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全球化-中国拐点-中国道路与工人阶级的使命(演讲稿)

第一篇：李昌平：全球化-中国拐点-中国道路与工人阶级的使命(演讲稿)

全球化 中国拐点 中国道路与工人阶级的使命（演讲稿）李昌平前30年，是中国被全球化的30年，也是中国农民和工人为中国沿海地区被全球化付出代价的30年；未来30年，中国走什么道路，决定中国农民和工人前途和命运；中国能否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

一，城市化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出路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问题，更是农民问题。

发达国家都只有百分之几的农民，我们还有9.4亿的（户籍）农民，占70％多。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至少还要转移9亿多的农民到城市，或许我们永远达不到。如果我们保留30％的农民，将来农村（乡镇及乡镇以下）留住5亿人，我们也还要转移6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做市民。

如果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8－10％以上，平均每年转移1500万人，转移农民至少还需要40多年。所以，未来数十年，城市化依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根本出路！

二，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减少农民和农民工；

进城和市民化，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出路。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因为技术进步，因为专业化分工，因为集约化，因为效率，因为集中交易。所以，必然有工业化。工业发展，有集群效应，就必然出现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促进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等等。财富和社会产品不断向城市集中、人就不断向城市集中。人不断向城市集中，需求就不断增长，生产就不断扩大，财富就不断积累，欲望就不断上升、技术就不断进步，这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尽管这样的循环不一定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一个农民在城市一年的收入可以是他在农村的5倍以上，一个农民在城市的消费，可能是他在农村的10倍以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三，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农民和工人的命运不同 工业化，有国家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分。工业化道路决定城市化道路，不同道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工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后转移到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沿海等地，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梯度转移的。先发国家把一般性制造业向后发地方转移，靠知识产权、靠标准、靠金融衍生品、靠生产货币、靠吸纳人才和财富生存。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什么会梯度转移呢？因为先发国家资本要扩张，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对外扩张是转嫁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好办法。同时，发达国家资本要获得垄断利润和“殖民绿色红利”，必然要和异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结合才行。梯度转移实际是先发国家国内问题国际化的需要。

中国沿海外向型工业带（出口导向工业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是先发国家过剩的资本和中西部过剩劳动力、东部廉价土地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的。亚洲四小龙30年出口导向工业化，实行了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国沿海出口导向工业化30年，也会使沿海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但不能帮助整个中国实现现代化（后面我会重点展开讲）。

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同，强调主权国家自主发展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强调主权国家内部均衡发展、平衡发展，强调国家之间平等和平衡贸易。强调几大部门协调发展，强调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也带动城市化，是大体上均衡有序的城镇化。

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体系在苏动解体之后解体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数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承接了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自我殖民化”国家。没有“被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国家，被边缘或孤立起来了。如：朝鲜，从90年代开始，朝鲜被迫停止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倒退了许多年。

四，全球梯度转移工业化的“中国拐点”与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认识。亚洲“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行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将农民减少到10％以下。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数十年，搞“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数十年，却并没有出现欧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现代化。相反，30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民还增加了2亿（7亿增加到了9.4亿）。中国的人均GDP3500多美圆了，农民人数应该在30％以下了，为什么还有近70％的农民呢？因为中国步入“出口导向工业化”轨道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中国拐点”，随着越南、印度等也加入低端制造业，全球是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这和“中国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没有前途是一个道理——制造业“供过于求”。

先发国家搞一般性制造业的时候，100元GDP，可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当中国之后的后发国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时候，100元GDP只有30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农民工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还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国民怎么可能有消费能力呢？中国制造业只会制造出“出口依附型”经济——“自我殖民化”经济（蜡烛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中国拐点”不仅仅仅限于中国劳动力加入全球制造业后形成的拐点，在商品进出口贸易、资本输出输入、资源和货币储备等等方面，都存在中国拐点，只要中国进口的，都贵；只要中国出口的，都便宜。

全球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宣告了后发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实行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了。

