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个税改革,要详加体察“纳税人的心”

第一篇：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个税改革,要详加体察“纳税人的心”

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个税改革，要详加

体察“纳税人的心”

日前，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仅仅一个月，近7万人提出逾13万条意见，数量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立法的意见。从涉及个税改革的媒体报道和网上民意来看，社会各界关注焦点集中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和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的细则等方面，这无疑凸显了人民群众对实施个税改革实现“减负”“增收”“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的热切期待。

此次个税改革的总原则是“增低、扩中、调高”，即中低收入者少缴或免缴、高收入者多缴，但原则怎么转化为多数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特别是修正案的关键条款与个税纳税主体普遍预期无明显落差，同时又能实现“国”与“民”之间的平衡，保障个税作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的筹集财政收入功能，则考验着立法者的智慧。

目前税制下，个人所得税的11个征税项目中，工资、薪金所得无疑是最容易征收的一部分，也因此，个人所得税常被称为“工薪税”。一方面，工薪阶层所服务的社会组织有代扣代缴义务，拿到手的就是税后收入，“有人管”比“没人管”更难以逃税;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逐渐增多，但除了工资、薪金这类“板上钉钉”的收入之外，“你不查，我不交”的现象较为普遍。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吹响了新一轮个税改革的号角。从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来看，无论是个税起征点提高、扩大中低档税率覆盖面，还是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增加反避税条款，改革核心是体现公平，总体上将使纳税人税负普遍下降，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红利是毫无疑问的。

个税改革的大方向已定，后续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落实，则需要相关部门综合考虑财政收支、居民收支、消费指数等因素，充分吸纳民意中的合理化建议，使之符合实际、行之有效、彰显公平。正如专家指出的，个税改革关系到家庭收入、赡养系数、教育医疗成本、养老负担以及征管等问题，“从初期看是调整起征点问题，从长远看是规范收入分配问题。”惟有详加体察“纳税人的心”，权衡不同群体生存负担的差异性，消除收入渠道不同带来的征税差异，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更有利于税制公平和社会公平，“修法”才能带来溢出效应——让纳税人不仅感受到收入增加了、生活压力减轻了，而且因为公平感的获得而主动提升依法纳税意识，不再为“合理避税”而使出“三十六计”。

第二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人的城镇化”滞后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微博)看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是“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利用这些劳动力，而一旦他们年老或健康状况恶化时，再将其推回农村”。

2010年，中国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总量已达3071万人。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跨区域落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由于缺乏对在城市居留的长久预期，农民工消费、储蓄乃至人力资本模式也必然与城市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不利于其长久人力资本投资，收入提高乃至消费模式提升。

专家告诉记者，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专家调研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人”面临着不平等权利问题，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也存在发展权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高等级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来集中资源，然后建立一个高档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标准。这种形态和标准的城市不是为农民进城服务，而是解决现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李铁看来，城镇化实质就是让一部分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要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户改遭遇市长反对 11年难推行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在李铁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最显著的就是目前都面临财政压力。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二是地方债务，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然而，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

目前，随着中央调控房价，以及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预期被压制。因此，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对工业投资的力度。在李铁看来，此举短期看对于提振经济有益，但长期负面作用却也明显，因为同时还得吸引大量人口来就业，就会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负担。“这将是未来所有城市都将出现的一个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品质

国务院年初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而与此同步推进的城镇化，似乎就被人理解为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效举措。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新的两极分化开始显现，那就是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这融合涉及到他们的就业、教育与培训等诸多方面，它要求城市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这种资源分配的一个一直以来难以逾越的门槛是：户口。城乡不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

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户口的限制，而就业、教育等政策又都与户口挂钩，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因此，国务院出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等政策，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是十分及时的。通知要求，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这对于接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共享城市资源，是一项有远见的举措。

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决定着城镇化的品质。

目前，全国各地正猛烈推进城镇化，以致到了城市人口高于农村的局面。我们暂且不论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利弊，毕竟这是发展的必然。我们要反思的是，城镇化进程会否太快;另外，更重要的是，城镇化程度了之后，如何让城镇新旧人口真正成为一家人。城镇化不是城市体积的膨胀，而是其内在品质的提升。

如何提升城市内在品质?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让新旧城市人融为一体，避免由于户口等限制，形成新的两极分化。人的品质决定城市品质。如果人口比例日益增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品位不提高，城市品质的提升将成空谈。而要让居住于城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提高整体素质，他们的就业、教育和培训就得与城里人同等享受。而享受这些政策，此前都与户口有关，也就是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没法享受。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既避免了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和形成新的两极分化，更在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共建共享，而在提升着城镇化的水平、优化着城镇化的品质。(光明网-朱佳发)户籍性质越“单纯”生活压力就越少

国务院办公厅23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2月23日《新京报》)

