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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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郎咸平: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危机

郎咸平: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危机

郎咸平: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危机

中国真正的危机叫制造业危机,根本不是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只是让问题更严重了。

中国为什么成了出口导向的国家,因为地方政府的两大政策,第一个是抓建设拉动GDP,另一个叫做招商引资。抓建设拉动GDP,就是地方政府通过修桥铺路等途径,由钢筋水泥堆砌起来了的GDP。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我国GDP当中有57%的组成都来自钢筋水泥,居民消费被压缩到只占GDP的35%。2009年的情况更糟糕,全年GDP当中有67%组成都是钢筋水泥。

因此,中国成为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消费占GDP的70%~80%,可见我们经济的发展有多么扭曲和畸形。

我国地方政府疯狂地招商引资,至于招商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工剥削,地方政府基本上不管。大力招商引资的结果就是我国产能大幅度扩张,2008年的产能已经高达GDP的70%,但2008年我们只消费了35%的产能,剩下35%消费不了的产能怎么办呢?只有出口给外国人消费,因此不得不以出口来消化产能过剩,通过出口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问题是,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是借钱的超前消费,简称“泡沫消费”。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而金融海啸就造成了美国泡沫消费的爆破,从而打击了我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所以到了2009年,我们的制造业更辛苦了,不仅有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还有产能过剩。因此,大家更不想投资了,大量制造业资金进入楼市、股市,所以从2008年11月份开始,中国的股市领先全世界回暖。为什么?制造业不想干了,把钱都拿去炒股。2009年年初开始,楼市也回暖了,为什么?制造业不想干了,把钱都拿去买高档楼盘,又去买汽车、奢侈品,所以,中国经济看起来回暖,其实是制造业不想干后造成的泡沫现象。

中国经济生病了,第一个病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第二个病就是产能过剩,而生病的必然结果就是发烧,但是,我们这个感觉良好的民族把发烧解读为回暖。

当初,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发烧现象,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状况终于证实了我当时的观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底首度承认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而不是统计局所谓的2000万。这个失业数字也是我2008年9月份在上海宝钢演讲时做出的预测。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政府能够重视我当时的预测,今天情况也不至于如此恶化。

2008年年底和去年,我们又犯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政府仓促之间连续开了六大“虎狼之药”,包括农业改革、医药改革、四万亿、十大产业振兴方案、汽车家电建材下乡、2009年六成银行信贷投入基建。

农业改革和医药改革都没能治疗我们经济的两个病,而剩下的四大“虎狼之药”表面上是拉动了内需,实际上是利用了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了今天的产能过剩。以四万亿为例,四万亿基本投资在中西部的基础建设上。以高速公路为例,建好了之后基本没有车在上面跑,而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统统叫做产能过剩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好之后,由于不需要钢材水泥,因此把这两个行业打回原形成为产能过剩。

这六大“虎狼之药”没能治愈第一个病,却使得第二个病——产能过剩更严重了。既然病更重了,那么发烧就应该更严重。这个持续发烧就是来源于去年剩下的四成信贷借给以国企为主的短期信贷。这些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两个病解决了吗?没有。既然没有解决,他们突然拿到这么多的银行信贷,他们会干什么,炒股还有炒地皮,所以更多钱进入股市、楼市,就造成了更严重的发烧。

讲到最后,你发现股市受到三笔资金的冲击:第一笔资金,制造业资金;第二笔资金,国企手中的信贷资金;第三笔资金,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这三笔资金进入股市,又造成股市的发烧现象。

楼市呢?制造业资金首先进入,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不敢进入实体经济,接着进入楼市,这两笔资金叫做投机性资金,基本上冲击高端楼盘,所以造成了股价和楼价同时涨的泡沫现象,而且是高端楼盘拉动。这就是我们中国2010年的一大危机——资产泡沫化。

日前,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撰文预测2010年十大国际事件时,将中国经济泡沫列在第二位。

第二篇:中国危机

1、1988年10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此文震撼内外。

19**年,中国发生事变。

2、1988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 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 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 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

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 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

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 遗患后来。

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 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 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 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 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引发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 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 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 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油 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9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0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2011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 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7月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