当全球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数千万农民工不得不返乡，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打了数十年“长工”。中国沿海地区本质上是“自我殖民化”地区，所实行的现代化是以牺牲中西部农民工利益、牺牲国家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等为代价取得的。和日本占领东北时（殖民地）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本质上是相似的，农民、工人阶级为此承担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在“中国拐点”出现后，后发国家再继续走以“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自我殖民化”的道路，是农民和工人阶级奴役化的道路。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只会将国家和民族引向二战前的危险。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全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需要重新探索。如果说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后发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就是和平发展的核心议题，找不到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世界绝大多数农民和工人就没有前途，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

五，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沿海地区也会进入低增长阶段，挤出工人是必然的

很多人将2008年沿海的出口企业倒闭潮、农民工失业潮说成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沿海的出口导向工业也会出现工厂倒闭潮，工人失业潮。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必然结果。中国沿海的低端制造业必然会向更低地价和更低劳动力价格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资本的本性。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阶段性的，沿海在2009年就会恢复到2007年的高速增长水平。这是一厢情愿，中国无论怎么出口退税，都挽救不了沿海出口企业大规模倒闭的命运。沿海制造业将来不仅难以更多吸收中西部劳动力就业，相反会挤出更多的失业工人。

张五常等权威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或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以期待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张五常应该明白，在中国、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轨道之后，世界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逆转——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没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说白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是“只要（农民工）劳动力，不要人（农民工）”的“牲口型”劳动力竞争优势经济。即使将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民工变成“牲口”，也维持不了其“出口导向”竞争优势。

东南沿海出口型企业的倒闭潮和农民工失业潮在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的。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规律决定的，是必然的。

六，中国未来的道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出路

1，中国的国际选择：是当“黑砖窑窑主”，还是当第三世界带头大哥？ 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依靠 “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必须终结。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呢？这是中国未来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依附，虽然明明知道得不偿失，没有前途，但中国已经深深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成为了美欧的“黑砖窑窑主”，一时难以“重新做人”。必须继续“蜡烛经济”模式和美中国的小弟弟角色。当然，中国也不排除学发达国家，对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实施“梯度转移”，把后发国家变成自己的“黑砖窑窑主”。

全球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今非昔比了，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社会主义思潮不可阻挡。特别是“中国拐点”之后，后发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终结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展议题。中国应该勇敢承担起主导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使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带头大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建立第三世界联合阵线，探索第三世界合作起来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大有可为的。但习惯了“韬光养晦”的中国，是否会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呢？只能拭目以待。

“中国拐点”之后，世界不可能让庞大的中国“韬光养晦”，实事证明中国这样的恐龙是没法学小猫“韬光养晦”。如果中国不在带领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上有所作为，中国注定是一个朋友越来越少的国家，甚至随着资源、能源消耗越来越大，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孤立的国家。

2，中国的国内选择：为工人和农民而现代化 中国必须放弃为GDP而现代化、为资本家赚钱而现代化、为少数人发财而现代化、为少数地方振兴而现代化、为抓到老鼠而现代化、为满足美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现代化的错误发展模式。中国应该为农民和工人当家作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现代化。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能用来掩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事，中国必须实实在在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上来。

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当家作主是大前途。在坚持这个大前提下，未来的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应该选择“双向梯度转移”和“双升级”战略。站在全球看中国，中国的沿海和大城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产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都相对于后发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人民币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有了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好处的能力。中国走出去的时候到了。

站在中国看中国，中国人口巨大，腹地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将中国当成全球，香港、台湾、上海、广东、北京、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等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就相当于欧美和日本；西部地区相当于非洲；中部地区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内部实施梯度转移战略已经水到渠成。

从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和国内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在经济发展上，发达地区和重要城市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即走出去，参与“全球梯度转移”；同时在国内实施“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对外梯度转移”还是“对内梯度转移”，都必须有别于把资本输入地政府变成“黑砖窑窑主”、把工人变成“黑窑工”的“梯度转移”。要保证劳动者权益，要保护环环境，要公平贸易。

