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第一篇：(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5月21日 12 版）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 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问 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这么多状元都当官了，这以后批卷子的人还不得给他们的老乡一点面子吗？”同伴毫不迟疑地答道。

第二篇：面子问题演讲稿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中国药科大学一名大学生竟将千里迢迢从河北来探望自己的母亲拦在校门之外，理由是他母亲带来的粽子不上“档次”，使自己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的确，“面子”，已成为许多同学考虑问题的首选。

据《新华社每日电讯》统计：一名大学本科生一年的平均花费，是贫困地区一位农民35年的收入！

当某些同学在酒吧与哥们儿痛饮啤酒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锄禾正当午，挥洒着汗珠啊；当他给女朋友殷勤地递上菜单的时候，他的一家老少正在同喝一碗咸菜汤！

请问这样的“面子”能换来爱情吗？答案当然是不能！那大富翁之女卓文君，为何与司马相如这个穷光蛋连夜私奔，远走他乡呢？ 因为他们懂得真正的面子是心心相印！是实实在在的爱！

我要向某些同学大喝一声，你们追求面子问题全是我们内心的虚荣，正像苍蝇不是蜜蜂一样，虚荣决不是“面子”！古往今来，真正的“面子”，有着你们所不了解的丰富内涵：

“面子”是“苟利国家生死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面子”是壮士烽火狼牙山，是开国大典上那一声湖南口音的呐喊！“面子”是刘翔以12秒88扬威于洛桑，“面子”是中国数学家完全解开的“庞加莱猜想”!“面子”是郑洁、晏紫温网夺冠后那个甜甜的微笑，“面子”是洪战辉既当爹又当娘那个卖书的小小地摊！

“面子”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律，是一种自立，更是一种自强！只有真正懂得“面子”内涵的人，才能在逆境中爆发，功在国家、利在大众，赢来有口皆碑，博得万古流芳！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包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俘逸为耻”的“八荣八耻”，为中华民族的“面子观”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当代大学生送来了及时雨，雪中炭！看：广州，有背着妈妈上大学的刘庭；湖南，有带着妹妹艰辛求学的洪战辉！在“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指引下，我们“知荣明耻”，新时代的大学生大有希望！要面子而不要粽子的同学呵―我亲爱的兄弟，请把咱妈请回来吧！要知道，妈妈的粽子里包裹的是十分的希望、百般的关爱、千缕的情丝、万结的柔肠„„你我难道不应该好好地感恩、细细地品尝？请妈妈回来，请她常到校园里看看！从此以后，我们将用“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严格要求自己，为祖国和妈妈争得光彩照人，而又货真价实的面子，慈祥的妈妈一定会原谅儿子一时的浅薄与荒唐的！

第三篇：农村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深度调查

农村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深度调查

农村义务教育在“两免一补”等政策的落实中已大为改善，但仍存在一些让人忧心的问题，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营养不良，10来岁的孩子还像个小不点

“10来岁的孩子看起来还像个小不点，显然是营养不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炭山乡蹲点的广东深圳市机关干部常淑安深有感触地说，她的孩子每天都要吃肉、蛋、奶，而她房东家孩子的早餐竟然是一颗撒了盐的煮马铃薯。

山大沟深、多旱少雨的宁夏南部山区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农村青少年饮食单

一、营养不良问题较为普遍。2010年，当地靠天吃饭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3000元，用于孩子营养投资的钱捉襟见肘。每天在山路上来回奔波的孩子们，吃的早饭、午饭只是几块馍馍，寄宿的学生则日复一日重复着面条、面片搭配土豆丝、土豆块的生活。

海原县教育局副局长王宗龙说，由于摄入营养不足，不少农村中小学都出现了“第四节课”现象：饿着肚子的学生到了临近中午的第四节课时明显乏力，注意力不集中。

半月谈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等部分贫困县了解到，一些住校的农村孩子日复一日吃无菜无肉的黄豆蒸米饭，有的一吃就是数年！根据我国“两免一补”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农村贫困寄宿制学校学生可获得生活补助，2010年的新标准是小学每生每年750元，中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

