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区参与机制在贵州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探索

第一篇：浅析社区参与机制在贵州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探索

浅析社区参与机制在贵州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探索

摘 要：众所周知，贵州传统村落资源极为丰富，在首批“中国传统村落”推荐名单中，贵州有46处村落入选其中，位居全国第一。而今，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传统村落建筑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成为当前热门话题，本文以黎平县肇兴乡堂安侗寨为例，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机制描述为出发点，通过对该社区在传统民居、公共建筑、文物要素保护以及社区发展工作中沟通、监督及决策环节分析，以示社区参与机制在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保护方面的有益实践。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研究对象概况

堂安侗寨位于黎平县肇兴乡政府驻地以东3.5公里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全村共有民居200余户，约900人，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侗族村寨。村内有赢、陆、潘、蓝、吴、杨、石等七姓，其中以以赢、陆两姓为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南部方言土语区。堂安侗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家民居、丰富多样的文物本体是构成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堂安侗寨建筑文化遗产概况

2.1 村落格局

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散居于“抱博”、“几定”两岭之间，利用半山的地势较缓处而建，沿山体等高线平行布置，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寨子以鼓楼为中心向外辐射，构成蛛网式的道路网络格局，寨形呈凸显的五个组团，包括围绕鼓楼东西南北四个组团和村寨北面的新建组团，各组团间由自然绿化分隔。

2.2 历史文化要素构成

堂安的历史文化要素丰富多样，包括寨门2座、鼓楼1座、花桥1座、戏楼1座、“萨堂”1座、石板路13条、古墓葬12座、土地庙1座、猪牛??数处、自流石瓢井1个、石条桥3块、禾晾6处、谷仓多座、水碾2座、石碓、榨油房1座、鱼塘多个、井亭3座、梯田1500块等。其中鼓楼为木质密檐攒尖顶建筑，民居为穿斗式歇山顶小青瓦干阑建筑，寨门、戏楼、风雨桥、萨堂、土地庙等均为穿斗式小青瓦建筑。

2.3 文物价值评述

寨门、鼓楼、传统民居、戏台、花桥等建筑，以造型幽美、色调和谐，就地势而建于山脊上，寨子布局自然合理、各建筑间相互衬托，犹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它们记载着堂安侗寨发展?^程中历史信息[1]，见证堂安从始建以来兴衰历程，是研究堂安侗族建筑历史、侗族寨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具较高历史价值；各类文物本体建造技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特别是侗寨鼓楼独特的木结构榫卯建造技术，代表着侗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研究侗族建筑、民族建筑乃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技艺的实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堂安村侗寨及其建筑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单位与民族保护村寨，与此同时，随着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文物本体及历史文化要素受多因素影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先后制定了相关本体保护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但因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限制，难以形成完善的保护系统，寨内建筑及环境始终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改善。如步道环境脏乱，文物本体缺乏维护，病害，特别是鼓楼、花桥、戏台、步道等。

随着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寨人口数量的增加，传统民居翻新改造现象普遍，以钢筋水泥等现代材料取代木质材料，部分在建或改建的民居对堂安侗寨村落整体风貌造成破坏，严重影响侗族村寨古朴、传统的建筑风格，对侗寨原真性构成威胁。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探索

1998年，六枝梭戛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建成，标志着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年8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中挪两国生态博物馆专家与博物馆村民共同制定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该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该理念，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以堂安侗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为共同目标，以村境内文物本体（鼓楼、戏台、萨坛、寨门、典型传统民居等）保护为路径，通过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建设来共同探索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在传统民居及文物本体保护经验。

4.1 社区参与机制的形成4.1.1沟通机制

社区中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造成各个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在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在社区参与中各自为战，不能发挥出社区的整体力量[2]。堂安生态博物馆的沟通机制分为外部沟通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外部沟通机制主要是社区居民与行政部门和社区居民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3]。内部沟通机制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村支两委间的沟通机制。结合侗族的传统管理方式，寨老和村支两委在社区内部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安村民对堂安内部事宜有疑问可在寨老或监督小组监督下向村支两委询问，必要时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会等形式获得解释。

4.1.2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通过对社区参与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生态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观察与监督，及时反馈各种有悖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监督机制有利于社区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对村支两委、项目组的信任度。

