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合集5篇）

第一篇：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关键词：名誉权公众人物利益平衡实际恶意实际恶意原则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一公众人物的概念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empirenews.page--]二实际恶意原则的产生先介绍一下产生此原则的著名案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内容为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马丁·路德·金和南方民权运动，其中有抨击警察局不当行为的言论，且这些言论与事实有所出入。当地警察局局长沙利文以名誉受损为由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州法院判决原告沙利文胜诉，可从被告处获赔50万美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诉审中一致同意推翻原判，认定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3]此案判决一出，实际恶意原则便诞生了，专门作用于与公众人物名誉权有关的案件。而在此之前，美国也是如我国现行的规定一样不将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作区分，在审理涉嫌诽谤的案件时。作为被告方的《纽约时报》聘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作为律师。他在上诉审中很巧妙地提出沙利文案涉及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诽谤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进而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基本民权问题。他在案情陈述中提出的一些极有创建性的观点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的形成作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他提出了如下几条界定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批评与诽谤问题之间的界限的法律原则：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不能随意视为是诽谤行为；由此引发的诉讼必须遵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则来审理；政治言论不能因伤害了政府官员的名誉而受到压制和惩罚。同时他还提出，如果政府官员要在诽谤诉讼中取胜，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具有“事实上的恶意”（actualmalice），即以明知故犯或肆无忌惮的方式使用已经明知虚假的材料来攻击和污蔑自己。[4]三确立实际恶意原则的意义西方诽谤法研究学者认为，诽谤法就是努力求得保护个人名誉和言论自由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言论自由包括了揭发坏事的确自由，同时也会带来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如果所发表的言论伤害了其他公民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那么个人必须对其言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在沙利文一案之前，美国各洲的诽谤法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的。但在沙利文案中，以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作出了新的理解。一方面他们承认对私人诽谤要追加赔偿责任，并不剥夺公共言论自由或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公民享有的其它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旦涉及公共官员或公共事物时结论就不一样了，要适用其它的原则来对待。歌德伯法官说：“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证人民具有充分机会去决定并解决公共问题。每当涉及公共事物，疑问的解决就应有利于——而并非反对——言论自由。”[5]我们可以想象到，若按照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来审理涉及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诽谤案且要求新闻媒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所写事实完全属实的话，那么不仅任何不实之词将被禁锢、消灭，而且对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也会被眼见的现实搞的噤若寒蝉。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实质上将遭到侵害。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维克斯勒教授所提出的涉及公共官员诽谤案的实际恶意原则是个天才的创造。我们也已经知道在美国这一原则在法官的努力下已不仅适用于公共官员，而且扩大到公众人物，甚至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之后的另外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规则。他说，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他对起诉某一“讨论公共利益或普遍关注”的问题的陈述时，那么他也应该被要求履行沙利文判例的检验标准。[6]公众人物平日里往往出尽风头，甚至能呼风唤雨，比起一般公众来显然处于一种较强势的地位。若在对待诽谤，对待名誉权问题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适用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是表象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即使有不实之词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造成了不过分的伤害的话，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或是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恢复名誉或降低损害程度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较一般人要容易。所以，有学者主张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舆论监督和批评适当从严，而对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适当从严是具有利益平衡的基础的，也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法律捍卫的是人民对公共事物不受限制的批评权力，而这一权力能否得到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必须做出的最经济的选择，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车，在某些情况之下必须丢掉官员名誉权这个卒。这也应该是法律应该给予人们的一种利益平衡。[!--empirenews.page--]洛克明确指出：“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着是因为自由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7]在洛克看来法律是以自由为目的旨在保护和扩大自由。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言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它是民主的表现，它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自由程度既是人类发展程度的表征，也是人类向更自由空间迈进获得更新发展的保证。四实际恶意原则主要的不足之处实际恶意原则在司法应用中的一个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认定实际恶意。因为每个人对同一行为的认识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可能千差万别。在正当批评与恶意诽谤之间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限。要原告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恶意是很困难的，且原告有权对被告及其相关人员关于写作或编辑被原告认为对其进行诽谤的作品时的主观思想、心态、情绪进行盘问，同样这对于被告而言也是件难堪的事情，想方设法的盘问很有可能影响到其正常工作。[8]另外，有少量的公众人物胜诉的案件中法院几乎都判令被告给原告以巨额赔偿，且诉讼成本也很高，这就使得一些小的新闻单位生存的危机感很重，不敢越雷区。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恶意的不实报导的憎恨。虽然美国的法学界对实际恶意原则也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但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美国的若干判例表明，美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实际恶意”的含义，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五我国对实际恶意原则的态度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仍然如同美国在沙利文案之前的做法，即不分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一律“平等对待”。但沙利文案发生于1960年，也就是说实际恶意原则的初步形成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对此，我国法学界怎会熟视无睹呢？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在学理上是有一番研究的。而且在实务上也出现了一批把实际恶意原则、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及社会的民主法治写入代理意见、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有志于法治进步的律师的。如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他在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侵权案中作为肖夏林的第二代理人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试图使法官接受这种观点，从而使案件出现了转折。虽然法院判决肖夏林胜诉的意见大意是说：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但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但是，浦志强律师的代理意见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的。我们也看到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语言：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伤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9]而在张案中，鉴于张西德的“政府官员”这一身份，使得实际恶意原则的提出更具针对性。又，被告作家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此案的棘手程度、受关注程度在有关名誉权的案件中都是空前的。[!--empirenews.page--]贺卫方教授曾指出：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导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导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许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该追究媒体的责任。[10]但我想贺教授的意见能否施行又和我国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密切相关，而魏永征研究员认为这些“看来一时尚难实施”。[11]按照实际恶意原则的观点来看的话，张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描写是否严重失实已经可以适当被淡化。更应该考虑的是原告的身份问题及对原告的这种身份该适用怎样的原则。此案的判决事关重大，没有人能断言出结果一定会怎样，我们只能等待。路漫漫其修远兮，从张案的侧面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法学家们缔造、引进、阐释法学理论的重要性，能看到律师们欲化理想为现实的坚毅决心。同时，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二篇：死者名誉权保护问题

