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的演讲

第一篇：何江的演讲

2016年5月26日，在湖南农村长大、上大学才第一次进城的中国小伙儿何江，成为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子。

何江是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子

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何江演讲的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The Spider‟s Bite）。他以自己幼年时在中国农村被蜘蛛咬伤，母亲用传统土法治疗的故事为引，解释了自己的科研意义：“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在演讲最后，何江用中文说：“谢谢。”

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左边是另一位演讲嘉宾、导演斯皮尔伯格

据中青在线报道，26日，中国留美学生何江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华人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补充自己的观点，“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个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给孩子带礼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活儿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的，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亲。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城里。在宁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学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读到不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为自己有些“一根筋”。这一点，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识和技术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泛地传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在何江要代表毕业生演讲的消息传出后，微信公号“北美职通卡”深度专访了何江中科大校友Andy，细致回忆和讲述了何江的生活和求学经历。长于湖南乡村，中科大才子，哈佛全额奖学金硕博连读，科学巨匠庄小威弟子，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邀请写书......何江在一次讲座中结识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弗格森对何江的经历很感兴趣，建议他写成书，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何江用两年时间完成，或在今年出版。

据微信公号“北美职通卡”12日报道，近日，一篇《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学生演讲代表将首现华人留学生》的文章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长于湖南乡村，中科大才子，哈佛全额奖学金硕博连读，科学巨匠庄小威弟子，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邀请写书......关于何江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对于这位身边的老朋友，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篇文章来鼓励更多寒门出生的学子。就像何江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样：“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生于乡村，志存高远

与何江相识是在2014年的冬季，那天他帮助同为中科大毕业的校友搬进我住的House。第一眼见到他就能感到他与我们平常印象中的博士有些不同。面带微笑，神情爽朗，聊起天来思维缜密，头头是道。但最让我意外的是马上就博士毕业的他只有26岁。

何江出生在湖南长沙宁乡，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从小就立志要通过读书来改变人生。凭借自己不懈地努力，高考考入了中科大，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农村进入大城市。大学期间，何江就树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那就是要向中科大最著名的校友之

一、华人科学巨匠、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庄小威学姐学习。因此，他异常努力地做科学研究，盼望能在生物领域有一番自己的成就！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获得了郭沫若奖学金，这也是中科大学生的最高荣誉。

在大家印象里，学霸往往都是只学习，不与社会接触，但与大部分的学霸不同的是，何江却非常喜欢社交。按照他自己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喜欢有针对性的社交，就是每次向别人提出问题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查，要不然就不去社交。在大学期间，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曾经来科大进行交流讲座，何江听完讲座后，主动和潘校长交流，他的睿智和上进给潘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从此结成了远距离的师徒关系，一直保持着沟通交流。

圆梦哈佛，师承小威

虽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何江却一直怀揣着一个出国梦。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学姐庄小威的影响。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何江顺利地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何江就立志要去哈佛找小威学姐。所以他主动地联系了这位之前只是在报纸和新闻上频繁出现的学姐。庄小威也非常器重和照顾自己的中科大学弟，两人从此建立了师徒关系，何江也有幸在曾出过4、5位诺贝尔奖，享誉世界的哈佛化学系庄小威实验室做博士研究，而这一做就是5年。

导师庄小威与何江在一起

问及在这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时，何江毫不犹豫地说：“对科研的热情与专业！”“她是我的role model，她能教会我最前沿的科学该怎么做！她也可以告诉我“What is the next big thing！”

庄小威：中科大87年少年班学生，生于江苏省如皋市，是一位华裔美籍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教授，创办有庄小威实验室。2015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奖无数的她，被誉为是中国科学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

博士生活多姿多彩

何江坦言，哈佛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文理结合，充满创新的氛围。在这里，你能接触到世界上各行业最精英的人才。因此，在他入学的第一年，他就主动申请做本科生辅导员，因为他知道哈佛本科生是世界上最牛的本科生，他想去学习他们的领导力、创新力和表达能力并从中获得鼓舞。他也想知道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才是怎么去思考和学习的，同时这对他的英文能力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他说这个工作让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很多思维开拓、充满创新意识的年轻人。