4.1.3决策机制

在堂安侗寨，寨老是传统力量的代言人，社区传统组织形式中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均由寨老决策，在社区居民心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然而随着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不断推进，堂安逐渐形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社区居民也开始了解并正确行使自身权力。以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决策机制为例，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进行讨论，选举产生监督小组，参与制定实施项目的预算、申请和管理；按村务公开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向寨老、监督小组和全体村民公示实施文物本体修缮的方法、计划和财务；社区居民有权向村支两委、寨老、监督小组反映情况，提出疑问，村支两委有责任向社区居民解释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疑问；村民委员会和寨老及时协调修缮工程实施过程村寨的内部矛盾。

当地居民从一开始仅有部分男性居民参与的社区动员，到全村一起参与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从默默无闻的投票者，到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的讨论者；从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的观众，到各个环节的监督者。堂安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为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2 社区参与机制运行

社区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决策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所有机制的运行都围绕着决策机制展开[4]；沟通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动力和基础，以推动社区参与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以确保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可以在社区内部形成自适应调节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专家的引导，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解决处理事务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社区动员

社区动员，也称社区资源动员，是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社区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活动的过程。理想的社区参与层次是动员社区居民成为核心领袖，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在堂安开展社区动员，以期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扭转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误解，引导村民意识到堂安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即是社区成员，堂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每一个村民都有保护堂安文化遗产的责任，只有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堂安侗寨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堂安侗寨开展社区动员期间，将动员对象分为个人精英与社区群众，通过向社区较具影响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社区成员传输、解释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再由个人精英将其所理解的思想向社区群众转述，以此通过对个人精英社区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组织者与当地群众良好沟通的桥梁。

社区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态度较为支持，继续建设生态博物馆符合社区群众的意愿，大部分社区群众确信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1年底，堂安侗寨村支两委、寨老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初步筛选出堂安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重要性排序），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自主投票等民主议事方式，最终确定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排队：1鼓楼和萨岁坛，2戏台，3消防设施，4寨门，5步道硬化，6风雨桥，7碾房，8梯田，9水渠，10古墓群，11堡坎。

由此也?f明，社区成员意愿修缮损坏的寨门，整治垮塌的梯田，采取科学措施保护寨内的古墓群，充分体现了堂安村民对家乡文化具强烈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4.4 社区讨论

社区动员形成社区参与意识，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介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节庆活动等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使得村民可以共同商议社区事务，集体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来[5]。通过在堂安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讨论活动，从而形成了堂安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

村民大会上，村民把鼓楼、萨坛作为村寨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表达了强烈修缮意愿。村支两委、寨老、鼓楼师傅和村民代表商讨修缮事宜，由寨老提出萨坛、鼓楼同时修缮的想法，得到参会者的支持。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鼓楼师傅做出了鼓楼、萨岁坛的预算，确定由鼓楼修缮师傅负责施工、选购材料。村民在会议上推选村民组成监督小组，负责本社区所有公共事务的监督工作。自修缮工程启动以来，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参与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社区村民通过大会为鼓楼、萨坛修缮工程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了当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模式[6]。村支两委在项目组的协助、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定期将鼓楼、萨岁坛各阶段修缮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进行公示，并由村支两委成员向社区居民口传公示内容，充分体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培养了村务公开、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社区意识。

4.5 社区组织建设

为保证鼓楼、萨坛修缮工程材料采购与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在采购材料质量品质达标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采购成本，促进材料采购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堂安村监督小组由堂安村民自主组织选举，由五个村民小组推选代表，在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实施期间，监督和参与材料采购，监督和协助材料管理，监督和审核鼓楼、萨岁坛修缮项目费用明细账的公布环节，协调社区居民与村支两委、施工队伍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发展

社区参与机制为堂安侗寨其他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树立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典型范式。运用所获经验，充分发挥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戏台、寨门等文物本体的修缮保护，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堂安生态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全面体现了其在村寨中的功能，是全省积极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柳庆英，赵航，李慧璇，贺席燕，黄红良.黔东南堂安侗寨建筑外部空间形态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4（6）.[2]汪安佑，柴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激励机制失效[J].经济问题探索，2008，4.[3]蔡子仪，肖明艳，但文红.贵州生态博物馆文化影响研究[A].2012’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4]夏提古丽?夏克尔，李程伟.台湾灾后社区发展的运行机制探析[J].社会工作.2014（01）

[5]谢菲.生态博物馆社区发展实践及其困境――基于意大利和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思考[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4（5）.[6]于飞.基于居民参与的社区营造模式探析[J].北方经贸，2015（11）.作者简介

