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名誉权分析5篇

第一篇：学生名誉权分析

名誉权是学生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教师在行使对学生的评价权和批评教育权时，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侵害到学生的名誉权，严重者会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因此，有学生甚至学生家长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拒绝教师的批评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讲尊重学生人格权、教师就不知道怎么管理学生，一强调教师有批评教育权、侵害学生人格权的问题就抬头的“钟摆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进一步审视学生名誉权与教师教育权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利于冲突的协调与解决。

1.教师对学生名誉权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关于名誉的含义有众多的表述，我们赞同日本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名誉应有三层含义:一是内部的名誉，即客观存在的人的内部价值或真实价值;二是外部的名誉(即社会的名誉)，是指社会对人的价值判断(名声);三是主观的名誉(名誉感情)，是指本人对白身价值的意识与感情。名誉权，对白然人而言是指公民保持并维护白己名誉的权利。它是人格权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护。与般主体相比较，由于学生处于人格形成和发展阶段，学生的名誉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学生代写论文权的主要部分是名誉感。第二，学生的名誉权直接影响到健全人格的形成，凸显发展权的特征。第三，学生名誉权受到侵害主要发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名誉权与教师教育权交互作用并处于相对被动状态。第四，侵害学生名誉权的危害结果具有多元性和潜伏性，因而危害程度更为严重和难以估量。上述特点决定必须对学生的名誉权给予特殊的法律保护。

2.教师保护学生名誉权的意识淡薄

教师在行使教育权时，要注重对学生名誉权的保护，特别是要注重保护学生的名誉感。保护学生的名誉感有两个方面问题函待解决:一是学生具有

名誉获得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受教育者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和常识，教师对学生的冷漠就是对学生的伤害。教师有义务对学生进行全面、客观、激励性的评价。但是，目前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过程中，有很多学生是得不到这样的评价的，由此造成一些学生缺少名誉感。二是保护学生的名誉权的重点应是保护学生对白身价值的良好意识与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对白身价值的意识与感情即白我接纳感。特别是成就感与良好的团队协作感。美国心理学家G }W·奥尔波特提出，白我接纳是健全人格的主要条件。很多研究表明，代写论文水平与抑郁、焦虑、低白尊、低生活满

意度密切相关。教学实践中保护学生良好的白我接纳感首先要保护学生的成就感，以激发和保护学生参与学校学习及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奥尔波特提出高心理健康水平的人具有白我感的扩展的特征。成熟的人积极介入和投身于超越白我的兴趣或活动中去，他们完完全全并且生气勃勃地沉浸于生活之中，而不是远离生活和逃离生活的消极旁观者。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所表现的是真实的白我，他们为幸福并不在于全都满足，而在于积极参与和持续的奋斗。

第二篇：名誉权案例分析

名誉权案例分析

【案情】

原告：高云波，男，个体工商户，住本市五华区弥勒寺53号3单元301室。被告：昆明吉泰龙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地址：本市三市街89号金碧辉煌大厦。

2001年2月5日，原告与其妻共同与被告签订了一份《金碧辉煌大厦订购书》并交付定金2万元。2001年3月7日，原告以其妻王晓文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被告于2002年3月31日前交付房屋，原告当即付清购房款87983元。2002年8月12日开业后，经营气氛冷淡，被告的招商工作未达到预期宣传的效果，为此，原告及其他业主与被告发生矛盾，因此各业主经常在经营区内共商有关事宜：成立业主委员会，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对业主们的有关重大事宜予以处理或决策，如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维修基金续筹、使用方案等。2002年11月10日，大多数业主集会投票推荐原告代理各业主处理商场如下事定：

1、与被告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2、与被告商场物业管理公司的合同纠纷。2002年11月30日，被告向四百余名业主发了一封题为《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的信函，被告在信中提到原告“并不是金碧辉煌大厦的业主，也没有得到任何业主的授权，却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我司以高价收回其商铺，对我司工作人员恐吓，并扬言要采取爆炸手段进行报复，如我司答应其无理要求，他拿到钱后将离开昆明，如我司不答应其无理要求，他将召集业主，带领业主闹事，近日有部分业主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高云波蒙蔽参加了由高云波召集的„业主大会‟，而高云波召开的所谓„业主大会‟是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其行为属非法集会；其选举产生的„业主筹备委员会‟不能代表大多数业主的利益，是非法组织；高云波本人并不是业主，即以业主的身份与其他业主串联，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合法利益。”“因此我司作为金碧辉煌大厦的业主之一，不会对损害商场形象的恶意行为坐视不理，必要时我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高云波的法律责任。”同时查明原告与王晓文系夫妻关系。原告为此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其名誉。

