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茅台酒传闻(党史信息报10.12)（精选五篇）

第一篇：红军长征与茅台酒传闻(党史信息报10.12)

红军长征与茅台酒传闻

栗 荣

红军长征路经茅台镇，战士用茅台酒洗脚，是风传甚广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很多回忆录里都有论及，例如《耿飚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描写：‚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萧劲光也在回忆录中写道：‚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

从这些回忆文字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红军战士的确用了茅台酒，而且主要是用来擦（搓）脚疗伤、舒筋活血的，至于是否用来洗脏脚，以上回忆录就没有说明了。

近期笔者偶得一册珍稀残本，书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简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年抗战出版社出版，编著者朱笠夫。这是目前所见较早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图书。该书是这么记载的：‚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由此可见，红军战士确实用茅台酒洗过脏脚。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在2012年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登载了《“打防御战要有乐于吃亏的精神”—罗元发将军三五事》一文，文中提到将军对茅台酒泡脚治病一事的回答：‚其时，部队缴获不少茅台酒，许多战士并不知其为名酒。是时连续行军，天气潮湿，红军中烂脚者甚多，故有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其实是用酒泡脚，盛小半脸盆酒，大家轮流泡一泡。‛罗元发将军明确提到许多红军战士不知道茅台酒是名酒。

一直以来，有关红军长征中李德与茅台酒的传闻也很多。张爱萍将军在给喻权域的回信中曾提道：‚当年我红三军团长征经过川西天全时，我和彭雪枫同志在天全图书馆内发现国民党的《申报》，报上载有红军的苏联顾问李德跳进茅台酒池里洗澡的奇闻。当时这类造谣污蔑令人可气又可笑。‛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为这个传言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当红军战士“方知为酒”后，消息传出，‚事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李德素嗜酒）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寰球的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扶而出‛，生动地“描绘”出了李德醉酒时的场景，也说明李德醉酒确有其事。但是，并不存在李德在酒池里洗澡的情况，李德是在知道有酒后才去饮酒，却是事实。

历史的可靠性会随着史料的新发现而进一步受到检验。《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只是提供了一种佐证，更加真实的历史，有待来日研究的深入。

（摘编自《百年潮》）

第二篇：红军长征与茅台酒的故事

红军长征与茅台酒的故事

1935年6月16日，红军不战而占领了仁怀县城和茅台渡口。红军将士有幸享用了历史悠久的茅台酒。早在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从而扬名天下。但是，解放后，茅台酒定为国酒，却是因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曾以茅台酒解乏、治伤，茅台酒支援了红军，加之品质上乘，为周恩来所钟爱。80年代以后，许多老红军在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茅台酒仍然记忆犹新。

聂荣臻元帅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成访吾将军回忆到：“茅台镇是茅台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和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人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和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曾三将军回忆：“在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大家不是听说过‘红军过茅台，用酒洗双脚’的故事吗？，这不是假的，因为用酒擦洗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杨成武将军回忆到：“奉命转移到茅台镇，着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萧劲光将军回忆：“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芳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在路上擦脚解乏。”

当时，国民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污蔑红军在茅台酒的酿酒池里洗脚。时任国民参议员的黄炎培先生，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知，挥笔写下一首《茅台酒》：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三两杯。

1945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等人去延安访问。他把这首诗抄给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看，受到大家赞扬。解放以后，黄炎培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2年，黄炎培先生来到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前去会晤，并设宴款待。席间，饮茅台酒。陈毅提起旧话，赞佩黄先生当年仗义执言，难能可贵，退席成诗两首：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章传韵事，雪压江南饮几杯。

金陵重逢饮茅台，为有嘉宾冒雪来。

人民数十载，共祝胜利饮一杯。

服务

第三篇：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然而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确定北上抗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在现行的出版著述和报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黄良成：《忆长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二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经过整编北上抗日。”（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或者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继续北上抗日。”（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版，第364页。）三说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推动当时正在发展着的全国抗日运动，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继续北上。”在毛儿盖，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红军必须迅速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逼。”（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227页。）显然，以上几说是不同的。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一、为粉碎蒋敌“围剿”，保存主力红军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 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纠集了一百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结果是根据地愈打愈小，红军愈战愈少。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加缩小，给养更加困难，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因而中央红军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提出了突围转移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十月九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签发了《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指出当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指出“经过整顿补充之后，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应即适时的提出政治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红军总政治部提出的这一政治工作任务和政治口号，说明了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突围转移，开始长征。据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回忆，出发前虽然在广大指战员中没有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但是各部队也分别向干部说明了这次战略转移的目的。黄良成《忆长征》一书记述，红八军团政治部在长征出发前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的紧急会议，“政治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军委转移阵地的命令”强调这次转移“是为了使主力转移到更有利于打击敌人的方面去，是为了机动作战，为了最后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肖锋《长征日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记述“出发已六天，林政委说，要在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一切为着苏维埃，到无堡垒区去打仗!”。据一九三六年艾平《占领古陂圩》一文记述，红四师十一团奉命夺取古陂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指战员们高唱着胜利反攻的新歌，歌词是：“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歌词鲜明地表达了红军突围长征的目的。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第五次战役仍没有定局。它没有能达到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个预期目标。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根据地去。”那么转移到哪里去呢?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而后西进，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肖锋《长征日记》十一月十二日记述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到红三团召开政工会议，“说明了部队到外线作战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提出的口号是：赤化湘西南，与贺龙、肖克部队(按：即红二、六军团)会合，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一文记述，当中央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有如下判断，认为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可能“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从以上材料可见，红军长征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在内线作战遭到失败而被迫转移，目标是沿着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南，会合红二、六军团。以后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突围长征的意图在于“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很显然，中央红军长征是开始于被迫的战略退却，而不是主动的战略进攻，目的在于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围剿”。

