忘记，对小孩的身心无好处。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学问，我都实实在在告诉人家，这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熟背的效果。
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
我们自己只有一桶水，我们要指点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河！这是千秋万世之业！
第二篇：国学大师谈背诵的妙处
专家谈背诵妙处
(2009-03-05 14:44:44)转载 标签：
经典学习杂谈
专家谈背诵妙处
1、背诵打造真正的语言实力
古人读书，非常重视背诵。不过，时至今日，背诵却备受争议。反对者以为背诵会戕害性灵、拘
系思考，是落伍愚笨的教学法；也认为中文程度江河日下、教育水准日渐低落与背诵有莫大关
系。因此，摒弃背诵的呼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背诵真的会毒害人吗？不妨听听以下的专家学 者的意见吧。
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说：“私塾的读
书程序是先背诵后理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主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
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为文尝倡“尽芟枝节，少说废话”，文笔简洁圆融、幽默隽永的文学大师、新月派骁将梁实
秋先生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分选自《古
文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
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
世界语言巨擘、对中国文化有深入认识的汉学家，瑞典的高本汗先生说：“中国学生即使在
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这
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二千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的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
和文学，又发生了一种崇视敬爱的心理；这种实在是中国人的特色。这种聚集成功的大资产，以
供中国著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的修饰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由高本汉先生这番话，得知中国教学讲求背诵，产生的效果是：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敬爱，亦提高运用文字的 能力。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蜚声先生，他在接受澳门大学学生访问时说：“学习
语言必须多读、多讲、多背诵。„„中文、英文或是其他语言，我都喜欢背诵，因为背诵是帮助
融汇贯通的方法之一。”
可见背诵并不是愚笨的教学法，相反的有助于学生认识语法规律、掌握遣词造句的诀窍，背
诵得当还是一件乐事呢。出身于台湾大学外文系，获夏志清教授推崇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的奇
才，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在《我的国文老师》中说：“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念这
些古书（《史记》、《汉书》），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
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中国诗词里极度的精纯性，对于
文字的节奏、音乐性和灵敏度，都是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 诗
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
学养深厚、笔融文白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博士在《谈背诵》中说：“背书，就如练
字、练拳、练舞，熟能生巧。巧必由烂熟而出。好文章背诵得多，灵巧的修辞、畅达的造句、铿
锵的声韵、周密的谋篇，口诵心维，不知不觉，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泛观博览，深思精
研，将古人的感受，比照当今的情境，印证永恒的人性人情，于是自己的文学艺术境界，又可层 楼更上。”
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松柏先生在《功夫全从背诵来》一文中指出：“一方面熟能生
巧，由背诵烂熟之中得到法则；一方面由有之而化之，书背熟了，辞汇自然有了，成语也蕴藏一
一点化，则能自成格调，不落前人窠臼，神而明之，便能达难达之情的地步了。„„看来字词安
顿的工夫，亦在背诵了。”
由上述几位学者的话，足见背诵是学习语言文字的好方法，它使语言文字清通畅达、灵巧铿
锵。任教于香港大学心理系的李永贤博士在《语言心理学与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背诵文学
作品，特别是文言文或较艰深的作品，有益无害。实验证明，倘能背诵，理解也不差，当时不理
解，日后会逐渐理解。”李博士从语言理学的角度指出“能背诵，理解也不差”，正好打破背诵
拘系思考的论调。“当时不理解，日后会逐渐理解”，也正与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当时虽不甚了
