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_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第一篇：龙应台_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龙应台 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龙应台 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香港大学的国际招生愈做愈好，来自欧美的学生愈来愈多。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进党政府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去中国化”，反对者则抗议纷纷。我问这些德国学生：“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

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到各州自治，因此不同的州会有些差异。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教科书并不重要，二是开放式。

如果这一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么老师会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很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俾斯麦首相的演讲原文，要学生从演讲稿中探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从而分析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国观点，学生必须知道法国观点，老师可能用电脑放映图片，反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分析战争本身，老师可能出示一张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标图，用来解释当时的“新科技”──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教科书非但不是惟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

第二个特征是开放式的教学。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论、纪录片等等，然后在课堂里辩论——纳粹的兴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合约》结下的恶果？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至于结论，学生要通过资料的分析和课堂的论辩自己来下。

满头卷发的卢卡斯说：“我们那时就读了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臣仆》，因为他就认为德国人有惯性的服从性格。我们在课堂上就此辩论了很久。”

如果主题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学生必须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后还要试图去评价这场革命的后果——这究竟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如法国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说，“社会顿时撕裂成两半：羡妒的无产阶级和恐惧的有产阶级”；或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因为20年后，德国和意大利都统一了，而法国扩大了选举权，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事情的是与非，人物的忠与奸，往往没有定论。学生必须自己从各种数据的阅读里学习中梳出自己的看法。龙应台 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龙应台 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我们还常常要作报告，”刚刚来到香港的汉娜说，“一个人讲45分钟，等于教一堂课。”

“你记得讲过什么题目？”

“当然记得，”她说，“因为要做很多准备。我讲过英国的殖民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而已。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包括演讲、漫画、照片、统计图表、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人物日记、法庭记录等等，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不具任何一锤定音的权威。

开放式的历史教学，着重在训练学生运用材料的能力，尤其是培养学生面对纷杂的史实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教科书充其量只是路边一个小小指路牌，不是烫了金的《圣经》。

至于考试，他们解释，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而是开放式的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回答的。譬如，“试分析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或者“试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也不可依赖。

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做一锤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

书的问题吗？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而在教育的心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国的历史教育比较跟着教科书走，”来自奥地利的约翰在美国读过一年高中，他插进来，“而且他们的历史课教得很细，不像我们在欧洲，着重在大事件、大历史。”

克里斯说，“那没办法，他们只有两百五十年历史可以谈，所以连什么„三十年代流行时尚‟都可以在历史课里讨论一整节。”克里斯也去美国交换过一年。

话题转到美国去了。克里斯接着，“我发现美国人跟欧洲人真的很不一样。譬如说，有一次老师出题，要大家挑选20世纪本国某一重要人物来作报告，结果，你知道吗？有五个人，选的是蝙蝠侠！不可思议，是高三呢！”

大家轰一下笑开了。我忍住笑，说，“如果是你们德国班上做这个题目，大家可能选什么样的人物呢？”

克里斯回答：“阿登瑙尔、希特勒、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或者舒马赫、贝肯鲍尔什么的，都可能。可绝对不会是米老鼠、蝙蝠侠或超人吧！”

第二篇：德国人及其经济发展

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德国经济如何保持强劲

□ 杨佩昌（旅德学者）

相当稳健、真正“不折腾”的发展道路

自欧洲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经济一直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同属欧盟的德国则有一番不同的景象。这不得不归功于德国独特的经济道路。仔细观察德国经济走过的轨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迄今为止相当稳健、真正“不折腾”的一条道路。

德国的经济体制可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它的特点一是自由市场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点，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第二是秩序，这点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只有德国强调有序的市场竞争，这也是它吸取历史教训后得出的认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为过于强调自由竞争，导致竞争的无序，加上多方面原因，最后希特勒获取了权力。第三是社会公平正义。德国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民众大部分为基督教徒，尤其强调社会责任。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非常符合德国国情，使德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49年联邦德国于二战后的废墟中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只用了15年时间，便已超越世界大部分国家，综合国力排在美国之后，位列第二。到70年代才被日本超越，前两年被中国超越，目前排名第四，但前面的几个国家无论人口、面积都远比德国大得多，应该说这个成绩是很值得骄傲的。

