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留学日本110年历史的回顾与启示

第一篇：中国人留学日本110年历史的回顾与启示

中国人留学日本110年历史的回顾与启示*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第4期

[作者简介]王晓秋(1942—)，男，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06年4月15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国欧美同学会、留日同学会举行的“中国留学生留日1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关键词] 中国人；留学日本； 110年

[摘 要] 110年前的1896年，有13位中国青年受清政府的派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第一批中国官派留日学生，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历史的序幕。自此至今，中国人留学日本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96-1911年，这是留日潮的兴起和第一次高潮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912-1930年，是留日潮的发展和**迭起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31-1945年，是中日战争和留日潮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从1946-1976年，是留日潮的低潮和萧条时期。第五个时期从1977年到现在，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恢复和新高潮时期。中国人留学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留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110年来中国留日学生曾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2.留日学生是中日友好与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110年前的1896年，有13位中国青年受清政府的派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第一批中国官派留日学生，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历史的序幕。自此至今，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潮流几起几落，持续百年，绵延不断，不仅成为中国留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我想着重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地回顾这110年中国人留日史的历程及其对今天的启示。为了叙述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线索，分析其阶段性的背景和特点，我把这110年留日史分成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896-1911年，这是留日潮的兴起和第一次高潮时期。

大家知道，在一千多年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跟随当年日本政府派遣的遣隋、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留学。他们带回中国先进的文化，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可是到了近代，中日之间留学的主要流向却发生了逆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青年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其转折点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4000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康有为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主张仿效日本，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因此亲自到日本考察，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和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日本引进与消化了的西方文化，留学日本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

当然，留日热潮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和条件。如清政府提倡和鼓励留学的政策，尤其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后，出国留学也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还有日本政府也制订了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甚至专门设立了一批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有不少便利条件，如地理相近，交通方便，费用节省，文字习俗相近等。

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官费留学生开始，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到1899年已有200余人。20世纪初更有大量自费学生东渡。1903年，留日学生已有1000多人，1905年-1906年达到高潮，猛增到七、八千人，以后虽有下降，到1911年仍有三、四千人。这个时期中国官费、自费留学生共达数万人之多，形成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次留日高潮。这个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的专业很广泛，尤以政法和军事最为热门。许多留日学生通过参加各种爱国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还在日本创办各种报刊杂志，翻译出版书籍，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同盟会及其革命宣传、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如大家熟悉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都是早期留日学生。

第二个时期是1912-1930年，是留日潮的发展和**迭起的时期。

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许多留日学生回国投身辛亥革命，一度留日学生骤减。1913至1914年，又恢复和增加到四、五千人，出现第二次留日高潮，直到1930年留日学生还有二、三千人。这个时期既有为建设民国未来而赴日本深造的，也有对社会混乱不满而赴日本留学、寻找救国道路的。既有官派留学生，也有大量自费生。

这个时期中日关系错综复杂、**迭起。留日学生曾积极投入各种政治活动。如在1915年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和企图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李大钊曾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归国学生蔡锷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袁。1915年后一批留日归国学生又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编辑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曾留日，受到日本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8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发起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还有大批留日学生回国，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有些归国留学生参加了天安门的游行和以后各种斗争。5月7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一些留日学生在日本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回国参与了共产党的建党和早期活动，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这个时期，国民党和各地军阀、官僚也派出大批学生留日，仍以学军事、政法为多。国民党及民国政府许多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也都曾留学日本。

二、三十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活动也很活跃，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曾组织文化团体、创办刊物等。第三个时期从1931-1945年，是中日战争和留日潮的曲折时期。

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两国关系恶化，长期处于敌对战争状态，当然会对留日学生潮产生严重影响。1931年9月18日以后留日学生立即宣布罢课，至10月底已有2000多人毅然退学归国，不少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后来1933-1934年，又有一批学生重渡日本留学，留日学生人数恢复到1000多名。这个时期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由于从事进步活动，受到当局的迫害，于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而国民政府也鼓励自费留学。而且当时留学日本费用较低，手续简便，不需要护照就可以赴日本。再加上日本占领东北以后，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向日本派遣大批留日学生。因此，1935-1937年留日学生又增加到五、六千名，成为第三次留日高潮。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留日学生开展救亡运动，纷纷辍学回国，不到两个月时间，回国者近4000人。许多人投身抗日战场和各种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在正面战场为保卫国土血染沙场，如在淞沪战争中牺牲的69军军长吴克仁，270旅旅长宫惠民等。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如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冀鲁豫五分区司令员朱程等。1937年-1938年，国民政府举办了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为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政治干部。

1938年-1945年中日断绝邦交，中华民国不再派遣官费留日学生。日本主要吸收伪满洲国和伪内蒙自治政府、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汪伪政府等傀儡政权派遣的留日学生。其中少数人接受奴化教育，多数留日学生后来仍然走上爱国道路。

在1931—1945年，留日学生中有成为共产党著名外交家的乔冠华、孙平化等人；有的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学者，如夏衍、田汉、林林、杜宣、钟敬文等。

第四个时期从1946-1976年，是留日潮的低潮和萧条时期。

战后由于中日邦交尚未恢复，两国文化学术与留学的交流处于低潮。1947年国民政府曾对抗战期间留日学生实行召回和甄审政策。1952年日本吉田茂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条约》。台湾学生陆续赴日本留学，其中有官费、自费或取得日本方面奖学金的学生。据统计，自1950年-1976年间，台湾留日学生约有三千人左右。另外还有香港、澳门地区赴日本的留学生。这个时期大陆学生很少去日本留学。但是在以前各个不同时期归来的留日学生活跃在中日友好运动第一线，为推动中日恢复邦交和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如1963年成立的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会长廖承志，秘书长赵安博、副秘书长林林、孙平化，常务理事张香山、肖向前，理事田汉、夏衍等都曾是留日学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浩劫中，不少留日学生遭到了打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通过两国有识之士的艰苦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每年派遣少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语。第五个时期从1977年到现在，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恢复和新高潮时期。