那么，以被迫转移开始的红军长征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又有何联系呢?应当看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曾经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宣布“对日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又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反革命军事“围剿”，因而红军对日作战无法实现；相反，由于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残酷的反复的“围剿”，“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成为党和红军所面临着的最现实、最突出的主要矛盾。所以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红军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转移到新的地区，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前，即一九三四年七月，为了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打乱敌人部署，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命令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行转移。七月十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斗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红七军团随即进军福建，并北上和赣东北的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用北上抗日的行动，影响了广大群众，推动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当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以后，留守中央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发布了六言体布告，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这个布告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出卖满洲华北，半个中国送尽。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并庄严声明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这个文告毫不含糊地表明红军长征要实现“对日作战”的原则立场。中央红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域后，在所占领的城镇和乡村，利用战斗的间隙，或召开群众大会，或散发传单，或书写标语，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在长征路上，诸如“民众全部武装起来对日作战”、“红军是民众抗日反帝的主力军”、“国民党卖国，共产党抗日”、“红军转移是创造新苏区，救国救民”、“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等等抗日救国的醒目标语比比皆是，有的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很好的历史见证。由此可见，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无疑，这对于鼓舞士气，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都起了积极的政治作用。

二、遵义会议前后最紧迫的问题是打破蒋敌的围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脚点，因而未能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问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到三万多人。红军不仅大量减员，而且极度疲劳，战斗力空前削弱。同时在通往湘西的必经道上，蒋介石和湖南军阀何键又集结了十五个师的兵力，构筑了层层碉堡，严密封锁。如果再去湘西就无异于虎口投食，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因而当时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脚点，以求得必要的休整。

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求新的出路，争取主动，中央红军在占领了湘桂边境的通道城以后，采取了毛泽东的意见，转兵图黔，西进贵州。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去湘西的错误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议提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乌江边上的猴场召开会议，决定打过乌江去，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是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于一月七日晨解放黔北重镇遵义。为红军进驻遵义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十二条口号和八项注意。这十二条口号的中心内容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等等，其基本精神与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决议是一致的，表达了 红军当前所面临的基本任务。

红军在遵义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遵义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而北上抗日的问题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涉及。遵义会议的决议提出的任务是：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积极活动，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以高度的机动性，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遵义会议决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任务，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合乎实际的。自从中央红军入黔以来，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薛岳兵团共八个师也跟进了贵州，同时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部队，也从四面八方合围。红军所面临的敌情仍然十分严重，而且敌我力量对比也极为悬殊。如果不在运动中战胜这些敌人，则不能取得新的落脚点，无法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那么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跳出敌人重围，选择有利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一月二十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以上材料说明了红军北渡长江的目的在于转入川西北地区，实行反攻，“争取四川赤化”。后来由于渡江受阻，中央红军又不得不转向云贵川边机动作战，遂有四渡赤水之举。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封锁长江，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

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正确领导，运用了高度巧妙的军事指挥艺术，造成红军西出云南，由金沙江渡江北上的可能性。因而四月二十九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于是红军全部人马于五月初旬胜利渡过金沙江，而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

从上述可见，遵义会议前后，从黎平会议决议到速渡金沙江的指示，这些规定红军作战方针和基本任务的历史文献均未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问题。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只要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那是不难理解的。从湘江战役以后到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这一段时期红军长征所面临着的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夺取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取得新的落脚点，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当时，这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如稍有疏忽，一着不慎，就会全军覆没，那么抗日救国也罢，革命力量的发展也罢，一切都无从说起。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不能不把注意力的中心集中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军事问题上，集中到选择新的革命根据地取得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这正是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所使然，是历史曲折性的表现。三、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重申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的懋功县达维镇。两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从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创造了北出陕甘，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时全国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如中国不答应其无理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国民党政府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六月初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了出卖华北主权的谈判(后达成所谓《何梅协定》)。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可耻的《邦交敦睦令》，宣布取缔一切抗日言论和行动，“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得寸进尺，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这时，促使民族革命高潮到来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到来。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六月十五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重申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卖国行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穑(祥)等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华北(淮河以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全中国都变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变成万劫不复的亡国奴!”宣言接着又指出“日本并吞中国最卖气力的开路先锋就是蒋介石卖国贼”，“现在蒋贼等已将等于半个欧洲的中国领土双手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打算消灭反日的工农红军”。宣言说“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老早就公开反蒋贼等的卖国辱国”，“宣布对日作战”。宣言重申：“现在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陆海空军，学生，教员，商人，新闻记者，医师，看护，律师，工程师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统统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宣战，收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个宣言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重申“对日作战”；它庄严地表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紧接着，即六月十六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府”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方针遭到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六月二十八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从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出发，联系着六月十五日宣言，可以看出这时提出“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其意义就在于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并接近抗日前线，以实现“对日作战”。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和任务。五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严重形势。”接着，决议又分析了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这样也就把在中国西北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地联系了起来。