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不谋而合。可见经过背诵的一事一物总会贮藏于心中，在
适当时候发挥应有的作用。
美国著名大众演说家简理机先生（Ｄ·ＣＡＲＮＥＧＮＥ）说：“好好发展我们的记忆力
吧。一般人只用了百分之几。背诵好文章越多，你的记性愈好。”记性好，对做学问、创事业有
利无害，而背诵能锻炼记忆，又焉能不背诵呢？怎样背诵才恰当呢？自誉为“两脚踏东西方文
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博士，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在《英文学习法》中
说：“背诵法有活法与死法之别，鹦鹉能言的背法是无认识而无用的。正当的背诵应与体会同为
一事，再闭书再体会、再尝试，这是正当的背诵方法。”这位幽默大师说的虽然是英语的背诵方
法，但同样适用于中文的背诵。总而言之，各专家学者的精思卓见，让人对背诵有正确而深入的
了解，也好让反对背诵者，能深切反思。（摘录自国文天地一九九六年四月号）
2、学习英语的唯一正轨，不出仿效与热诵。仿效即整句的仿效，热诵则仿效之后必回环练习，必
须脱口而出而后已。
--林语堂 语言大师
3、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必须下艰苦的功夫。我一向主张要“背”。不仅儿童，成人更加要
背。且看郑板桥在《自叙》中所说：“人咸谓板桥读书善记，不只非善记，乃善诵耳。板桥每读
一书，必千万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著，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
默诵也。书有弗记者乎？”一代大师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凡人，更何况他背的大概不是外语。
--英语专家 陈琳
4、诵读和背诵，对于语感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很多老知识分子，语文学得好，就是因为他在学
语文的时候，养成了朗读和背诵的习惯，那么他在学英语的时候，就把这个方法迁移到英语的学习中来了，就取得了成功。
--青岛海洋大学外国学院院长 杨自俭
5、语言的习惯是由模仿逐步养成的。而要模仿，就必须熟读和背诵，不然模仿无从谈起。背诵是
中国人学习的传统方法，我至今认为依然十分有效。
--著名英语教学专家 胡春洞
6、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张维 我学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过去的“死记硬
背”，这是学语言根本离不开的方法。学语言有一个从“死”到“活”的过程，“死”的东西多
了，熟能生巧，慢慢就会“活”。死记硬背到一定程度，便会“死”去“活”来。所谓“死”就
是原始的语言积累，创建个人的语料库，语料丰富了，一旦掌握了运用技巧，就能随意提取，运
用自如，“死”的语言材料变“活”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张维
7、一个是清晨7时前就起床，到大操场是朗诵英文读本，一遍又一遍，直到背得烂熟为止。一个
是 默记，在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带着英文单字卡片，正面是英文，背面是汉文，天天默记。久而
久之，就和英文单字认识了。像交朋友一样，初见面时，是陌生的，经过多次在一起，就混熟 了。一天记十 几个词，不到半年时间，就记得几百个单词了。我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我也爱
好英文文学，特别是英文诗。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遍阅了英国古典文学和现
代文学。这对我提高英文水平，是有帮助的。
--著名英语教学专家 高士其
8、有个学员，从高一开始背《新概念英语》第三册，背到高三就背完了。高考考进了北大。进入
北大后，他本想不再继续背了。但当他的同学听他背诵的时候，无不露出了羡慕的眼光，于是，由于这种虚荣心的驱使，他就开始继续背第四册，把第三、四册都背得滚瓜烂熟，他熟到什么地
步呢，有人把其中任何一句说出来，他就能把上一句和下一句连接上，而且语音和磁带录音一样
标准，因为他是模仿着磁带来背的。后来他考入了美国Duke大学，他给国内的英文老师写信，老
师不敢回，因为老师对他的英文有畏惧感，他的英文学得太好，只能给他回中文信，并告诉他不
是不会写英文，而是想让他温习温习中文，不要忘记祖国的语言。这位学员到美国第一个星期写
文章，教授把他叫过去说他的文章是剽窃的，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教授说：“我20年教书没
有教出写这么漂亮文章学生来。”这个学员说，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能写出这么优秀的文章，但我告
诉你，我能背108篇文章，而且背得非常熟练，你想不想听。结果，他没有背完两篇，教授就哭了 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教授想一想自己教了20年了，居然一篇文章也没有背过，而一个中国学
生竟背诵了这么多精美的文章，所以很难过„„
--新东方演讲
林语堂怎样学英语（经典）
林语堂先生（1895-1976），以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和英语通著名，他一生共出版中文集三种，英文著作36种。他从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英语教学方法和英语学习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林语堂学英文要诀学习英文要诀:
一、学英文时须学全句，勿专念单字。学时须把全句语法、语音及腔调整个读出来。
二、学时不可以识字为足。识之必然兼用之。凡遇新字，必至少学得该字之一种正确用法。以后见有多种用法，便多记住。
三、识字不可强记。得其句中用法，自然容易记得。
四、读英文时须耳目口手并到。耳闻、目见、口讲、手抄，缺一不可。四者备，字句自然记得。
五、“四到”中以口到为主要。英语便是英国话，如果不肯开口，如何学得说话?