何江很早就意识到，只搞科研不注重实践很难有出路，所以他经常去哈佛商学院听关于经济和商业的讲座。像在中科大一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向自己圈外的人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加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讲座。听完讲座后，何江大胆地去和他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看法。尼尔弗格森对这位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领域，却对经济全球化如此热情和有见地的学生产生了兴趣。当场，这位世界级的大忙人就问：“你这周三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让何江没想到的是，吃饭当天，弗格森教授带来了好几位重量级教授，结果他们畅聊了4个小时。最后弗格森建议，你把你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吧：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何江听完激动地答应了。

这一个承诺，让他整整付出了两年的努力，也几乎夺走了他的没有周末。何江坦言，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但幸好他之前带的许多本科学生都乐意帮他修改语法和语式问题。如今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联系下，已经与出版社达成共识，最快在今年就能出版。让我们拭目以待。

尼尔·弗格森（英文：Niall Ferguson），英国籍苏格兰人，是西方世界最著名、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经济史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史研究权威。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创造历史，华人骄傲

在哈佛临近毕业季时，一位教授建议他可以尝试去申请做毕业典礼研究生的发言代表，因为哈佛学生都知道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但是何江一开始听到这个建议完全没有自信，因为第一，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不像肯尼迪学院的学生那么善于演讲。第二，英语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和众多native speakers比起来，还是会有劣势。但正如哈佛教育所倡导的，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万一实现了呢？

何江在实验室

于是何江接受了教授的建议，从个人的经历出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好了初稿。初选竞争异常激烈，有几百人的参选，在10几位教授的筛选后，何江成功的入围复赛。进入了复赛，让何江看到了希望，听说复赛只剩下4个人，而且需要完全脱稿，他更加专注于演讲的质量。他找到肯尼迪学员专门负责public speaking训练的教授和许多之前认识的教授来帮他改稿子做训练。

也许是因为何江个人的经历刚好体现了哈佛教育改变人的理念，也许是哈佛还从来没有过一位中国本土来的学生做过学生代表演讲。何江最终从四位native speakers中成功突围，成为今年5月26日上代表哈佛研究生演讲的第一位华人代表。这是哈佛学生的最高荣誉，实在是值得我们骄傲。

MIT博后科研先锋

如今何江依然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顺利进入了自己喜爱的MIT做博后工作。这也与他“科研一定要注重实践”的理想相一致。他现在研究的课题是“人体的3D打印与应用”，方向是3D打印人体肝脏，进行疾病模拟，研究肝炎病毒、疟疾以及癌症早期检测。这是一个属于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也是生物界最前沿的项目之一。目的是为了对抗危害人类的疾病研究。

我真诚期待何江在科研界有更多的建树，继续创造属于他的，也属于我们的历史。

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何江：“寒门”不是限制成功的绝对因素

阅读：10512016-05-30 08:01作者:陈思宇 冯群星来源:南方都市报编辑:黄恺

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然后他红了。

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做演讲。

何江在湖南老家的乡间。其人

何江，28岁，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200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基本上年年排全院第一的平时成绩，加上学校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助他以全额奖学金申请到哈佛生物系的硕博连读。今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继续留美学习4年，研究人体肝脏3D打印和癌症前期检测等。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

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

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

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接下来的48小时里，演讲以“病毒般”的速度在国内传播，人们记住了何江的名字，他甚至有了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

值得注意的是，词条的简介首句是“何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并非他的哈佛博士头衔及科研成果。带着“寒门学子”的标签，何江已顺利从哈佛大学生物系毕业，完成了从“近似前工业时代”的出生地大步向信息时代最前沿的飞跃。

在毕业演讲中，何江谈到了对知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分配的思考，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抛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作为哈佛毕业生，他将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开启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型。

谈到读完博士后之后的打算，何江说将在机会合适时回国。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这个生于中国农村、喜欢电影《刺客聂隐娘》和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曾从哈佛大学辍学)的28岁哈佛博士，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

