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98年《人权法案》及其对英国宪法的影响
1998年《人权法案》于2000年10月2日在英国正式生效，至此，关于英国是否采纳权利和自由法案的长期的宪法争论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该法案的生效对英国宪法将会产生毋庸置疑的重大影响。通过将《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大量实质性条款引入英国的国内法，《人权法案》在使个人权利在英国法律中概念化方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
一、《人权法案》生效前的英国宪法和个人权利
英国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民主政治的杰出范例。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没有被列入一部“特别重要的”、统一的文件中，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习惯和实践中，它的许多部分由不记录于任何庄严文件中的“惯例”所组成。但这并不是说宪法原则没有成文渊源，许多宪法原则来自于立法机关的法令或者法院的意见。但是这些法定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没有特殊的地位，不优越于其他法律，可以如同其他法律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修改或者废除。英国缺乏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权威和全面的陈述，没有必须通过修改以实现宪法变革的法律文件，英国人更典型地偏爱逐渐发展的宪法实践。另一方面，英国是君主立宪政体，有一个所有的政府行为均以其名义进行的世袭的国家首脑———英王。理论上，英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议会，英王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英王只是一种象征，真正的权力在下议院，即由民主选举的议院。戴雪（A.V.Dicey）主张议会主权，议会在其有权制定或者废除任何法律而不受法律限制这一意义上是至高无上的。议会制定的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被任何人或机构变更或废除。议会的一项法案可能会违反道德或者社会规范，甚至可能被认为是“违宪的”，但是必须得到执行。〔1〕虽然戴雪的议会主权的主张被多次争论，但英国宪法学者中的大多数仍然认为戴雪的立场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管与宪法其他方面有关的优点是什么，英国宪法的弹性特征〔2〕会使公民对他们所拥有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制以及他们与国家公共机构的关系产生不确定感，因为权利没有被以任何全面或者易于理解的方式阐明，而且议会主权学说意味着个人权利只有在大多数人容许的情况下才能享有。在《人权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宪法不包含一个“权利和自由法案”，即一个全面列举个人权利的法律文件，也没有一个对国家施以尊重个人权利的绝对义务的宪法的普遍原理。正如赖特（Wright）勋爵在二战期间的著作中所言，在英国宪法下“没有被保证的或者绝对的权利”，“对英国人自由的保护是在民众的较强的判断力和发展了的有代表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体制下实现的。”〔3〕
（一）政治责任与人权保护
由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受行政责任和议会审查的政治机制的影响，英国的人权保护主要依赖于自我纠正的民主政治这一观念。通过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选举要求政治决策者去寻求和获得全体选民的同意，选民体制发挥着检查和监督滥用权力的作用。这种对政治责任的强调被英国宪法的两个基本支柱———三权分立和法治所补充，二者被认为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任意行使权力侵犯的关键。如同英国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一样，三权分立学说的出现也是渐进的。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4〕4个世纪之后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子爵强调了自由与安全保护思想的重要性：“在像我们这样的宪法里，整个安全倚赖于各部分的平衡。”〔5〕在英国发展的内部权力制衡体制比孟德斯鸠所建议的严格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要复杂得多。立法权被大众选举的下议院（平民院）和非选举的上议院（贵族院）共同行使。行政权不是由独立于立法机关的个人行使，而是由被称为内阁的全体大臣们行使。内阁由首相（按照宪法惯例其必须是下议院的议员）领导，阁员主要来自于下议院议员（他们来自于控制下议院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19世纪，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这种“行政和立法权的紧密结合（几乎是完全融合）是英国宪法有效的秘诀”。〔6〕司法独立于议会和内阁，法官不能因国王的意愿而被免职。就司法权而言，也有一些与其他部门相交迭的部分。[!--empirenews.page--] 最明显的，上议院是英格兰、威尔士或者北爱尔兰的民事和刑事上诉案件以及苏格兰的民事上诉案件的终审法院。上议院的大法官（其是内阁成员，在上议院的辩论中代表内阁；当其在立法职位上发挥作用时负责主持上议院）也是司法领袖，有时候在上议院的上诉案件中充任法官。简而言之，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英国是分散和混合的，而不是严格的分离。除了这种权力分散的复杂体制外，保护权利的另外一个宪法原则是法治。该观念的核心是坚决主张没有人能够超越于法律之上，“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民主进程的限制。”〔7〕正如格里菲斯（J.A.G.Griffith）教授所言，“通过‘法治’，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承认依照已确定的程序而制定和解释的法律的权威性和合理性，我们否认以其他方式制定的‘专断’的法律，以及那种约束法律制定者的法律。”〔8〕另外，法律应当是确定的，任何人的行为在法律没有明确定义为非法时不得受到惩罚。从社会个人的角度来讲，“声明法律的权威高于人类是为了保护公民免于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滥用。”〔9〕
（二）《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国内法的影响受到二元论宪法学说的限制，该学说将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分离。内阁首相代表英国签订条约，但根据议会主权的要求条约本身不能改变英国的国内法，条约不是自我执行的。为了使公约权利在英国法院能够实施，公约条款必须具体体现在议会的某个法案中。虽然《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国家政府间的一个协议）在国际法范围内对英国施以义务，但是在英国国内法范围内其并没有对议会或者内阁施以义务。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公民是毫无意义的。该公约并不仅仅在国家间创造义务，它还创造与其签字国相反对的可实施的个人权利。该公约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与签字国相反对的）那些权利能够被个人主张：可以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ECHR）提起反对某签字国的诉讼。然而，诉讼得到解决的程序是复杂、缓慢和昂贵的。即使请求者坚持通过这种程序并获得了有利的裁决，但是裁决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只适用于个人请求者，并不约束英国法院的判例。而且，英国没有法律义务去修改或者废除任何被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欧洲人权公约》又的确对英国的国内法有些影响。例如，该公约被用作帮助解释模棱两可的法规；该公约规定了行政职能的行使；在特殊时候，该公约被用在新的普通法规则的发展上。然而这些作用又是有限的。立法过程允许参考公约这一规则并非是指以公约取代立法，该规则常常屈从于其他较久确定的法律解释的规则，它并不影响该公约签订之前颁布的法规，而仅仅影响后来法案的解释；没有议会意图使其法案符合公约的一般假定。虽然在与公约一致的意义上公共机构可以行使它们的判断力，但是它们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这样做，它们在做出决定时在法律上也没有被要求考虑公约所列举的权利。
此外，法院尽管偶尔会参考该公约，但更多的是以粗略的方式而很少检查公约权利的实质，法官在发展法律时对人权给予的重视也是很少的。总之，该公约———不管其在英国形式上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显然没有获得宪法地位，甚至连一个非法律的宪法公约都不是。议会和法院很少使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规程，在英国法学院中对公约权利的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被忽视的。[!--empirenews.page--]
二、1998年《人权法案》
政府白皮书《带回家的权利[1][2][3][4][5]下一页 ：人权法案》对1998年《人权法案》的规定进行了描述并说明了该法案的目的。其意图是为所有立法的司法解释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而不是着眼于废除其中的任何部分。该法案没有像1972年引入《欧洲共同体法》那样直接将《欧洲人权公约》引入英国的国内法律体系。相反，1998年《人权法案》确定了《欧洲人权公约》中特定的条款和规约，称为“公约权利”，并将其作为原则渗透入英国的法律。公约权利包括生存权和不得加以酷刑或使受非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惩罚；不得被蓄为奴或受到奴役；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公正审判的权利；尊重个人隐私和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权利；结婚和组成家庭的权利；享受公约权利，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的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的出身、同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而有所歧视；财产权；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自由选举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中的一些是绝对的，但是大多数（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必须与诸如国家安全、公众安全、犯罪预防、健康或者道德的保护，或者其他方面的保护之类的社会利益相平衡。在决定特定的公约权利的范围与含义上，英国法院应当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但是该判例法不具有约束力。相反，英国法院可以自由发展一个独立的人权法学，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给公约权利一个更为扩大的解释。然而，尽管《人权法案》规定公约权利应当有效（就在英国宪政体制内是可能的来讲），但是它对人权法的司法发展施加了一些限制，主要体现在违反权利的主张如何提出以及解决的方式等方面。适用公约权利的方式有所不同，这取决于立法、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普通法的规则是否与公约权利不一致。
（一）公约权利与立法
《人权法案》以三种重要的方式影响立法和立法程序。首先，当提出新的立法建议时它给内阁施加义务。该法案规定，当内阁提出一个新的议案时，负责该议案的内阁成员必须宣布该议案与列于该法案中的公约权利是否一致。如果内阁大臣不能确定该议案是否与公约权利相一致，那么他必须予以声明，并且确认“内阁仍然希望议院继续进行该议案”。尽管这可能会仅仅成为一种形式。
《人权法案》影响立法的第二种方式与司法对立法的解释与适用有关。该法案的第3条确立了一条解释规则，用于解释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10〕在这个规定生效之前，法院只有在立法中发现了模糊之处时才会假设“议会想要使其立法符合《欧洲人权公约》”，即使此时，该假设也常常次于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人权法案》不仅提升了这种假设，使其优于其他的解释规则，而且它排除了在解释立法时必需在参考公约之前找到模糊之处的要求。根据该法案，法院被要求适用这个新的解释规则来对立法进行解释，并给予效力，以便实施公约权利，除非议会法案的条款明显与公约不一致，以至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empirenews.page--] 该法案影响立法的第三种方式体现在第4条。〔11〕《人权法案》第4条授权某些指定的法院在运用第3条的法律解释规则解释立法时，在立法不能与公约权利相调和的情况下，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不一致的宣告的效果是不同的，取决于被质疑的立法的来源。如果“从属立法”———该法案所做的一种分类，包括苏格兰议会、北爱尔兰议会以及威尔士议会的法案，以及按照议会所授予的权力由内阁各部门发布的命令、规则和规章———被发现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法院可以宣告该立法无效和不能执行，除非该从属立法在起草时议会法案已有效防止了不一致部分被去除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议会的某个立法被发现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法院可以宣告被质疑的法案与公约权利“不一致”，但是这一宣告不影响被质疑法案的有效性或者可执行性，也不约束诉讼当事人。对于被宣告“不一致”的法案，由行政部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内阁大臣可以做出修改立法使其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补救命令，但该补救命令必须通过该法案中的“快速途径”（fast track）程序而由议会两院批准。这样，《人权法案》所预期的司法审查就与传统的议会主权观念相和谐了。是否修改或者废除一项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立法的最终决定权属于议会自身。