1977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提出了派人出国留学的问题，当年就派遣了几名学习理工、农业的学生去东京大学进修。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正式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着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逐步发展，中国人留学日本不但得到恢复而且走向新的高潮。1979年中日两国政府就派遣留学生问题达成协议，正式决定互派留学生。这一年，中国公派赴日留学生为140人，至1982年已达960人，自费生增加更快。1981年仅为121人，1983年已达1098人，超过了公费生人数，特别是1987年-1989年又出现了新的 “留学热”。1987年中国自费留日学生已达7000多人，1988年猛增到2万人。出现这次新的留日热潮，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提倡和鼓励出国留学，而大批中国青年也向往走向世界、扩大眼界。同时日本政府也实行积极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此外也有留日比留学欧美路途近、费用少等原因。当然也有少数人带有一定盲目性，产生了一些非法居留打工等现象。

到1990年代以后，赴日留学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多渠道，中国政府采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努力创造宽松环境，以利留日学生的长远发展。有不少留日学生回国工作和创业，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最后，简单谈谈110年中国人留学日本历史对我们今天的两点启示。

第一，110年来中国留日学生曾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同盟会的成立、辛亥革命、反袁斗争、五四运动，到共产党的创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留日学生都起过重要作用。留日学生先辈的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的精神和传统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留日学生也是重要力量，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留日学生是中日友好与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大批中国青年东渡日本，深入日本各地和民间，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并与日本人民建立起深厚友谊。当年鲁迅先生与日本仙台医专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范例。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中日关系的恶化，曾对中国人留学日本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留日运动经历了战争与各种政治**的考验和曲折。一些留日前辈为实现中日邦交，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和重大贡献。我们今天应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积极促进中日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睦邻友好、合作互利的健康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周 棉] 3

第二篇：中俄关系回顾与启示

当代中俄关系回顾与启示

论文摘要：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毗邻，随着中俄关系的逐级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加强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不仅不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行政治合作，而且经贸合作和人文合作也空前高涨。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活动和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活动就是两国战略伙伴与合作关系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延续。在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东移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其政治、经济中心位于欧洲部分。在欧洲，北约东扩极大地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目前，北约已将边境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与立陶宛和波兰相邻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土地已经被北约彻底包围。俄美关系由于伊拉克战争和北约东扩而出现倒退，目前处于一种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既矛盾又协调的状态。从长期看，美国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将导致其重新崛起，会危及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很可能对俄罗斯实行遏制政策，俄美关系同样不容乐观。作为俄罗斯战略依靠的独联体离心倾向日益明显。1999年3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退出独联体安全体系。在亚洲，美日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并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中国是一个陆地海洋性国家，与很多国家陆地或海洋连接，是相邻强国最多的国家，地缘关系十分复杂。东边，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不断强化美日安保体系，扩大美日同盟的职能与范围，并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东南边，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仍未解决，东盟在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不断加强同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牵制中国；南边，与印度的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相互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西边，中美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但从长期看，美国认为经济崛起的中国将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挑战，其全球战略的延伸，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延伸会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导致中美产生互不信任和矛盾。而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更是为中美关系增添了许多变数。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面对美国和欧盟咄咄逼人的挤压政策，被迫修正其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重视加强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外交，以便为俄罗斯在与西方斗争中创造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避免东西两线的地缘形势同时恶化、腹背受敌。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双方有4 300公里的边界线，其中，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毗邻，是中俄合作的重点发展地区。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亚洲经济和军事大国，综合国力在不断上升。中俄客观存在的地缘关系和中国所处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是俄罗斯加强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可以为俄罗斯赢得一个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同时也是俄罗斯保持同西方力量对比均衡的一个重要筹码。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俄对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中亚三国、蒙古、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确保中国北线、西北线和南线的地缘政治安全，使中国有一个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加强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大国外交、维持大国间战略均势的需要。

二、从国际能源合作角度分析

能源是确保各国国民经济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加强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是涉及21世纪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改善的重要课题。全世界2/3的石油储备量集中在海湾国家，而天然气储量的2/3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中东国家。能源是俄支柱产业，能源出口额占据俄罗斯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俄经济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能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两个地区是俄政府新规划的能源重要开发地区。仅从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能源生产前景来看，东西伯利亚的石油产量预计将由2005年的2 41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4 400万吨，天然气预计在同期将由260.5亿立方米增加到330.4亿立方米。另外，俄远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同期将由1 220万吨增加到2 900万吨，天然气将由303亿立方米增加到430.2亿立方米。但虽然石油等能源原材料是俄罗斯手中的王牌，但俄罗斯并不想长期维持资源型经济结构模式，充当周边国家的原料供应国。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由资源型经济向发展型经济转变，这无疑给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中国能源消费看，石油表观消费量(原有表观消费量+成品油净进口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3.46亿吨，汽油、柴油、煤油表观消费量在2007年达到1.92亿吨，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消费需求增长的同时，受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原油产量从1990年的1.38亿吨仅仅增加到2007年的1.87亿吨，由汽油、柴油、煤油三种油品构成的成品油产量2007年为1.95亿吨，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大的石油消费需求，原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弥补供应缺口，石油进口量大幅增加。2007年中国净进口原油1.59亿吨，同比增长14.7％，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据预测，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石油产量将达到最高峰，随后产量逐渐减少，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将相应地从目前的46.05％上升到62％。从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看，中东和非洲是目前中国主要油气进口地，而中东和非洲都是局势动荡不安的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所以，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石油的高度依赖，供应风险较大。从进口通道来看，中国无论是从中东还是从非洲进口石油，大都采用海上集中运输方式，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种对单一运输路径的高度依赖，存在较大的运输风险。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的石油供应就将中断，引发石油危机。

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国际新战略，确保中国石油进口渠道，以保证国内石油的供应，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从世界石油资源的储量和发展前景及其地缘政治看，中东、里海和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应该是中国输入的主要方向。鉴于从中东输入石油的风险大，把重点转向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力争从那里得到中国所需的石油应成为中国引进原油的主要战略。所以，加强中俄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能源合作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至关重要。

