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第一篇：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华夏藏文

按：宋定国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在对“国学”、“国学大师”概念加以诠释之后，提出并论证了梁启超和陈寅恪是十九世纪中国两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现将《国学纵横》中论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的相关文字辑录，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

之所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除了在学问方面，他确实有涉及“国学”诸多领域的，并有“突出的建树”的著作之外，更在于他的“大师”之德，那种迄今难得一见的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气节，光明磊落的人格、人品！

陈寅恪的人格和风骨，其人品与文品之融合为一，即道德文章，堪称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以终生的学术实践，标举了“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所说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之灵魂，也是他的思想和主张之灵魂，从而铸就了他那为人、治学之不同凡响的人格、气节和风骨！

尊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四十年而不变，终其一生而不变，这就是陈寅恪，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之风范！一位甘愿为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精神而殉葬的勇士！——————————

我认为“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有人会问：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当然有。

2006年6月1日，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中国台湾网协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揭晓。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了“十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活动主办方表示：对于“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结果，虽然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表示网民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相信网民的投票结果。

然而，我却认为，由于网民的文化阅历，尤其是对于“国学”及“国学大师”认知上的差异等等，而在学富五车的学者中上网的人有限，参与该项活动的则更加有限，所以，对于这样的“活动”及其“评选结果”之局限性理应看到。但是，该项活动在网友中所引发的对“什么是国学”、“谁配称国学大师”的争论，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我不想就上述十人是否配称“国学大师”，逐一点评，但据自己的理解，“国学大师”的评选在“学”与“师”两个方面当有更严格的标准，而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名单中的某些人，单就“大师”之德而言，就远远不配。但对于其中的梁启超和陈寅恪而言，“国学大师”的桂冠，则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当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国学大师”，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一说因为当时许多教授也常去听他的课，因而被誉为“教授之教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大学出版2000年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一说能背诵《十三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一说1909年）又漂洋过海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1912年秋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法国巴黎大学；冬，去伦敦，留十日，一度回上海，旋又赴法，因江西省教育司电召其回江西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于是回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后在江西连阅考卷3年，后因患恶性痢疾留居；于1918年冬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留学，因欧战尚未结束，遂转而赴美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于是有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一说）；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近5年；在留学期间，勤奋刻苦，广取博采，尤其是重视对文字的掌握；“读书须先识字”，是他自幼就有的认识和志向；正因为他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先生，在其撰写的校史和相关书籍中则认为，陈寅恪通晓的文字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国文字自不必说，像蒙古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以能背诵“四书”、“五经”为足，而他却能尽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确）。（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陈寅恪留学期间不以获取文凭、学位为目的，听说哪里有好大学，便去听课，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外留学断续累计20多年，未闻其得过什么“硕士”、“博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不久改制的清华大学聘用。“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1894-1978年）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1877-1927年）和赵元任（1892-1982年）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同上）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同亦在清华大学任教、志同道合的唐筼（1898-1969年）结为伉俪。

1929年，陈寅恪应学生之请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宗旨。（“王国维纪念碑”位于清华大学一教楼北端山墙旁。其正面镌刻“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面则是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

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治丧完毕，陈寅恪即随校南迁至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南京沦陷后，“临大”又迁往云南，并与北大、南开成立西南联大，陈寅恪于是携全家再登程西行，经广西，抵香港，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作不能再走，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开始患目疾。1938年秋，联大文学院由蒙自迁往昆明，陈寅恪亦随院移居昆明，授西晋南北朝史，寓靛花巷青园学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首席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之职称（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邀请其赴英就职兼治眼疾。他于是在该年暑假，举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英国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但所运出之书却全部失窃，不得已在9月再返昆明，仍任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

1940年暑假后，他再次举家赴港以备择机赴英，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食日本宪兵队奉命送到家中的面粉；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也被他严词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请陈寅恪到已沦陷的上海授课，又被其拒绝；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这年5月，趁一暴风雨之夜，携家逃离香港抵桂林，有《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诗云：“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真实记录了他这时期的心境，将其故丘归死之壮烈，纸上刳肝之豪迈，不惜杀身成仁的凛然正气耀然于笔端。之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当时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被他拒绝，并在《癸未春日感赋》中，以“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嘲讽。