（二）公约权利与公共机构的行为
《人权法案》第6条确定，当公共机构以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为时为非法。〔12〕所谓“公共机构”，广义上是指其功能具有公共属性的“任何人”。这一概念囊括了中央、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包括行政机构。该法案明确规定法院与法庭应当被认为是公共机构。政府白皮书指出，第6条义务应当扩大至警察、入境检查员和监狱官以及对以前属于公共部门的行为负责的团体（如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在它们发挥公共职能的范围内）。第7条规定，任何人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违反了或者意图违反某项公约权利时，可以直接根据该法案提出主张。〔13〕如果法院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预期的行为）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它可以准予这种救济或者补救或者做出命令（在其认为是正当和适当的权力范围内）。在替代性的补救不足以补偿该公共机构行为的受害者时，该公共机构可能会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质上，该法案创造了一个违反公约权利的侵权行为的新公法。但是，当司法部门执行新公法，按该规定调整立法解释时，《人权法案》对该项权力施以谨慎限制，以便保持传统的议会主权概念。首先，尽管该法案将“公共机构”进行广义的定义以便包括公共和私有团体的广阔范围，但是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被明显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其次，如果受质疑的公共机构的行为被议会的某项法案有效授权的话，那么基于该法案第6条的某个诉讼或者辩护将会失败。
（三）公约权利与普通法
《人权法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公约权利与普通法之间产生争议时确保其间的协调性。这通过明确规定法院和法庭是“公共机构”，有义务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而实现。为了遵守该义务，在将普通法原则运用于纯粹的私人间纠纷时，司法必需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该法案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显见的一点是，该法案全部的目的与第6条施于法院和法庭的义务要求当阐释判决的普通法理由时须运用公约权利。当然，这一观点并非无可置疑。理查德·巴克斯顿（Richard Buxton）爵士认为《人权法案》确定的公约权利的内容与《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是同源的。〔14〕既然《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仅仅是对抗政府的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对抗其他公民的权利，《人权法案》中的公约权利只有在与公共机构的行为相关而不反对私人行为时才可以被实施。该论点在那些提倡对基本权利采取“垂直”保护方法的人中得到支持：《人权法案》应当仅仅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保持在该法律的范围之外，以使私人领域免受国家干涉。〔15〕相反，威廉·韦德（William Wade）爵士主张《人权法案》应当被给予完全的、直接的“水平”作用，即在由普通法规则所定义的私人权利的范围内完全实施。〔16〕其立论的基点在于，国家是由所有的法律关系构成的，法律自身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因而国家行为无处不在，即使对于该法律是普通法时也是如此。法律规范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威廉爵士将这种理解归于对法案第6条的“字面”解释，法案将法院定义为公共机构，认为公共机构与公约权利不一致[!--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的行为为非法。那么不管诉讼包括国家还是私人个人，如果某个公约点出现的话，法院的判断必须与该权利一致。大多数英国宪法学者对于《人权法案》对普通法的影响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趋向于处在理查德爵士和威廉爵士所采取的立场之间。〔17〕大多数人对于该法案“要求法院和法庭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不管是在解释法律还是在宣告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原则上）表示同意。”〔18〕正如默里·亨特（Murray Hunt）的解释所言，“在私人关系不被法律调整的范围内，私人关系不受干扰，但是一旦法律调整这些关系，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私人性质。”国家（包括司法）必定要“以支持和保护基本权利的方式”来制定、执行、解释和适用调控这些关系的法律。〔19〕然而，由于公约权利自身并没有设定起因于私人参与者的关系的诉讼新理由，只是可能被法院在解释和适用以前的法律时所依赖，因此《人权法案》的水平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相当间接。
三、《人权法案》与英国宪法
《人权法案》生效后立即被赋予了宪法意义，它对议会主权传统与权利宪章所需要的现代观念的调和被很多人赞誉为“显示智慧的美好的东西”“、议会立法者艺术的精巧的展览会”。但同时，主权概念的通融也意味着法案不能按照许多现代宪法的式样保护基本权利，这一独特特征成为评判《人权法案》对英国宪法影响的良好开端。
（一）非确定的权利
宪法至上是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特色，在最低程度上，这种宪法理论昭示着宪法是区别于并且高于其他法律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并且宪法的修改也必须经由较普通法律更为复杂和严格的程序。如果按照宪法至上的理念衡量，《人权法案》无疑是失败的———其在保护个人权利上仅仅是开了空头支票。该法案没有确定地保护所列举的公约权利：这些权利可以被修改而且该法案自身也可以被下议院的简单多数票废除；该法案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不能自动撤销以前与之不一致的法案。尽管《人权法案》要求法院运用法案中所列举的公约权利来调和以前存在和后来颁布的立法，但是法院不能使议会的不一致立法无效，它们只能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且不影响其有效性。该法案清楚地允许议会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考虑公约权利。当某项议案置于议会面前时，负责的内阁大臣可以清楚地声明内阁想要推进该议案，即使其与公约相抵触；并且，当法院宣告某项立法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时，内阁可以拒绝修改或者废除它。总之，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受《人权法案》保护的权利是受议会主权支配的。”〔20〕
但是，如果将其置于宪法至上理念之外，《人权法案》还是有其乐观之处的。虽然《人权法案》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普通法案，但是从政治上讲，废除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立宪主义的背景下，宣告立法无效的权力和宣告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权力之间的区别或许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霍夫曼（Hoffmann）勋爵所言，“如果法院做出不一致的宣告，那么内阁和议会所承受的使法律一致的政治压力将会是很难抵抗的。”〔21〕或许法院会谨慎地解释公约权利，尤其是在最初之时，并且会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不是不一致的宣告）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以尽量避免与行政部门发生直接冲突。英国立宪主义的稳定性与保守性将会有效地使公约权利免于被废除并且使对这些权利的违反（通过法律可获得允许）在政治上不可行。尽管英国体制因应贵族政治倾向而备受指责，但是议会已经表明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保护它们的责任感。《人权法案》通过要求议会在建议和颁布立法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特别考虑人权问题加强了这一特征。[!--empirenews.page--] 另外，《人权法案》可以被认为是在美国权利和自由法案基础上的另一种方式的改进，但该法案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在美国，“国家行为”学说意味着仅仅在对抗政府机构或者私人团体（必须是其行为与政府紧密相连甚至有效地充任了政府角色）之时，权利才可以被主张。而根据《人权法案》，所有“公共机构”的行为均被包括在内，包括范围广阔的非政府组织，如公用事业企业以及法院和法庭。大多数学者相信，公约权利将会促进调整私人行为的制定法的解释和普通法自身的发展。《人权法案》的间接的水平作用与美国（只有很少的例外）的权利和自由法案仅仅是垂直的适用形成对照。
（二）《人权法案》与司法
格里菲斯教授认为，宪法“通过主要机构之间的工作关系而形成”，这些机构“可能很大程度上在它们的构成上保持不变（如果不是它们的成员人数的话），但是这些关系却在不断地改变”。〔22〕议会与 司法之间的关系便极其深刻地受到《人权法案》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讲，法院一直寻求贯彻议会的意愿，但是在人权领域，议会将会贯彻法院的意愿。”〔23〕虽然议会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做出由“不一致”宣告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任何改变，但作为“政治事实”，议会会做出明智的反应。《人权法案》体现了基于宪法的从行政部门到法院的潜在和重大的权力再分配。首先，法院在解释角色上发生重大改变。法律解释的目的解释方法将会在适用《人权法案》时被追求，包括“铸造法律至法院认为法律所应当能够达到的程度”。这是对传统的原义分析方法的重大违背。《人权法案》指引法院“只要有可能”则要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去解释所有的立法，而不必考虑在按照公约解释立法之前首先找到模糊之处。“作为与公约相一致，法院必须解释的不仅是那些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有两种含义时这一意义上产生的含糊的规定，而且还包括那些在上述情况下没有含糊之处，除非对公约权利进行了明确限定。”〔24〕
传统上，英国的司法审查被限定于公共机构的行为而没有扩大至议会，且针对的问题也较为狭窄，即某个行为是否是不合理的、违法的或者程序上是不适当的。《人权法案》不仅通过使议会法案服从法院审查而扩张了法院的角色，而且通过均衡性审查（proportional-ityreview）深化了法院角色。欧洲人权法院在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审查立法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长期使用均衡性原则，其要求审查：某项立法或行政行为对某个公约权利的限制是否与公约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25〕该原则要求对政府行为的目的和方法进行广泛的检查，这与美国法院使用的“中度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26〕和“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27〕相类似。尽管均衡性审查从未被英国法院完全排斥，但是它因政治上过于敏感而受到抵制（因为它要求法院用自己的判断来代替根据议会命令做出的政府部门的判断）。随着《人权法案》的到来，均衡性审查事实上成为强制性的，而且上议院已经在适用该法案的早期判决中使用了该原则。[!--empirenews.page--]
（三）《人权法案》与人权文化
在布莱尔（Blair）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创造一个新的“人权意识文化”———得到实现的过程中，《人权法案》起着辞旧迎新的分水岭作用，人权关注将持续地成为英国全部社会信仰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对于社会信仰体制的创建，法律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但是《人权法案》对英国宪法真正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其将人权语言引进了普遍的公众讨论中。新的“人权文化”不仅影响了大众舆论，而且塑造了制度行为的模式。