三、从东北亚区域合作角度分析

从国际经济大环境看，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对中俄扩大在亚太的影响至关重要。东北亚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重大，利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容量优势参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提高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就成了俄生死攸关的长远战略任务。这些年来，俄政府及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一直为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国外投资积极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这些举措无疑会促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会促使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加大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力度。

中国同俄罗斯一样，是东北亚的主要成员国，中国近些年来经济以超过8％的速度蓬勃发展，劳动力资源丰富，轻工业发达，市场容量巨大，外汇储备雄厚，再加上香港、澳门和台湾，“大中国”无疑在未来亚太地区的作用会不断提高。中俄两国是近邻，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水平相当。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突破口重返亚太地区，就成了俄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一面。目前，中国正处在完成工业化和实现信息化的关键时期，须引进大量的外资和先进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对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迫切希望获得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但是，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对俄市场的开发势头超过了中国。中俄两国经贸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将来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积极推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双方的共同诉求，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优先实现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扩大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篇：安然事件回顾与启示

安然事件回顾与启示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白晓红刘刚孙健波

自2000年安然事件发生，已经时隔四年，重新审视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美国财务舞弊案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相关体制、制度的重大改变和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企业制度及其治理、资本市场、会计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以及相关法律制度，这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以及企业制度与治理机制、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安然事件的发生与发展

（一）事件的由来

安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能源帝国”，2000年总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中的第七。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公布该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6.18亿美元，引起投资者、媒体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从此，拉开了安然事件的序幕。2001年12月２日，安然公司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所列资产达498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2002年１月１５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将安然公司股票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中除名，并停止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至此，安然大厦完全崩溃。短短两个月，能源巨擎轰然倒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安达信公司作为安然公司多年的审计师，在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大量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也高于审计服务收费。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安达信未能及时发现安然公司的舞弊行为表示疑问。

而2002年1月10日，安达信公开承认销毁了与安然审计有关的档案，这就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疑问。很快，安然公司丑闻转化为审计丑闻。2002年10月16日，休斯顿联邦地区法院对安达信妨碍司法调查作出判决，罚款50万美元，并禁止它在５年内从事业务。

但是事情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200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3年前对安达信公司所作的有罪判决。负责审理此案的全体法官一致认为，原陪审团作出的庭审说明太过含糊，当年对安达信“妨碍司法公正”的裁决是不恰当的。然而，这一裁定对因安达信倒塌而深受打击的28000名员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二）萨班斯法案的出台

美国相继爆出的造假事件,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恢复的元气，重创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信心，引起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度重视。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呼吁美国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公司造假行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即萨班斯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法案有两处最为引人注目：

一是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与责任。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公司管理层责任（如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估等），要求管理层及时评估内部控制、进行财务报告，尤其是对股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同时，加大对公司管理层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是强化审计师的独立性及监督。法案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上市公司审计、审计师定期轮换、全面修订会计准则、制订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标准并独立负责审计师的提名、对审计师提供咨询服务进行限制等。

二、对安然事件的反思

（一）对萨班斯法案的评价

1.对法案本身的评价。

（1）凸现了政治诉求，缺乏必要的论证和理性支持

从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到萨班斯法案正式生效，其间经历了短短7个月的法案制订过程。萨班斯法案的匆忙出台，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其中拼凑痕迹明显。

2005年7月5日，颇有影响的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副大法官利奥?斯特林(Leo Strine)在一场演讲中，对萨班斯法案发起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安然和世通丑闻后，此前阻止各项措施的联邦立法者开始支持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高级专员也承认，如果单纯是安然事件，而没有后来的世通事件，不足以产生萨班斯法案和PCAOB。

（2）内在逻辑混乱，内容存在重复、冲突现象

法案本身的内在逻辑混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该法案是若干个法案拼接与综合的产物，其内容与表述上存在重复。比如，第8、9章来自原来参议院应对安然事件的一份立法草案，第11章来自原来众议院一份立法草案，同时，还吸收了参议员Dodd提交的有关重建投资者对会计行业信任的法案的部分内容。再如，有关公司高管和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部分，分别散见于第8、9和11章。其次，个别地方出现内部不一致，也有些规定之间互相冲突。如，关于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真实性的责任，在相关条款中表述不一致。

大法官利奥?斯特林形容萨班斯法案像一锅“古怪的杂烩”，把合情合理的想法与“谈及令人怀疑的价值观的偏狭条文”混杂在一起。他还警告联邦立法者“守好本分”，把公司法留给各州自己去处理。

2．对法案执行效果的评价。

萨班斯法案制定者宣称，这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市场和商业领域的最大变革。萨班斯法案执行两年来，美国社会各界对法案的效果褒贬参半。

一种是赞美的声音，认为，法案对于加强美国公司治理，强化投资者信心意义重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2005年5月15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表示，2002年发布的《萨班斯法案》特别强化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司管理人员应代表股东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他为该法案颁布之迅捷、运行之良好感到惊喜。

而另一种批评的声音不断，认为，萨班斯法案是一部相当有缺陷的法律，自安然丑闻以来，与萨班斯法案相关的执行成本过于高昂，而监管机构和检察官则有监管过度的嫌疑。

2005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尽管美元持续下滑造成海外对美国公司投资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但仍不及萨班斯法案带来的问题棘手。美国CFO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更是明确地指出，由于执行法案404条款，未来三年中将阻碍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30万个，并将导致GDP增长速度放慢近0.5%。

根据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上市公司应当每年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估，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这一条款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遵循成本，包括上市费用、内部培训费用、外部交易成本、审计费用和各类咨询费用，还有法律费用和董事费用的增加。评论认为，由于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严苛规定使一些上市公司甚至产生了退市的打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很多在中小上市公司，对遵守萨班斯法案治理规定的成本和进入资本市场的好处进行权衡后，选择了退出资本市场。根据沃顿商学院的统计数字，1999年美国股市中的退市公司仅有30家，2004年升至135家。而Foley＆Lardner律师事务所2004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超过100家接受调查的上市公司中，约有20％的公司因法规负担加重而考虑退市。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因不堪萨班斯法案带来的高额遵循成本，选择了退出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新近打算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也大大减少了。根据纳斯达克的统计数据，该市场2004年总计有13家外国公司上市，但主动退市的外国公司却达到了11家。在纽约证交所，2004年有8家外国公司上市，仅是2003年的半数，却有2家公司主动退市。