六、口讲必须重叠练习，凡习一字一句必须反复习诵十数次至数十次，到口音纯熟为止。学外国语与学古文同一道理，须以背诵为入门捷径。每谋取一二句背诵之。日久必有大进。
七、口讲练习有二忌。(一)忌怕羞。学者在课堂上怕羞，则他处更无练习机会。(二)忌想分数。一想到分数，便怕说错，怕说错，便开口不得。最后的胜利者，还是不怕羞、不怕错、充分练习的学生。若得教员随时指正，自然可由多错而少错，由少错而纯正，由纯正而流利，甚至由流利而精通。此是先苦后甘之法。
八、读节要精。读音拼写，皆须注意。马马虎虎，糊涂了事，不但英文学不好，任何学问也学不好。
林语堂《英文学习法》摘录
“在听讲写读中，口讲尤为重要。这并非说我们学习英文的目标，只在讲几句英语，而实在是因为方法上应当如此。能看不能讲，只可说是半身不遂的英语。”
“在学习的程序上，为求基础之稳固、习惯之养成、进步之神速、文理之清顺，都得如此。还有几种理由：第一，口讲可多得练习，因为口讲是学习的最轻便的方法。第二，文法对不对，全在习惯。造句子总是慢慢推敲出来，养不成什么习惯。口讲之妙，在使学习的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顺口。到了顺口之时，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学来，比写作时算什么主格宾格强得多了。第三，口讲的话都是自自然然说出来的，少有堆砌奇字、矫揉造作之弊，因为口讲应答之间，不容你刻意求工。试将报章的社论与名人演讲稿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分别。”
“英文最着重自然清顺，写英文必须这口讲的基础，写出来才读得下去。不然满纸都是字典上找来填上的奇语僻字，用上去一无是处。可以概括的说，英文写作必须以口讲为基础。”
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谈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论述，如今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状态应该还处在第一阶段：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个尽字，极显人独登高楼却盼不到伊人的凄凉与憔悴。这般心境，何等惆怅！事实上，中国学生对于英语口语的学习是迷茫而困惑的，也是既爱又恨的。爱是因为眼看着口语优秀的同学躲过高考，早早地踏入了名校的门槛，心中不禁泛起阵阵羡慕的涟漪。而回望自己，却还要抱着厚重的语法练习题挑灯夜战。恨是缘于一直以来大家总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口语练习方法，真是爱语无门啊！那么如何打破英语口语学习的瓶颈，达到众里寻他，内心豁达的境界呢？
这方法说来也简单，只有两个词：一是模仿，二是练习。但是别小看了这四个字，真正坚持做到并且做好的人寥寥无几。
先来说说模仿。提到模仿就要说到两点：一是模仿谁，二是如何模仿。
模仿对象其实很好找。我经常建议我的学生去各大视频网站上看流行美剧，因为欣赏美国电视剧里不仅可以学到最地道的美式发音，还能了解美国的流行文化。《UglyBetty》《GossipGirl》《PrisonBreak》和《Hero》都是很受欢迎的美剧，也是很切实有用的英语学习材料。建议大家在看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剧情的发展，而是最好反复看其中一集，在其中找一个你最喜欢的人物，着重模仿他的发音和语调，一定要熟练到他说完上句你就能接下句的地步。同时还要在手边放个笔记本，记下来你觉得说得很地道但中国人不常说的词汇和语句。举个例子，老外在说A比B强的时候，可能不说AisbetterthanB，而是说AbeatsB，例如Havingthenewspaperdeliveredtoyourplacebeatshavingtogooutandbuyone,right?再比如，他们说一件事情很单调烦人，也许不说sthisboring,而说sthisadrag.英语学习：所以如果你想和外国人进行比较地道的对话，像这样比较痞的词汇会为你增色不少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登不了大雅之堂，正相反，这些英文里的俚语在雅思口语考试的时候是绝对的高分内容哦！
模仿看起来简单，但是必须要配以持之以恒的练习才会更有效果。那么对于那些想要参加各大高校提前招生考试的学生来说，如何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进行行之有效的练习呢？我的建议是：练习口语不一定非要有语伴，自己练习，一样有收获。
我在最初学习英语口语的时候就没有陪练，虽然随着交际圈的扩大，我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陪我聊天，但是我自学时掌握的语言技巧为我后来能够自如的谈话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生可以定期阅读适合自己英语水平的英文报刊，比《21stCenturyNewspaper》上面的opinion一版就是很好的英语学习的平台。学生可以先挡住TOPIC下面正反两方的观点，自己充当辩论手，说出对于这个话题的意见，然后再精读原文，记下其中的精彩短语和常用表达法，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大家的积累一定会让你们自己惊讶和惊喜的！报刊上的话题一般都取自时下最热门的事件，这正好契合了各大高校招生或者大公司面试的出题规律，所以同学们不仅可以通过阅读报纸扩充词汇量，还能以此扩大知识面，增强对时事的辩证思考力，培养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组织语言的技能。
英语口语学习的办法有千千万万，最重要的还是两个字：坚持。我相信那些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坚持不懈地练习下去的同学是一定能够跨越口一样学习的第一第二境界，享受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畅快与豁达。
国学大师季羡林指出学习英语的方法
季老先生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个年轻护士常为学习英语发愁。她想，季羡林才高八斗，精通各国文字，就到病房请教季老：用什么办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报刊上刊登的英语速成广告可信不可信? 季老笑笑，向她推荐了一句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学好英语记住两个字——勤奋。速成也快，速忘也快，成就事业要勤奋、刻苦，别无他途。这一番话，给了这位护士和她的战友们很大的启发。