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10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2010——2011两年,何 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2011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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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到东欧、苏联剧变及对中国影响;

2.判读出 当今世界商品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

3.认为战略中心由中东转移到中国;

4.预言2008金融危机,其后通货膨胀时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啸;

5.揭示出 隐蔽的共济会组织

我想这五点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当代地位。

第三篇:郎咸平论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危机

郎咸平论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危机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咸平2011年10月22日沈阳演讲于近日盛传网络。

其中,针砭时弊、语气惊人的演讲内容迅速引发网络海啸。记者现整理郎教授部分演讲内容,供读者一睹。

实话难堪 郎咸平提四个要求

在演讲前,郎咸平提出四个要求:第一,现场不能录像;第二,不能录音;第三,不能有媒体在场;第四,听完演讲之后绝对不能够写微博。他要求不要把其讲的内容拿到网站上去,免得大家难堪,“因为我今天讲到的都是实话,在今天这个体制之下实话是不能讲的。”

他表示,中国从上说谎说到下,所有的数据他们全部造假。“你不要以为现在天下太平了,其实只是因为什么都不能报导。”

国民经济面临破产!

郎咸平提到,大家看到四个地方政府批准发债,可能觉得是好消息——“我告诉你„完了‟两个字。你们还敢发债啊?国民经济面临破产了,前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郎咸平在讲: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投资市场是所谓的冰火两重天。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象我们一样一直下跌,而其他的市场:楼市、汽车、奢侈品、古董艺术品,持续火爆。原因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了重病。

通胀率起码16% 中国制造业领先世界探底

他表示,统计局发表的数据不可信,全世界没有人真的会信。经济增长率9.1%是假的,通胀率6.2也是假的,起码不低于16%。

目前政府的所有政策就是在给这个生病的经济打强心针、吃退烧药。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中国经济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边缘。

全世界经济第一个走入萧条的就是中国,今年从7月份开始,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第一个领先全世界探底。而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超过百分之五十,因为美国的媒体只报导负面消息,我们的媒体中报导正面消息。而银行的市盈率一直不高即系金融海啸的前奏。

“我们这个官员啊,这种权力的傲慢,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你不顺着他讲,他认为你是反对它!”他讲通过制造业的数据,电厂、铁矿石等都在大赔。病入膏肓的中国,病因来自于制造业危机。郎咸平表示,历史学家评论苏联,指苏联解体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人非常平庸。

中国将成为最贫穷的国家

郎咸平指出,工业、矿业、农业通通没有定价区,大量的利润被洗劫一空,这是现代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透过这场战争,中国将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他还指出,只要看到泡沫,就象征着更大危机的前兆。中国制造业丧失定价权,加上政府一系列错误设施,使制造业陷入如此的危机。

全世界有人类以来最高的税

演讲中还提到了,政府政策出现了三个最大错误:其中之一的是税费太多;从世界数据来看,企业家去年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个人交的所有税高达平均所得税的81.6%;是全世界有人类以来最高的税。

此外,我国还有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真正原因来自信托责任的破产。但就算没有次贷危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也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的问题比欧洲、比英国要严重得多得多。我们不但有二元经济所导致的民营经济的全面箫条,还有不可知的未来金融海啸的冲击。当然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一旦救市失败 中国将付惨重代价

郎咸平教授讲:“因为我是真正爱国的,只有尽早告诉政府才能有英明对策。

中国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因为全球的高负债得到的缓解,他们买了我们的产品。但只要美国人因为经济危机不买的话,我们生产过剩的现象立刻爆炸。因为我们的消费只有30%,我们根本买不起,也买不了这么多的产品。防火墙一旦破裂,老百姓的信心一旦丧失,不再以负债的方式购买了,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是企业的大量倒闭。我都不敢想。这一刻我比谁都紧张,我一直观察美国政府能不能成功救市,因为美国政府一旦失败你可不要作壁上观,你可不要嘲笑美国政府部门,我们中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目前,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会使得各国无力再以负债的方式成长,因此,就不会再以负债的方式购买我们产能过剩所制造的产品。下一步就是政府的信用紧缩,所以说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绝不可能幸免。