然而，当前广西使用最广泛的生活补助发放方式是以现金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学生或家长手中。家庭的贫困和成年人对儿童营养的忽视，导致多数家长将学生“补助款”变成了家庭“扶贫款”，学生并未真正获益。

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先后在青海、云南、广西和宁夏等西部地区开展调查，发现贫困农村学生营养不良、身体发育迟缓问题比较普遍。该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营养不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伴随人的一生，具有不可逆性，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损失是未来难以弥补的。”

营养干预工程，从免费提供一个鸡蛋到一顿免费午餐

农村贫困学生营养不良，既与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家长不重视、没有养成营养搭配的进餐习惯有关。海原县县长马新民说：“营养不良看似一家一户的个别话题，政府其实也责无旁贷，应当积极干预。”

实际上，政府正在加大对贫困山区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的干预力度，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已提出“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另一方面，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补助力度，提高补助标准。据统计，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支出总额已超过100亿元，覆盖了1228万贫困寄宿生。

目前政府干预贫困地区农村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主要采取兴建食堂、发放补贴的模式；一些地方则探索直接补物的模式，如宁夏为农村学生每天免费提供一个熟鸡蛋的“鸡蛋工程”、陕西的“蛋奶工程”、广西柳北三县的“免费午餐”项目等。

3月30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广西扶贫开发重点县融安县大坡乡大坡小学。正逢下课时间，学生们争先恐后到学校食堂领取有肉有菜的午餐，而这午餐是免费的。“能吃多少吃多少，管饱。”校长刘泽良说。

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广西柳州市对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县3个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免费午餐制度，属于农业户口的学生可享受这一政策，免费午餐的伙食标准为每个学生每餐2元。项目实施以来，柳州市共投入9889.6万元，每年让10万多名学生受益。

免费午餐有助于学生体质健康发育。“两年来，学生肠道炎、胃病少了，特别是以前学生多患的败血症也基本消除。由于体质强健，学生成绩也提高很快。”融水县四荣乡四合小学校长罗燕花说。柳州市教育局局长撒忠民告诉半月谈记者，免费午餐制度最直接的成效体现在减轻贫困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对降低辍学率起到积极作用。

实物、资金补助未能治本，全方位营养干预体系亟待建立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不良问题破了题，但还需多方努力解决目前营养工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实物补助形式为主的各种营养工程面临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极端的例子是，2010年4月，陕西省汉中市200余名学生因“蛋奶工程”配发的早餐奶变质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不少营养工程存在营养“单一化”的不足。半月谈记者在宁夏海原县九彩乡了解到，一些吃鸡蛋过敏的学生将鸡蛋转送给其他同学，或包在纸里带回家中。在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有些学生吃了一学期的鸡蛋，已经腻味，学校为此采取“鸡蛋换饼子”的做法予以变通。

卢迈认为，像“鸡蛋工程”等实物形式的营养餐有利于实施和监管，但口味较为单一，而且鸡蛋补充的也只是蛋白质，学生的健康成长还需要维生素、热量、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

相关硬件配套和体制机制不完善，是影响政府干预营养不良问题的一个瓶颈。宁夏海原县李旺镇教委副主任穆风虎说，宁夏“鸡蛋工程”看似简单，但偏远的学校怎么采购鸡蛋、没有食堂的学校怎么煮鸡蛋，这些细节问题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目前，营养干预多以项目形式开展，以学校为载体的营养干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

卢迈建议，应尽快把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问题纳入公共政策范围，通过政府主导、立法保障、多部门协作，普及推广营养知识，增加补助金额，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和政策安排，建立国家层面的学校供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

第四篇：中国人面子问题探究

中国人面子问题探究：人情可以实现权力再生产

2014年05月21日10:11 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说(1,178人参与)收藏本文

翟学伟著作《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封面

江南贡院

翟学伟在自己收藏的清代红木太师椅前。他认为，太师椅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用官职命名的坐具，象征权力、地位和尊严，有“面子”的意味。