在英国，宪法原则如同法律原则一样，在本质上不被认为是全部或者是根本的。黑莱尔·巴奈特（Hilaire Barnett）曾经强调：不管一个国家是否有成文宪法或者权利和自由法案，对个人权利的实际保护并非仅靠参考成文规则来解释。不管保护权利的形式怎样，在任何社会，民主政治进程、政治实践和可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接受的政府行为准则都是至关重要的。〔28〕《人权法案》对制度行为和制度心理的影响或许比其对大量的法律学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为使公共机构有时间审查他们的政策，也为使法官能够适应迅速推进该法案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人权法案》迟延两年才予以实施。这两年经历了一个在政治家、媒体、律师以及整个社会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史无前例的大讨论。这种讨论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人们相信，这种讨论将会有助于改变对公民权利在制度和通俗意义上的理解。由该法案引进到英国宪法中的价值如果能够“被行政人员和立法者适当地主观化”，这些价值将会“为政治和宪法决策贡献一个合理的道德基础”。而且，该法案所创造的权利意识环境将会使议会以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使主权时，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将更加困难。
四、结语
《人权法案》所采取的保护权利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传统英国人对民主政治的倚赖与美国和德国对司法典型倚赖之间的妥协。尽管该法案保留了戴雪所阐述的议会主权的理论模式，但是它明显扩张了司法角色。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党内阁在争论是否制定《权利和自由法案》时，主张者强调，一部权利宪章“将会有助于对基本价值的更加系统的关注以及关于它们的更有见识的公众讨论；将会从总体上引起制定、适用和解释法律的相应改变”。〔29〕通过使法官和政府官员对人权问题敏感起来，通过要求他们在行动时顾及公约权利，以及通过将人权概念引入公众日常讨论中，《人权法案》将会达到这些目的。然而，正如黑莱尔·巴奈特所言，该法案的效力将取决于法官坚定地保护和解释公约权利以反对政府侵犯的意愿；取决于政府做出补救命令以确保服从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宣告的意愿；取决于公民个人以怎样的精神在法庭上主张他们的权利。〔30〕最终，人权法案的成功将取决于个人权利在英国的宪法文化中是否处于核心地位。
注释：
〔1〕戴雪：《英宪精义》（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E.C.S.Wadeed.，1959，10thed.，p.39.[!--empirenews.page--] 〔2〕英国宪法的弹性特征可归因于英国宪法的“不成文”性和议会主权。因为宪法中的许多内容是不成文的，宪法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这使得因应社会或者政治发展需要修改宪法时会很便利。议会主权意味着议会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权，议会可以制定、颁布新法律，也可以废除过去的制定法，还有权修改或废除判例法，也有权改变自己的决定，即所谓“没有一个议会能够约束未来的议会行动”。
〔3〕Liversidgev.Anderson [1942]A.C.206，261（H.L.）。
〔4〕参见[英]梅特兰：《英国宪法史》（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lsted.，p.20-21.〔5〕参见[英]巴奈特：《宪法与行政法》（Hilaire Barnett，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Cavenedish Publishing Ltd.，2000，3ded.，p.124.〔6〕参见[英]白芝浩：《英国宪法》（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Ed.R.H.S.Crossman.London： C.A.Watts.1872，2ded.，p.10.〔7〕同注[5]引书，第723页
〔8〕参见[英]格里菲斯：《普通法与宪法》（J.A.G.Griffith，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Law Q.Rev.117，2001，p.46.〔9〕同注[5]引书，第723页。
〔10〕《人权法案》第3条规定：“（1）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2）本条———（a）适用于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b）不影响任何不一致的基本立法之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c）如果（不虑及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对不一致的废除，则不影响任何附属立法的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
〔11〕《人权法案》第4条规定：“（1）第（2）款适用于法院在任何诉讼中确定一项基本立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权利一致。（2）如果法院确定该规定与公约权利不一致，它可以作出不一致的宣告。（3）第（4）款适用于法院在任何诉讼中确定一项根据基本立法所授权制定的附属立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权利一致。（4）如果法院确认以下情形，可以发表不一致的宣告：（a）某项规定与公约权利不一致，和（b）某项（不虑及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对不一致的废除。（5）本条所称”法院“意指：（a）上议院；（b）枢密院司法委员会；（c）军事法院的上诉法院；（d）苏格兰高等刑事法院（并非初级法院），或高等民事法院；（e）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6）本条中的宣告（”不一致宣告“）：（a）不影响法律规定的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和（b）不拘束诉讼当事人。
〔12〕《人权法案》第6条规定：“（1）公共机构实施了违反公约权利的行为是违法的行为。（2）第（1）款不适用的行为有：如果（a）该机构的行为符合基本立法的某项或者多项规定；或（b）基本立法或者根据基本立法作出的某项或多项规定不能以与公约权利一致的方式解释或生效的情况下，该机构正实施那些规定或者使其生效的行为。（3）本条中”公共机构“包括：（a）法院或法庭，和（b）任何其职责具有公共性质的人，但是不包括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4）第（3）款中的议会不包括行使司法职能的大法官法院。（5）依第（3）款（b）项，在某具体行为中，如一个人的行为属私人行为，其就不是公共机构。（6）”行为“包括不作为，但不包括未实施的下列行为：（a）向议会提出法案的建议；或（b）制定基本立法或补救命令。[!--empirenews.page--] 〔13〕《人权法案》第7条规定：“（1）如果主张某公共机构在某方面实施（或意图实施）违法行为可以通过第6条（1）款：（a）依据本法案到适当的法院或法庭对该机构提起诉讼，或（b）依据公约权利或与任何法律诉讼有关的权利，但只有他是（或可能是）该非法行为的受害人时才可以进行上述诉讼。„„”
〔14〕参见[英]巴克斯顿：《人权法案与私法》（Richard Buxton，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Private Law），LawQ.Rev.116，2000，p.50.〔15〕参见[英]亨特：《人权法案的“水平影响”》（Murray Hunt，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Pub.L.1998，p.424.〔16〕参见[英]韦德：《水平状态的视野》（Sir William Wade，Horizons of Horizontality），LawQ.Rev.116，2000，pp.219-221 〔17〕参见[英]格莱伯，丘伯那：《艺术与金钱：私人领域的宪法权利？》（Christoph Beat Graber Gunther Teubner，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Oxford J.LegalStud.18，1998，p.61；马克斯尼斯：《隐私、言论自由与人权法案的水平影响：德国的教训》（Basil Markesinis，Privacy，Freedom of Expression，and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Bill： Lessons from Germany），LawQ.Rev.115，1999，p.47.〔18〕参见[英]莱斯特，派内克：《人权法案对私法的影响：爵士的动议》（Anthony Lester David Pannick，The Impa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on Private Law： The Knight‘s Move），116LawQ.Rev.116，2000，p.383.〔19〕亨特，同前注[15]引书，第434-435页。
〔20〕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118页。
〔21〕参见[英]霍夫曼：《人权法案与上议院》（Lord Hoffmann，Human Rights and the House of Lords），Mod.L.Rev.62上一页[1][2][3][4][5]下一页，1999，p.160.〔22〕格里菲斯，同前注[8]引书，第42页。
〔23〕582Parl.Deb.，H.L.（5thser.）（1997）1275.〔24〕参见[英]埃文：《人权公约一体化下的人权发展》（Lord Irvine of Lairg，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n In-corporated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Pub.L.1998，pp.228-229.〔25〕例如，国家对公约第8-11条所列的权利（隐私权、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的干涉只有在符合以下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促进实现合法的目的，并且“在民主社会中是必要的”。最后这一要求意味着干涉必须符合迫切的社会需求，特别是要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适应。为达到目标所使用的手段的精确性必须取决于有分歧的权利的性质和国家干涉该权利的性质。See Olssonv.Sweden，130 Eur.Ct.H.R.（ser.A）at 31，11Eur.H.R.Rep.259，285（1988）。
〔26〕“中度审查”是审查的中等水平，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为与促进一个重要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有实质性联系（或有很强的联系）。[!--empirenews.page--] 〔27〕“严格审查”是审查的最高标准，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为对于促进切身利益（或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完全适合的（或几乎完全必须的）。
〔28〕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10页。
〔29〕参见[英]莱斯特：《欧洲人权与英国宪法，变化中的宪法》（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European Human Rights an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Jeffrey Jowell Dawn Olivereds.，1994，3rded.p.40.〔30〕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938页。
第二篇：欧盟宪法草案对欧盟人权保护机制的影响 (The Draft Constitution an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in aspect of the human rightsshort review of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European Union the new points in aspec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3.1 common values
3.2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3.3 other changes could affect the human rights arisen questions
4.1 the protection different from under the Convention
4.2 the two courts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conclusions in a historical view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in aspect of the human rights
“Conscious that Europe is a continent that has brought forth civilization;That its inhabitants, arriving in successive waves from earliest tim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values underlying humanism: equality of persons, freedom, respect for reason” Extract from the preamble to the draft Constitution