可是，张国焘坚持其南下的退却逃跑主张，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后，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估计不足，......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由此可见，要不要继续北上，“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乃是党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按照张国焘的主张，南下川康藏边，其实质就是远离抗日前线，抛弃党的抗日救国的旗帜，逃避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历史责任，必将使党和红军离开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区域，脱离群众，而招致失败。相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上，“集中主力向北进攻”，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尔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迅速达到陕北，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个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转移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接着党和红军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从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四、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率部北上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竟然颠倒是非，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自己向南逃跑的错误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胡说什么“北进显然是不利的”，“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接着(九月十七日)下达了南下命令，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擅自率部南下，公开分裂红军，于十月五日另立伪中央。

南下红军(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先后发起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从而占了以天全、芦山、宝兴为中心的川康边广大地区。但是由于张国焘方针的错误，不可能打开一个胜利的局面；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阻击下，红军攻势很快受挫，百丈关一仗，遇敌十几个旅，反复苦战七昼夜，红军伤亡甚大，最后被迫撤离百丈关。这时，蒋敌薛岳、李抱冰等部伙同四川军阀主力，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军东进、南出均不可能，亻局促川康一隅，处境十分被动。同时，给养也极为困难，无法形成巩固的后方。张国焘擅自率部南下所形成的困难局面与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情绪，与日俱增。

在此期间，全国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寇加紧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利用汉奸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县，并进犯绥北、察东。在日寇加紧侵略下，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十二月间，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业已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将十二月二十五日政治决议案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并责成其转达红二、六军团。

党中央的决议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怀，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感召和南下错误事实的教育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脱离中央，远离抗日前线，长久停留在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敌薛岳部六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根据地，部队的兵员、粮弹得不到必要的补充，无法在此与敌人长期周旋。于是被迫撤出川康边区，经懋功向西北转移，退至道孚、霍、甘孜一带。此时，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缩减到四万多人，减员一半。张国焘控制的伪中央作出所谓《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不得不被迫承认“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尽管这时张国焘仍未停止其反党分裂活动，但是事实已经宣告了他的南下方针的破产；而北上抗日已经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愿望，张国焘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准备北上。

当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以后，活动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了长征。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占领贵州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在此一带休整二十余日，试图建立根据地，并开始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了黔大毕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三月间，红二、六军团退出黔大毕地区后，向云南转移，决计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四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于六月下旬至七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地区。红二、六军团长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县城三十余座，广泛地组织和发动了群众的抗日反蒋斗争，扩大了党的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甘孜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接着，召开了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这时张国焘虽然别有打算，仍不愿与党中央会合，但是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的坚持和斗争，会议明确决定了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方针。无疑，这是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战胜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的重大胜利。

甘孜会议后，七月三日，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各部队分别作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早在六月下旬，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以出甘南为有利，曾电示“日增兵华北达三万人，人心震动。蒋介石进退维谷；南京空气悲观。”

二、四方面军“如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七月初，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向甘南开进。部队北上的行动口号曾明确提出：“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人等一致抗日!”“联合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力量一致抗日!”“联合所有抗日武装，组织抗日联军!”“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抗日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与所有抗日友军共同抗日反蒋!”等等。

二、四方面军经过将近一月的长途跋涉，穿过茫茫草地，于八月初胜利到达巴西、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蒋介石急令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在甘南仓猝布防。为了打通北上道路，红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

二、四方面军制定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规定此次战役的纲领是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先机夺取岷、洮、西固地区”，“以形成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的”。为着这一政治任务，战役计划提出必须随时注意“尽量争取抗日友军”、“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广泛的大胆的运用统一战线争取下层群众”，等等。显然，这时与阻拦红军北上的蒋敌作战，目的在于实现北上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岷洮西战役后，红二、四方面军占领了甘南广大地区，为进一步北上创造了条件。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九月八日，党中央就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电朱德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这就进一步为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指明了政治方向。九月中旬，党中央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组织的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进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为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征军政治委员聂荣臻写信给朱德总司令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信中说：“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无疑的将首先在西北开展新局面，成为团聚和领导全国抗日的中心。”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终于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热烈祝贺“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从此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一结束，党和红军转移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从被迫的战略退却开始，而以北上抗日的积极结果告终，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央红军从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高举着抗日反蒋的旗帜，开始长征，到转战湘黔川滇地区寻求新的落脚点；从集中全力粉碎蒋敌的围追堵截，到转入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从此，红军长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北上抗日”也就成为后期长征(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样，也就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把长征初期消极被动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积极的伟大的战略进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道的：“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第四篇：红军长征与吴起镇故事