中国人的脸面四分图

冰点特稿第923期

面子问题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

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

“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

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

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这么多状元都当官了，这以后批卷子的人还不得给他们的老乡一点面子吗？”同伴毫不迟疑地答道。

第五篇：课题一 面子问题

课题一

面子问题探讨

“面子”是中国人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

面子”在中国人心目中,往往代表一种声望、地位，是通过成功和炫耀而获得的.中国人最爱面子.从古代到现代,在中国人的内心中根深蒂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平民,都有这样一种爱面子的情结.无论哪个朝代的帝王都爱面子,所谓的君臣之理也是一种爱面子的体现,臣子对君王要必恭必敬,要惟命是从,这样才能显现出帝王的尊严与面子.慈溪太后为了生日而不顾国家生死铺张浪费,不就是人家是圣母皇太后,过个生日要过得像模像样吗,这排场能够不讲究吗,这声势能不浩大吗?这面子在哪个时候都是要讲的,不然会被天下人所耻笑.再到布衣平民,传说有一个秀才,考状元不中,只能给当地显贵的子女教书,结果将“首鼠两端”讲为“首施两端”,被显贵指出而被辞退.这可是面子丢到家的事情,寒窗苦读十余载,却差点误人子弟,所以被辞退后,他就闭门苦读,写出了惊世骇人的著作,还将后代培养成在文字学上颇有造诣的大师.一切成就得源头,只因曾丢了面子.可见面子就是中国人的第二生命.农村的葬礼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亲人已去,死后还要大搞排场,排场越大就是代表对亲人越尊重.无论是乐队还是戏班,还是请客要办多少桌,都体现了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也有面子。小的表现为：每天洗脸刷牙，穿衣化妆。大的方面：衣食住行各方面我们都要做的有面子。穿名牌，面子;喝茅台，面子;开靓车，面子；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过去还是现在，为了面子一掷千金，为了面子送大礼，为了面子主动或被动的改变自己从而适应大众的看法。因为有了面子我们才好做人，有了面子我们的事业，爱情才会蒸蒸日上。

婚前我们大多数人不顾一切，放下面子，只为寻找自己的真爱。婚后一切都变得是那么的平淡，我们又重拾自己的面子：为了一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觉得谁先认输谁就没了面子。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为什么婚前可以无所顾忌，婚后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敢说，难道就是这“面子”在作祟？跟一朋友诉说，朋友说：婚后为了一点小事就道歉，说对不起是真的不太现实，可如果对方在事后的一些表现也是在表示道歉：比如对方问你一会去哪？或者说你洗脚吗？这样也是道歉。每个人都有面子，不能为了一点小事把面子放下的一塌糊涂，那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尊严也没有了，所以每个人不能太较真。婚姻幸福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夫妻双方应该是互相给对方“留面子”。

男人要面子，古往今来皆如此。他在外闯世界需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希望被尊重和肯定。而妻子感到委屈时往往逞口舌之利，也不分什么场合，尖牙利齿以还击来自丈夫的伤害，最后丈夫不但不服,很可能变本加厉，妻子更加委屈，家庭战争于是升级。男人看起来似乎很粗，其实往往很脆弱、很敏感尤其涉及“面子”问题时。

在现今开放、多元化的社会里，女人也和男人一样面临着职场竞争和压力，在尊重、自身价值被肯定方面和男人有着同样的需求，因此和男人一样，女人同样需要“面子”。男女双方都重视对方的“面子”问题，那么婚姻就更加和谐。

要面子太过就会使人长虚荣心，所谓“打肿脸冲胖子”就是对这种人的讽刺不要面子容易让人丢失廉耻之心,甚至毫无羞耻之心,也就是所谓的“死皮赖脸”.1.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是每一个人都能切身地感受到而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正如翟学伟所言，“我们能习惯地去实践，未必能体会，我们能体会，未必有认识，我们有认识，未必就有研究”。面子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和行为，像人情一样是支配中国人际行为的一个核心概念或准则。许多西方人把它看作是理解中国人的关键，是打开中国人心灵之门的钥匙。所以对中国人面子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学者们所致力的一个方面。