自1987年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起诉连载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 小说的报纸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以後，十多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不绝如缕。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已审理的著名案件的起诉人有：武术家海灯和尚的养子范应 莲、「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子女、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音乐家王洛宾的儿子、旧上海闻人虞洽卿的儿子、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外孙、蒋纬国过去的恋人施利聆的 儿子等。法院受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其主要依据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於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高法解答》）第5条的规定：「死者名誉受 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文将分析这一规定的法律地位，指出这一规定与我国民法与宪法的矛盾冲 突之处。上引《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法律依据何在？已见诸文字的 解释有三种，兹分别评述如下：

一 死者有没有名誉权？

第一种解释是，死者有名誉权。这种意见始见於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天津 已故艺人荷花女名誉案的批覆：「荷花女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 权向法院起诉」。其後，最高法院於1990年对海灯名誉案的批覆中重申这一意 见：「海灯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养子，范应莲有权向法院起 诉」。

这里所说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 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和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但是，名誉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者本人。别人（如亲属、律师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权下代办有关诉讼事务，但任何人都 不能未经授权而以被侵权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有关死者名誉权的诉讼中，权利 的主体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诉讼，也不可能授权。最高法院把提起 诉讼的权利交给死者亲属，就形成学者魏永征所说的「（原告）所主张的并不是 自己的权利」的状况，违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人本人」的原则。

其实，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权利义务也就随之消失。这一点在《民法通则》 第9条中规定得很清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 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9条对公民（自然人）的定义适用於《民 法通则》中所规定的所有权利义务，当然也适用於第101条和120条所保护的名誉 权。换言之，《民法通则》并未保护已故公民的名誉权。最高法院两个批覆中关於死者有名誉权的意见於法无据。

