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民族党力量兴起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第一篇：苏格兰民族党力量兴起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2016年5月，苏格兰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苏格兰民族党（snp）再次单独组成地方政府。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落脚于两个：第一，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及其结果将对苏格兰再次寻求独立有何种影响。第二，苏格兰的独立诉求迫使英国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而随着地方自治权力的增强，将引发英国宪政制度的重大变革。如何在国家统一与地区自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将是英国政府今后长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2016年5月，苏格兰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苏格兰民族党（snp）再次单独组成地方政府。这样一个地区性政党近年来之所以备受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以及能否单独执政，对苏格兰是否再次寻求独立具有直接影响；其次，该党的支持率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使英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最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迫使英国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从而引发英国宪政制度的重大变革。

苏格兰民族党

是否会再次寻求独立？

2014年9月，在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下，苏格兰400万常住居民举行独立公投，结果有55%的人反对独立，英国的统一得以保持。但公投的尘埃落定非但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苏格兰独立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5年5月大选结束后断言不会再有第二次公投，但包括苏格兰民族党现领袖斯特金和前领袖萨蒙德在内的该党多名高级官员都曾经表示过，不排除举行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还有官员指出，苏格兰民族党甚至有可能绕过英国政府的许可，启动第二次独立公投。在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之前发表的“竞选纲领”中，苏格兰民族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寻求第二次独立公投，且为独立诉求设立了一些限定条件，包括：

1、“有明确和持续的证据表明，独立已经成为大多数苏格兰人民所希望的选择”。

2、“形势发生重大和实质性的变化，如英国退出欧盟”。但它也提出：“我们将在这个夏天重新开始工作，目的是说服绝大多数苏格兰人民相信，独立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未来前景。”

可见，苏格兰独立问题仍将是未来英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如果苏格兰民族党继续在地区议会和政府占有主导地位，这一问题就将尤其突出。在此意义上，苏格兰民族党能否在地区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继续连任，是一个关键“节点”。

2016年5月初，苏格兰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苏格兰民族党获得了全部129个席位中的63个，虽然比2011年减少了6席，没能超过半数，但它在苏格兰的领导地位依然十分牢固（保守党和工党分别获得了31个和24个席位）。换言之，自苏格兰民族党2007年首次取代工党成为该地区第一大党之后，这一趋势延续至今，虽然所获席位数有所减少，但从具体票数来看，它在第一轮投票[1]中的得票率甚至有所增加，而且，它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苏格兰地方选举中得票超过100万张的政党。如果我们联系苏格兰民族党在2015年全国大选中的表现（它获得了该地区全部59个席位中的56个），就会发现，它的总体上升趋势更加明显，特别是它在苏格兰民众中的支持率不降反升。这一点可以通过它的党员数量得到证实：2014年9月18日公投前它仅有党员2.5万人，到11月14日召开年会时，党员数量达到了8.8万人；独立公投一年之际，即2015年9月为11.2万人；而到2016年4月底，即地方选举前夕，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1.6万人。

苏格兰民族党的影响力之所以与日俱增，主要原因在于，通过成功促成独立公投，并迫使英国政府承诺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它已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为苏格兰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换言之，苏格兰民族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寻求独立的立场，而其影响力的增强又增加了其再次启动独立进程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自成立之日起，寻求苏格兰独立就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宗旨，这一点从未改变。尽管从目前来看，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人比例仍占多数，但这部分人年龄多在50岁以上；相反，在年轻人中间，支持独立的则占多数，因此，有为数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格兰的独立是迟早的事。至少，在苏格兰民族党认为“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再次启动独立进程。

苏格兰民族党的兴起推动

英国政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近年来，特别是在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疑欧主义、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等各种思潮泛滥，从而为一些小党和边缘性政党、特别是地区性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空间，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出现碎片化趋势。英国在这方面与其他欧洲国家具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其独特性。

