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教子满门

第一篇：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教子满门

[转帖]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

梁启超作为清末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已是众所周知。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时事论文、学术专著，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教子宝典。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个个成才，细细品读《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一书，将解开其中的奥秘。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的后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相对于政治上的豪门和商业上的巨族而言，文化名门的崛起、发展更受当代中国社会的青睐。梁启超家族就是文化名门。每当我们追念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一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探讨其中的成因。

梁启超作为历史人物被追忆，不单纯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定位，更意味着他再次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前的生存环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获得思想的资源与实践的方向。梁启超苦心教子及满门俊秀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人的子女教育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十分崇拜墨子的人格，自号“任公”，努力发扬墨家的根本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他有感于国人的某些不足，写下了《中国之武士道》，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和大气派，把终极关怀寄托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寄托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梁启超的政治热望和人文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梁家涌现出数位学者、专家，并且无一例外地“学而优不仕”，其力量源泉显示出自其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梁家的文化取向贯穿了中西并重思想。梁启超具有较好的国学根底，在青年时期即全面接触西方文化，眼界大开，这使得他的学术思想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梁家子女受家学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后来的留学经历，又使他们掌握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理念和有效技术，在较好地解决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之后，儿女们又在各自领域打造了东方文化精神，作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

梁氏家庭是一个多子女传统家庭，梁启超一生生有并养育成人９个孩子。梁启超平等地对待儿女，尊重他们对生活、专业的选择，循循善诱而不是发号施令。他把传统的曾国藩式的“内圣”功夫发展成为独具梁家特色的“磨炼人格”。民国初年，梁家已经进入了上层社会，梁启超却刻意让子女们坚守“寒士门风”，希望子女养成上进、好学、勤俭、坚忍的性格。梁启超个人的思想、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们。这种家庭显然有利于子女的发展和成才。

当下“教子立业”已成为全社会热点之一，梁启超对９个子女成功的教育，可以说是这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例如：梁启超曾经总结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这个

三步读书法，即通常所说的合—分—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是一个脱离政治、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女们也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希望孩子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这些子女经过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梁家的学术贡献薪尽火传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梁启超曾经不无伤感地预言：“十年之后当思我”。一百年过去，多少人躺下，多少故事云散烟消，多少人还在怀念着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尘世的功名利禄也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但人的思想、学术却可以长期、甚至永远地存在。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积淀着中国的伦理传统，又不乏现代色彩。梁启超一生奔波、忙碌，而对家人总是眷念绵绵。有时他对家人倾诉着痛苦和喜悦。他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一书，梳理了大量史料，并融入了现代教育学的理念。读此书，会让你领略梁启超教子的“大手笔”风格，也会给你自己及朋友教育子女带来有益的启迪。

长女梁思顺（1893—1966）：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她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着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1954）：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其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三子梁思忠（1907—1932）：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而去世。

次女梁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至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等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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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梁思达（1912—）：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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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梁思懿（1914—1988）：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也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四女梁思宁（1916—）：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是指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军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1924—）：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

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第二篇：国学大师

多才多艺的百岁文化巨星——黄苗子

黄苗子先生精研汉字，他的书法融篆书、隶书、楷书于一炉，在中国独树一帜，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苗子先生十分喜欢《汉字中华》一书，在将近百岁高龄的病中亲自为该书题词：“汉字是中华文明之祖”。

黄苗子先生简介：黄苗子（1913-2012.01），广东中山人。当代著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杰出的书法家、作家。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8岁师从邓尔雅先生学书法。先后任《新民报》副总经理、贸促会展览部副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曾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据黄苗子个人官网授权方百雅轩消息，文化老人黄苗子于2012年1月8日11点27分在北京朝阳医院辞世。

今年1月1日，黄苗子笑着说，他100岁了！在他走完人生最后之路的时候，他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黄苗子的三个儿子在公开信中对各界朋友说，只要记住父亲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年近百岁的黄苗子，在去年12月19日还获颁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为了追思悼念黄苗子，特此建立网上纪念馆。

任德山先生简介：资深出版家，曾策划主编过几十部有影响力的图书。现为央编译出版社首席出版家、国际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人文大学中国书画艺术学院教授。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蓝珊瑚”艺术讲座，讲授中国书法，此讲座出版物被评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其所讲授的中国文化体系及中国书法在观众中反响非常热烈。