鸿铭，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踏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诵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 了。
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你都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时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论语·季氏》有云：“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兽而学之，又其次也。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至于“困”字的意思，旧注谓“有所不通”，钱穆先生解作“经历困境”，辜鸿铭则自谓“吃不消”。他晚年曾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的还是坚持„困兽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堂！”辜鸿铭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不禁慨叹道：“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则当时人们多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在于他的天赋聪明，辜鸿铭自己是不承认的。
1877年4月，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仅20岁。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笔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22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学生可比。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他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
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
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从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腊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方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我最近在玩新浪微博，很酷、很新潮。
第三篇：国学大师
多才多艺的百岁文化巨星——黄苗子
黄苗子先生精研汉字，他的书法融篆书、隶书、楷书于一炉，在中国独树一帜，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苗子先生十分喜欢《汉字中华》一书，在将近百岁高龄的病中亲自为该书题词：“汉字是中华文明之祖”。
黄苗子先生简介：黄苗子（1913-2012.01），广东中山人。当代著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杰出的书法家、作家。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8岁师从邓尔雅先生学书法。先后任《新民报》副总经理、贸促会展览部副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曾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据黄苗子个人官网授权方百雅轩消息，文化老人黄苗子于2012年1月8日11点27分在北京朝阳医院辞世。
今年1月1日，黄苗子笑着说，他100岁了！在他走完人生最后之路的时候，他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黄苗子的三个儿子在公开信中对各界朋友说，只要记住父亲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年近百岁的黄苗子，在去年12月19日还获颁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为了追思悼念黄苗子，特此建立网上纪念馆。
任德山先生简介：资深出版家，曾策划主编过几十部有影响力的图书。现为央编译出版社首席出版家、国际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人文大学中国书画艺术学院教授。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蓝珊瑚”艺术讲座，讲授中国书法，此讲座出版物被评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其所讲授的中国文化体系及中国书法在观众中反响非常热烈。
工艺美术大师、著名艺术家——韩美林
韩美林大师对《艺术中华》一书十分重视，他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欣然为此书作序，韩大师的序言实际上是对中国艺术史的精彩总结。