户籍登记以及户籍管理等相关工作，原本是公安机关用于管理人口的一种管理方式，因为有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和农村户籍的区别，使得持有不同户籍的人，即使是同一件事也会遭遇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其中尤以就业、接受教育等方面突出一下，在不少城市，用工单位招聘员工的时候规定，本城市户口可以优先，本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医保以及低保等福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户口不能应聘、不能享受待遇等到了，特别是一旦遭遇不幸，在获得伤残或者死亡赔偿金的时候，城市户口的是按照城市生活标准支付，而农村户口的只能依照农村生活标准，就算是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只要户口还在农村，那么就是形式上的农村人，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是绝对不同的。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户籍的步子在逐步加快，取消城乡户籍的差别，推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消除户籍上的隔阂，变准入式迁移为自由迁移，迁移落户不再重新申领等等，这些都是群众期望的重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这不可避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由此带来城市市政配套设施难以承受，以及交通、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户籍开放。虽然如此，户籍开放是一个迟早问题，实现城乡户籍开放的前提就是城市和农村甚至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城乡差距缩小直到

忽略不计，只要是合法的户籍，在法律上应该是平等的，户籍不应该是居留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唯一手段，如果是这样，户籍的作用的人为扩大了，因为户籍所带来的不便肯定会影响到民生，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户籍改革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破坏。

户籍改革，关键在于让户籍没有任何附加负担，变得“单纯”，在当前，国家人口多，城市的发展迅速，公共基础设施不够用等问题比较突出，面对外来人口增多，相关部门办事的时候图便利直接从户籍上进行淘汰，说到底，这种处事方式是一种“懒政”的行为，管理部门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办理户籍的程序，更需要调整现有的的处事观念，遇事别先看看户籍的“性质”，要多尽责少讲困难，让户籍无负担一身轻。

户籍改革应该“市长负责制”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据悉,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在这些年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户籍改革恐怕是最艰难的一项改革。尽管有关方面逐步调整、放宽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夫妻投靠、老人投靠子女以及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人员落户等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但客观地说,户籍制度依然是城镇化进程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实现公平的“拦路虎”,是多项民生改革的最大路障。

不久前,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事实上,这是“伪城镇化”。发改委官员今年6月份就表示,目前有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显然,从“伪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户籍改革。

以就业为例,据《中国青年报》8月20日报道,多个地方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其实,何止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很多国企同样如此。显然,户籍限制影响到人才合理流动和就业公平。再以住房为例,不仅限购政策有户籍之别,而且在保障房方面,户籍带来的不公更明显:城市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而非户籍人口即便有机会享受公租房,也是排在户籍人口之后。

目前,推进户改大概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迁移政策。去年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的用意就在于此;二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福利。不久前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贫富”。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还需要再从另外两个角度入手。

一个角度是以宪法等法律为基础,重新对户籍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目前我国户籍管理主要依据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这早就不适应社会发展,必须制定新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另一个角度是从“市长”这一角色入手,因为户改制度十几年落实不下去,就与市长反对有关。我们不妨从“市长反对”这个角度寻找户改思路。

笔者以为,“市长反对”对户改有多重启示:其一,市长越反对户籍制度越要改。当一项改革遭遇地方官员反对时,恰恰说明这项改革有必要坚持下去,因为改革就是要打破既得利

益格局,而反对户改的市长显然主要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只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才能建立新的公平的福利分配格局。所以,市长反对折射出户改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其二,从市长反对户改反思公共投入和财税制度。市长反对户改的理由无非是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承载进城人口。事实上,大多城市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等都是可以再生的,关键在于财政投入是否向民生领域倾斜,财力能否承受户籍改革。市长反对户改的深层原因之一其实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因此,应通过预算改革让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以财税改革平衡地方财权与事权。

其三,户改应成为“市长负责制”,与官帽挂钩。很多改革难以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官员切身利益没有挂钩。如果户改实行“市长负责制”,并纳入政绩考核,恐怕反对户改的市长就少了,支持户改的市长就多了。还有,如果外来人口也有选举权、官员任免建议权等,毫无疑问,市长等官员不仅不会成为户改的阻力,还会成为户改的推动力。

户籍改革的要点是回归常识

这是一个让人虽感惊讶但不感意外的情况。毫无疑问，市长们的这一态度，皆因他们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向进城务工和流动人员放开户籍，就意味着本市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事务的压力加大。所以，他们形成的共识，就是力挺人为设置的户籍栅栏，保住所谓本地人的利益。

把既有的户籍制度比喻为“栅栏”，其实有其现实理由：现行户籍制度，在所谓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设置一道类似于栅栏的屏障———外来人口所创造的财富、机会和缴纳的税收，会透过栅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并让城里人享用，而外地人本身，就被严严实实地挡在栅栏外，只能看着城里人的盛宴而默默吞口水。

户籍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打破这道栅栏，让外地人在为所在城市作贡献的同时，也能融入其中，最终实现自由迁徙。这本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原初规律，也符合有关人类伦理的常识。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年复一年的有关户籍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常识，陷入了纯利益的考量。