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于当年夏天举家从广西经重庆，于12月至成都，生活异常艰苦，到1945年春，终因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致使双目几全失明。这对于一个视读书、写作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巨大创痛。“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表达了他的这种心境（《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签字投降，次日得到消息，陈寅恪既为日寇投降而高兴，同时又为内战一触即发而忧心：“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同上）。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陈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机至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去后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到1946年4月，其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之职，欲赴美就医，在船上得知美医亦无良策后，于绝望中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48年，平津战事吃紧，梅贻琦（1889-1962年）介绍他到香港大学任教，未成；12月14日，陈寅恪搭飞机南下，应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1903-1967年）之邀，至该校任教；已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1896-1950年），“屡电催其赴台”到台大任教，未从。

1950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于是移教于中山大学；在恪守学人的良知和风骨的同时，对于某些同仁匆忙竞相“弃旧迎新”的行径，颇为感慨；在该年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这样慨叹道：“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异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显然，陈寅恪把那些善于顺风转舵的“老朋友”，讥斥为“巧诈不肖之徒”。（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

1952年，陈寅恪始兼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恪守学人良知和风骨的陈寅恪对在短短三年间，就“弃暗投明”，放弃学人应有的品格，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的北国同仁，予以辛辣地嘲讽：“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陈寅恪诗集》）。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学生蒋天枢（1903-1988年）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便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曾当着学生的面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自投罗网”。

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陈寅恪助教，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1966年）南下广州，请陈寅恪进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以“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做行政工作”辞谢，并荐陈坦（1880-1971年）代己。但其未就任的真正原因，则是因其提出两个先决条件（详见后），遂仍任教于中山大学。这年，他完成《论〈再生缘〉》，但无法正式出版，只能自费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聊以自慰，后经友人章士钊将其油印稿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h1955年春节，在人们对于“百花齐放”方针的颂扬声中，陈寅恪撰写对联贴于门口：“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表达了他的一种希望。1956年5月2日，首脑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不久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学习“双百方针”的热潮，人们要他讲话，他只提了一条：“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当找她回来唱戏，以广流传”。此时，他已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仍潜心著述。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寅恪虽由于种种原因幸免于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也被视为“中间偏右”，使其惆怅不已。“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道出了他对于文化禁锢所必然导致的腥风血雨的预感。

1958年，在高喊、高举“又红又专”，大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运动中，陈寅恪成为“拔白旗”的对象，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但依然坚持写作，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也仍率直陈言。

1959年4月，陈寅恪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1959-1961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得到时任广东省领导的陶铸等人的关怀，使他得以免于饥荒之困，但陶铸等人的关照却为其在尔后的“文革”中，因陶铸的被打倒而“罪上加罪”，埋下祸根。

1961年8月30日至9月4日，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专程造访陈寅恪，令他感叹不已。他以诗相赠：“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自注云：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临别，赠吴车资，并又赠以四绝，其中有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倾吐了其内心难言之隐痛。他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即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1962年，陈寅恪的右腿跌骨折，留下残迹；11月写下《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陈寅恪诗集》）

1963年2月，陈寅恪作《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南国轻寒细雨天，老夫病榻意萧然。裁红晕碧今何处，插柳张灯更一年。涉世久经刀刺舌，闻歌浑忘雪盈颠。窗前东北风方急，薄絮衣成候又迁”。（同上）

1964年2月，陈寅恪在《甲辰元旦余撰春联云“丰收南亩春前雨，先放东风岭外梅”又除夕前买花数株故第四句第六句述其事也》云：“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药裹那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5月，陈寅恪为其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撰写《赠蒋秉南序》一文，称其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昭示出其一生最为看重的并非金钱地位，甚至也非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12月，陈寅恪再次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2月初，陈寅恪在《乙巳正月三日立春作》中云：“南州候改雨丝丝，节物翻萦北客思。晕碧裁红如隔世，回黄转绿未移时。闻歌易触平生感，治史难逃后学嗤。终觉今朝春可惜，小桃花放少人窥。”（同上）昭示出其不畏流俗，以华夏文化为己任，自知来日无多而归结一生、托付来世的心境。

此后，陈寅恪以顽强的毅力，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历经10年，口授完成85万言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其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尔后，不顾桑榆暮年继续口授撰写《寒柳堂记梦》，因遭遇“文革”而未能完成。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在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向是消息后，老人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学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唐筼又名“晓莹”。

（在此不得不顺便指出：如果说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大概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将《挽晓莹》放到1969年陈寅恪先生临终前，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作为传记作品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这样做，则就有失严谨了！由于这个问题影响颇广，故有澄清之必要，所以特在此比较详细地介绍陈寅恪先生的生平）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应了他十几年的悲怆预言，做了“共产之鬼”。