In past 16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EU hereafter)has marked itself through a series of changes.From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in which the Union committed itself to create a single market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on its territory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services as well as capital, to Maastricht Treaty, which brought the Union into reality and led to common foreign polic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justice and internal affairs as a higher level cooperation among Member States.Then the following Amsterdam(1997)and Nice(2001)Treaties,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placed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matters and established the frame for the Union as a legitimate institution, in which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integrated in a large region would have common historical direction and splendid future before them.Just before the door of enlargement of the Union, it was argued that the Union has to improve democracy and transparency as well as efficiency, in order to outlines the EU’s purpose and competence clearly and streamline structures so as to prevent paralysis, therefore a new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on is determined to replace the EU's series of key treaties in passed over the last 50 years as a single document.Under leading of former French president and master draftsman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set about its work of drafting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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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ally come to lif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1948(UDHR)with reorganization of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respect for inherent dignity as well as the equal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This declaration states explicitly that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humans have to be guaranteed without distinction and destruction by any group, state or person.These principles were broadly accept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origin of the EU(EC)and the historical separation in Europe after WWII, we denote only the contracting countries of European Community.For the Member States of EC, the Council of Europe has been up to now the most important instrument, which established in 1949 as a result of the Congress of Europe in The Hague , and took for the basic of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he Council accepted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grated it in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the Convention hereafter), which and its 12 protocols turned out to be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Europe.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vention, the other two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same ag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e.OEEC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didn’t include relevant clause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to their founding treaties.Since it was agreed at that time, the Council of Europe would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values, whereas the OECD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ere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restoration of Europe.The reason of separate organizations was based on a view to avoiding economic excuses for future inhumanity.Another reason came from the thought, which believed tha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et forth in the Community Treaties could not lead to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Furthermore, the original Member States in the Treaty of Rome feared, that the inclusion of a “bill of rights” in the Treaty might have brought about an undesirable expansion of Community powers, since it could lea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to interpret their powers as extending to anything not explicitly prohibited by the enumerated guarantees.Under the regime of Council of Europe, a lots of achievement of human rights improvement has been reached ,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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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EU, another mechanism o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which does not totally rely on the Council of Europe has derived out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lack of provisions rul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EC did not prevent the EC and the later European Union from providing care for the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iolations on human rights.Naturally, how could a swelling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as EC, which has been continually strengthening its power in all social aspects, does not involve in human rights issues especially w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rights nowadays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both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tages? Regarding to EU, The protection system has been formed in three aspects.First of all, the legisl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EU.Since there were no Member States of EU(EC)which accedes to the Community without being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it impose obligations on the Member States that they should ensure that the internal laws and practices comply with the human rights standards set out in the instruments.Very member states in EU have recognize the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Convention and incorporated them somehow into national laws, most importantly, provided constitutive protection as the basic legal resource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For example in Germany, Basic Law(Grundgesetz)Art 1 to 19 deliver explicit provisions even beyond the Convention;the same case as part VIII(§71-85)in Constitution of Denmark;in Britain the Act of Human Rights came into force on 2 October 2000 steers extending a ways, in which the Convention can be used before domestic courts.Certainl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 human rights lessons, the basic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uld only be afford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rough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excise of authoritative power.Secondly, the institutions and legislation at the EU level acts also with high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he EU has showed it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has explicitly confirmed the EU's attachment to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The Amsterdam Treaty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ntended to secure their protection.It was ascertained, as a general principle,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should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upon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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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s founded.For the first time a procedure is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which severe and continuing violations of Fundamental Rights can lead to suspension of voting and other rights of a member state, if the Union determined the existence of a serious and persistent breach of these principles by that Member State.As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they should also respect these principles to join the Union.Furthermore, It has also give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the power to ensure resp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by the European institutions.