韩美林先生简介：韩美林，1936年生，山东济南人，擅长绘画陶瓷艺术，曾任安徽画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专业画家，在中央工业美院工作。曾设计1983年《猪票》、1985年《熊猫》等邮票及一系列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张。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是全国第一家以艺术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也是中国美协至今惟一一家由美术家领衔的工作室。是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者之一，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修改创作组组长。韩美林先生的社会职务有：中国民间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美)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书画委员会会长中国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委员；世界艺术家协会(美)艺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田汉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钧瓷研究所高级顾问；国际关爱基金会名誉会长；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现代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杰出的国医大师——贺普仁
贺普仁国医大师认真审阅了《养生中华》初稿，做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养生中华》根据国医大师的意见数易其稿，精益求精。贺普仁大师亲自为本书作了序言，这篇序言既是本书的总结，又是对国人养生的最好指导。
贺普仁先生简介：贺普仁教授，字师牛，号空水，河北省涞水县人。14岁从师于京城针灸名家牛泽华，深得老师真传。八年后，以精湛的医术独立应诊，解放后声名鹊起。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任达26年之久。现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中国针灸协会高级顾问、北京针灸学会会长、北京针灸三通法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国际针灸考试中心副主任。
200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贺普仁教授自幼师从京城针灸名家牛泽华，22岁悬壶应诊，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任30年之久，1990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名老中医”。
他曾先后赴丹麦、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进行访问、工作和学术交流。1976年在上沃尔特工作期间，为大量患者解除了病痛，为此获得了总统颁发的金质“骑士勋章”，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南饶北季（季羡林）”、饮誉世界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精通国学，精于书法，擅长国画，是全才型的大师，先生对于《艺术中华》一书十分重视，亲自题词：“华夏光辉”，并亲自为全书题写了书名。
饶宗颐先生简介：饶宗颐，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著名国学大师，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取得显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12月13日，国学大师饶宗颐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饶宗颐（Jaotsung-i），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
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种（其中专著逾60种），发表论文1000多篇，诗文集十余种，书画集45种。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的文化明星，其对于历史、考古、文学、经学、教育、书画等不同领域均有涉猎，又是杰出的翻译家。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引用余秋雨的话说：“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有人以为饶先生可以与季羡林齐名，并称之为“南饶北季”。
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皆有成就。饶宗颐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2011年08月06日下午，总理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会见了来自香港的馆员、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2008年10月,温总理曾致信饶宗颐先生,对他心系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今年春节前夕又专门派人给饶老送去亲笔题写的贺卡,并多次关心他的健康和医疗状况。
2011年8月18日上午9时15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一层休息室拜访国学大师饶宗颐。
书法大师与国学大师——启功
启功先生全力支持《锦绣中华》的出版，对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予了最热烈的关注，对于本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并亲自题词：“江山如此多娇”，启功先生说出了全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心声。
启功先生简介：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
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如是评价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
学界泰斗全面总结“中华文明史”的国学大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