从常理、逻辑上讲，把权利、义务的终点定在死亡之时是很有道理的。人死 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纳税、服兵役的义务或其他任何义务了。同样，人死了也不可 能再享受选举、婚姻、劳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了。把名誉权单列出来允许死 者保留，似乎名誉权是一种与别的权利义务都不同的「权後之权」，於常理、逻 辑上都说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条中不再谈保护「死者的名誉权」，而代之以「死 者的名誉」。按照魏永征的说法，删掉这「权」字，是因为最高法院已意识到主 张死者有名誉权於理於法不合。

二 生者有没有名誉继承权？

既然死者不能把名誉权带走，那就留给其亲属，让亲属像继承房屋、存款 一样地继承过去。这样就形成第二种解释，即公民有「名誉继承权」。虽说没有 人正式、公开提出这种主张，但因为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然的推论，有的学者（如魏永征）为说明、解释的方便而把这种观点列出来讨论。

正如魏永征所指出的，从法律上说，亲属只能从死者那儿继承有形的财产如 房屋、存款，而不能继承无形的义务如纳税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也不能继承 无形的权利如选举的权利、婚姻的权利、劳动的权利或姓名权等等。这一点从 《民法通则》第76条和第149条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符合常理和逻辑的。要是权利和义务可以像财产一样的 继承，那岂不是说儿子可以使用已故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名字，可以以 他们的名义签订合同，以他们的名义投票选举，结婚离婚？或者说，女儿必须代 替已故的父亲服完未服完的刑期，父亲必须代替已故的儿子服兵役，等等。从现 代人的眼光来看，那岂不是乱了套吗？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世袭继承某些权利、权力与义务曾经被看作是理所当 然的。许多民族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制度。

中国古代史上的匈奴部落的单于死後，儿子不但能继承父亲的称号、权力，而且也继承父亲的婚姻权。西汉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後，他的儿子不但继承了单于的称号与权力，同时也继承了父亲与王昭君的婚姻关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就是臭名昭著的世袭继承义务的制度。在汉族历史上，由於世袭制度的广泛应用，名誉与名誉权常常不仅是属於个人，而且更属於家族，尤其是皇族、王族与望族。对已死的皇帝不敬就像对活著的皇帝不敬一样可以引来大祸。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名誉权世袭继承制度发展到了极端的例子。

现代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取消了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制度。按照现代法理，权利与义务「是不可能转让、抛弃和继承的」，它们与生俱来，每人一份，活著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们送人，死的时候你既不能把它们带走，也不能把它们留给後代。因此，从常理与逻辑上说，名誉权与其他所有的权力与义务一样，也是不可

继承的。

三 生者有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

既然死者没有名誉权，亲属又不能继承死者的名誉权，那麽，《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死者的亲属可以为死者的名誉而诉讼「侵权」，这究竟是甚麽权呢？我们未能查到最高法院解答这个问题的书面文件。不过法律学者魏永征提供了下列解释：「我国司法解释关於死者近亲属有权对死者名誉损害起诉的规定，实质

上是把死者名誉视为死者近亲属的一种合法利益加以保护的。同时在程序上也解决了像施利聆案那样死者继承人所主张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的困难。」

这就形成了第三种解释：公民有「已故亲属名誉权」。请注意这一权利同「已故亲属的名誉权」之间的区别。前者的权利主体是活著的人，是说公民有权拥有名誉好的已故亲属。後者的权利主体是死去的人，是说死去的人有权拥有好的名誉。

「已故亲属名誉权」的具体内涵是甚麽？为甚麽要保护它呢？魏永征解释说： 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死者名誉实际上是指死者生前 的名誉，亦即对死者生前行为表现的社会评价。如果死者名誉可以被任意诋毁而 不受到任何制裁，这不仅对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於宏扬社会正 气、维护安定团结。死者名誉遭到不法损害，受到不利影响的首先是他的近亲 属，他们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 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这意思就是说，既然死人不能有权利，活人又不能继承那权利，那就把它说成是 活人本来就有的权利。但是，「已故亲属名誉权」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引出了法律 依据和立法程序、立法职权的问题。