英国政党政治的“碎片化”趋势在2010年大选结束后就已初步显现。在该届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均未能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自由民主党最终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也是英国自二战之后出现的首个联合政府。当时就有一些观点认为，英国这个最为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正在向三党政治、四党政治，甚至多党政治的方向发展。此后，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政党[2]不仅在本地区事务中的决策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逐渐扩展到了整个英国范围，从而肯定并加速了上述趋势。如前所述，苏格兰民族党在2015年英国议会选举中赢得了56个议席（它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974年的11个），这对该党而言无疑是“历史性的突破”。同时，对于除保守党和工党以外的第三党而言，在二战以后的历次全国议会选举中，这一成绩仅次于2005年和2010年的自由民主党（分别为62席和57席）。苏格兰民族党也因此取代了长期由自由民主党“占据”的第三大党的位置，使英国的政党政治格局面临着重新“洗牌”。

尽管从绝对数量来看，苏格兰议员占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总数的比例还不到9%，似乎远不足以影响议会的决策，但在本届议会中，执政党保守党仅占有12席的微弱多数，而保守党一些议员又屡屡向首相卡梅伦发起“挑战”，特别是在英国是否应继续留在欧盟这一问题上，以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为首的保守党“退欧派”向卡梅伦施加了强大压力。由于苏格兰民族党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卡梅伦首相而言，赢得后者的支持就显得愈发重要，这也无形中进一步增强了后者的影响力，从而对执政党保守党形成了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与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相比，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遭受打击最严重的还是英国工党。历史上，苏格兰一直是工党的坚强“堡垒”和安全“票仓”，保守党在苏格兰历来“不受欢迎”，特别是当年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政策更是激起了苏格兰人的“仇视”，苏格兰民族党也曾以“保守党政府是被强加给苏格兰人民的”为理由来强调独立的必要性。但是，工党自从在2007年地方议会选举中首次被苏格兰民族党超过之后，便开始“节节败退”：它在2015年的全国大选中一败涂地，在苏格兰仅获得了1个议席，甚至连苏格兰地区领袖也未能当选。而在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得24个议席，不仅远远落后于苏格兰民族党，还落后于保守党（31个议席），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工党在苏格兰地方选举中表现最差的一次，意味着它完全丧失了在苏格兰的优势地位，这对刚刚经历过大选惨败的工党而言不啻为更沉重的打击。与工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守党在此次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不仅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且首次超过了工党。如果此种趋势在未来得以延续，势必对工党和保守党的力量对比造成进一步影响，进而影响英国的整个政党政治格局。但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更长时间内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将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

权力下放推动英国政治体制

从单一制向联邦制发展

尽管2014年的独立公投未能成功，但苏格兰民族党借助其不断上升的支持率和影响力，迫使中央政府及英国其他政党在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方面做出了很大程度的让步。随着权力下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英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向联邦制发展的趋向。

早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举行之前，为避免国家分裂，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就向苏格兰进一步下放权力达成一致，并委托史密斯勋爵成立“史密斯委员会”，研究权力下放事宜。2014年11月，《史密斯报告》发布；以该报告为基础，2015年1月，英国政府发表题为《苏格兰：长期安排》的政策文件，阐述了对苏格兰进一步下放权力的安排；2015年5月，卡梅伦在大选结束后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将“遵守承诺，尽快按照各政党达成的协议，向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下放权力”。他还特别指出：“我们计划在苏格兰创建世界上最强大的自治政府”；5月28日，在新一届议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英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苏格兰法》草案；2016年3月23日，该法案获得女王批准，正式生效。

新的《苏格兰法》生效后，苏格兰议会拥有了更加广泛的权力，包括一级立法权（可在除中央政府保留权力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域立法，如教育、医疗、交通、经济规划、住房、交通、环境、艺术、大部分民法和刑法等）、二级立法权（包括就涉及苏格兰内部事务的欧盟法相关事项进行二级立法）、一定范围内的财政预算权和一定程度的税收浮动权（例如，自2016年4月起，苏格兰议会可自行制定所得税税率；可在英国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创设新税种；取消土地交易印花税，将其变更为土地转让税与垃圾填埋税，苏格兰议会拥有征收这两项税收的全部权力）等，的确几乎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权力最大的”自治政府。[3]