袁行霈先生审阅了《诗词中华》一书，并亲笔题词：“诗国”，袁先生是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指出了诗词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情感之美。袁先生的题词从书法艺术上也达到了温润典雅、和美大方的极高境界。
袁行霈先生简介：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其曾祖父袁绩懋，字厚安。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曾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曾祖母左锡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学才女，其作品现存有《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2卷、《碧梧红蕉吟馆诗余偶存》1卷传世。
二伯父袁励准为晚清翰林，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历任入值南书房，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之
师、京师大学堂（现今之北京大学）提调、清室逊位后任清史馆编修及辅仁大学教授，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家及收藏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
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而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自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符定
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
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身份：国学大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一、汉语言学界大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
许嘉璐先生亲自审阅了《汉字中华》全书稿，并在百忙之中亲自作序，这篇序就是《汉字中华》一书的宗旨，用最有代表性的汉字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源流。
许嘉璐先生简介：１９３７年６月生，江苏淮安人，大学教授，民进中央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１９９５年３月辞），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常委。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４年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
会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嘉璐先生是当代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大家，是《说文解字》学术研究的主要传承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文化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学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先生治学严谨，贯通古今，对于当今世界汉字文化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
先生长期从事训诂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9部，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学术著作及工具书多部，主持完成《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国家863项目“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究”。目前主持“中文信息处理”后续工程项目以及《二十四史今注》的编辑与出版。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第四篇：国学大师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而死。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哲学辨惑》《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人间词、人间词话》《王国维诗词编年校注》（陈永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二重证据法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殉清”说 “逼债”说 “惊惧”说 “谏阻”说 “文化殉节”说 “诸因素”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第五篇：国学大师钱穆谈唐朝
国学大师钱穆谈唐朝：李世民家族染胡化 不容争论
好的胃口，包含着宽容、博大，体现着接受、吸纳，意味着消化、摄取，代表着健康、活力。对一个人来说，足以雄壮体格；对一个朝代来说，足以强健精神；对一个城市来说，足以鼎盛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足以生生不息„„
现在，已经很难了解公元618年至907年期间，住在唐朝首都长安的市民，每餐饭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古代文人，能吃善吃好吃，而写吃，往往一笔带过，惜墨如金，不肯详说细节。但是，我们从字典辞书上还能看到的“馎饦”、“焦槌”、“馉脯”、“不托”、“胡饼”、“冷淘”等食物，那花式品种，还是颇为繁多的，看来唐人不存在城市早点难的问题。否则在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也不会将古长安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因此，我不大相信居住在首善之区的长安百姓，一早爬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走出里坊，来到路边摊点，也像当今北京的上班族，只有油条、豆浆、煎饼，永远不变的老三样可以选择，一路走，一路吃，满手油脂麻花地往公共汽车上挤去，若如此，还算什么中古时期世界上最繁华最富饶的都城？