《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只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没有保护公民的「已故亲属名誉权」或这一类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不是《高法解答》第5条的依据。不仅如此，整个《民法通则》各个条目中，没有一条保护「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高法解答》第5条在整个《民法通

则》中都找不到依据。

这并不奇怪。因为《民法通则》在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时采用目前法制较健全的各国通用的划线方法。一是以「生、死」划线，如上文已经解释的，人在出生以前或死亡以後在法律上不算公民。二是以「人、我」划线，义务仅限於公民本人的行为，权利也仅限於公民本人的际遇，两者都与亲属或其他任何死人或活人无关。

譬如，公民有「纳税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的就可能被判罚，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判刑。但是公民没有「亲属纳税义务」或「已故亲属纳税义务」。如果你的外祖父曾偷税漏税，不管他是否还活著，都不能罚你的款、判你的刑。

再譬如，公民有「婚姻权」。你的配偶要与你离婚，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或法庭的判决，而法庭在判决之前必须依法听取你所提供的事实，考虑你的愿望与主张。但是公民没有「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母决定离婚，你不能根据「父母婚姻权」要求法庭阻止他们离婚或要求赔偿。公民更没有「已故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亲不幸逝世，你不能根据「已故父亲婚姻权」阻止你的母亲与另一人的自由结合。

上文提到的「死者的名誉权」的概念（第一种解释）打破了「生、死」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代之以「已故亲属名誉权」的概念（第三种解释），却不料又打破了「人、我」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说，「已故亲属名誉权」是一个由最高法院或学者提出来的民事权利新品种。《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这一崭新的权利，已超出了《民法通则》的范围，超出了解释法律的范畴，是在立法了。

根据《宪法》第58条，法律的制订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123条和127条，法院与最高法院是审判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不应该在《高法解答》或任何其他法院文件中立法，否则就违宪了。

如果最高法院、学者或其他任何人认为「已故亲属名誉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规定的有关程序提议全国人大修改或补充《民法通则》甚至《宪法》。由於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成文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的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这一权利了。

虽说「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但立法并不只是司法界与学术界的事情。有关名誉权的立法也直接影响到新闻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政界、以及我国社会的所有其他各个阶层。这也是《宪法》规定立法权属於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而不属於未经选举产生的司法界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普遍认为」不是一个在法律上可以遵循的严格程序。如果仅仅根据某些人认定的「普遍认为」就在法定的程序之外随便立法，就违反了「司法不能违法」的基本原则，从一点上侵蚀了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当、完整与权威。

总而言之，关於保护死者名誉的三种法律解释都解释不通，在新的解释被提出来之前，应当认为《高法解答》第5条在民法中於法无据，且违反了《宪法》第58条、123条和127条的精神。因此，法院接受和审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是错误的。

四 保护死者名誉於法无据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宪法》与《民法通则》以「不作为」的形式未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本节将说明，我国宪法还以「有作为」的形式主动地禁止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这就是《宪法》第35条。《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换句话说，《宪法》第35条

是不是保证了中国公民说任何话、出版任何东西而不受法律惩罚的广泛权利呢？不是。当一个公民的权益与另一公民的权益相互冲突时，至少两者之一要受到限制，或者两者都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这是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自由或权利是绝对的。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冲突之处，尽可能合理地分派无可避免的限制，并在整体上将这些限制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在我国《宪法》中，以上道理更是在第51条中做了明文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那麽，怎样的「自由」和「权利」才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被用来限制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呢？