被告吉泰龙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辩称：原告陈述不实。

一、原告不是业主，昆明市产权部门登记的金碧辉煌大厦3124、3091号商铺的名字不是原告的名字。

二、原告召开的“业主大会”未经公安机关许可在公共场所举行，是“非法集会”；原告经各业主推荐但未经最大的业主被告参加选举通过，也没有主管行政机关及开发商的参加，由此产生的业主代表及业主筹备委员会是“非法组织”。被告《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目的在于揭露原告的面目，未侵害原告的名誉，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原告出具了被告散发的《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以证明被告在信中对其进行人格诽谤、诋毁其名誉，而被告在庭审反驳中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信中提到原告不是业主却多次要求被告答应其无理要求，若不答应就采取恐吓、爆炸方式威胁其，若答应原告无理要求，原告就带钱离开昆明的主张是真实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召开的“业主大会”是“非法集会”，其选举产生的“业主筹备委员会”是“非法组织”；此外，被告还在信中运用了“蒙蔽”、“闹事”、“串联”等词，采用公开信的方式发送400多封，散布其言论，被告的目的是明确的，这种行为属于捏造事实，公然丑化原告人格，诋毁原告名誉，已构成名誉侵权，故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其名誉的事实成立，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判决：

一、昆明吉泰龙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停止对高云波名誉的侵害，二、昆明吉泰龙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以邮寄公开信的形式在相同范围内给高云波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公开信的内容经本院审查后发出）。

【评析】

本案由一封公开信引起名誉权纠纷。本案被告经营的金碧辉煌大厦曾一度是本市房介中炒作的热点，被相当一部分商家看好，但事与愿违，金碧辉煌大厦落成后的销售情况比较冷淡萧条，加上被告在管理和做法上不妥，与业主矛盾日期明显，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文革”结束后至今，从法院审理的名誉侵权案件看，本案名誉权的特点就在于被告采用公开信的方式侵害了原告的名誉。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裁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并通过昆明电视台进行了法庭直播，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一审法院紧紧抓住信函中的内容，把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认真审理原告出具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信函，从以下两方面确认原告的主张成立。

一、关于原告是否是业主的问题。本案在此没有花费笔墨。因为原告与其妻购房时，被告也知道他们是夫妻关系，这是其一。其二，被告在与各业主发生矛盾中已知原告在所有业主中有一定影响力。其三，不管原告是否是业主或是否经人授权，被告都不能以此侵害原告的名誉。因此，本案紧紧围绕《公开信》是否构成名誉权进行裁判。

二、被告《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是否构成名誉侵权问题。本案从以下四点确认被告侵权：

1、原告是否对被告有威胁行为。被告在“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中提到原告多次提出无理要求，如不答应就采取恐吓、爆炸手段威胁其，对此被告没有任何证据加以应证。

2、对原告及各业主在其经营区内进行的一些活动是否违法。被告在《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中谈到原告未经公安机关许可在公共场所召开的“业主大会”是“非法集会”，选举产生的“业主筹备委员会”是“非法组织”。对这样的一个定论，被告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及其他业主的活动是非法的。

3、公开信中的言词带有贬义。被告《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中使用了“蒙蔽”、“闹事”、“串联”以及对原告的“恶意行为”要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等词，这些词都带有对原告名誉有诋毁之意。

4、被告以公开信的形式散布其言论。被告《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以邮寄方式寄送给四百多名业主，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原告的信誉，损害原告的人格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名誉权纠纷的四要件：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裁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名誉侵权。

第三篇：侵犯名誉权

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诉讼需要提供什么证据？

一、名誉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新闻媒体、书刊对公民或法人报道失实损害其名誉的证据。如报道内容的原始载体。