洪涛（1987-），男，硕士，浙江乐清人，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与村落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篇：贵州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

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

（2017年8月3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传统村落，是指列入国家名录的中国传统村落和省名录的贵州传统村落。

第三条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坚持保护优先、突出特色、科学规划，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府主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措施，建立协调机制，解决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传统 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文化（文物）、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旅游、规划、民族宗教、扶贫开发、民政、环境保护、林业、公安（消防）、发展改革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具体工作，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

第五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参与保护和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依法履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经济发展、环境整治、消防安全等职责。依法组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事项纳入村规民约。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文化（文物）、民族宗教、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鼓励传统村落设立博物馆、村志馆、传习基地、陈列室、戏楼（台）等场所，开展授徒、展示、巡演、节庆等活动。

第七条 鼓励新闻媒体积极宣传传统村落及其保护和发展工作，增强全民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意识。

第二章 申报和规划

第八条 申报传统村落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2— 讨论同意。

第九条 申报中国传统村落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执行。

具备下列条件的村落，可以申报贵州传统村落：

（一）村落主体形成较早；

（二）传统建筑风貌完整；

（三）整体格局保存良好，保持传统特色；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贵州传统村落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贵州传统村落的申报、评审程序和评价认定指标体系，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传统村落名录公布之日起1年内，编制完成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应当包含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措施、产业布局、人居环境改善等内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进行编制；贵州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编制的具体要求，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建设等有关规划相互融合。

第十一条

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应当符合传统村 落实际，突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需要，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

—3— 色；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 议讨论同意。

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 议讨论同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之日起15日内，报市、州人民政府审批。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审批前,应当进行技术审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技术审查。贵州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技术审查办法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批准之日起30日内，在门户网站和传统村落所在地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依法批准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按照原批准程序执行。

第三章 资金和项目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传统村落实际安排保护和发展资金，用于传统村落普查、抢救与保护、文化传承、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维护、产业发展、宣传教育等。

省人民政府应当参照国家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资金补助政策，对贵州传统村落予以补助。

第十五条

投入传统村落的资金，根据保护和发展规划，由

—4—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整合使用。

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资金，应当优先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项目库，对项目进行动态管理，完善项目进入、退出机制。

第十八条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项目应当依照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开展工程设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严格执行项目投资预算和决算管理。

第十九条 项目实施主体应当在传统村落所在地公开保护和发展项目的建设规模、内容、投资额、资金来源、施工单位等项目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四章 保护措施

第二十条

保护传统村落应当保持村落空间、历史和价值的 完整性，维护文化遗产存在、形态、内涵和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 性，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延续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组织制定传统村落保 护技术规范。

—5—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传 统村落进行普查。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村民委员会对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确定的保护对象进行普查，并将普查结果报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普查发现的濒危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应当优先抢救保护。

第二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化（文物）、档案等部门按照一村一档要求建立传统村落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传统村落主要入口设立传统村落保护标志，并对传统建筑、古路桥涵垣、古井古塘、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关场所等保护对象实行挂牌保护。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改变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传统建筑原有高度、体量、外形及色彩等建筑风貌。

前款规定的建筑物，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历史建筑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与传统村落整体风貌不相协调的其他建（构）筑物可以采 取补助、奖励等支持措施，选择代表性建（构）筑物实施示范改 造，建（构）筑物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配合。

—6— 第二十五条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应当符合保护和发展规划，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风貌。

第二十六条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的传统建筑、古路桥涵垣、古井古塘等建（构）筑物的维护修缮，应当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鼓励采用传统建造技术、传统建筑材料进行维护修缮。

维护修缮前款规定的建（构）筑物，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历史建筑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传统建筑的维护修缮，由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负责；没有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的，由村民委员会负责。

前款规定的维护修缮，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资金补助。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环境保护、农业等部门应当开展传统村落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与监测，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数据库。

第二十九条

传统村落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二）占用或者破坏保护和发展规划确定保留的森林、耕地、湿地、林地绿地、河道水系、路桥涵垣等自然景观、历史环境要

—7— 素；

（三）建设生产易燃、易爆物品工厂，或者设置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仓库；

（四）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尊重传统村落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改善传统村落生产生活条件，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过度商业化。

