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学讲稿[共5篇]

第一篇：藏族文学讲稿

藏族文学讲稿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勇敢智慧的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风格独具的藏族文学。其中既有民间文学，又有作家文学，二者交相辉映，可称双璧。民间文学分为诗歌、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等。作家文学包括诗歌、历史文学、传记文学、戏剧、小说、散文等。其中很多作品如英雄史诗《格萨尔》，作家诗《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仓洋嘉措情歌》，文史名著《巴协》、《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史》等等，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而且享誉世界。

一、关于格萨尔

传唱千年的史诗《格萨（斯)尔》也叫《格萨尔王传》。主要流传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

二、诗歌

概论：20世纪中叶，中国诗坛出现了一批不容忽视的藏族诗人，他们分别用藏文和汉文进行诗歌创作。使用藏文进行创作的是一 批具有很高社会声望和深厚藏文化功底的藏族著名老学者，他们主要有：擦珠·阿旺洛桑、桑热嘉措、桑热嘉措、恰白·次旦平措、等；使用汉文进行创作的是一批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翻身农奴，他们处在社会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身处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汇点，有“边缘人”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和困惑，但在创作上同时也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诗人主要有：饶阶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等。    饶阶巴桑——雪山之巅的雄鹰

伊丹才让——巍巍雪峰上吟啸的雪狮 丹真贡布——雪域诗坛的云彬 凌空出世的藏族新生代诗人群

1、饶阶巴桑

藏族诗人。1935年出生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胡日林村。饶阶巴桑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用汉语写作的第一位藏族诗人，在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诗坛上，他的名字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饶阶巴桑的家乡是一个藏族民歌的荟萃之地和诗歌之乡。他曾说过：“澜沧江从它身边流过，那日夜不息的涛声，还有歌声，不断地撞击着我童年的心弦。我后来崇拜诗歌，信仰诗神，不能不感谢这个村庄的安排。”诗人长大的地方位居澜沧江的交通要道，很多的长途马帮，商旅，流浪者，卖艺的，喇嘛，都会从这里经过。在特定节日，有很多的聚集在一起，非常热闹。那些优雅的赞美诗，悲凉的离别歌，都成为旅人留在这里的财富。就成为了诗人创作的源泉。他还有两个非常喜欢唱民歌的姐姐，这些民歌，都孕育了饶阶巴桑的诗心。1960年，出版了诗集《草原集》，成为当代诗坛第一本藏族诗人的诗集。《牧人的幻想》是饶阶巴桑的早期代表作，分为上下两章，公52行。写的是藏区的草原生活。一位头发斑白的牧羊人，放牧数十年，解放前，只有天空和白云石他最亲密的伙伴，因而他对白云有着无边的幻想： 草原是他最爱的家

他熟悉草原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 牛羊是他最爱的伴侣，他能用语言和它们畅谈。他爱观望天空的白云

他对白云有一个秘密的愿望 他对白云幻想 用了半生时间

云儿变成低头饮水的牦牛 云儿变成拥挤成堆的绵羊 云儿变成纵蹄飞奔的白马 天空哟，才是真正的牧场！

他们游荡在高空 他们低飞到草棚 他们舐抚着帐篷 他们蜷伏在羊群中

赏析诗歌《牧人的幻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诗歌大多数都是歌颂新生活，新人物和新气象的，因此，有人称那个时代为“颂歌时代。”饶阶巴桑的这首诗，也是颂歌。不过它与当时一般的颂歌有明显的差别，这首诗朴实，浑厚，简约，字里行间都有掩藏不住的民族特色。将新奇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相融合，趣味横生，意味深长。他的其他诗歌，也都有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和绚丽而清新的风格。

2、伊丹才让

伊丹才让

藏族当代的一个著名诗人。他1933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的一个藏族村寨。198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雪山集》。

伊丹才让的诗歌创作，开始于他的母亲口中的民歌和民间故事。他说“母亲口中的那首歌，成了我毕生的盘缠。” 我唱着跳着到蓝天上去，要和天上的小龙把云彩舞 我跳着唱着到石山里去，要和山里的小野牛穿云雾。

这是一首在安多藏区十分流行的民歌，也是他的母亲交给他的第一首民歌。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对他的诗歌创作出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独创的“四一二七行诗” 伊丹才让用汉语写作。然而读者任然能从其诗歌形式中感受到与汉族文学既异形也异质的因素。特别是他独创的“四一二七行诗”

诗歌每首七行，分为三段。首段四行，铺叙描述。第二段一行，揭示事物的本质。第三段两行，提出训谕性警句，在烛照全诗的同时，也给读者启迪。代表作《夏鼓咚咚》

3、丹真贡布

生于1934年，甘肃夏河人，家在著名的拉卜楞大寺院旁。代表作长篇叙事诗《拉伊勒与隆木错》，叙事诗《奇怪的法律》，抒情长诗《献给家乡的花》诗集《羚之街》《溪流集》

长篇叙事诗《拉伊勒与隆木错》是丹真贡布早年的代表作。写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隆木错爱上了勤劳朴实的牧民拉伊勒，豪门公子阿加木为了霸占隆木错，就残暴地杀死了拉伊勒。隆木错悲痛万分，痛不欲生。她在火葬拉伊勒时，跳入烈火中自焚而死。他们的魂灵飞上天，变成了夜空中相依相伴的星星。

这首长诗是根据明间说唱故事创作的，融入了诗人的想象和艺术才情。既哀婉有悲壮，既深沉又高亢。

丹真贡布一生发表与出版的作品不多，除叙事诗和长诗以外，他一生只存抒情短章约80首。但这些诗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的艺术形式。他在谈论自己的诗歌创作时曾说：“我是厨师，而不是药剂师，首先要想，要有味，要可口，要有营养。”

4新生代诗人群

藏族新生代诗人群的出现，是藏族诗坛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当代多民族诗歌发展史上是不容忽视的现象。代表作家：

阿来、班果、唯色、梅卓、列美平措、贺中、远泰，扎西才让。还有很多用藏文写作的新生代诗人的作品，由于文字阅读困难，也没有翻译过来，就无缘看到了。这个部分就重点介绍阿来的诗歌创作。

阿来

男。藏族。1959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藏区只有20多户人家的阿坝州马尔康县一个藏族村寨。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名播海内外的阿来，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

阿来从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表达是从诗歌开始的。他的阅读，他从问学长得到的感动也是从诗歌开始的。

代表作《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一群没有声音的妇女环绕我 用热泪将我打湿 我看不清她们的脸

因为她们的面孔是无数母亲面容的叠合 她们颤动的声音与手指仿佛蜜蜂的翅膀 还有许多先贤环绕着我 萨迦撰写一部关于我的格言 格萨尔以为他的神力来源于我 仓央嘉措唱着献给我的情歌

一群鸽子为我牵来阳光的金钱 仙女们为我织成颂歌的衣裳

从创作一开始，阿来就意识到，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皆缘于决定他成为藏人的血缘关系，缘于祖先创造的浑厚久远的文明，缘于地处藏区边缘地带的嘉绒藏区，他在诗中写道：“背弃你们我不能够。”

他的诗歌深受惠特曼，聂鲁达的影响。当大多数人听邓丽君的时候，阿来遭逢了贝多芬。当中国诗歌杂志再为朦胧诗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许多伟大的先贤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从惠特曼，聂鲁达开始，由这些诗人打开了他诗歌王国金色的大门。作品欣赏

《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我正在穿越的土地是多么广阔 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 穿越了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 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 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 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 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 我走上山冈，又走下山冈

三十周岁的时候 春天和夏天

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隐约二又坚定 引我前行„„ 三十周岁的时候 春天和夏天，主宰诗歌和幸福的神灵啊 我的双腿结实有力 我的身体逐渐强壮„„

分析：全诗以行进感为总体节奏，反复描述故乡醉人的风光。群山，草原，大地，奔马，羊群是他的诗歌的主要意象群。毕竟，阿来在与故土36年的厮守和相伴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美年华。在这里他找到了诗歌的机缘。这里是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幻想和梦境的心灵之地，他从心里珍爱这身体和灵魂的源生地。

还有“日益就丰盈了，并且日益，就显示出忧伤和蔚蓝。已是暮春，岸上的泥土潮湿而松软，树木吮吸，生命上升，上升到万众植物的顶端。”

读阿来的诗，我们不难感觉其诗歌浓郁的诗意。读阿来的诗，按照英美新批评派的方法“细读文本，详加分析”很好。如果没有功夫细读，只读其片段并以自己的心灵去感悟，也能进入一种真正的诗的境界，产生心灵的对话。

二、小说

概况：20世纪50年代，藏族小说的汉语创作一度落后于其他民族的汉语创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藏族文学的小说创作开始蓬勃发展。益希单增，降边嘉措等作为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先行者，首先引起了中国当代文学文坛的关注。

 益希单增，降边嘉措等先行者的足迹  《尘埃落定》：一种新的美学范本  扎西达瓦：创造亦真亦幻的另类小说  当代藏文小说一瞥

1.西藏人的故事—— 益希单增的小说创作

益希单增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县一个贫苦的藏族牧民家庭。他的祖籍是雅努藏布江上游的西藏阿里高原。1951年，他参加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随后在西藏工作。代表作品：《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

《幸存的人》

《幸存的人是益希单增的第一步长篇小说，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小说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1982年，《幸存的人》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和“西藏优秀创作奖”。

小说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心灵美好，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人物。

《迷茫的大地》

迷茫的大地是《幸存的人》的续篇。他从《幸存的人》的终点起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西藏，西藏的历史和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小说从1949年10月写到1952年秋天，以

解放军进驻西藏为背景，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命运的历史性转折。

益希单增还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主要有《第三只眼睛》、《迷茫的秋色》、《啊，人心》《重识》、《拉萨城的小巷深处》等

半个世纪以来，益希单增经历了西藏的新生，发展和曲折前进的历程，并忠实的记录了这个时代。他说，他要写的，就是“我的西藏人和西藏人的故事”

2、扎西达瓦

博览西藏小说，扎西达瓦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扎西达瓦出生于1959年，是四川省甘孜县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代表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 这两篇小说的问世，不仅把他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一位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家，更把西藏文学引向了一个高潮。

以扎西达瓦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先锋，马原被称为结构主义，后现代作家，色波则被称为存在主义作家。西藏成了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理想的文化土壤。

1985年，《西藏文学》第6期出版了一辑“魔幻现实主义专辑”，编后语这样描述：西藏因其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藏族人坦率淳朴，然一经交往你便会发现他们与汉族人的心里素质，思想方式都不尽相同。写西藏文学的作品，如何能传达其形态神韵呢？生活在西藏的藏，汉族作家苦恼了若干年，终于有人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出了一点点什么„„所谓“魔幻”看起来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

《西藏，隐秘岁月》的创作，使扎西达瓦的小说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从畅想，抒发走向沉思冥想，步入了思想型作家的行列。以扎西达瓦、马原、色波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和结构、语言、叙事方式的新奇，在新时期文坛小说创作界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个从未感知过的西藏，一种从未看到过的小说表现手法。

3、阿来

男。藏族。1959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藏区只有20多户人家的阿坝州马尔康县一个藏族村寨。

《尘埃落定》——文明与冲突 创作于1998年的《尘埃落地》，是阿来长篇小说的处女座。

《尘埃落地》所讲述的，是麦其土司的统治逐步走向崩溃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富有精神原乡意味及人性原色感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以大流动的诗话方式，最终实现了“尘埃落定”的境界、小说以流畅的近乎诗化的叙述，气定神闲的讲述了一个古老土司家族的故事。

阿来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历史变迁，文明冲突的汉藏接壤之处。在文化的夹缝中，他一面提醒世人不要忘怀这“边缘的边缘”的特殊存在，一面强调“人”的普世意义，作品传递着双从文化背景下身份即明确又模糊的作家和文化杂糅的民族共同建构的一个真实的嘉绒藏区。

第二篇：元代文学讲稿

元代文学

第一章 绪论

元代若从蒙古王朝自立“元”国号的1271年算起，到朱元璋进京、元顺帝逃离大都（１３６８）止，其间约97年。若从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中国（１２３４）起，到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义军推翻、元顺帝逃离大都（１３６８）止，其间约一百三十四年。

１３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两洲。其后，窝阔台灭金，忽必烈灭宋，以大都（今北京）为政治中心，建立起以蒙族贵族为统治主体的大一统政权。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国土空前辽阔。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政治上，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直至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写的《宫辞十二首》还有“老娥元是江南女，私喜南人擢状元”的句子，表现出民族压迫下南人特有的心理。不过，就我国历史总体而言，元朝统治的年間，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居住于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既有斗争，更有沟通、融合。蒙古铁骑是带着奴隶制时代的野蛮习性进入中原地区的，后踏着女真人的足迹，接受了汉族文明。１２７１年，他以“元”为国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

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喇（蒙古人）等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１１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民族杂居，也给汉族文化在固有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徐渭说： “北曲盖辽金北鄙杂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南词叙录》）北曲包括蒙族女真族的乐曲，它们流入中原，为民间接受，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胸襟。

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然而，元朝统治集团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仕进机会減少，地位下降，这和儒学影响力的淡化有直接的关系。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不确，但儒生被忽视则是事实。

元代戏剧

元代，我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元代创作的剧本，数量颇多。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许多剧作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

从现存的剧本看，元代戏剧的题材，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许多方面。

元代戏剧演出频繁，也拥有大量观众。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说：当时 “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

元代的戏剧，有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这两个剧种的剧本虽然也都包括曲词、宾白、科（介）三个部分，但体制又有不同。

杂剧风行于大江南北，它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每折相当于今天的一幕，同时也是音乐单元；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交代剧情）为一本，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元代流行的宫调有9种：仙吕宫、南吕宫、正宫、中吕宫、黄钟宫、双调、越调、商调、大石调），演剧脚色可分旦、末、净三类。通 3 常限定每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中的一类主唱，因而有旦本或末本之说。元杂居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歌剧，核心是唱词。

南戏流行于东南沿海。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作规定。曲词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只能由一人独唱到底。

杂剧和南戏在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南戏的曲调则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曲藻》）

元代的戏剧活动，实际上形成为两个戏剧圈。北方戏剧圈以大都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杂剧。涌现了大批杂剧艺人。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张国宾、杨显之等，或是大都人，或在这里活动。南方戏剧圈以杭州为中心，包括温州、扬州、建康、平江，松江乃至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和北方情况不同，这里城乡舞台，既流行南戏，也演出北方传来的杂剧，呈现出两个剧种相互辉映的局面。南戏产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永嘉杂剧”。它形成于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广泛流传，并渐渐进入杭州。

杂剧和南戏两个剧种的争妍斗丽，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徐渭《南词叙录》收录了“宋元旧篇”剧目６５种，其中有一半的南戏剧目见于杂剧演出，这表明两个剧种的作家，经常相互吸取、改编彼此的作品。

元代散曲

散曲大盛于元。散曲之所以称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它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散曲的特性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在语言方面，既需要注意一定的格律，又吸收了口语体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章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比近体诗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自从散曲兴起以后，作者如林，作品繁多，内容涉及歌咏男女爱情，描绘江山景物，感慨人情世态，揭露社会黑暗，抒发隐逸之思，乃至怀古咏史，刻划市井风情等等方面。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个性，曲坛也出现珠玉纷呈的局面。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曲概》中，把散曲分为三品，一曰清深，二曰豪旷，三曰婉丽。

元代社会的激烈变化，使整个文坛的审美情趣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国维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他认为，元剧作为叙事的文学，其审美特征就是“自然”。所谓自然，是真实地摹写作者的所见、所想，让观众真切地看到“时代之情状”，从而体悟到流注在故事中的旨趣。与此相联系，他指出元杂剧的文字，也必然不事藻绘，是鲜活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至于元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王国维认为是 出自“自娱”与 “娱人”的需要。剧作家创作剧本，不是要藏之名山，而是要公之于众，这必然要让观众看得明白、真切，才能进一步理解和认同。在这里，王国维把戏剧这一体裁的特性与观众心理联系起来，相当准确地揭示出形成元代文坛审美情趣的重要因素。

从当时属于文坛主体的戏曲、散曲创作倾向看，许多作家不仅自然地抒写人情世态，而且表现出淋漓尽致、饱满酣畅的风格。以剧本的情节安排而论，元剧作家总是把简单的故事写得波澜迭宕，透彻地表现悲欢离合的情态；以刻划人物而论，则力图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奥秘，曲尽形容，鲜明地显示其个性特征；以语言风格而论，则崇尚“本色”，大量运用俗语、俚悟，以及衬字、双声、叠韵，生动跳挞地绘形绘色。剧作者往往毫无遮拦地让人物尽情宣泄爱与恨。关汉卿写窦娥呼天抢地，骂官骂吏，把悲愤怨恨的氛围推到极限；郑光祖写倩女追求恋人，乃至魂魄飞越千山万水，一路上吐露对爱情的渴望。有些剧作者甚至还借剧中人歌哭笑啼，释放胸中积悃，马致远《汉宫秋》、《荐福碑》，白朴《梧桐雨》中的多段唱词，实际上是作者在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感情。