除苏格兰外，英国政府也在加大向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等其他三个地区的权力下放力度。其中，向威尔士下放权力的程度仅次于苏格兰；北爱尔兰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权力下放过程比较复杂，但也逐步获得了更多实质性权力，如2014年12月签署的“斯托蒙特协议”（stormont house agreement）规定向北爱尔兰议会下放公司税权力。相较而言，鉴于英格兰在英国的核心地位，向该地区下放权力引起的争议更大，也更加敏感――向英格兰下放权力必将引发英国整体治理结构的深层次改革，甚至将在根本上改变英国的政治体制――因而英国政府的立场和举措都更加慎重。

以2016年《苏格兰法》的生效为标志的本轮权力下放进程，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对英国自20世纪初以来实行的权力集中的单一制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其发生深刻变革，推动英国的单一制政体向联邦制趋向发展，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新的《苏格兰法》生效后，苏格兰议会和政府成为了永久性机构，即英国议会和中央政府无权将其废除，而地方政府的地位受法律保护这一点正是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一个重要区别；第二，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方面，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原来的“授权权力模式”已被“保留权力模式”所取代，即明确列出哪些权力属于中央政府，对于未明确列出的权力，均为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可自主立法的领域。这种权力分配模式与联邦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原则完全相符；第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在法律规定的领域拥有一级立法权，无须英国议会批准即可成为法律，这也契合了联邦制中“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拥有最高权力”这一特征；第四，地方议会拥有的财政权越来越广泛，苏格兰议会尤甚，它目前已经拥有部分预算权和税收权力，将来也有可能朝着拥有完全财政权的方向发展。据此，可以认为，虽然英国距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它无疑已经在很多方面具备了“联邦制”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倾向于用“联盟国家”（astate of the union/union state）而不是“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来界定英国。

作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重点之一，本轮权力下放进程才刚刚开始，权力下放的力度还会进一步加深，其涵盖范围也将不断扩大。而随着权力下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英国未来的政党格局、国家结构、宪政体制等仍有可能继续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同时，随着地方自治权力的增强，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民众支持，苏格兰民族党也有可能再次寻求独立。如何在国家统一与地区自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仍将是英国政府今后长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责任编辑：徐海娜）

[1] 苏格兰议会选举采用混合投票制，第一轮投票时，苏格兰划分为73个小选区，共产生73名议员席，采用简单多数投票制；在第二轮投票中，苏格兰划分为8个中选区，每个中选区由8―10个小选区组成，每个中选区产生7名议员。

[2] 尽管威尔士民族党和新芬党等其他民族主义政党近年来的影响也呈上升趋势，但无论是在本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与苏格兰民族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篇：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对近现代的影响

2011-2012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班级：电气10-4任课教师：赵芳姓名：X X X学号：1 2 3 4 5 6 7成 绩

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对近现代的影响

伴随甲午烽烟的散去，同光中兴如昙花，短暂盛开后终于凋零。洋务运动没有也无法改变当时的政治制度，西学中体的实验不可说失败但终不成功。而中国从此丢失了成为近代列强的最后一张船票，在之后百年苦难的挣扎中越陷越深。

前车已覆，后人既要哀之，更要鉴之。

不过没有了中国的洋务运动，那么国人的这些思想也许是不会建立起来的，因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之战之后，人们好象对于纯粹的用什么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以及作用，不再依赖或是崇拜了。

戊戌变法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绅士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和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中国各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都在寻求出路或进行抗争，特别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他们

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二、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此期间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包括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海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一阶段，创办军事工业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为第二阶段，虽然还继续创办军事工业，但重心转为创办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

民用工业：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还有原料、燃料以及运输等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先富而后强”的口号，从70年代开始，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主要的民用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公司，是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业。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创办海军：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中国出现了近代海军。

新式学堂：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

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

三、洋务运动的影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和对侵华外国势力的妥协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次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