在传统村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并对村民所有的建（构）筑物处理作出约定。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等，因保护和管理需要，将村民迁出传统村落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传统村落村民所有的建（构）筑物依法出卖、出租、抵押、入股的，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合法原则，并遵守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使用与传统村落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传统村落的习俗、文化艺术、传统建筑技术等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研究，推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各级人民政府对传统建筑工匠、民间艺人等传统村落技艺人 —8— 才开展技艺传承活动，可以提供必要的经费补助。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依法做好传统村落消防安全工作。

确因传统村落保护需要，消防设施、消防通道等达不到消防安全要求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指导村民委员会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及措施。

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消防管理和宣传教育，完善消防制度，建立健全群众性消防组织。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开展传统村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及时治理传统村落地质灾害隐患。

第三十六条 建立传统村落驻村专家、村级联络员制度。驻村专家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选聘，负责指导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项目实施等工作；村级联络员由村民委员会在村民中推荐，负责宣传传统村落相关政策、监督项目实施等工作。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化（文物）、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旅游、民族宗教、环境保护等部门建立传统村落动态监测数据系统，对传统村落保护状况和规划实施情况实施动态监测。

建立传统村落考核评估和退出机制。经考核评估，对保护成绩突出的予以奖励；对保护不力的给予通报批评；对传统建筑、—9— 风貌格局等遭受破坏的给予濒危警示；对丧失保护价值的启动退出机制。

第五章 发展促进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建设传统村落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绿化、公共照明、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计生、邮政、公交、养老、农村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

第三十九条 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应当预留允许建设区。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村民的房屋确需保护不能进行改建、扩建的，可以在前款规定的允许建设区另行申请宅基地。

第四十条 在保持传统风貌和建筑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引导传统村落村民改善传统建筑通风采光、节能保温、给排水、环境卫生等生活设施，提升村民居住品质。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传统村落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培育和壮大传统村落集体经济。

传统村落的经营性资产，依法折股量化到享有集体所有权的集体组织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

第四十二条 在延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支持传统 村落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创意农业等，—10—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政府资金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应当向传统村落倾斜。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扶持有条 件的传统村落发展乡村旅游，推动重点旅游景区建设与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有机衔接，在乡村旅游评级认定等方面对传统村落予以优先。

鼓励村集体利用村民空置或者退出土地、住宅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探索村民自愿参与的旅游开发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传统村落村民利用住宅或者其他条件依法从事农家乐（民宿）等旅游经营相关活动。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传统村落民族民间手工业发展，强化地域特色，创建地理标志品牌；搭建传统村落文化消费、传播体验交流平台，支持建设民族民间文化、医药保健、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乡村旅游、高效农业等产业集聚区和旅游休闲基地。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乡村旅游等服务体系，促进传统村落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大数据应用。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传统村落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设立集体控股公司，对传统村落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11—

利用传统村落资源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并依法对权益分配等事项作出约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传统建筑，包括不可移动文物中的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历史建筑和其他具有一定

—12— 建成历史，能够反映特定时期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第五十二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可以认定本级传统村落，其保护和发展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7年10月1—13— 日起施行。

第三篇：2019贵州公务员面试热点：保护传统村落

2019贵州公务员面试热点：保护传统村落

热点背景：

近日，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名录显示，我国传统村落已达4000余个。不久前，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对200多个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从调研结果看，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保护细则，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初步形成。但是，传统村落保护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

命题预测：

当前，我国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保护细则，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初步形成。但是，传统村落保护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中公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忆，保护传统村落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一直在路上，不容放松。

保护传统村落有利于增强、保护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即是对传统村落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传承载体的保护，有助于村落文化的传承，有助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提升当地居民的归属感、文化自信感、民族自豪感。此外，还可以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纪念价值的传统村落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这对于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全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有着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仅建立了有效的保护机制，而且多种保护手段并举，使大批古建筑得到及时的修复及有效的保护，有效减缓了传统村落的消亡速度，保护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却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护理念出现偏差。保护传统村落理应重视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但一些地方重开发、轻保护，重规划、轻实施，重面子、轻里子，重建筑、轻文化，偏离了传统村落保护的目的。

二是保护责任主体不清。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管理部门众多，导致权责主体不够明确，监督与评估机制也不健全。

三是保护资金来源单一。大部分保护工作单靠地方财政拨款，这远远不够，但由于缺乏相关政策法规，目前社会资金还没有适当的进入渠道。

此外，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转变保护理念。保护当地特色文化，防止同质化，既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开发利用活动与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相适应，注重保留原汁原味，重视当地居民在创造、传承文化中的作用，重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一是明确保护的范围和标准，尊重原住居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二是确定权责主体，明确谁来管、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

