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步轩北大演讲稿

第一篇：陆步轩北大演讲稿

陆步轩北大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学弟学妹们，大家好!首先谈点感受。

说老实话，站在这里，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与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为业界佼佼者、行业之楷模、时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彦宏、张泉灵等，他们为北大争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荣誉与骄傲！

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在此，我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给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借鉴。

二十多年前，怀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憧憬，我从陕西一个边远农村，踏上北京这块热土。在北大中文系，度过快乐、幸福，甚至是幸运的四年时光。之所以这么说，是作为农家子弟，终于跳出了“农门”，没有了贫瘠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凄苦，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有的是鸟语花香，书声朗朗。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为我们是统招生，国家负责分配，只要拿到毕业证，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端起来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伴随着1989年的动荡，我们戴上了学士帽。经过风暴的考验，霉运也考验我们来啦。先是无休无止的学习、反思、写心得，接着一个个同学被用人单位退回，最后被发回原籍，接收劳动锻炼。这样，一纸派遣证，我也毫无例外地被发配至我家乡——陕西省长安县——一个透着古铜色气息的名字。大家知道，古长安即今西安，现长安当时是一个市辖县，2002年撤县设区。古长安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定都长安，曾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中国有句古话“穷不过三代，富亦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辉煌迟早会走向衰落，天朝大国——大清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安，乃至陕西，曾经的辉煌都已化为历史，尘封起来。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鲁迅笔下的阿Q，老是吹嘘祖上如何有钱，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当然，我无意贬低故乡。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小地方缺乏人才，从而重视人才。事实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闭，裙带关系愈严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个部门，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一枝随风飘摇的浮萍很难扎根。

在此，作为过来人，给学弟学妹们第一条忠告：干事业到大都市，那儿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人事关系相对简单，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混生活到小地方，这儿交通方便，房价不高，生活安逸。

1989年7月，我被打回原籍。7—9月，整整三个月，每天骑上破自行车穿梭于西安、长安之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但既感动不了上苍，也打动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好不容易托关系，找门路，叩开县城建局大门，却被我高中一位同学顶替了。

有必要简单比较一下我与我这位同学：我，男；同学，女；我，北大；同学，西安地质学院；我，四年本科，同学，两年大专，至于同年毕业，是她多补习两年；我先来，她后到。之所以能被顶替，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她的关系更硬。我当时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找到县政协主席说情；她则是找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姨夫——时任长安县科技副县长。按理，政协主席是正处级，比挂职锻炼的副处级科技副县长职位要高，说话应该更顶事。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历来是“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一般从副书记职位退到政协任主席，已经日薄西山，仅仅是给个待遇而已，绝无东山再起之可能；而能从科研单位到一个地方挂职锻炼，至少说明：一是年轻有为，二是政界有关系，三是上升空间很大，前途不可限量。能在人事局——要害部门当局长，眼睛当然雪亮，自然掂得来轻重。需要说明一点，中间有没有人民币或者其他交易，不得而知。

当然，我还找过省、市、县许多部门，要么没编制、没指标，要么不需要人，有的干脆只对组织，不接待个人，凡此等等。万般无奈，在一个一百多万人的所谓大县，党政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文化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教育部门更不需要北大学生，只有一个即将破产倒闭的机械配件企业需要一个北大中文系学生解企业于倒悬。

顺便说明一下，北大建校百年，包括清华，在我们那个小县，我是唯一一个扎根的毕业生。有一个北农毕业的，比我小几岁、低几届，经常去找我，与我套乡党、校友关系。他当时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下海创业失败，自谋出路。至今无车无房，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孑然一身。白天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购旧书报；晚上市容、城管下班后摆旧书摊。自诩为文化人，未丢掉老本行，做的是文化产业，传递人类文明。前

段时间三轮车被城管暂扣，还找我说情。我给300元，让他给城管买条烟。他说不值，破三轮值不了几十元。我说沟通关系，建立感情，要不下次他还扣你。

我报到的单位是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县办企业，有100来号人，当时已经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只有厂部20多人上班。我一天班未上，被借调到上级机关——长安县计经委写材料。

计经委主任是个转业干部，团副政委，文墨不多，讲话、报告全凭我写他念。按惯例，计经委主任届满，当升任副县长。但他例外，到了人大，任副主任。后来因给县上二十多位领导提意见，贴小字报，还到北京上访，被冠以“文革作风”“诬陷罪”罪名蹲了号子，失去了公职。我由于跟错人、站错队，久久不能转正。1993年愤然下海，自谋职业。但文弱书生好比旱鸭子，海水太深，不久就呛死、淹死了。