对于元杂剧所表现的审美情趣，明代学者早有深切的理解。孟称舜在《古今名剧合选序》中也说：“迨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选形，随物而赋象。”他们都看到了元杂剧具有曲尽人情、透彻无遗地表现事物的特点，而且都用“极”这一强烈字眼给予形容。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 中更指出：“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而元人传奇，又其最善者也。”所谓显而畅，是指元剧题旨显露的，能让观众看得真切明白；而总体的风格则呈现出酣畅之美，让观众有痛快淋漓的感受。

元代文坛，无论是叙事性还是抒情性的文学创作，均体现出自然酣畅之美。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注重“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每以简古含蓄为美。在宋代，梅尧臣说诗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张戒反对“诗意浅露，略无馀蕴”（《岁寒堂诗话》卷上）；姜夔说“语贵含蓄”（《白石诗说》），即使被目为豪放的辛派词人，也多有芳草美人寄旨遥深之作。元代文坛的审美观，与这一传统大异其趣。许多作家“显而畅”的做法，恰恰为传统所忌。传统观念认为作品要使人能像嚼橄榄那样回甘；元代许多作品则让人痛快酣畅，魂荡神摇。有些曲作甚至使人如饮烈酒，或者如闻蒜酪味，表现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话本小说

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说唱艺术，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宋、金、元时期，说话和说唱艺术日益繁盛，它们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述古今故事、市井生活。内容的世俗化、语言的口 7 语化，是其一大特点。它们的成熟与发展，推动着古代叙事文学逐步走向黄金时期。

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名有门庭，自成路数。“四家”的名目，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是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后一种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划分标准的。

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一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大宋宣和遗事》等。

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数量难以确定；又因其文本几乎仅见于明人刻印的集子，连元刻本也极为罕见，所以对其时代归属，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依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对宋元 8 小说话本的记载，再与明人刻印的有关作品相互参证，下列作品是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説话本：《张生彩鸾灯传》（见《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风月瑞仙亭》、《杨温拦路虎传》、《西湖三塔记》、《简贴和尚》、《合同文字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以上见《清平山堂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以上见《古今小说》）；《错斩崔宁》（又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上见《醒世恒言》）；《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西山一窟鬼》（又题《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定山三怪》（又题《崔衙内白鹞招妖》）、《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以上见《警世通言》）等。此外，近年发现元代“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是如今仅见的元刻小说话本，《醒世恒言》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是其增订本。至于故事题材流行于宋元后经明人搜集整理、增删加工的作品，在明冯梦龙的“三言”等集子中应当还有一批。

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但若就旨趣而论，不管是何种题材，都往往以爱情或公案作为叙事的“兴奋点”。爱情故事，在当时很受欢迎，所以，艺人的素质，着重表现在“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所谓烟粉、风月，是男女交往故事的代称。在礼法森严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窃玉偷香”，是一种挑战礼法、追求自由的大胆行动，艺人们以此作为表演内容和体现水平的标志，恰好说明这个时代创作的趋向。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像《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出身于贫寒的装裱匠家庭，生得美貌出众，聪明伶俐，更练就了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窘迫，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卖与咸安郡王，从此，正值豆蔻年华的秀秀，身入侯门，失去自由。其后郡王府失火，逃命之际，她遇见了年轻能干的碾玉匠崔宁；秀秀见他诚实可靠，便主动提出：“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而胆小怕事的崔宁却不敢应允。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素知崔宁的为人，这番话明显是要激发他的勇气，让他与自己一道挣脱束缚，寻求美好的生活。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初见范二郎，便暗中喜欢，独自思量：“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为了捕捉这难得的机缘，她敢想敢做，主动接近范二郎。显然，璩秀秀和周胜仙的行动，与“诗礼传家”的闺秀们大相径。作者对她们的肯定，实际上表现出平民百姓对封建传统的轻蔑。

小说话本的另一突出内容是公案故事。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是导致大量公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它反映出民众对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关注，以及对生存权利、社会治安的深重忧虑。像《错斩崔宁》，讲述由一想命案引发的一段冤情，就颇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的刘贵，酒后失言，致使其妾陈二姐有以为丈夫要卖掉自己，连夜逃走；结果，醉而未醒的刘贵被小偷谋财害命。案发后，涉嫌杀人在逃的陈二姐与她刚在路上结识的崔宁双双被捉拿归案。当地府尹不堪察案情，不听陈崔二人的申辩，滥用酷刑，屈打成招，造成冤案，致使无辜者人头落地。小说中有一段议论，很能反映当时的人对这件冤案的看法： “这般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这一番感慨，其实也是对草菅人命的官府作出的严正批判。此外，《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贴和尚》等篇，也从不同侧面的反映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人们还可以从中见到当时的世态民情与社会风纪。

讲史话本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讲史，只是一种概称。《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其中，“新话”与 “史书”对举，可见“讲论古今”才是讲史的全貌。据宋吴自牧《梦梁录》载： “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王六大夫所讲，即为宋人抗金复国故事，属 “今”的范畴。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中，宋人编的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梁公九谏》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凡九段，叙述唐狄梁公（仁杰）九次进谏，反对武则天策立武三思为储君；段落整齐，文辞古朴，简明扼要。《大宋宣和遗事》分前后二集，记述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和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其中含有梁山伯故事，像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十六人聚义梁山、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略具后来《水浒传》的雏形，其叙事简略，类似纲要。《五代史平话》，分梁、唐、晋、汉、周五个部分，断代编述。它以《资治通鉴》为主要依据，吸收新、旧《五代史》的某些内容，并捏合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各部分大体以编年为经，以事件为纬；综观则颇合史书框架，细读却饶有说书情趣。像《五代梁史平话》叙述黄巢出世及早年经历，将黄巢塑造成一个有异秉的奇人，富于神异和传奇色彩。又如《五代晋史平话》写石敬瑭早年与哥哥发生争执，其兄“被敬瑭挥起手内铁鞭一打，将当门两齿一齐打落了”。从此敬瑭不敢回家见父亲，浪荡出走外州。颇为生动地刻划出石敬瑭蛮横的性格。整部《五代史平话》规模较大，在演述兴衰的同时，大 12 休贯串着儒家的正统史观。但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黄巢、石敬瑭、李克用、刘知远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元人编刊的讲史话本，今存元至治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及《三国志平话》。五种书，版式一样，均为上图下文。文字粗率，时有讹误，似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文字与图画合刊，显是供人阅读之用，其读者对象当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它们与《五代史平话》一样，既依傍史实，又杂以民间传说故事，有虚有实。如《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史有其人，但书里的 “张飞捽袁襄”等情节，则是民间艺人的虚构。因此，宋元的讲史话本，实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亦文亦野，别成一家。

说经话本

今存的宋元说经话本，只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或断为宋刊，或疑为元刻。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中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

《取经诗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名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１７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必有诗一首或二、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就“诗”与“话”的关系看，“话”是主体，13 演说蕴含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取经诗话》叙述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求请大乘佛法。上路不久，遇见一 “白衣秀才”，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于是，取经队伍由六人增至七人，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馀诸人并无名姓称谓。猴行者神通广大，已成为故事的主角。各段故事有详有略，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讲师徒一行进入树人国，唐僧命小行者去买菜，小行者被人用妖法变作驴子，猴行者前往解救，将作法者的妻子变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两相斗法，结果，作法者不敌猴行者。又如“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讲猴行者降伏白虎精，描述生动，情节奇异。然而，因是“说经”的缘故，有些地方显出深厚的说教意味，如“入香山寺第四”，称蛇子国的大蛇小蛇皆有佛性，故它们“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人过一无所伤”。这样的情节，平淡呆板，了无趣味。总之，《取经诗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说经话本的风貌，也反映出中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会的情况。

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据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丰、元祐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 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有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叙述有人物、情节的长篇故事。而每种宫调，则由若干曲牌联成短套，套曲少则一二首，多则十 多首。这一说唱形式，在宋室南渡后，传至南方。南方的诸宫调主要以笛子伴奏，北方的诸宫调多以琵琶和筝伴奏，故北诸宫调也称“搊弹词”，某些作品还冠以“弦索”字样，以示其有别于王氏南诸宫调的特点。

诸宫调又称“话本”，像《西厢记诸宫调》卷一以“这本话儿”代指将要说唱的故事；１２０回本《水浒传》第５１回写诸宫调演员白秀英的开场白：“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说明诸宫调与民间说话是孪生的艺术种类。诸宫调作品中出现的代言体叙事，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声口的模拟，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宫调的曲目，仅《西厢记诸宫调》卷一所提及的就有８种，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也提到多种。所写故事，或是风流情爱，或是铁骑刀兵，或是历史风云。可惜大都散佚无踪。今存者除《西厢记诸宫调》外，尚有《刘知远诸宫调》与《天宝遗事诸宫调》。

《刘知远诸宫调》，不知撰人，仅存残本。原书共有１２卷，现只剩下一头一尾，合计５卷。作品叙述刘知远发迹及其与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具体情节、细节与《五代史平话》及南戏《白兔记》，均互有出入。语言质朴，文句时有错讹，当非文人手笔。

《天宝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撰。原作已经失传。今存辑佚本，共６０套，只有曲词，没有说白。作品叙述唐天宝年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 15 以及“安史之乱”所导致的二人的生离死别；其间有对李、杨悲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杨玉环、安禄山“私情暗通”的谴责，还含有对“玄宗无道”的批判，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其文辞则以典雅流畅见长。

《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作者董解元，名字已佚，“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他的生卒年不详，大概成名于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期间（１１９０～１２０８）；元代戏曲、曲艺界尊崇其作品的“创始” 之功，对他极为推重。

《董西厢》的本事源于唐元稹的《会真记》。原作一方面以婉曲深挚的笔触描述张生与莺莺的相爱；另一方面又肯定张生“非礼不可入”的行径。曾经热恋莺莺的张生终因追求功名抛弃了恋人，甚至称之为“尤物”，而赢得“善补过” 的赞誉。在文坛上，尽管《会真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人们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多有不同于元稹的看法，如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词》卷首即称： “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明确谴责张生的薄情。然而，赵作只是《会真记》的一个说唱改本，它将《会真记》分为１０段，“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除了在每一段后加一支《蝶恋花词》外，创意不多。

董解元的《西厢记》既不像《会真记》那样夹杂陈腐的观念，也不像《商调蝶恋花词》那样对莺莺被抛弃的遭遇显得无可奈何，而是热情地歌颂爱情，颂扬青年男女对礼教的反抗。由于董解元对原作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因此，《董西厢》成了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 精神的爱情故事。董解元开宗明度，自称“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倚翠偷期话”（卷一）。所谓“倚翠偷期”，是指张生与莺莺邂逅相遇、心生爱幕、私结终生、矢志不渝的违抗礼教的行动；作者对此特意拈出，并不避有伤“风化”之嫌，以“曲甜腔雅”自许，显示出非凡的创作胆识和蔑视礼教的豪迈气概。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然从小习儒读经，但并不是“书虫”。他是一个珍惜青春、充满生命活力的年青人。在庄严的普救寺，他偶然见到眼含秋水、容貌清雅的莺莺，不禁“胆狂心醉”，竟然忘形失态，不顾寺僧法聪的劝阻，意欲造访莺莺居所，还说：“便死也须索看。”更为突出的是，当他爱上莺莺以后，“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卷一）。作者正是以这“四不”，改造了《会真记》中“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形象。在以后的情节中，张生敢爱敢恨，敢于承当对恋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修书请兵，退贼解围，保住了莺莺一家的安全。为了莺莺，他不假思索，义无反顾。所谓“不以功名为念，五经三史何曾想”（卷三〔中吕调·棹孤舟缠令〕），是他执著追求爱情的写照。当然，他对“功名”尚未放弃，当情事显露、老夫人令他“上京取应”，他也觉得“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于是“发策决科”去了。幸而他一直思念莺莺，中举后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与《会真记》中的张生形象大不相同。

崔莺莺的形象，较之《会真记》，显得更为鲜明丰满。一方面，她长于深闺，却向往外面的世界；少女怀春，萌发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母亲“治家严肃”，从小就被禁锢的莺莺，也知书识礼，深深懂得应遵守礼教的规范。张生的出现，及其月下吟诗、请兵退贼等举动，激发了莺莺对眼前的年青书生的情思；然而，她虽渐渐爱上张生，但内心却翻起了巨澜，产生强烈的冲突。因为，这既要冲破老夫人的管束，更要冲破礼教对她的束缚。在《董西厢》里，莺莺的性格，有一个心理发展过程，她先是唯恐“辱累先考”（卷四〔中吕·鹃打兔〕），因而压抑着对张生的情感，后来经过内心的激烈冲突，终于觉得“报德难从礼”（卷五），作出了大胆的越轨行动。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在描绘她的内心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完成了对莺莺形象的塑造。

除张生、莺莺外，《董西厢》还塑造了红娘、法聪、老夫人三个人物形象，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也强调了男女主人公反礼教斗争的艰巨性。其中，老夫人对崔、张恋爱的从中作梗，是作品的一个大关节，正如红娘所言，冷峻的老夫人 “教两下里受这般不快活”（卷四）。董解元注意表现两代人的思想冲突，也深化了原有题材的社会意义。

在艺术方面，《董西厢》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划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作者借助说白与唱词，把张生的痴迷、莺莺的娇羞，还有婢女红娘的爽朗机灵，写得维妙维肖、生动传神。像写张生接到莺莺书柬后的情状：“清河君瑞，读了嘻嘻地笑不止。也不是丸儿，也不是散子，写遍幽期书体字。叠了舒开千百次，念得熟如本传，弄得软如故纸。也不是闲言语，是五言四韵、八句新诗。若使颗朱砂印，便是偷情贴儿，私期会子。”（卷五〔仙吕调·满江红〕）活画出一个情痴的傻气与憨态。

《董西厢》的语言，既不太文，也不太俗，呈现出质朴奇俊的独特风格。像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卷六〔大石调·尾〕 “马儿登程，坐车儿归会；马儿西行，坐车儿往东曳：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卷六〔黄钟官·尾〕这样的句子，写得酣畅淋漓，令人读来满口生香。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语言创造方面也受到它的影响。

第三篇：古埃及和巴比伦文学讲稿

古埃及和巴比伦文学讲稿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古埃及和巴比伦文学。

首先，我现向大家介绍古埃及文学。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点。古埃及文明发祥于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人已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开始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史。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埃及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流传至今的古埃及文学作品，都是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产物。

埃及有文学记载的历史，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3300年，当时的埃及人以古奥的象形文字（由动植物图案演变而来）将诗文或箴言刻在金字塔墓壁上或写在尼罗河畔出产的纸草上。古埃及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学，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大致可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成就突出表现在：

神话（古埃及神话是世界上最早，最原始的神话，与古埃及宗教关系密切）、歌谣（最早的歌谣大约产生于公元前4000——前3000年）、故事《魔术师的故事》（古王国时期）《乡民与雇工》 《赛奴西故事》《遭难的水手》《沉舟记》（中王国时期著名的游历冒险故事）《厄运被注定的王子》《昂普、瓦塔两兄弟》（新王国时期留下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宗教诗《阿顿太阳神颂诗》《尼罗河颂》《亡灵书》是其主要成就、箴言《王子哈尔杰德夫箴言》(王子教育儿子）《对卡盖姆尼之箴言》（讲述就餐规矩等。

下面我就着重向大家介绍一下古埃及的神话。

古代埃及神话是世界上最早、最原始的神话，与古埃及宗教关系密切。埃及神话以太阳神拉（瑞的希腊语音）和（尼罗河神、土地及丰收之神、繁殖之神、冥王）奥西里斯是两大主神为主。同时，还流传下来一些关于战神贺鲁斯、地神塞伯、牛神哈辟、恶神赛特、死神内布其司、爱情女神赫托儿、智慧与司书之神托司的神话。还有我们熟悉的狮身人面怪兽斯芬克斯的神话。在我们读《俄底浦斯王》的时候，就知道俄底浦斯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

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以及欧洲的一系列神话中，都有各自的创始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等。古埃及也不例外。埃及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其中一个著名的神话描绘了宇宙的形成：

地神赛伯斜卧在地上，他上面是女天神努特。努特四肢撑地，弯腰而成天穹。她混身满是星斗，被空气神苏双手托起。

但在中央法老政权强化以后，在埃及兴起了统一对太阳神的崇拜，太阳神拉被奉为最高神，对太阳神的突出崇拜标志着埃及神话由多神信仰向主神过渡。太阳神拉也有其创世神话： 在宇宙一片混沌的时代，太阳神拉从莲花中冉冉升起，显形为一轮红日，光芒照耀大地。一日，拉神在哭泣，从他的眼泪里生出了人类和宇宙。世界由孤寂变得热闹起来。（我有时会这样想：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正是女娲造人和这个神话的写照，原来男人女人是这样来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在主宰和统治神界及人间数千年以后，拉神渐渐衰朽，骨变成银，肉变成金，头发化为石。（这与我国的盘古开天辟地有极大的相似性）。因为拉神渐渐衰朽，众神和人类开始违逆他的意志行事。拉神为此大怒，先是派爱情女神赫托儿去毁灭人类，继而又回心转意，企图收回成命。但女神这时屠杀人类正在兴头上，不听拉神的话，拉神遂以美酒诱惑女神，人类才得以幸存。最后，拉神拉神骑上牛背，升居天堂。