第三、完善评估与监管机制，凡涉及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建设项目或工程，应依法接受评估和认定。建立定期检查报告以及责任考核机制，防止因旅游开发而破坏原有生态、景观、建筑、环境。

第四、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在稳定财政资金投入的前提下，适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传统村落保护，建立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协同保护机制。

第四篇：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综述与启示

摘 要：系统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外有关古村镇、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地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以及国内传统村落、古村镇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从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保护方法、保护对象、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保护效果、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等多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提升，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旅游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89（8）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1]。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村落的数量正在逐年缩小，传统村落的历史与文化正在渐渐消失。为了更好地保护传统村落，从2012年到2014年，住建部等七部门陆续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总计2555座村落被列入保护范围。怎样做好这些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且在保护中谋求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在广泛征引国内外有关古村镇、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地等保护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下一步的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

国外相关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国特有的说法，国外没有直接的对应名词。因此，本文主要征引国外关于古村镇、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地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借鉴其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教训，包括保护主体、保护方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保护效果及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五个方面。

1.1 保护主体

1.2 保护方法

vu thi hong hanh（2006）提出，在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时，应该训练当地居民成为有能力的管理者；鼓励社区参与，促使政府与居民形成伙伴关系；将文化旅游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10]。marta bordignon等（2009）在对中国四川丹巴古塔群进行案例分析时，发现可持续旅游是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并且要注意解决经济发展、环境质量、社会公平之间的内部矛盾，体现文化的历史价值[11]。svensson eva（2009）研究瑞典varmland北部后，建议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地区，若想在寻求发展并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时，应降低对旅游业的依赖，并采取与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一致的方法[12]。nakamura naohiro（2013）研究日本saru河后指出，寻找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共同点，并让前者自主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更有利于保护本土文化遗产[13]。shahrul yani said等（2013）认为，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应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有效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并且当地政府应采取划分保护带与缓冲带、进行遗产和旅游管理、引入好的筹资机制等措施[14]。1.3 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4 保护效果

1.5 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

b.sluman等（1985）提出，旅游是让遗产保护获得支持的一种方式，能为保护带来资源并提供经济来源[24]。moscardo gianna（1996）认为，正确的导游解说能够产生思考型的游客，而思考型游客对于保护和管理建筑文物，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5]。audax z.p.mabulla（2000）以坦桑尼亚为例，认为文化旅游是非洲获得文化遗产管理资金的途径，其收入应该被用来保护和管理资源，资助保护行动，以及进行资源复原的研究调查[26]。yotsna m.kalavar等（2014）研究发现，居住于坦桑尼亚的马赛人对文化遗产旅游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年轻人赞成文化遗产旅游，认为可以借此机会获得经济利益，而老年人则相反[27]。国内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日益重视，主要包括保护主体、保护方法、保护对象、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保护效果及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六个方面。

2.1 保护主体

王云才等（2006）将传统村落分为遗产性村落、特色性村落和保护性村落，认为前者应纳入北京市文化遗产管理范畴，后两者则由地方进行统一管理[28]。童成林（2014）提倡由政府主导，对传统村落进行整体保护，构建区域层面的保护格局，并将物质环境更新与村民生活改善相结合[29]。陈振华等（2005）总结了台湾传统村落的保护方式，包括避免政府的霸权模式，倡导“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我发展，培育乡村社区自发和民间团体主导的模式等[30]。姜勇（2013）认为应在延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村民参与机制，适度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村民收入[3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建立政府与居民共同保护机制，如周乾松（2014）、孔苏颜（2014）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应各司其职，在加大传统村落保护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由政府部门、人大、政协加强督查，并尊重村民自治的权利，让开发成果惠及全体村民或社会共享[32][33]。