1993年后，我先后干过工厂、矿洞、装潢、商店，等等。其中小本买卖多有盈余，稍微大点，必亏无疑。究其原因，一是个人能力差，头脑不灵活。

二是刚踏上社会，经验不足，掂不来轻重。

第三是利益与风险同在，肥肉毕竟看见的人多，好多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几多老板有黑社会背景便是明证。

第四，人生第一桶金至关重要，成功了，赢得资本金，确立信心；失败了，挫伤自信心，还可能背负沉重的负担。

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行业的选择及其切入点、时机也不可忽视。陈声贵，兰州大学本科，中科院研究生，伯克利大学博士生，攻畜牧学。2003年前后在陕西凤县养野猪，亏损20余万。告借无门，穷得揭不开锅，在山中挖野菜度日。通过我联系白岩松，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被上海一家公司相中，从此不知所踪。野猪，皮厚肉粗，瘦肉率高，不易熟，口感不好。作为野味，尝尝还行；作为食品，在2003年时，还是超前了。

第二条忠告：不打无准备之仗，创业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天下行业七十二，行行都有潜规则。有的同学可能不屑运用，但你必须懂得，提早防备，才不至于临事措手不及。广州屠夫学校，不卖病、死、问题猪肉。但我每次讲课，必讲各种疾病在屠体上的反映，必讲注水猪肉、注水的方法以及隐蔽性注水的辨认。

1999年，为生计所迫，我杀猪卖肉了。有的同学可能要问，既然天下行业有七十二行，为什么偏偏选择杀猪卖肉呢？一句话：门槛低，周转快，当天见效；不需要太多本钱，没多少技术含量。

广东天地食品公司董事长、我们的学兄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卖猪肉比卖电脑还有技术含量。”开始我并不这样认为，否则也不会去卖猪肉，当然有可能去卖鸡肉、牛肉。后来想想，他的话还是有道理，毕竟电脑零件是机械加工的，很规范，严格按照程序组装即可；生猪是自然生长体，个体差异很大，大多数情况下全凭经验把握，对分割师的技术要求很高。顺便说明，我与学兄——陈董事长今天一起回校与大家交流，但我们两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甚至有本质的区别。先说相同点，两个北大猪肉佬。大家上网输入“北大、猪肉”两个关键词搜索，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没有第三个。

不同点在于，第一，他是经济系，我是中文系。从相貌上看，他年轻，我沧桑。事实上，他1963年生，1980级，师兄；我1965年生，1985级，师弟。人家是老板，保养得度，加之南方水土养人，所以显得年轻；我为一介小屁民，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累过度，加之黄土高坡风沙，故而沧桑。

北大1984届经济系，那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接触的是改革开放前沿高端经济界人士，朋友圈子多为党政要员与企业老板；1989届中文系，发配到破产企业劳动改造，接触的是拿铁锤、斧头的，朋友圈子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起点有云泥之别。第二，1992年，他在积累一定人脉、经验后主动下海，掘得第一桶金，胆气倍增，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1993年，我在企业倒闭、饱受排挤之后愤而跳海，兴办化工企业，因国家治污被迫关门，担负沉重债务，形成一定思想负担，被市场大潮吓破了胆，导致日后做事谨小慎微，故步自封。

第三，他是企业家，我是小屁民。1999年，我迫于生计，操刀卖肉，仅为养家糊口而已，所以目前没有什么发展，反倒萌生退隐之意；2007年，他去市场买菜，从中捕捉到商机，强势介入，做土猪品牌，产、供、销一条龙，目前广州有500多家、上海有20多家连锁店，很快在北京也要开店，连同他的苹果醋饮料，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第三条忠告：考入北大，只能证明我们天赋高，文化课学得好。其他说明不了什么。有位校友薛涌，写过一本书，叫《北大毕业等于零》，不知大家看过没有。其实我也没看过。顾名思义，走上社会，我们在学校学过的知识未必用得上，需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往往在学校学习、表现好的学生，走上社会没出息；反倒调皮捣蛋者，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从幼儿园到小学，而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近二十年时间，几乎占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最可塑的时段。在学校表现优秀，经常受老师、家长表扬，周围也是一片溢美之声。久而久之，习惯了表扬、奖励，面皮较薄，受不得批评、挫折，走上社会，没有一帆风顺，在打击、挫折中容易一蹶不振；相反，调皮捣蛋者，经常挨批评，脸皮锻炼得特别厚，走上社会，百折不挠，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我们北大，这种情形可能更典型。还有一点，作为全国名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毕业去向也是全国各地。具体到一个城市，我们人数少，势单力薄，更容易受到嫉妒与排挤。做得好，你北大的，应该；稍有差池，“还北大的，就这水平！”。所以，校友会的作用非常大。我们长安区，中层领导有二十多位是西安农业学校一个班毕业的，原因是区委书记是他们同学，了解，知根知底。