2、虚构事实，含沙射影，对他人进行诽谤的文学作品。

3、以口头、书面或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侮辱，贬损他人人格的证据。可举出证人证言、书面材料。

4、以隐瞒真相、捏造事实并加以传播的方式诋毁他人名誉、信誉，损害他人尊严的证据等。

（三）证明侵权事实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如单位处分，当事人精神受打击患精神病，法人经济效益滑坡等证据。

（四）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没有损害原告名誉权的证据。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二、隐私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私拆、偷窥、公开他人信件、电报的行为证据；

2、窃听、传播他人电话内容的证据；

3、探听、公开、传播、利用他人的私人信息之证据等。

（三）证明侵权事实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如当事人精神受打击、患有精神病、自杀等证据。

（四）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没有侵害原告隐私权的证据。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三、肖像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再现其肖像的证据。

2、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将其肖像进行展出、传播、复制、用作商标或进行广告宣传，在纸张、书籍、报刊、网络等载体中使用其肖像的证据。

3、侮辱、毁损、丑化他人肖像的行为证据等等。

（三）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其对权利人肖像的使用为合法使用的证据。

（四）有具体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一、当事人起诉，首先应提交起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当事人是公民的，应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当事人是单位的，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起诉书正文应写明请求事项和起诉事实、理由，尾部须署名或盖公章。

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向法院起诉应提交下列材料：

1、原告主体资格的材料。如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护照、港澳同胞回乡证、结婚证等证据的原件和复印件;企业单位作为原告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

2、证明原告诉讼主张的证据。如合同、协议、债权文书(借条、欠条等)、收发货凭证、往来信函等。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证，应填写一式两份证据清单，详细列明提交证据的名称、页数。证据经法院承办人核对后，由承办人在证据清单上 签字盖章，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备案。

四、立案庭在当事人履行必须的手续和交齐有关证据材料之后，在七天内，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办理立案手续;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五、当事人应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七天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如确有困难，可在预交期内向本院提出减、缓、免交的书面申请，逾期不交或者书面申请缓、减、免交未获批准而仍不预交的，本院将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六、立案手续后，案件由法院排期开庭，当事人应服从法院的各项工作安排，并于结案后到财务室结算诉讼费用，多退少补。

第四篇：名誉权纠纷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浙江金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潘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与被告王某某名誉权纠纷一案中的诉讼代理人。本人接受委托后，就本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第一、本案被告有侵权行为。被告自2009年端午节因300元慰问金事项就曾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的人诽谤过原告，说原告贪污了300元，后经查实，被告才默认属于自己的过错。但被告并没有吸取此次的教训，事后借政府计划在某公寓沿河修建游步道事宜再次诽谤原告贪污30万巨款，再次在公共场合，向公众宣称原告是个贪污分子，不仅对原告的邻居说，同事说，还向原告的工作单位举报，性质十分恶劣。这些事情均有证人证言加以证实。

第二、被告的行为是被告故意所为。我们认为被告虽然年纪大但精神是正常的，主观上是故意的毋庸置疑的。从被告的行为上看，被告确实是想通过这种毫无根据的侮辱诽谤行为试图败坏原告的名誉，甚至有想让原告受到刑事处罚的目的。否则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公众场合，向原告周边的及原告的家人周边的人宣扬自己毫无根据的言论。直至给原告造成无法愈合的伤口。

第三、被告的行为直接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被告受到了实际的伤害。从2002年到现在，经民主选举，原告一直在某公寓业委会工作，从2003年起担任某公寓第一党支部书记社区书记，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得到了社区居民对原告的积极肯定的评价。现能够连选连任，是社区居民对原告为人处事的赞许，原告很珍惜这一名誉，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虽然不能保证为社区居民服务的每一件事都让每一户居民满意，但那份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勤恳，乐于助人，兢兢业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碰到邻里纠纷或偶尔出现处理事情有失偏颇，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但作为被服务的居民，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理对待社区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年老长者，更多的应当是体谅，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虽然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都有对社会公共事业及工作有监督的权利，但法律绝不允许毫无根据的四处散播谣言，恶意诽谤他人。