2.2 保护方法

冯骥才（2009，2011，2013）认为，当下古村落文化保护方法主要有分区形式、居民博物馆形式、景观形式和原生态形式四种。并提出通过请专家参与、使传统村落现代化、以利用代替开发、提高村民的文化自爱与自信等方法，对传统村落进行严格和科学的保护。同时，每个村镇的保护形式应因地制宜并保持个性[34][35][36]。王小明（2013）探讨了新阶段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的方法，包括根据现有遗存做新的规划，将整个古村落的民俗、自然生态和文化传承保护统一列入规划，建立博物馆、院落精品样板，听取专家的建设性建议等[37]。周乾松（2013）提出了一系列传统村落的保护方法，包括加强传统村落申报与定级、实行分类保护与分级管理、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法规、加大传统村落保护的财政投入、让保护成果惠及全体村民等[38]。在现代科技运用方面，蔡建（2007）在gis支持下，建立了图形数据库、属性数据库和图像数据库，并运用gis 的查询、三维可视化、数据和空间分析功能，进行古村落保护规划[39]。党安荣等（2013）运用rs 与gis 等技术，调查与识别传统村落资源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并探讨了科学规划与管理保护传统村落资源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最终达到合理利用与永续发展的问题[40]。潘刚等（2014）通过分析传统村落的保护原则和特点，阐述了街景技术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优越性和应用可能性[41]。

2.3 保护对象

郑霞等（2009）提出对物质和意态形式的传统村落公共交往空间进行保护，包括保持并营造田园自然景观交往空间，保持并恢复优秀乡土建筑交往空间，以及发掘和保护民俗活动空间[42]。汪如钢（2011）认为，应从风貌与格局、建筑与院落、乡土与环境三个方面，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43]。陶伟等（2013）在句法视角下对广州传统村落进行研究，得出应将空间结构的整体性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重点[44]。杨振宇等（2014）提出，传统村落的保护内容应涉及到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两方面，并针对不同的村落类型施行不同的保护模式[45]。谢文海等（2014）认为，应针对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保护，并实施不同的保护方法[46]。吴威龙（2014）提出，对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景观风貌协调区分别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47]。孙志国等（2014）认为，保护的内容涉及到地方性与民族性建筑风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等[48]。

2.4 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蔡海鹏（2005）认为，经济发达地区在保护中存在多种问题，包括利益表达的单一化导致规划的单向效应性，对市场的变化的反应过于敏感而导致投资的盲目性，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运行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尴尬[49]。李晓丹等（2013）阐述了保护侗族传统村落时存在的问题，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空巢现象严重，传统木结构建筑易受火患及自然侵蚀等[50]。谢佳（2013）分析了保护??陂古村的不利因素，包括居民改造原有住房与保护传统民居的矛盾，古村落的开发利用与资金缺乏的矛盾，以及建筑材料、工艺的变革与原有建筑风格保留的矛盾[51]。冯骥才（2013）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的难题在于它现状复杂，需要牵涉政府各分管部门的配合，并且可借鉴的中外经验都极其有限[52]。段威等（2014）认为，“空心化”现象、“破旧立新”的商业开发和村民无序地“自发更新”，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53]。王梦娜（2014）阐述了近年来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官方过度干预、学术界过度参与、忽视对民间艺人实施活态性的“人本化”保护，以及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54]。李孟竹（2014）通过对马栏村的研究，提出其保护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村落整体风貌渐遭破坏、传统民居保护亟需开展、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较为落后、产业发展不健全[55]。

2.5 保护效果

吴冰等（2004）以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为例，研究发现古村落居民整体旅游意识较低，参与能力较差，无法深入理解并参与开发、经营管理和保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村落保护的效率[56]。车震宇（2008）研究发现，一些管理严格的村落常对传统民居采取“冻结式保存”，从而导致了因无人使用、缺乏维修而产生的破坏，这种“保存性破坏”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往往被忽视[57]。徐红罡等（2012）以宏村为例发现，虽然当地政府努力进行原真性保护，但是由于对保护原则的僵化理解，导致了保护与社区发展发生冲突，造成了文化遗产保护趋向于表面化、静态化、无机化、旅游化[58]。卢道典等（2014）通过对地处广州大学城区域的练溪村文化景观特色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发现练溪村成功地从以渔耕为主的农业传统村落转型为现代岭南印象园，其岭南水乡村落景观特色得到保护和传承。但原住民整体搬迁及外来文化符号移植，也使村落原住民的社区认同感受到削弱[59]。刘渌璐等（2014）在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保护效应、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四个方面，拟定了传统村落保护实施效果评估体系，分析了不同的保护行为带来的优劣后果[60]。