2003年，由于媒体的关注，我一鸣惊人。然而，我胸无大志，2004年被当地政府招安。现在，八小时之内，干党的事业；八小时之外，奔自己的小康。倒也悠闲自在。非常抱歉，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最后，感谢母校，给了我在此与大家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各位耐着性子听完。谢谢！

第二篇：陆步轩_北大演讲稿

我给北大抹黑了，给母校丢脸了

陆步轩北大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学弟学妹们，大家好!

首先谈点感受。

说老实话，站在这里，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与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为业界佼佼者、行业之楷模、时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彦宏、张泉灵等，他们为北大争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荣誉与骄傲！

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在此，我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给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借鉴。

二十多年前，怀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憧憬，我从陕西一个边远农村，踏上北京这块热土。在北大中文系，度过快乐、幸福，甚至是幸运的四年时光。

之所以这么说，是作为农家子弟，终于跳出了“农门”，没有了贫瘠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凄苦，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有的是鸟语花香，书声朗朗。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为我们是统招生，国家负责分配，只要拿到毕业证，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端起来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伴随着1989年的动荡，我们戴上了学士帽。经过风暴的考验，霉运也考验我们来啦。先是无休无止的学习、反思、写心得，接着一个个同学被用人单位退回，最后被发回原籍，接收劳动锻炼。

这样，一纸派遣证，我也毫无例外地被发配至我家乡——陕西省长安县——一个透着古铜色气息的名字。大家知道，古长安即今西安，现长安当时是一个市辖县，2002年撤县设区。

古长安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定都长安，曾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中国有句古话“穷不过三代，富亦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辉煌迟早会走向衰落，天朝大国——大清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安，乃至陕西，曾经的辉煌都已化为历史，尘封起来。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鲁迅笔下的阿Q，老是吹嘘祖上如何有钱，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

当然，我无意贬低故乡。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小地方缺乏人才，从而重视人才。事实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闭，裙带关系愈严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个部门，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一枝随风飘摇的浮萍很难扎根。

在此，作为过来人，给学弟学妹们第一条忠告：干事业到大都市，那儿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人事关系相对简单，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混生活到小地方，这儿交通方便，房价不高，生活安逸。

1989年7月，我被打回原籍。7—9月，整整三个月，每天骑上破自行车穿梭于西安、长安之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但既感动不了上苍，也打动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好不容易托关系，找门路，叩开县城建局大门，却被我高中一位同学顶替了。

有必要简单比较一下我与我这位同学：我，男；同学，女；我，北大；同学，西安地质学院；我，四年本科，同学，两年大专，至于同年毕业，是她多补习两年；我先来，她后到。之所以能被顶替，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她的关系更硬。我当时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找到县政协主席说情；她则是找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姨夫——时任长安县科技副县长。按理，政协主席是正处级，比挂职锻炼的副处级科技副县长职位要高，说话应该更顶事。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历来是“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一般从副书记职位退到政协任主席，已经日薄西山，仅仅是给个待遇而已，绝无东山再起之可能；而能从科研单位到一个地方挂职锻炼，至少说明：一是年轻有为，二是政界有关系，三是上升空间很大，前途不可限量。能在人事局——要害部门当局长，眼睛当然雪亮，自然掂得来轻重。需要说明一点，中间有没有人民币或者其他交易，不得而知。

当然，我还找过省、市、县许多部门，要么没编制、没指标，要么不需要人，有的干脆只对组织，不接待个人，凡此等等。万般无奈，在一个一百多万人的所谓大县，党政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文化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教育部门更不需要北大学生，只有一个即将破产倒闭的机械配件企业需要一个北大中文系学生解企业于倒悬。