时至今日，美国各界对于404条款的各种讨论仍在继续，但对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强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开始为有关方面所认可。

（二）美国的公司治理问题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对企业制度作了反思，意识到公司治理问题，是导致公司舞弊的根本原因。以下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才是导致安然事件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1．股票期权制激励了造假动机。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乃至员工发放公司股票期权，被认为是美国公司治理中十分成功的激励机制。但是，安然和环球电讯等破产事件使股票期权成为了公司陋习和治理混乱的象征。股票期权使一些公司的管理者在几年内成为亿万富翁，也鼓励一些人不顾一切地炒作股市，把公司变成个人的“摇钱树”。为了从公司股票的升值上获利，一些公司的管理者运用包括财务造假在内各种方法，制造“题材”，创造利润，抬高股价，忽视公司的长远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公司独立董事形同虚设。为了防止公司高级管理层利用股权分散滥用“代理人”职权，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美国十分注重独立董事制度。但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却形同虚设，根本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该公司17名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达15名，审计委员会7名委员也都是独立董事，而且这些独立董事都是政界、学界、商界的知名人士。既使有这些德高望重的独立董事，也未能为安然公司的股东把好监督关。目前，这些独立董事不仅备受责难，而且遭到了公司投资者的起诉。

3．审计委员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早在1978年就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要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但是，安然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4．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存在缺陷。上述种种问题表明，美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公司高管部门及高管人员有疏于舞弊控制责任的问题。

安然事件后，萨班斯法案第404条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每年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估，萨班斯法案第406条要求公司作为证券发行者应向SEC汇报，披露其是否采用了专门针对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准则，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随后，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发布了独立审计准则（SAS）第99号——财务舞弊审计，SAS第99号反复重申先前准则的主旨，即公司的道德行为是以公司纲领和高层管理部门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事实上，美国各方对于内部控制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付出了巨大努力。1992年美国COSO[1]项目委员会组织研究推出了第一份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报告。提出了由“三个目标”和“五个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框架，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内部控制概念。COSO认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该报告认为，“诚信必须与道德价值共存，必须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起，并将其渗透到整个组织中去”。美国公认审计准则（GAAS）要求，审计师在评估虚假和不正当行为风险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公司环境。内部控制系统“离不开负责设计、管理和控制内部控制系统的人员的诚信和道德价值”。

2004年9月，在该COSO的推动下，由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执笔完成的企业风险管理一整套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公布。具体包括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执行纲要、应用技术以及空白评价工具。该项目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学会、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财务经理人协会负责监督。有关方面对这套规范的评价是积极的，但将这一套规则付诸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美国的财务会计报告制度问题

安然宣布破产后的第三天，前“五大”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安然的问题是现行财务报告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性所致，这一声明所指出的财务报告制度的缺陷引起了空前的共鸣。安然事件后，围绕着美国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机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由民间机构还是政府制定。

在安然事件引发的会计准则大讨论中，不少人提出：会计准则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此重要，将此重任完全交给不对国会负责的民间机构承担是否合适，国会或政府机构是否应当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过去过于依赖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充分履行确保会计准则符合联邦证券法所确立目标的相关责任，今后将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如扩大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源，减少对会计职业捐款资金的依赖，以及更多地参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议程等。

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会计准则制定权仍应交由民间机构，因为民间机构制定准则相对于政府制定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如灵活性、及时性、研究资源丰富、较少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等。

2．会计准则的制定导向：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

安然事件引发的另一个会计准则问题就是：会计准则应当是以具体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选择的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准则制定方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大卫·特维迪（David Tweedie）2002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对比评价，很具有代表性。他指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之所以选择规则基础的制定方法，完全是环境使然：公司需要详细的规则，以减少交易设计的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需要详细的规则，以减少与客户的纷争并在诉讼中自我保护；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详细的规则，以便于监督实施。但他同时指出，详细的规则往往被别有用心的公司和个人通过精心策划的“业务安排”与“交易设计”绕过规则的束缚。此外，规则基础模式可能诱使公司和注册会计师过分关注会计准则的细节规定，而忽略对财务报表整体公允性的判断。因此，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有助于培育一种以专业判断取代机械套用准则的氛围。

萨班斯法案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就美国的会计准则采用原则导向还是规则导向进行研究。2003年7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对美国财务报告采用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体系的研究》，其中首次提出了“目标导向”的概念，并就包括概念框架、准则制定机构、国际趋同、公认会计准则的层次等在内的准则制定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作为回应，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4年7月发表本报告。从总体上，这个报告基本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议。

（四）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问题

安然事件以前，美国所谓的民间自律管理体制为全世界所推崇，安然事件后，这一体制却遭到多方面的置疑，并得到法律调整。事实上，其体制历来就是法律规范最多、涉及部门、机构、团体最多的复杂体制。

1．安然事件前的体系。

安然事件前的行业管理涉及到的机构包括州会计事务委员会全国联合会、各州会计事务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各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各州的会计事务委员会和州会计事务委员会全国联合会是依据各州的《会计师法案》以及《统一会计师法案》成立的独立机构，由1/2或2/3以上执业注册会计师“自愿者”组成。在全国层面的《统一会计师法案》只是一个范本法，不具有强制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并不对注册会计师进行日常监管，有权对证券市场的案件调查处理。曾于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设立公众公司事务所管理部，具体负责监督事宜。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完全是传统的民间组织，没有专门法律授权，依照职业传统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组织注册会计师考试和阅卷；组织后续教育；制定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和道德守则；组织同业互查，并负责会员自律性惩戒等。协会只管会员，不管执业牌照。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要在各州执业，需要通过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国统一考试，再向各州会计事务委员会申请注册，尽管州会计事务所委员会主要由执业注册会计师自愿者组成。但这使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管理在各州之间、协会（会员）与政府之间形成了相互错乱的职能分割。