2.6 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

车震宇等（2010）认为，在旅游发展中，应控制并保护传统村落的非主要游览区，让原有村民仍然生活在该区域，以维护传统村落的氛围[61]。吴桢楠等（2010）提出，在优化传统村落的特色乡土风貌的同时，应加强地区形象与旅游市场推广，引入适当的文化旅游活动[62]。李萍等（2012）在对齐云山传统村落的调查中发现，旅游发展可以帮助保护道教文化遗产，维持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传播中国文化传统[63]。韦亚（2013）提出，传统村落是布依乡村旅游开发的核心资源，文化生态式乡村旅游开发为布依传统村落保护提供经济保障，两者具有依存关系[64]。吴理财（2013）认为，对村落传统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有利于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状况、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并且能实现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协调一致[65]。刘韫（2014）调查发现，嘉绒藏族居民对传统民居保护的动机大多出于旅游收益的驱动。虽然旅游发展促进了村落传统民居的保护，但保护作用依然有限[66]。张同升等（2014）以卡麂坪为改造试点，通过保护更新乡土建筑，传承乡村民俗文化，发展极具地方自然、人文特色的式乡村生态旅游，实现了利益多方共赢[67]。

国内外研究的启示

3.1 对今后研究的启示

3.1.1 研究范式方面

人文与社会科学范式的研究多，理工科范式的研究很少。如john pendlebury（1999）[3]、finocchiaro castro等（2011）[5]、coggins chris等（2012）[9]、寇怀云等（2015）[68]，张鸿雁等（2016）[69]众多学者通过案例分析、思考与总结的方式，运用人文与社会科学范式，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进行研究。但如蔡建（2007）[39]、党安荣等（2013）[40]运用gis技术等理工科范式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并不多。虽然保护的指导思想、保护原则、保护模式等非常重要，但如果缺乏操作性的保护规范、程序与技术，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难以落到实处。所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视理工科范式的研究，探索做好实际保护工作亟需的规范、程序与技术。

3.1.2 研究取向方面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进行实时的横向比较和动态的纵向追踪相结合的研究。从上述研究发现，目前许多学者都只是对传统村落保护进行静态的横向比较研究，例如关注保护和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探究村落保护的效果，提出村落保护的方法和途径等，从而忽视了动态的纵向追踪研究。仅仅就某个传统村落或文化遗产区域进行当下的静态研究固然重要，可以比较全面地描述具体的现象，发现具体的问题，但是在分析影响因素，概括该现象发展规律时，探索保护与发展内在联系的时候，就会遇到阻碍。因此，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时，不单单要关注静态的横向研究，还应加入动态的纵向追踪研究，两者相结合，将研究结果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也更有利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进行。

3.1.3 在研究方法方面

在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既要进一步强化量化研究，并注意新方法的运用，比如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信息系统、建立方程模型等，同时也要高度关注对于质的研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是组织或个体，心理和行为都非常复杂。如果过于侧重量化研究，在设置多种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统计规律，但把研究结果运用到实际工作时，可能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而通过档案法、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收集的质的资料，往往可以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因此，在充分了解传统村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提倡将量化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运用更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也更有利于提升村落的保护质量和效果。3.1.4 研究内容方面

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保护主体、保护对象、保护方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保护效果、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等六方面的研究内容。因此，除了进一步深化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有研究内容之外，还应关注和拓展一些其他的内容，例如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共赢的传统村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影响传统村落保护的内在因素、相应的监督机制、具体的保护技术等问题。结合更多元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拓展和细化研究内容，将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落到实处，优化传统村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3.2 对保护工作的启示

3.2.1 必须明确保护目标

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为保护而保护”与“建设性破坏”的双向困局。李晓丹等（2013）[50]、段威等（2014）[53]、王梦娜（2014）[54]等学者的研究都印证了在保护过程中存在双向困局的问题。因此，只有明确保护目标，才能真正达成保护成效。例如罗长海等（2010）在探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机制时认为，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首先要立足于村落的保护，而非市场的开发[70]。宋绍杭（2011）等在规划历史文化名村的多元功能的过程中，就明确地指出应该以严格保护为前提，在提高原住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满足其他人群的空间需求[71]。建立正确的目标是保护工作的基础，在后续保护工作中围绕该目标建立恰当的保护机制，实施相应的保护方法，确保保护目标切实达成。