第四篇:郎咸平:该骂的不只是达芬奇 制造业将面临危机

郎咸平:该骂的不只是达芬奇 制造业将面临危机

今天透过达芬奇事件提醒全国老百姓,要轻视这种抄袭,从心里厌恶这种抄袭,因为这种抄袭让中国损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

一张单人床10万元、一套沙发30万元等等,达芬奇家居曾经是国内富豪们用来炫富的顶级家具品牌。近日在媒体的曝光下,达芬奇深陷产地造假、材料造假以及流程造假三宗罪。达芬奇事件出来之后,东方财富通手机炒股软件某些股割肉出逃肯定会后悔 突发暴涨很可能不期而至股民福音:套牢股票有救了!

我们所谈论的是达芬奇本身的信用破产、我们老百姓崇洋媚外的消费心理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谈这些都没有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问题,而本质意义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焦点。

该骂的不只是达芬奇

根据达芬奇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大概有11批的家具搞了“一日游”,也就是当天出口之后当天又卖给达芬奇,这样就变成一个进口家具卖给我们的消费者。6月23日有15个牛皮沙发借助同样的途径,在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通过“一日游”,摇身一变成了进口家具卖给我们的消费者,这个事情被一路曝光下来,到今天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企业当然应该骂。

达芬奇代理了很多的国际品牌,如阿玛尼、范思哲、芬迪、兰博基尼、卡布丽缇等等,只要挂上这些品牌的名字,一个电视柜可以卖18万元,一张床可以卖30万元,一个沙发可以卖100万元。达芬奇这位女老板在东莞所做的沙发,如果不挂上国际品牌最多卖一两万元,甚至几千元,价格差距如此之大是此次达芬奇事件的主要原因。虽然批评她没错,但是更要看到如果这次她就是把几千元成本的家具出口给芬迪、范思哲、阿玛尼之后,再透过正常的途径拿到中国卖给我们老百姓,中间就可以赚到几十倍、上百倍的利润。达芬奇所做的错事就是把应该给国际品牌赚的几十倍、上百倍的钱,自己中饱私囊。

大品牌凭什么垄断定价赚暴利

达芬奇只是冰山一角,它虽然不是东西,可是背后的这些国际品牌剥削我们老百姓的情况更加严重。兰寇日霜进口一公斤50欧元,换算成兰寇50克的小包装日霜就是23元人民币,加上50%的关税,总共是35元人民币,可是在商场里卖600元。国内一件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美国仅售500美元,中国价10倍于美国。宝马Z4跑车国内售价50万元左右,美国仅售2.1万美元,中国价4倍于美国。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苹果、范思哲、阿玛尼这类的公司才会做研发,才愿意去创新,这也是他们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础。好莱坞电影的收入只占五分之一,DVD、玩具、娃娃等等才是真正赚钱的,就是因为有知识产权的保护。

不要错读日本安慰自己

我们总是以浮躁的心态去做事,更是以浮躁的心态去看问题。很多人认为日本抄袭之后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谎言,一个靠抄袭的国家能有像日本今天这样的创意吗?

1957年,日本推出的《出口产品检查法》明确规定,保证日本国内产品不是西方同类产品的完全复制。同年,日本通产省成立了良好设计选择系统以及优秀产品的认证书也就是G认证,用此来保护良好的设计。日本这种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只允许外观的类似。

日本通过监管法令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孕育出这个国家的高科技实力。如果我们能像日本一样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监管,也能推出像日本一样的法令,到最后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会5倍地增长,电影产业会有10倍的增长。两千万的高级就业岗位立刻就会出来,这不就拉动我们中国经济了吗?这种创意产业一旦出来,你就有设计的基础,我们中国才有可能走入到欧美各国的品牌文化。

没有好的监管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就不会有品牌。今天透过达芬奇事件提醒全国老百姓,要轻视这种抄袭,从心里厌恶这种抄袭,因为这种抄袭让中国损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存在垄断定价权的这种诱惑,再加上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会使得我们中国制造业形成一个非常可怜的危机,那就是没有人想做研发,永远处在价值链的最低端,然后投机取巧利用别人的品牌替别人打工,赚取那一点微薄的利润,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企业根本无法转型升级,这也决定了在制造业利润江河日下的情况下,制造业为了不亏损一定是粗制滥造。

第五篇:中国,道德危机?