这是关于太阳神的神话传说，而与太阳一样，尼罗河也是埃及人生命的源泉，受到埃及人的热烈崇拜。在埃及，尼罗河神奥西里斯与太阳神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有一则神话讲到： 奥西里斯受诸神派遣统治人间。他秉性善良，政治贤明。受智慧和司书之神托司的启示，奥西里斯和妹妹兼妻子伊西丝一起交会埃及人播种、耕作、栽培果树和酿造美酒。他的功德深受人们敬仰，但却遭受他的弟弟——南风之神、恶神赛特的嫉恨。赛特决心杀掉哥哥取而代之。有一次，赛特带一只金箱子去参加诸神的聚会，他说谁躺在箱子里正适合，就把箱子送给谁，结果奥西里斯中计被关进箱中，抛进了尼罗河。赛特篡夺了王位。伊西丝闻讯，悲痛欲绝，沿河寻找丈夫的尸体，终于在春季到来时在俾布罗斯海岸找回并把尸箱暂时藏在一个隐秘的场所，但被赛特行猎时发现，又碎尸28段（还有的说28段），并随风播散。伊西丝再次寻找碎尸，把奥西里斯制成木乃伊。

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是：伊西丝找回丈夫的尸体后善加埋葬，并借助神力是丈夫复活。但恶神赛特再次加害兄长，赛特毁墓掘坟，将哥哥奥西里斯的尸体砍成14块，散抛各地。伊西丝有历经千辛万苦，寻回了丈夫的13块尸体，只有连着生殖器的那块被尼罗河的鱼吞食，无法找回。伊西丝恳请诸神让丈夫复活，但诸神决议让奥西里斯在冥界为王，不再复生。伊西丝伏尸恸哭，与丈夫灵魂相交受孕，生下遗腹子——战神贺鲁斯。为了让贺鲁斯继承王位，伊西丝四处奔走。贺鲁斯长大成人后为父复仇，多次找赛特决斗，终于打败赛特。以苏为首的“九神会”判定赛特有罪，并让贺鲁斯继承王位。奥西里斯自己则在阴间复活，成为统治下界的冥王，主管人死后的审判。

这个关于奥西里斯的神话形象的反映了古埃及人的自然观念、宗教观念、王权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埃及人认为人的死亡也像自然界的事物一样，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真正结束，他既可以复活也可以进入他界。表明了埃及人已简历起人间、地狱和天堂三层宗教宇宙观，并由此生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道德观。还反映了古埃及的社会状况。这个神话所反映的古埃及人对冥王奥西里斯的崇拜，实际上是死者崇拜的一种突出反映。而木乃伊和《亡灵书》也由此而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讲的是木乃伊。古埃及人笃信灵魂不灭，人死后只有把尸体保存好，不让它腐烂，灵魂才可以回来，人才能复活，进入天国。所以，古埃及人就设法保存尸体，制造木乃伊，使它保存几千年。他们把死而复生的奥里西斯尊奉为冥国的主神。他们相信凡是信奥里西斯的，都能想奥利西斯那样复活。《亡灵书》也由此而来。所谓《亡灵书》，就是帮助亡灵顺利通过冥国考验的指南性读物，埃及人称它们为“祈求来生的手册和万人升天的指南”。其中心内容是指导亡灵如何应付冥王奥利西斯在公平殿上的审判，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太阳神拉和冥王奥利西斯的礼赞，此外就是大量的劝诫之作。（如叮咛替身俑如何为主人殉葬或服役，告诉亡灵在幽冥之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以及脱困方法等）。大家来看一下其中的一篇： 最伟大的神，真理之神啊！向你（奥）致敬!神啊！

我恭顺地来到您面前，景仰您！神啊！我一生清白而毫无谬误地来到您身边的。我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误入过歧途，没有言而无信，没有心怀邪念去窥视亲人的妻子，也没有伸手偷过别人的钱财，我没有撒过谎、骗过人，没有违背过身的旨意，没有诬陷过他人的奴隶。神啊！

我没有让别人啼饥号寒，我没有杀过人，没有暗算过人，也没有怂恿别人去杀人，我没有从庙宇中偷过祭品，没有侵占过不义之财，没有对亡灵亵渎不敬......我是纯洁的，我是纯洁的...神啊！

我既然清白无辜，神啊！请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用否定的方式强调死者生前并没有做任何坏事，这是生者替死者准备好的一份标准答案。有罪的或无罪的灵魂似乎都可以通过背诵这样的咒语蒙混过关，升入天堂，求得永生。

《亡灵书》是古埃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诗歌总集之一。古埃及文学对世界文学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影响，尤其对古希伯来和古希腊文学有显著的影响。接下来，我再向大家讲解一下巴比伦文学。

与古埃及一样，巴比伦同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古巴比伦文学，主要是指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两河流域文化最繁盛时期的文学，即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文学。以巴比伦为代表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可以一直追溯到苏美尔时期，它的生成与发展几乎与古埃及文明同步。苏美尔人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创造了世界上最古奥的文字之一——楔形文字。两河流域缺乏石块，也没有埃及那样的草纸，苏美尔人把黏土制成四方形的泥板，用小棒在上面画出一组组楔形文字。史诗《吉尔加美什》3000多行就是从2块泥板上破译出来的。古巴比伦文学成就主要有神话，箴言诗，史诗三种体裁。其他文学类型还有劳动歌谣、寓言、赞歌、祈祷文等。其中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是古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

下面我就来着重介绍一下世界上最早的史诗《吉尔加美什》。

《吉尔伽美什》是古代巴比伦文学的代表作，是已知的世界文学中最早的史诗。这部史诗的基本内容早在苏美时期就已初具雏型了。它同早期苏美尔关于吉尔伽美什的英雄传说《吉尔伽美什和阿伽》等有直接的联系。

吉尔伽美什是史诗的主人公和歌颂的对象。有的传说里,吉尔伽美什是鲁克城守军的―个弃婴。而在另―传说里,却说巴比伦有一习俗,他们为祈求五谷丰登,每年祭神时选―要儿作为牺牲,或杀之或弃之山谷。吉尔迦美什当选,便被从号崖投向山谷。此时为―大鹫所救。它将吉尔伽美什玩在背上,飞至高空,又安然无恙地将他掷落在一家居民的院落里。这家人发现后,将他抚养成人。

这些说法虽然具有浓重的传奇味道,但吉尔伽美什毕竟是个人。在这部英雄史诗里,吉尔伽美什却被赋予了“神”的成分,他成了大神阿鲁鲁所创造的“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的半神半人的人物。这是符合当时人们对不平凡的英雄业,绩的理解和敬仰的态度的。接下来我和大家讲一下史诗的大概内容。第一部分，写暴君吉尔伽美什的残酷和他与蒙昧英雄恩启都的结交。这一部分包括在第一、二块泥板上。

吉尔伽美什是创造女神阿鲁鲁所创造的人，堂堂风采，姿容秀逸，他健壮俊美、聪明机智，庄严勇敢的国王。但他自恃力大无比，残酷地统治着乌鲁克城邦，“初夜权”，“抢男霸女”，弄得民怨沸腾，人们向天上的诸神告状，诸神让创造女神阿鲁鲁造了一个半人半兽的蒙昧的勇士恩启都来与之抗衡。

第二部分，写吉尔伽美什一改暴戾的脾性，转而成为为百姓除害造福的英雄，与恩启都一起诛杀雪杉之妖芬巴巴。这一部分包括在第三、四、五块泥板上。第三部分，写水性杨花的女神伊什妲尔的求爱和遭到拒绝后的报复。这一部分载于第六块泥板上。

第四部分，写恩启都遭众神的惩罚患致命的疾病暴亡，吉尔伽美什的悲悼。这一部分包括在第七、八块泥板上。

吉尔伽美什悲痛欲绝地在挚友尸体前徘徊不停，忆及往事，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吉尔伽美什感受到死亡的可怕，特别是神主宰人的命运的威胁，于是怀着探索人生奥秘的愿望到远方去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一部分既表现了他的探索和反抗精神，也反映出很大的悲观情调。第五部分，写吉尔伽美什为寻访人类始祖乌特那庇什提姆、探求死和求生的奥秘的长途远游。这一部分包括在第九、十、十一块泥板上。

吉尔伽美什对“神定生死”的反抗。他怀着探索“死和生命”的目标，希望知道“是如何求得永生，而与诸神同堂？”

吉尔伽美什把自己沉到海底摘取了仙草，但当他在冷水泉边洗澡时，蛇盗走了仙草。所以，人类永远失去了长生不老、永生不死的可能。

第六部分，写吉尔伽美什与友人恩启都的幽灵对话。这一部分见于第十二块泥板上。

诗人在描写他的形象时,处处按神格点出他的非凡身世、膂力过人、英姿出众。他在乌鲁克自恃力大无比‘抢男霸女”弄得民怨沸腾,纷纷向天神控诉。但是,后来他和恩奇都他是大神阿鲁鲁创造的,但却是个半人半兽的人物)苦斗成交,走上了为人民除害造福的道路。他们猎狮擒狼,剪除杉妖,勇杀天牛,博得了乌鲁克人的称赞

英雄之中,究竟谁最雄伟?众人当中,究竟谁最英俊?吉尔伽美什才是英雄中的英雄,[恩奇都才是俊]杰,他英俊绝伦!在他的性格特征方面,诗人突出了他的强悍、聪颖智慧和激情,而尤为突出的是他勇于探索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在他长途跋涉、探求永生的活动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吉尔伽美什的生死观明确地表现在他征讨芬巴巴时勖勉恩奇都的一段话里: 我的朋友啊,谁曾超然人世升了天?在太阳之下礼生都只有神仙人的寿数毕竟有限，人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你在此竟怕起死来，你那英雄的威风为何消失不见?„„我一旦战死，就名扬身显－“吉尔伽美什是征讨可怕的芬巴巴，战斗在沙场才把身献”，为我们的子孙万代，芳名永传。

这一段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实质是一样的。这种英雄主义气概，使吉尔伽美什的品德起来。

第四篇：宋代文学绪论讲稿

宋代文学绪论

宋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散文方面，在继唐代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衰颓之后，到了宋代，得到了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将古文打造成了具有很强政治功能又符合实用效应的文体；

第二，诗歌方面，形成了与唐诗主旨趣味均不同的宋诗风格，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也倾向于通俗化。

第三，词作为一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从数量上来说，仅据《全宋词》所载，词人有1300多家，词作有近两万首，比唐五代的词作多出近十倍。

第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曲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绪论部分，我们主要对宋代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概况给大家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节 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1.崇文抑武的国策

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可以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我们知道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严重，地方不服中央的管辖，于是赵匡胤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鉴于唐朝的历史教训，宋王朝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主要表现为，注重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名额，科举考试也更加的平等开放，更注重实用。于此同时，文人的待遇比历朝历代都要优厚，他们能掌握国家实权，不但用读书人担任宰相，就连负责军事事物的枢密使也多由文人担任。这就使文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

2.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理学，又称道学，在元明清时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在宋代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作为理学大家自认为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学论道。这种论学论道的风气还会经常旁溢到诗歌中去。

3.文以载道学说的盛行；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呈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

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到了唐代，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了“文以贯道”的思想，朱熹痛斥“文以贯道”之说，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文以载道”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虽然对于多数宋代文人来说，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文的追求。但宋代的诗文说教意味依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学说的流行和影响。

4.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 宋代的印刷业非常繁盛，不仅有官刻还出现了私刻，不仅刻印的有正统文学史学作品，还有通俗读本，使得书籍得到大量流通，不仅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就是私人藏书上万卷者也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不仅有国子学、县学等官办学校，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像白鹿原书院等四大书院，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于官办学校媲美。

5.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宋代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表达政见、弘扬学术，议论不但充溢于各种散文文体，还大量出现在诗歌中。过多的议论会削弱诗歌的抒情功能，但适度的议论则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王安石的咏史诗和苏轼的哲理诗就是得益于适度议论的成功案例。宋代诗歌之所以形成与唐诗不同的审美倾向，可以说，议论成分的增强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节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弘扬

1,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社会忧患意识。宋代的经济虽然相当发达，但是，对内的冗官、冗兵、冗费和对外的巨额岁币，使国家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天载道。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有志之士也忧心忡忡，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导致宋代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而是涌现出了很多忧念国计民生的文学作品。宋代诗文缺乏唐代诗文那种潇洒浪漫的气息，现实意义较重，这都与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

2.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宋代军事实力不强，再加上当权者以求和为态度，造成了国家常年处于外祸不断，苟安屈辱的态势。宋代的对外战争从国家意义上来说，带有显著的被侵略性质，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了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

3.爱国主题的弘扬

出现了许多反映爱国主题的作品，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次以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这也是宋代文学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节 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趣味

1.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隋代的时候已经允许三教同时存在。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如唐玄宗、宋孝宗等。到了明清时期，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和不同的学说。儒教以孔子为代表，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的入世文化。

佛教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人物，道教以老子为代表人物，关心的是如何解脱现世的烦扰，是所谓的出世文化，只不过，佛教修行是为了追求脱离生命轮回的涅槃而成佛，道教修行追求的是长生不死的成仙。

到了宋代，儒释道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的融合起来。可以说，北宋中叶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思潮。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主要表现为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以及表现出的新型文人生活态度。

2.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仕和隐两种方式。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是不可兼容的。我们说，宋人则不然，由于宋代重文轻武，所以很多文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注重从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从而将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进行了整合。

3.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

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此，宋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正像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宋代的诗文作品，在情感抒发上不如唐代强烈，但是在思想的深度上却有所超越，形成了以平坦为美的风格。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品格和生活态度。

李白奉唐玄宗征召进京，此诗是离别儿女时所作，诗中毫不掩饰喜悦之情。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这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接着，诗人摄取了几个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继而又“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诗人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的欢乐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苦不早”和“著鞭跨马”表现出诗人的满怀希望和急切之情。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诗从“苦不早”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原文见作品注释）：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他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他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青云直上了，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诗情经过一层层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十分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十分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述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色。这首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而又兼用比兴，既有正面的描写，而又有烘托穿插其间。诗人匠心独运，不是一条大道直通到底，而是由表及里，有曲折，有起伏，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犹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又生一波，使感情变得更为强烈，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又鲜明。

王安石刚刚拜相，“贺客盈门”，喜气洋洋，不料王安石却挥笔在壁上题诗，其中有两句说：“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冬雪覆竹，竹林伴着钟山寺，这里是我养老归隐了结余生的好去处）有大功毕成之后归隐山林之心。

4.审美情趣的转变。

苏轼、黄庭坚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命题，认为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完成由雅对俗的超越。

宋代诗人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苏东坡是贬官岭南是个落后的地方，离朝廷很远，岭南的荔枝甘美每天吃上荔枝三百颗，情愿长期做岭南人。

第五篇：秦汉文学讲稿

秦汉文学讲稿

梁建邦

编写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2005年6月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秦汉文学概况„„„„„„„„„„1 第一节

秦代社会概况„„„„„„„„„„2 第二节

秦代文学概况„„„„„„„„„„2 第三节

李斯及《谏逐客书》„„„„„„„3 第四节

《吕氏春秋》„„„„„„„„„„4 第二章

汉代政论散文„„„„„„„„„„5 第一节

汉代社会和文学概况„„„„„„„5 第二节

汉代政论散文概况„„„„„„„„7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 8 第三章

汉代历史散文„„„„„„„„„12 第一节

汉代历史散文概况„„„„„„„12 第二节

司马迁和《史记》„„„„„„„13 第三节

班固和《汉书》„„„„„„„„22 第四节

《说苑》和《新序》„„„„„„23 第五节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23 第四章

汉赋„„„„„„„„„„„„„25 第一节

汉赋发展概况„„„„„„„„„25 第二节

作品选讲„„„„„„„„„„„27 第五章

汉乐府民歌„„„„„„„„„„28 第一节

汉乐府创作概况„„„„„„„„28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作品选讲„„„„„„29 第六章

文人诗歌和文人五言诗„„„„„30 第一节

文人诗歌„„„„„„„„„„„30 第二节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31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32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34

秦汉文学的特点和地位

1、时间漫长

秦汉文学从时间上讲，它上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下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前后约400年时间。期间经历了秦朝、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西汉、东汉等几个历史时期。

2、地位特殊

从文学演变发展的长河来讲，秦汉文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在这一阶段，秦代时间短暂，文学成就不高。而汉代则出现了汉赋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汉赋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汉代文人诗歌的成就虽然不高，民歌却大放异彩，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向来就有汉乐府民歌的称谓。先秦时期的《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则直接影响了汉代《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的产生，《史记》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例，“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传记文学方面也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汉初的政论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另外，《诗经》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楚辞所开创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3、内容多样

在秦汉时期，新出现的文学样式有赋、乐府诗、五言诗（特别是文人五言诗）、七言诗、人物传记、小说等，文学样式是多样的。

4、作家不少

在秦汉时期，所涉及的重要作家有李斯、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张衡、班固、辛延年、赵壹等。