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四、洋务运动的总结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第三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范文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4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p.41)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 参考文献：

[1]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 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 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第四篇：浅论英国对冷战形成的影响

浅谈英国对冷战形成的影响

摘要：国际国内上，冷战史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当然关于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冷战起源的问题，各位学者均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但一般认为其具有复杂性。笔者在这里则将英国作为切入点，即考察英国在冷战形成中的重大影响。其中，将主要选取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的对冷战形成的影响和英国在美国制定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前后的动向这两方面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英国 冷战 反共思想 亚太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一、温斯顿·丘吉尔的对冷战形成的影响

领导人的作用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国家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特定制度下领导者的行为选择、面对各种偶发事件对领导者的决策取向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着们的重视。因此，在新的历史研究资料中我们更应该把当事人的作为和事件结合起来考察。显然，丘吉尔作为冷战序幕“铁幕演说”的发起者，对冷战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一）丘吉尔早期的反共思想

丘吉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领导者，同时又是二战结束后挑起美苏冷战的始作俑者。丘吉尔的反共思想在很早就已形成，“在其1906年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就明确表现出敌视和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倾向。”①而在之后的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时，丘吉尔则把布尔什维克看做“残暴的黑猩猩”，苏维埃也被其视为西方国家的死敌，他积极鼓动西方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这一切都表明其仇视社会主义的右翼思想进一步升级。

（二）二战爆发后丘吉尔反共思想的表现

二战爆发后，丘吉尔被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任命为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领导人，带领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势力。虽然苏联也是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员，是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然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领袖，丘吉尔却非常在意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差异，甚至有意地在两方之间制造“新的不和谐”。丘吉尔的这种反共思想一直贯穿了二战的全程，也为二战胜利后美苏两国的冷战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最终直接导致世界冷战的两极格局的形成。

1、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与丘吉尔的“鳄鱼下腹部”理论

二战中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向英国提出了在欧洲西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为的是打乱德国的战争部署，使其东西两线均受打压，不能兼顾，从而尽早取胜。然而，丘吉尔却对苏联的要求消极应付，并且在1941至1942的两年中，一直拒绝苏联的一再要求，以英国无力开辟战场的借口企图使苏德两国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从而由英国来收拾残局，掌握欧洲主导权。

拒绝了苏联的合理要求的丘吉尔反而拿出了在北非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并且竭力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为了使苏联方面同意这一计划，丘吉尔亲自奔赴莫斯科，并提出了著名的“鳄鱼下腹部”理论来支持该计划。他声称地中海区域就像鳄鱼的下腹部一样易于攻击，而不应攻击如鳄鱼坚硬的口鼻部的法国北部。然而，鳄鱼下腹部理论明显是丘吉尔放思想的一贯反应，斯大林很快就清楚了丘吉尔的真实意图，他强烈指责英国该计划的实质，使英国不得不承诺在1943年正式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在此后的多次关于第二战场开辟事宜的谈判中，英国仍然迟迟不给予真正行动。① 许海云：《他们制造了冷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3页。

而且，1943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盟国在世界各大战场都陆续转入战略进攻，但是丘吉尔却仍按兵不动，其之前得到美国支持的“北非登陆计划”也在实施中遇到了不少问题，这种避实就虚的战略严重限制了整个欧洲战局。

1943年底，苏德战场的战争情况出现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在艰难努力之后终于取得了战争主动权，对德国发起战略反攻指日可待。战略态势的改变使丘吉尔开始改变其对拖延许久的第二战场开辟计划的态度，1943年11月，美英苏三国在德黑兰召开首脑会议，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终于告一段落。但是，丘吉尔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中所显露无疑的反共思想不可避免地为美英苏三国今后的战略合作留下了阴影，严重削弱了盟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和实施军事合作的基础，最终加速了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2、“百分比协定”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1944年，苏军大规模进攻德国法西斯势力，并且迅速跃出国境，对中欧与东欧地区开始产生影响。丘吉尔为此形势开始感到担忧，他明白美英盟军的西线进攻势力是无法抢在苏联之前占领东欧地区的，苏联势必会取得对中欧等地的控制权。为此，丘吉尔想要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达成与苏联方面的政治协定，帮助改变苏联将一手掌握中欧的情况。