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ner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perations, in order to reach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and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EU also need its rule respecting for human rights.Such cases we have are for instance the EU Council’s regulation o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gulation(EC)No 975/199 and Council Regulation(EC)No 976/1999 for example, are aimed at providing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aid for operation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s well a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tc.Likewise, at their meeting in Cologne in June 1999, EU leaders declared that in respect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progres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pplicable at Union level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namely be consolidated in a Charter and thereby made more evident.They argued, that the legal resource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come from not onl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 but also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drawn up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as well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hey also include EU treaties themselves and from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As a result, a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the Charter hereinafter)was sketch out, which highlighted the EU’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for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for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through listing more rights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the common values comparing the early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We will continue to concentrate on the Charter in point 3 since it has been integrated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as a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Finally, the opinion and case-law of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 hereafter)also have immens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rumen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ithin E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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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e content of the Charter
The Charter was designed as a political and legal objective of EU while the EU has entered a more resolutely political phase of integration.A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d in its Communication of September 2000: “The Charter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Europe as a political force, which is evolving into an integrated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simply as a consequence of citizenship.It is an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 both for the citizens of Europe in relation to politicians, administr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s a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operators.” Besides,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list of rights contained in the Charter offers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the common values that must be respected in a wider environmental entity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a common language on fundamental rights in EU.The Charter presents better practical protection for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EU.Most of these rights are indicated in both the case law of the ECJ and Article 6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However,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Charter, it is anticipated, the EU citizens need neither to consult the case law of the ECJ nor to read the articles of the complex treaties, in which the provisions refer to yet again other sources such as the ECHR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s of Member States, in order to get a clear consciousness of their rights.Indeed, the articles in the Charter are grouped explicitly around six fundamental values: dignity, freedoms, equality, solidarity, citizenship and justice.While most of the rights listed are granted to everyone, some certain rights are granted to specific groups of people: i.e.children, workers Union citizens , Citizens of the Union and nationals of non-member countries residing in the Union
As we have mentioned in point 2, the Charter could be regard as a syncretism by means of absorbing rights from broader recourses besides the ECHR.Thus the content of the Charter is broader than ECHR provides, while the ECHR is restricted only to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For example the Article II 8 in the Chart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s derived from Article 286 EC Treaty;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Article 8 ECHR;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f 28 January 1981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Article II 10 2.paragraph 2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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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ts.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as also acted on the Charter.In a significant judgment of 3 May 2002 the Court even changed the rules governing individual access to the European courts, making reference to Article 47 of the Charter, which guarantees individuals whose rights are violated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before a tribunal.In any case it is obvious from above discuss, though the declaratory character of the Charter does not have legal binding as far as the legislative status of the Charter is concerned, it has already unchallengeable impact.S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i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and method.Now as the Charter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it become directly binding i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come into force after ratified by member states.3.3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Convention