谈中美教育

去年底，哈佛开始选拔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者，教授戴安娜·埃克建议何江去试试。虽然也曾有犹豫，何江最终通过三轮复试成为胜出者，得以在毕业典礼上讲述中国故事。而刚到美国时的他曾很不自信。偏科不影响有些学生上哈佛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在刚进哈佛时是否也经历了文化冲击？ 何江：有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国内习惯考试，做试卷就行了。但哈佛的评分，一门课不仅包含考试成绩，还有25%到30%是评价课堂参与度，就是尽量发表你的看法、跟教授进行交流。一开始语言方面有点不自信，在课堂上发表观点很有压力。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一点，在科研上、课堂上就很难做好。

总体上说，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甚至到了大学，中国课堂上老师是更加权威的存在，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在美国，学校鼓励个性化多一些，鼓励学生自主发言参与。研究生这一块我觉得美国的确做得很好，但初等教育远没有中国扎实。因为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州的标准，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学生学的东西参差不齐。

南都：如果说初等教育不扎实，但高等教育仍能做得很好，这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何江：在美国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更多元，不仅仅是以考试来定标准。你会发现哈佛有些人偏科，一些本科生的数学水平甚至差到我难以想像，可能还不如中国的高中生。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来哈佛。他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就行了。中国大城市也逐渐在改变以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不能拿一纸分数来定义一个人的终生。

南都：中国高校在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在你看来，有没有必要？

何江：在大一还没有定专业的时候，通识教育其实是很好的。从高中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清楚，有这样阶段性的探索很不错。就像哈佛的学生，到大二才会选专业，但在中国，一进学校就选专业了。

谈“寒门学子”

从湖南长沙的宁乡县城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何江被许多人视为“寒门难出贵子”的反证。但他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何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分，只不过，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所在地方的局限性，并萌生了向更高处飞跃的巨大渴望。

“高考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

南都：你如何看待“寒门难出贵子”这句话？

何江：我能理解这句话。可能大的城市里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偏远地区没那么集中，这也是存在多年的问题。但对我来说，高考是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走到今天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社会的流动性还是有的，并不是说农村里面的学生就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了。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一个更多元的评判标准，不应该由一次高考定了一个人的终生。

南都：你对出色的定义是什么？

何江：我觉得没必要拿其他人和自己比，以此来丈量突破。我知道自己跟出生于城市的学生比，成长过程中学的东西要少很多，比来比去就很有自卑感。每天跟之前的自己要有不同和进步，这是我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过得踏实一些。

南都：你在求学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受的日子？

何江：我大学到合肥是第一次去大城市，大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C++语言编程，以前在乡下对电脑都不是很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城里面很多学生对电脑已经非常熟悉了，在同学面前就觉得有自卑感，但你又很羞于跟同学讲。我寒假的时候找人借了键盘，拼命玩打字游戏，熟悉键盘和电脑界面之类。当然，C++的任务最后圆满完成了。

南都：后来你不断走出自己的安全区，是行为惯性还是基于某种信念？ 何江：有些行为惯性，我是从乡下成长过来的，一直都是从资源比较少的地方到比较多的地方。到一个新阶段会有很多东西不懂，还会有自卑感和压力，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你不得不去找最想做的事情，把不懂的点补上来。通过这种适应才产生这样的改变。

南都：你觉得你的成长经历可复制吗？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

何江：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并不是没有或很少很少。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如果硬要把这个归成天分，说努力更适合吧。另外一点，就像刚刚讲的，心态这些年也调整了很多。清楚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人，尽量不要跟别人做太多的对比。学习的过程难免会比较，你需要知道你做的东西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希望向那些人看齐。但我没有觉得其他人这么牛，我就很不行。

南都：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它给你造就了什么样的独特影响？ 何江：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干农活、打工吃了很多的苦。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这可能是我成长经历里最大的感悟。

南都：你什么时候确定教育能帮助你完成这种愿望？

何江：考进我们县里最好的中学(宁乡一中)，它能送很多学生去国内的重点大学，当你去了这样一个学校，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希望，能够考到很好的大学。

谈科研进步

在《蜘蛛咬伤轶事》的毕业演讲中，何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发出追问：尽管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