一年多来，由于被告的诽谤，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原告为此经常夜不能寐，家庭生活为此经常陷入危机，丈夫埋怨都老夫老妻了还经常吵架，为此，前不久还因被告在公众场合的一次毫不负责人“宣扬”原告“贪污”事情，原告的老公听到后，为了维护自己老伴的合法权益还与被告当众发生过口角。儿女们也是不理解，都要求母亲辞去工作，过点清闲的日子。走在社区里，大街上，在社区上班中，总觉得邻居朋友及单位同事总有些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儿女们的幸福也被他们的同事们看做是“腐败后的幸福”，也使得它在社区上通下达的日常工作都不像以前哪么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碰到有些个居民不顺心时，对方会冷不防的低声说道“自己都贪污腐败了，还能做好什么事？”虽然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歪”，但原告也是普通人，不能超凡脱俗，她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对她的评价。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早已年过半百的，一辈子都安分踏实的走过来的老年人，到老了还要被人诬陷诽谤，精神如何能够受得了？原告是也曾有过离职这样的念头，但是作为一名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她是哪么的坚信党的宗旨，坚信党员的义务，坚信国家的法律，尽可能的克服困难向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社会需要和谐，和谐不是在书面上的，更不是仅仅拿来演讲或调侃用的，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作为老年人应当作为年轻人的楷模、典范，不能为老不尊，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我们说和谐是应当相互礼让，但绝不是一味毫无原则的躲避、退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等规定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从而建设并维护和谐的法治社会。

当事人：潘某某 特别授权代理人：熊律师 2011年10月11日

第五篇：死者名誉权保护问题

自1987年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起诉连载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 小说的报纸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以後，十多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不绝如缕。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已审理的著名案件的起诉人有：武术家海灯和尚的养子范应 莲、「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子女、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音乐家王洛宾的儿子、旧上海闻人虞洽卿的儿子、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外孙、蒋纬国过去的恋人施利聆的 儿子等。法院受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其主要依据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於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高法解答》）第5条的规定：「死者名誉受 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文将分析这一规定的法律地位，指出这一规定与我国民法与宪法的矛盾冲 突之处。上引《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法律依据何在？已见诸文字的 解释有三种，兹分别评述如下：

一 死者有没有名誉权？

第一种解释是，死者有名誉权。这种意见始见於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天津 已故艺人荷花女名誉案的批覆：「荷花女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 权向法院起诉」。其後，最高法院於1990年对海灯名誉案的批覆中重申这一意 见：「海灯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养子，范应莲有权向法院起 诉」。

这里所说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 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和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但是，名誉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者本人。别人（如亲属、律师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权下代办有关诉讼事务，但任何人都 不能未经授权而以被侵权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有关死者名誉权的诉讼中，权利 的主体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诉讼，也不可能授权。最高法院把提起 诉讼的权利交给死者亲属，就形成学者魏永征所说的「（原告）所主张的并不是 自己的权利」的状况，违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人本人」的原则。

其实，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权利义务也就随之消失。这一点在《民法通则》 第9条中规定得很清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 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9条对公民（自然人）的定义适用於《民 法通则》中所规定的所有权利义务，当然也适用於第101条和120条所保护的名誉 权。换言之，《民法通则》并未保护已故公民的名誉权。最高法院两个批覆中关於死者有名誉权的意见於法无据。

从常理、逻辑上讲，把权利、义务的终点定在死亡之时是很有道理的。人死 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纳税、服兵役的义务或其他任何义务了。同样，人死了也不可 能再享受选举、婚姻、劳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了。把名誉权单列出来允许死 者保留，似乎名誉权是一种与别的权利义务都不同的「权後之权」，於常理、逻 辑上都说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条中不再谈保护「死者的名誉权」，而代之以「死 者的名誉」。按照魏永征的说法，删掉这「权」字，是因为最高法院已意识到主 张死者有名誉权於理於法不合。

二 生者有没有名誉继承权？

既然死者不能把名誉权带走，那就留给其亲属，让亲属像继承房屋、存款 一样地继承过去。这样就形成第二种解释，即公民有「名誉继承权」。虽说没有 人正式、公开提出这种主张，但因为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然的推论，有的学者（如魏永征）为说明、解释的方便而把这种观点列出来讨论。