目录

中央红军与吴起镇故事

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  吴起镇来了中央红军  忆中央红军经过头道川 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的战斗  跟随周副主席长征到吴起镇  忆吴起镇“切尾巴”战役  忆长征到吴起镇

 吴起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长征日记（一九三五年）

《鸦片战争》观后感

姓名：张娜学号：

100502134

中央红军与吴起镇故事

在1935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经过吴起镇，在吴起镇里经历了著名的“切尾巴”战役。以下是我搜集的一些关于红军与吴起镇的故事：

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

1935年农历9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吴起镇。我帮大人逮羊宰杀后慰劳红军，还将我家灶房借给红军使用。当时天气寒冷，红军缺少被褥，便将后街土豪高惠字号(做生意的店铺)的几孔窑洞积存的羊绒，分发到吴起镇、榆树坪等处供战士晚上铺在地上睡觉御寒。

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敌人的骑兵就追来了。敌骑兵在水井沟门、杨城子一带进攻，红军部队在白石嘴南山扎营反击，相距仅1公里。胜利山战斗的那天，红军吹着嘹亮的军号，炮声若响雷，枪声似爆豆，满山的红军轮换上阵地，打得十分激烈。这次战斗，彻底打垮了国民党追兵。敌人惨败后顺白坡、麻地圪崂、姚寺方向逃去。

长征女红军过惯了军旅生活，对于打仗没有一点紧张气氛。胜利山战斗那一天，她们在榆树坪河边洗衣服，谈笑风生，纷纷议论这一仗，肯定能打胜，只等胜利的喜讯。

有一天太阳落山时，一位被称“徐老”(徐特立)的红军，在乱石头川口抢救落水老人和小孩，衣服湿透了。我正随母亲在河边担水，看到徐老身体消瘦，衣衫单薄，冻得直哆嗦，便连忙与随行人员找来柴火，点燃让他烘烤衣服。徐老烤过衣服后说了声：“谢谢!”便回了驻地。

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时，民团头目高忠(侯岔人)和当地的地主豪绅躲进枣树湾对面石崖上的窨子里，准备用土炮打红军。但一看红军明刀亮枪人又多，龟缩在窨子里没敢轻举妄动。三天后红军从悬崖上吊人下去，打开了窨子，放走家眷，捉住了罪大恶极的高忠，在庙院(现城关供销社)执行枪决，为老百姓除了祸害。

根据杨生高2005年5月5日口述记录整理。

 吴起镇来了中央红军

1935年我任赤卫军大队长，主要活动在洛河川和白豹川一带。八九月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的推行，当时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和北方局特派员朱理治等人，捕押了刘志丹同志及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部分领导干部，部分同志惨遭杀害。当时，陕北根据地人心恐慌，形势危急。为了稳定干部、群众恐慌不安的情绪，赤安县于9月底召开了地方干部、赤卫军干部会议。时隔不久我们又在保安(赤安)县王圆峁召开了会议，主要商量如何与“左”倾路线作斗争、营救刘志丹及其他同志。开会期间，区上派侦察员告诉我们：吴起镇来了一些部队，奇怪得很，这些人背包上插着黄蒿，驮子上也插的黄蒿，走路拉的线线(电话线)，后边炮声不停地响。我们随即派人侦察。三天后，即10月23日上午，赤安县政府来了一封信，信上的内容大致是：“中央朱、毛红军已到吴起镇，击溃了马鸿逵的几个骑兵团„„”当时大家让我去接头。我要求再派一名有文化、懂点枪法的人跟我一起去，于是派吕胜祥同志和我一起去。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慰劳中央红军。接受任务后，我们特别高兴，当天夜晚就动身，步行了180里，于第二天早饭时分来到距吴起镇15里的豹新庄。这里的哨兵看到我们头上戴的帽子，就和我们打招呼，并告诉我们顺着电线走。我俩顺着电线一直走到现在的城关供销社(过去这里有个庙院)，见有个穿长袍子的人边走边给在座的十来个群众讲着什么。这个人看见我俩后，就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看过我俩带的介绍信后，便将我们带进政治部住的一孔窑洞里。有位刘部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俩。他告诉我们中央红军已在吴起镇休整了5天，一切都很好，什么也不需要。他还拿出地图让我俩看，告诉我俩他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他举起手，伸出三个手指微笑着说，他们分三路南下，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有洛河川、宁塞川、杨青川。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打了一个大胜仗。

根据袁耀秀同志1984年6月13日口述记录整理。

* 袁耀秀，吴旗县白豹镇韩台村人。曾任赤卫军大队长，建国后任吴旗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县人民医院书记等职

 忆中央红军经过头道川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吴旗县境。一路从陕甘交界的铁角城出发，经过铁山峁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幸亏红军部队隐蔽得好，没有造成人畜伤亡。另一路从定边县左崾岘乡一带进入吴旗县境，当部队经过铁边城西川川口阎王砭时，遇到险要狭窄的路段，部队通过后，炸毁了这一险要路段。当天国民党骑兵追到阎王砭时因路不通，只好退回到油寺一带宿营。为了追赶中央红军，他们连夜将路修通。

