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王岐山家庭背景利于反腐

第一篇：媒体称王岐山家庭背景利于反腐

媒体称王岐山家庭背景利于反腐

媒体称王岐山家庭背景利于反腐

与机构微调并行的，还有对委部班子成员的微调，两者都旨在为“治标”提供保障，后者引人瑕思。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如何才能到位？4月22日至26日的5天时间，中央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在王岐山带领下，就贯彻“八项规定”等，约谈了53名部委派驻纪检组长。尽管“廉政约谈”在地方上屡见不鲜，但中央纪委书记亲自上阵，还是头一回。

“约谈纪委书记，绷紧了全机关的‘弦’。”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说。而在约谈部委纪检组长后，对中央纪委委员和省级纪委书记的约谈也已展开。

5月17日，新一轮“巡视反腐”打响。10天后，被称为“纪委自我开刀”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启动，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只开了20分钟。纪检监察“清卡”的示范效应明显：海南等地已将其推广到全省公务员。截至6月7日，三亚各级纪检机关已完成“清卡”，201名纪检干部报告“零持有”。

“中纪委爱说话了。”资深时政媒体人马昌博的感慨，反映出中央纪委推进“去神秘化”的努力。今年3月来，多项信息公开的举措出台：公布内设机构框图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信访举报等工作程序框图；新成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官员谈“清卡”；信访室官员首次亮相网络访谈，就表态“要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

有纪检系统人士感慨，与过去相比，中央纪委不仅爱说话，也敢说话、敢表态了。这显然与王岐山的推动分不开。王岐山以“敢讲狠话”著称，但没有官话套话，每句话都实实在在，让人一听就能领会其思路要求。

中央纪委的密集发声，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拉近了群众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距离，为群众有序参与反腐败提供了有力支持。

反腐难题何解？

200天来，新一届中央纪委动作凸显出坚定性、策略性、客观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度、好评度。

目前，巡视及清退会员卡工作仍在进行。然而，公众对中央纪委“以更大力度反腐”的期待不止于此。

几名接受《廉政瞭望》采访的专家认为，目前被惩处的贪官仍是少数，纪委最近的几大动作，如机构改革、巡视、清退会员卡等，本是应尽职责。

“清卡”电视电话会上，王岐山的一段话意味深长：“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事实上，尽管巡视、“清卡”均不属新动作，以往落实中却都存在问题。

2011年，我国曾推行预付卡实名制，但效果差强人意。此次“清卡”推行后，北京一名高尔夫销售经理表示，他们已将会员卡变成消费卡，卡不记名，查也查不到。

在“治标”方面，群众希望出台更多触及和改变既得利益格局的措施，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提振反腐信心。在“治标”推进的同时，加大治本力度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各级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但使“制度防腐”功效得以发挥，仍是艰巨任务。

王岐山或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永忠观察，王岐山的反腐战略构想是，严肃整治纪律，反对特权，维护中央权威，恢复公信力。通过反腐成效以提振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专家还有更多期待。曾进中南海与王岐山座谈的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他力主通过设廉政特区破解反腐难题。“通过综合治理，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在宏观上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再将其推而广之，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央纪委反腐200天，通过更新思路、惩治贪官、建设队伍，烧起了熊熊“三把火”，但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正如一名地方纪委人士所说，中央新领导的提法和措施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往往是最难的事情”。

第二篇：全媒体背景

信息时代

信息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个新阶段。信息化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先进技术基础上产生的。信息化使人类以更快更便捷的方式获得并传递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它将提供给人类非常有效的交往手段，促进全球各国人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繁荣。信息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化阶段发展到一个以信息为标志的新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不同。信息化不是关于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而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过程；在信息化这个新阶段里，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在政治、商业，甚至个人生活中，都是以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分配为基础。