工艺美术大师、著名艺术家——韩美林

韩美林大师对《艺术中华》一书十分重视，他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欣然为此书作序，韩大师的序言实际上是对中国艺术史的精彩总结。

韩美林先生简介：韩美林，1936年生，山东济南人，擅长绘画陶瓷艺术，曾任安徽画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专业画家，在中央工业美院工作。曾设计1983年《猪票》、1985年《熊猫》等邮票及一系列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张。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是全国第一家以艺术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也是中国美协至今惟一一家由美术家领衔的工作室。是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者之一，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修改创作组组长。韩美林先生的社会职务有：中国民间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美)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书画委员会会长中国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委员；世界艺术家协会(美)艺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田汉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钧瓷研究所高级顾问；国际关爱基金会名誉会长；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现代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杰出的国医大师——贺普仁

贺普仁国医大师认真审阅了《养生中华》初稿，做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养生中华》根据国医大师的意见数易其稿，精益求精。贺普仁大师亲自为本书作了序言，这篇序言既是本书的总结，又是对国人养生的最好指导。

贺普仁先生简介：贺普仁教授，字师牛，号空水，河北省涞水县人。14岁从师于京城针灸名家牛泽华，深得老师真传。八年后，以精湛的医术独立应诊，解放后声名鹊起。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任达26年之久。现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中国针灸协会高级顾问、北京针灸学会会长、北京针灸三通法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国际针灸考试中心副主任。

200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贺普仁教授自幼师从京城针灸名家牛泽华，22岁悬壶应诊，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任30年之久，1990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名老中医”。

他曾先后赴丹麦、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进行访问、工作和学术交流。1976年在上沃尔特工作期间，为大量患者解除了病痛，为此获得了总统颁发的金质“骑士勋章”，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南饶北季（季羡林）”、饮誉世界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精通国学，精于书法，擅长国画，是全才型的大师，先生对于《艺术中华》一书十分重视，亲自题词：“华夏光辉”，并亲自为全书题写了书名。

饶宗颐先生简介：饶宗颐，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著名国学大师，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取得显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12月13日，国学大师饶宗颐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饶宗颐（Jaotsung-i），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

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种（其中专著逾60种），发表论文1000多篇，诗文集十余种，书画集45种。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的文化明星，其对于历史、考古、文学、经学、教育、书画等不同领域均有涉猎，又是杰出的翻译家。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引用余秋雨的话说：“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有人以为饶先生可以与季羡林齐名，并称之为“南饶北季”。

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皆有成就。饶宗颐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2011年08月06日下午，总理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会见了来自香港的馆员、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2008年10月,温总理曾致信饶宗颐先生,对他心系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今年春节前夕又专门派人给饶老送去亲笔题写的贺卡,并多次关心他的健康和医疗状况。

2011年8月18日上午9时15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一层休息室拜访国学大师饶宗颐。

书法大师与国学大师——启功

启功先生全力支持《锦绣中华》的出版，对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予了最热烈的关注，对于本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并亲自题词：“江山如此多娇”，启功先生说出了全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心声。

启功先生简介：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

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如是评价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

学界泰斗全面总结“中华文明史”的国学大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

袁行霈先生审阅了《诗词中华》一书，并亲笔题词：“诗国”，袁先生是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指出了诗词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情感之美。袁先生的题词从书法艺术上也达到了温润典雅、和美大方的极高境界。

袁行霈先生简介：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其曾祖父袁绩懋，字厚安。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曾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曾祖母左锡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学才女，其作品现存有《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2卷、《碧梧红蕉吟馆诗余偶存》1卷传世。

二伯父袁励准为晚清翰林，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历任入值南书房，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之

师、京师大学堂（现今之北京大学）提调、清室逊位后任清史馆编修及辅仁大学教授，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家及收藏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

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而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自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符定

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

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身份：国学大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一、汉语言学界大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

许嘉璐先生亲自审阅了《汉字中华》全书稿，并在百忙之中亲自作序，这篇序就是《汉字中华》一书的宗旨，用最有代表性的汉字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源流。

