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诸暨探索”（5篇范例）

第一篇：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诸暨探索”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诸暨探索”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 07版）

编者按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关系到党和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作为“枫桥经验”的诞生地，浙江诸暨市近年来围绕矛盾化解、司法公正、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丰富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健全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续写了“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时代篇章。近日，光明日报调研组前往诸暨枫桥、大唐、新店子、江藻等地，通过实地查看、集中座谈、单独访谈等方式，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就诸暨发扬“枫桥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调研。

优美整洁的自然环境，朴实醇厚的民风社风，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走在诸暨的大街小巷上，调研组深切感受到，这座因“枫桥经验”而闻名的城市，处处透显出祥和的气氛和发展活力。从浦阳江到东白山，从汤江岩到白塔湖，在这块千年古越大地上，古韵新姿交相辉映，宜人宜居宜业的独特魅力愈发令人神往。

五十多年前，诸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诸暨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德治涵养文明建设，以法治夯实社会治理根基，探索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截至2017年，诸暨市已连续12年获评浙江省平安县（市、区），枫桥镇连续三次捧得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1、“以德润心”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认同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信交朋友，惠普乡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调研组了解到，诸暨市近年来以正家风、兴家教为立足点，以“传承·养成”为主线，大力推进家风家教建设，将主流价值融入家庭教育。

诸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孔羽介绍，诸暨在全市开展“全民议家风”、“我爱我家”立家训、身体力行“传家礼”等活动，以核心价值涵育家风，挖掘弘扬了“江藻钱氏家训”“同山边氏家规”等独具特色、洋溢着浓厚家国情怀的家规家训，形成了家家有家训、户户好家风的良好氛围。同时，诸暨还开展“开蒙礼” 1 “祈福礼”“成人礼”等各类传家礼活动，并整理创作长幼、洒扫、持家等“家礼十循”，纳入全市中小学德育教育。

诸暨是越国故都，为发挥吴越文化怡情养志、滋养心灵的作用，该市推进实施了传统文化研究工程，梳理於越文化、西施文化、南孟文化、耕读文化等蕴含的思想理念和传统美德，如“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的勾践精神，“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木柁”精神等，使之成为涵养主流价值、涵育美德善行的重要源泉。据了解，诸暨推出了《暨阳好故事》《乡村道地》等传统文化媒体专栏，整理出版《越中名人录》等精粹典籍，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文化公园、社区文化家园、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网络、融入生产生活，不断用流淌千年的文化精髓滋养诸暨人的精神世界。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诸暨城区还设立了“浣江书房”“浣江书吧”“漂流书亭”，开展“全民阅读节”“图书馆之夜”等主题活动，如今，阅读已成为诸暨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

黛瓦白墙，立柱石鼓，“吴墅古祠”的匾额与“文化礼堂”的标识相映成趣……走进江藻镇吴墅村，文化礼堂大门两侧的“红黑榜”格外醒目，红榜上数位“好婆婆”“好媳妇”胸戴大红花，笑得很灿烂。“现在村民们都有了这样一种共识，上红榜，有面子；上黑榜，太丢人。”村党总支书记卢保千告诉调研组，2014年，村里开始设置红黑榜，对做得好的，例如对“好婆婆”“好媳妇”、优秀学子、美丽庭院予以红榜表彰；对做得不好的，上黑榜警示。目前，诸暨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等载体，组织道德模范、好人好事、最美家庭和好邻居、好媳妇等评选，组建草根宣讲团、文艺宣讲团，用快板、歌曲、小品等形式，开展“道德模范进礼堂”巡演，弘扬“最美精神”。

调研组了解到，为发挥先进典型引领民风社风的作用，诸暨实施了《道德模范待遇保障若干规定》，设立好人基金，开展“发现最美诸暨人争做最美诸暨人”“善行暨阳”等活动，涌现出了器官遗体双捐献者何赛军、“献血达人”吕小祥、“诚实守信”楷模李云海等先进典型。同时，市里还开设了“美在身边”专栏，通过市民公园“最美笑脸墙”、微广播剧《最美诸暨人》等载体，广泛传播最美形象、最美声音。

为保证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诸暨市大力推进失信黑名单制度建设，实行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定期曝光，建立行政部门、市场主体、行业协会、舆论媒体“四位一体”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同时，诸暨还建立“文明出行我先行”“礼让斑马线”等机制，全市机关干部以及公交车、出租车、公务车驾驶员人人承诺文明开车，使“礼让行人”从文明倡导变为刚性约束。

2、法治建设为社会治理提供根本保障

枫桥镇下西湖村两兄妹因赡养老人发生口角，哥哥打伤了妹夫。经“老杨调解中心”退休民警杨光照调解后，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当场握手言和。枫桥镇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告诉调研组，“老杨调解中心”创立于2008年，如今已成为枫桥派出所的招牌，“有难事，找老杨”也成为枫桥镇群众的口头禅。在调解实践中，“老杨调解中心”创造了依法疏导法、换位思考法、联动调解法等民间纠纷“调解七法”，中心自成立以来共受理案件1700余起，调解成功率97.8%，调解满意率100%，杨光照也被司法部聘为“全国人民调解专家”。