信息化是从有形的物质产品创造价值的社会向无形的信息创造价值的新阶段的转化，也就是以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为主，向以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为主的阶段的转变。有人把信息化归纳为“四化”和“四性”。信息时代的前途是文化信息时代,当文化业产业达到总产出的一半时,信息业也就以文化性为其特色,此时即为宣布进入文化业时代;同时指出,因特网要前进、变革,前途仍然是信息交流的工具,电子科学正在为走进文化业时代做出巨大的、决定性的贡献.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纷纷放松行业管制，产业融合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而媒介融合又是产业融合的突出表现形式。人们对“媒介”的理解是一个渐进过程。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使“媒介”的外延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图书、报纸到后来的广播、电影、电视。在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媒介由于具有数字化传播的特点又被称为“数字媒介”（Digital Media）。数字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传媒产业的原有运作模式，电台上网、电视上网、手机报、数字出版已成为目前众多传媒企业的经营方向。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未来社会是必然数字化生存，媒介融合将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一、数字时代的媒介融合

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对“媒介融合”做出界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屏、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这一概念是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从以前的“跨媒体”、“多媒体”逐渐衍生出来的。今天，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自己的同行，而是网络和新媒体。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有远见的传统媒体纷纷踏上了改革之路，从媒介融合甚至产业融合的高度规划传媒集团的未来。所有的改革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拥抱新技术、新媒体，通过媒介融合开辟新路，实现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的转型和发展。

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媒介融合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传媒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边界模糊化，即广播电视出版和电信、网络等产业出现了相互交叉；二是传媒产业向其他传统产业渗透，即传媒把其他产业的信息资源整合成传媒产品和服务，把内容、包装、传送和终端紧密结合起来。从宏观角度看，这两个层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前者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后者是媒介融合的高级阶段。

1.基于数字化内容的“全媒体”经营。

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催生了网络电视、手机报、IPTV、播客、维基百科等新的媒介形式，拓宽了传媒渠道，改变了媒介产业链；另一方面也逐渐消解了媒体边界，内容、网络、渠道的互相融合使传媒产业内呈现出以“融合”为显著特征的发展态势。在这样的大变革中，报纸、出版、广电等传媒集团纷纷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把新媒体纳入自身的经营格局，由此促进全媒体进程的不断发展。但是，全媒体经营仅仅是传媒集团媒介融合经营的初级阶段。

2.基于数字化内容的“大传媒”经营。

媒介融合所引发的融合浪潮将促使我国传媒集团经营在经过“全媒体”经营的转型之后，跨越更多的行业界限，积极优化自身产业结构，聚合其他产业，共同创造新的传媒经济模式，即所谓“大传媒”经营。“大传媒”经营的形成是传媒集团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适应产业融合浪潮的必然结果。

从外部条件看，社会的媒介化特征日益凸显。由于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全媒体”能非常方便地同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满足受众日益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进一步强化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从这次意义看，卡兹等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未来的媒介将会越来越与人融为一体，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行为方式将越来越多地具有媒介特征，最终成为“媒介化个体”。

从内在条件看，传媒企业在内容方面具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内容为王”一直是传媒业奉行的理念，传媒企业拥有内容数据库优势，如果再加上全媒体经营，就可以无限延伸产业链、获取利润。如一部电影流行后，其中的各种元素，如演员、道具，甚至某种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传媒业吸引广告商的筹码。在数字时代，盗版变得极其容易，制作者与其投资于对抗和剿灭盗版，不如新开财源，譬如“植入式电影”。从《变形金刚》到《非诚勿扰》再到《家有喜事2009》，广告商的影子无处不在。因为受众面够广，植入式电影不仅不追究盗版的责任，而且有些期盼盗版。

二、媒介融合目的是创造利润

媒介融合并非只是想打造一个看上去很庞大的传媒帝国，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赢利能力和利润率。按照经济学中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媒介融合会大大降低媒介信息生产成本。正是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处于激烈竞争中的新媒体不得不坚持让用户享用免费的信息产品。那么，媒介融合形势下的传媒产业赢利模式如何创新？是否还是靠广告支撑全部的商业运作呢？