第一章

秦代文学

第一节

秦代社会概况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25年后，在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掉了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巩固这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统一的新生政权。如他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由皇帝总揽一切，实行了一套新的官制，皇帝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官员由皇帝任免，不世袭，废除了传统的分封制，地方行政以郡县为单位，郡县两级主要官员由皇帝直接派遣，又颁布了一套严酷的法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和人民的反抗，秦始皇下令没收了民间兵器，又把六国贵族迁徙到咸阳（12万户）、巴蜀和南阳一带。他又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以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初，在思想战线上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发生了主张封建和主张郡县之争。守旧派强调“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理由。革新派的代表李斯严厉批驳了守旧派的言论，建议秦始皇：“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百家语者，悉诣守，守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书后，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进行攻击，秦始皇即下令追查，把逮捕到的 460多个不满秦王统治的儒生，以“为妖言以惑乱黔首”的罪名活埋了。“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巩固政权的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却禁锢并窒息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许多珍贵的古代典籍化为灰烬，文化和学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秦王朝的特点在于：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巩固政权的措施，既有进步有力的一面，又有反动残暴的一面；失天下匆匆享国时间非常短，前后仅仅只有15年时间。对文学有重要影响的是“焚书坑儒”和残暴的统治。

第二节

秦代文学概况

一、文学概况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产生于秦代的作品有：儒家著作《羊子》四篇，名家著作《黄公》四篇、《成公生》五篇，纵横家著作《零陵令信》一篇，还有“杂赋”九篇。这些都没有传下来。甚至连秦始皇让博士做的《仙真人诗》也失传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使令乐人歌弦之。”

现存有秦代民歌一首：“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又有李斯的一些奏章和李斯与其他人创作的刻石文等。李斯的奏章如《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刻石文有七篇，有琅琊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

产生于秦代以前的秦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有《吕氏春秋》和李斯《谏逐客书》等。

有人把《吕氏春秋》（《吕览》）和李斯《谏逐客书》作为秦代的文学作品是不合适的。《吕氏春秋》集体创作于秦王八年（前239），李斯《谏逐客书》写于秦王十年（前237），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

因此，有人提出了秦无文学的观点。客观地说，秦代文坛是寂寞的。不发达的，但肯定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包括民歌在内，只是没能更多地流传下来罢了。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产生于秦代的一些作品，还有李斯的一些奏章和刻石文。《汉书·艺文志》还曾说黄公“作歌诗”，《汉书·贾捐之传》也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这些都说明秦代还是有一些文学作品的，可惜的是有不少已经失传了，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

二、秦代文坛寂寞的原因

秦代文坛寂寞的原因有三点。

1、文化底子薄。秦国地处西北边陲，一向为其他诸侯国是轻视，称之为“夷狄之邦”、“西秦”。秦国的文化底子是很薄的，产生于秦国的著作和产生于秦国的有名思想家是不多的。另外，从秦国的音乐就可以窥见秦国文化的一斑。真正的秦声，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者。这种简陋原始的乐器，粗野单调的乐曲，不但不能同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韶虞》、《武象》相比，就是和当时内地流行的俗乐“郑卫之声”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2、文化专制政策的禁锢和摧残。秦代的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思想，摧残了文化。特别是“焚书坑儒”禁锢并窒息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许多珍贵的古代典籍化为灰烬，文化和学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持有不同政治思想和学术见解的知识分子遭到了镇压，极大的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窒息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局面，于是便自然地造成了全国范围的一次文化大倒退。

3、建国时间短暂。秦王朝立国时间短暂，前后只有15年时间，从时间上来说，来不及出现更多的作家和产生更多的作品。这是秦朝文坛寂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能说是一个决定原因。

第三节

李斯及《谏逐客书》

一、李斯生平与创作

李斯（？——前208），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年少时做到郡小吏。为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今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后与韩非子一同从学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看着眼馋而不能吃），人面而能强行者耳（看起来像人，却没有人的志气和本领）。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说什么看不起世俗，讨厌名利，把自己装扮成与世无争的样子，这不是士人的真实思想）。故斯将西说秦王矣。’”遂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仕为郎中，并拜为秦王嬴政的客卿。秦王并天下，以李斯为丞相。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始皇死时，李斯和赵高合谋，矫诏杀死太子扶苏，谋立胡亥为秦二世。秦二世即位后，赵高当权，诬陷李斯谋反，将李斯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

李斯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文字学家和书法家。鲁迅先生说：“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现存散文有20 多篇。清代人严可均把它收集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中。比较有名的有《谏逐客书》、《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李斯所写的石刻文，质而能壮，开汉晋碑铭的先声。李斯的小篆被称为“李斯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也有李斯的功劳。

二、写作背景与郑国事件

《谏逐客书》选自《史记·李斯列传》，题目是后人加的，或称为《谏逐客令》、《上秦王书》等。它写于秦王嬴政十年，即公元前237年。“客”，指客卿，是秦国人对六国在秦国做官人的称呼。“书”是一种文体，是臣下给君主的书信和意见书。题目的意思是，规劝秦王不要驱逐客卿的上书。

李斯写《谏逐客书》同“郑国事件”有关系。李斯拜为秦王客卿后，韩国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当间谍，企图以兴修水利（修有郑国渠）来消耗秦国的人力和物力，达到削弱秦国的目的，结果其阴谋被秦国发现，秦始皇十年，秦国宗室大臣劝秦王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采纳了宗室大臣的意见，遂下令驱逐客卿。逐客事件的导火索是“郑国事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客卿在秦国影响了秦国贵族的势力。所以他们就排斥客卿，劝秦王把客卿全部驱逐。当时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在被驱逐的途中李斯写了这篇《谏逐客书》，主要列举客卿对秦国的巨大贡献，论证秦王驱逐客卿的过失，劝说秦王收回逐客令。

刘向《新序》说，李斯“道上上谏书，达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骊邑，得还。”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 由此可以知到，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客卿制度。并且秦王又提拔李斯为廷尉（最高的司法长官）。

三、作品串讲与分析

全文三自然段（或为四自然段），每一自然段为一部分（四段者一二自然段为一部分）。第一部分：开门见山提出观点，指出逐客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以秦国重用客卿取得成功的历史事实，说明任用客卿对秦国有利，驱逐客卿对秦国无益。（谈客卿）

第二部分：联系实际列举秦王爱好异物外乐的事实，指出贵物轻人的危害，进一步说明客卿对秦国有用。（谈外物）

扬恽《报孙会宗书》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酣耳热，仰天扣缶，而呼乌乌。” 《古文观止》评论道：“秦王性好侈大，故历以纷华声色动其心，此善说之术。”

第三部分：指出逐客对秦国的统一事业不利，劝告秦王任用客卿以自强。（谈霸业）

四、主题

文章从秦国统一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强有力的事实，深刻地分析了逐客的错误和危害，提出了招贤纳士任用客卿成就秦国帝业的正确主张，奉劝秦王收回逐客令，任用客卿以自强。

五、写作特点

1、着眼点高，分析透辟。逐客事件本来是因为“郑国事件”引起的，但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文章中从未提及“郑国事件”，而是从秦国统一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分析“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错误和危害。这样便避开了不利的话题，有很自然地抓住了秦王想称霸的心理特点，终于使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林希元说：“之就逐客一事生枝生叶，反复顿伏，有无限态度、无限精神。真秦汉间第一等文字。”（见《史记评林》，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299页）

2、运用事实进行论证。此文没有抽象地大讲道理，而主要是靠摆事实，运用比喻和类比推理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第二段以秦王喜好异国珍宝色乐的事实，说明这是一种看重异物而轻视人才的表现，与“王者不却众庶”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又以异国珍宝可以玩赏，异国色乐可享用，类比说明异国客卿可用，从而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逐客的错误。

李涂说：“李斯上秦始皇书论逐客，起句便见实事，最妙。中间论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独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复议论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废言也。”（见《史记评林》，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299页）

3、在表现形式上，采用排偶铺陈、正反论证和对比等手法，使文章具有了雄辩的气势。文章中的排比句很多，随处可见。如“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铺陈描写，如写惠王用张仪之计取得成就时，就从西北东南四面写起。使文章既有战国时纵横家文章的余韵，又开了汉赋铺张夸饰的风气。此文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文，是由先秦散文向汉赋过渡中的桥梁。李兆洛《骈体文钞》称《谏逐客书》为“骈体初祖”。正反论证方面，文章是以正面论证为主的，以反面论证为副的。有时反面论证只是隐藏在正面论证的背后。如写异国宝物之美，实际上就隐藏着秦国物玩的粗略低贱；说客卿对秦国功劳之大，实际上就隐藏着秦国宗室大臣的平庸无能。反面论证又多用假设推理。如“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等。对比手法运用的更为广泛。如以秦国四君同秦王对比，以客卿同秦国官吏对比，以纳客同逐客对比，以外物同秦物对比，以外乐同秦乐对比，以人同物对比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并且列举《谏逐客书》为例，对李斯创作给予了教高评价。

第四节

《吕氏春秋》

一、成书过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目的在于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故号曰“《吕氏春秋》”。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后为秦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在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秦始皇父）为人质，认为“奇货可居”。入秦，为子楚活动，使子楚归国嗣位，为庄襄王。因以吕不韦为相。秦始皇年幼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主政。《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之强而自己不如战国四公子养士之盛是一种耻辱，便大招门客以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便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此书悬挂公布于咸阳市门，并悬千金于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千金。吕不韦在此书的《序意》中宣称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此书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体例内容

《吕氏春秋》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左右，有严密的体例，全书分为 《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六篇；又有一篇《序意》（即《序文》），共 161 篇，今存160篇。

由于《吕氏春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内容庞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其中有的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实说理颇为生动。有的类比推理，有的用事实说明。其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寓言故事说理。据统计，全书寓言故事多答200多则。其寓言故事，有的是从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而来。有的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如《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便连用了“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来说明。其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论理贴切。

三、寓言选讲

《荆人涉雍》：荆人欲袭郑宋，使人先表（标志，测量水深浅并做标志）澭水。澭水暴益（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如）坏都舍。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引婴儿投江》：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领着、牵着）婴儿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很快）善游哉？

第二章

汉代政论散文

第一节

汉代社会和文学概况

一、汉代社会概况

汉代从汉高祖刘邦被封为汉王算起，到东汉献帝建安末，共历时400多年。这一时期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1、汉初经济的凋敝与恢复。

经过几年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战胜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刘邦开国之初，国家经济困顿凋敝。一方面是城乡荒凉残破，人口大量减少。《史记·高祖功臣侯表》说：“天下初定，故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另一方面是生产萎缩，粮食物用不足，物价上涨。《史记·平准书》说：“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金为万钱）。”比秦时的最高价格要高出三倍多。当时“人相食，死者过半”，甚至“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储备）”。汉朝政权建立后，摆在它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西汉初的几代皇帝，如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稚、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都十分注重恢复生产。在统治思想上，汉初主要是“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刘邦即位后，马上颁布诏令：“兵罢皆归家，以有功行田宅。”号召并鼓励逃亡在山泽的老百姓还归乡里；释免奴婢，一律免为庶民；又“薄赋敛，省徭役”，“轻田租”，抑制商人，强令中小商人弃商务农；还制定了奖励人口的措施。高祖七年下诏，民产子免役两年。汉惠帝六年也下诏，规定成年女子不出嫁要收算钱（人口税，每人一算钱，为20钱），高于常人五倍。到了文帝、景帝两朝时，经济进一步发展了，出现了所谓“蓄积岁增，户口寝息”，“众庶街巷有马，仟佰（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的兴盛丰足的局面。人口也增长了三、四倍。这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汉王朝统治者也注意总结和吸取秦王朝亡国的经验和教训。发展生产和总结前朝亡国教训的内容，在汉初政论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汉武帝时国力的强盛。

汉武帝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施展了自己的雄才大略。汉武帝实行了盐铁国有的政策，打击豪强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又治礼作乐，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注意总结和发展学术文化，进行思想方面的统一。又继续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对内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对外扩张，在北面，出击匈奴，将匈奴追出漠北数千里；在西面，通西域，伐大宛；在南面，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样既结束了边境骚扰的局面，又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汉初以来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基础已经十分雄厚。《史记·平准书》记载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边疆、边远地区）廪（米仓）庾（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于汉王朝的空前统一、经济的繁荣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汉赋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思想方面的统一。

汉初，在文化思想上对战国时代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都曾经提倡过。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和儒学在当时有一些斗争，各自的势力在不同时期有一些起伏。这些学派都曾适应于一定时期的政治情况，为统治者服务。最初，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思想，适应了当时与民休息的政治趋势而占优势，成为汉初的重要统治思想。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就逐步抛开黄老而转向儒学。到汉武帝时，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同汉武帝的积极有为、谋求扩张势力和建立统一巩固的封建王朝的意图便显得格格不入。而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比较适合统治者的利益。于是汉武帝便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今文经学（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的传授儒家思想的经学学派，有别于古文经学）。这一措施，对当时政治的统一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是有利的，但同时它也窒息了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它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大部分作家不能写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一般政论文，如奏疏等，大都蒙上了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很少有生气。

4、东汉中叶以后的黑暗统治。

东汉中叶以后的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的，如和帝刘肇10岁即位，安帝刘祜13岁即位。他们刚即位时因年幼而不能掌握权力，只能由母后临朝听政，依靠外戚辅政。而外戚又专横跋扈，威胁皇权。当皇帝成年以后，又依靠身边的宦官来诛杀擅权的外戚，又宦官掌握权力。这种外戚同宦官之间的争夺权利的斗争，在东汉中叶以后就发生了多次，给社会和人们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东汉后期，又发生了两次党锢事件。宦官同大官僚、太学士（各郡的儒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第一次收捕党人200多人，第二次收捕党人1000多人。东汉宦官外戚之间的斗争和党锢事件，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激烈斗争，是东汉王朝政治危机和社会黑暗的表现。东汉中叶以后的政治争斗和黑暗统治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文学概况

汉代文学在政论散文、历史散文、辞赋、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涌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和作品。

第二节

汉代政论散文概况

一、汉初政论散文

汉初政论散文的发展，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汉初散文作家，继承了战国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大事，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借鉴；或论时事政治、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作品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富有强烈的感情，能够畅所欲言，有纵横游说之辞的遗风，辞藻华丽，多用对偶排比句式，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

秦王朝立国十多年便迅速灭亡了，这不能不引起在它以后建国的汉初统治者的高度注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呢？汉初的许多将相大臣、谋士文人都对这一问题探讨过，谈论过，想从中找出对汉王朝有益的教训来。《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刘邦就曾主动要求陆贾为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刘邦“乃谓陆生（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也记载说：“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贾谊的《过秦论》也是为总结亡秦教训，巩固汉朝统治而写的。汉初经济萧条，殛待恢复发展，所以策士大臣也多对朝政，特别是经济生产发表意见。如贾谊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论积贮疏》，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言农事疏》、《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募民实塞疏》、《削藩书》等。

二、西汉中末叶的政论散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家为一尊，加之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使得西汉中末叶的政论散文，大都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披着儒学说教的外衣，行文呆板，格式僵化，既没有诸子散文奔放多姿的气势，也没有汉初政论散文的充沛感情。如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等人的策论文，开头一段总是说什么，“臣闻古之王者”如何如何，“臣闻《春秋》之义”如何如何，先讲一段经义，然后再指出目前有什么弊政，应该如何加以匡正，以恢复古道等等。汉武帝曾要求臣下回答问题时，应该“具以《春秋》，勿以纵横对”。在这样的思想要求和指导下，当然根本就谈不上散文风格的多样化。

西汉中期，值得提出的说理散文是刘向的《淮南子》（略）。西汉后期，值得提出的政论散文作品是桓宽的《盐铁论》。桓宽，字次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汉宣帝时官至庐江太守丞。《盐铁论》是桓宽的名著，共十卷，60篇。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学、贤良60多人，同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盐铁论》就是根据这一次会议的文献加工而成的。它采用对话体，写文学、贤良同御史丞相双方的彼此诘难，内容上能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针砭时弊，保存了许多经济思想史料，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风貌，文字简练锋利，能传达出出场人物的感情和神态，在汉代的散文中独具一格。

三、东汉的政论散文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预言吉凶祸福、隐语应验）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汉光武帝刘秀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汉明帝和汉章帝又继续加以倡导。于是，当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所以当时正统的政论散文都充满了谶纬迷信和经学的气味。

但从东汉以来，也不断地产生着反对谶纬的科学思想。一些作家作品，如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却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反对谶纬之学，揭露黑暗政治方面，很有战斗力。

王充（前27——约95），字仲任，会稽（今浙江上虞）人。他一生志在纠正世俗虚谬，写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书》四个集子。《论衡》是当时思想界一部最富有强烈战斗精神和进步意义的著作。他对两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的“谶纬迷信”的神学思想勇敢挑战，否定了“上天”创造万物、主宰人类社会的说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又用唯物主义认识论批驳了当时谶纬迷信者所宣扬的神秘的先验主义。在《知实》篇中，王充列举事实证明孔子并不是先知的。如其说，有一次，颜渊煮饭时把落上灰尘的饭粒扒出来自己吃了，孔子却认为是颜渊在偷吃饭。又有一次，“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同“馈”，赠送）孔子豚（小猪，指蒸熟的小猪）。孔子时（同“伺”，暗中窥探）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论语·阳货》）说明孔子并不是先知的。《论衡》中的《问孔》、《刺孟》等篇更对儒家的两位圣哲孔子和孟子提出了一系列质问，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论衡》还表现了王充进步的文学观点。他认为文学要有助于教化；要重实用，反对虚华；要重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言文一致，通俗准确，反对模拟，贵在创新。