顺便说明一下，北大建校百年，包括清华，在我们那个小县，我是唯一一个扎根的毕业生。有一个北农毕业的，比我小几岁、低几届，经常去找我，与我套乡党、校友关系。他当时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下海创业失败，自谋出路。至今无车无房，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孑然一身。白天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购旧书报；晚上市容、城管下班后摆旧书摊。自诩为文化人，未丢掉老本行，做的是文化产业，传递人类文明。前段时间三轮车被城管暂扣，还找我说情。我给300元，让他给城管买条烟。他说不值，破三轮值不了几十元。我说沟通关系，建立感情，要不下次他还扣你。

我报到的单位是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县办企业，有100来号人，当时已经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只有厂部20多人上班。我一天班未上，被借调到上级机关——长安县计经委写材料。

计经委主任是个转业干部，团副政委，文墨不多，讲话、报告全凭我写他念。按惯例，计经委主任届满，当升任副县长。但他例外，到了人大，任副主任。后来因给县上二十多位领导提意见，贴小字报，还到北京上访，被冠以“文革作风”“诬陷罪”罪名蹲了号子，失去了公职。我由于跟错人、站错队，久久不能转正。1993年愤然下海，自谋职业。

但文弱书生好比旱鸭子，海水太深，不久就呛死、淹死了。

1993年后，我先后干过工厂、矿洞、装潢、商店，等等。其中小本买卖多有盈余，稍微大点，必亏无疑。究其原因，一是个人能力差，头脑不灵活。

二是刚踏上社会，经验不足，掂不来轻重。

第三是利益与风险同在，肥肉毕竟看见的人多，好多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几多老板有黑社会背景便是明证。

第四，人生第一桶金至关重要，成功了，赢得资本金，确立信心；失败了，挫伤自信心，还可能背负沉重的负担。

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行业的选择及其切入点、时机也不可忽视。

陈声贵，兰州大学本科，中科院研究生，伯克利大学博士生，攻畜牧学。2003年前后在陕西凤县养野猪，亏损20余万。告借无门，穷得揭不开锅，在山中挖野菜度日。通过我联系白岩松，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被上海一家公司相中，从此不知所踪。野猪，皮厚肉粗，瘦肉率高，不易熟，口感不好。作为野味，尝尝还行；作为食品，在2003年时，还是超前了。

第二条忠告：不打无准备之仗，创业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天下行业七十二，行行都有潜规则。有的同学可能不屑运用，但你必须懂得，提早防备，才不至于临事措手不及。广州屠夫学校，不卖病、死、问题猪肉。但我每次讲课，必讲各种疾病在屠体上的反映，必讲注水猪肉、注水的方法以及隐蔽性注水的辨认。

1999年，为生计所迫，我杀猪卖肉了。有的同学可能要问，既然天下行业有七十二行，为什么偏偏选择杀猪卖肉呢？一句话：门槛低，周转快，当天见效；不需要太多本钱，没多少技术含量。

广东天地食品公司董事长、我们的学兄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卖猪肉比卖电脑还有技术含量。”开始我并不这样认为，否则也不会去卖猪肉，当然有可能去卖鸡肉、牛肉。后来想想，他的话还是有道理，毕竟电脑零件是机械加工的，很规范，严格按照程序组装即可；生猪是自然生长体，个体差异很大，大多数情况下全凭经验把握，对分割师的技术要求很高。

顺便说明，我与学兄——陈董事长今天一起回校与大家交流，但我们两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甚至有本质的区别。先说相同点，两个北大猪肉佬。大家上网输入“北大、猪肉”两个关键词搜索，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没有第三个。

不同点在于，第一，他是经济系，我是中文系。从相貌上看，他年轻，我沧桑。事实上，他1963年生，1980级，师兄；我1965年生，1985级，师弟。人家是老板，保养得度，加之南方水土养人，所以显得年轻；我为一介小屁民，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累过度，加之黄土高坡风沙，故而沧桑。

北大1984届经济系，那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接触的是改革开放前沿高端经济界人士，朋友圈子多为党政要员与企业老板；1989届中文系，发配到破产企业劳动改造，接触的是拿铁锤、斧头的，朋友圈子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起点有云泥之别。

第二，1992年，他在积累一定人脉、经验后主动下海，掘得第一桶金，胆气倍增，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1993年，我在企业倒闭、饱受排挤之后愤而跳海，兴办化工企业，因国家治污被迫关门，担负沉重债务，形成一定思想负担，被市场大潮吓破了胆，导致日后做事谨小慎微，故步自封。