2．安然事件导致的体制调整。《萨班斯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督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负责对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事务所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其职责包括：负责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登记；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的事务所进行检查、调查和处罚；制定或直接采用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上市公司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以及职业道德守则等。应当指出的是，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作为非政府组织，考虑到职业管理的惯例和资本全球化下财务信息监管角色的独立性问题，总体上，在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善而不是替代。

安然事件之前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体制，不是西方多数国家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或独立监管机构）监督下的行业自律管理体制，而是如美国审计总署（GAO）所言的“支离破碎”（Fragmented）的体制。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准入和监督，在州一级和联邦一级是分离的，普通资格在州一级，证券业务监管在联邦一级，从而大大抵消和分散了监管力量。而在证券市场审计业务方面，从形式上看，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同业互查等措施承担了自律监管，但这只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监管机构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一种谅解，法律并没有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那样赋予行业协会对证券市场审计业务进行监管的职能，包括将违规会员撤销从业资格的权力。

因此，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这种自律监管，是没有法律支持和法律地位的自律监管,是瘸腿的自律监管，其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安然事件以后，成立全国统一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就是为了弥补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监管的空白,而做出的补救措施。在安然事件发生后，部分人士没有深入总结美国整个行业体制安排上的这些缺陷，而是简单评价为自律体制的失败，进而否定行业的自律功能，显然是一种误解。

（五）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问题 对于安然事件中审计失败的原因，是注册会计师缺乏独立性，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没有给出独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非审计服务问题。

安达信公司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大量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2700万美元）也高于审计服务收费（2500万美元）。因此，人们认为这种巨额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影响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非审计服务并不影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禁止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和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为此，《萨班斯法案》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业务，但并不强制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从事非审计业务。

2．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问题。

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问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审计合伙人的定期轮换；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定期轮换，以避免与客户长期的关系导致审计独立性下降。此前，美国只是要求审计合伙人实行7年轮换制，并未要求事务所进行轮换。

安然公司成立16年来，其财务报表一直由安达信审计。很多人怀疑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会“日久生情”，从而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因此建议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定期轮换制度。为此，萨班斯法案责成当时的美国审计总署（GAO，现已更名为政府责任署），研究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GAO于2003年11月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可能并不是加强审计师独立性和提高审计质量的最有效途径。

研究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特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财富》1000公众公司都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大多数意见认为，当前对审计合伙人轮换、审计师独立性以及其他改革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完全贯彻，将足以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预期效果。GAO的报告在相当程度上使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争议暂时平息。

三、安然事件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市场经济的共通性，安然事件引起的对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制度、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无疑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些启示对我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公司治理，以及会计审计、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关于相关制度重要性

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真实、准确、完整的市场信息，要求建立完善、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风险防范制度及相关制度，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财务会计报告制度、注册会计师管理制度、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力求合理有效，并从法律层面对于以上制度予以保障。此外，对市场主体良好商业道德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制度是基础性资源，是最为根本的保障。

同时，应当认识到，制度的好与坏只是相对的概念，不存在绝对无缺陷的好制度，也没有哪一种制度一无是处。因此，在制度的选择上，应当理性权衡，对比优劣。尤其是对国外的经验和做法，更要理性借鉴，不要迷信，照单全收，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在充分接轨的基础上，将其 “本土化”。就颇受关注的萨班斯法案来说，无论从法案内容本身，还是执行效果来看，都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并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必然仿效的模板。

（二）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健全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既可防范公司舞弊行为，也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历来倍受推崇，也是我国重点的借鉴对象。然而，安然等一系列事件却证明，美国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也同样存在严重缺陷。正如我们对事物主次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般规律的认识一样，公司治理及其内部控制的缺陷才是公司财务造假的根源所在。

我们认为，对于公司丑闻，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不论是对大公司还是小企业进行审计，都应该关注管理层的态度以及高级管理层的控制责任。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中突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理念，强化了“三会”、股东、高管人员以及外部监督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制约关系，加大了公司主体造假的责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法修订过程中，中注协综合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定审计制度，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涉及对各类公司主体实施法定审计，法定审计师的权利，审计师与公司监督机构的协同作用，包括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授权监事会对公司异常财务状况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独立董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提名权等，公司主体提供财务报告的义务与责任等，得到了立法机关的采纳。这些制度安排，将对各类公司尤其是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将起到促进作用。

通过安然事件，我们认识到，既不能否定股票期权制、审计委员会、内部控制的正面作用，但也不能对它们的作用过分依赖和夸大，而需要将各种制度安排，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协同起来。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问题需要通盘考量和系统解决。正如美国审计总署《关于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的：“要使一个制度有效运行，必须存在激励各方面正确行事的机制，合理保证正确行事的足够透明度，并在不正确行事时承担的适当责任”。如何既利用好股票期权制的激励机制，又使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外部审计师各种机制协同地发挥作用，真正达到监督大股东，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目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企业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制度密切联系，一个好的治理结构能够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过去，我国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更多从会计控制入手，目前尚未建立起与国际上相衔接的制度。事实上，内部控制制度涉及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组织构架、人事管理、业务流程、薪酬制度、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信息处理、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由于企业性质的差异、规模的不同，导致在控制程序设置、控制方法选择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三）关于会计、审计准则建设

安然事件发生前，美国曾一直认为其会计准则是全球最好的，能够最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一神话随着安然的破产而破灭。其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说明，美国的现有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在准则国际趋同、透明度、可比性等方面都不尽完善。现有财务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使得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时，即使主观上并不想通同作弊，但在客观上也会促成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按照公众的期望胜任其职责。