在社会发展上，实施“双升级战略”，即：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战略。社会升级就是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由不和谐的社会升级为和谐的社会；生态升级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发财，要把环境优美作为发展的重要治标，要把乡村、城镇都建设成山清水秀和公园一样的地方。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是一个国家的最后竞争力。社会不升级，生态不升级，钱和有钱的人、有技术的人都会跑掉，这样的国家，GDP增长越多越快，未来越没有希望。

如何实事“双向梯度转移”和“双升级”战略呢？

第一，以“农民工工人化”，“新工人市民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城市化。

未来的中国，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

中国等后发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是农民工（新工人）没有工人待遇和市民待遇所致，工人阶级没有消费能力所致。

中国等后发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依附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因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所致，生产和再生产依附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人民的消费，所以政治上也没有自主性。

解决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让发展经济的目的回归到“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来，就是要增加工人的收入，就是要让新工人市民化，并享受平等国民待遇。解决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政治问题，就是要发展内需为主的经济——服务于国民的经济，这样才能增强经济自主性，从而增强国家政治自主性。

没有工人阶级的国民待遇和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就没有国家经济的自主性，也没有国家政治的自主性。

因此，未来无论制造业是“对外梯度转移”还是“对内梯度转移”，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全体国民的利益，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国企工人还是私企工人，无论是中国工人还是外籍工人，都一视同仁，工人劳动者权益平等。

社会保障制度升级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新工人还是老工人，都是工人，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都是城市居民，都是公民，市民待遇要平等，公民待遇必须平等。所谓社会升级，就是要将所有人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受无差别的基本国民待遇。

“农民工工人化”，“新工人市民化”。既是未来经济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未来政治自主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以“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促进5亿农民现代化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4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多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的进城，不能被迫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很多人认为，必须废除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必须推行土地私有化。坚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只有土地自由买卖，私人资本就可以下乡整合农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农村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了。很多人坚定相信这是“效率最高”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规律。中国农村是资源和人口矛盾极度紧张的国家，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民一万年都不可能小康，只会越来越困难；依靠资本主导的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只会使少数人更富，多数农民快速破产。5亿多农民，如果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体制，毫无效率可言；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资本会很有效率，但农民一定会大量破产，会产生大量“流民”或贫民，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乱子，只有学习大寨村，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道路。在保留集体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是未来中国农村必然的选择。集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的资本，村民共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全部收益。集体资本主义的最大好处在于发展的成果留在农村、发展和建设农村、治理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制度选择，小农才不会被逼破产，农民工才有退路，转型时期才是安全的。新农村建设——重点建设8－10万个中心村（镇）才可操作，乡镇和乡镇以下才能够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活。

很多人不喜欢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对现在重提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十分反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生命力比家庭经营更有生命力（家庭经营和集体经济并不矛盾，相互促进关系）。很多人都主张农民“自我集体”，不主张“被集体”。亚洲国家的小农，和欧洲的农场主不一样，很难实现自我集体，都是政府扶持和保护下形成集体的，并且集体组织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排他性组织，如一乡只有一个农会。可以自由加入，可以自由退出，但不可以自由另立一个农会。农民集体在政府扶持形成集体之后，在法律的保护下（排他）成长，最终实现民主决策，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主发展。所谓现存的农民组织和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是“被集体”的，就应该消灭、解散、再“自我集体”的说法，是破坏性的思维，是极左的！更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想当然！

总而言之，为了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须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基石，农地使用权家庭经营是基础，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方向，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这几条是基本原则，都必须坚持。

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中国未来的道路。

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30年，是自我殖民化的30年，是中国工人阶级由主人走向“准黑工”的30年。30年，无数的工人兄弟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竟然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连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和居住等基本人权都失去了。过去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付出了惨痛代价、甚至无数生命。30年，快两代人了，足以让中国工人阶级觉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

中国应该率先重返社会主义道路，这对第三世界人民当家作主人、不再受资本奴役意义重大。中国能否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需要一些条件：一是大学生要认同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今天中国的媒体、大学、政府、专家学者都有意无意将大学生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很多大学生也没有清醒认识到自己和农民工是一样的，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工人阶级要做彻底的市民，要为获得市民待遇而努力奋斗；三是工人阶级要重新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要有领导阶级的自觉性，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要重新回到党的核心领导岗位；四是建设劳动人民的文艺，文艺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五是中国工人阶级要认同全球工人阶级是一家。