第三，他是企业家，我是小屁民。1999年，我迫于生计，操刀卖肉，仅为养家糊口而已，所以目前没有什么发展，反倒萌生退隐之意；2007年，他去市场买菜，从中捕捉到商机，强势介入，做土猪品牌，产、供、销一条龙，目前广州有500多家、上海有20多家连锁店，很快在北京也要开店，连同他的苹果醋饮料，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第三条忠告：考入北大，只能证明我们天赋高，文化课学得好。其他说明不了什么。

有位校友薛涌，写过一本书，叫《北大毕业等于零》，不知大家看过没有。其实我也没看过。顾名思义，走上社会，我们在学校学过的知识未必用得上，需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

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往往在学校学习、表现好的学生，走上社会没出息；反倒调皮捣蛋者，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从幼儿园到小学，而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近二十年时间，几乎占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最可塑的时段。

在学校表现优秀，经常受老师、家长表扬，周围也是一片溢美之声。久而久之，习惯了表扬、奖励，面皮较薄，受不得批评、挫折，走上社会，没有一帆风顺，在打击、挫折中容易一蹶不振；相反，调皮捣蛋者，经常挨批评，脸皮锻炼得特别厚，走上社会，百折不挠，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我们北大，这种情形可能更典型。还有一点，作为全国名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毕业去向也是全国各地。具体到一个城市，我们人数少，势单力薄，更容易受到嫉妒与排挤。做得好，你北大的，应该；稍有差池，“还北大的，就这水平！”。所以，校友会的作用非常大。我们长安区，中层领导有二十多位是西安农业学校一个班毕业的，原因是区委书记是他们同学，了解，知根知底。

2003年，由于媒体的关注，我一鸣惊人。然而，我胸无大志，2004年被当地政府招安。现在，八小时之内，干党的事业；八小时之外，奔自己的小康。倒也悠闲自在。

非常抱歉，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最后，感谢母校，给了我在此与大家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各位耐着性子听完。谢谢！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作序 俞敏洪诚挚推荐。天之骄子变身猪肉屠夫，看北大“丑角”的另类人生

书名：《北大“屠夫”》作者: 陆步轩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时间: 2016.02