欧美多数国家的政府经常频繁更换，即使政策实施得当而广受民众欢迎的政府，其首脑顶多可以连任一次。而德国虽为民主体制国家，但对政府首脑的任期并无严格限制。这种制度独具特色：资本主义中蕴含一定的社会主义的元素，两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德国历届政府执行经济政策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适中、适度、平衡，从不走极端。德国人对“中庸思想”的领悟和应用水平很高，左右两大党轮流执政，不断对走偏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纠正和调整，从而避免过度左偏或右偏。从政党的轮替可看出，德国民众是非常理智、理性的。二战刚结束的十几年，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右派政府最在行，于是民众就选择右派政府掌权。右派政府执政了一段时间后，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又让左派政府执政，以更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不至于出现两极分化。这样的选择实在精妙，一个人明智不足为奇，难的是选举是全体选民所左右的，不得不让人佩服。

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经济政策

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活动，法律制度对政府的行为作了规范，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要做什么，如何做，发展目标是什么，如何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法律都作了详细规定。经济危机中，德国政府的从容即来源于此。

德国为保证自由市场竞争，于1909年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另外有一部颁布于1967年的《稳定与增长法》，是德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规定政府如何稳定经济的法律。20多年后，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法等国才开始群起而仿之。这部法律确定了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一是稳定物价，为什么要稳定物价？如果物价不稳定，国民财富就会挥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不会高，这是每届政府的第一要务。其次是充分就业。政府必须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将此上升为政府的目标之一，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三是内外贸平衡。四是在这三点基础之上的“适度的经济增长”。“适度”一词已明确写进德国的《稳定与增长法》，以保证经济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稳定与增长法》规定的四大目标非常高明，但问题也接踵而来：这四大目标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要稳定物价，就会与经济增长产生矛盾，因为经济增长需要钱来刺激；再比如就业政策，如果物价不能平稳，经济增长不快，创造的岗位就少，等等。如何让这四大目标协调发展，这对政府的执政水平是一个考验。

德国政府为此做到了以下两点：第一，稳定物价。央行（联邦银行）和政府脱钩，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如果央行依附于政府，就如同一个人左手花钱，右手生产钱，花钱的手就不会有压力，很可能浪费资源。稳定物价还需要有“适度的”工资增长的配合。德国的资方和劳方是社会伙伴关系（即资本家、工人并非两个对立的阶级，彼此都要为对方着想），工人不能要求每年快速提高工资，一定要一步步稳健地提升，这样资本家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期间，政府以第三者的角色介入劳资谈判，公布一些数据，如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物价增长多少，预计明年是多少，未来政府财政投入，等等。用这些导向性的数据影响谈判，让双方心里都有条底线，大家有了共识，就能避免漫天要价。

第二是财政投入的问题。德国政府认为当经济平稳增长时，政府之手要尽量减少干预，只有在经济发生波动时，政府的手才要伸出来，但也不能完全伸开。早在1967、1968年德国爆发第一次经济衰退时，政府就开始进行经济干预了。它对财政投入的选点选得非常准确，首先从产业和区域通盘考虑，把更多资金投向经济呈弱势的地方，以弥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再者从企业类型上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中小企业中去，降低银行利率，将金融环境放宽，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如同中医的针灸一样，对准穴位下针，然后整体就活了过来。

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财政投入也是适度的。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的投入为7800亿美元，而德国政府计划于2009年和2010年投入1200亿欧元，实际总共才用了800亿欧元。为何在财政投入上一定要克制呢？好比医生为病人开药，对剂量的把握非常关键，适量的药是治病的，过量则会致人死亡。

德国法律中还有一个条款被称为“刹车条款”，即在经济过热时对经济活动有一个“刹车机制”。政府平日会对企业征收“平衡基金”，在发展顺风顺水时，政府悄悄地收一点儿钱，企业的反弹力度也不大，等到经济危机降临时，政府可凭这笔基金刺激经济，企业可拿到一大笔补助。如此政府便不必靠借贷过日子。

德国政府对债务活动也有严格的限制，为此还制定了专门的法案，2009年便计划将债务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以内，这个目标将持续到2016年。为此，政府必须把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全部砍掉，主要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入手。一方面降低社会福利的开支，另一方面削减对外援助。譬如从2010年起，德国就已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了。德国政府主动限制自己财政支出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虽不会直接拨款给企业，但会通过各种方式给工人补贴。比如短工原来一小时能赚8欧元，但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约15欧元才能满足，另外7欧元便由政府补贴。但补贴不是无限期的，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此可让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多雇些员工，付钱少，又能解决就业问题。在这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德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很小。