1944年，丘吉尔亲自飞赴苏联莫斯科，他事先拟定了一份战后美英苏等国在中欧、东欧等地区的势力范围分配比例的方案。这份方案得到了斯大林的基本认可，英国于是与苏联达成了著名的“百分比协定”。

然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意图却是再清楚不过，他无视“百分比协定”签订的事实，公开宣称战后东欧的势力划分应实行谁占领谁决定的原则。在苏联奉行的实力原则面前，“百分比协定”形同一纸空文。

3、发表“铁幕演说”拉开冷战序幕

1945年，英国正逢大选。丘吉尔对其所领导的保守党充满信心，期间他一心就战后世界格局的问题奔波操劳，却没想到极度渴望和平、肯定苏联对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人民竟然抛弃了他，工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丘吉尔因此被迫递交辞呈离职，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短暂的在野时期。

1946年，丘吉尔应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的邀请到该院发表演讲。3月5日，在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他发表了名为“中流砥柱”的演说，其中，“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得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了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这段话最广为人知。在演说的最后，他更是提出美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中流砥柱”，呼吁美英两国联合起来集体抵制苏联的不断“扩张”。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称得上是其反共思想的一个总结，其反应了战后西方国家统治阶层内部对苏联的普遍态度。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对其表示强烈认同。铁幕演说实际上正式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二、英国在美国制定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前后的影响

显然，英国在欧洲冷战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提到东南亚冷战的形成，我们总是想起作为美国遏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政策，而忽视了英国在此过程中也发挥这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原本是以美英苏中为基础，加上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来维护世界各地区的安全的，但从1949年北约成立和转变对战败国日本的占领政策后，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政策。

在美国尚未明确制定出其亚洲政策前，英国就开始活动了。英联邦国家们也纷纷活跃起来，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陆续提出自己关于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构想，其中英国对于澳大利亚提出的由美英澳新菲五国组成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组织的构想十分支持，主张将这一构想作为在此地区合作的基础。英联邦国家的这一系列行动，都表明了他们想要排除日本，对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和害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态度。

然而美国政府则有着自己的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8/2文件认为，美国应重视其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的地位，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亚洲沿海岛屿防卫链。虽然该文件也提出了“要促进英联邦各成员国与美国在亚洲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美国将重点明显放在了亚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美国意图在其主导下建立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而拒绝英国在此地区争取特殊利益。

而在之后的关于该体系问题的具体研究过程中，美国更是坚决地把英国排除在外。1951年，美国国防部原则上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由美菲澳新四国组成，尽力吸收印尼与加拿大参加的“太平洋协定”方案，并在此方案上特别强调其成员国应严格限定在沿海岛屿链国家。至此，英国彻底被排除在了亚太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之外。

面对美国强硬的态度，英国表示出激烈反对。英国原本想要借英美特殊关系在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其之前的大国地位，维护自己在该区域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强国地位。英国的反对态度充分体现了其“帝国意识”与“冷战意识”。在英国的激烈反对下，美国不得不放弃《太平洋协定》的构想，重新组织其对亚太地区的政策。

这次，美国选择了分别与亚洲太平洋沿海岛屿国家缔结双边、三边安全保障条约的路线。1951年，美国政府与相关国家计划后初步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与《澳新美条约》，英国得知后反应相当复杂，原本其认为美国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澳新菲之外。但是以英国的实力却无法再强制要求英联邦国家按其命令而动，英国只好接受这一事实。而对于菲律宾，英国则提出了不允许其加入的要求，最后美国则采取了单独与菲律宾签署《美菲共同防卫条约》，并于9月正式签署了《澳新美条约》与《美日安保条约》。