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顾问罗伯森•斯蒂文曾对赢利模式有过生动具体的解读，“一块钱通过你的公司绕了一圈，变成一块一。赢利模式是指这一毛钱在什么地方增加的”。赢利模式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特有的赖以赢利的商务结构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赢利是目的，模式是结构，这里有双重结构，商务结构是指企业外部所选择的交易对象、内容、规模、方式、渠道、环境、对手等内容及时空结构，直接反映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益；业务结构是指满足商务结构需要的企业内部包括科研、采购、生产、储运、营销等内容及时空结构，直接反映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两者的关系是，效率的目的是体现效益，实现效益最大化。

虽然各种产业中都存在大量不同的赢利模式，但是成功的企业赢利模式大致可以归结为一个系统，即围绕价值创造这一核心，涵盖利润源、利润点、利润对象、利润杠杠和利润屏障等5个基本要素（如图1所示）。利润源是企业的客户群体，利润点反映的是企业的产出，而利润杠杆和利润屏障表现为企业投入，利润杠杠是撬动资源为我所用，利润屏障是保护资源不为他人动用。几乎所以企业的赢利模式都包含上述赢利模式中某一个或两个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组合。好的利润点要针对明晰的客户需求偏好，为构成利润源的客户创造价值，同时也为自身创造价值。确定利润点以获取利润源，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使业务结构与商务结构同构，使效率变成效益，使产品或服务变成利润。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企业赢利模式设计

我国传统的传媒企业赢利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很少从用户和企业赢利的角度考虑。它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对集中有限资源满足人们文化需求做出过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赢利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传媒业发展。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从价值创造这一核心出发，重新设计我国传媒企业的赢利模式。

设计企业赢利模式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价值发现——决定企业赢利的来源；第二，价值匹配——决定企业赢利水平的高低；第三，价值管理——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稳定性。好的赢利模式设计可以让资本在具有良好成长性的利润区流动，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传媒产业不同于制造产业，企业赢利能力的真正来源不是采、编、播等具体可见的单位作业，而是来源于选题策划、品牌塑造等维持性作业，这体现了传媒企业不易模仿的综合能力。所以，从价值发现角度看，优质内容资源是传媒企业利润和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即所谓的“内容为王”；从价值匹配角度看，传媒企业内部的业务结构是否与外部商务结构同构决定了赢利水平的高低；从价值管理角度看，有效的资本运营能为传媒企业持续赢利提供保障。

1.优质内容是媒介融合时代传媒企业赢利的来源。

价值发现是企业赢利模式设计的首要关键，对我国传媒企业赢利模式进行重新设计首先要找准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数字技术和网络传输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带来了信息量和传播渠道的急剧增加，而有价值的内容相对于渠道而言却成为了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恰恰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企业的利润源。

从用户需求看，传媒的收益建立在受众对内容需求强度的基础上，越是能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内容，受众越是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传媒市场受众有三个层次的需求：规模化需求、多样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在传媒业发展历程中，随着渠道的拓展，前两个层次的需求已逐步得到满足。但是，由于以前缺乏大规模定制的渠道，个性化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介融合为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可能，比如数字电视、3G平台、RSS就是可以进行大规模定制的信息平台。一旦大规模定制成为现实，传媒业发展的瓶颈就是用什么内容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从企业运作流程看，优质内容是传媒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运用流程分析法对传媒业运作流程进行分析，在“全媒体”经营中，出版有编、印、发等业务流程，广播电视是采、编、播三环节一体化；“大传媒”出现后，传媒价值链将由内容采集、制作、传送、分销和终端呈现五环节构成。可见，无论哪种流程都是基于内容，都要以优质内容资源为运作起点。

从产业角度看，无论是“全媒体经营”还是“大传媒产业”，都需要优质内容资源。新媒体之所以能茁壮成长，就是因为有传统媒体供给的内容养料。人们之所以热衷于Google、百度等搜索网站，不是因为检索技术本身，而是因为检索获得的内容。

可见，传媒业的最大优势还是其内容资源，无论将产业链伸向网络销售终端还是电信通讯，都需要依靠内容生产与服务实现赢利。

2.业务结构与商务结构同构产生赢利点

找到了利润源，却不能保证企业一定会在市场上赢利，更不可能一定会获得企业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最大化赢利模式会受到“约束条件”的影响，如经济增长和政策变动、市场发育程度和竞争水平、具体传媒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等等。所以，传媒企业需要寻找赢利点，将业务结构与商务结构同构，使效率变成效益。