由於《宪法》是根本大法，对《宪法》规定的任何自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限制不能源自任何下位法，而只能源自《宪法》本身，否则就是非法限制。例如，《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01与第120条关於公民的名誉权的规定则可被视为《宪法》第38条的具体化。关於（活著的公民的）名誉权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些公民或媒体的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的自由与另一些公民的同样受《宪法》保护的关於名誉的权利发生了冲突。《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规定在世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也就是对言论、出版 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的，也就是合於《宪法》，因为《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源自《宪法》第38条。但是，公民死亡就不再是公民，名誉权既不能在死後继续保留，又不能遗传 给子女，而所谓「已故亲属名誉权」又於法无据，也就是於《宪法》无据。这就 是说，《宪法》没有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权」、「名誉继承权」、「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所以，「死者名誉」不属於《宪法》第51条所说的那种「合法权利」，不可以用它来限制任何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自由，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公民名誉的问题上，在《宪法》第51条所提供的框架下，《宪法》第38条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合法限制；但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第38条不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而且，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宪法》中也没有任何其他条款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既然《宪法》本身没有对《宪法》第35条进行任何限制，作为下位法的任何其他法律法规条例当然也不可能对《宪法》第35条构成任何合法限制。由此推 论，《宪法》第35条禁止对有关死者的言论、出版作任何司法限制。《高法解答》第5条保护死者名誉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35条关於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五 结论

我国现行法律是不是保护死者名誉？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司法保护死者名誉违反了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由於司法判案必须遵守现行法律，所以司法保护死者名誉是错误的。

但是，法律应该不应该保护死者名誉？死者名誉受损害，不是如魏永征所说「对死者」「不公平不合理」吗？已故亲属的名誉遭诋毁，在世者「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难道法律就不管了吗？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

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许多关於立法的原理和原则。它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范围，只能留给以後的文章了。

赵心树 复旦大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三篇：侵犯名誉权

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诉讼需要提供什么证据？

一、名誉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新闻媒体、书刊对公民或法人报道失实损害其名誉的证据。如报道内容的原始载体。

2、虚构事实，含沙射影，对他人进行诽谤的文学作品。

3、以口头、书面或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侮辱，贬损他人人格的证据。可举出证人证言、书面材料。

4、以隐瞒真相、捏造事实并加以传播的方式诋毁他人名誉、信誉，损害他人尊严的证据等。

（三）证明侵权事实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如单位处分，当事人精神受打击患精神病，法人经济效益滑坡等证据。

（四）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没有损害原告名誉权的证据。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二、隐私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私拆、偷窥、公开他人信件、电报的行为证据；

2、窃听、传播他人电话内容的证据；

3、探听、公开、传播、利用他人的私人信息之证据等。

（三）证明侵权事实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如当事人精神受打击、患有精神病、自杀等证据。

（四）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没有侵害原告隐私权的证据。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三、肖像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再现其肖像的证据。

2、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将其肖像进行展出、传播、复制、用作商标或进行广告宣传，在纸张、书籍、报刊、网络等载体中使用其肖像的证据。

3、侮辱、毁损、丑化他人肖像的行为证据等等。

（三）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其对权利人肖像的使用为合法使用的证据。

（四）有具体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一、当事人起诉，首先应提交起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当事人是公民的，应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当事人是单位的，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起诉书正文应写明请求事项和起诉事实、理由，尾部须署名或盖公章。

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向法院起诉应提交下列材料：

1、原告主体资格的材料。如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护照、港澳同胞回乡证、结婚证等证据的原件和复印件;企业单位作为原告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

2、证明原告诉讼主张的证据。如合同、协议、债权文书(借条、欠条等)、收发货凭证、往来信函等。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证，应填写一式两份证据清单，详细列明提交证据的名称、页数。证据经法院承办人核对后，由承办人在证据清单上 签字盖章，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备案。

四、立案庭在当事人履行必须的手续和交齐有关证据材料之后，在七天内，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办理立案手续;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五、当事人应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七天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如确有困难，可在预交期内向本院提出减、缓、免交的书面申请，逾期不交或者书面申请缓、减、免交未获批准而仍不预交的，本院将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六、立案手续后，案件由法院排期开庭，当事人应服从法院的各项工作安排，并于结案后到财务室结算诉讼费用，多退少补。

第四篇：公众人物如何进行危机公关

公众人物如何危机公关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社会公众人物”成为了各大媒体和广大受众最关注的社会群体之一。对公众人物的正面报道，可以增加他们在社会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取得公众人物、媒体与受众三者得益的传播效果。但当个人危机事件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很多人选择的却是逃避或欺骗媒体，不能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履行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其结果不仅使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受到损害，也影响了个人所在组织机构的社会形象。本文以2004年媒体较为关注的“水均益醉酒事件”和“山东女播音员之死”为典型案例，论述了公众人物与媒体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对危机时刻个人的形象修复和组织的形象维护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