我们在前文指出：“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就其著述而言，“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让我们仅据业已出版的《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就其所涉及陈寅恪的主要著作，来看看其够不够格吧！

《寒柳堂集》，包括《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韦庄秦妇吟校笺》等，另附有《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等；《金明馆丛稿初编》，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韩愈》《从史实论切韵》等；《金明馆丛稿二编》，包括《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与佛教》《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大乘义章书后》《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诗集附唐筼诗存》《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等。

从上述要目及其内容（即使点击相关文字也可详加浏览），可以看到其著述范围显然也符合我们所谈及“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著述“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

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最后20年》）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建树，这里不再逐一赘述，现仅就其首倡“敦煌学”所具有的划时代之开拓意义，略作说明。

陈寅恪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他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从而为“敦煌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他还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并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其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论从稿二编》。除此之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言，判断一位学者是否堪称“国学大师”，不能光看其著述和建树，更要看其品德、人格，以及文品与人品是否融合为一。

那就让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衡量陈寅恪先生吧！

在现时代，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品德、人格时，很难不涉及“政治”这个字眼；因为至少像是否爱国、爱族、爱民等等“政治立场”，在评价当今人物的品德是，是很难回避的。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自白：“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陈寅恪的好友吴宓，1961年8月30日至9月3日，专门从重庆到广州中山大学看望了他。在《吴宓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同上）

该怎样看待陈寅恪的自白“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以及吴宓所说的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呢？

是否由此就可以断定陈寅恪“不关心政治”呢？

有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譬如，在浏览网络时就很容易搜索到这样的说法：“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纯粹的学人，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主要是间接的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而非直接的批评。我们很难相信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的陈寅恪，会在晚年对批评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苦心孤诣，写下大量的诗文留于后人释证。”

持这种观点的人，既然陈寅恪“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那么，当看到陈寅恪“在晚年”留下“大量”“批评政治”的“诗文”时，感到困惑，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难题，并非出在陈寅恪先生身上，而是出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身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持此观点的人，所断定的陈寅恪“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这个前提，就不合乎实际，就是错误的。

我认为，陈寅恪关于“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的自白，指的就是“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而《吴宓日记》所记载的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也是同样的意思，而并非就是说他“不关心政治”。

什么是“政治”？不管从怎样的意义上解释，像“爱国”、“爱族”、“爱民”，都应该是“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内涵，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以此观之，中外古今，没有哪个活人、常人（精神失常者除外）能纯粹脱离开政治，能“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

陈寅恪自然也是如此。

通观陈寅恪的一生，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始终都是是非分明、敌我发明、旗帜鲜明的。

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他的所作所为，就足可证明这一点。他跟他的父亲陈三立一样，不仅是一个赤诚的爱国、爱族、爱民者，而且表现得非常优秀！他在埋殡为日寇制造“七七事变”义愤而亡的父亲后，便随校南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先到长沙，后到昆明；在为赴英就职疗疾而不得不滞留香港期间，正义凛然地拒绝日伪的救济和高薪聘用；还有他在抗日时期所写的诗篇，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他一再阐明的“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并出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也表明了他的同样的基本政治立场。

至于他在《对于科学院的答复》（首见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所阐述的意见，则完全是出于一个潜心于学术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吴宓日记》所记载的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再次昭示了他从不介入党派之争，不卷入学术之外的是是非非的漩涡之中，以便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地研究、著述的坦荡心怀。

“君子群而不党”，熟谙中国历史朋党之争对于学术，乃至社会的负面影响的陈寅恪，深悟孔夫子这句话的要义，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不介入党派之争，因而得以“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永葆其中华学人的良知和风骨，则更是爱国、爱族、爱民在他身上的特殊体现。

也正因为他始终爱国、爱族、爱民，所以，当他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研究学问，却遭遇冷遇、嘲讽、打击，身心受辱，乃至看到中国的学术文化、知识分子，以及人民大众，遭受摧残，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蒙受劫难时，“在晚年对批评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苦心孤诣，写下大量的诗文留于后人”，就是很自然的了！

至于陈寅恪的品德、人格和风骨，其人品与文品之融合为一，即道德文章，更堪称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以终生的学术实践标举了“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因此，陈寅恪的学识和人格受到海内外学人的真心景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所说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是由于他抱有这样的学术宗旨，所以，当上面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派其弟子汪篯南下广州请他进京赴任时，他才直言不讳地提出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我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这样的先决条件当然不可行，甚至让汪篯难于复命，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虽未大张旗鼓，但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也只有他，陈寅恪，这位“不识时务”、恪守中华学人良知和风骨的学者，才说得出、做得出！