但是，“馎饦”之类面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甜的咸的？蒸的烤的？油炸的水煮的？便不太清楚了。查《酉阳杂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这类古籍，都说得十分含糊。幸好，距唐代不远的北宋文人苏轼，他有一篇在元符年间于海南岛流放期间，亲笔手书的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宋·朱弁《曲洧旧闻》）
老实说，东坡先生这顿饭，其值不菲。是必须具有小康以上收入水平，同时具有良好胃口的消费者，才能买得起单，才能消化得了的一份食谱。
主食有面有米，副食有羊猪鹅鱼，佐之品味上佳的茶水。吃罢喝罢，解衣仰卧，真是好不自在。不过，此时此地的大师，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一辈子犯小人的他，元符元年（1098），又遭贬谪，渡琼州海峡，到海南的儋耳安置。好在那时没有实施对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政策，先生还有可能写字读书。可是，究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背井离乡，回朝无望，那坐以待毙的苦闷，那枵肠辘辘的煎熬，是他一生中最没落、最艰难的阶段。因此，回味往事，举笔落墨，给朋友写了这幅字，作一次精神会餐。
我们遂有可能，揣度唐宋饮食之一斑。
北宋都城汴京，与唐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同属中原，饮食习惯应该是基本相似。由于从秦陇，到关中，再到河洛地区的黄河流域，粮食作物以小麦种植为主，略可推断唐人的胃口，是以面食为主。我曾在豫西北怀庆府的博爱、沁阳劳动改造过，修过从河南焦作到山西晋城的铁路。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招展之际，河南也是招展得特别强烈的省份，那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那屋子大的笼屉，那脑袋大的馒头，真有共产主义已经光临的感觉。同时，我也领教了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实际是给中国人带了一个坏头，老乡除了大口大口啃白面馍之外，不进其他油盐。结果，馍啃光以后，就三年灾荒。数千年来，中国人局限于从植物中吸取营养，这对于改善人口素质，提高健康水平，绝不是件好事情。因此，一个面有菜色的民族，想不当“东亚病夫”也难。
所以，我很看重苏轼文字中，那盆蒸得烂熟、令人食指大动的同州羊羔，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至少表明在大唐盛世，一直延至五代、北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受到西域文明的熏染，饮食习惯上的逐步胡化，是不争的事实。国人的消化系统里，肉食渐渐成为很主要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历史上得以辉煌的物质基础。
一个人，活得好不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活得好不好，胃口，是很关键的问题。
同州，即今之陕西大荔，由于南濒洛水，西临黄河，是个粮谷丰饶、水肥草美的农业县份，那里出产的胡羊，肉质细嫩，味美可口，乃泡馍的首选羊肉，至今有名。但在东坡文中，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羊肉的质地问题，而是他所说的做法和吃法，虽只不过是一道菜，但却有改变中国的重要意义。
在地球上，凡食肉类动物，都凶猛，凡食草类动物，都温驯。唐代同胞可能从不断侵扰中原的胡人身上得到教训，人强欺侮人，人弱受欺侮，因此，神农氏的草食主义，在唐代，逐渐失去市场。同州，距离西域甚远，吃羊羔，绝对皈依西域正宗。
这盆蒸得稀烂的羊羔，更接近美国人的感恩节或圣诞节的火鸡，而与祭孔时全猪、全羊、全牛毫无共同之处。第一，在做法上“灌以杏酪”；第二，在吃法上“食之以匕不以筷”，实际上对尝百草的神农精神，予以革命和否定了。
“食之以匕不以筷”，看似小事一桩，但对唐人来讲，这个突破，意义重大。
世界上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民族特性也非铁板一块，饮食习惯也不是永远不可改变，所以，对付这只羊羔，除了一把锋利的刀，一副坚固的牙，一个强壮的胃，还需要那种绝非汉人所有，而是胡人天生的吃心遐想中，神游一千多年前的古长安，那将是怎样一个体验啊！不过，我还是郑重劝一句，若是你读过白行简的《李娃传》，建议你先不要到唐代的红灯区平康里去，那儿是李娃和她姐妹们活动的领地，你的荷包里，若没有过多的银两，那是你无法承担得起的高消费。而是要到西市、金街一带，那里的食肆、酒店、歌楼、舞榭、倡馆、茶寮、戏场、杂市，才是好红火、好热闹的去处，才绝对是一个值得你逗留的风流所在，否则，李白跑那里去做什么？
你会发现那些打扮得粉妆玉琢、花枝招展的胡姬，玉脸生春，眉目传情，向你冁然一笑，令你心旌荡漾，向你挥摆纤手，令你举步踟蹰。那摆动的绦带，曳地的长裙，袒露的襟领，洁白的肌肤，在扑面而来的香风里，弥漫着这些异域女子的荷尔蒙气息，该是怎样挑逗这个城市的勃然生机啊！
这就是唐朝的胃口，这就是长安的浪漫。
那时候，政治上不分畛域，张开怀抱，经济上不分族别，竞争谋生，宗教上不分信仰，相互容忍，族别上不分胡汉，悉为臣民。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着胡帽，胡着汉冠”，甚至在服饰上，也在模糊着中外文化疏隔的界限。
我很钦佩唐朝的这种广义上的好胃口，它意味着一份自信，一份豪壮，一份担承，一份敢把天下纳入我胸怀的大气。那些阳痿患者，你就是打死他，他连这样想一想的勇气也不会有的。自南宋至清末，中国之一蹶不振，吃亏就在胃口，都像林黛玉那样，只能夹一筷子螃蟹肉吃，小命都难保，焉谈爱？焉谈情？焉谈雄心壮志？焉谈民族复兴？也许积弱的中国，尤其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实在压抑得太久太狠，大唐盛世，遂成这个民族永远被憧憬的梦。