一、树立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意识

“公众人物”是指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在大众传播不发达时期，公众人物主要指那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大众传播通过其特有的“地位增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使一些非政治领域中的人物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例如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社会活动家等等。在新闻学中，“公众人物”指受众熟悉并感兴趣的人物，主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中的知名人士。

“公众人物”是注意力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宣传，吸引广大受众的注意力。哪个人赢得的社会关注越多，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就越大。所以，“公众人物”需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来作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代偿，接受公众的监督，履行其社会责任。上面两个案例中的当事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央视名嘴，一个是政府要员，都是社会公众人物。但水均益的辩解与警方证实真相的矛盾，市长对采访记者的拒绝，都没有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履行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二、强化公众人物的组织观念意识和形象修复意识

作为个体的人必须从事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社会属性看作是人的第一属性。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社会，社会人典型的表现为组织人，个人和组织的联系空前紧密。公众人物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具有整体象征性和代表性。水均益和刘波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其个人，而是中央电视台和山东邹城市政府，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媒介从业者和政府官员。所以公众人物一旦不能成功处理个人危机事件，他们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就容易导致“个人信任危机”转化成“组织信任危机”。当危机事件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时，他就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得与失，而是要以组织整体利益为重，要及时进行形象修复，以免组织形象受损。

所谓“形象修复”是个人危机事件处理的一种自救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化解危机事件带来的名誉危机，恢复个人在大众中的形象。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处理社会性个人公共关系的过程。传播学者伯诺特认为，形象修复是一种交际和话语行为。当个人形象受损后，抵赖和推诿只能在短期内化解危机。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现实社会，一旦谎言被识破或真相大白，造成的则是形象的瓦解。所以悔疚和纠错是形象修复的最佳途径。悔疚是承认错误并请求原谅,真正的悔

疚总是与纠错结合在一起。公开认错道歉对悔疚和改过行为特别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公开承诺今后不再重犯以往的过错[3]。所以在个人危机发生之后，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快速诚恳地向公众道歉，表明自己的悔疚之意，是十分必要的。想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曾轰动全球。身为超级社会公众人物的克林顿，当其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 “乱搞男女关系” 的问题被媒体披露后, 克林顿面对电视机前的亿万公众，在听证会上坦然地回答了很多令人非常尴尬的问题。即使是在被弹劾指控期间，他的诚实和悔疚，不仅得到了人们的谅解，还使他的威望不降反升。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面队丈夫的危机，不是抱怨和批评，表现出的是女性的宽容和大度。她在美国社会的知名度因此事迅速打开，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最具包容心的女性代表。2001年年初，她成功击败对手如愿以偿地挺进国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公职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得益与这次丑闻事件。女主角莱温斯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实习生，变成了众多媒体竟相采访的电视明星。有人把克林顿事件视为处理个人危机的最佳案例，因为事件涉及到的主要三人，最终都成了此事的受益者。

相比之下，国内的公众人物在个人危机时刻，经常采取欺骗或逃避媒体的手段，不仅不能及时修复受损的个人形象，反而效果适得其反。在这些人身上，凸显了媒介素养的缺失。社会公众人物是接触媒体最频繁也是媒体最关注的群体，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从教会这些人如何理性的面对媒体开始。

三、增强组织的形象维护意识和危机共关意识

作为组织的企业、政府或集团，是构成社会的实体。他们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公共关系。组织内部的公众人物，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一旦公众人物出现的个人危机，组织的社会公共关系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公共关系的好坏与其所属主体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组织内部的个人发生危机事件时，组织机构应该采取积极的公关策略，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利益。其中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代表的危机公关是最有效的一种公关策略。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就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我国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战胜非典疫情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各级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团体，逐步建立或完善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确保政府、企业等机构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4]。但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却是新闻发言人的缺位。