许嘉璐先生简介：１９３７年６月生，江苏淮安人，大学教授，民进中央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１９９５年３月辞），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常委。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４年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

会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嘉璐先生是当代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大家，是《说文解字》学术研究的主要传承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文化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学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先生治学严谨，贯通古今，对于当今世界汉字文化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

先生长期从事训诂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9部，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学术著作及工具书多部，主持完成《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国家863项目“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究”。目前主持“中文信息处理”后续工程项目以及《二十四史今注》的编辑与出版。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第三篇：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

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他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受到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赞赏。研究鲁迅作品已成为一门学问，有许多专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对鲁迅的作品也十分欣赏，欣赏之余也想谈谈自己的一点心得。

通过广泛阅读鲁迅的作品，我发现鲁迅的作品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记人叙事，抒情写意，表达主题。这一特点，在鲁迅的小说、杂文、叙事散文中均有表现。

在小说《故乡》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来写景状物，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在作品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这一句话，交待了“我”与故乡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为记忆中的故乡与将要看到的眼前的故乡做对比埋下了伏笔。

眼前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呢？作者是这样描绘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在对故乡眼前的破败景象进行了一下粗线条的勾勒之后，作者马上写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于是，眼前的故乡与“记得的故乡”，破败的故乡与美丽的故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景物描写中恰到好处地运用对比手法，为作品的感情色彩定了基调。

小说主要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景物描写是为塑造人物形象创造一个环境或背景。在小说《故乡》中，作者刻画了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闰土和杨二嫂，他们在作者儿时的记忆中，都有十分美好的印象，但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这两个人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是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

如：在闰土出场之前，“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少年闰土那充满灵性与活力、聪明与勇敢的形象马上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和读者的眼前：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着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然而，无论从外表、服饰、动作、语言、神态等各个方面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有着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正如一声“老爷”的称呼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一样，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也使许多读者打了一个寒颤。

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杨二嫂虽然着墨不多，但由于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使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变化也刻画得活灵活现：年轻的杨二嫂美丽动人，搽着白粉，嘴唇丰满，颧骨不高，有着“豆腐西施”的美名。她喜欢“终日坐着”，有着闲雅的姿态，豆腐生意特别好。而中老年的杨二嫂却变成了一个年老色衰，不施粉黛，凸颧骨，薄嘴唇的女人。姿态也难看了，“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也变得爱动了，为了占一点小便宜而“飞也似地跑”。也变得爱说了，说出的话还很尖刻。杨二嫂的这些变化，正是通过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如果说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有种悲剧的艺术效果，那么，中老年杨二嫂与青年杨二嫂的对比就有一种喜剧的效果。这两种艺术效果本身又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使作品在沉闷忧郁的基调中跳动出一串喜剧般轻松的音符。

在鲁迅的杂文中，对比手法运用得十分广泛，因为杂文作为文艺性的论文，往往需要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感情，而对比手法的运用可以使作品观点鲜明，爱憎分明。鲁迅的许多杂文标题中就体现出对比手法的运用，如《天上地下》、《爬和撞》、《华德焚书异同论》、《战士和苍蝇》、《这个与那个》等等。这些标题就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与感情。

在《战士和苍蝇》这篇只三百多字的杂文中，由于鲁迅恰当地运用对比手法，使作品显得观点明确，语言犀利，感情浓烈，短小精悍。作品的开头引用一句名言，将人的精神之大与体格之大进行对比，说明战士虽有“缺点和创伤”，但他们仍然是“伟大的人”，这是因为战士的精神是“伟大的”。与战士相比，“苍蝇们”虽然发现了死去的战士的缺点和伤痕，并嘬着这些伤痕而自鸣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这恰恰证明了“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述，思想感情得到充分表达。