王符（约85——163），字节俗东汉安定临泾人。少好学，终生隐居，著书30多篇，讥评时政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官吏的贪劣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等，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仲长统（179——219），字公理，性情倜傥不群，敢直言，不拘小节，时人谓之狂生。著有《昌言》34篇，10余万言。今存其中的《理乱》、《损益》、《法诫》三篇。仅存的这三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如《损益》篇指出，当时统治者“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长幼不分，男女淫乱）骨血（亲骨肉之间），以快其情”。同时对老百姓的疾苦，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其文辞畅达，条理分明，是政论文中的优秀作品。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

一、贾谊《过秦论》

1、作者生平及著作情况

贾谊（前200——前168），只活了33岁，汉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少有文才，“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0多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皇帝在学术方面的咨询官），后升迁为大中大夫（掌议论之官）。曾多次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得到汉文帝的重视。但却因此受到一些守旧权贵如周勃等人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辅佐君主或王侯之官）。四年后，被汉文帝召回，问鬼神之事。贾谊一一对答，具道所以。汉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为此，李商隐曾写了《贾生》一诗，讽刺汉文帝，对贾谊给予无限同情：“宣室（未央宫前殿，时文帝刚举行过祭祀，坐在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徒然向前移动），不问苍生问鬼神。”后任梁怀王（文帝少子刘揖）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太傅无状，加上政治上受到排挤，怀才不遇，只活了33岁就抑郁而死了。

贾谊怀才不遇的悲惨遭遇和抑郁早死，引起了后人的无限同情。历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到了长沙，都会想到贾谊。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适长沙，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放逐在外）就（在朝任职），又爽然（舒适的样子）自失（丢弃了过去的想法，即把道理想通了）。”杜甫在《发潭州》诗中说“贾傅才未有”。清朝人注释说：“公（指杜甫）至湖南，每怀贾谊。”柳宗元在湖南时也以贾谊自比，在给刘禹锡的诗中说：“更似谪长沙。”宋明两代，人们干脆用长沙来指代贾谊，如明末张溥篇的贾谊集，旧称为《贾长沙集》。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所著文章58篇，刘向编其为《新书》（又名《贾太傅集》）10卷。《新书》已残缺，后人辑其文为《贾长沙集》。其政论文《过秦论》、《陈政事疏》（即《治安策》）、《论积贮疏》和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2、题解

《过秦论》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篇，也有人将中、下合为下篇的。《过秦论》集中论证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三篇各有侧重。上篇过秦始皇，中篇过秦二世，下篇过秦王子婴。贾谊过秦，是想从中找出对汉王朝有益的教训来。《过秦论》下篇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些话正是给汉文帝说的。

3、主题

作者援引大量历史事实，集中论证了秦王朝衰亡的原因，希望汉朝统治者能够以秦王朝为借鉴，施行仁政，以免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

《过秦论》（上）集中论证秦始皇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①——④），写秦国的强大过程和秦始皇统一后的残暴统治。第二部分（⑤），写强秦的迅速灭亡。第三部分（⑥），论证秦国灭亡的原因。

4、艺术特点

① 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集中论证观点。文章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叙事，先概述了秦国兴盛的历史，然后记叙秦王朝的灭亡。在中、下两部分中也有历史事实的叙述。这些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在为后面的议论蓄势，是作为论据而出现的。

② 欲抑先扬。作者创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秦王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始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极写秦王朝的强盛。秦王朝在作者的笔下，已经被描绘成至强至盛的形象，但正是这样一个强盛的王朝，却不仁不义，一夫作难而七庙毁，为天下所取笑。这样，便从根本上贬低批判了秦王朝。由此可知，在写秦强的过程中，已经有秦弱的因素在里边，这正是作者要过秦的地方。

③ 大量运用反衬手法和对偶排比句式，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如作者在写秦与六国的斗争时，着力渲染六国的力量，用以反衬秦国的强大；在写秦国的灭亡时，则着笔描写秦统治天下的赫赫声势，用以反衬人民力量的不可抗拒；描写陈涉的贫穷庸弱，用以反衬秦王的不堪一击。文章中的对比很多，如强秦同弱秦的对比，六国同陈涉的对比，秦朝同陈涉的对比，秦朝同汉朝的对比（言外之意）等。通过对比更加有力地说明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文章用不少对偶、排比句子铺张渲染，颇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从而增强了文章的雄辩气势。

5、贾谊的地位和影响

贾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家。他的政论文明显地受到了战国策士和诸子散文的影响但又有所革新和发展。秦以前的文章，大多重在著述，其形式为经、为史、为子，而不为集。如《山海经》、《孟子》、《老子》、《韩非子》等等。从汉朝到六朝，文人才开始由著述之体变为单篇散文，这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迁。郭绍虞先生曾把这种变迁比作为“好似小说之由长篇而变为短篇，戏剧之又多幕而进为独幕，诚是一种进步。”（《中国文学批评史》633页）而贾谊的散文，正是这种进步的开端。

贾谊的《过秦论》，又开了史论体裁的先河。以总结历史经验，借古谏今，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写文章，是从贾谊开始的。曹冏的《六国论》、西晋陆机的《辩亡论》、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论》、北宋苏洵的《六国论》、明朝宋濂的《隋室兴亡论》等都明显地受到了贾谊《过秦论》的影响。

另外，贾谊的散文已经具有了后来某些汉赋的特点。如其文章铺采攡文，排比夸张等。这说明汉赋受到了贾谊等散文作家散文的影响。当然，贾谊本人同时也是汉初的一个著名的辞赋家。清代章太炎曾指出：“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丰盛），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国故论衡·论式》）

历代文人对贾谊散文有过极高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全文引录了《过秦论》，并且十分赞赏地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西晋左思《咏史》诗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等文章，“皆为西汉鸿文（巨著、大作），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二、晁错《论贵粟疏》

1、作者生平及著作情况

晁错（约前200年——约前154年），汉朝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和景帝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和散文家。他早年曾研究过申不害和商鞅等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任太子（后来的汉景帝），家令，曾屡次尚书建议改革政治，很有辩才，当时号称为“智囊”。汉景帝时担任了御史大夫（副丞相），协助汉景帝改革法令，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各诸侯藩王的势力。晁错给汉景帝上了《削藩书》后，立即引起了诸侯藩王的攻击和诽谤，当时压力很大。以至于晁错的父亲也从颖川老家赶到长安，劝说晁错赶快罢手。晁错不为所动，认为削藩关系到汉王朝的安危。他对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父亲说，这样以来，“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他父亲看劝说无效，回到老家便服毒自杀了。不久，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起兵叛乱，并且打出“请诛曹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说晁错离间了“刘氏骨肉”，把攻击矛头集中到晁错身上，给汉景帝施加压力。汉景帝害怕七国连兵，为了推卸责任，妥协让步，便把晁错杀了。《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后来人们便以“东市朝衣”指大臣被杀。《汉书》出《晁错传》。晁错流传下来的政论文一共八篇，都是不、给皇帝的上疏，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和《荆燕吴传》，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言农事疏》、《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募民实塞疏》、《削藩书》等。

2、题解

这篇文章选自《汉书·食货志》。题目是后人加的。“贵”是以动用法，以什么为贵，也就是重视的意思。“粟”，本来指谷子（小米），后来用作粮食的代称。这里可以引申为“农业”、“农业生产”或“粮食生产”。“疏”是奏议文的一种体裁。《汉书·晁错传》记载说：“错复言守边备塞、当世急务二事。”班固将“守边备塞”部分列入《晁错传》，将“劝农力本”部分载入《食货志》。因此，有人认为，这两篇实际上应是一篇文章。

这篇奏疏大概上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西汉建国初期，高祖刘邦等皇帝采取了一些压抑商贾、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商贾不得穿丝织品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等。当时，凡是国家需要征发兵役和徭役时，第一等是征调囚犯，第二等征调的就是工商业者（二等囚犯）。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给农民带来多少利益。少数地主及商人聚敛了大量财富。汉文帝时，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日益兴盛，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破产逃亡，生活异常痛苦，同地主、商人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另外，经过若干年的战争，粮食成了汉初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时边防上屯集着许多防备匈奴的军队，边防上的粮食和粮食运输问题十分严重。晁错看到朝廷这些燃眉之急，于是上书汉文帝，谈自己对当时政治经济的看法。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汉王朝统治的，是为汉朝统治者谋划长治久安之道的。但文章中“贵粟”的主张，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3、主题

作者结合实际，针对时弊，论述了当时积蓄空乏、人民困苦、社会**和商人兼并农民的根源，揭露了富商的高利盘剥行为，提出并论证了重农贵粟的具体主张。

第一段（①——②），结合古今实际，论证不重视农业的危害和重视农业的重要意义。

第二段（③），论述明君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并以当时农民的痛苦同商人的逸乐作对比，指出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表达了作者重农抑商的思想。

第三段（④），归结全文，正面阐述重农贵粟的主张和办法。

4、艺术特点

艺术特点：① 结构上层层相因，环环相扣，逐层显志。文章开头先进行总说，提出圣王在位的职责，概括了全篇用意。然后列举尧舜商汤的事例加以证明。接着又从古及今，古今对比，指出当时蓄积未及的原因在于“不农”，得出明主要“务民于农桑”，就必须贵粟；要贵粟，就必须贱珠玉金银；要贱珠玉金银，关键在皇帝的结论。而要使皇帝心服口服，就还得进一步说明珠玉金银的弊端和粟米布帛的好处。而要贱珠玉金银，就得抑商；要抑商，就得贵粟；要贵粟，就得贵农。要贵农，又必须以粟为赏罚。作者就是如此步步深入，说理严密透彻，一气呵成，使人读之而不得喘息。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思维的严密性。

② 表现手法上，强烈对比以及排比对偶和顶针句式增强了文章的表达力和雄辩气势。本文的对比是比较多的。如古与今对比，务农与不农对比，命君与当今皇帝对比，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对比，农夫与商人对比，当今法令与以粟为赏罚建议的对比等。通过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排比对偶和顶针句式则增强了文章雄辩气势，使文章具有一种不容反驳的力量。如“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归农也。”前两句是对偶，后三句是排比，而后三句又是前两句意思的具体化。顶真句式，如“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着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既说明了民贫的根源，又说明了不农的严重后果。排比对偶句式，能给读者一种激切的感觉，好象作者胸有成竹，仗着浩然之气，有一肚子话要道出来似的。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据理从容相争，丝毫不显得急噪和窘迫。

5、关于晁错作品的评价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高度称赞晁错的散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三、《淮南子》

1、作者

《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著而成。刘安（前179？——前122），为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历王刘长的长子。汉文帝前十六年袭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淮南子》。汉武帝元狩元年，有人控告他谋反，下狱自杀而死。

2、内容

《淮南子》，共21篇，十几万字，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刘安自己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以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的法典。实际上此书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淮南子》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在表现手法方面，《淮南子》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复有序，注意语言修饰，句式整饬，多用排比句，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的先河。如《原道训》开篇说：“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下来就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又引用有关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如何得道而昌，如何失道而亡，来说明“道”之所以为“道”。又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之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第三章

汉代历史散文

第一节

汉代历史散文概况

一、《史记》以前的历史散文

两汉时，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论散文，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历史散文。最有名的是《史记》和《汉书》。另外，《新序》、《说苑》、《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成就也比较高。而《史记》和《汉书》又是纪传体史书，可以称之为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事迹，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是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不同于历史传记和历史小说，它必须既注意到史料的运用，讲究历史的真实，又必须注意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塑造，不失其真而又有其文是传记文学的主要特点。

记载历史的散文，早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之。如先秦时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但他们的特点在于，都是断代史而不是通史。有国别体和编年体之分，而没有纪传体。《左传》、《战国策》虽然在记叙历史事实描写人物方面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仍然是以记载历史事件为主的，没有把写人物放在首要位置。

二、《史记》

司马迁《史记》的出现是空前的，它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3000的历史。《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史记》首创了纪传体体例，其中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是以再现历史人物、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把历史和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传记文学的代表，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汉书》

班固《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共229年的历史，与《史记》齐名，并称为“史汉”。司马迁和班固并称为“班马”。《汉书》它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体例，但略有改变，它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全书共12纪，8表，10书，70列传，共100卷，70多万字。《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四、《新序》和《说苑》

《新序》和《说苑》的作者是刘向。《新序》原有30卷，今存10卷，是一本历史故事集，以记载春秋故事为主。《说苑》也是历史故事集，以编辑诸子言行为主，多为哲理性的格言。《新序》和《说苑》所记人物鲜明生动，语言精练，富于形象性。

五、《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吴越春秋》的作者是赵晔，内容是叙述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但掺杂了许多传闻异说。

《越绝书》的作者是袁康，现存19卷，内容也是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可以和《左传》、《国语》、《史记》等互相印证和补充。《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属于杂史散文，介于历史散文和小说之间，所以有人也将它们列入小说类。

六、汉代散文的地位和影响

汉代散文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进步作家常常以其为学习的榜样。初唐陈子昂叹息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韩愈曾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他掀起了古文运动，要恢复古文之道。明朝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后七子更主张“文必两汉”。由此可知，汉代散文在后世作家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节

司马迁和《史记》

一、司马迁生平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说法。王国维等人考证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郭沫若等人考证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详，大约在汉武帝末年。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韩城市）人。当然，也有人说司马迁是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其理由有，1、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和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2、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向南流去，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3、元代王世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说：“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而太和坊就是现在山西河津县太阳乡西辛封村。解放前此地称“太和里”，村口还树有“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石碑，现在该村还住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4、《河津县志》记载说：“三贤祠在县治东，祀卜子夏、司马太史、王文中子。明代县令雍焯建，刘达修。”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了自己祖辈的世系情况。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世代担任“太史”之职。但从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到祖父司马喜几代曾经中断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曾做了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等，也兼管朝廷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司马谈精通天文星历、《易经》和黄老之学。《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学天官与唐都，受《易》于扬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10岁以前，曾跟父亲住在家乡，“耕牧于河山之阳”。大约10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了长安，诵读古文。他曾向当时的古文大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曾向当时的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在司马谈和当时大家名儒的直接教育下，司马迁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成为年轻而博学的人。

从20岁开始，司马迁思想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47岁前，司马迁企图是汉武帝那样一个国势强大的时代，为当时的统治者干出一番事业来。47岁时，司马迁遭遇了“李陵之祸”，对现实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史记》的创作。

司马迁生平中与创作《史记》密切相关的有三件大事。

1、三次漫游。20岁时，司马迁出游江淮齐鲁，实地访问名山大川，考察古代逸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进行了第一次大漫游。这次漫游从长安出发，游历了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地。他到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凭吊里屈原和贾谊，到湖南的九嶷山、江西的庐山、浙江的会稽山考察了舜、禹的事迹，又在在江浙一带考察了越王勾践、春申君、韩信等人的事迹和逸闻轶事，了解了楚汉战争中项羽、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重要人物的事迹。又到山东搜集了有关孔子的资料，了解了孟尝君养士的情况。在大梁又搜集考证了魏公子信陵君的故事。这次漫游大约用了一到三年的时间。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就做了郎中官。元鼎六年春（前111），司马迁（35岁）受汉武帝指派出使西南，到现在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西南地区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他有机会了解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36岁）动行到泰山，亲自参加了汉武帝举行的“封禅”典礼，游历齐鲁山东半岛，又向北到了河北碣石山，经过辽西（今河北卢龙县东）、九原（今内蒙）一带回到了长安。有机会考察了中国北部和东部许多地区。三次漫游，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了黄河、长江流域，大大开阔了司马迁的胸襟，丰富了他的知识，为后来著述《史记》奠定了基础。

2、担任太史令。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迁从西南出使回来，到洛阳看望了临终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接受了父亲要完成著述史书的遗嘱。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被任命为太史令。四年后，到了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开始了《史记》的著述。

3、遭遇李陵之祸。又经过了六年，到了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遭遇极大的不幸，遇上了李陵之祸。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于天汉二年作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偏师率步兵5000人远出漠北攻打匈奴，结果遭到了匈奴主力数万骑兵的围攻，矢尽弦绝，兵败被俘，投降匈奴。汉武帝为此震怒，“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朝中大臣也纷纷翻脸责骂李陵。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李陵投降之事的看法时，司马迁为了扩展汉武帝胸怀，回击大臣的翻脸行径，便斗胆在汉武帝面前讲了一些本可以不讲的公道话。不料却因此而获罪，被处以死刑，并于天汉三年遭受了宫刑。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的极大不幸，给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了惨重摧残，但司马迁思想因此而升华，认清了封建帝王和酷吏政治专横残暴的本质，看透了世态炎凉，认真思考了人生价值，痛苦地抉择了生死荣辱，完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荣辱观，树立了更高更实际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史记》创作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使司马迁从主题、思想倾向、选材、语言表达、艺术风格等方面对《史记》进行了重新思考和编写审定。

司马迁受刑出狱后，又曾担任了中书令（负责领导尚书出入奏事）一职。大约又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史记》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终于完成了。

二、《史记》成书的原因

《史记》一书在汉武帝时代由司马迁完成，有着一定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主要有：

1、时代的需要。在《史记》以前没有通史问世。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诸侯国的史官修史，无不是以自己的所在国作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通史这样的史书。秦始皇统一后，由于时间短暂，尚未来得及考虑撰写通史问题，况且加上当时知识分子处于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之下，害怕触犯禁忌，也不敢大胆尝试。而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统一的汉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力等诸多方面都比任何前代有了很大发展，需要对过去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学术成果等进行整理和综合，编写一部从古到今包括全面的通史，已经成为汉帝国时代的迫切需要。一种通史的出现已经带有某种必然性。