18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新寨宿营。由于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其中有些战士不服水土，腹泻严重。他们在村子周围挖了许多便坑，第二天早晨离开前把便坑全部深埋，清理干净。

10月19日早晨，中央红军一队接一队向吴起镇前进。中午时分，马鸿宾的骑兵从后面追赶而来，在王畔子、新寨、白屯一带与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打了起来。红军边打边走，向吴起镇方向行进。10月20日，东北军骑兵的指挥部设在头道川的王台村。10月21日，敌人的骑兵在头道川被中央红军打败后，溃散的骑兵乱冲乱闯，自东向西拼命地往回逃跑，有的甚至自己人打起了自己人。敌骑兵逃跑后，仅从新寨到张湾子一带河滩就死了24匹马。

根据吴德富同志2005年4月5日口述记录整理。

* 吴德富，吴旗县新寨乡吴庄人，1923年出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乡长、管理区书记等职。现已离休。

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的战斗生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我14岁，当时好奇心强，记忆力好，中央红军的活动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日这天早饭后，我们赶着羊往山上走，从头道川下来很多军队，一队接一队，整整走了一天还没走完。他们头戴红五星帽，上边插有木条和黄蒿，身穿灰色烂衣服，脚穿破麻鞋，小腿上扎有裹缠。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说话又听不懂。他们一到宿营地，就在墙上、石崖上书写“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等标语，识字人看后，大家才知道是中央红军。

吴起镇前后共住23户人家，除3户豪绅、富农早就逃跑外，镇上还住20户人家：宗湾子住宗维华、吴鞋匠、云长胜、范月功、宗世礼、万生有、段金彪；前街住高凤山、宗维宪、宗有本、王生绪、李占国、宗丕珍、段开远；贺石湾住贺金堂、冯占宝；东园子住樊正明、高明华；后街住杨木匠等。这些人家的窑里窑外，院里院外，以及荒庄烂院、草窑、庄稼场、牲畜槽全住满了红军，贺石湾前后的石崖下也住有红军。我家仅一户，20多口人，住了三四百红军。时值深秋，天气很冷，红军战士露宿在外，冻得直哆嗦，让人看了很疼心。

中央红军长途行军打仗，忍饥挨饿，身体十分瘦弱。到吴起镇的前三天，天天和敌人打仗，白天黑夜轮流上战场。在我家住的红军战士抓起生米、生面就吃。我家收了三四千斤玉米，连秆带棒堆在一起。红军战士把玉米秆燃着，把干玉米棒烧得半生不熟就吃了。他们虽然身体瘦弱，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实在令人敬佩。他们吃了群众的粮食照价付钱，有银元、大烟、布币(毛边土布上印有币值、盖有公章)。

10月19日，头道川断断续续枪声响，中央红军和马鸿宾的骑兵开始打仗。10月20日，头道川的杨城子、水井沟门、阳洼沟门、王台、沙洼子及以南的山岭上，中央红军和马匪又在打仗，最后用迫击炮把马匪打退到二道川塔儿湾一带。10月21日，中央红军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及胜利山。7时以后东北军骑兵从头道川下来进入红军的口袋阵里。8时以后，头、二道川敌人的骑兵有的上了胜利山。9时左右战斗全面打响，山上部队的刺刀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步枪声、机枪声、迫击炮声响成一片，就像手拍簸箕发出的沉闷而有节奏的声音。不大一会儿，东北军骑兵被红军包围了。二道川塔儿湾一带的马家军骑兵见势不妙，正准备逃跑，从塔儿湾河南的金堂口子冲过来一支红军队伍，给了马家军一个“脑后摘金瓜”，马家军开始溃逃了。东北军骑兵一部分被中央红军俘虏了，一部分冲出包围圈逃跑了。红军战士还追了一二十里。尾追红军的敌人步兵刚走到二道川杜大岔一带，见骑兵溃逃，也掉头往回跑。这次战斗的主战场就在头道川的杨城子、阳洼沟门、水井沟门、王台、马片沟、沙洼子，二道川的瓦房台、蔺台、塔儿湾及其中间的胜利山山岭上枣树湾对面石崖上有一处古窨（yin）子，纵横深约十多丈，里边藏有土豪劣绅及家属数十人。胜利山战斗结束返回时，在窨子的对岸架起了机关枪、迫击炮，并向里边喊话。吴起后街高七宝的账房先生(外号叫“赵眯眼”，合阳人)首先出来答话。听了红军的宣传后，劝说窨子里的人全部出来了，其中宗有本和他的父亲乘混乱溜走了，侯岔的高忠(系土豪)经群众指认，押到吴起镇前街，召开群众大会后被枪毙了，其余家属全部释放。经清理窨子里藏有一二十石①粮食，数十篓食油，还有账本、契约等。除拿走粮食、食油外，其余全部被焚烧。战斗结束后，老百姓没有背回家的庄稼被敌人的马踩踏得铺了满地，山上山下有死马、马鞍子，黄灿灿的子弹壳一堆一堆的，我捡了一筐子提回家，分给孩子们玩耍。中央红军走后，留下一批伤病员。我记得东园子樊正明护养一个叫三宝的伤病员，榆树坪张丕英护养一个叫陈兴礼的伤病员。痊愈后都归队了。