The Union had currently no competence to adhere to the ECHR, while this competence i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Union will endeavor to adhere to the ECHR.It was declared, that as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in the Constitution, adhesion to the ECHR does not mean any change to the Union's powers as defined in the Constitution.The full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and adhesion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alternative steps, because the Charter does not function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ECHR.In this context Article II 52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makes clear, that the Charter respects the Convention, its protocols, and the case law develop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The rule seems simple: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shared by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harter have the same meaning in both texts, even if the wording of the Charter is different, either in an attempt to update the Conventions text written in 1950 or to create a shorter and mor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version.However, it is all what the Charter and the draft Constitution seek? Most importantly, what highlights in the Charter such as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s not a new pledge, but they why the Charter reaffirms explicitly and makes them perfectly, then upgrade them to constitutive rights? According to my view, the adhesion to ECHR seeks the minimum security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there is no reason to allege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respecting the Convention must be accurate for the EU, especially along with the growt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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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at many countries of East Europe attended including Russia.After all, the status of Council of Europe becoming more pan-European after a astonish increase of the members after collapse of the socialism block after 1990.The criteria of being a member of Council of Europe is distinct from those of join the EU.If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uld reach common understanding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through its mechanism such as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and achieve the Convention’s aims as provide remedies suitable for all the members under ECHR, then, such situation may be not the case today.Since it is likely undue that one can claim fair and working condition easily in large eastern European area wher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 up to almost 15%;it is also impossible to enforce some new set-up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good administration as in the Charter states, on the contrary, too.So accordingly, the Charter avoids imposing limitations on rights that are unlimited in the Convention, as this would seriously lower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fforded by the Charter.Actually, as it states in the fin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The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52 § 3 of the Charter serves to clarify that this article does not prevent more extensive protection already achieved or which may subsequently be provided for(i)in Union legislation and(ii)in some articles of the Charter which, although based on the ECHR, go beyond the ECHR because Union law acquis had already reached a higher level of protection(e.g., Article 47 on effective judicial protection, or Article 50 on the right not to be punish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Thus, the guaranteed rights in the Charter reflect higher levels of protection in existing Union law.Then the Charter further includes a standstill clause: Article II 53.It sets out to preserv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lready afforded by Un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of application, as well as Member States’ co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is clause also makes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Convention, stresses that the Charter cannot undermine rights already guaranteed by that agreement.Clearly, that means it is the Convention which supplies the minimum protection as the lowest standard but the aim of the Charter of EU is to provide fundamental rights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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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读《民主宪法人权》有感
读《民主宪法人权》有感
无名小子
近几天读了费孝通1946年出版的《民主宪法人权》，此书历经70年，仅五万来字，其内容简单朴实、通俗易懂，既无说教式的高谈阔论，也无高大上的专业术语，反而以聊家常的方式娓娓道来，让读者倍感亲切。作者对民主、宪法、人权做了自己的理解，既联系美国、英国、德国的事例，同时又对70年前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思考。
民主、宪法、人权虽短短六个字，但其中的内涵恐怕非三言两语所能讲的明白。一个社会的情态，是由民族、民情、制度等相互作用而得到的结果，而不是高深的理论或者某个政治人物的一句口号所能决定，他们的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此书的理解，既是一篇读后感，也算一篇导读吧。
第一节是《人民、政党、民主》。对人民的权力、政党的作用做出了分析。民主国家的政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整理民意，使政党实行的纲领能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其二是推举人才，让有才之人到政治机构做官。确保政党达到这两个目的，需要两个基础。其一是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其二是用选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员的任免。可见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民主带来的结果。自由才是社会所必须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与其要平等，不如要自由”.平等看似美好，却是外部权力强制介入的结果，让本不平等的个体平等起来，这其实是违背人心意愿的，而自由才能确保人们不做违背意愿的事。但自由如何得到，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许如哈耶克的观点：“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只有深刻认识到经济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前提，才谈得上如何去追求自由，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道路径。
第二节是《言论、自由、信用》。作者通过自己与朋友的一场辩论展开，以自己看到的壁报，以及在伦敦海德公园关于自由的演讲作为线索，谈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言论自由从表面上反映意见的纷杂，但其目的力求达到行动上的一致。若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看到的表面虽是一致，但行动上恐怕相互掣肘，充满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这种情况反而对社会是有害的。言论自由的基本准则是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从言论的辩论中达成共识。他需要我们相信别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允许他人发表意见，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欺骗的言论横行无忌，却无人敢于站出来戳穿。
第三节是《协商、争执、智慧》。讲述美国1787年起草第一部宪法的故事。他们如何抛弃成见，在自由的辩论中，历经重重困难而达成共识。在达成共识之后，所有代表为这个共识努力的说服各自所在州，从而共同推动联邦政府的成立。这不仅让人感慨，我不知是美国因伟大人物而幸运，还是伟大人物因生于美国而伟大？这些我们不得而知，政治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宫墙内的刀光剑影，尔虞我诈。我记得看完《资治通鉴》的时候，不仅感慨万千，这部堪称史学的经典，影响众多历史人物，他们从中学到的是智慧还是权谋呢？当然我不否定我们民族的伟大人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需要善待我们的英雄。但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更希望英雄带给我们的是智慧。