世界工人阶级在等待中国工人阶级重返世界舞台，世界在等待中国工人阶级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的带头大哥，已经等待很久了。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有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而斗争的历史使命。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承担起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使命，而且要主动承担领导全球工人阶级、特别是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使命，为广大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免遭资本主义全球化奴役而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坚定站在第三世界工人立场上，反对中国少数黑心资本家在后发国家的剥削和破坏行为，这虽然不符合中国少数黑心资本家的利益，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不可能自然而然的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带领和推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轨道。

中国一旦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必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带头大哥。中国也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才能摆脱蜡烛经济和自我殖民化的命运。

中国的未来，是第三世界的未来。

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是第三世界工人阶级的未来。

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拯救自己，还要承担拯救中国和第三世界的使命。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工人阶级的地域！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工人阶级自己！

2010年8月于北京

第二篇：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演讲稿

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演讲稿

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 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 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 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 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 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

第三篇：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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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辞中，首次提出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单选题，本题2分）A：1922 B：1933 C：1944 D：1955 D

2、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单选题，本题2分）A：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B：实现现代化

C：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D：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D

3、工业文明使欧洲列国迅速崛起，首先称霸全球的国家是（）。（单选题，本题2分）A：德国 B：意大利 C：葡萄牙 D：西班牙 D

4、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的开放战略。（单选题，本题2分）A：互利共赢 B：和平共处 C：友好合作 D：利益优先 C 5、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连连，最后被（）占领了首都北京。（单选题，本题2分）A：八国联军 B：美国 C：日本

D：英法联军 D 6、18世纪末期，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的（）。（单选题，本题2分）A：3.00% B：5.00% C：7.00% D：9.00% B

7、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梦”时提到，实现（），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单选题，本题2分）A：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B：建立新中国 C：赶走日本侵略 D：实现现代化 A

8、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美好前景。（单选题，本题2分）A：政府高效 B：人民幸福 C：企业发展 D：地方发达 B

9、《海国图志》是魏源受（）嘱托而编著的一部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单选题，本题2分）A：林则徐 B：曾国藩 C：李鸿章 D：左宗棠 A

10、美国每个人之梦的实现造就了这个强盛的国家，美国梦的含义就是重视（）。（单选题，本题2分）A：个人奋斗 B：国家奋斗 C：政府奋斗 D：企业奋斗 A

11、《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中国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单选题，本题2分）A：40 B：60 C：80 D：100 C

12、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怀念和崇敬的（），领导中华民族步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代。（单选题，本题2分）A：周恩来

B：毛泽东 C：邓小平

D：刘少奇 C 13、1978年开始，我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真正开始了中国的（）。（单选题，本题2分）A：民主化 B：现代化 C：国际化 D：全球化 B

14、中国从（）以来，就是一个封建的集权制国家。（单选题，本题2分）A：夏商 B：秦汉 C：北宋 D：南宋 B

15、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单选题，本题2分）A：企业 B：人民 C：机关 D：政府 B

16、中国梦有国家强盛之梦，也有老百姓富裕幸福之梦，二者要（）。（单选题，本题2分）A：辩证看待 B：分开 C：结合起来 D：先后实现 C

17、国家之梦是（）的一个集合，不仅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且要实现富民，老百姓要幸福。（单选题，本题2分）A：中央之梦 B：领导之梦 C：政府之梦 D：人民之梦 D

18、建国后，我国对外经济方面，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因此我国失去了对外开放这个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发展的动力，没有融入（）。（单选题，本题2分）A：全球化 B：WTO C：联合国 D：世界银行 A 19、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单选题，本题2分）A：美国 B：中国 C：英国 D：日本 A 20、老百姓富裕和幸福之梦、成就事业之梦是这个国家强盛的（）。（单选题，本题2分）A：基础 B：目标 C：结果 D：希望 A 21、18世纪末期，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单选题，本题2分）A：五分之一 B：二分之一 C：三分之一 D：四分之一 C