他直言不讳地向昔日的弟子坦言：“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历二十余年而不变！”掷地有声！

陈寅恪丝毫没有撒谎，丝毫没有吹嘘！“七七事变”后，他跟他对于日寇侵略义愤填膺、拒不食寇粟而死的父亲陈三立一样，恪守民族气节，宁可举家颠沛流离地随校迁徙、奔波，也拒不留在沦陷区！在香港，他宁可用衣物换粮食，也绝不接受日寇的馈赠；宁可困守家中钻研学问，也据不答应日寇的高薪聘用！在国共两军逐鹿，胜败已经分明局势下，他依然地抉择了“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为什么“不跨海入台”？有其诗作注——

“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哀金圆》，《陈寅恪诗集》）

“党家专政”和“非兵灾”所导致的苦难，他受够了，岂能再“跨海入台”，自投罗网？！

为什么“亦不过岭南一步”？亦有其诗为注—— “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陈寅恪诗集》）

在他看来，“过岭南一步”，就不再能“独立研究”学问，会遭遇“两难”，所以，只好原地不动，“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任他嗤笑任他嗔”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他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是这样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者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王国维纪念碑即“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位于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

显而易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之灵魂，也是他的思想和主张之灵魂，从而铸就了他那为人、治学之不同凡响的人格、气节和风骨！

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陈寅恪一以贯之地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争自由”，“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1949年以后的20余年，陈寅恪始终如一地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争自由”，依然“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尊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四十年而不变，终其一生而不变，这就是陈寅恪，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之风范！一位甘愿为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精神而殉葬的勇士！

（参见宋定国著《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46-57页）

第二篇：国学大师

多才多艺的百岁文化巨星——黄苗子

黄苗子先生精研汉字，他的书法融篆书、隶书、楷书于一炉，在中国独树一帜，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苗子先生十分喜欢《汉字中华》一书，在将近百岁高龄的病中亲自为该书题词：“汉字是中华文明之祖”。

黄苗子先生简介：黄苗子（1913-2012.01），广东中山人。当代著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杰出的书法家、作家。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8岁师从邓尔雅先生学书法。先后任《新民报》副总经理、贸促会展览部副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曾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据黄苗子个人官网授权方百雅轩消息，文化老人黄苗子于2012年1月8日11点27分在北京朝阳医院辞世。

今年1月1日，黄苗子笑着说，他100岁了！在他走完人生最后之路的时候，他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黄苗子的三个儿子在公开信中对各界朋友说，只要记住父亲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年近百岁的黄苗子，在去年12月19日还获颁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为了追思悼念黄苗子，特此建立网上纪念馆。

任德山先生简介：资深出版家，曾策划主编过几十部有影响力的图书。现为央编译出版社首席出版家、国际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人文大学中国书画艺术学院教授。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蓝珊瑚”艺术讲座，讲授中国书法，此讲座出版物被评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其所讲授的中国文化体系及中国书法在观众中反响非常热烈。

工艺美术大师、著名艺术家——韩美林

韩美林大师对《艺术中华》一书十分重视，他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欣然为此书作序，韩大师的序言实际上是对中国艺术史的精彩总结。

韩美林先生简介：韩美林，1936年生，山东济南人，擅长绘画陶瓷艺术，曾任安徽画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专业画家，在中央工业美院工作。曾设计1983年《猪票》、1985年《熊猫》等邮票及一系列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张。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是全国第一家以艺术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也是中国美协至今惟一一家由美术家领衔的工作室。是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者之一，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修改创作组组长。韩美林先生的社会职务有：中国民间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美)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书画委员会会长中国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委员；世界艺术家协会(美)艺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田汉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钧瓷研究所高级顾问；国际关爱基金会名誉会长；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现代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杰出的国医大师——贺普仁

贺普仁国医大师认真审阅了《养生中华》初稿，做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养生中华》根据国医大师的意见数易其稿，精益求精。贺普仁大师亲自为本书作了序言，这篇序言既是本书的总结，又是对国人养生的最好指导。

贺普仁先生简介：贺普仁教授，字师牛，号空水，河北省涞水县人。14岁从师于京城针灸名家牛泽华，深得老师真传。八年后，以精湛的医术独立应诊，解放后声名鹊起。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任达26年之久。现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中国针灸协会高级顾问、北京针灸学会会长、北京针灸三通法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国际针灸考试中心副主任。