水均益所在的中央电视台，对这次事件的反映十分麻木，首先是保持沉默，在观众和兄弟媒体的质疑声中，央视人事办的一名匿名人员表示：“此事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触犯法律，所以央视不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最多在例会上重申纪律，给大家敲敲警钟。”央视这个中国最大的媒体，没有新闻发言人来对此事发表公开的评论，人事部门的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5]。案例二事发的山东省是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步比较早的省份之一。从2003年开始全省以济南为试点，在全省范围内，组织相关部门干部接受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了当事单位新闻发言人要在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发生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迅速了解情况，尽快向媒体发布新闻。而且强调对驱逐记者、隐瞒事实真相、保障不力等，而导致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引导有误，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予以严肃处理。“女播音员之死”显然是社会热点问题，而政府部门却不公布实情，已有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形同虚设。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尤其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大型企业机

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四、提高新闻发言人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

政府和企业都属于社会组织，都是组织传播框架内探讨的问题。组织内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掌握组织传播的传播机理和特点。从理论上来讲，组织传播由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构成。其中组织外传播又分为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两个方面。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要做好组织的内部公关工作和外部公关工作两个方面。在危机事件发生之时，新闻发言部门就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自己的对策。

1． 做好组织的内部公关工作

组织的内部公关工作是以内部成员为对象，在组织内部进行的信息沟通与协调活动。内部公关的任务是通过信息的传播，沟通和协调各种内部关系，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创造有利的内部舆论环境[6]。

当组织中的个人发生危机事件时，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其他成员会表现出最强烈的关注。如果组织内部成员的知情权不能满足，就会造成组织内部的信息阻塞。对当事人的猜测和议论，不仅给当事人极大的内部舆论压力，产生于组织内部的流言还极易流传到组织以外，成为破坏度最高的流言源。因此新闻发言部门可以通过书面媒体（文件、报告、内参）、会议、或者办公网，及时让组织成员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发展的态势，以及组织内部对此事的解决办法和意见，也可适当征求组织成员的意见。这样可以统一组织内部的话语口径，增强组织的凝聚力，防止内部流言的外扩。

2、做好组织的外部公关工作

组织的外部公关工作是要处理组织与各种外部公众的关系。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外部公众，同一个组织有许多不同的外部公众。其中，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是两个最基本的外部关系[7]。

首先，要及时详尽地向媒体公布事实真相，做好组织外的信息输出。各大媒体在危机事件发生之时，通过其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可以引导公众的舆论，使流言止于信息公开。所以任何拒绝媒体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新闻发言人要禁忌使用“无可奉告”一类的话，要学会使用能表达积极态度和行动信息的话语，比如：“我们对此事很重视”；“事件正在调查之中，一旦有结果我们会马上通知大家”；“为应对此事，我们做出怎样的举措和决定”等。组织内的新闻发言人要勇于承担对危机当事人的管理和教育责任，不要极力划清自己与危机当事人的界限，这样可以给公众责任感和信任感。同时也要强调事件和个人的特殊性，以免公众对组织中其他人形象的连带受损。在当事人方便的情况下，可以请当事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增加信源的可信度。总之，在对外信息输出过程中，要变媒体主动为组织主动。新闻发言人要时刻把握“反应快速、态度明朗、强调行动”这三条基本原则，主动配合媒体，最大限度的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防止流言的滋长，维护组织形象。

其次，做好舆情的收集和分析，保障组织外部的信息输入。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日益进步，特别是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使用，传播模式的双向互动成为了可能。网络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覆盖面广、信息海量等特点成为当今人们获取信息和反馈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各类网站中的论坛成了网民发表言论、交换意见的主要阵地。2003年的“非典”和“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事件的网民跟贴量均突破了百万。所以，做为新闻发言人，要及时通过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了解受众对事件的关注角度和关注重心，在新闻发布会上，可以针对这些热点问题详细解答。