1、何谓面子

林语堂认为面子是无法定义的，他说面子“抽象而又不可捉摸，然而它是调节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鲁迅则说，对于面子，“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香港心理学家何友晖认为面子是个体要求别人对其表现出的尊敬和顺从。面子一定是相互的，交往双方都期望从对方那儿获得或者给予对方以顺服，依从和尊敬。黄光国认为“指个人在社会有所成就而获得社会地位或声望。”

2、面子的标准是什么

面子的有无与大小的判断标准首先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之高低，拥有社会资源（财富，权力、关系、）之多少以及个人的能力、人格、品格之高低有关。这些因素可以是先赋的继承的也可以是个人后天努力地结果。一般而言身份越高拥有资源越多的人越在乎面子和看重面子，其面子也越大。面子大意味着在交往中有更大的影响力，更高的社会声望，更有能力去做某些事。其次有无面子的另一个标准是他人的评价，如若是正向的积极的评价就是有面子，若负向的消极的评价就是没面子、失面子。这一点特别突出了“面子”的“他人赋予”的特性。所以对此每个人都力图在交往中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尽力维护好彼此的面子，由此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赞扬或得到更多的面子。

第三，关系作为面子的基础，关系的有无深浅也决定着面子的大小有无。有关系就有面子，关系好面子也大，没关系就没有面子。

3、中国人好面子的心理因素

国人极其看重面子和爱面子，一个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和声望高低，都存在爱面子的心理。国人为何把面子看得这么重，面子心理的动机有哪些呢？

第一、美国的艾克逊(Erik Erikson)，希特生(Hazel Hitson)和台湾许焕光等,认为“面子”源于中国的耻感文化(西方文明是罪感),在耻感取向下，中国人特别注重“面子”。

第二、黄光国认为面子包含权力交换的意味，是对个人社交资源的体现，好面子的心理动因即是要炫耀个人的权力与能力。如很多人炫耀自己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其实就是在表现他拥有别人不具有的资源和权力以此使自己的面子心理获得最大满足。

第三、自卑与虚荣的心理使人好面子，而且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可以不顾一切。这就出现“死要面子活受罪”，到头来误己误人。好面子的危害，小到家庭为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而导致事后生活拮据，有的甚至还要还债；大到一个企业和国家，如一些企业不顾现实盲目扩张，最后陷入困境。第四、从众也可导致好面子心理

所谓从众就是盲目跟从、随波逐流。如，现在很多人迷信“名校”，你的孩子能进去，我的孩子如果不进去就没面子了。于是，名校就像是羊群喜爱的绿洲，只要一个家长给孩子报名，许多家长就跟风而至。这些人好面子主要是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最保险的办法就是随大流。

第五、强调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好面子的心理也在于看重关系的和谐融洽，不愿意破坏业以建立起的关系，就会极力维护好彼此的面子。这与中国文化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有关，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和为贵”，讲究“能饶人且饶人”，以维护人际和谐。

4、“面子功夫 ”何其多

“面子功夫”是最能体现中国人际智慧的社交技巧，在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国光认为，面子功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给别人看的行为。透过面子功夫可以折射出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是极其微妙灵活与复杂的。借庄子的一句话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如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给面子

包括给自己面子和给他人面子，给面子是相互的。何友晖说“每一方都期待他人给自己面子，并且自己也被期待给他人面子”。具体讲给自己面子，就是别人基于对你的尊重或权威接受或认可你的请求、建议。给他人面子就是认可和接受别人的请求。给面子体现的是彼此的尊重和重视，这对于维护和维持特定的人际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对于面子的请求，往往是含蓄的，是不能轻易拒绝的。不给人面子就是让人失面子和没有面子的事，意味着看不起，不尊重甚至是断绝关系，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