第三篇：北大卖猪肉毕业生：若非卖猪肉,房子都买不起 - 陆步轩,北京大学,北大卖猪肉毕业生

北大卖猪肉毕业生：若非卖猪肉，房子都买不起-陆步轩,北京大学,北大卖猪肉毕业生

：北大卖猪肉毕业生：若非卖猪肉，房子都买不起

我的肉店本来可以多开几家，但我就不想发财，我对商业不排斥，但也不是很感兴趣。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就挺好，平平淡淡，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4 月11日，因卖猪肉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受北京大学邀请，为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作分享，他说：“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在此，我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给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借鉴。”他自认反面教材的话，再次在网上掀起热议。陆步轩是陕西省长安县人。1966年出生，1985年以长安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长安县柴油机厂工作，后来下海经商，做过多种职业。1999年，在长安开了“眼镜肉店”。2003年，因南都报道“北大才子街头卖肉”而出名，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2004年，调入长安区档案局工作。2005年，陆步轩自述人生的20万字纪实文学《屠夫看世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4月15日晚，10年前曾采写过“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报道的南都记者姜英爽，再次在长安与陆步轩面对面。一度拒绝记者采访、反复重申自己日子平平淡淡的陆步轩，再度与记者长谈他在北大演讲的酸甜苦辣，以及他毕业24年的跌宕人生。旁白：2003年，因“北大毕业生卖猪肉”而名噪一时的陆步轩曾试过开猪肉连锁店，但最终他成为长安区县志办的一名编辑。关于丢脸怎么不该说呢？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姜英爽：十年没见，你过得快乐吗？陆步轩：平平淡淡吧，谈不上快乐，也谈不上不快乐。姜英爽：这次怎么会想到回北大呢？陆步轩：校长已经叫了几次，再不去，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前年老校长来西安，顺便看望了我，就请我回去。我没去，就觉得很对不起老校长。今年他又叫我，再不去就太对不住了。姜英爽：你准备了多久？陆步轩：一个上午吧。姜英爽：在台上作了多久的演讲？陆步轩：半个多小时。去之前我一无所知，就知道有一场演讲，有什么人出席，我一概不知道。没想到，去了那么多媒体。姜英爽：你觉得自己讲得怎么样？陆步轩：我在陕西都说土话，这么多年不说普通话；再说经常不上大台面，有点紧张是肯定的。姜英爽：你在台上说，“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现在想想，这话是冲动说出来的吗？陆步轩：怎么不该说呢？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姜英爽：北大的精神就是反传统的，兼容并包。何况现在已是一个很宽容的时代，靠自己吃饭，有什么丢脸的呢？陆步轩：通常的眼光是这么看。姜英爽：你心里这么想吗？陆步轩：这算是普世的价值观吧。姜英爽：你接受这个普世价值吗？陆步轩：让大家评说吧。姜英爽：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走过这个坎。陆步轩：我现在肯定早就走过了。姜英爽：但这是曾长期让你纠结的地方。陆步轩：对，过去没有走过去。现在，走过了。三个忠告考上北大只证明学习好，不能说明什么姜英爽：你的演讲，其实可以看做一个老师兄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或者对学弟学妹选择职业生涯的一些忠告吧。陆步轩：通过我的几个实例，我大概对学生讲了几个忠告。第一，要干事业，就要去大地方，那儿人来自五湖四海，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机会大；混生活就去小地方，交通方便，房价不高，生活节奏慢；第二，要创业就要选择自己熟悉的行当，哪怕自己不熟悉，可以先进去学习，打工，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则，明规则，潜规则，不熟悉贸然介入是很难的，传统行业30岁以前不要介入。比如杀猪、餐饮。你可以做高新技术，但是传统行业要到30岁以后再介入；第三，对北大学生来说，考上北大只能证明学习好，这只是一方面，不能说明什么。还要去努力地在社会上学习。现在有一种现象，那些从小学习好被人宠着的以后却混不好，反而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以后发展好，可能是一片溢美之声中成长，脸皮就比较薄，受不了挫折，而社会是很复杂的。就像我这种人，受到挫折就灰心丧气。姜英爽：在这方面你是负面教材？陆步轩：最起码刚开始是这样。十多年前，心境是不好的，受不了挫折。姜英爽：敢于自己解剖自己，晒出自己的丑，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在台上时，应该是五味杂陈吧？陆步轩：那是。姜英handuyishe365.org 淘宝网女装,女装品牌,韩都衣舍,韩都衣舍淘宝店