2、社会环境的许可。汉朝开国后，经过六七十年恢复经济的努力，到汉武帝时代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初经济残败凋敝的局面，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这些都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编写一部贯通古今上下、综合百家学说的新史书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3、家学渊源的影响。司马迁的远祖曾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复为太史令，他生活在史官世家，奠定了强烈的史官职业和责任意识。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曾着手撰写史书，但未能如愿。临终前便把此事嘱托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当时“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家学渊源，对司马迁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主观原因主要有：

1、司马迁具有卓越的历史知识和高尚的品德。司马迁三次漫游开阔了眼界，担任太史令，又可以查阅国家丰富的藏书，占有了大量的资料。没有这些有利条件，要写成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认清了封建帝王和酷吏政治专横残暴的本质，看透了世态炎凉，认真思考了人生价值，痛苦地抉择了生死荣辱，完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荣辱观，树立了更高更实际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司马迁“发愤著述”，对历史进行再评价都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2、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终于历史，敢于“不同圣人同是非”，要建立一种不同于任何思想的司马迁“一家之言”。他能够比较冷静地评价各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打破了帝王将相独占历史典籍的局面，记载了古今社会中各类人物的事迹，并能不为统治阶级忌讳。后人把司马迁的这种历史观称之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

3、司马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司马迁的撰写《史记》的强烈的责任感，来自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学渊源和他父亲司马谈想撰写一部史书理想的影响。他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想继孔子之后，继《春秋》，写《史记》。他具有立德、立行、立言的崇高理想。当立德、立行的理想破灭后，便以周公、孔子、屈原等倜傥非常之人为榜样，“述往事，思来者”，把全部精力倾注到了《史记》的创作之中，《史记》成了他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所在。这时候，司马迁心里所想的除了未完成的《史记》以外，可以说是别无所求。只要能完成《史记》，哪怕是蒙受比死还要可怕的羞辱也在所不辞。《史记》高于司马迁的生命和荣辱，他已经完全属于《史记》。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的和人生追求，才使得司马迁选择了受宫刑，而隐忍苟活，最终完成了《史记》。

三、《史记》的体例

《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

本纪：本意是将事件的始末用年月时间加以贯穿和记载的意思，主要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各朝代的兴废始末和各帝王的大事。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 如《史记》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

表：《史记》的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按世代年月列表记载历史大事。东汉应劭说：“表者，录其事而视之。”“表”的用意，就是按年月次序提纲挈领得列举历史大事，使人一目了然。如《十二诸侯年表》就是逐年列举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和吴（夷狄之邦，本不计为数）等13个诸侯国以及周王朝的大事。《秦楚之际月表》则逐月列举了秦、楚、项（羽）、赵、燕、魏、韩等国的历史大事。

书：书是对古代社会的经济概况、文物制度、风俗习尚以及山川水利等进行专门记载，反映的是整个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面貌。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八书”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

世家：取“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意，主要用以记载诸侯王的大事。清朝赵翼说八书“用之以纪王侯诸国”。如《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等。其中也有记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如《孔子世家》。

列传：主要记载诸侯王之外的人臣的事迹。唐朝刘知己《史通·列传》认为列传是“录人臣之行状”。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卓异，洒脱不拘），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七十列传记载了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事迹，有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说客、策士、游侠、刺客、隐者、商贾、俳优、酷吏、少数民族等。可分为本传、和传和类传三种。如《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儒林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

四、《史记》的思想内容

作为一部通史，《史记》的内容是应当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3000的历史。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主要针对本纪、世家、列传而言），《史记》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哲学、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为人们塑造了古今100多个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华。对作者认为需要进行歌颂肯定的人物进行赞扬，对作者认为需要批判讽刺的人物进行揭露和指责。如他肯定了陈涉在推翻秦朝斗争中的“首事”作用，从正面形象地反映了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情景，揭示其失败的原因；他歌颂了反抗暴政的仁人志士，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豫让、聂政等，歌颂了众多的爱国英雄，如廉颇、李广、屈原等。而对历史上的坏人坏事，司马迁则进行辛辣地讽刺和严厉的批判，哪怕是汉朝的统治者也不肯放过。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就进行了极大的讽刺。据说，现在《史记》中的《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记载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但我们现在从《史记》的其它篇章中，仍然能够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讽刺。如《封禅书》中列举事实说明古代帝王封禅不成的原因是他们“德不洽”和“功不至”。又描写武帝封禅的不顺利和不吉祥。汉武帝封禅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逼死了提议和筹备封禅的几个大臣。在封禅过程中，也不像先王那样专心地“修仁行以”，以“积善累功”。而是一味地迷信方术，梦想着能会见神仙。真是荒唐可笑。《酷吏列传》揭露和批判了酷吏的罪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汉武帝。如其中写王温舒“好杀伐行威而不爱人”，“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大行屠杀，以至血流十余里”。按照汉朝的惯例，春天不得施刑杀人。王温舒曾顿足叹息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而“天子（汉武帝）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五、《史记》的艺术成就

1、具有强烈的“实录”精神。作为史书，《史记》的特点在于注重“考信”、“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历史。

2、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史记》写人记事，常常并不是冷静地无动于衷地进行叙述，而是在字里行间激荡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他通过素材的选择、故事情节结构、谋篇布局、谴词造句和篇末的“太史公曰”，或公开或隐蔽地表达对所记人物及事件的看法与感情。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从而“成一家之言”。表达他对古今社会变迁和人物作为的看法。

3、选取主要事件、典型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塑造出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常常通过选取主要事件展示人物的历史。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可知他要选取的只是有关天下存亡的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是必须舍弃的。如《项羽本纪》主要记叙了四件大事，有吴中起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吴中起事”重在表现项羽起事的暴烈迅速；“钜鹿之战”重在表现项羽出众的军事才能和胆略，刻画出项羽叱咤风云、气盖一世、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鸿门宴”重在表现项羽坦率少谋的豪爽胸襟（不杀刘邦，出卖曹无伤）；“垓下之围”重在表现项羽英雄末路的悲壮。这样便再现出秦末和楚汉战争时叱咤风云的项羽的悲剧性历史。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将相和三个场面去表现廉颇和蔺相如的形象。通过典型细节表现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如《李斯列传》中李斯观鼠的细节描写，就深刻揭示了李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他“学帝王之术”的卑鄙动机，并说明了造成李斯结局的原因。又如《酷吏列传》的《张汤传》描写了张汤少时“劾鼠掠治”的故事，突出了张汤自幼就显露出来的“如老狱吏”的气质。说张汤“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盗鼠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记录囚犯口供的文书），讯鞠（审问）论报（判罪），并取鼠与肉，具狱（狱案已成，指判决书已写成），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史记》也常用个性化的语言去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如同是观看秦始皇出巡。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表露了他没落贵族后代的神态和他身上足以代表的秦末六国后裔伺机而起的复仇心理，语言极为坦率，表现了他强悍爽直的性格。而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表现了刘邦当时作为一般贫民阶层想占有权利的欲望，说得含蓄委婉，显露了刘邦贪婪多欲阴险的性格。另外如《淮阴侯列传》中刘邦同韩信的一段精彩对话：“上常（尝）从容与信言诸奖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说话人各自的心理活动、神态、表情、口气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史记》为鲜明地再现人物，常常把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思想、行为和性格。

4、创造并成功运用“互见法”，巧妙全面再现历史人物。《史记》主要以单篇人物传记结构，这样就很容易写得冗长和相互重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司马迁创造并成功运用了“互见法”。其互见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详彼略、此主彼次或提示性互相照应的选择材料组织文章的方法。如《留侯世家》中有：“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等。又如“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是详写，在《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哙列传》中是简写。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使作者能够集中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性格服务。另一种是在不同的传记间巧妙选择组织分布材料，表达作者爱憎感情，全面地再现人物，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写了项羽英勇善战的非凡才能、豪爽坦率的性格和英雄末路的悲惨情景，而项羽的缺点却放在其他篇章中加以表现。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曾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计划，谋划）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指出了项羽不能发现和重用人才的缺点。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再一次表现项羽疾贤妒能和不能重用人才。一次王陵对刘邦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日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以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另如对刘邦的描写，《高祖本纪》虽然指出了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毛病，但却没有具体描写。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写了刘邦不少的缺点。如《项羽本纪》记载了刘邦自私无赖的事情。一次刘邦同项羽军作战，刘邦战败逃命，路上碰到了前来寻他的儿子（惠帝刘盈）和女儿（鲁元公主），夏侯婴便把两个孩子拉到车上。车重难行，刘邦曾几次把自己的孩子推到车下。在另一次战斗中，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要挟刘邦投降，扬言不投降就要烹死刘邦的父亲。刘邦听了不但不悲切，反而不在乎地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郦生陆贾列传》则借骑士之口，描绘了刘邦的流氓行经。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司马迁的爱憎感情显露得十分巧妙，人物形象也更加符合历史事实而完满丰富了。当然，互见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麻烦，如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就必须翻阅与他有关的其他人物的传记。

六、《史记》的流传和影响

《史记》在汉代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等。《史记》之名是《太史公记》的简称。有人认为这一称谓起于东汉桓帝时期，有人认为起于魏晋之间。

《史记》在成书以后的二十年间是默默为闻的。一直到汉宣帝时，经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讲述才公开流传。杨恽是汉昭帝丞相杨敞的儿子，因揭发霍氏谋反有功，被封为平通侯和中郎将。《史记》到东汉班固时130篇已经空缺了10篇，篇目未详。三国时魏人张晏对所缺篇目作了说明，认为所缺的是《景帝纪》、《武帝纪》、《礼记》、《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并且认为有一个叫褚少孙的博士曾为其补阙，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傅靳蒯成列传》。而范晔《后汉书·杨终传》载，在章帝时，《史记》曾被杨终删除了10多万字。可见早在汉代，《史记》的面目就已经被弄得有些模糊了。

后人对《史记》也曾有过不少非议。班彪认为《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厚），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则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王允之则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金代的王若虚可以说是自汉代以来攻击《史记》最激烈的人，他在《史记辩惑》中说《史记》“冗而杂”，“前后参差，殆不可晓”，完全“不足观”，“不足为法”，甚至认为司马迁“罪不容诛”。这些攻击和指责正好从反面给我们说明了《史记》的价值。《史记》对后代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在史学方面，其影响主要是：

1、体例有开创之功。宋代史学家郑樵对《史记》的体例予以极高的评价，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事实上，自班固的《汉书》一直到《明史》、《清史稿》众多的正史，虽然在名目和门类上有所改变，但都有纪有传，都是通过几个门类相互补充来反映历史的。它们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

2、“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后代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1、创立了传记文学。《史记》以前的史书是因事记人的，事件是记载和描写的中心，记载的是同一事件中的不同人物，人物处于次要地位。而《史记》则是因人记事，把人物放到了中心地位，记载的是同一人物的不同事迹，人物形象突出鲜明，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开创了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

2、把散文的发展推行了更高阶段，描写手法对后代作家影响深远。《史记》描写人物事件的艺术手段，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反映历史个现实的方法，以及优美的语言等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到清朝的古文学家顾炎武等许多著名的散文家，无不以《史记》作为自己吸取营养的对象。

3、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如元明时期的戏剧、传奇、小说取材于《史记》的就很多。《元代杂剧全目》中收录的《史记》戏就有180多种。如无名氏的《冻苏秦》、尚仲贤的《气英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金仁杰的《追韩信》等。明人杂剧如叶宪祖的《易水寒》、朱权的《卓文君》等。明人的传奇如张凤翼的《窃符记》等。明人的平话小说如《汉李广号飞将军》、《冯唐直谏汉文帝》、《卓文君慧眼识相如》等，都取材于《史记》。

七、对“无韵之《离骚》”的理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原因主要有：

1、《史记》同《离骚》一样，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史记》以写人物为中心，通过记录人物生平事迹，塑造鲜明、生动、众多的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再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实在的社会内容，真实的反映了历史社会的面貌，富有现实主义的强烈色彩。

2、《史记》同《离骚》一样，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史记》在描写历史人物时，不是纯客观的冷漠的无动于衷地实录，而是在描写中处处蕴涵着作者的褒贬爱憎感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把作者的思想倾向自然地流露出来，使人物形象本身有了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强烈的感染力。明朝茅坤在《与蔡白石书》里说：“读游侠列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列传，即欲养士。”足见《史记》文章感染力之大。

3、作者的遭遇有相似的地方。司马迁遭遇不平而发愤著述，通过著述而向天下和后世鸣不平，同屈原被放逐后而赋《离骚》是十分相似的。《史记》一书，常常流露着司马迁的隐痛和不平之气。司马迁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寄托于形象描写之中，又具有屈原抒情长诗《离骚》那样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具有《离骚》那样的诗情画意。在文学特性上，《史记》同《离骚》是可以化等号的。所不同的是，《离骚》是韵体文学作品，而《史记》是散体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八、作品选讲

1、《报任少卿书》

（1）、写作背景：任少卿，名安，司马迁的好朋友，在担任益州刺使时，曾写信给司马迁，要他利用在汉武帝身边任中书令的便利条件向朝廷推贤进士。当时司马迁已经受了宫刑，没有能及时给任安回信。到太始四年11月才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当时任安因事下狱，情况十分危急。单后来汉武帝赦免了任安。征和二年，戾太子刘据发兵杀死丞相江冲等，太子兵败自杀。刘据起兵时，任安曾接受了刘据的命令，但却按兵观望，没有参战。汉武帝以任安“持两端”，将其腰斩于咸阳。

此文最早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或称为《报任安书》。此文和《太史公自序》是研究司马迁家世、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

（2）、作品分析

全文可分为4段。第一部分（①——②），说明久未回信的原因。

第二部分（③——④），叙述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回答来信问题。其中：③以刑余之人为由，说明自己没有条件“推贤进士”，回答来信问题。④言今非昔比，若“推贤进士”则“轻朝廷羞当世之士”。

第三部分（⑤——⑧），叙述李陵之祸的始末和自己忍辱苟活的原因。⑤言自己竭尽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有出乎意料者。⑥叙说自己遭遇李陵之祸的经过。⑦言人们以不辱为重。⑧叙述自己沉溺缧绁之辱和忍辱苟活的原因。

第五部分（⑨——11），叙写忍辱坚持写作《史记》的原因。⑨叙述古代倜傥非常之人发愤著述之事。⑩叙说自己所以忍辱蒙诟写成《史记》的情况。（11）讲述自己受刑后的心情，归结到“推贤进士”与自己的态度相违背，再一次答复来信问题。

主题：在此文中，司马迁以极为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悲痛，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并且表现出他为实现自己创作《史记》而甘受凌辱的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写作特点：①饱含强烈的感情。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自白书，它对汉武帝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对世俗观念进行了批判，哀伤自己的不幸遭遇，对朋友推心置腹，倾诉衷肠。总之，作者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把自己长时间郁积在心中的无限痛苦和牢骚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②引古喻今，夹叙夹议。③起伏跌宕，首尾呼应。开头直接回答来信问题，说明久未回信的原因，感情还比较平和；接着写“诟莫大于宫刑”，“刀锯之余”不能“荐天下豪俊”，则感情激昂；写“待罪辇毂之下，二十余年”，情绪又比较缓和，但一想到“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愤激之情又不可按奈。下来写自己以前竭“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感情又舒坦起来，然后接写李陵之祸，感情的波澜又冲天而起。以后又便比较舒缓，但最后归结到不能“推贤进士”，悲愤之情又再一次迸发。

（3）、对司马迁李陵之祸的认识：司马迁为开脱汉武帝的心境，为回击大臣的翻脸之辞，仗义讲了一些本可以不讲的话，结果因此而惹怒了汉武帝，被汉武帝判处以死刑，最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完成《史记》，而接受了宫刑，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是汉武帝残暴专横的结果，却因而而成就了司马迁和《史记》。

《古文观止》曰：“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

2、《项羽本纪》

①作品分析：《项羽本纪》记载和塑造了项羽形象，热情歌颂了项羽在推翻秦王朝中的巨大功劳，表现了对项羽失败的无限同情，展现了项羽失败的原因。文章主要记载了项羽吴中起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四件大事。

②项羽形象分析

项羽是反秦斗争中产生的一个英雄，为推翻秦王朝建立了汗马功劳，他英勇善战，气盖一世，直率少谋，恃强残暴，政治上显得很不成熟，具有明显的缺点。在《鸿门宴》中项羽恃强虚荣，直率少谋，为人不忍，缺乏政治家才干。项伯“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就击中了项羽的要害，使他改变了“击破沛公军”的主张而“善遇之”。刘邦一阵马屁拍的又是项羽忘乎所以，为了表明他够朋友、讲义气，便随便说出了曹无伤。他显得少于谋略，态度变化无常，显得很不成熟。刘邦则多谋善变，机警聪明，富有政治才干。在逃离鸿门宴时，他借故离席，又招樊哙出，并且想到了告辞道谢，又脱身独骑，足见刘邦的多谋和善自为谋。他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制定新的策略。由“拒关，毋纳诸侯”，变而接受并实施张良建议，向项羽道歉，终于变被动为主动。向项羽解释，表现了刘邦的聪明和善于言辞。其政治才干，一是表现在善于利用敌方的矛盾，二是善于调动和团结集团的内部力量。另外如樊哙的勇中有谋，粗中有细；张良的机智忠诚，公斤细心；项伯的为友通敌，诚实不欺；范增的老练多谋等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后人对项羽的遭遇寄予无限同情。杜牧《乌江亭》诗说：“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胡曾《鸿门》诗说：“项羽鹰扬六合尘，鸿门开宴贺亡秦。樽前若取谋臣计，岂作阴陵失道人。”李清照《绝句》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③艺术特色