丢面子、失面子、没面子

人人都渴望获得面子，极力维护面子，避免失去面子。丢面子是一种耻辱，引发人的羞耻感，造成情绪的不平衡。顾面子

做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的事，尊重和遵守社会的礼仪、习俗。留面子

对于人们做出的违背交往规则的人不过分地追究和谴责，给他人一个自省的机会。得饶人时且饶人，显示人性的宽容与博大。适当给别人留面子是尊重他人的表现，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但是如果对屡犯错误或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一味迁就“面子”，批评不疼不痒，不触及实质，表面上给留“面子”，实际上在害人。争面子

就是获取面子，增加面子，可以是为个人、为父母、为家族、为祖国等等。立功建业为父母争光，就是争面子的事。争面子可以获得社会声望，提升社会地位，增加交往中的影响力。得到别人的赞许也是争得了面子。要面子 要面子一是说爱面子，面子薄，“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人太爱“面子”，便虚荣起来，亦形式主义化，为“面子”而不顾“里子”。二是祈求别人给一个面子。往往是地位低的人要求地位高的人给的面子就是要面子。反之地位高的人给地位低的人的面子就是赏面子。表示一种恩惠。三是通过卖弄和欺骗来取得名声，如“打肿脸充胖子”。有面子

就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尊重和积极的评价，说出的话提出的建议要求别人会接纳顺从，对别人有一定的影响力。有面子的人，人缘一定好，和别人的关系也好，事事有人帮。有面子没面子遇事的差别很大。过去冬天买煤取暖常常是“有面子的没面面，没面子的尽面面”。既有面子的买到的是块煤，没有面子的买的尽是煤面子。借面子

看在某人的面子上，帮一下忙吧。即“不看僧面看佛面” 挽回面子

把失去的面子通过做人情（道歉，送礼）再要回来。一般很难。做面子，敷衍面子

做秀，内心并不愿意做的事和说得话，为了关系的维持，不得不在表面上给人一些面子，其实内心并不认可顺从。买面子

古人屡屡试举不成，就买个秀才装面子。现代金钱社会下，花钱送礼给人，试图向他人买个个面子。接收请求就是买得面子，否则就是没有买到。所以有人叹曰“有钱难买人家吃咱要咱”。面子买得买不得关系作基础，关系是“里子”，没有“里子”面子的事难做啊。

5、如何看待面子问题

面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人社会交往的特点与机制，而且对于国人的生活和交往也是很重要的。因此：

首先，每一个人应该珍惜“面子”，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积极发挥“面子功夫”的正向作用，维护和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为自己的事业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人际支持。