爽：你激动了吗？陆步轩：还是有点吧，因为我平时不讲这些。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高规格地当着那么多专家老师讲过，有压力是很正常的。所以讲得不连贯。姜英爽：有害羞吗？陆步轩：有啊。姜英爽：你觉得自己不成功吗？陆步轩：普世价值里我不成功。我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姜英爽：这次回去北大，有什么感受呢？陆步轩：早就过了激动的年龄了。同学会也回去参加过。勾起了一些回忆吧。姜英爽：对母校，还有很深的感情吗？陆步轩：当然有，在那里生活了几年，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的。姜英爽：也是你一生中最充满理想和辉煌的日子。陆步轩：是。姜英爽：你见到校长了吗？陆步轩：新老校长都见到了。跟许智宏校长交流比较多，他对我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他说我在不利的环境下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老师对我的勉励，让我很感动。名校情结我都放下了，现在就是平平淡淡姜英爽：同学见面，会开你卖猪肉的玩笑吗？陆步轩：有。姜英爽：你在意吗？陆步轩：开玩笑嘛，在意什么呢？姜英爽：会有种自卑的感觉吗？陆步轩：没有。同学之间是最纯真的感情。谁是咋样子的人，很清楚。姜英爽：这是人生最真诚的一批朋友？陆步轩：是。姜英爽：你觉得你放下了吗？北大给你的桎梏，那种名校的情结？陆步轩：现在，我都放下了。姜英爽：是年龄增长还是阅历增加？陆步轩：都有吧。我的人生，现在就是平平淡淡的。姜英爽：这接近你的理想吗？陆步轩：理想的年代，早就过去了。姜英爽：你接受命运了？陆步轩：踏踏实实过日子倒是的。姜英爽：比起之前十年呢？陆步轩：之前十年是折腾吧。这十年，我稳定下来了。姜英爽：我感觉你把自己的心封起来了，不想让人看到你？陆步轩：我觉得很透明。人生选择，真的要感谢卖猪肉的生活姜英爽：你对你选择走过的人生路有过后悔吗？比如选择下海，选择卖猪肉，最后去档案馆工作……陆步轩：那不是我选择的，都是被迫的无奈。姜英爽：到现在为止，你为自己做过选择吗？陆步轩：小的可能是有，大的，都是被选择。姜英爽：你接受这些选择？陆步轩：我很坦然。姜英爽：其实现在社会对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宽容。卖猪肉也不算什么，记得“非典”时你的猪肉生意好像还做得特别好。陆步轩：对，特别好。我平时卖的就比别人卖的价格高。姜英爽：但是质量特别好？陆步轩：对，病死猪、注水猪肯定没有，别人都到我这里买。现在想来我要感谢卖猪肉的生活，不然我到现在房子都买不起。姜英爽：现在回忆那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陆步轩：那也是一种活法吧。前前后后也十多年。就像刚才说的，不是卖猪肉，我房子都买不下。所以真的要感谢卖猪肉的生活。姜英爽：你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吗？陆步轩：曾经有过吧。现在已经被岁月磨平了。姜英爽：我记得10年前，即使你在卖猪肉时，你仍然告诉我，你是个要做大事的人。现在，这个理想还有吗？陆步轩：现在我的理想就是做公益。食品市场，比如我熟悉的猪肉就问题很多。姜英爽：你能做些什么呢？陆步轩：促进一下食品的安全，是我可以的。关于经商，我的长处就是对猪肉比较熟悉旁白：2008年5月，陆步轩认识了同为北大校友、同是“卖肉佬”的陈生。2009年8月，陈生邀他赴广州相商，提出开办“屠夫学校”。陆此后走进广州“屠夫学校”当名誉校长和公益老师。姜英爽：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辞去工作，加入他的企业，做他的助手？陆步轩：朋友之间帮忙可以，但去他那里工作没有考虑过。感情上的朋友，最好不要做生意的伙伴。姜英爽：你觉得你不是经商的材料？陆步轩：我对市场把握不了，我的长处就是对猪肉比较熟悉。姜英爽：你为他的屠夫学校讲课？陆步轩：这是一种公益，也是一种义务。他想办屠夫学校，请我为他写教材。而这正是我熟悉的领域。姜英爽：在县志办的工作适合你吗？陆步轩：很累，很多工作，也很充实。一年几十万字的任务，都是我来完成的。姜英爽：在这方面你是优秀的吗？陆步轩：应该说做得比较好，很多人要我写地方志材料。我在我们这里倒是经常讲课，单位里人人都叫我老师，都很尊重我。隔上一段时间，我就给他们上辅导课。姜英爽：你还是用你的工作证明了你的优秀。虽然你没有一官半职。按照你说的普世价值观，算是混得不好。陆步轩：对。早上8点就到办公室，开始工作，12点接孩子放学，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9点，我都在这里工作。姜英爽：你是那种即使去卖肉也要做到最好的人。陆步轩：对，不敢说是做到最好，但都努力去handuyishe365.org 淘宝网女装,女装品牌,韩都衣舍,韩都衣舍淘宝店

做。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这样的。姜英爽：还有以前那份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骄傲吗？陆步轩：(笑了)还是有点吧。我的肉店本来可以多开几家，但我就不想发财，我对商业不排斥，但也不是很感兴趣。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就挺好，平平淡淡，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姜英爽：记得你曾经说过想让孩子考到清华去？陆步轩：现在看很难了。只要不是特别优秀，小地方的孩子很难考到北大、清华去。我这次去北大，发现农村的孩子已经非常少了。我们上学时，大概农村的孩子还有40%左右。北大清华的自主招生只会面对大城市的孩子，而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已经基本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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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北大才女演讲稿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应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名人演讲稿——北大才女卢新宁励志演讲稿：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名人演讲稿——北大才女卢新宁励志演讲稿：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今天，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儿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虽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惟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名人演讲稿——北大才女卢新宁励志演讲稿：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文章名人演讲稿——北大才女卢新宁励志演讲稿：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出自http://，转载请保留此链接！。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20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惟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名人演讲稿——北大才女卢新宁励志演讲稿：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演讲稿http://。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谢谢大家！