基于“内容为王”这一传媒企业核心价值发现，传媒企业主要有三个赢利点，分别是媒介产品的创新和开发、品牌的延伸、企业文化的增值。在数字时代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企业可以从这三点出发整体设计企业赢利的价值匹配模式。

媒介产品的创新和开发更多是基于技术进步。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传媒产业的飞跃都始于技术领域。正如印刷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的大众化普及，如今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也是媒介融合的基础和传媒业价值增值的必要条件。在新技术条件下，网络具有即时通信、电子邮件、视频、搜索引擎等众多功能，这些都可以成为新媒体赢利点。因此，研发媒介技术就是创新媒介赢利模式。

品牌延伸是利用也已形成的良好品牌形象迅速进入受众的选择范围，缩短受众对产品的认知和接受时间，提高品牌权益，实现经济利益。在这点上，信息服务行业的很多企业成功案例能给我们启发，如腾讯公司。腾讯最先抢占了中国网络即时通讯市场，QQ注册用户数量已经有几十亿，腾讯由此形成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品牌。腾讯每横向拓展一个新的赢利阵地，不需要太多创新和市场投入，仅凭品牌的垄断性优势就能获得丰厚回报，尤其是“迷你首页”由于和QQ捆绑弹出，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网络广告利润率。企业文化是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能够推动传媒品牌的延续与发展。全球专业信息服务和出版领域最大的跨国企业汤姆森集团（The Thomson Corporation）正是依靠敏锐的企业发展观，根据外部商务机构不断改善企业内部的业务构成，有效增强了企业的赢利能力。该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由静态内容、动态内容、迅捷工具以及定制解决方案四大类构成。最初是前两者在总体业务中占据主要位置，但是，进入数字时代后，该集团从大局出发，将集团经营理念与当前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相结合，定位于“以人为本”的信息服务提供商，调整业务模式，优先发展利润率高的定制解决方案类服务，再是迅捷工具类产品和动态内容类产品，最后才是静态内容类产品。从集团近几年的利润增长率看，该理念有效促进了企业业务结构与商务结构的同构。

3.资本运营增强企业可持续赢利能力

新的赢利点的产生只是给赢利提供了可能，要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利润，还需要整合赢利点，将他们纳入统一的战略规划，以实现成本最低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传媒企业的价值管理主要是经营者运用各种手段整合新的利润点，创造新模式，使各利润点良性互动，同时，为保护企业在媒介市场的最佳位置和利润流而设置利润屏障。价值管理是以资本市场为依托、以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增长为目标。国内外无数成功企业的价值管理实践证明，企业要想迅速做强做大，必须借助于资本运营。

从目前实际运作情况看，传媒资本运营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债务性融资、子公司上市、引入战略投资等运营方式。虽然资本运营能有效拓展赢利空间，但是我国传媒企业资本运营进展缓慢。因为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问题并不独立存在，我国传媒企业不仅担负着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还担负着党和人民喉舌的社会责任，所以，它有一个市场准入壁垒的难点。这也是跨地域、全媒体经营难以广泛实现的原因。因此，如何根据传媒企业的属性，创造出一种既经得起国家政策的检验又能顺利实施资本运营的模式，是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新课题。

为了使资本良好流动并实现增值，传媒企业必须依次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是否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二是哪些资产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三是怎样实施公司治理结构，四是如何推进传媒企业的兼并重组。2007年辽宁出版传媒A股上市，这说明第一个问题已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目前正在试点。政策允许的做法是内容生产部门保留事业体制，经营性资产改制上市，但是，这种上市方式不仅会降低经营性资产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而且会产生内容管理与公司制运作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也正处于探索中，其本质是如何建立政府、传媒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三方共赢的法人治理结构。第四个层面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方式是行政撮合，总署也在2009年上半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另一种是市场方式，不过这必须破除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媒体经营的隐性限制。