正如魏永征所指出的，从法律上说，亲属只能从死者那儿继承有形的财产如 房屋、存款，而不能继承无形的义务如纳税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也不能继承 无形的权利如选举的权利、婚姻的权利、劳动的权利或姓名权等等。这一点从 《民法通则》第76条和第149条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符合常理和逻辑的。要是权利和义务可以像财产一样的 继承，那岂不是说儿子可以使用已故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名字，可以以 他们的名义签订合同，以他们的名义投票选举，结婚离婚？或者说，女儿必须代 替已故的父亲服完未服完的刑期，父亲必须代替已故的儿子服兵役，等等。从现 代人的眼光来看，那岂不是乱了套吗？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世袭继承某些权利、权力与义务曾经被看作是理所当 然的。许多民族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制度。

中国古代史上的匈奴部落的单于死後，儿子不但能继承父亲的称号、权力，而且也继承父亲的婚姻权。西汉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後，他的儿子不但继承了单于的称号与权力，同时也继承了父亲与王昭君的婚姻关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就是臭名昭著的世袭继承义务的制度。在汉族历史上，由於世袭制度的广泛应用，名誉与名誉权常常不仅是属於个人，而且更属於家族，尤其是皇族、王族与望族。对已死的皇帝不敬就像对活著的皇帝不敬一样可以引来大祸。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名誉权世袭继承制度发展到了极端的例子。

现代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取消了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制度。按照现代法理，权利与义务「是不可能转让、抛弃和继承的」，它们与生俱来，每人一份，活著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们送人，死的时候你既不能把它们带走，也不能把它们留给後代。因此，从常理与逻辑上说，名誉权与其他所有的权力与义务一样，也是不可

继承的。

三 生者有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

既然死者没有名誉权，亲属又不能继承死者的名誉权，那麽，《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死者的亲属可以为死者的名誉而诉讼「侵权」，这究竟是甚麽权呢？我们未能查到最高法院解答这个问题的书面文件。不过法律学者魏永征提供了下列解释：「我国司法解释关於死者近亲属有权对死者名誉损害起诉的规定，实质

上是把死者名誉视为死者近亲属的一种合法利益加以保护的。同时在程序上也解决了像施利聆案那样死者继承人所主张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的困难。」

这就形成了第三种解释：公民有「已故亲属名誉权」。请注意这一权利同「已故亲属的名誉权」之间的区别。前者的权利主体是活著的人，是说公民有权拥有名誉好的已故亲属。後者的权利主体是死去的人，是说死去的人有权拥有好的名誉。

「已故亲属名誉权」的具体内涵是甚麽？为甚麽要保护它呢？魏永征解释说： 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死者名誉实际上是指死者生前 的名誉，亦即对死者生前行为表现的社会评价。如果死者名誉可以被任意诋毁而 不受到任何制裁，这不仅对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於宏扬社会正 气、维护安定团结。死者名誉遭到不法损害，受到不利影响的首先是他的近亲 属，他们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 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这意思就是说，既然死人不能有权利，活人又不能继承那权利，那就把它说成是 活人本来就有的权利。但是，「已故亲属名誉权」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引出了法律 依据和立法程序、立法职权的问题。

《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只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没有保护公民的「已故亲属名誉权」或这一类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不是《高法解答》第5条的依据。不仅如此，整个《民法通则》各个条目中，没有一条保护「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高法解答》第5条在整个《民法通

则》中都找不到依据。

这并不奇怪。因为《民法通则》在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时采用目前法制较健全的各国通用的划线方法。一是以「生、死」划线，如上文已经解释的，人在出生以前或死亡以後在法律上不算公民。二是以「人、我」划线，义务仅限於公民本人的行为，权利也仅限於公民本人的际遇，两者都与亲属或其他任何死人或活人无关。

譬如，公民有「纳税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的就可能被判罚，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判刑。但是公民没有「亲属纳税义务」或「已故亲属纳税义务」。如果你的外祖父曾偷税漏税，不管他是否还活著，都不能罚你的款、判你的刑。

再譬如，公民有「婚姻权」。你的配偶要与你离婚，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或法庭的判决，而法庭在判决之前必须依法听取你所提供的事实，考虑你的愿望与主张。但是公民没有「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母决定离婚，你不能根据「父母婚姻权」要求法庭阻止他们离婚或要求赔偿。公民更没有「已故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亲不幸逝世，你不能根据「已故父亲婚姻权」阻止你的母亲与另一人的自由结合。