中国,道德危机?

单名扬 2011级法硕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随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流逝,对小悦悦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众人赞扬,碾压他人却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机被舆论声讨,女孩母亲的监护职责也被社会关注,而更多的人则感叹那18位路人的冷漠与无情,道德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舆论力量得到不断壮大,一些负面社会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现,让我们不禁反思,不禁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中国社会真的世风日下了吗?

二、长河落日,对传统的冲击与继承

还记得在小学时代,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主题电影,名为《离开雷锋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乔安山身为雷锋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雷锋同志那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讹诈的情景与今天的一些事件颇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执着与坚持最终换来的是大众对他的尊敬和对雷锋精神的继承。

回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

如果问起我们中国人,能够诠释传统道德的词汇有哪些?相信“孝慈”“爱国”“仁义”等必会高频率地出现。而在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与传统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国家四分五裂,礼乐崩坏,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孔子,这位在西方学者眼中,可以与耶稣并论的东方圣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启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凝结升华之路。从一定角度而言,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而萌芽、发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之举。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虽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别,儒家思想也经历过佛道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冲击,但至清末民初,其依旧是中国社会道德中的一条主线,影响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依靠着封建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也渗透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立而生的东方文明。

在中国社会对传统道德继承发展的道路上,近现代可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拐点”,而其中的五四运动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传播,而封建主义作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学说便被至于争议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纲常伦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着疾风骤雨般地冲击。笔者认为,对于五四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等针对儒家文化的号召更应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与地位理应公正科学地予以评价。诚然,在那个废旧立新的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苏俄“共产主义”的理想

更有号召力和社会价值,但过于盲目地否决已有数千年社会基础的儒家文化,极端激烈地摒弃纲常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混乱,甚至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在传统文化上刻下的伤疤似乎一直在隐隐作痛,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虽然儒家文化一直与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关,作为其思想工具统治民众,但其中的孝道、仁爱、忠义等核心理念也是从人性的本身出发,引导人们的个性发展,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价值。所以,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历史,并正视其影响,趋利避害,对一个民族的振兴至关重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劳作,团结友爱,进而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进标兵,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发展进入了更高更快的节奏,中国社会也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人民群众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价值理念在推动经济建设大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似乎也冲淡了我们对社会理想的坚守。“社会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已经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通过调查量化,也很难使人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过,“感动中国”等栏目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动人物对道德的坚守、对价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活动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对传统的关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设立、对国学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学者(如于丹等)对儒家著作的宣传介绍,即使有形式主义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引领大众思维导向的作用,在引导国人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辗转反侧,当代社会真的遭遇道德危机了吗

提到“危机”一词,不禁让人严肃起来。政治危机可能引发政府的倒台、国家的动荡,经济危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词汇于近年来更是不绝于耳,而道德危机虽看似无形,其影响比之前两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负面作用可能更加触目惊心、令人咋舌。近年来,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会焦点事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讨论,人们纷纷质疑、反思,甚至奔走呼号,“社会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吗”、“中国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

想要解答以上疑问,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以下几项因素值得参考。

(一)社会转型中的精神阵痛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依此而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传统意识形态形成有力冲击。举例示之,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各大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趋势以及世界市场形势的客观变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具有攻坚意义的体制改革,力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摆脱亏损困境,并以带头人的姿态引领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丰硕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但其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已经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态及理论在我国进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并发挥巨大作用,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战之势。封建传统中的集权制思维与现代西方的分权结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领导腐败、员工谋私之事例层出不穷。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层面的问题与缺陷,领导层基于功利、政绩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与工人阶层之纽带断裂,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凡此种种,都揭示出,在中国社会物质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存在着步调上的差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统治阶级的号召,不仅具有指示作用,在当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导人们的意识形成合力,团结、友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统治阶级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人生命题。