第三篇：媒体盘点2014年反腐典型案件

媒体盘点2014年反腐典型案件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除了***、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典型意义：“苍蝇”的负能量，有时不亚于“老虎”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No.10 消灭“灯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第四篇：“家庭助廉”守好反腐“后门”

“家庭助廉”守好反腐“后门”

“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要求发人深省。

家庭是拒腐防变的重要关口，也是廉洁从政至关重要的防线。近年来，四川各地为充分发挥家庭在反腐倡廉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家庭助廉促廉活动，将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具体化、形象化、实用化，使家庭成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共筑反腐防线。

多管齐下 营造“全家共廉”氛围

“或贪或廉，只是一种简单选择;两个家庭，命运因此悲欢迥异;两个少女，人生因此黑白分明。”2015年春节前夕，成都市级机关副局级干部陆续收到了一份“节礼”――由成都市妇联组织摄制的全市首部家庭助廉微电影《幸福防线》光碟。“微电影通过两个干部家庭在面临欲望和诱惑时的不同选择，用贴近实际生活的故事敲响了‘一人不廉，全家难圆’的警钟，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成都市国资委副主任陈虹表示。据悉，该片于去年11月29日在青羊区石人公园举行首映后，已先后在全市20个区（市）县社区放映，受到社区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最近，郫县民宗办主任兰头到达工作单位后，便会习惯性地翻开自己的工作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有妻子泽洛满几行熟悉的字迹：“爱小家，为大家，一身清白;舍小利，顾大局，两袖清风。”兰头说，“这是妻子写给我的廉政寄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她对我们这个家庭和我的期望。我随时都放在眼前、铭记在心，时刻提醒自己紧绷廉洁从政这根弦。”

这是郫县开展的以“清风?廉政亲情寄语”为主题的家庭助廉活动的一个事例。郫县纪委副书记李云帆表示，“廉政话”从党员干部自己、配偶、子女、父母口中说出，“廉政风”时刻在家庭成员中吹起，可以进一步增强干部家庭成员尚廉崇洁意识，营造“全家共廉”的良好氛围。

去年，成都市紧紧围绕“树良好家风、创廉洁家庭”这一主题，通过开展读书征文、警示教育、演讲比赛、家风征集、惠民演出、签订廉洁家庭承诺书等活动，积极营造崇尚廉洁、全家助廉的廉洁文化建设氛围。

守紧后院 当好“廉内助”

“我觉得创建廉洁家庭是所有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

“我们要对爱人在事业上多一份支持、感情上多一份温暖、生活上多一份理解、廉洁上多一份把关，既当好‘贤内助’又当好‘廉内助’！”

去年8月，在隆昌县举办的首期“怎样创建廉洁家庭”主题沙龙活动中，40余名领导干部家属在会场上畅所欲言。这只是隆昌县开展“家庭助廉”一系列活动中其中的一项――“说廉”。为把好家庭这一拒腐防变重要关口，隆昌县对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打捆”教育，发动党员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听廉、说廉、送廉、诺廉、思廉”等活动。

在青白江区，一种创新的家庭助廉形式吸引了众人眼球，该区将教育活动搬到了法院庭审现场，组织区级部门、各乡镇街道、区属各国有企业等100余名女干部旁听了该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村干部贪污、侵占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案件。

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庭审旁听活动的福洪镇妇联主席谷显凤表示：“这样的活动不仅警示我作为公职人员要算好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自由账，同时作为一名干部家属，也提醒我要当好‘廉助手’。”

而就在去年12月底，泸州市龙马潭区也首次将干部家属纳入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组织60余名正科级干部家属参观了泸州市法纪教育中心，用亲情、家庭促进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在参观过程中，工作人员适时播放音频、视频等资料，犯案人员的现身说“罚”，让家属们直观感受到了腐败的恶果。龙马潭区妇联主席张选容介绍，资料中不少案例都是家庭后院着火造成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家属们明白自己不但要做“贤内助”，还得是“廉内助”。