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业务需要两把尺度,一是会计准则,一是独立审计准则。随着持续的全球化，许多主要资本市场正在积极努力，推动向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趋同。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国际保险监管机构协会、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都强调全球资本市场需要高质量的、统一的会计、审计准则，提出了各国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准则趋同的要求。世界各职业会计师组织，只要不想游离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之外，不想游离于国际会计审计专业服务市场之外，就不能无视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趋同这一趋势。

2004年，欧盟委员会公开宣布，整个欧盟将于2005年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和审计准则。随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加拿大等国家表示，它们过去就采用了国际会计审计准则，未来将进一步跟踪和更好执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就连最为坚守自己特色的日本也声称，要执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已经成为提高各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竞争力的有力工具。

2005年开始，我国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建设加快了步伐。按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会计、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趋势，财政部和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完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加快实现国际趋同的主张，并制定了国际趋同的工作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完成了22个新执业准则的制定工作，修订完成了26个执业准则，并于2月15日正式发布。这些准则的发布，将构建起一套与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适应、顺应国际趋同要求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我国的会计准则也进行了修订和新制定，达到38个项目，完成体系构建。

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建设，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提升我国会计、审计质量，促进财政、金融和国企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努力和进展，已经得到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也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树立起典范。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将剔除财务会计信息披露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负面因素，为中国企业规范信息披露，得到国际资本市场认可将奠定有力的基础。

（四）关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对于安然事件中审计失败的原因，是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性，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没有给出独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注册会计师审计起源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解和考核经营者的管理责任，财产所有者委托独立的专业人员（即注册会计师）对经理人的经营情况进行审查，受托的注册会计师将审查结果报告给委托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注册会计师必须独立于被审计对象（经理人），注册会计师与经理人之间不能够存在利益上的依赖或关联关系。一百多年以来，独立性一直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本质特征和灵魂所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教科书中的审计委托代理关系和现实中的实际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在实际操作上，具体化为公司的经理人即管理层在委托、雇佣注册会计师，尽管形式上是股东（主要是大股东）投票决定注册会计师的聘请，但注册会计师是由管理层事先推荐，故而决策权实际上被管理层掌握着。管理层不仅最终决定着注册会计师的聘请、聘请费用的多少以及审计费用的支付，而且决定着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咨询等服务费用的结构，因此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的管理层之间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性。这就是普遍存在于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固有利益关联”（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管理层就是大股东的代理人，于是大股东与注册会计师之间也可能出现这种“固有利益关联”）。面对自己“衣食父母”合法或非法的会计操纵行为，注册会计师往往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从而影响到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

反观独立审计走过的历程，包括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件，其实是在不独立中、在注册会计师的固有利益的关联和冲突中走过的，这就使得注册会计师每隔一段时间，总会重犯同一性质的错误，而且每况愈烈，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尽管人们也在不停地寻找对症的药方，但已有的方案基本上都是在现有审计制度安排不变的前提下做出的一些改良措施，过两年又可能旧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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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COSO，从属于Treadway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内部控制研究。Treadway委员会是1985年成立的反虚假财务报表全国委员会。

二00七年

第四篇：《抗战时期去日本留学：鲜为人知的历史》

《抗战时期去日本留学：鲜为人知的历史》

今天我在读《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这本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的。

这本书收录了在战时（1937年－1945年）去日本留学的一群中国学生的许多份回忆与证言，披露了以下鲜为人知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史实：

1、当年中、日两国战争于1937年打响之后，日本继续欢迎中国留学生；

2、出人意料，在抗战时期，中国竟然仍有不少青少年赴日本留学；

3、在抗战时期，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求学，并未受到歧视，反而普遍受到优待；

4、抗战时期，日本政府给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发放津贴，每人30－80日元。

（笔者注：这笔津贴的经费，出自中国赔偿给日本的庚子赔款）

于此，我想谈谈其中一个留日学生的经历，与诸位想像的恐怕不一样。

这个案例的当事人，名叫汪向荣，上海人，1920年出生。1940－1942年（注：抗战期间），汪向荣在日本留学，后回国，后再度赴日本留学，并于1944年回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汪向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当研究员，是一位中日关系史专家，他于2006年逝世。

汪向荣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留学期间，他的老师矢野仁一介绍汪向荣到一个姓 “吉村” 的日本医生家里去住。（笔者注：矢野仁一是知名的

“满蒙不属于中国” 论的倡导者，但这个背景与本故事无关）吉村医生家里只有他夫妻二人，儿子当兵去中国打仗，战死在中国战场了。矢野仁一写了一封推荐信，叫自己的女儿带上汪向荣去吉村医生的家，推荐入住。

吉村医生尽管自己的儿子被中国人打死，可是，他的态度是出人意料的友好，说：欢迎汪向荣入住他家。

汪向荣主动提出：自己要向房东（吉村医生）交房租。吉村医生觉得这个主动要付钱的中国小伙子很奇怪，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吉村医生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既然如此，那么，就（象征性）交一块钱吧”。

汪向荣说：“一块钱太少了，我不好意思住你家。”

吉村医生说：“那，你想给多少？”

汪向荣说：“给三块钱吧。”

吉村医生说：“可以，完全可以，就这样吧，我另外送你一份报纸”。

当时的报纸，要一块多钱一份（原文如此，估计原意是：订一个月要一块多钱）。

于是，汪向荣就这样在吉村医生的家里住下了。相处很融洽。中国战场这边，中、日两军仍在打的不可开交。汪向荣作为日本一个敌国的青年，不但去日本留学，而且还住在战死的日本兵的家里。这事儿如果不出自汪向荣的回忆证言，实在令人无法想像。

更好玩的，是一个伤残的复员日本兵。

汪向荣学校食堂的隔壁，有一家杂货，店主是个日本男子，缺一条腿，用拐杖走路。老房东吉村医生告诉汪向荣：“这人的腿，是在中国战场上被打断的。”

自然，汪向荣一开始不愿意去理会这个归国伤残日本兵。但是，汪向荣又经常需要去他那买邮票，而且毕竟是邻居，天天见面，逐渐地，汪向荣和这个伤残日本兵有了些交谈。

伤残日本兵告诉汪

：自己的腿，是在中国的徐州战场上被打断的（笔者：估计是台儿庄会战）。他还告诉汪向荣：老房东吉村医生的儿子，和他在同一个联队，已经战死了。

有一次，汪向荣出门，被一群日本孩子围着取闹：“支那人！支那人！”