通过主要事件塑造项羽形象，通过对比、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性格特征，蕴涵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可用《史记》的艺术特点来说明）

清·郑板桥《潍县署中寄舍弟第一书》说：“《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次数段耳。”

3、《陈涉世家》

1、作品分析：

文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到“不可胜数”）记载陈胜农民起义发生原因、起义经过、建立政权和巨大影响。先记叙了陈胜少年时的壮志，交代了陈胜领导起义的思想基础；这叙写了起义的原因和准备，表现了陈胜、吴广的智慧；然后描写起义的经过、政权的建立和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二部分（“葛婴至东城”到“立怀王孙心为楚王”）记叙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建立政权后攻打秦军的经过、起义军内部的互相残杀和起义的失败。先记叙了起义军建立政权后对秦军的进攻和失败；然后记叙了起义军内部的分裂和自相残杀（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杀吴广、诛邓说、杀陈王）；最后又记载了起义军余部的投降和失败。

第三部分（“陈胜王凡六月”到最后）进一步揭示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先记叙了陈胜杀故人；再叙写起义失败的其他原因；最后赞扬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地位和影响，交代了刘邦对陈胜的纪念，又说明了将陈胜列入“世家”的原因。

2、主题：文章正面真实的记载了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塑造了陈涉、吴广等英雄形象，歌颂了陈涉的远大志向和超人谋略，以及陈涉在灭秦中的巨大作用，也客观记载和揭示了陈涉、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

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陈胜忘记了“苟富贵，无相忘”的诺言，寡恩忘旧，脱离群众；二是用人不当，信用那些“以苛察为忠”的官吏，结果诸将不亲近，内部分裂；三是起义军互相残杀。

3、写作特点：①注重塑造陈涉、吴广形象。陈胜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机智聪明，有谋有略。起义后，陈胜脱离群众，用人错误，错杀故人，又不能左右形势，缺乏统一指挥的才干，最终竟然被自己的车夫所杀。吴广平素爱人，有政治理想，聪明机智，勇力超人，敢于反抗强暴。起义后没能很好地指挥军队灭秦，骄傲自大，不知兵权，警惕性差，结果被周市、田臧等人所杀。

②对比描写揭示历史规律。有起义过程和失败过程的对比，有陈胜、吴广前后形象性格的对比等。

③通过个性化语言、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如陈胜辍耕之垄上的话语，陈胜同吴广谋划起义的话语、起义时对戍卒的动员等，都很有特点。“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天下苦秦久矣”等，都十分形象生动。细节如“辍耕之垄上”、“鱼腹藏书”、“篝火狐鸣”、“指目陈王”、“故人求见”、“杀故人”等，都极富形象性。

第三节

班固和《汉书》

一、班固生平和创作概况

班固(32——92)，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又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汉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汉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汉书》、《白虎通德论》、《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咏史诗》等。《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

二、《汉书》体例和规模

《汉书》由12纪、8表、10志、70传组成，共100篇，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汉书》的内容，有一部分是袭用《史记》的，有一部分是根据班彪的《史记后传》65篇整理补充而成的，其8表由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天文志》由马续协助班昭完成。

三、《汉书》的特点和文学成就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袭用了不少《史记》原文；又大量地援引他人的文章；史料可靠性强。在文学成就方面，《汉书》总体上赶不上《史记》，但也有不少篇章文学成就较高。班固对于一些忠直爱国之士给予了肯定评价和热情歌颂，对于某些坏人坏事给予批评和抨击，保存了中国古代“良史”的某些优良传统。在写法上，全书结构谨严，组织严密，事实较为详尽，语言简练，偏重于华丽辞藻，时有骈语，开后世骈文语言之先河。

四、作品讲析

1、《苏武传》 ①作品分析

《苏武传》记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主要写了缑王谋反、苏武两次自杀、两次拒降、北海牧羊、南向号哭等事情，集中表现了苏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节、不辱命的爱国思想及优秀品质。②苏武形象

苏武是一个爱国使者形象，他忠于汉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节、不辱命的爱国思想。

③艺术成就

围绕中心选择典型事件，叙事详略得当，集中突出苏武形象；运用人物语言、细节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突出苏武性格特征。

2、《杨王孙传》 ①作品分析

《杨王孙传》通过杨王孙要求裸葬的故事，批评了当时厚葬的社会风气，塑造了一个旷达的敢于反对封建礼教的不同于世俗的人物形象。

第一部分（①），写杨王孙嘱咐裸葬和其子往见祁侯。

第二部分（②—③），写杨王孙辩驳祁侯的观点，表示坚持裸葬。第三部分（④），交代祁侯认错，裸葬杨王孙。②人物形象

杨王孙笃信黄老之术，不同流合污，坚决主张裸葬。其主张裸葬用以反对厚葬的世风，在客观上批判了剥削阶级的奢侈，对减轻人民负担，反对封建礼教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以身作则，带头裸葬，是非常难得的。他的理论根源于道家学说，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对人、形、神三者关系的解释，又不免坠入了道家玄而又玄的神秘境地。再说其裸葬的主张，有点不近乎人情，为一般人所难于接受。

③艺术特色

①选材典型；②结构简单；③以对话展开情节。

第四节

《说苑》和《新序》

一、《说苑》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编辑而成的历史故事集，主要编辑诸子是言行，多半属于哲理行的格言，收录先秦至西汉的史事、遗闻、佚事、传说，共784则，今存66则，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辩物、修文、反质等20卷，每卷前边大多有一段总说，介绍其类内容，然后排列故事。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兴亡、成败得失的道理，在政治教化、历史研究、文学欣赏等诸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刘向（前79——前8），原名更生，后改名向，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

二、《新序》

《新序》东汉刘向编著，成书于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年），是一本历史故事集，以春秋时事为主，汉朝时事不过几条。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诸书，互相出入，从史学角度看，可以弥补诸书不足。本来有30卷，到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经过曾巩的整理和校订，只保存了10卷。有杂事（5卷）、刺奢、节士、义勇、善谋（2卷）等。从其所选故事中，可以看出，其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主张维护刘氏政权，主张选贤进能，省刑罚，薄赋敛，对人民宽厚仁爱，反对战争，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有一定的讽谏。其故事内容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

第五节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一、《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历史散文，主要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属杂史一类的散文，东汉赵晔著。赵晔，字长君，东汉山阴人，生卒年待考。少尝为县吏，上峰令其迎接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家出走，跋涉至蜀地犍为郡资中，拜杜抚为师，学韩诗，积２０年，绝无音信，家人以为已死，为之发丧制服。抚卒，晔经营丧葬毕，乃归。州官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闭门著述，直至老死。著《诗细历神渊》、《吴越春秋》。《后汉书》有传。

《吴越春秋》共10卷，第一、吴太伯传；第二、吴王寿梦传；第三、王僚使公子光传；第四、阖闾内传；第五、夫差内传；第六、越王无余外传；第七、勾践入臣外传；第八、勾践归国外传；第九、勾践阴谋外传；第十、勾践伐吴外传。《吴越春秋》的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主要内宾是记叙吴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写作特点：（1）在记录历史中加加入虚构和传说，编写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故事；（2）刻画人物手法的细腻传神；（3）忠正耿介的伍子胥、深谋远虑的范蠡等成功的人物形象，都在不同方面对后世创作历史演义人物传奇类叙事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越绝书》

《越绝书》，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属杂史一类的散文。此书作者，久有争论，或以为东汉袁康著，或认为东汉的袁康和吴平只是辑录者。袁康，东汉初期方志学家、史学家，绍兴人，生卒年待考。从南宋流行之本直到今本，实际上都是一种残本。这些现象在古代当然并不奇怪。今本存15卷19篇，不仅记载了于越春秋阶段的历史，而且通过人物活动，也记载了与于越相邻并滋生纠葛的吴、楚部分历史。此书内容广泛，体裁驳杂丰富，《四库提要》誉之为“纵横曼衍，博奥伟丽”。从方志角度而言，《越绝书》把越、吴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为今人保存了早期会稽山地和太湖流域的地理形貌。不仅如此，为凸现越吴霸权之争同时也是国力之争，《越绝书》还记载了牧场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资料，凡有关发展生产、流通经济等内修国政的问题，均有较详论述。如在“地传”篇，就描绘出一幅当时以山阴城为中心的于越手工业分布图，例如冶金工业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造船工业地船宫，木材采伐地木客，纺织工业地麻林山和葛山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这两部杂史都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内容有很多相同。它们在写作上有一些共同特点：记录基本史实而外，还虚构了一引起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如《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从文学视角来看《吴越春秋》似较《越绝书》更具文学性。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内容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它们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两书都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显然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例如《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击绵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特别是《吴越春秋》，它集中写了伍子胥奔吴及破楚报仇和勾践发奋图强、灭吴雪耻的两段历史。它虽依傍史籍的记载，又不完全照钞，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对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有很好的表现，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更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于楚而来奔，所以处身行事都显得十分谨慎。后半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现的，因而出言激切，无所顾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事迹的记叙，为后世有关这一人物的小说、戏曲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第四章

汉赋

第一节

汉赋发展概况

一、赋的定义

赋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文学体裁，受《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产生并形成于汉代。作为一种文体，赋的内容多用于状物，形式上句式长短不齐，散韵相间，多设主客问答，辞藻华美，多为长篇巨制。

二、汉赋发展概况

汉赋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代辞赋鼎盛，仅西汉一代就有作家80多个，作品1000多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录有西汉辞赋家78家，1004篇作品），作家作品众多。汉赋的发展经历了西汉初骚体赋、西汉中末叶和东汉初散体大赋、东汉末抒情小赋三个阶段。

汉初骚体赋阶段，也叫做楚辞余波阶段，主要作家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也属于骚体赋。骚体赋句中多有“兮”字，“兮”字是骚体赋在形式上的特点。汉初骚体赋主要追随楚辞的优良传统，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以屈原自况，其实是一篇表达他政治上不平的很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吊屈原赋》开头写道：“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包含着作者深沉的自吊意味。他的《鵩鸟赋》写鵩鸟（猫头鹰）飞如自己的屋里，同自己对话，借鵩鸟之口，抒发了自己的郁郁不平和对现实遭遇的不满，表达了一种所谓人生祸福无常应该知命不忧的思想。

西汉中末叶和东汉初散体大赋阶段，主要作家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杨雄的《甘泉赋》、张衡的《二京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其中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散体大赋的形制，标志着汉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游猎、观涛和论理等七件事启发太子，使其霍然病愈。后来曾形成了如《七激》、《七兴》、《七依》、《七说》等的一种“七”体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标志着汉散体大赋已经成熟。《子虚赋》和《上林赋》通过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的辩论，宣扬汉帝国的豪华和声威。它假设楚国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先生“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糜，窃为足下不取也”。但同时他却把齐国土地之广、物产之多夸耀了一番。而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的对话，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以及天子射猎的盛况，从而压倒了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其它如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等也都属于这一类赋。扬雄年轻时极为喜好司马相如的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在他侍从汉成帝祭祀游猎时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这四篇赋处处仿效司马相如，在内容上都是歌颂汉王朝功德和声威的。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赋》以西都宾向东都主盛赞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富丽、壮伟，东都主则赞颂当时朝廷的盛事，体制宏伟，多有警句，是模仿司马相如大赋的名作。张衡生活在东汉由盛转衰时期，他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最著名的散体大赋是《二京赋》。《二京赋》虽然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但在模拟中有自己的创造，写得更加铺叙夸张，内容也更加丰富，篇幅进一步加长，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他还写有《南都赋》。总之散体大赋以反映汉帝国国威和贵族生活为主要内容，如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富，宫室苑囿富丽以及皇室贵族们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在形式和写法上，散体大赋结构宏伟，词藻华瞻，繁文密绣，散韵相杂，句法参差，多用僻字和主客问答，动辄东西南北上下，物物件件铺排一番。比方《子虚赋》描述云梦时，就先写面积，次写山，再写土，又写石，至此仍然意犹未尽，又从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加以渲染。从作者的思想感情来说，作者一方面对当时国势和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自豪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资财追求享乐的行为流露出不满，进行委婉的劝说和讽谏。但这种讽谏批评和夸耀宣扬相比起来，只是“劝百讽一”，微乎其微。

东汉末抒情小赋的主要作家作品有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和《应间》，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等。东汉中叶以后，出现了不少抒情小赋。这种赋形制比较短小，文字清丽，多通过咏物来抒发作者的怀抱和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的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政治。由长篇巨制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的统治阶级生活变为抒写个人胸怀情志，这就是散体大赋转变为抒情小赋的显著标志。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巨大变化，社会黑暗。

赋作为一种文体，在以后还发生过演变，此后还有骈赋（徘赋）、律赋、文赋等几个阶段。（可看《陕西电大》84年1期拙文《赋的演变》）

三、汉赋形成的原因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也者，受命（名）于诗人，拓宇（开拓疆域）于楚辞。”说明了赋的渊源，他认为赋是从《诗经》和骚体变来的。其实，我们说，是“赋”得名于《诗经》，又借助了楚辞的宏阔的结构和丰美的辞藻。从汉赋的形式来说，汉赋是楚辞的发展和变种，它始于战国末期，完备并兴盛于汉，至唐宋而衰微。赋兴盛于汉代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两种原因。

传统原因：指汉赋受到战国末散体赋（荀赋）和屈原、宋玉等的辞赋的影响。战国末期，荀卿写了现存最早的以赋名篇的作品——《赋篇》。《赋篇》采用对话体，压韵，体物写志，又用了不少典故，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对汉赋有着很大影响。如其写蚕有云：“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写针有云：“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战国末，在楚地也出现了赋作，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和《对楚王问》等，其特点是以铺叙为主，讲究辞采，篇幅相应加长，采用问答形式，这些都为汉代文人提供了可以模拟的范本，被汉赋特别是汉散体大赋所继承。

现实原因：一是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空前强盛，统治阶级生活豪华，为汉赋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时代的需要。汉王朝空前强盛，需要一种“润色鸿业”歌功颂德宣扬国威的作品，而赋体具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正好应和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三是统治阶级的提倡。汉代帝王祖籍为楚国，都喜好辞赋，汉武帝更是喜爱赋这种文体，因而赋便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极盛。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倪宽（御史大夫）、孔臧（太常）、董仲舒（太中大夫）等，也“时时间作”。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对赋的爱好程度。因而出现了一大批以写赋为能事的文人士大夫，有的人也因能写赋而显赫一时。

四、对汉赋的评价

赋作为一种文体，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坛上兴起的又一文学样式，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以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体裁，自然是一代文学的代表。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势，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增进文学描写技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封建社会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认为正宗的赋都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班固、张衡等人的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等内容的散体大赋。建国后，人们对汉赋多持批评态度，似乎汉赋成了汉代散体大赋的代名词，认为它们反映贵族生活，一味地歌功颂德，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我们认为。赋作为一种文体，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我国文坛上兴起地又一文学新样式，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以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体裁，自然是“一代文学”的代表。另外，从汉赋本身来看，无论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个作家，往往创作了不同思想内容和不同艺术形式的赋作。因此，对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该笼统地评价，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是那些汉代散体大赋，尽管它们有着比较严重的缺点，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能完全抹煞的。首先，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势。其次，它们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增进描述山川景物、宫殿建筑、都市生活以及田猎等场面的技巧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汉赋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东汉时人们才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更不要说汉赋还包括有汉初的骚体赋和东汉的抒情小赋那些富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汉赋是堪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于世的。

也有人把汉赋的发展，分为形成期（贾谊、枚乘）、全盛期（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模拟期（扬雄、班固、张衡）转变期（张衡、赵壹、蔡邕、祢衡）四个阶段。也有从内容上分为宫殿、游猎、纪行、述志、咏物等类别的。

第二节

作品选讲

一、贾谊《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以屈原自况，是一篇表达贾谊政治上不平的很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包含着作者深沉的自吊的意味。

《吊屈原赋》是贾谊被谪为长沙王太傅，途径湘水时写的，屈原的事迹和自沉汨罗引起了作者的共鸣，于是他借悲悼屈原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作者哀悼屈原的悲剧命运，描写了黑暗现实，揭示了造成屈原悲剧的原因，表达了对是非颠倒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自己因被谗遭贬产生的愤世嫉俗的激愤感情。

其艺术特点是：①篇幅短小，骚体赋形式。②浓烈的哀伤感情。③以比喻、寄托抒情。

二、贾谊《鵩鸟赋》

贾谊谪居长沙所写，写作者谪居长沙，有鵩鸟入其住宅，作者认为不吉祥，作《鵩鸟赋》，以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且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排遣。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思想倾向。