200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贺普仁教授自幼师从京城针灸名家牛泽华，22岁悬壶应诊，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任30年之久，1990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名老中医”。

他曾先后赴丹麦、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进行访问、工作和学术交流。1976年在上沃尔特工作期间，为大量患者解除了病痛，为此获得了总统颁发的金质“骑士勋章”，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南饶北季（季羡林）”、饮誉世界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精通国学，精于书法，擅长国画，是全才型的大师，先生对于《艺术中华》一书十分重视，亲自题词：“华夏光辉”，并亲自为全书题写了书名。

饶宗颐先生简介：饶宗颐，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著名国学大师，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取得显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12月13日，国学大师饶宗颐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饶宗颐（Jaotsung-i），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

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种（其中专著逾60种），发表论文1000多篇，诗文集十余种，书画集45种。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的文化明星，其对于历史、考古、文学、经学、教育、书画等不同领域均有涉猎，又是杰出的翻译家。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引用余秋雨的话说：“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有人以为饶先生可以与季羡林齐名，并称之为“南饶北季”。

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皆有成就。饶宗颐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2011年08月06日下午，总理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会见了来自香港的馆员、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2008年10月,温总理曾致信饶宗颐先生,对他心系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今年春节前夕又专门派人给饶老送去亲笔题写的贺卡,并多次关心他的健康和医疗状况。

2011年8月18日上午9时15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一层休息室拜访国学大师饶宗颐。

书法大师与国学大师——启功

启功先生全力支持《锦绣中华》的出版，对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予了最热烈的关注，对于本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并亲自题词：“江山如此多娇”，启功先生说出了全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心声。

启功先生简介：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

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如是评价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

学界泰斗全面总结“中华文明史”的国学大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

袁行霈先生审阅了《诗词中华》一书，并亲笔题词：“诗国”，袁先生是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指出了诗词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情感之美。袁先生的题词从书法艺术上也达到了温润典雅、和美大方的极高境界。

袁行霈先生简介：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其曾祖父袁绩懋，字厚安。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曾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曾祖母左锡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学才女，其作品现存有《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2卷、《碧梧红蕉吟馆诗余偶存》1卷传世。

二伯父袁励准为晚清翰林，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历任入值南书房，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之

师、京师大学堂（现今之北京大学）提调、清室逊位后任清史馆编修及辅仁大学教授，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家及收藏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

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而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自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符定

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

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身份：国学大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一、汉语言学界大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

许嘉璐先生亲自审阅了《汉字中华》全书稿，并在百忙之中亲自作序，这篇序就是《汉字中华》一书的宗旨，用最有代表性的汉字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源流。

许嘉璐先生简介：１９３７年６月生，江苏淮安人，大学教授，民进中央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１９９５年３月辞），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常委。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４年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

会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嘉璐先生是当代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大家，是《说文解字》学术研究的主要传承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文化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学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先生治学严谨，贯通古今，对于当今世界汉字文化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

先生长期从事训诂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9部，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学术著作及工具书多部，主持完成《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国家863项目“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究”。目前主持“中文信息处理”后续工程项目以及《二十四史今注》的编辑与出版。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第三篇：国学大师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而死。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哲学辨惑》《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人间词、人间词话》《王国维诗词编年校注》（陈永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二重证据法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殉清”说 “逼债”说 “惊惧”说 “谏阻”说 “文化殉节”说 “诸因素”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第四篇：国学大师谢无量

国学大师谢无量

刘 文

谢无量，原名蒙，初名谢锡清，又名沈、澄，后以字行名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后更名为无量，别署啬庵。籍贯四川省梓潼县白云镇。1884年6月28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北三里乡金马村。1964年12月7日于北京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谢无量4岁随父母赴安徽，从父习诗文典籍。十岁赋诗《咏风筝》：“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1898年拜著名学者汤寿潜为师。1901年与李叔同、黄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授教于蔡元培等名师，与马一浮等创办翻译会社，编辑出版《翻译世界》杂志。并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为《苏报》撰稿。