那伤残日本兵撑着拐杖、从杂货店里跑出来，轰走了那群小孩。

混熟了之后，汪向荣和伤残日本兵有了以下一段采访性质的对话（汪向荣采访日本残兵）：

问：“你在中国的时候，杀人放火，什么都干过吧？”

答：“打仗总是要杀人的，不过，我杀的是中国的兵。” 问：“不见得吧，许多中国老百姓不是被日本兵杀死的么？”

答：“杀过。不过，所到的地方，老百姓几乎都跑光了，偶尔有几个，你们中国老百姓厉害呀，拿着刀，冲过来就跟我们拼命，我们不杀他，他就杀我们”。

说到这里，伤残日本兵脱开上衣，给汪向荣看自己手臂上的一条刀痕，说：“这就是被中国的老百姓用刀砍的。”

问：“你在中国，强奸过妇女吧？”

答：“不能说没干过。一旦当了兵，就没有了人性，跟野兽一样，尤其是班长、曹长、上士那些，简直不是人，到处找花姑娘......我毕竟也是一个凡人......”

问：“你烧过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吧？”

答：“没有。我们班长烧过。”

当时，附近的装订厂有很多日本女工，她们中午常来食堂讨水喝。有一次，伤残日本兵对汪向荣说：“日本现在的花姑娘很多，你若是看中了哪一个，你跟我讲。住在你原来那房子里的中国留学生，之前就搞过很多个。我这儿有避孕套避孕药，一毛钱一份。”

不多说了。向读者们推荐《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这本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汪向荣的故事，出自该书的第160－175页。当然，该书还收录了其他许多个战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回忆。

第五篇：丰县“雏鹰工程”的回顾与启示

丰县“雏鹰工程”的回顾与启示

徐州市丰县是选聘大学毕业生入村任职的发源地。1995年，一个被称为“雏鹰工程”的人才培育计划在丰县实施。13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选聘入村任职，成为江苏省第一批“大学生村官”。“雏鹰工程”连续开展4年，先后从400多名报考者中选拔出共计63名优秀大学毕业生下村任职。时至今日，这批大学生村官中的大多数人已走上了县镇领导岗位，成为当地基层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丰县的实践证明，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而言，大学生村官政策是一条短时期内选拔培养优秀干部、发展农村经济的成功道路。

“雏鹰工程”的实施背景和主要特点

——实施背景

丰县实施“雏鹰工程”的主要目的有两层：一是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二是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进一步优化村级领导班子结构。当时，之所以每年从应届大学生中选派德才兼备者到农村任职，主要是出于四方面原因考虑：一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农村战略性人才储备工程的需要；三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需要；四是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有益尝试，同时也是对新时期转变人才选拔培养、干部晋升、就业选择导向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主要特点

第一，招考条件明确。1995～1998年，县委连续四年印发了关于选派大学毕业生到村工作的意见，均对专业、学历、素质、数量等招考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二，角色定位清楚。县委组织部要求每名选派大学生当好三种角色，其中，当好干部是本职，当好学生是基础，当好先生是向导。第三，选派流程规范。由县委组织部门查阅报考大学毕业生的有关档案，了解其在校表现情况；当面考察其口头表达、应变、思维反应等能力；根据考察面试结果择优录取。第四，管理制度严格。县委组织部对每名选派大学生建档立卡，全面记录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情况；明确县委组织部、乡镇党委、村级党支部等各级党组织的具体职责。第五，培养激励到位。对下村大学生实行帮扶措施；坚持试用期制度；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考察制度；实行干部工作成绩百分考核制度；下村大学生任职期满后，县委都根据他们实际情况安排了工作岗位，并且敢于提拔他们到领导岗位。第六，配套措施完善。工资待遇方面，县委按照现职干部标准对待下村大学生，尽可能解除后顾之忧；期满出路方面，明确：“两年后，据其现实表现和工作需要，可在乡镇明确相应职务或另行安排其他工作”。

“雏鹰工程”的成效及影响

——探索出了一条短时期内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丰县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因而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不够、凝聚力不强，领导核心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下村大学生年纪轻、学历层次高、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在村里，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问题，给村级领导班子提供公共管理服务带来活力，给村民谋福利、奔小康指明方向。正如一位村民在1996年感慨的那样：“一个大学生，比给俺们20万块钱都有利，就像诸葛亮给俺出谋划策，这个利益有多大。”但是，大学生也有自己的不足，毕竟刚刚步入社会，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为了使这些年轻干部早些成长为基层领导队伍的脊梁，上一级组织部门需要及早把他们放到艰苦环境中去磨练其身心和意志，丰富其基层工作经历，加深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认识。“雏鹰工程”正是起到了这样的效果：经过各级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基层锻炼，一大批下村大学生得到锻炼和成长，并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据统计，1995年共选聘13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5人，正科级岗位的6人；1996年共选聘13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6人，正科级岗位的1人；1997年共选聘19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14人，正科级岗位的1人；1998年共选聘18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有11人。四年合计，占到了全县在职科级干部总数的5.1%，以及全县40周岁以下在职科级干部总数的18.7%.——有效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务的发展

选派大学生要有干事业的热情，积极性高，愿意为村内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利用自身思维上、眼界上以及知识上的优势，结合农村工作形势，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他们的到来，将当时农村大力提倡的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推向了新高潮。例如，梁寨镇的李庆军，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十星级”文明家庭户评选活动的办法，有效地调动起本村农民参与村内文明建设工作的热情；刘王楼乡的洪雷，和村干部一起带领民工开挖东水西调工程，仅用11天时间全面完成乡里下达的任务。由于他的到来，在他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有名的落后村各项工作都走在全乡前列，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套楼乡大王庄村的曹卫，用自己的工资买了许多科技书籍和科技信息材料送到农民手中。一位老农拉着他的手说：“小伙子，送钱、送物不如送书。”