3.2.2 必须明确保护主体，并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当地居民，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政府负有保护与监督的双重责任，政府一方面直接负责保护或为保护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支持，鼓励当地居民做好保护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监督。sim loo lee（1996）[2]、tas murat等（2009）[4]、周乾松（2014）[32]、孔苏颜（2014）[33]等学者的研究内容都涵盖了这一点。但是，当政府既是保护者又是监督者时，往往很难取得良好的保护效果。因此，政府的角色应是引导者、支持者和监督者，能否做好实际的保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居民的广泛参与和社区增权。这和vu thi hong hanh（2006）[10]、陈振华等（2005）[30]等学者的观点一致，政府和居民应结成良好的伙伴关系，鼓励居民参与，倡导村落“自下而上”的健康发展。

3.2.3 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保护方法和技术

传统村落分布地域广，不同地区甚至是同一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存在差别。以黄山地区和黔东南地区为例，在民居建筑方面，两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民居的样式、材料、格局、建筑与装饰工艺等，差别很大。在民俗文化方面，黄山地区主要以徽州文化为主，与黔东南的文化差异很大。而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居多，各民族的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如冯骥才（2013）[36]认为，每个村落的保护形式应因地制宜并保持个性。杨振宇等（2014）[45]提出，应该针对不同的村落类型，施行不同的保护模式，提高保护的效果。因此，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应根据当地的民居建筑、民俗文化等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保护方法和技术，保持村落原有的独特个性和文化，让保护更加有成效，而不是运用千篇一律的模式对村落进行大规模复制。

3.2.4 必须重视保护效果

保护效果如何，标志着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败。然而正如吴冰等（2004）[56]、车震宇（2008）[57]、徐红罡等（2012）[58]等学者研究发现，一些传统村落的保护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一些消极的保护效果容易被忽视。因此，必须重视保护效果和对保护效果的评价。应建立科学评价保护效果的长效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保护效果进行评价，评价主体主要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与其他独立的社会或民间机构。同时，也要建立权威的多方参与的监督机制，确保保护效果评价工作的有序进行和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3.2.5 必须在发展时关注保护

b.sluman等（1985）[24]、moscardo gianna（1996）[25]、李萍等（2012）[63]、吴理财（2013）[65]等提出，旅游发展有利于改善村落环境，提高村落经济收益，从而推进村落保护工作。同时，也如韦亚（2013）[64]提出村落旅游发展和村落保护具有依存关系。姜勇（2013）[31]提出，村落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由此可见，村落保护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恰当的村落发展能够推进村落的保护工作，恰当的村落保护工作能够促成村落的发展。只有谋求保护与发展的共赢，在发展中关注保护，以保护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共赢，实现长期有效的保护成果。

第五篇：建立传统村落保护资金投入奖补机制

建立传统村落保护资金投入奖补机制

传统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保护好传统村落，是建设美丽中国、文化强国的需要，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心灵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用3年时间投入100多亿元用于传统村落保护，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高度重视，使传统村落保护状况得到基本改善。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项目，依靠财政资金投入，但产权私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缺少有效的资金投入，加之维修成本高，村民缺乏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自然损毁严重，存在随意改建现象，影响了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传统村落承担着历史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各级政府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有必要探索建立资金投入的奖补机制。

1.建立财政资金专项补助机制。鼓励支持村民对产权私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按照文物保护原则和规划设计要求进行保护维修。在项目完成并经评估验收后，当地政府与产权所有人签订相关协议，可根据评估情况和承担的公共责任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补助资金从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中列支。享受补助者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使用、管理、开放、展示和处置等方面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2.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基金。鼓励有条件的传统村落通过社会募捐、自筹、吸收投资、信贷等方式建立保护基金，可以采用“先修后补”或“事前垫资”等方式进行支付。基金对修缮好的文物和历史建筑享有相应的收益权，所得收益主要用于修缮项目的再投入，但可按适当比例进行收益分配，以提高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参与基金认购的积极性。

3.探索实行产权转移的保护方式。对于历史价值较高、亟需进行保护的文物和历史建筑，当产权人无力承担修缮经费时，可由当地政府主导，通过土地、房屋产权置换或租赁、购买等方式，将产权转移政府或集体所有，再由政府出资或集体垫资进行保护修缮，既保护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文物和历史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4.建立政府奖罚制度。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村民自主出资进行维修的文物和历史建筑，定期选择一批外观协调、质量过关、程序规范的维修项目，经过评选给予适当的资金奖励。在村规民约中，对危害传统村落文化遗存安全、破坏文化遗存历史风貌的行为，明确处罚措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化厅厅长、民进河北省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