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赴日本学习。1906年赴北京任《京报》主笔，评论时事。1909年被聘为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监督（即校长），他所主持的存古学堂培养了众多人才：如郭沫若、张秀熟、蒙文通等。还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保路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谢无量对新文化运动积极支持，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学小册子数种，其中《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楚词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为孙中山先生所赞赏。1924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特务秘书(即机要秘书)，后改任参议，随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谢无量不屑于政客之流的虚伪，潜心于教学与学术。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公学、四川大学、重庆中国公学等大学任职执教。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当选过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在上海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坚决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1月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邀请合影留念。同年8月应邀赴京担任人民大学教授。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谢无量一生任教了十个大学，在中国文化教育界算是毕生尽瘁。著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诗经研究》、《佛学大纲》、《楚辞新论》、《中国古田制考》、《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书法》等。其书法艺术博采众长，自成一体，达到了炉火纯青、归真返璞的境界，被称作“孩儿体”，他被推崇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谢无量一生最为难得的是对家乡的眷恋，他出生于乐至，陈毅元帅说谢是他的同乡，他认同；他祖籍梓潼，他也认为自己是梓潼人，在他的23部著作中就有14部直接署名为“梓潼谢无量”，1942年回梓潼后赋诗说，“只为青城返故乡，九株松下问行藏”，九株松即谢氏家祠所在的梓潼县白云镇九根柏，他还为祠堂题写匾额“阳夏流芳”，落款为“族晚无量敬书”。他在江油团山观光 时，梓潼籍青年蔡竹虚拜访他，他欣然为蔡题字：“采桔南山下，纵浪大化中”，蔡竹虚不忘教诲，勤奋一生，书法终有所成。

谢无量一生经历坎坷沉浮，其品行高山景行，其成就非凡卓越。他一生坚持正义，追求进步，投身民主革命；他以国学为本，融通佛道，贯通中西，除精通国学外，还掌握了日、德、英、梵、俄五种语言，他在文学领域的研究受到鲁迅先生的推崇，他的书法连于佑任也“自愧弗如”，他的《王充哲学》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著名学者冯其庸称谢无量是“时代先驱”、“国学大师”、“诗国雄才”、“书苑麟凤”。

第五篇：学习国学大师心得体会

学习国学大师心得体会 心态篇：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叫内圣，修身，这是根本，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外王。

朝闻道夕死可以。杀生是为了放生。

什么叫做佛，就是觉者，智者，通俗的讲就是觉悟了的人就叫佛。

角色就是人格。如果人没有建立起这个概念的话，很难建立起高品质的沟通。

人要做大事就记住：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君子不贰过，不迁怒。放下才能承担，空才能有。一个人面色的改变，完全是由于你心态的改变。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不是行动前没有计划，而是缺少计划前的行动。

鬼谷子:口乃心之门户。

在管理沟通上，群体是不做决策的，可以民主，但是一定要集中。

企业发展最大的局限，就是企业领导人，思考方式的刻板化，局限化，模式化，打破了才能进步，才能成长，才能突破，才能腾飞。

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思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很多人就是因为优秀，难以卓越。思考格局不要太小。人生就是这样，你就是你想要成的那个人，你就是你决定成为的那个人。

道大，天大，地大，仁义大，道德经，博大又精深。想用人的话，你得有包容心，乾隆说：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用人所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所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用人所长，必容人所短。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你再优秀也不会有一个组织优秀。

思考力，执行力，表达力，思考力是万力之源，思考一旦出现偏差，执行力越强，犯的错误就越大。

道德经：修之以身，其德乃真。一个修养不够的人，给你一个项目，你会祸国殃民；给你一个团队，你会把团队带到万劫不复。

沟通要注意的是，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不是情绪上。放下才能承担。

一个很会沟通的人，一定很会和自己沟通。一个人格局很小，一个人境界很低，一个人心胸狭隘，怎么能讲出大格局的话。

言寡由，形寡毁，禄在其中。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国。不做准备的人，就是准备失败的人。一个有道行的人讲话，会把时间和空间讲进去。易经思想：空间可以换取时间，时间可以换取空间。

很多人没有智慧，就是当动不动，当止不止，关键时刻，一定要懂得刹自己的车。

那些没有目标的人都是在为有目标的人实现目标，自己如果没有独立的思考方式，就会老是陷入到别人的游戏规则里。

论语：不患无位，患何以立。

领导，就是领袖和导师。有激励能力，有指引能力，要描去绘远景，才叫领袖；

领导是不知道走到哪的时候，也有人跟你走。

孙子兵法：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前有道，后有法，中间有天地人。

最上品的布施，不是给点小钱和红包，而是法布施。领导者的价值，在于把追随者，培养成领导者。领导力，就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

修身为本，好好修身，再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孝道篇：

比尔盖茨：世界上最不能等的，就是孝敬父母，比尔盖茨把这种爱扩展到了团队，最后扩展到了全世界。

入则孝，出则悌。

论语：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有别乎？不要以为扔两个钱，就叫孝顺。百善孝为先。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一个有爱心的人，必生和气，有和气的人，必生余色，有余色的人，必生婉容。