第四节是《宪章、历史、教训》。通过学习美国制宪会议的故事，引起作者与学生们的讨论，指出中国与美国情形的不同（这些需要美分们多多学习，不能逢美必唱赞歌，必须认清其中的不同）。接下来作者引出英国制宪会议的历程，从约翰王和大宪章，到1688年《人权法案》的签订，其间既有流血的革命，也有不流血的革命，终于将王权限制在法律之下，人民的自由得到保障。英国的宪政束缚了王权，将权力控制在笼子里面，同时还人民自由，从此奠定未来二百年“日不落帝国”的政治基础，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反观1688年的中国，清朝入主中原，成为最后一个王朝，不仅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还将皇权制度推向鼎峰，何其可悲。
第五节是《波茨坦、磨坊、宪法》。本节以无愁宫后风车的故事为线索，讨论权力与法律的关系。虽然有人已经论证，这个风车的故事极有可能是虚构的，但从侧面说明，人们对于将权力限制在法律之下是多么的向往。在君主制的时代，虽君主开明如尧舜禹汤，但又能如何？明君仍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更有甚者，进一步的架空法律，攫取人民更大的权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明君总是少数，我们怎能寄希望于这个少数可以给予人民幸福呢？
作者还讨论现代国家若非法治，而是警察国家，那么人民的权力谁来保障呢？警察将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比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时代。如果只有宪法，形式上的宪法，而立法机关不向人民负责，那么法律怎能保护人民的自由呢？可见宪法的精神需要深入人心，所有人都自觉遵守宪法精神，才能确保宪法维护人民的自由。
第六节是《人权、逮捕、提审》。讲了一个当时国民政府滥用权力的例子，三嫂一家被无缘无故的逮捕，从而被迫卖掉产业，花钱才得以避免这场无妄之祸。这既是三嫂的不幸，也是当时所有人民的不幸，其悲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权力大于法。面对权力大于法的情形，只有权力才能保护人，法律根本无力为之。但我们都知道，权力只能保护拥有权力之人，而法律才能保护所有人。若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人权被肆意践踏，那不仅是三嫂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法律不能限制权力，反被权力肆意践踏，那么留给人民的还有什么呢？
第七节是《特务、暴力、法律》。其中讲到暴力是法律的天敌，在暴力之下，谁能指望法律还有一席之地。执政者与人民之间，本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一旦暴力游离于法律之外，特务成为统治的工具，谁来保障契约的履行呢？所以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要坚守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的契约，而法律代表的必是全体人民的意志。
第八节是《住宅、警管、送灶》。指出人民的权力被损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剩下的必定是人民的反抗。警管也好，随意搜查他人住宅也罢，谁破坏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只会加倍的还给他，这就是作者“送灶”的意思，但这种方式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出现的。只有全体人民遵守契约，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达到平衡。只有如此，即不会出现警管，也没有送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作者虽是写给当时的国人，为如何理解民主、宪法、人权提供了一面镜子，但作为一本床头灯读物，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中的道理仍然振聋发聩。1946年的国民政府时代早已过去，三嫂的悲剧已成为历史。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满目疮痍的中国，变成而今蓬勃向上的英姿，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变得更好，更有自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以开放的眼光和心态走向世界，融入国际。
第四篇：英国宪法惯例
英国宪法惯例
国王统而不治
这是在确立议会权力至上、议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权力的《权利法案》（1689年）实施后逐步形成的一项关于英王权力地位的宪法惯例。
在《权利法案》通过之前，议会本身的存废以及议会通过的法律，往往是以国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可以决定召集议会来为其征税，可以很容易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而作为内阁前身的枢密院，只是协助处理政务的咨议机关，国家的实际政务由国王个人决断。
在《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权力至上的宪法原则后，议会享有最高立法权，国王既不能随时解散议会，也不能不经议会同意而立法和征税。枢密院演变而内阁后，内阁全权处理政务，这样，国王昔日在立法和行政方面享有的实际权力，已经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对直接参加议会、内阁活动的兴趣减退。
1714年，德国人乔治一世被加冕为英王，乔治一世本来就是一个庸俗之人，即位时年级又较大（54岁），加上他不懂英语，因而即位后的前几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自己的德国汉诺威领地，很少来伦敦出席内阁召开的会议。有时即使出席了了内阁会议，也因听不懂议员和大臣的发言内容，不能直接在内阁会议上对内阁的议事活动做出实际影响。鉴于这种情况，1717年议会做出决定，国王无需出席内阁议会。
以后，关于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的问题，曾出现反复，在1760年至1820年间，乔治三世曾力图重振王权，但是由于众议院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这样国王就成为脱离实际政务的统而不治的虚君。“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法惯例由此形成。
国王不能为非
这是指国王永远没有是非错误，国家政策中出现的一切错误，都不能归咎于国王，国王永远不对国家的任何政治决策负政治责任。
这一宪法惯例之所以形成，主要原因是：在责任内阁制度形成以后，国王的一切政务活动都是根据内阁的安排进行的，以国王的名义公布的法律和决议，凡不经内阁副署都是无效的。而一经内阁首相或有关大臣副署，国王便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其责任由内阁承当，内阁不能将其执政活动中出现的错误责任推诿于国王。
从表面上看，这一宪法惯例似乎是为过往的行为解脱责任，然而在实质上，它是对国王行使权力的限制。因为根据这一宪法惯例，要使国王永远保持没有政治错误的形象，国王就不能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如果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就难免有错误）。这样，资产阶级巧妙地将国王排斥在政治决策之外，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和内阁决策和行使国家权力。
首相主持内阁政务
由于乔治一世经常不出席内阁会议，议会便于1717年做出决定，国王无需出席内阁会议并主持内阁会议。在国王脱离了内阁政务后，由谁来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工作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721年，乔治一世决定由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罗伯特·沃波尔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行使职权。罗伯特·沃波尔通过掌握内阁会议的主持权，成为内阁诸大臣中权力地位最显赫的首席大臣，此后人们逐渐称其为首相，首相主持内阁政务、领导内阁的宪法惯例便由此形成。今天，人们习惯于把1721年看作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内阁形成的历史年代，把罗伯特·沃波尔看作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内阁首相，并且根据罗伯特·沃波尔当时担任财政大臣职务的情况，形成了内阁首相总是兼任财政大臣的宪法惯例。此外，英国把200多年前罗伯特·沃波尔任首相时在伦敦唐宁街10办公的地点，至今仍作为英国内阁首相主持政务的办公官邸。
首相自行组阁
首相主持内阁政务的宪法惯例形成之后的100多年内，首相只是有主持内阁议会、领导内阁工作的权力。1834年英国内阁首相更迭频繁，先后有4位首相上台。在罗伯特·皮尔就任首相后，感到内阁的稳定，就要组织一个能与首相合作的内阁班底。对罗伯特·皮尔首相便自行挑选政府大臣，进入内阁成为内阁成员，国王则按照首相意见任命。从此，首相自行挑选政府大臣以及内阁（报请英王批准）的宪法惯例由此形成。
内阁失去信任应辞职
议会取得最高权力以后，为使议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与能够被内阁在实际中给予贯彻执行，实现议会立法与内阁施政的一致，就需要由被议会信任者来组织内阁，实行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制度。为此，安妮女王在位期间（1702－1714），总是选择任命议会众议院信任者担任内阁大臣，而议会众议院所信任的内阁大臣，又都属于议会众议院多数党一派，这样便形成了内阁由议会众议院多数党组成的宪法惯例。
1742年，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议会众议院多数议席的辉格党发生内讧，不少议员对内阁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执政方式不满。在野党议员，借此机会，提出了要求罗伯特·沃波尔首相以及内阁集体辞职的议案。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前后夹击下，罗伯特·沃波尔首相被迫与全体内阁大臣集体辞职，从此创立了内阁的施政方针若得不到议会众议院的支持和信任时，内阁全体成员应该集体辞职的宪法惯例。
首相解散议会众议院
1742年形成的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可以迫使内阁集体辞职下台的宪法惯例，使议会在与内阁的关系中占了上风。这种议会较内阁处于优势地位，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为了平衡议会与内阁的关系，在议会与内阁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制衡的格局，42年后即1784年又形成了内阁首相可提请英王解散议会众议院的宪法惯例。
1783年12月，年仅24岁的小威廉·皮特出任内阁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但是第二年，议会众议院对小威廉·皮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要求首相下台。在这种情况下，小威廉·皮特要求英王乔治三世提前解散未到期的议会众议院，重新选举议会众议员。为了使内阁保持相对稳定，乔治三世批准了小威廉·皮特要求解散议会众议院的要求，下令将未到期的议会众议院予以解散。在随后进行的新一届议会众议院选举中，小威廉·皮特领导的托利党获得议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样新选出的众议院投票支持小威廉·皮特首相继续执政。从此，便创立了议会众议院若不支持内阁时，内阁首相可以提请英王解散议会众议院，重新选举出新一届议会众议院，然后由新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决定原内阁去留的宪法惯例。
司法对行政权的控制
三百年前，英国有个法官柯克（Lord Edward Coke），他勇敢地抵制了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的干涉，保证了司法对行政权的控制。有一次国王把法官都召集到跟前，扬言他要选择几件诉讼案自己来审判。但是首席法官柯克告诉国王，国王无权这么做；根据英国的法律，所有案件都必须在法院里作出判决。国王说：“我一直以为而且时常听说你们自称：英国法是建立在说理的基础上的。那么我和别人为什么不能象你们法官一样以理审案呢？”
“陛下，您说得不错啊！上帝赋予陛下的才学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请皇上允许我恭恭敬敬地向您这么说：处理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货物或其他财物，仅靠人的天赋理性是不够的，而是要按特定的推理和法律判决的。您没有学过您的王国的法律，而审判是只有经过长期学习、长期实践才能对它取得认识的一种技能。法律是金子打成的指挥棒，是审理陛下属民的尺度。正是法律而不是别的，保卫着您的安全与和平。”
“岂有此理”，这为信奉“君权神授”的国王发火了，嚷道：“难道连我也须受法律统治么！莫非要造反啦！”
法官平静地解释道：“陛下，英国最早著名法学家布来克斯通（Blackstone)就曾这样说过：‘国王在万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这句话后来成了英国司法界的名言。
英王不能与结过婚的人结婚
1936年1月，英王乔治五世死后，根据王位继承法（1701年制定），爱德华八世继任英王。但是，他继位不久，提出要与辛普森夫人结婚。辛普森夫人是一个有过两次婚姻的女人。当时任英国首相的鲍尔温提出，国王不能与结过婚的女人结婚，如果国王要与之结婚，就应该退出王位。议会通过了鲍尔温提出的议案。结果，爱德华八世因坚持要与辛普森夫人结婚，最后以其退出王位结束这场**。
第五篇：浅论英国对冷战形成的影响
浅谈英国对冷战形成的影响