如果说，在鲁迅的杂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显得比较鲜明和直露的话，那么，在他的叙事散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就显得比较委婉和含蓄。例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百草园的美景和自己幼年时代在园中度过的欢乐时光。在作者的笔下，百草园是儿童的乐园。在这里，有好看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有好吃的“紫红的桑椹”，“又酸又甜”的覆盆子；有好玩的——找蜈蚣，按斑蝥，拔何首乌，捕鸟雀；有好听的——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故事。读到这些，读者会感到神清气爽，情趣盎然。在描述“三味书屋”的景象和生活时，作者的笔调和情绪就显得灰暗、消沉与无奈，这与对百草园的描述形成了一系列的对比。从景物上看，百草园色彩绚烂，生意盎然，三味书屋色调陈旧，毫无生气。从面积上看，百草园是“一个很大的园”，而三味书屋后面的园却很小。从内容上看，百草园中，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好玩的，应有尽有，而三味书屋及后面的园子里，好吃的、好听的没有，好看的不多，最好玩的不过是“捉了苍蝇喂蚂蚁”。从人物上看，百草园的长妈妈虽然不渊博，却能耐心地给孩子讲好听的故事，而三味书屋的老先生虽然是“渊博的宿儒”却连“‘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也不愿回答，并且对学生提这样的问题显得似乎很不高兴。这一系列的对比，表现出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截然不同，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在《藤野先生》这篇叙事散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不露痕迹的境界。作品的主人公是藤野先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为了使这个人物性格显得更加独特，作者运用了散文的形散而意不散的表现方法，信笔写了许多人物。有白天在樱花树下闲逛，傍晚学跳舞的“清国留学生”，有“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学校的职员，有讥笑藤野先生衣着寒酸的留级学生，有对“我”心存偏见的日本同学。粗看起来，写这些人物都是“闲笔”，与写藤野先生没什么关系。细细揣摩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物恰恰与藤野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游手好闲的“清国留学生”相比，藤野先生是一个忙于工作，无暇休闲的人；与仅仅“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学校职员相比，藤野先生对“我”学业上的严格要求显得意义更加深远；与那些讥笑藤野先生“寒酸”的留级生相比，藤野先生更显示出一种不修边幅，超然洒脱的学者风度；与那些对“我”有偏见的日本同学相比，藤野先生更显示出一种超越民族偏见的大气。通过如此一连串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对比，藤野先生的形象，就显得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可爱，更加令人敬佩。这种委婉、含蓄的对比手法，像一根无形的线，贯穿于全文的始终，对安排结构，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是鲁迅先生的一个绝活。它或隐或显，或浓或淡，或复杂或简单，运用在先生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使人们在欣赏之余，常常会拍案叫绝。

第四篇：近代史人物解读：一代奇人——梁启超

一代奇人——梁启超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说曾国藩的离世预示着中国传统旧道德的没落，那么梁启超的出生，则象征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时代。若打上作为政治家的光环，梁启超因其“流质多变”而多为后人诟病。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梁启超先生的治学理念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崇尚的。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且来谈一谈梁任公先生最引发争议的观点“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分别在政治家的光环和大思想家的光环下的理解。

近代中国史上，梁启超无疑是政治立场最不坚定的一位。从呼吁变法到提倡君主立宪，再到反对复辟帝制，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也完整地记录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在后人多指责其善变是一种道德缺陷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深入思考梁启超的这一种善变究竟是源自何处，是翻天覆地的近代社会，还是他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而事实上，梁启超是一个十分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对自己的认识甚至超过了旁人对他的认识。一个对自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纵使白口谤之，对他而言也并无损伤。梁启超自己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在《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中提到自己“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自言道“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我看来，梁启超每一次立场的改变都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有他不可不变的理由，而并非人云亦云，只是世人甚少关注这些理由罢了。

作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梁启超，提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治学理念是具有其先进性的。“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认为他今天的选择是对的，以前的认识或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不愿意把自己的转变放在心里，他愿意跟大家交流；“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他愿意把自己思想的变化写出来交给读者，由读者来判断他的这种思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最后提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是很善于用这种办法的，用今天的思想来质疑昨天的思想。能够以这样的开阔的思想与胸襟，来接纳新思想、新观念，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他的人生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太短暂，他逃过了慈禧的魔爪，却死于一个庸医之手，不能不让人惋惜。今天，梁启超的墓碑悄悄地立在北京香山植物园里。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头衔、没有生平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论。就是这块朴实的墓碑，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第五篇：国学大师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而死。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哲学辨惑》《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人间词、人间词话》《王国维诗词编年校注》（陈永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二重证据法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殉清”说 “逼债”说 “惊惧”说 “谏阻”说 “文化殉节”说 “诸因素”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