一个对父母都不好的人，怎么能把团队沟通好；一个和兄弟姐妹都处不好的人，怎么能把团队带好。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

凡是那些挣大钱的人，都比较讲究，比较仗义，比较仁义。易经：立者，义之何也。

协义，什么叫协义啊？协商好了，就得仗义仁义，那玩意拿出来了一用，那就没意义了，那就快结束了。

合同，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好的团队是其乐融融，学乐融融。人要做到好德如好色。德高鬼神惊。君子忧道不忧贫。追求名利没错，但是求功要求百世功，求利要求千秋利，求名要求万代名。

什么叫忙啊！心亡为忙啊！哀大某过于心死。挣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花。

生活本身就是财富，很多人一辈子被钱累死，成为功名利禄的奴才，活到死也整不明白这点道理。一个贫穷的人，不止是没有金钱的人，也是指没有空间和时间的人。

最傻的人，就是把钱存银行的人。银行就是把不爱花钱的人的钱，给爱花钱的人去花

中国是个强调儒家思想的国家，但我们国人在管人的时候，太强调中庸的道理，强调开明和人本。但是中国人做一个企业的时候，应该先用法家，法家最重要的就是规范，先把规矩统统做好；接着就是儒家，强调做人的道理；然后才是墨家，强调兼爱天下，摩顶放踵；最后才是道家最高的老庄玄学，无为而治。西方任何强大的企业都是先把框架和规矩做好。

修养篇：

人际沟通最忌讳的，就是一脸死相。相随心生，口乃心之门户。

沟通，是情绪的转移，信息的传递，是感觉的互动。一个心胸狭隘的人，讲不出来大格局的话；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讲不出来有使命感的话；

互联网时代，知识很容易就能学来，很多根本不用储备，检索就行了。但人的能力是练出来的，人的胸怀，人的境界，人的德行是修出来的。

永远不要做气氛和情绪的污染者，永远不要做破场子的事。沟通要控制好三个要素：第一，场景；第二，气氛；第三，情绪

一个人心智要是不好的话，知识越多可能越反动；一个人心态要是不好的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心态不好的团队，个人智商很高，组织智商不一定高。因为都是负牵引，负思考，都是负见解，都是消极的注意力。

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改变的力量。

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人，要建立哪些心态？第一叫，喜悦心。会改变不良的注意力，建立正见；会改变不良的思考方式，建立正思维；改变不良的表达方式，建立正语；改变不良的行为方式，建立正精进；改变不良的信念，建立正念。

好人就是没时间干坏事的人，多花时间成长自己，少花时间去苛责别人，去嫉妒别人，多花时间去爱，少花时间去恨。人能干多大的事情，取决于他的时间管理。

注意力等于事实。

恶，亚心为恶，只要处在亚心状态，即心态稍微不好，你就可能恶语伤人，这样如何能建立起高品质的沟通？

毛泽东，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知识不是力量，使用知识才是力量。

学乐：学习是快乐的。交友篇： 沟通的三个特征，行为的主动性，过程的互动性，对象的多样性。

沟通有三种：自我沟通，与他人沟通，与公众沟通，即演讲。

好的领导人，生命取向要高，生命体验要深，生命能量要强。精力就是权力。好的领导人都精满，气足，神旺。

团队，团队，就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对着一群有耳朵的人说话。团队建设重要一点就是开会，要会开会。

人才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的人一定是个人才。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别人身上的不足，可能就是你存在的价值。

要想有高品质的沟通，要有同理心。懂得认同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要有赞美心，赞美是人际沟通的润滑剂。你看待别人的想法，会影响别人后面的行为。赞美会让对方把正确的事情做下去。

你知道认同别人多么重要吗？你知道重视别人多么重要吗？

认同别人，就是肯定自己。做营销是从不断让别人认同开始的。

企业最大的成本就是，没有训练好的员工，那些不会做销售的员工。所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增加每一次交易的成功率和每一次交易的平均交易额。在人际关系上，少用，慎用：我认为，我觉得这样的字眼，多使用：您，您们，我，我们这样的字眼。第二，表达不同意见时，请你保留对方的立场。沟通上没有对与错，只有立场不同，观念不同而已。

团队建设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天下就是这样打下来的。人有觉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向内求，向外求是错误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岸，就是彼岸。