中国科学发展的亮点令人振奋

南都：你是一个持技术论观点、认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吗？ 何江：我不是完全持这种观点的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技术当然能够帮助很多，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这种问题非常复杂，很多行业交织在一起，不同专业的人要同时来做一个事情。

南都：就你接触到的中国科研状况，你怎么看？

何江：最近几年，生物方面可以看到文章质量越来越高了，有很多突破性的成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都非常快，让世界瞩目。BBC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评论中国科学发展的五大亮点，非常振奋和鼓舞人心。

南都：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学生说“学生物打断腿”，你怎么看？

何江：我们当时不是这样看待的。我很能理解这个观点，因为生物学在国内的就业形势不是那么明朗，一个行业要做得好，下游的产业需要做起来。比如说你只希望生物学不停地由社会投入做研究，但是行业没有产出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行业。我并没有那么悲观，最近几年看到很多新诞生的生物产业公司，这个行业在逐渐起步。

谈未来计划

何江将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师从著名华裔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在庄小威眼中，何江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自己。“我让他考虑新领域时，他从不会因为对新领域的不了解而害怕，这从他敢于竞争毕业演讲也可看出来。” 博士后师从庄小威，之后或回国

南都：在麻省理工有什么计划？博士后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我在庄小威老师那里有做用显微镜看流感病毒入侵人肺部的过程，来麻省理工之后，用3D打印出来的肝脏来模拟很多肝炎病毒，还是跟在哈佛做的实验有一定的传承性，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引申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脉相承但又是不同体系的。如果走学术道路的话，博士后之后其实想申请学校的副教授教职，国内、美国都会去申请。

南都：所以还是会考虑国内的机会？

何江：能不能申请到教职，还是看博士后期间的成果怎么样。如果说博士后期间情况比较好，会考虑国内学校。从2008年开始，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很多学成回国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之类。我也有好多同学回去开实验室。

南都：有没有想过做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科普呢？

何江：是有这方面打算的。其实有些朋友会让我在他们的平台发表一些我这个专业的信息，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比较简短的方法讲给他们。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 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节选自何江在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出品：南方都市报朋友圈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统筹：李湘莹

采写：实习生陈思宇 南都见习记者 冯群星

第二篇：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全文

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全文：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第三篇：何江哈佛大学本科生演讲英语原稿

A SPIDER’S BITE蜘蛛之咬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I ran 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 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urn-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industrial.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my spider bite.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 protein.It’s cool 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 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 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my hand is fine.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We have learned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 and unlock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 progresses.We can manipulate neuronal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a light.Each year brings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exciting, 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s.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ve amassed, we haven’t been so successful in deploying it to where it’s needed most.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 $2 a day.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 children annually.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All over the world, we constantly see these problems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 impeding the flow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Lifesaving knowledge we take for grant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underdeveloped regions.And in far to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 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 in simple, yet profound ways.The bird flu pandemic in the 2000s looked to my 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 half-measures to offer.What’s more, farmers did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n cold and flu;they didn’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was much more lethal than the common cold.Most people we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could transmit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So when I realized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ing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 could help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 moment as a budding scientist.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 inflection point in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 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 probably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s and big adventures that await us.As 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My experience here 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those who need it.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 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More than ever before, our society emphasizes science and innovation.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 should be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where it’s needed.Changing 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 next big thing.It can be as simple as becoming better communicators, and finding more creative ways to 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the farmer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y.Our society also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k to bring this into reality.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ho is bitten by a spider will not have to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k a doctor instead.

第四篇：何江哈佛演讲视频附双语全文[模版]

何江哈佛演讲视频附双语全文

近日，哈佛毕业典礼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代表演讲人，他就是一名来自湖南农村的哈佛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

何江在毕业典礼上是作为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的代表发表演讲，哈佛校方确认他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何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这位在中国湖南农村长大、上大学才第一次进城的中国学生，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母亲甚至不识字。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何江本科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了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随后他进入哈佛大学硕博连读，毕业后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双语对照文本：