 跟随周副主席长征到吴起镇

我们跟随周副主席长征，在毛儿盖成立休养队。当时因周副主席有病，到达吴起镇的头天晚上，住在铁边城以下，第二天下午到达吴起镇。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一块行走，住的地方相隔不远。周副主席在吴起镇的住处，据我回忆是进了吴起镇靠左手的山坡下，外面有一个整院，整院中间有一孔安门窗的窑洞，我们20多人都住在这个院内，周副主席一个人住在这孔安门窗的窑洞里。周副主席的住院放一副滑竿，外面有站岗的，扛的是长枪。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一块到达吴起镇，同一天离开，出发向下寺湾、直罗镇去了。周副主席的病已好了。这时休养队也解散了。

根据1977年7月5日走访吴生开同志谈话记录整理。

* 吴生开，在长征途中及到达吴起镇时，任周恩来的警卫员。离休前任黑龙江黑河军分区司令员。走访时住在江西九江干休所。

 忆吴起镇“切尾巴”战役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甘肃的一个什么地方后，就发现敌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师在后尾追。到达吴起镇，毛主席没有休息，连夜召开团干部会，研究对策。当时，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对打还是不打，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认为经过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到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之后再打较有把握。还有个别战士说：叫我们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当时，毛主席和许多同志是主张打的。毛主席说：一定要在这里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去，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疲劳打疲劳。再说，我们的条件比敌人好，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的步兵打敌人的骑兵是有了经验的，所以我们有把握一定能打胜。

第二天，各大队分别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当时参加战斗的有一军团的一、二、四、五、六大队，三军团的八、十三大队，一个大队最多五个连，最少三个连，共约四至五千人。第三天凌晨，各大队按照毛主席亲自部署的作战计划，分三路出发(头道川一路，三道川一路，正面西南山一路)，形成一个包围圈，准备围歼敌人，毛主席约4时半过河，从二道川口一个小庄子前面的小路正面西南上山。上山后，过了两个马鞍形的地方，5时半走到第三个马鞍形的地方，发现一株很大的树，树上结着吃起来又酸、又麻的东西，毛主席对我们说：“这个很好吃!”毛主席在那棵树下又召集一部分干部开会，毛主席反复说明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一定要打胜。会后，毛主席对我们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毛主席在树下休息不一会儿，战斗打响了。我们从山上看见二道川后面的山梁上尘土飞扬，敌人逃跑了，有一个大队跟着敌人追了四五十里，这次战斗约早晨7时开始，到9时胜利结束，历时两小时左右，缴获敌人一百多匹马。下午各大队都分别召开了庆祝会，欢庆战斗的胜利。毛主席是中午12时左右下山的，下山后到他的窑洞休息了两小时，到下午4时又开会研究工作了。

根据陈昌奉同志1966年12月27日访谈记录整理。

* 陈昌奉当时系毛泽东的警卫员。

 忆长征到吴起镇

1934年10月10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我跟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长征到陕北吴起镇、象鼻子湾和瓦窑堡。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地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离开中央苏区一年多，在陕北第一次看到“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心中非常高兴，心情无比激动，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吴起镇。我们刚到吴起镇，敌人骑兵四个团又追上来了。毛主席命令一纵队(一军团)、二纵队(三军团)，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我军把大路破坏后，部队就埋伏在吴起镇附近山沟两侧。敌人骑兵先头一个团进入我埋伏圈后，一纵和二纵即发起攻击，把敌骑兵打得惊慌失措，马匹乱跑乱窜，敌人从马背滚落。惊马转过头来向后三个团冲过去，敌人阵势还未摆定，就被败骑冲散，不打自垮。这一下子消灭了敌人骑兵一个团，击溃三个团。这一仗是蒋介石“追剿”计划的最后破产。

同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委直属部队，拔掉了陕北反动地主豪绅的堡垒千佛山。陕北根据地人民欢天喜地，更加热爱红军，络绎不绝地前来慰问红军。

10月22日开始，部队在吴起镇休整了几天，就向甘泉前进。在甘泉象鼻子湾、道佐铺，我们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

中央军委纵队在吴起镇完成休整计划后，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送下，10月30日从吴起镇出发，经过几天行军，于11月3日到下寺湾。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即11月6日，到达甘泉南象鼻子湾。当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都穿着单衣，天气十分寒冷，但大家的心里是热乎乎的。我们已经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了，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已经和十五军团会合了，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本文系甘泉县委党史办据戴镜元同志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戴补充审定。原题目是《对毛主席在吴起镇、象鼻子湾、瓦窑堡主要活动的回忆》。本文有删节。题目系编者所加。