个人形象和组织形象是个人和组织在社会生存的生命线。当个人发生危机事件，特别是社会公众人物，及时的个人形象修复和组织形象维护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形象的修复和维护过程，也是个人和组织处理社会公共关系的过程。公关活动——个人（组织）形象——公众支持——公关状态构成一个“链条”，只有积极主动的完成危机公关活动，才能改善受损的形象，获得公众的理解，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共关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媒体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将会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公众人物，正如法国理论家盖·德堡所说的那样，这是媒体创造的奇观。当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出现在人们的生存空间并对人们的社会行动产生影响的时候，如何运用合理的传播手段化解这一社会群体遇到的危机事件，改善他们同组织和公众间的关系，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第五篇：名誉权纠纷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浙江金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潘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与被告王某某名誉权纠纷一案中的诉讼代理人。本人接受委托后，就本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第一、本案被告有侵权行为。被告自2009年端午节因300元慰问金事项就曾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的人诽谤过原告，说原告贪污了300元，后经查实，被告才默认属于自己的过错。但被告并没有吸取此次的教训，事后借政府计划在某公寓沿河修建游步道事宜再次诽谤原告贪污30万巨款，再次在公共场合，向公众宣称原告是个贪污分子，不仅对原告的邻居说，同事说，还向原告的工作单位举报，性质十分恶劣。这些事情均有证人证言加以证实。

第二、被告的行为是被告故意所为。我们认为被告虽然年纪大但精神是正常的，主观上是故意的毋庸置疑的。从被告的行为上看，被告确实是想通过这种毫无根据的侮辱诽谤行为试图败坏原告的名誉，甚至有想让原告受到刑事处罚的目的。否则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公众场合，向原告周边的及原告的家人周边的人宣扬自己毫无根据的言论。直至给原告造成无法愈合的伤口。

第三、被告的行为直接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被告受到了实际的伤害。从2002年到现在，经民主选举，原告一直在某公寓业委会工作，从2003年起担任某公寓第一党支部书记社区书记，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得到了社区居民对原告的积极肯定的评价。现能够连选连任，是社区居民对原告为人处事的赞许，原告很珍惜这一名誉，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虽然不能保证为社区居民服务的每一件事都让每一户居民满意，但那份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勤恳，乐于助人，兢兢业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碰到邻里纠纷或偶尔出现处理事情有失偏颇，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但作为被服务的居民，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理对待社区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年老长者，更多的应当是体谅，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虽然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都有对社会公共事业及工作有监督的权利，但法律绝不允许毫无根据的四处散播谣言，恶意诽谤他人。

一年多来，由于被告的诽谤，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原告为此经常夜不能寐，家庭生活为此经常陷入危机，丈夫埋怨都老夫老妻了还经常吵架，为此，前不久还因被告在公众场合的一次毫不负责人“宣扬”原告“贪污”事情，原告的老公听到后，为了维护自己老伴的合法权益还与被告当众发生过口角。儿女们也是不理解，都要求母亲辞去工作，过点清闲的日子。走在社区里，大街上，在社区上班中，总觉得邻居朋友及单位同事总有些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儿女们的幸福也被他们的同事们看做是“腐败后的幸福”，也使得它在社区上通下达的日常工作都不像以前哪么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碰到有些个居民不顺心时，对方会冷不防的低声说道“自己都贪污腐败了，还能做好什么事？”虽然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歪”，但原告也是普通人，不能超凡脱俗，她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对她的评价。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早已年过半百的，一辈子都安分踏实的走过来的老年人，到老了还要被人诬陷诽谤，精神如何能够受得了？原告是也曾有过离职这样的念头，但是作为一名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她是哪么的坚信党的宗旨，坚信党员的义务，坚信国家的法律，尽可能的克服困难向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社会需要和谐，和谐不是在书面上的，更不是仅仅拿来演讲或调侃用的，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作为老年人应当作为年轻人的楷模、典范，不能为老不尊，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我们说和谐是应当相互礼让，但绝不是一味毫无原则的躲避、退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等规定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从而建设并维护和谐的法治社会。

当事人：潘某某 特别授权代理人：熊律师 201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