德企：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德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强劲，除了上述提及的政策层面，从企业本身也可找到原因。德国企业跟德国人一样，做事不慌不忙，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民族，德国人身边通常都有一个小本本，会在每年年终记下未来一年的工作、生活安排。如果你要跟他预约一个会面或其他活动，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小本本，看跟计划有没有冲突。有的话会直接拒绝。即使在没有安排的空档时间内，若对方只是提前两三个礼拜预约，他也会很不高兴，正常的起码要提前两三个月，他才会觉得妥当，从而欣赏和信任你。可见德国人的计划性非常强，这个特点同样体现在企业身上。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德国企业跟这个时间点是脱节的，危机的冲击波到了它那里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已经滞后了，冲击波带来的影响也会变得很小。

德国的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特点，比如我们想起宝马、奔驰，就会联想到诸如“豪华、时尚、尊贵”等词语，想到西门子就会冒出“经久耐用”。这些“关键词”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大企业如此，小企业也一样。德国有一家有200多年历史的润滑油企业叫卡尔·贝克，这个小企业每年要研发三到五个新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200年时间里总共开发了800种产品。对许多企业来说，一般都是抓大客户，不抓小客户，而这个公司刚好相反，抓“小”放“大”，只为小客户服务，此乃第一招。第二招是非常贴近客户的一种服务方式，即每个客户对应一个服务人员，而且对应服务的时间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30年，所以不容易发生客户流失问题。结果，这一个小企业就占据了全球1/4的润滑油市场。德国企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较真。如以出品汽车工具、冲击钻钻头闻名的博世公司，最重视的便是质量。经久耐用是德国工业产品的一大特点，但这也有不利的一面，客户更换零配件的速度降低，企业盈利就少了。有人为此建议要么把产品的价格降下来，要么放宽对产品质量的监控，但公司领导层坚决说不，坚持价格不降，质量更不下降，而是另辟蹊径开发适合产品的群体。他们首先到美国去，美国生产的汽车又大又粗，容易坏，于是公司在当地很快找到了市场，博世在美国销售的产品比在德国本土多出3倍。接下来又发现了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

对质量普遍把关不严，博世就有了更大的发展。正是德国企业对低质量、低价格不妥协的精神，使它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不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德国的企业80%是中小企业，它们是德国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重点扶持对象。中小企业活了，德国经济就没问题了，这也反映出政府的明智之处：并不认为把几个大企业搞好了经济就有救了。大企业往前冲了，但落下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就像下跳棋，光想着冲前面的几个子儿，后边的全都落下了，结果就要输棋。协调配合，整体推进，这非常重要。

德意志民族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

面对德国在经济危机中的“独大”，如今欧洲不少国家心存疑虑，毕竟德国前两次称霸的历史条件与今日颇有几分相似。但我对这一看法持否定态度。

德国这个民族是有“虎牙”的。二战结束后，他们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有效的限制，甚至限制到了让整个民族变成了“和平主义者”，通过法律的规范、教育等手段，让老百姓变成了“合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反对用战争手段，反对用武力解决。故而美国攻打伊拉克，德国是持反对意见的。从另一层面看，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再支持任何武力行动。有几方面的原因对此进行约束，首先是德国的民主体制相当完善，确保政府在框架内活动，不能随心所欲；其次再借用法律约束民众的行为，民众也相信在这个体制内能更好地生活；再者是德国人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思辨的民族，战争这条路走过，但行不通，以后亦不会重蹈覆辙。

德、法、英三国历来是影响欧洲局势的三支重要力量，英国置身欧元区之外，在欧盟中影响力有限；欧债危机中，虽然德、法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执，最终都不得不以法国作出让步而妥协，但德国人始终不认同“欧元区的命运和欧洲一体化的前途主要取决于德国”一说。德国是一个非常克制的国家，不想让自己的作用特别地放大，放大到整个欧洲都打上德国的烙印。每当别人问道，应该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民众的答案无一例外是“欧洲的德国”。

但在很多政策上，德国对欧洲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比如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其实质就是德国《稳定与增长法》的翻版。公约的核心精神就是限制政府的财政开支，适用范围是整个欧元区国家。在这次的债务危机中，德国政府比较尊重该公约，但南欧国家就没有严格执行公约的规则，突破债务框架，所以才导致负面的结果。

第三篇：德国人酷爱读书

德国人酷爱读书

如今在柏林，随意翻开一份报纸，你可发现柏林每天有一二十个“朗读会”。台下或数十人或上百人倾耳静听，台上捧书大声朗读的正是刚出版新书的作者。这种传统可追溯到18世纪末的德国“阅读革命”，当时的文学沙龙之风延续至今。作家与读者在朗朗书声中最直接地交流，一定会有别样的体验。

德国人为何酷爱读书？瓦尔根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德国大半年笼罩在阴冷潮湿的气候中，带给了德国人感伤、孤独、忧郁的气质，而这正是读书的动力。在这个延续着绵长阅读传统的国家，文化生活永远高于政治生活。