其次、坚守基本的社会准则，不乱给面子、滥要面子，用面子没有节制，否则面子资源就会枯竭，事做不成，朋友也做不得。

总之“面子功夫”适可而止，不能为“面子”所困所累，失去个人的自由与个性。

1：工作中面子与尊严

1.公司宗旨往往都会明文“客户就是上帝，一切从客户角度出发”，但实际情况中，在中国的企业，这种理念都是抄袭西方管理经验来做自己的牌坊，实质都是中国人在管理中国人，中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传统的“自我意识”“推卸责任”“踢皮球”“利益驱使”“职场政治”等等本质都没有改变。批着羊的外套，做着狼的生意。面对如此情况，领导层永远是捉摸不透，因为这里面还有政治。客户永远是很简单--这是你产品的问题。夹在三明治中间层的总是那么耐人寻味。他们可以是客户工程师，要么是销售员，或者服务人员，或者业务员。那么我们这群面包夹层又要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两个外表层呢？一方面要讨领导欢心，一方面要对客户负责。领导不高兴了那面子上就要涂彩，客户出问题了业绩考核也要跌水，指不定来个关键问题处理。就像现在某某企业因为某某市场3g业务失利，留职考察的考察，降级的降级，降薪的降薪，你就知道做市场不容易，销售人员压力有多大。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业务员遇到问题怎么办呢？汇报领导领导第一句话肯定是“这么点问题都解决不了”，不汇报吧很多问题我们做不了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置客户于不理？还是客户就是上帝，要求公司为客户提供周到服务，满足客户一切要求？很多时候我们都害怕请示领导，害怕挨骂，怕给领导不好印象，说到底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死要面子活受罪。然后事情一拖再拖，不断周旋，不管是自己手段还是客户好说话，最后不再计较，这到好说。如若客户追究到底，最后问题不断升级，把自己逼到悬崖边，真有逼上梁山的。某某公司某某销售人员请了主要客户在高级酒店大吃大喝，所有东西都要最贵的，所有房间都要最好的，所有小姐都要最漂亮的，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嫖好，最后大家共举杯，与君同乐，祝老子一路走好，头一仰，咕噜一杯烈酒顺着喉咙直下，只听见杯子啪的一声砸在地上，“各位走好，老子不干了”，拍屁股走人！顿时满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成了雕塑。这是怎样的魄力！真是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栋梁之才！99.999%的人不是逼上梁山，而是逼进领导的办公室，这时候再去请示领导，领导会怎么说？首先领导肯定第一句话就问你，“当初怎么不说，当初怎么不汇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还可以迅速解决，现在事情严重到无法挽救了再来告诉我，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擦屁股？这正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我告诉你，什么是领导，领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领导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一巴掌的员工，领导就是没理由都可以训斥你的员工，你还真别鄙视这一套！真是这样的领导才能锻炼出精干的员工，他们可是无上的导师！卡耐基就说过，苛刻的领导是你的福分。但是这个时候你给领导的印象就不仅仅是可以骂你一顿那么简单了，当初领导至少还觉得你不耻下问，现在领导就觉得你是个废物，和面子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所以，要想做好工作不容易，要想做好自己那更不容易，在工作中面子问题一定要看透。面子值几个钱？面子能当饭吃？有人说，这是尊严问题，我想问啥叫尊严？有本事你解决问题呀!我告诉你，这个年代，能力就是尊严，你没有能力就别谈尊严。我知道这个社会等级观念已经很强悍，肯定有人就会问我那农民就没有尊严了？我可不是说农民伯伯，你可别小视农民，农民能够种植粮食，也就是能够种植生命，没有农民你再有钱有地位你也被饿死，所以农民的尊严最高。你有这能力吗？让你种地你会吗？活干不好地也没法种你凭啥生存？你爷爷辈分说法叫吃白饭，谁养你让你白吃白喝？你真以为这是个人道主义世界？那谁都享受人道服务得了!至少我愿意享受这种优待，可那只是白日还得睁着眼睛才能做得梦!我说这个问题不是强调没能力的人就没有尊严，我是强调你别把你的尊严和面子混淆。尊严是自己给的，面子是别人给的。面子仅仅是工具，就像衣服，没了就没了，尊严可不一样，尊严是不认输的心态，可以为了尊严暂时的丢失面子，因为面子是可以挣回来的，但千万别为了面子丢了尊严，这一丢你可就一辈子都无尊严可谈了。说来说去，最后总结起来还是工作中的面子问题，所以，要想干出成绩，就得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当然你能力特别强，那我恭喜你，你要感谢你爸妈给了你优良基因，你可千万别妄自独大，我虽然工作不久这种人见得可多了，整天哇哇叫，自以为是，暗地里多少人都在暗骂“你以为就你牛，牛逼哄哄你也就那个样，还不是个普通员工”。我们凡夫俗子只能调整好心态，再接再厉，努力工作，谁让我们是给别人打工，等你做领导了估计也就成为你现在所痛恨的人啦。

说了这么多说到底，就是个心态的问题，打工是公司付给你钱，你就得从公司立场考虑事情。当所有人从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就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员工，从而彻底改变中国企业官僚等级的作风，让中国的企业在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努力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2：男人的面子

面子，对男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有人说，男人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了面子，也有人说男人的面子是女人给的，所以女人要学会在各种场合给足男人面子.两个人在一起，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在外面，一定要控制自己好自己的脾气，所以不管是在长辈还是朋友面前，都要给他留足面子.我认为爱人之间最基本的具备的是信任，所以不用把他紧紧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或者用电话天天追踪着,男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男人也会有累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责任与义务，总会压得男人很累，所以说有时男人比女人更脆弱，因此女人要学会去理解与包容他，在他累的时候，默默的陪在他的身边，用你温柔的手帮他按摩酸痛的双肩，在他竟气风发的时候，给他多一点鼓励与支持，这样男人会觉得他在你心里是多么的重要。