第五篇：卡特2003北大演讲稿

Appendix 4 Carter’s speech at Pecking University

It is a special pleasure for me to return to China and to visit this great university, which is a powerful center that brings together some of China’s brightest minds for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It was here that the May 4th movement began among students in 1919, partially 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decision at the Paris peace talks to transfer the former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tung province to Japan, instead of returning them to Chinese control.Chinese intellectuals wanted to strengthen their country and decided that China needed both science and democracy.What this mean was unclear, and the movement produced differing answers.Idealistic ambitions were soon drowned in the civil wa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follow fervent revolution.Debate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have continued to this day.I first came to your country in April 1949 as a young submarine officer to participate in naval exercises off the coast of your most important seaports.It was obvious then that the days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were numbered.Chiang Kai-shek left the mainland only a few months later,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on Oct.1, which happened to be my 25th birthday.During 1978, I conducted intense negotiations with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and we announced that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on the first day of 1979.his was one of the wisest decisions I made during my time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t has brought benefits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others who value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of the world.On my several visits here during the past 22 years, I have enjoyed hours of discussion with Deng Xiaoping and his successors and ha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many regions of your country to witness its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dramatic moves toward a more open society.More freedom of worship, the movement of your people, the rights of free enterprise, and China’s increasing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very gratifying to me.Among the issues that Deng Xiaoping discussed with me were his plans to initiate economic reforms and encourage free and open elections within the small villages of China.The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adopt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1982, and a basic law was passed in 1987 to outline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is goal could be reached.The vice premier made it plain to me that small villages were not part of the overall communist party system, but he though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ir own citizens and to higher governments to permit locally elected official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Mr.Peng Zhe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would repeatedly say that village elections were a seminar on democracy that all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should experience.It w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China on the eventual path to achieve full democracy.Six years ago, the Carter Center was invited to assess progress in meeting Deng Xiaoping’s original goals and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advice in standardizing electoral and governance procedures.Since then, the Carter Center has enjoy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partners at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The electoral law was revised in November 1998, and we have continued to observe this intriguing process.We also have been invited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s of township

and countries.In the summer, our Center sponsored a conference on the recent elections of distric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oes in Shenzhen.Chinese leaders also hav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our guests, to witness the conduct of our electoral process.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The Carter Center has never presumed to step beyond the bounds of our role, acting strictly as observers, making comments only when specifically requested to do so.It is not up to us to interfere in basic governmental decisions of your sovereign nation.Some noted scholars argue that direct elections of public officials are not suitable for China, comparing your own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with that of India and Russia.That fact is that your great nation already has made the remarkable transition to a relatively open society with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based primarily on reforms initiated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There is no doubt that further political changes could be made, if desired, without any real threat to stability or the rule of law.My personal belief is that the goals of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and orderly society can best be reached when the people are given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oosing their own leaders directly.It is beneficial for all citizens to feel that they are involved personally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own destiny and for leaders to know that their political futures depend upon honoring promises and meeting the legitimate needs of those who have put them in office

This usually results in an easing of tensions, a spirit of voluntary teamwork, and an inclination to accept government decisions as coming from within one’s own family.Although democratic government process are sometimes fumbling and confusing, as in my own country, there is an innate capability for self-correction of mistakes and the peaceful accommodation of changing circumstances.Contrary to the arguments of some scholars, there is no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s proven in my country, Canada, throughout Europe, and in many other stable and prosperous nations in the world.Some, like South Korea, have had to face serious economic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 market changes, scarcity of raw materials, or inept management, but their resilience has been proven as their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s a unified, have ralli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It is only in the proper meld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n a democracy, that elected leaders can afford to permit complet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unrestricted worship, movemen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unimpeded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other ways to demonstrate free will and political human rights.Of course, each sovereign nation must decide which of these goals it decides to reach, and when and how to achieve them.From my own observations, the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 and popular.There are still unanswered questions in some area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ed leaders and those appointed by higher officials, but most of these questions are being answered successfully.Political reform is a slow process, as has been proven in America, other countries, and even here in the village election process that began fifteen years ago.Democracy is not a scary thing.It is, in essence, a set of procedures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agree to observe.China’s experience has proven this point.When called upon to elect their own

leaders, the rural residents were suspicious at first, but they participated earnestly when they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is was indeed what the government was encouraging them to do.As a result of this massive participation, the provisional 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r committee was suddenly inadequate because it did not contain necessary procedures to secure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t governance.The law was revised in 1998 and, once again, needs to be amended.Deng Xiaoping long ago declared that no basic reform of any kind could move forward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You have already taken early steps, and future decisions concerning democracy remain for your citizens and leaders.When I met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two years ago, he told me about his July 1 speech and described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s”.He agreed with me that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fully realize the “three represents” was to allow peop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in the best and most responsible manner.So, 84 years since the May 4 movement, the Chinese debate on the merits of democracy is still ongoing.Beida is a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ums of this discussion.I hope you will all participate in this debate and, as before, help to shape the future of your own natio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