6000多家书店，2000多个书亭，平均1，你可

1深入每个居民社区。图书馆，只要出示当地居住证明，交上卡。凭借这张借书卡，可随时在全市“在德国借书，比买啤酒还方便。”

莱比锡图书展、法90年历史，而法会”。

在全球每101．2万多家，平810亿欧元以上。歌

第四篇：德国人节水美文

今年春天，我们一行去德国参加汉诺威供水设备展，打算选择一个合作伙伴参与我市的水网改造工程。

拿回一摞产品目录，请当地华人作文字翻译。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认为德国人的设计更精准，设备更耐用，技术也在同行中遥遥领先。最后，我们选定劳森公司作为合作方，并达成了协议，由他们派出两名专家，帮我们规划管网改造方案，采购部分关键设备。

随后，我们参观了该公司汉堡总部和工厂，产品模拟实验室让人印象深刻。虽然是设备制造厂，但厂房四周绿树成荫，空气新鲜，车间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噪音。在食堂用餐前，我们下意识地说要洗洗手，陪同参观的汉斯先生笑容可掬地带我们到一排水龙头前。

我们对面前德国安的水龙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排六个水龙头，三个放冷水，三个放热水，有低、中和高温之分，但口径一律很细，有的简直可以用涓涓细流来形容。完全打开，绝对听不到“哗哗”地流水声。

看我们在琢磨，汉斯先生用不太熟练的英语笑着解释道，冷水管在春夏用，分初洗、中洗等；热水管在冬天使用。

我发现，德国人虽然人高马大，但不管家居、酒店、超市和其他公共场所，水龙头与之并不“配套”，而且很少使用洗手液。有不少酒店甚至没有烘干器，德国人习惯让手自然滤干。他们说，这些化学品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小电器又会消耗不少能源。

我们在下榻的酒店和旅游地发现，有些用水处还张贴了温馨的提示语，有的水龙头则由感应器控制。用过量，它们会毫不客气自动断水或收费。

汉斯说，保护环境、珍惜资源是德国人必须遵守的生活法则。作为同行，想起我们在国内“靠水吃水”，因为本行“免费”，用起水来毫不足惜，心里不免有些惭愧。

这趟德国真是不虚此行，让我感触很深，相信这家合作公司定会给我们带来改水控水的全新理念。

第五篇：德国人节水美文

大城市里赶上红绿灯失灵，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我曾在国内经历过数次，来自各个方向的大小车辆，交叉着挤到一处，谁都想抢先过去，到头来谁也别想过去。如果没有警察前来救驾，不知要僵持多久。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我也遭遇了一次红绿灯失灵，结果却让我非常震惊。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坐公交车赶往图书馆。一路畅行无阻，可是快到图书馆时，前面车子似乎多了起来，车速也慢了下来。开始还没太在意，因为附近有404高速的出口和入口，这个路口等车时间总是比较长。过了一会，我才发现有些不对劲，车子得隔好一会才能往前挪一点。我开始四下张望，寻找原因。接近路口时，猛然发现所有的交通灯都变成了红色，还不停地在闪烁。

我立刻意识到，交通灯失灵啦！展现在面前井然有序的场景让我十分震惊——对面的车开过来3辆，第4辆车稳稳地停在白线前；停在左线的车有3辆同时左转，穿过十字路口，拐进高速入口；之后我前面的车也开过去3辆，旁边左转的车也开过去3辆；接下来是南北方向及左转车各通过了3辆。开始我以为有警察在指挥交通，可当我们的公交车经过路口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东张西望一番，一个警察也没有！东西南北的车辆，不慌不忙地互相谦让着，一一通过路口，好像是按照计算机里设定好的程序在自动运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回家后向老公汇报这一奇观，他笑了：这是交通法规里明确规定的。加拿大的交通法非常严格明细，超速、违规停车、闯红灯、不让行人、酒后驾车等都有固定的罚款数额，少则几十，多则上千。而且还要扣分，一旦累积被扣到15分，没收驾照，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不许碰方向盘。这还没完，每次违法，视情节轻重要增加车险，一增就是几年。多交的车险，够买一辆二手车了。

据说，加拿大的交通法严密得没有一丝空子可钻，执行起来也是相当严厉刻板。不仅如此，警察们还经常隐没在人们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比如下坡或高速出口附近，一些司机没降到规定的车速，警察立马拿着黄色罚单疾步走来。

原来，是如此严厉的法规和有效的执行力度，让红绿灯失灵后的多伦多街头，展现出如此秩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