盛唐统治的大版图，大气魄，大形势，大开放，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的结果。经过公元420年至589年南北朝的拉锯战，到公元618年隋朝实现统一，既是人之所为，也是势之所趋。唐代的统治者，敢作敢为，大气豁达，可能与血液中的胡人基因有关，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考证的：
近人有主李唐为蕃姓者，其事作否无确据。然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也。则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争论。唐人对种族观念，亦颇不重视。即据《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时人遂有“华戎阀阅”之语。崔慎猷至谓：“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又唐初已多用蕃将，甚至禁军亦杂用蕃卒。（《国史大纲》）
正是这种混杂的人种优势，正是这种胃口的胡化倾向，唐代的文治武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加速了边外属国的归附，推动了胡人内迁的涌入，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黄金时代。随着民风民俗的广泛传播，衣食住行的深入渗透，以麦面为主的中原人，在择食主张上多近胡人。
毕罗者，番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唐·李济翁《资暇集》）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茶；庚家粽子，白莹如玉；韩钧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鲤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驼峰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土人本来擅长于制作面食，曾几何时，也时尚胡风起来。记得贺知章初到长安，投师访友，出明珠为贽见之礼，主人了不在意，嘱童持去鬻胡饼数十枚，众人共食之。可见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岂能低估？由此，可以看到长安城里的原住民，不得不按照地道的西域风习，来调整自己的胃口。
因为着眼于摄取更多的动物蛋白，膳食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国人的体质，气质，精神，心态，也在嬗变之中。肉食增多，势必带来某些人种学上的演化。唐朝男人的豪放自信，唐朝女人的妩媚可爱，正是这种食物结构成分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这个结论，很可能使有识者嗤之以鼻，但一杯牛奶，改变一个民族，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日本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
在《资暇集》中，有一则《熊白啖》的故事，你便懂得唐人的好胃口了。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宁前。时穆氏家法切峻。宁命诸子直馔，稍不如意则杖之。诸子将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于鼎俎之前，竞新其味，计无不为。然而未尝免挞斥之过者。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试，曰：“甚异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进，宁果再饱。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于色，曰：“非免免笞，兼当受赏。”给事颇亦自得。宁饭讫，戒使令曰：“谁直？可与杖俱来。”于是罚如常数。给事将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进之晚耶？”于是闻者笑而传之。
熊白，即熊的脊肉，极嫩极肥，鹿脩，即风干的鹿肉，极干极韧，两者性质不同，炒蒸以后，却效果奇佳，鲜美异常。据说，现在到西安吃仿唐菜，还可以点到这道名品。试想这么一位老爷子，每顿食肉，食不好，还要敲儿子的屁股，固然可讽之曰“肉食者鄙”，就知道那张嘴，而无远谋深虑，但不也感觉到他那粗鲁豪悍的可爱乎？
什么时代，什么胃口，胃口是决定出汉子，还是出侏儒的关键。这也是清人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早就感慨万分的话题，他说：
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顾炎武所说的一朝一朝的式微，我不禁想起晚清大学士徐桐，这位给老佛爷策动义和团扶清灭洋、提供理论依据、掌握宣传舆论的教父，庚子事变期间，尽管风烛残年，不得不每日进宫，以备慈禧垂询。可他，家住崇文门外，坐在轿里，往北抬，花市有洋人的教堂，他不能路过；往西抬，东交民巷有洋鬼子，更不能路过；往南抬，绕路而行，又避不开当时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可谓步履维艰。他那顶只好远走永定门，再经西直门，然后才从西华门进宫的轿子，成为京城的一个笑话。
一个人，为其狭隘的教义活到如此委琐凿枘的地步，这个朝代，不亡何待？
这位老夫子，活了一辈子，闻夷色变，视洋为敌，闭目塞听，拒绝变革，如防洪水猛兽那样，抵制一切外来的新鲜事物。于是，倘若有谁端来唐朝穆宁吃得眉飞色舞的那盆“熊白啖”，拦住那顶笑话轿子，捧过去，基本上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他，绝不敢举筷尝上一口的。
因此，好的胃口，包含着宽容、博大，体现着接受、吸纳，意味着消化、摄取，代表着健康、活力。对一个人来说，足以雄壮体格；对一个朝代来说，足以强健精神；对一个城市来说，足以鼎盛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足以生生不息。
唐朝伟大，在于唐朝从不挑食的好胃口，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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