上文提到的「死者的名誉权」的概念（第一种解释）打破了「生、死」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代之以「已故亲属名誉权」的概念（第三种解释），却不料又打破了「人、我」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说，「已故亲属名誉权」是一个由最高法院或学者提出来的民事权利新品种。《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这一崭新的权利，已超出了《民法通则》的范围，超出了解释法律的范畴，是在立法了。

根据《宪法》第58条，法律的制订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123条和127条，法院与最高法院是审判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不应该在《高法解答》或任何其他法院文件中立法，否则就违宪了。

如果最高法院、学者或其他任何人认为「已故亲属名誉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规定的有关程序提议全国人大修改或补充《民法通则》甚至《宪法》。由於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成文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的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这一权利了。

虽说「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但立法并不只是司法界与学术界的事情。有关名誉权的立法也直接影响到新闻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政界、以及我国社会的所有其他各个阶层。这也是《宪法》规定立法权属於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而不属於未经选举产生的司法界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普遍认为」不是一个在法律上可以遵循的严格程序。如果仅仅根据某些人认定的「普遍认为」就在法定的程序之外随便立法，就违反了「司法不能违法」的基本原则，从一点上侵蚀了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当、完整与权威。

总而言之，关於保护死者名誉的三种法律解释都解释不通，在新的解释被提出来之前，应当认为《高法解答》第5条在民法中於法无据，且违反了《宪法》第58条、123条和127条的精神。因此，法院接受和审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是错误的。

四 保护死者名誉於法无据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宪法》与《民法通则》以「不作为」的形式未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本节将说明，我国宪法还以「有作为」的形式主动地禁止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这就是《宪法》第35条。《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换句话说，《宪法》第35条

是不是保证了中国公民说任何话、出版任何东西而不受法律惩罚的广泛权利呢？不是。当一个公民的权益与另一公民的权益相互冲突时，至少两者之一要受到限制，或者两者都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这是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自由或权利是绝对的。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冲突之处，尽可能合理地分派无可避免的限制，并在整体上将这些限制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在我国《宪法》中，以上道理更是在第51条中做了明文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那麽，怎样的「自由」和「权利」才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被用来限制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呢？

由於《宪法》是根本大法，对《宪法》规定的任何自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限制不能源自任何下位法，而只能源自《宪法》本身，否则就是非法限制。例如，《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01与第120条关於公民的名誉权的规定则可被视为《宪法》第38条的具体化。关於（活著的公民的）名誉权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些公民或媒体的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的自由与另一些公民的同样受《宪法》保护的关於名誉的权利发生了冲突。《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规定在世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也就是对言论、出版 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的，也就是合於《宪法》，因为《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源自《宪法》第38条。但是，公民死亡就不再是公民，名誉权既不能在死後继续保留，又不能遗传 给子女，而所谓「已故亲属名誉权」又於法无据，也就是於《宪法》无据。这就 是说，《宪法》没有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权」、「名誉继承权」、「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所以，「死者名誉」不属於《宪法》第51条所说的那种「合法权利」，不可以用它来限制任何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自由，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公民名誉的问题上，在《宪法》第51条所提供的框架下，《宪法》第38条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合法限制；但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第38条不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而且，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宪法》中也没有任何其他条款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既然《宪法》本身没有对《宪法》第35条进行任何限制，作为下位法的任何其他法律法规条例当然也不可能对《宪法》第35条构成任何合法限制。由此推 论，《宪法》第35条禁止对有关死者的言论、出版作任何司法限制。《高法解答》第5条保护死者名誉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35条关於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五 结论

我国现行法律是不是保护死者名誉？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司法保护死者名誉违反了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由於司法判案必须遵守现行法律，所以司法保护死者名誉是错误的。

但是，法律应该不应该保护死者名誉？死者名誉受损害，不是如魏永征所说「对死者」「不公平不合理」吗？已故亲属的名誉遭诋毁，在世者「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难道法律就不管了吗？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

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许多关於立法的原理和原则。它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范围，只能留给以後的文章了。

赵心树 复旦大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