写做特点是：①属于骚体赋；②采用主客问答形式；③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句。

三、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标志着汉散体大赋的成熟，它通过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的辩论，宣扬了汉帝国的豪华和声威。

《子虚赋》假设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王在云梦泽游猎的盛况非齐王所及；乌有先生不服，便进行诘难。《上林赋》写亡是公详述汉天子在上林苑校猎的壮观，非齐楚诸侯之国所能比；最后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两赋规模宏大，铺陈细腻，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品，对后来的辞赋影响很大。

艺术特点是：①铺陈描写，散韵相间，文采斑斓；②主客问答；③夸张描写。

四、赵壹《刺世疾邪赋》

1、作者简介：赵壹，字元叔，生卒年不详，东汉末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体貌魁梧，身长9尺，持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作品还有《解摈》、《穷鸟赋》、《非草书》、《报皇甫规书》等。

2、主题

《刺世疾邪赋》严厉揭露和斥责了当时社会上的黑白颠倒、正直难行的邪恶风气，探究了产生这些社会弊病的原因，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不同流合污、坚持操守信念的鲜明态度和对国家的深切忧虑，同时也流露出一定的哀叹人生短暂、不待盛世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3、艺术特点：①感情强烈，直抒胸臆；②语言锋利，讽刺性强；③赋末作诗寄意，开后世诗赋合流先河。

4、《刺世疾邪赋》在赋发展史上的地位：①年内容上摆脱了西汉散体大赋借咏物写事歌功颂德、劝一讽百的习惯，转向了抒情言志。②在风格上，变散体大赋的板滞为疏荡，变典雅为通俗，变含蓄为直率。③在形式方面，篇幅短小，句子长短不齐，富有变化。末尾用两首诗寄意，开了魏晋南北朝诗赋合流的先河。

第五章

汉乐府民歌

第一节

汉乐府创作概况

一、乐府的含义

乐府最初为封建朝廷的音乐机关，乐指音乐，府指机关，其任务是创制曲谱、收集民歌、培训演员和演奏歌舞，或言其最早创建于汉初，或言其在秦朝时就早已有之。南北朝时，人们又将在汉代乐府机关里配过乐的歌诗称为乐府，于是乐府便又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二、汉乐府创作概况

据班固统计汉乐府有138首，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只有将近40首。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收录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它将汉至唐的乐府诗分成12类，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四类中。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后三类中。

三、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诗的精华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了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内容主要包括：

1、揭露统治阶级罪恶。

2、反映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生活，表现他们的怨恨和反抗情绪。

3、揭露和描写战争灾难。

4、描写恋爱婚姻生活，歌颂坚贞爱情和反抗封建势力、封建礼教的斗争。

四、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征

其艺术特点要点是：

1、以叙事为主；

2、善于通过言行表现人物性格；

3、善于运用比兴、铺陈和对白等手法；

4、形式自由多样，句式灵活，以杂言为主，趋于五言；

5、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

五、汉乐府民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汉乐府民歌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诗歌高峰；

2、杂言体和五言体具有开创之功；

3、叙事、对话独白、心理描写、细节刻画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具有很大影响。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作品选讲

一、《东门行》

《东门行》通过一个城市贫民拔剑出走，真切反映了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人民被迫铤而走险的事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其艺术特点的要点是：⑪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刻划人物，表现心理活动，塑造形象，揭示主题。⑫形式自由，语言明快。

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通过一个少年当兵、白头始归的老兵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残破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的不合理和汉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艺术特点主要是：⑪描绘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选材典型，以小喻大。⑫以“家”字结构全诗，集中描写无家的惨况。⑬通过言行揭示主人公心理活动。⑭语言口语化，浅显平易。

三、《陌上桑》

《陌上桑》通过罗敷机智地拒绝和痛斥太守的无理调戏和纠缠，揭露了封建官吏的卑鄙无耻和愚蠢，热情歌颂了罗敷的坚贞聪明，活泼勇敢，敢于斗争的胆识和善于斗争的智慧。罗敷形象的主要特点是：年轻美貌，热爱劳动，不畏权势，不慕富贵，坚贞善良，聪明机智，敢于反抗强暴，是一个劳动人民妇女形象。

《陌上桑》艺术特点的要点是：⑪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⑫运用侧面烘托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⑬精于剪裁，以对话展开情节。⑭夸张虚构，富于喜剧色彩。

四、《上邪》

是一首民间情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爱情的坚贞。艺术特点在于：①奇特的想象；②多事喻一事；③语言精炼，感情充沛。

五、《孔雀东南飞》 题解：此诗最早见于(梁)徐陵《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署名为“无名氏”。产生时代有东汉、魏晋南北朝、（刘）宋初等说法。现在一般认为其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文人加工。

小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人公及悲剧发生的原因和结果。第一部分：写焦母休妻和刘兰芝被遣归和告别的情景。

第二部分：写刘兰芝回娘家后被兄母逼婚的不幸遭遇。第三部分：写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诀别自杀。

第四部分：交代刘兰芝死后的情况，通过想象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感情。

主题：《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男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给予了无限同情，又通过幻想形式描绘和歌颂了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刘兰芝形象的要点是：聪明美丽，勤劳善良，忠于爱情，不慕富贵，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具有反抗精神。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的忠贞是刘兰芝性格中最光彩的地方。焦仲卿形象的要点是：性格具有抗争和妥协的两面性，反抗的性格占主导方面，他同情和挚爱刘兰芝，对爱情坚定不移。起初他对现实抱有幻想，常常委曲求全。最终他“自挂东南枝”，为爱情献身，是其反抗精神的最强烈的体现。

焦仲卿也是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牺牲品，性格有发展变化，具有抗争和妥协的两面性，对未来抱有幻想，有过动摇，但其性格主导方面依然是反抗封建礼教的。

焦母、刘兄：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专横顽固，冷酷无情，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

《孔雀东南飞》艺术特点的要点是：

1、繁简结合，情节紧凑巧妙；

2、起兴发端，神话结尾，寓意深刻；

3、运用铺张描写，渲染气氛，塑造形象；

4、用对话展开情节；

5、叙事抒情相结合，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文学史上的地位：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和楚辞的浪漫主义，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峰，有中心事件，有曲折的情节，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共355句，1775字。

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其为“长诗之圣”； 沈德潜《古诗源》称其为“古今第一首长诗”；胡应麟《诗薮》称其为“古今绝唱”。

刘兰芝被遣归的原因：众说纷纭：①焦母嫌刘兰芝出身门第低下；②焦母嫌刘兰芝纺纱织布少；③是刘兰芝无礼节；④刘兰芝和焦母矛盾激化；⑤刘兰芝、焦仲卿夫妻恩爱超过或取代了焦仲卿和焦母的母子之情；⑥是刘兰芝婚后没有生育。

第六章

文人诗歌和文人五言诗

第一节

文人诗歌

总的来说，汉代时文人诗歌创作处于低潮。文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被吸引到了汉赋的创作中，文人诗歌创作处于低潮。但还是有一些文人作品的。一是楚辞体诗歌。如《史记》中记载的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瓠子歌》，赵王友的《饿歌》，张衡的《四愁诗》，梁鸿的《五噫歌》、《适吴诗》等。一是文人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赵壹的《嫉邪诗》，以及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等。

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赵王友《饿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财（裁）。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梁鸿《五噫歌》：“陟彼此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梁鸿《适吴诗》：“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遥兮遨嬉，缵仲尼兮周流。傥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英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出生年不详。鸿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宛中。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第二节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诗经》中有五言诗的萌芽，为五言四句，独立成章，但没有独立成篇的只是一首诗中的一部分。如《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诗经·小雅·北山》中有三章四句五言的诗歌，其中一章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战国末期出现了五言诗的雏形。如《孟子·离娄》所载楚国的《孺子歌》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所引秦代的《长城歌》说：“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已经独立成篇。

两汉时出现了大量的五言歌谣和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的出现是东汉时期的事。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此后，则有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共三首）、辛延年的《羽林郎》、郦炎的《见志诗》、赵壹的《嫉邪诗》、蔡邕的《翠鸟诗》等。而成就比较高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郎》。《古诗十九首》则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诗歌咏的是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班固《咏史》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首叙事诗共16句，五言形式已经具备，但就其艺术而言，的确很一般，正说明当时文人还没有完全掌握五言诗这种新的诗体。钟嵘《诗品》评价说：“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谈到文人五言诗，还应提及一下“苏李诗”。“苏李诗”指的是托名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10多首。其中李陵《与苏武三首》、苏武诗四首最早见于《文选》“杂诗”类，列次《古诗十九首》之后，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此外散见于《古文苑》、《艺文类聚》及《初学记》等书。“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味”（《渔洋诗话》），大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感伤人生，情调凄怨，是一些艺术相当成熟、形式较为完整的五言古诗。如：“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都很著名，六朝隋唐以来广泛传诵。钟嵘《诗品》评李陵诗为上品，《文选》择优选录，杜甫也说“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十二首》）。但这批诗在六朝已被疑为拟作或赝品。南朝宋颜延之认为“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太平御览》卷586引《庭诰》)。刘勰则据汉成帝诏命刘向校录歌诗三百余篇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指出“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文心雕龙·明诗》）。此后，自北宋苏轼至近代许多学者，从苏武、李陵事迹、诗中地域、避讳以及诗的风格等不同方面论证其伪，当可成为定案。

“苏李诗”大体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无名氏作品，约为《古诗十九首》同时前后的产物，也被视作五言诗成熟的一个标志。但由于它的成就稍逊于《古诗十九首》，还由于六朝拟作风行，因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六朝人的拟作。近人梁启超据刘勰、钟嵘的评论只提李陵而不及苏武，怀疑“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拟苏武的那几首”是“魏晋间作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这就是说，今存“苏李诗”中可能杂有六朝人的拟作，同时也反映出它在六朝拥有五言诗典范的地位，影响深广

第三节

作家作品选讲

一、张衡《四愁诗》

1、张衡及其创作概况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曾任太史令、河间（河间王刘政）相、尚书等职。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精于天文历算，曾发明过浑天仪和侯风地动仪。他的赋作有《二京赋》、《思玄赋》、《归田赋》等，以《二京赋》最为著名。诗歌现存三首，有四言的《怨诗》、五言的《同声歌》和七言的《四愁诗》，以《四愁诗》最为著名。现存有集本《张河间集》14卷。郭沫若对张衡有高度评价，他在张衡的墓基石上写有“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赞语。

2、《四愁诗》的思想内容

《文选》选录此诗，在诗前有序文道：“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顺帝年号）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豪门大族）。衡下车（到任），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中认为此诗有寄托，是作者伤时忧世的作品，应该可以相信。

全诗分为四章。第一章叙写主人公思念东方的美人，路途遥远艰险莫从，无法送达回赠品的忧伤烦愁。第二章叙写主人公思念南方的美人，水深莫从，无法送达回赠品的忧伤烦愁。第三章叙写主人公思念西方的美人，路途遥远艰险莫从，无法送达回赠的忧伤烦愁。第四章叙写主人公思念北方的美人，雪大莫从，无法送达回赠的忧伤烦愁。

“五臣注”：指初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对《文选》作的注释。“六臣注”：指的是五臣注加上李善对《文选》的注释（合刻本），即成“六臣注”。

主题：叙写了主人公怀念四方美人的愁怨，寄托着诗人伤时忧世的思想。

3、《四愁诗》的艺术特点

①整齐的七言形式。全诗四章28句，每句都是七个字，是现存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因为其中每章皆有两句有楚地语气词“兮”或“倚”字，所以后人又称其为骚体七言诗。这首诗在七言诗的发展和完善上有一定的地位。

②回环叠唱，逐章显志。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此诗采用了《诗经》回环叠唱的形式，后三章只是分别各变动了第一章的16个字，其所表达的思想情绪都是一致的，都是叙写主人公思念美人而无所致从的烦愁，不过越往后，其烦愁越浓烈。东西南北竟然没有一方可以致从，可见这种烦愁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脱和安慰的。

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平子《四愁》，千古绝唱。”

鲁迅在1924年10月3日，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曾作了《我的失恋》一诗，此诗明显受到了张衡《四愁诗》的影响，其诗为：“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葫芦。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二、辛延年《羽林郎》

1、作者及题解

辛延年，东汉人，身世情况无史料记载。

此诗最早著录于《玉台新咏》，列在辛延年名下。《乐府诗集》列入《杂曲歌辞》。“羽林”是汉代的皇家禁卫军。“羽林郎”是禁卫军中的官名。《汉书》颜师古注云：“羽林，宿卫之官。言其如羽（引申卫箭）之疾，如林之多。一说，羽，所以为主者羽翼也。”至于此诗为什么以“羽林郎”为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认为，题为“羽林郎”，诗中又称“金吾子”，除了表示豪奴的骄横外，可能还有招摇撞骗的意思；一种说法认为，“羽林郎”是乐府旧题，本诗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2、思想内容

第一部分（4句）介绍冯子都。第二部分（中间10句）介绍胡姬。第三部分（18句）写胡姬反抗冯子都的调戏。清代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此诗可能是借历史题材讽刺东汉和帝时代外戚窦氏而作。当时窦显为大将军，一门兄弟窦很骄横，尤其是担任执金吾的窦景，常常怂恿部下强夺民女和财物，老百姓当时把他们看作是寇仇。

主题：此诗通过酒家女胡姬反抗强暴，拒绝豪奴调戏的故事，歌颂了胡姬的勇敢、坚贞和聪明，揭露了封建权贵豪奴的娇纵和放荡。

3、艺术特点

①运用夸张手法。此诗运用了夸张手法，对胡姬衣着装饰的描写，有夸张的成分。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②运用双声、叠韵、对偶、铺陈等修辞手法。双声词如“依倚”、“连理”、“煜爚”、“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娉婷”等；对偶句如“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等。铺陈描写主要体现在对胡姬衣着装饰的描写上。这些都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已经趋向成熟，并且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受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

一、名称来源和作者

古诗十九首，指《文选》中收录的失去作者姓名、诗题和绝对创作年代，内容风格相近的、题名为“古诗”的19首五言诗。其“古诗”是六朝人对那些流传已久、难以确定绝对创作年代的无名氏诗篇的称谓。它们属于文人创作，代表了东汉桓、灵时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二、思想内容

主要反映的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感情，大体上分为写游子思妇离别之苦，和写求官不遂、仕途失意的苦闷悲哀两类。

三、艺术特征

①浓郁的抒情味；②善于运用比兴手法；③质朴自然的风格；④简洁明快生动的语言。

四、地位和影响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东汉桓、灵时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特别是文人五言诗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作品选讲

1、《行行重行行》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是一首伤离怨别的作品，主要抒写了一个女子对远行异乡的情人（丈夫）的深切思念，表现了她分离和思念的痛苦。也有人认为此诗写的是对远行朋友的思念。从诗篇的情感看来，说是思妇之词比较妥当。

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就胡马思北，越鸟思南衬一笔，所谓‘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缓’字极妙。”

陈祚明《采菽堂诗话》：“人情于所爱（夫妻关系），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情。”

艺术特点主要是：①反复咏叹，逐层加深感情。②变用民歌诗句，汲取民歌营养。③比兴夸张，感情委婉深厚。

2、《迢迢牵牛星》

此诗在《古诗十九首》中为第十首。

有关织女牵牛的故事，在此诗以前大概是不完备的。《诗经·大东》“維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則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牵牛、织女还只是人格化两个星星，并不是一对情人。班固《两都赋》有：“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也未有所超出。只有到了《古诗十九首》，才算有了爱情故事梗概，和后世传说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大致吻合。

张庚：“欲写织女之系情于牵牛，却先用‘迢迢’二字将牵牛推远，以下方就织女写出许多情致。”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十首，描写织女牵牛爱情的不幸遭遇和长期分离的愁苦情绪，借以表现现实中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

艺术特点主要是：①想象丰富，形象鲜明。②写景抒情相结合，使全诗情景交融。③叠字词的大量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创造了优美动人的意境。④咏物拟人相结合。

3、《今日良宴会》

此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四首，批判当时占据高官要职行欢作乐的世俗，并对诗人自己无才“策高足”而“守穷贱”、“长苦辛”的境遇进行了嘲讽。

吴淇《选诗定论》：“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脑，以下无限妙文，皆回顾此二字。盖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邀，所可据以行乐者，惟‘今日’耳。下‘飙尘’之喻，正谓今日之难长保耳。”

陆时雍：“‘何不’、‘无为’，正是欲而不得。”

近人黄节所藏《古诗赏析》：“诗人代申其意，似劝实讽。”艺术特点：毫不掩饰痛快淋漓的心理表白。张玉毂《古诗十九首赏析》：“感愤自嘲，不嫌过直。”王国维《人间词话》：“‘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鄙词者，以其真也。”

4、《冉冉孤生竹》 此诗在《古诗十九首》中为第八首。关于此诗的主题，有两种解释，或认为是“此结婚之后，夫有远行，而有是作。”（闵齐华《文选瀹注》）“写女子新婚久别的怨情。”（余冠英）或认为“是怨迟婚之作”（方廷圭、朱自清）。皆是根据诗中的一些字词诗句而各执一词的。

主题：此诗抒写了一个新婚妻子对丈夫久别的愁怨。

艺术特点：①运用比兴手法，表情达意。②抱怨和宽解相结合，抒写伤离怨别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