——对周边县市的示范带动效果明显

1995年8月，丰县实施“雏鹰工程”的消息让大学毕业生兴奋不已，当年就有200多人报考。1997、1998年两年，报考的学生陡增（这里有一个情况，根据前两年的经验，农村工作不一定必须强调高学历，所以对学历的要求基本放宽到大、中专；但报考人数陡增的重要原因，仍主要在于前两届“雏鹰工程”的成效）。丰县“雏鹰工程”的实施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也为临近县市提供了政策和实际操作上的参考依据。

例如，与丰县接壤并同属徐州市管辖的沛县参考丰县的做法，于1997年9月向全县公布了“关于在应届大中专生中选拔下村干部的公告”（沛县从1994年就开始酝酿，但因无政策依据，所以一直没有实施；其中，1997年上半年选拔了129名往届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乡镇机关），吸引了553名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最终选拔了23名作为下村挂职干部，到行政村（20名）和乡镇企业（3名）挂职锻炼，担任村主任助理或乡镇企业厂长助理（目前，已有3人走上正科级岗位，9人走上副科级岗位；而1997年上半年选拔的129名往届大学毕业生中，目前科级干部60多人，正科级的5人）。沛县于1999年又选派了第二批大中专毕业生下村（由于2000年沛县合并乡镇，干部职数显著缩减，所以就没再继续选派。直至2007年江苏省全省推开时，才继续招录大学生村官）。

——对当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仍具有深远影响

时至今日，当年“雏鹰工程”的很多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在很多方面都为后来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提供了依据和借鉴。无论是从政策出发点，还是从招考条件、管理办法还是大学生村官任满后的出路安排来看，当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都能在“雏鹰工程”中找到影子（甚至有些方面还尚未达到“雏鹰工程”时期的要求，例如，每周汇报工作，下月工作计划需要村书记、乡镇书记签字）。200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曾以“乡村，有我最美的十年青春”为题，对“雏鹰工程”1995年招考的13名下村大学生进行了专门报道，文中提到：“丰县雏鹰工程先后培养了百余名优秀的基层干部，实践证明，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拔优秀干部、发展农村经济的一条成功路子。”毫无疑问，这是对当年丰县下村大学生和“雏鹰工程”的充分肯定。

“雏鹰工程”的几点启示

——领导高度重视

丰县“雏鹰工程”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丰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每一批大学生下村工作之前，时任县委书记的晁家宽同志都会亲自给大学生上课。此外，他还多次下村考察看望下村大学生的工作情况，询问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并尽力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他曾经讲到：“下村大学生就要像当年千千万万名学生满怀热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样，思想经受洗礼，意志得到锻炼，能力得到提升，对国情和农村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将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这段基层工作经历就是基础。”晁家宽书记将下村的大学生比作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的话是对下村大学生最大的鼓励和肯定，鼓舞和激励着这些下村大学生扎根农村，闯出一片天地的决心。这番话即使在今天听来，也能让人热血沸腾、充满力量。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丰县领导的重视是推进“雏鹰工程”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在“雏鹰工程”实施期间，丰县上下的干部都十分关注和关心这些下村大学生的成长。当时，县电视台还花费半年的时间，专门拍摄了反映下村大学生工作生活的专题纪录片《小村来了大学生》，相关报道在中央电视台编辑播出之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政策目标明确

“雏鹰工程”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具体可以细化为两方面：一是培养符合当地农村发展需要的村干部，解决当时村干部这一群体整体素质低的问题；二是提出对于表现较好的下村大学生，期满后选拔到乡镇机关工作，而表现不好的，则进行二次分配的政策安排。可以看出，第二个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为乡镇培养兼具先进文化水平和农村工作经验的优秀后备干部。这两个明确的政策目标，既符合当时丰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考虑到具体的可操作性，在人力、财力、物力及技术上都能够实现。而且，“雏鹰工程”少量选聘大学生到农村锻炼两年的做法，也是对直接招聘应届大学生到乡镇机关工作的一种有益补充，与当时现行的政策并没有冲突和矛盾。

——干部培养链完整

丰县将下村大学生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链条非常完善。在招考上，关于学历、专业等方面提出了严格明确的要求；在培养上，敢于压担子，敢于放手放权；在管理上，建立了一系列的考核制度；为每个下村大学生都建立一个档案盒，包括工作计划、总结表、乡镇、村民代表的看法，如实记录了选派大学生工作和生活；在选派大学生成长后，还对他们进行了跟踪，档案保存全面完整。可以说，无论是提供机遇、创造环境、激发内在动力，还是强化制度、加强管理、施加外在压力，丰县在下村大学生培养上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助长但不拔苗”、“使用就是最好的培养”，敢于给下村大学生压担子、提要求，敢于放手让他们独当一面。通过复杂、艰苦的农村工作和环境磨练，造就他们坚强的意志和性格，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真正成为有用于社会、有用于人民的人才。当年“雏鹰工程”的下村大学生也确实不辱使命，没有在田间地头荒废青春，而是将他们的满腔热血和全部所学都奉献给了农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村里切实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以出色实绩回应舆论质疑

在17年前，大学生对于当时的农业大县的丰县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农村孩子“十年寒窗苦读”上大学，目的就是盼着走出农村，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当得知部分大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重新选择回到农村，一时间丰县上下议论纷纷。一些人认为农村孩子经历“十年寒窗”，大学毕业后再回到村里，是大材小用；还有一些人认为农村工作艰苦纷繁，大学生直接担任村级领导工作，不能够胜任。当时的舆论环境、传统观念对下村大学生本人、丰县各级干部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然而，随着下村大学生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毅力，以及全心全意为村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在丰县广阔农村闯出一片天地，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丰县上下全体干部凭借巨大勇气和坚定性全面贯彻实施“雏鹰工程”的各项安排，确保“雏鹰工程”逐步实现为农村基层提供合格领导干部这一使命，“雏鹰工程”在全体丰县村民心中写下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