早在人类社会成型过程中，人的个体就经历了随群迁徙的过程，直至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家园和栖息地，才停留下来筑屋、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迁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和大自然的基本反应之一。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而中国户籍制度，恰恰人为设置藩篱，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这是当前户籍制度违背常识的第一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恰恰有失公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大城市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包括基础建设、各类服务、物流运转等等，主要依赖于外地人完成。但一方面外地人为城市发展持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享用不到城市的关键资源，这种只取不予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某个城市的成型，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四面八方的人员聚集到一起形成的。其好处有几点：一是让城市融合了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二是让城市居民有了基因的多样性，三是人力资源本身的丰富性让城市有了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吸纳外来人口，融合多方文明，是城市化不二的法门。但现在，一些官员一方面高谈阔论城镇化，一方面却对城镇化的基本动因视而不见甚至刻意阻挠，这不是违背常识，就是叶公好龙。

必须承认，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的确有着短期的利益牵绊，但问题是，要实现新一轮城镇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吸纳和发挥外地文明的问题。如果只是想夺取外地人的贡献而永远保持对外地人的戒备，这样的城市永无真正现代化的可能。

还有一个常识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外地人涌入城市蚕食城市资源，更多的是一种假想的风险。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导致市政瘫痪、财政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如果他无法靠自己的奋斗在异地生存，绝不会踏进那个地方。而社会福利层面，本是根据城市人口和其他基础状况，经过周密设计形成的方案，这种方案也只能解决人的基本生计，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多数不会只是为了获得低保等社会福利而贸然闯入陌生的城市。

可以说，户籍改革讨论这么多年，有关理念和技术问题，都已被反复研讨过，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应该回归常识和人类基本伦理，用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信的而非敌意的、大气的而非狭隘的心态，善待外来人口，善待城市发展的本来规律。

第三篇：公务员申论热点——个税改革

个税改革

【背景链接】

4月25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1年5月25日。个税调整与每个人的钱袋子紧密联系，因此，该草案细节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标准表述】

[目标]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要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

[重要性]

市场经济需要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可以发挥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

[问题]

个税改革，应在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仅仅调整宽免额对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意义不大，且会出现逆调节。

一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已不低，低收入者已无税。

另一方面，如果目前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受惠多的会是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得益少。

[不足]

我国“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是不争的事实和突出的矛盾，个人所得税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缺点和不足：

首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只有工资部分由企业代缴代扣，以高额累进的税率在征收。而《个人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偶然所得部分征收得很少，甚至基本不征收。这使得个税征收范围过窄，甚至有人称现在的个税就是工资税。

其次，分类计征模式与无差别的宽免扣除制度，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无法真实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进而导致个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最后，税率设计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增大征管难度，效果不佳。

【措施】

专家总结以下措施：

第一，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纳税人包括中国居民或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人。征税范围包括中国居民所有境内外货币和非货币所得，以及外国人来源于境内的货币和非货币性所得。其中，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免税。

第二，除资本利得外，所有应税收入纳入综合范围，统一计征，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第三，实行有差别的宽免额制度，即在基本宽免额基础上，按照个人具体支出情况，实行常规化调整，目前可纳入动态的常规调整的因素包括：个人家庭瞻养情况、大病医疗支出、消费信贷利息支出。基本宽免额设定为每人每年扣除20000元，以后随通货膨胀情况定期(可考虑3年左右)调整。这可以保证低收入者的上线或中等偏下收入者的下线以下的社会成员，免交个人所得税，而其它人员均纳税，保证宽税基原则的实现。

第四，税率方面应考虑在综合所得部分适用5档超额累进税率。

第四篇：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节日往来”要划清界限

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节日往来”要划清界限

五一端午临近，为紧盯重要时间节点，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五一端午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4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礼尚往来作为我国传统美德，过节送礼确实是人之常情。但现在总有一些人借着过节的“礼尚往来”拉拢关系，让这种人之常情变了味。“礼尚往来”逐渐成为一种较为隐蔽的行贿手段，也是一些人拉拢、腐蚀官员的“敲门砖”。这样的所谓节日文化，其实就是行贿受贿，既败坏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又毒化了社会风气，被群众所诟病。

事实上，如果“礼尚往来”以朋友间长年积淀的良好情感关系为基础，这种不计索取的赠予，不附带任何附加值，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朋友间的交往，以送礼达到谋私利目的，其性质就截然不同。还有，正常交往的礼品的价值更多在于感情交流，而不在于礼物的价值多少。如果礼品价值明显超过一般礼品的价值尺度，就有行贿受贿嫌疑。所以，正常的礼尚往来与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看似相同，其实有着明确界限。

作为人民的干部，抵制腐败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在节日里处理人情往来时，要划清界限：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对自己的权力有个正确的认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姓公不姓私，必须公道正派、克己奉公，分清公与私的界限，摆正官与民的位置，校准正与偏的误差，决不能恃权自重，权为私用;另外一方面要做好加强廉洁自律，对各种形式的礼尚往来保持警觉。如果送礼人单次送礼的价值或多次送礼的价值总和明显超过正常人际交往的需要，即使送礼人当时没有提出非法要求，也要从防止利益冲突的角度加以拒绝。

清明节刚过，五一节将至。各级党委政府纷纷三令五申，强调严禁以各种名义收受礼品、礼金和有价证券，提倡廉洁过节。因此，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有起码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在节日期间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坚决抵制披着礼尚往来外衣的不良送礼收礼之风。

文/陈宇宇

中公教育

中公教育

第五篇：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总方案

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总方案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