摘要：国际国内上，冷战史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当然关于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冷战起源的问题，各位学者均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但一般认为其具有复杂性。笔者在这里则将英国作为切入点，即考察英国在冷战形成中的重大影响。其中，将主要选取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的对冷战形成的影响和英国在美国制定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前后的动向这两方面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英国 冷战 反共思想 亚太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一、温斯顿·丘吉尔的对冷战形成的影响
领导人的作用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国家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特定制度下领导者的行为选择、面对各种偶发事件对领导者的决策取向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着们的重视。因此，在新的历史研究资料中我们更应该把当事人的作为和事件结合起来考察。显然，丘吉尔作为冷战序幕“铁幕演说”的发起者，对冷战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一）丘吉尔早期的反共思想
丘吉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领导者，同时又是二战结束后挑起美苏冷战的始作俑者。丘吉尔的反共思想在很早就已形成，“在其1906年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就明确表现出敌视和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倾向。”①而在之后的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时，丘吉尔则把布尔什维克看做“残暴的黑猩猩”，苏维埃也被其视为西方国家的死敌，他积极鼓动西方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这一切都表明其仇视社会主义的右翼思想进一步升级。
（二）二战爆发后丘吉尔反共思想的表现
二战爆发后，丘吉尔被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任命为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领导人，带领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势力。虽然苏联也是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员，是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然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领袖，丘吉尔却非常在意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差异，甚至有意地在两方之间制造“新的不和谐”。丘吉尔的这种反共思想一直贯穿了二战的全程，也为二战胜利后美苏两国的冷战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最终直接导致世界冷战的两极格局的形成。
1、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与丘吉尔的“鳄鱼下腹部”理论
二战中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向英国提出了在欧洲西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为的是打乱德国的战争部署，使其东西两线均受打压，不能兼顾，从而尽早取胜。然而，丘吉尔却对苏联的要求消极应付，并且在1941至1942的两年中，一直拒绝苏联的一再要求，以英国无力开辟战场的借口企图使苏德两国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从而由英国来收拾残局，掌握欧洲主导权。
拒绝了苏联的合理要求的丘吉尔反而拿出了在北非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并且竭力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为了使苏联方面同意这一计划，丘吉尔亲自奔赴莫斯科，并提出了著名的“鳄鱼下腹部”理论来支持该计划。他声称地中海区域就像鳄鱼的下腹部一样易于攻击，而不应攻击如鳄鱼坚硬的口鼻部的法国北部。然而，鳄鱼下腹部理论明显是丘吉尔放思想的一贯反应，斯大林很快就清楚了丘吉尔的真实意图，他强烈指责英国该计划的实质，使英国不得不承诺在1943年正式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在此后的多次关于第二战场开辟事宜的谈判中，英国仍然迟迟不给予真正行动。① 许海云：《他们制造了冷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3页。
而且，1943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盟国在世界各大战场都陆续转入战略进攻，但是丘吉尔却仍按兵不动，其之前得到美国支持的“北非登陆计划”也在实施中遇到了不少问题，这种避实就虚的战略严重限制了整个欧洲战局。
1943年底，苏德战场的战争情况出现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在艰难努力之后终于取得了战争主动权，对德国发起战略反攻指日可待。战略态势的改变使丘吉尔开始改变其对拖延许久的第二战场开辟计划的态度，1943年11月，美英苏三国在德黑兰召开首脑会议，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终于告一段落。但是，丘吉尔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中所显露无疑的反共思想不可避免地为美英苏三国今后的战略合作留下了阴影，严重削弱了盟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和实施军事合作的基础，最终加速了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2、“百分比协定”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1944年，苏军大规模进攻德国法西斯势力，并且迅速跃出国境，对中欧与东欧地区开始产生影响。丘吉尔为此形势开始感到担忧，他明白美英盟军的西线进攻势力是无法抢在苏联之前占领东欧地区的，苏联势必会取得对中欧等地的控制权。为此，丘吉尔想要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达成与苏联方面的政治协定，帮助改变苏联将一手掌握中欧的情况。
1944年，丘吉尔亲自飞赴苏联莫斯科，他事先拟定了一份战后美英苏等国在中欧、东欧等地区的势力范围分配比例的方案。这份方案得到了斯大林的基本认可，英国于是与苏联达成了著名的“百分比协定”。
然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意图却是再清楚不过，他无视“百分比协定”签订的事实，公开宣称战后东欧的势力划分应实行谁占领谁决定的原则。在苏联奉行的实力原则面前，“百分比协定”形同一纸空文。
3、发表“铁幕演说”拉开冷战序幕
1945年，英国正逢大选。丘吉尔对其所领导的保守党充满信心，期间他一心就战后世界格局的问题奔波操劳，却没想到极度渴望和平、肯定苏联对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人民竟然抛弃了他，工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丘吉尔因此被迫递交辞呈离职，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短暂的在野时期。
1946年，丘吉尔应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的邀请到该院发表演讲。3月5日，在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他发表了名为“中流砥柱”的演说，其中，“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得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了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这段话最广为人知。在演说的最后，他更是提出美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中流砥柱”，呼吁美英两国联合起来集体抵制苏联的不断“扩张”。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称得上是其反共思想的一个总结，其反应了战后西方国家统治阶层内部对苏联的普遍态度。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对其表示强烈认同。铁幕演说实际上正式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二、英国在美国制定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前后的影响
显然，英国在欧洲冷战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提到东南亚冷战的形成，我们总是想起作为美国遏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政策，而忽视了英国在此过程中也发挥这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原本是以美英苏中为基础，加上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来维护世界各地区的安全的，但从1949年北约成立和转变对战败国日本的占领政策后，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政策。
在美国尚未明确制定出其亚洲政策前，英国就开始活动了。英联邦国家们也纷纷活跃起来，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陆续提出自己关于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构想，其中英国对于澳大利亚提出的由美英澳新菲五国组成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组织的构想十分支持，主张将这一构想作为在此地区合作的基础。英联邦国家的这一系列行动，都表明了他们想要排除日本，对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和害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态度。
然而美国政府则有着自己的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8/2文件认为，美国应重视其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的地位，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亚洲沿海岛屿防卫链。虽然该文件也提出了“要促进英联邦各成员国与美国在亚洲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美国将重点明显放在了亚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美国意图在其主导下建立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而拒绝英国在此地区争取特殊利益。
而在之后的关于该体系问题的具体研究过程中，美国更是坚决地把英国排除在外。1951年，美国国防部原则上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由美菲澳新四国组成，尽力吸收印尼与加拿大参加的“太平洋协定”方案，并在此方案上特别强调其成员国应严格限定在沿海岛屿链国家。至此，英国彻底被排除在了亚太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之外。
面对美国强硬的态度，英国表示出激烈反对。英国原本想要借英美特殊关系在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其之前的大国地位，维护自己在该区域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强国地位。英国的反对态度充分体现了其“帝国意识”与“冷战意识”。在英国的激烈反对下，美国不得不放弃《太平洋协定》的构想，重新组织其对亚太地区的政策。
这次，美国选择了分别与亚洲太平洋沿海岛屿国家缔结双边、三边安全保障条约的路线。1951年，美国政府与相关国家计划后初步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与《澳新美条约》，英国得知后反应相当复杂，原本其认为美国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澳新菲之外。但是以英国的实力却无法再强制要求英联邦国家按其命令而动，英国只好接受这一事实。而对于菲律宾，英国则提出了不允许其加入的要求，最后美国则采取了单独与菲律宾签署《美菲共同防卫条约》，并于9月正式签署了《澳新美条约》与《美日安保条约》。
通过以上关于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的对冷战形成的影响和英国在美国制定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前后的动向这两方面进行的论述，不难看出，在欧洲冷战与东南亚冷战形成的过程中，英国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可以说，英国的影响是美苏冷战起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许海云：《他们制造了冷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张晓晴，30220122200863，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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