(二)信息时代的舆论导向

20世纪50年代末,以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现于西方国家。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民众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影响日益加深。可以说,网络等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受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影响局限于烽烟、驿站、飞鸽传书、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这些传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项以及人群范围。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当代社会,手机、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各种社会信息井喷式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事件。这种力量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发挥着一些隐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得受害者家属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将一个社会课题摆在了公众面前——“是什么让18个过路人如此冷漠”。接着,人们开始反思、声讨、游行,针对道德滑坡开始一系列讨论,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反观网络等媒体的作用,笔者认为需要一分为

二、结合其他因素来综合看待。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媒体对“见义勇为”反被讹诈这样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等角度出发,选择“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从而又引发了另一轮媒体关于道德问题的报道,唤起了人们的“循环”思考和思想矛盾。这里,笔者认为,部分新闻媒体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存在着夸大报道、失实报道等问题,而这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是媒体对利润、对关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体在将焦点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时,是否对深层次原因进行解读,是否对解决方式进行理性探讨,更值得我们去发掘。诚然,一些社会事件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之不足,但在综合考虑的角度下,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法律规范等社会力量是否也已经足够完备,这样的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锋

交通工具的发展,通讯方式的变革,让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GDP逐年攀升,国际影响也日益加强,意识领域的国际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眼中,“百善孝为先”、集体主义、勤俭等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超前消费”等观念看似则背道而驰,也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中国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舆论哗然,人们都在质疑身为师长的他为何在危难关头会有如此举动,而当事人范美忠的回应更是值得反思。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里,道德领域价值观冲击的真实写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说服力,还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颂扬,一时间莫衷一是。现代文明之中,社会尊重个体合法、合理的多样化选择,这是保障人权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质的一种必然反映,而提倡“礼义廉耻”、“包容厚德”的中华文明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选择的剧痛。在选择与扬弃的过程中,不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将决定一些焦点事件的社会效应,怎样去规范和引导,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精粹和西方瑰宝的完美调配,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负面社会事件的时候,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将有助于认清事件背后的本质。而在思考过以上问题之后,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因为“道德危机”本身并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作为人类意识领域的重要一环,其更难以像经济指标一样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集中于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国道德建设该何去何从。

四、长风破浪,道德发展方向之我见

在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其依旧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彼此共生。如何进行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营造良好的现实环境

作为社会调控方式之一,道德与法律、国家制度等规范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革。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内心的意识,其制约途径主要是个人的良心劝导与社会的舆论谴责,相比法律的国家惩罚手段,其强制力和威慑力要薄弱很多。在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人民意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单依靠道德力量来规范显然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设立及实施中的严格划一,将有利于道德发挥其内在的规范力量,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变革中的道德问题。

(二)积极借鉴,继往开来

如笔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经历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提倡、颂扬、质疑和批评之后,如何由当代中国人更好的评价与继承,是一个关乎道德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价值观对于当代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体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则势必导致中华文明的衰微,必将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价值差异,从实际出发,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积极借鉴,才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真正为社会大众认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设之路。

(三)明确媒体道德责任,正确利用舆论导向

在道德体系建设中,新闻媒体将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客观、及时地对善良、友爱等优秀品质进行褒扬,以及对自私、贪婪等恶劣品质给予批判,将有助于社会大众明晰

善恶,分清良莠,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应建立媒体监督机制,杜绝对网络等媒介的恶意利用、严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视听,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规范新闻媒体的道德责任,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舆情解决机制。

(四)共产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社会成员坚守自身责任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建设、纪律的维持将对社会大众产生重要影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具体工作的奉献精神,对个人作风的严格把持将起到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败行为、政绩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现象只会增加群众对国家的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质疑程度和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实践自己对美好道德的信仰,学校之教育,家庭之培养,工作单位之循循善诱,社会组织之宣传引导将形成道德体系建设之合力,使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道德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理应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仿先贤、开后世,担当起“匹夫之责”,以助我泱泱中华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之夙愿。

参考文献

[1]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

[2] 刘时工,《道德的个人与邪恶的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

[3] 蒋德海,《道德死了,司法能独活?》,检察日报,2011年第003版。

[4] 马慧茹,《医治道德危机媒体大有可为》,德州日报,2011年第002版。

[5] 汪玉凯,《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北京日报,2011年第021版。

[6] 谌娟,刘海元,《中西道德文化差异管窥》,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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