干部家属们通过学习廉政知识，不断提高家庭廉洁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才能保护自己，保护爱人，也保护家庭不受腐败的侵袭。

子女助廉 廉政文化进校园

“爸爸，我不要钢琴了，我和妈妈等您回家！”这是泸州市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的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小品《等你回家》的最后一句台词。去年12月底，泸州市龙马潭区纪委联合团区委、区教育局组织开展主题为“小手牵大手，廉洁亲子行”的校园活动。

小品讲述了一个家庭经济条件紧张的党员领导干部为满足女儿的心愿，接受了负责棚改项目地产老总王某的礼金和一架钢琴，最终锒铛入狱的故事。“儿女是爹娘的心头肉”，子女要什么，父母就想给什么;子女说什么，父母也会听什么。无所不应、言听计从的结果，不仅助长了子女的歪风邪气，也把自己带进了腐败的泥坑。故事很是耳熟，给参与表演的学生及家属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

参与表演的同学都认识到：“廉洁也与小学生有很大的关系，腐败会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灾难，我们要从小养成勤俭节约、不攀比的好习惯。”许多家长通过这次活动意识到，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据了解，此次活动学校邀请了20余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学生家长，除了小品《等你回家》，他们还观看了反腐倡廉专题片《链》，以及诗歌表演《献给父母的廉政建设歌》等节目。活动中，家长还与孩子们“拉钩”承诺廉洁从政、拒腐防变，“一百年不许变”。

区纪委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刘高认为：“廉政文化进校园如何抓，就是要根据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来做，让家长受感染，也让学生从小种下廉洁的种子。亲子互动，拉钩做承诺的方式就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方式，也能深深触动家长的心灵。”

责任编辑：冯雅可

第五篇：我的家庭背景及个人成长

我的家庭背景及个人成长过程范文

我叫XXX，男，岁，汉族，于XXX 年XX月XX日出生在XXX县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我家四口人，经济状况较拮据，父亲虽然是国家公务员，从事财政工作，但是母亲由于文化少，没有工作，从小家庭的主要收入就是靠父亲的工资。上学时，我和我哥的学费常常要拖半个学期才能交上，目前为止，父母都是租房过日子，我大哥在老家从事文职工作，目前已成家，有一个帅气的儿子，但是生活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1993年我进入XXXX开始读书，临学前父亲教育我，鲜艳的红领巾是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只有像解放军那样不怕吃苦，才配戴上它。我牢记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上刻苦努力，争当先进；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最后在小学三年级就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1999年，我迈入了XXXX的大门，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使我逐渐认识到青年要想学习好，并且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要求积极进步，经过团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我在初中一年级就光荣的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并且初中三年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2002年，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进入了XXX一中，我对共青团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成绩一直比较优秀，在学业上，我是班级学习小组的成员和物理科代表，成绩稳居班上前十名；

在学习之外，我兴趣多多，喜欢短跑，跳高，接力赛等运动。每次运动会都会有我拿到短跑前三名的名次。在高中阶段，曾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并获得一次二等奖学金。

2006年9月，我顺利地考入XXXX学校。在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大学里，在崇德务实求实的校训教导之下，我对共产党又有了一个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在大学的二年学习和生活中，我勤勤恳恳，努力学好各门功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等诸多有关党的理论知识，增进了我对党的认识，拉近了我和党的距离。我不仅在学习上刻苦努力，而且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社团，联会等开展的各项活动，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锤炼自己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

2010年8月，我参加工作，在xxx就职。刚到岗位工作，我就向选矿车间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抱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时时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选矿车间工作的2年里，我不畏脏，不畏累，一方面解决选矿工艺技术指标存在的疑难问题，一方面向有经验的老师傅们请教学习，向大学里的同门师兄弟学习，增长自己的业务水平，向厂里的优秀党员们进一步靠拢。在领导的鼓励和同事们的支持下，2011年我第一次被评为矿“优秀团员”。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完善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增强自身的意志力，不断学习党的先进理论，并开展实践，用对祖国和人民以至于周围的同事的忠诚和责任鞭策自己，努力不辍，奋斗不息。始终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