* 戴镜元，原系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电台工作人员，曾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

 吴起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0月22日)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与会者经过充分讨论后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主要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

领导全国革命。

二、确定了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是把陕、甘、晋作为主要的发展区域。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黄河结冰后再向东。

三、确定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

四、确定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刘少奇提出：应派人到白区工作，要做杂牌军的工作，特别是大力开展东北军的工作；彭德怀也认为白区与白军工作是粉碎敌人“围剿”的一项有效措施。利用俘虏对东北沦亡很痛心这一心理特征，应训练一些同志到白区去工作，首先在庆阳、西安开展工作，以更大地影响白军。

五、根据中日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主张。张闻天明确提出了我们应当把当前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六、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根据《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1页及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编写

 长征日记（一九三五年）

十月十一日 晴

晨出发，我四支队在三岔以东山地，抗击白匪三个团的进攻，我边打边退，东北军、西北军、“三马”军阀、胡宗南主力都围堵到豫旺堡、山城堡、环县、洪德附近，想寻求同我主力决战。条件不成熟，我们就不乱打，一切算盘都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心里。军团直属队经冯家庄、岩于底、蔡口集到苦水掌宿营，行程90里。现在我们已经靠着陕北地界了。

朱主任收到陕北红军独立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通电。通电说，我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宣战，用实际行动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

看到这一通电，大家都十分高兴，与陕北刘志丹的红军就要会合了，我们盼望的一天就要来到了。

十月十三日 晴

晨出发，经半个城、郝寨、新营湾到庙圩沟、樊家川、椿树庄宿营，行程60里。老乡们说，刘志丹的红军来这里打过土豪，消灭过白匪，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

我们中央红军出征快一年了，终于来到陕北苏区，找到了落脚点，战士、干部们无不高兴。大家都说，党中央、毛主席说话就是灵，说再走700里到陕北，就是这么远，说有刘志丹的红军，真有刘志丹的红军。原来有些半信半疑的同志，现在也不怀疑了。

半个月来，环境好转，但也有少数不坚定分子脱离革命队伍。有的人在环境艰苦时没有跑，环境好一些的时候却跑了，也是经不起考验。个别人走了，多数人更团结了。不过，我们做政治工作的，还是要认真检查一下，看看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因为革命总是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

十月十九日 晴

晨7时出发，经石头(头道川)沿东西大川、弋沟门、榆树台、陈岭①、齐坡、关园子②、沙堆子③到达吴起镇宿营，行程90里。走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破窑洞的门口，挂着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我们总算到了陕北根据地了。吴起镇在洛河东岸，是个山沟小镇。这里沿洛河川可通延安，北通三边。左参谋长指示，要我带领警卫连、工兵连在吴起镇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接受这个光荣任务，我非常兴奋，立即到警卫连，向尹国赤连长交代任务，将部队分布在王土台④、杨城子、白石嘴、贺石湾、后街等处警卫，西边有炮声，可能是后续部队在反击追敌。我要工兵连向中南、洛河、程市湾等地警戒。

毛主席住在吴起镇一个小球场南面的窑洞里。我布置完警卫后，来到毛主席的住房。他和蔼地招呼我坐下，说，同志们辛苦了!我说，主席，你更辛苦！接着，毛主席高兴地谈起了长征的情况。

十月二十日 晴

军团首长要我去请示毛主席，问明天的行动。我到毛主席住的窑洞后，将军团首长的请示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下地图对我说，你回去告诉聂政委、左参谋长，明天不走了，在这里休息两天，收容掉队人员，把伤病员送交地方苏维埃政府，要注意与地方搞好关系。停了停，毛主席又说，通知你们军团首长，请把骑兵连调来，我同周恩来同志要到瓦窑堡去，这样行动比较快些。

左权参谋长命令警卫连、工兵连拔掉吉驼山⑤的白钉子，以解除对吴起镇苏维埃政权的威胁。警卫连很快就拔掉了这个白钉子，还打了几家土豪，把浮财分给老百姓。指战员们非常注意《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就给陕北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十月二十二日 阴

上午8时出发，沿洛河南下，经宗圪堵、马家湾到金汤宿营，行程60里。途中，在土佛寺看到了陕北红军的后方医院，战士们看后感到亲切，这会儿受伤后有地方养伤了。

陕北苏区老百姓很穷，穿不好，吃不好。我们有些人到了这里泻肚子，有点不服水土，不过，比过草地时要好多了。据说这里有盐山，盐很多。江西中央苏区要是有个盐山，那该有多好啊!