男人总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是不要因为他的力不从心而抱怨他，而是应该给他温柔的抚慰，如小鸟依人般的睡在他的怀里，不要露出失望，或是烦躁的样子，可以给他一个温柔的吻，搂着他一起先睡一会，或是转移话题，说一说与他初相识的浪漫，告诉他你很爱他。相信男人会在下一次时给你带来不同的快感。

男人的面子，就等于男人的自尊与自信，聪明的女人该学会该示弱的时候就示弱，女人的凶焊与泼辣对两个人的感情有着极大的杀伤力，而女人的温柔与眼泪绝对是征服男人的最大武器。学着给自己的男人留足面子，你也同样会享受到其中的成果，他会更疼爱你，更珍惜你，给男人面子，等于给自己留下余地，让自己变得温柔体贴，让他变得阳刚潇洒，快乐也就无时不在。

男人不敢承认自己也有非常脆弱、需要关怀的时候，在他志得意满时，请给予他足够的欣赏。当他遭遇了不公和挫折时，不妨陪他一起流泪。然后尽快忘却，旧事不提。作为女人,能恰到好处的给男人面子,是需要多方面的修炼的.你的修养，你的谈吐，你的风韵，你的容颜，你的智慧，你的笑容，都是帮衬男人面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然只有玉树临风，没有佳人相伴，那面子最外层的金边该怎么贴呢？

面子，是无形中存在又不可忽略的东西，男人，尤其需要面子。不少男人活着，大多时间是活在面子的支撑下，想象不出如果没有了面子，他们的日子会是怎样。这样说可能有些过份，但我觉得很现实.我着实说不出面子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这样说不知可否：面子是个不同于物质，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

和爱人相处，对于面子问题，也该小心翼翼的，不让男人失了面子，争论，不和，言辞再激烈，也不说有伤面子的话。不是虚伪，是认为面子对男人的重要性，有时候不忍心。不是同情可怜，是认为宽容待人是美德。

在一些人多的场合，对方说错了，明明知道，也不要当面指出，私地下更正，更正的语气也不是平日里直通通的，比较委婉，即让他明白哪错了，也让自己没有心理负担，不然的话，明知是错不纠正心里会有纵容的压力。与俗语的给个台价下大同小异。

有妻子指责丈夫，你真笨，你看人家宋经理，有车有房子，看看我们有什么，结婚这么多年我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钱买。

丈夫先是不作声，妻子却越说越来情绪，唠唠叨叨，口水满屋飞。丈夫忍无可忍，回了一句：宋经理有小蜜，有情人，我也能有吗？

妻子翻白眼，就你这穷酸相，窝囊样，也就是我，错嫁了你，谁还能看上你？

女人大都有虚容心，喜欢攀比，说起来也不为过，过了的，是以攀比说事，指责丈夫。没车没房子少钱，怎么全是丈夫的事呢，自己可以努力工作，赚钱买房买车呀。所谓的本事不只是属于男人，女人照样可以有本事。男人有好妻子，也是男人特别有面子的事，自然，好妻子的定义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男人愿意妻子是个女强人，有的男人愿意妻子是个家庭主妇。只要男人对妻子满意，他一定是感觉很有面子的.依我的看法，给男人面子，会让男人很有面子，从而激发他们的更多优势，对自己更有信心，从而做得更好。有句话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此，我愿意更多的女人给足男人面子，以促动他们积极向上，有错就改，无错加勉。

现今的社会，女人早已不是依附于男人而生存，这已经让有些男人心理失衡，如果再不给男人面子，生活必定会是矛盾重重。倒不是说男人的心态不好，几千年来造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烟消云散的，女人不只是过去唯维诺诺的女人，女人是可以自闯一片天的女人。面子问题，也就迎运而生了。

给男人面子，不是让女人委曲求全，而是恰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给男人体面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