通过以上关于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的对冷战形成的影响和英国在美国制定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前后的动向这两方面进行的论述，不难看出，在欧洲冷战与东南亚冷战形成的过程中，英国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可以说，英国的影响是美苏冷战起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许海云：《他们制造了冷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张晓晴，30220122200863，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

第五篇：莎士比亚对英国民风民俗影响综述

石 河 子 大 学

科 技 文 献 检 索 课 综 合 实习报 告

学生姓名 李玉龙 学号 2010505035 学院 系（所）外国语 专业 英语

本人承担课题 莎士比亚对英国民风民俗的影响 实习日期 2012年4月 总 成 绩____________________

莎士比亚对英国民风民俗影响综述

摘要：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的剧作家，被马克思称为“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的作品对后来的英国民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综合概述了其作品对英国国民人性内涵、平民情怀、人文主义几个领域的研究。关键词：莎士比亚；英国；民俗

文献类型：H3 引言：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当时英国大众思想低靡，悲观。人们在痛苦中挣扎，但也在痛苦中渴望着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自由，现实，社会秩序，道德等等。而莎士比亚的戏剧深刻反映了人民的需求，并在思想上给予处于混乱思想中的人民指导，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英国已经完全刻上了莎士比亚的烙印。莎士比亚从诸多方面影响着英国国民的风俗习惯。

一． 莎士比亚对英国民众认识人性内涵和自我重视的影响

1，自我重视内容：文艺复兴前的英国是一个教会统治的时代，控制人民思想的教会神灵，人民基本没有人生自由的权利，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而文艺复兴的最主流思想就是自由平等。莎士比亚在其作品里面非常现实的展现了普通民众的追求自由平等的艰辛历程。以悲剧的形式展现，更刺激了人民重视自我权利，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2，研究现状：丁礼兵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研究了从莎士比亚悲剧浅析当时社会不公平现象，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对民众人性的觉醒的呼唤，给英国人民打上自由的烙印；矫福军，赵晓杰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重点研究了平民的人性思想；刘伟的莎士比亚中的贫民情怀更是直接讲出了“莎士比亚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人文主义者，更是一个伟大的平民。”刘晓波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人性内涵从女性的角度研究了当时英国民众自我意识的提高和争取自由的抗争。综合而言，当今英国社会的普遍民众思想里包含的民主、人权等思想都很大程度上从莎士比亚那里得到了传承。

二． 莎士比亚对英国民众平民情怀的影响

1，研究内容：文艺复兴是欧洲下层民众自己的思想的表达，而当时的英国是一个贵族统治的世界，文化思想上也是封建教会势力的控制，人民大众没有能表达他们自己情怀的窗口。莎士比亚是下层平民出身，也是一个文艺先去，他没有歌颂贵族，而是表达的下层人民的情怀，对英国民间的民风民俗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研究现状：山东教育学院的杜肖楠在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看平民情怀一文中指出，莎士比亚以平民的眼光洞察世界，他的作品直接影响英国大众的思想；刘伟在文章莎士比亚悲剧的平民情怀中也指出莎士比亚用广博的情怀使人们洞悉世界的善恶丑美，将自己的是非判断提神到一个十分重视的地位。

三． 对英国人文主义发展的贡献

莎士比亚对近现代英国的人文主义发展的贡献表现在几个方面，根据其作品反应的人的思想领域，学术界将其大致分为三大板块。即作品对英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对英国语言习惯的影响，对英国人民审美观念变化发展的影响。

1.1,英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就是从莎士比亚的戏剧特别是悲剧开始的，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经有了歌剧院和听戏的现象，但是真正受大众平民接受喜欢的不多，因为其舞台上表现的内容还没有完全俗化，虚假迷信的东西占大多数，人民对待封建思想的怀疑态度与日俱增。于是人文主义的文学艺术开始转向重视人的价值。孙和苗关于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人物悲剧的思考指出，真正的悲剧不是悲剧本身而是人们在悲剧中看到的影子的放大，折射出自己身上或者思想上的痛苦的一面；邓伟英在《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人物》中指出，在薄弱的意志上抛弃与对恶的抉择，让我们更清醒的看到其命运的结局一定是悲剧的。