22、我国在建国以后，体制上实行了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体制，资源分配上实行（）。（单选题，本题2分）A：市场经济体制 B：计划经济体制 C：按需分配 D：按劳分配 B 23、1977年5月24日，（）在接待外宾时讲，“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可能也应该干得比他们好”。（单选题，本题2分）A：邓小平B：毛泽东 C：刘少奇 D：周恩来 A

24、同时在理论上、概念上和思想上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概念的是（）。（单选题，本题2分）A：邓小平B：毛泽东 C：江泽民 D：周恩来 C 25、1800年，全世界粮食产量最多的国家是（）。（单选题，本题2分）A：美国 B：中国 C：英国 D：德国 B

26、厚德载物则蕴涵着中国精神固有的内在性，表现为天人相通、民胞物与的本体观，也拓展为诸如（）以及为己之学等人生观与价值观。（多选题，本题3分）A：应时守势 B：虚壹而静 C：德性修持 D：内圣之道 ABCD

27、实现“中国梦”，必须（）。（多选题，本题3分）A：走中国道路 B：弘扬中国精神 C：凝聚中国力量 D：以上都正确 ABCD

28、生产要素包括（）等。（多选题，本题3分）A：土地 B：资本 C：知识 D：技术 ABD

29、“中国精神”是（）的根本力量！（多选题，本题3分）A：凝聚中国心 B：凝聚力量 C：实现理想

D：实现“中国梦” AD 30、党的十八大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的根本成就。（多选题，本题3分）A：发展 B：奋斗 C：创造 D：积累 BCD

31、“9·11”事件后，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移到反对（）方面。（多选题，本题3分）A：极端宗教主义 B：恐怖主义 C：中国崛起 D：俄罗斯发展 AB

32、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要求（）。（多选题，本题3分）A：完全依靠市场调控 B：老百姓自行解决 C：土地产权问题 D：压制房价 CD

33、实现“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的制度是（）。（多选题，本题3分）A：教育公平

B：底层向上层流动的制度 C：政治民主 D：市场经济 AB

34、“中国精神”（）的思想观念，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多选题，本题3分）A：生发于中华文明传统

B：贯穿于现代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历程 C：具有强大凝聚力 D：具有强大感召力 ABCD

35、“中国梦”的目标不仅包括国家强盛，还包括（）。（多选题，本题3分）A：人民物质需求旺盛 B：人民富裕 C：人民生活幸福 D：以上选项都正确 BC

36、如果说时代精神是文化基础，着重于对历史的传承；民族精神则是精神导引，着重于对未来的拓展。（判断题，本题2分）

否

37、时代精神不具备一个历史演进过程的特点。（判断题，本题2分）

否

38、改革创新并不是中国人的当代精神追求和思想特征。（判断题，本题2分）

否

39、孔子的审美理想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判断题，本题2分）是

40、革命就是两极对立思维，这在战争年代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判断题，本题2分）是41、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击碎了“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天朝上国”迷梦。（判断题，本题2分）是

42、孔子所追求的“中和之美”对中华民族的审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判断题，本题2分）是

43、“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判断题，本题2分）是

44、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判断题，本题2分）是

45、中华民族要在一定物质利益基础上重视理想信念和远大目标，要用理想信念凝聚人心、激励世情。（判断题，本题2分）是

第四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摘要

1.公正看待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

2.21世纪中国梦:成为城里人、安居乐业梦、就业创业梦、生活的社会保障梦、公共服务

梦、生态环境优美和家庭平安梦、精神生活之梦

3.资源环境领域、资源环境约束

4.重大结构调整与提升竞争力：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5.财政税收体制

6.完善经济体制：土地、金融、国有经济改革

7.消除两极分化与实现共同富裕

8.中国道路路线图

第五篇：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于是苏联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尼克松时期一度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