人要以道驭术

语言分三种，文字语言，有声语言，肢体语言。文字语言传达信息，有声语言传达感觉，肢体语言传达态度

一个人改变其不良的语言惯性，就会改变你的神经系统，行为系统，最后改变命运。那些优秀的领导人都懂得这一套。

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中国人用一个字，把营销的概念全解读了，就是儒家的“儒”字

管理篇

得其时，当其位。

学乐精神，是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关键。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领导力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凡是能够干大事的人，都是能够坐的住的人。释迦牟尼一坐9年，毛泽东在岳麓书院闭关一坐3个月。

当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他的思考是正面的，他的行为是精进的，他的表达是正面的。

境由心造，所以，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有了随喜心，才能广交朋友，广结善缘。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得想办法和什么样的人混在同一层面，同流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交心，交心自然就能交易，可惜有人一辈子都没有整明白这点事啊！

做营销的人要注意三句话，第一：人脉等于钱脉。1开发顾客数目，2提升顾客的质量，3增加每一次交易的成功率，4增加每一次交易的平均交易额，5增加顾客重复消费的次数，6建立顾客的忠诚度。第二，关系就是实力。打开你的电脑看看你的通讯录，看看你混到什么程度了，有几个是重量级的人。打开你的电脑看看什么你开发终端客户的能力，管理终端客户的能力。

企业只有实现营销才能实现利润，其他都是成本。企业最大的成本就是，没有训练好的员工，那些不会做销售的员工。

一个人要是担心自己命运不好，要改变的方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找命好的人，跟他交朋友呗！找个命好的团队，找个命好的组织加入进去，别人的命好，你的命跟着就好了。

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人脉等于钱脉，关系就是实力。我的事业，我的财富，我的未来，往往取决于我和多少人发生关系，和什么人发生关系，以及发生关系的程度。

有几本书，一定看看，卡耐基的人际关系学，中国的论语，道德经。

什么叫营销，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好的领导人要有利他心。

做企业要把死而不亡的精神搞清楚，才能做到基业常青。最没有文化的人说的就是：人死如灯灭。人要做到死而不亡，才是境界。

雷锋尽管英年早逝，但他做到了死而不亡，在雷锋身上体现了老子说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人一辈子，总要忠诚一次，才能干大事。想赚大钱，必须仁义仗义。利者，义之何也。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牛根生：钱越花越多，股份越分，企业越大。财散人聚，人聚钱来。

想赚大钱，都是不怕花钱的人。

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宇宙本来的具备的意志。

商道，人道，天道，一个人能够明天道，了人道，再开启商道，你的人生才能带来繁荣。求功要求百世功，求利要求千秋利，求名要求万代名。*企业的最大成本，就是没有训练好的员工。*知道不等于做到。

*TAT的课程，首先是思考力、行动力、表达力的课程。*思考力受人的心境影响，表达力受人的心态影响。

*口乃心之门户，要开口，先开心。口里说出的话代表心里想的事。心和口是一致的。

*思考也是一样的，用心境去思考。心想事成。相随心生，相随心改。*讲思考力也是从心智模式开始训练。*一个人的心智模式不好，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个人的心态不好，聪明反被聪明误。

*“憩”的解释：字典的解释是短暂的休息。道家的解释，【吕祖百字碑】上有一段话：“养气忘言守，降心为无为，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憩就是当一种放松讲，心灵的放松。

*有一句话叫沉默是金，沉默是金是不对的。该讲话时不讲话，那叫失人，给你机会讲话，一讲就讲错话，讲不出来话，那叫失言。

*但见蹙额眉，不知心恨谁。听老师讲课，只要有一点收获，就要对老师感恩，脸上要有笑容。

*人心死，道心才能活，时时可死，才能步步求生。早死早活。*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成功的秘诀是两个字，叫变态。你们觉得你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要不要变得更好一点，态度要不要变得更好一点，状态要不要变得更好一点，简称两个字叫变态。*成功者的常态，就是失败人眼里的变态。*疯狂有时候是最大的理智。

*海到尽处天作岸，山到绝顶我为峰。人要敬天爱人。*人都要把心中的太阳升起来。

*沟通的第一个特征，叫做行为的主动性，*要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

*人往往就是认识一个人，你的命运才开始改变。*从今天起，我决定，要建立起沟通行为的主动性。

*我看到人在动，就象看到钱在动，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我的顾客，顾客兜里的钱是我的，我的产品是他的，我的服务是他的。*什么叫营销，不就是完成商品到货币惊险的一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