1.2，今天的英语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语言，但是其真正形成的年代正是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学术界对于莎士比亚对英语的发展的影响有以下几种观点。王志勇、王宪丽等在《源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英语习语》一文中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出现多超过16000个英语词汇，超过任何一位英语作家莎士比亚的语言丰富广博，生动优美、灵活有力，因此其戏剧中有许多晶莹如玉的佳句成为英语语言的精华，融入人民的生活经常被人民引用，成为英语 国家的人民日常使用的口语。王建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圣经典故的运用一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巧妙的将圣经故事运用到其作品中，达到深化作品主题增强戏剧性的作用。

1.3当今英国国民可谓是一个极具审美观念的群体，无论是对文学、音乐的审美，还是对日常衣食的审美在世界上都是独具一格的。近年来学术界对莎士比亚在审美艺术这一方面的研究侧重于下层人民的普遍审美观念的研究。最基本的概念是，英国整体的审美观念是一种民族化的，是英国文化的本身，而不是几个人的审美观念。从莎士比亚的角度来讲，他对于发展英国人民的审美观在他的那个时代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季英在文化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戏剧创作中指出，莎士比亚在文学领域真正的发现了人，他带着继往开来的巨大魄力及展示永恒的深刻内涵引领我们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空。其人文主义戏剧给整个英国带来的是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人类的厚重的文化感。袁亚楠在《一千个读者就业与全国哈姆雷特》中写道，莎士比亚的文学，应道人类用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去研究人事。刘小玲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性特征》一文中又指出，莎士比亚的文章受是人的额爱戴，被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涤荡这读者的心胸，启迪着人民的智慧，应道人们不断他们所和思考，赋予读者源源不断的审美享受。

四．研究中的不足

大部分的研究中都是基于对其作品的研究，对于与当时的额社会现状结合的信息概念和文学历史转型的结合不太紧凑。今后国内对于莎士比亚对英国民风民俗的研究还应该更多加入一些莎士比亚本人的历史感受的研究。五．参考文献

[1] 王志勇，王宪丽.源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习语[J].大连轻工业技术学院基础部外语室，2005（191）

莎士比亚语言生动广博，灵活有力，其中许多佳话已成为英语语言的精华，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常被人引用，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

[2] 刘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平民情怀[J].信阳师范学院，2010：01-0068-02.莎士比亚坎坷曲折的身世经历造就了他伟大的艺术成就和广博的胸怀，他的创作，尤其在四大悲剧中表达了自己的平民情怀，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对平等的渴望。莎士比亚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平民。[3] 刘小玲.莎士比亚的审美性特征[J].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5）.莎士比亚悲剧几百年了久经传诵，至今任以其经久不绝的艺术魅力涤荡着读者的心胸，启发者读者的探索和思考，赋予读者源源不断的审美感受。他的悲剧的独具特色的魅力在于这些悲剧从思想、生活、艺术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特殊性。作品包含无限，回味无穷，也是的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里源源不断的挖掘新的价值和意义。

[4]普拉曼·马尔科夫著，黄觉校.莎士比亚为什么能在戏剧界保持最前沿甚至超前地位？[J]中央戏剧学院报，2009（4）.[5]李升炜.试论莎士比亚悲剧的本质[J].长春教育学院报，2010（28）.[6]荆莹.谈莎士比亚悲剧的独特风格[J].沈阳大学学报，2008.[7]邓伟英.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人物——析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主人公麦克白悲剧命运的形成[J].吉林教育学院报，2010.[8]彭桂菊.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行动理论[J].长江学术报，2011.[9]刘涛.前论近代早期英国习俗改革[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10]胡丽萍.文艺复兴中的神学阴影[J].社会科学论坛，2007.检索工具：CNKI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

检索表达式：莎士比亚AND英国

英国AND民俗（民风）莎士比亚AND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AND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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