The Spider’s Bite蜘蛛的叮咬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I ran 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曾被一只毒蜘蛛咬伤了右手。我跑去求助母亲。她没带我去看医生，却在我的手上放了一把火。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 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urn-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在我的手上包了几层棉纱，用白酒浸湿后，她往我嘴里放了一根筷子，然后点燃了棉纱。高温迅速穿透棉纱，开始炙烤着我的手。灼热的痛苦让我忍不住想尖叫，但是嘴里卡着的筷子却让我叫不出来。我能做的就是看着我的手在火里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母亲熄灭火。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industrial.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my spider bite.你看，我长大的地方在中国农村，那时，我的家乡还是一个落后的小村庄。我出生时，村子里还没有汽车、电话、电，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我们显然也接触不到现代医疗资源。我妈根本找不到医生来给我处理蜘蛛咬伤。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 protein.It’s cool 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 biochemistry, isn’t it?在座学生物的人，或许已了然我母亲的治疗手段的科学原理：高热让蛋白质灭活，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传统土方竟然结合了生物化学的基本原理，这真的很牛，是不是？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 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但是，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了，更好的、更少痛苦的、风险更低的治疗方法是存在的。于是我便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当时没能接受到更先进的治疗呢？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my hand is fine.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那件小事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手还不错。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我也一直因为科学知识在全球的分配不均而感到困扰。

We have learned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 and unlock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 progresses.We can manipulate neuronal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a light.Each year brings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exciting, 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s.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进行人类基因组编辑，也解开了许多癌症发生发展的秘密。我们甚至可以用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有更多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ve amassed, we haven’t been so successful in deploying it to where it’s needed most.尽管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在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最急需的地区上这件事情上，我们做的不很成功。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 $2 a day.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 children annually.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All over the world, we constantly see these problems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 impeding the flow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导致每年超过三百万儿童死亡。全球将近3亿人口仍然在遭受疟疾的折磨。在世界各地，我们仍不断看到贫穷、疾病和资源匮乏等问题阻碍着科学信息的传播。Lifesaving knowledge we take for grant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underdeveloped regions.And in far to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 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些救生常识，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往往尚未普及。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还在用火来治疗蜘蛛咬伤。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 in simple, yet profound ways.The bird flu pandemic in the 2000s looked to my 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 half-measures to offer.What’s more, farmers did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n cold and flu;they didn’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was much more lethal than the common cold.Most people we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could transmit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科学知识如何用简单，却深远的方式帮助人们。本世纪初，禽流感肆虐，在我的家乡人看来，这就如恶魔施咒一样。民间偏方对此束手无策。而且，农民也分不清普通感冒和流感，他们不知道流感比普通感冒致命得多。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流感可以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So when I realized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ing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 could help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 moment as a budding scientist.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 inflection point in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于是，当我意识到一些简单卫生习惯，例如将不同物种隔离，可以控制疾病传播，而且，我可以让村里人了解这些知识时，我有了初露头角的科学家的第一次顿悟。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捩点，我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地球社区的一员。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 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 probably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s and big adventures that await us.As 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哈佛让我们敢于拥有远大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可能在畅想着那些等着我们去实现和挑战的伟大征程与冒险。对我而言，我此刻还想到了我家乡的父老乡亲。

My experience here 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those who need it.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 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我的经历让我记住，一个研究者将所知传递给那些急需的人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或许能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你我每天理所当然的世界。而这样的影响力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制造的。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之努力？

More than ever before, our society emphasizes science and innovation.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 should be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where it’s needed.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同样需要被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把知识传授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Changing 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 next big thing.It can be as simple as becoming better communicators, and finding more creative ways to 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the farmer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y.Our society also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k to bring this into reality.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出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简单如做一个沟通者，寻找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妈妈和村里的农民这样的群体。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认识到知识资源的平均分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需共同努力将其实现。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ho is bitten by a poisonous spider will not have to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k a doctor instead.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将不用烧伤自己的手，而会懂得去看医生。Thank you!谢谢！

第五篇：何江在哈佛大学2016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何江在哈佛大学2016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英版）

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The Spider’s Bite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I ran 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 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and ignited the cotton.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urn-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industrial.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my spider bite.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 protein.It’s cool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 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 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at the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