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遂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最初提出的“十四点”宣言，如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的确是基于威尔逊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 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苏联在列宁执政的后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外交政策目标迅速转向扩张苏联的国家利益，此后，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则完全因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对被奴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终从属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追求。因此，美苏冷战的实质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站在历史正义面的工具。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

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freeeconomic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3。但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权力政治；权力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权力上升的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

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

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

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

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of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

“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

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的安全困境。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0。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1。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

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600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美国对印度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

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1][2][3]下一页，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岛内的

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15，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能力严重不足。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

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企业完全臵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levelplaying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臵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避免地遭遇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

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0。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ofcompliance）”21。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2。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3，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24。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把对华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

度合作以及渗透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25，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6。西方跨国公司究竟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对于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获得垄断性利益增强了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对西方跨国公司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国有化运动；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27。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28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以及人权自由民主等经济和政治意识

形态，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真正的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遥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和1997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迫使大量缺乏技

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状态下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臵，不但大大制约了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而且还造成持续通货紧缩的局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致使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资水平20年来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并使社会犯罪急剧增加。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29，而这些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

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世界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极大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但是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处境，形成本国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 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从而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

不到美国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和技术制约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的边缘。而且，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31。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22。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并行不悖地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

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34。尤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华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35。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全文共计15,350字）

1Williams,TheTragedyofAmericanDiplomacy,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nbs上一页[1][2][3]下一页

p;4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5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在政治上争取第三世界以抗衡苏联，默认后者对本国市场进行一定的保护，关贸总协定有关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为此进行了40多年。

6它宣扬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资本主义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信息技术大大促进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

7美国的军事开支相当于全球军事总支出的36%，美国一国的军事支出，比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位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见2002年2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采访。

81902年缔结的对付俄国的英日同盟、1904年和1907年缔结的对付德奥同盟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92001年9?11事件以来俄美关系迅速改善，2002年4月，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及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02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正式缔结削减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并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俄中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已处于次要地位，这些令周边形势日趋紧张的中国倍感不安。

10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02.11尽管遏制中国将难以避免地带来日本军事力量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军事上控制日本并不困难。因此，并不存在美国扶持实力尚弱的中国抗衡日本的可能。中国更无从离间美日关系，在美日同盟中打进楔子，“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

12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02.13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6。

14DavidLague,“Taiwan,GoodbyetotheMainland”,FarEasternEconomicReview(online),Issuecover-datedFebruary07,2002.15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

府，因此，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多大吸引力。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危机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其他和平统一模式上的可选择余地，这就使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东西德和南北韩。

16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5。

17BeginningtheJourney:China,theUnitedStates,andtheWTO---ReportofanIndependentTaskForceSponsoredby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前言。

18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adaptedfromChinaandtheGlobalBusinessRevolution,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19同注18。

20同注17，P20。

21同注17，P23、24。

22同注17，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D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18，P3、P23），以免过多地使中国成为DSM的被告将令中国对履行世贸规则丧失兴趣。

23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曾在2000年1-2月号《外交季刊》中撰文“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

24同注17，P21。

25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02.26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三网合一》P69-70，P136，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7法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迄今仍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十分警惕。见StanleyHoffmann,“ClassicDiplomacyintheInformationAge:HubertVedrineExplainsFrench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Jul/Aug,2001.28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29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0196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仅为3.8%，经过几十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美国在2000年出口依存度也不过为7.92%，是中国的1/3。比较倚重出口的德国和日本，出口依存度也仅为10%上下，反衬出这些发达国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应当主要依靠内需。

31对是否应确保粮食自给，国内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在美国独霸、并竭力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粮食不能自给将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杠杆。

32例如私人轿车的发展势必占用大量城市空间和农业耕地，并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沙漠化等因素对我国国土资源的长期约束，宜考虑调整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

33美国极其重视自身主权，向来将国际法臵于国内法之下，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例如它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就是对人不对己，一旦对本国利益不利，美国就毫不犹豫地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尚且对维护国家利益如此谨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34鼓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决策者在对外政策遭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转向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35由于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的思潮和政权体制相结合，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那样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只能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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