摘自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 萧锋，原名萧忠渭，江苏泰和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红军长征时，曾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红一军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一师三团政委。离休前系北京部队装甲兵副司令员。

注释：

① 应为郑砭。

② 应为蔺园子。

③ 应为沙洼子。

④ 应为王台。

⑤ 即豹梁寨。

《鸦片战争》观后感

看了《鸦片战争》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有了很多感受。

故事讲述了：在18世纪，中国很多人在吸食鸦片，让中国的财产大量流失，人们也体力日衰，意志萎靡，于是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还未到，大汉奸伍绍荣就吓慌了，趁着夜色到鸦片商颠地住所通风报信，可颠地并不相信中国人能禁鸦片，照样销售鸦片。林则徐一来到广州，就化装成商人，来到大街小巷和各个港口，了解鸦片伤害、各烟馆以及外国商船的情况。然后发布命令，拦截所有鸦片运船，不准外国商船装卸货物，封锁外国商馆，限期交出全部鸦片，搜捕颠地„„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查理见林则徐动真格了，暴跳如雷。他一边支出一部分鸦片，一边让伍绍荣帮颠地逃跑。夜晚，伍绍荣把颠地装扮成钦差大臣逃跑。来到河岸的时候，被一个小伙子发现了，伍绍荣为了不惊醒大家，把这个小伙子打晕后便走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叫醒大家，一起在河上捉到了颠地，交给政府处置。林则徐想让义律转答给颠地他的话，义律心知肚明自己早已指使颠地化装潜逃了，便找借口说自己不方便。林则徐见义律又不老实了，便下令把颠地带上来。当义律看到颠地出来时，大吃一惊。义律很生气，他抗议林则徐拘禁无辜英国公民！林则徐一拍桌子，大声指责他们不该在中国领土贩卖鸦片。最终，义律和颠地乖乖缴出全部鸦片。随后，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1839年6月3日这天，林则徐在虎门销毁了二百多万斤鸦片。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上任，就改筑虎门炮台，换上40门有威力的大炮。林则徐怕英国人来反抗，因此要关天培加强海防。不久，英国人果然派兵船来进行武装挑衅。1839年11月3日，中国人打退了外国人的进攻，让外国人不能在广州得手。于是，外国人又开到了天津。因为朝廷听信小人言，将林则徐撤职查办，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因琦善和外国人有过约定，所以，琦善先把这儿的农民解散，再把关天培的大炮全部轰炸了。1841年1月7日，英国人违约，袭击虎门。因虎门炮台被琦善破坏，最终英国人攻到最后一个炮台，关天培站在炮台上，用剑准备自杀，外国士兵见了，都不敢上前。关天培死了，但是，他死而不屈，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当林则徐知道后，立马来到琦善的府里。刚说完话准备走，圣旨就来了，是发配他去新疆。就在林则徐走的那个晚上，英国人依然在袭击农民，因为群众力量大，而那个晚上正好是雨天，英国军队的枪支被雨水全部淋湿了，农民们一举歼灭了英国军队。从此，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

我们都赞叹林则徐，是好样的！虎门销烟这一伟大壮举，沉重的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是不可欺侮的。没有你，就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农民；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美好的今天。同时，我又十分憎恨听信小人谗言的皇帝，十分敬佩关天培，他宁死不屈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该片以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丰岛、黄海两次海战为主线，将这一历史事件中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予以淋漓尽致地表现。

这是不仅仅一个国家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

但是，一个政府的腐败，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的坠落。民族英雄邓世昌，他就是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勇于抗争性格的体现。对外国的侵略，邓世昌态度坚决，积极抵抗，为民族而牺牲，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换着是我，未必敢勇敢去撞击敌船，与船同生死。

一个民族要有骨气，活着的人一定要有骨气。对外来侵略我们要想方设法组织抵抗，要明白无条件地一味退让不能解决问题。像片中的李鸿章命令全军躲进威海卫港，不许巡海迎敌，导致全军覆灭，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心血化为乌有，更主要的是那么多的热血男儿就这样轻松的被葬送，让中国人的颜面丢尽。100多年前的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至今还隐隐作痛。邓世昌和那些爱国将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十分痛恨那些贪生怕死的清朝官员，他们虽然是中国人，却不想为人民的利益而战，遇到战争就退缩，和邓世昌等爱国将士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世昌是个愿为国家和人民牺牲自己的人，虽然他有点鲁莽，但在人民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那些日本帝国的人却不断侵略中国。让爱好和平的人民痛恨！我们要学习邓世昌这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英勇的爱国精神。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由过去外国瞧不起的“东亚病夫”到今天的“体育强国”，以及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神七问天”都是我们的英雄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民的勤奋和努力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振兴中华”来祭奠那些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无法与世界孤立，只有相互间的合作才是发展的关键。但是合作并非是一味的退让与妥协，只有站在历史的角度，在认清历史的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久远，才能真正的为我所用。

第五篇：《长江信息报》党史演讲比赛掀高潮

岳州中学

党史演讲比赛掀高潮

本报讯（孙昌祥 李细田）近日，岳州中学政教处精心打造的“光辉的旗帜”演讲比赛活动拉开了帷幕。据悉，为迎接建党90周年，帮助学生了解党的历史，该校于开学初就成立了读书征文、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指导小组，要求“人人参与不弃权，个个创优出精品”。此次演讲比赛，是从全校千余名学生中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挑选出来的。在现场，首届湖南省民办教育专家、岳阳市“十佳校长”周明球也即兴发表了演讲，将整个比赛活动推向了 高潮。

【本文发表于2011年4月26日《长江信息报》“教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