调研组了解到，诸暨市已建立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法院主导、多方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包括9大专业调解机构、810家调解组织、3375名人民调解员，目前已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自2014年至今，累计诉前引导调解成功约15600件，诉中委托调解成功约4900件，诉前纠纷化解率居全省第五位。今年1月，诸暨成为浙江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试点地区后，市里对综治调解、专业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律师调解等多元解纷资源进行了线上整合，并取得明显效果。运行半年来，诸暨法院引导调解的案件比例由100%逐月下降至58%，当事人和调解机构主动上线化解矛盾纠纷达42%。

为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诸暨还建立了网上法律公共服务平台，兼具直播普法、法律公共服务调度、舆情预警等功能，同时组建了法律义工服务团队、普法讲师团等，启动“点单式”普法，构建起立体式、全覆盖普法格局。比如，市公、检、法、司联合打造的网络普法直播平台，用讲故事、话家常的方式，将法律知识融进普法解读中。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王知礼以“法官揭露电信网络诈骗‘潜规则’”为主题，梳理了诸暨法院审理经办的网络诈骗典型案件、犯罪分子特点等，并实时回答了网友提问，直播进行45分钟，吸引了7.9万人在线观看。市司法局把“12348”法律援助热线升级为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打造“一站式”法律援助窗口服务，2017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049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569万元。

为便利群众和提升服务质量，诸暨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为目标，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推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目前，全市27个镇级行政服务中心已实现“无差别受理”全覆盖，群众到“一扇窗”就能办成“一件事”。同时，市里还深化应用平台、共享信息数据向基层延伸开放，建成“一证通办”信息管理系统，其中，市级实现“一证通办”事项为290项，镇级实现“一证通办”事项183项，村级实现“一证通办”事项76项。镇级能审批的即时审批，镇级不能批的通过互联网 3 上传市中心窗口审批，有关文件证书通过免费快递或镇村代办员送证上门，真正实现了“就地办理、远程办结”，办事不出村。

为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市公安局开发“安心租”APP，具有房屋租赁多重安全保障、招工用工无缝对接、流动人口自主申报等多项功能。目前，APP上已有1000多家企业和7000多间房屋信息可供选择。店口镇派出所牵头成立了“流动人口服务之家”，组建流动人口党支部，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直埠镇紫草坞村对闲置房屋进行“集约化”改造，创建了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新模式，做到了“政府放心、村民开心、租户暖心”。

在大唐镇综合信息指挥室，调研组看到，大屏幕上综治工作、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便民服务“四个平台”中上报信息、处理情况一目了然，“网格地图”可实时查看驻村网格员的位置及四个村级服务中心工作的实时画面。据介绍，群众发现问题，可通过“四个平台”APP、政务服务热线（12345）、微信公众号、网格员等多渠道反映，平台进行分级处理，建立了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分流交办、反馈督查的完整运行机制，推动形成了“四个平台+全科网格+综合指挥系统”的基层治理架构。目前，全市共划分网格2376个，配备网格员6495名，2017年全市累计上报各类信息35.3万余条。

3、“草根力量”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儿啊，妈贷了款，咱现在能热热闹闹地把你的婚礼办了。”由村民杨桂平、卢永平等自编自演的小品《办酒**》，勾起了村民们的回忆。几年前，吴墅村村民卢某要结婚，寡母李某碍于面子、排场，虽然家里已债台高筑，仍硬着头皮贷款办婚礼，闹得一家人苦不堪言。为扭转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村两委在听取村民意见后，成立了村民自治组织“红白理事会”，制定了红白喜事移风易俗倡议书，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喜事酒席每桌不超过800元，白事酒席每桌不超过600元，酒类、饮料每桌不超过100元……如今在诸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事减办”的风尚已经形成。调研组了解到，目前诸暨市546个村（居）全部完成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的制定修订工作，内容涵盖家庭生活、邻里关系、村风民俗、社会治安等，其中突出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头宣传倡导移风易俗。同时，诸暨还探索实行村规民约积分制考评，建立道德评议堂，推行守约红黑榜，使村规民约真正发挥移风易俗、淳化民风的作用。

乡贤文化底蕴深厚，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诸暨积极培育乡贤群体，吸收优秀乡贤进入基层党组织，支持乡贤依法参加村委、“两代表一委员”选举，聘请乡贤担任“外挂村干部”“镇长顾问团”，全市共建立乡贤参事会、议事会等乡贤顾问团53个，构建起“乡贤参与、镇级管理、村级自治”的乡村管理新格局。同时，诸暨在全市派出所推行110矛盾调解“乡贤治理”模式，筹建“乡贤资源库”，建立“乡贤治理”参与、联络、培养、评价机制，落实乡贤调解“以奖代补”。目前，一大批立场坚定、作风优良、仗义执言的老干部、老党员、经商能人脱颖而出，利用特有的亲缘、人缘和地缘优势，当好“老娘舅”，做好“和事佬”。今年以来，970余名在册乡贤成功化解疑难纠纷、邻里纠纷等矛盾400余起。

调研组了解到，在诸暨，农村文化礼堂也成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目前，大多数农村文化礼堂都建立了集“管理、议事、活动、监督”于一体的“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组成，做到有章理事、有人管事。

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调研组看到，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宽敞明亮，目前入驻了心理卫生协会、心语社会服务工作中心、蓝天救援队等19家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涉及应急救助、关爱服务、心理咨询、司法援助等领域。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宣超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登记和备案的社会组织有2700多家，分布在调解、公益慈善、文体、社会服务等领域。

“我真的特别感谢一米阳光，这些志愿者给了我们温暖。”眼闪泪花的梁美兰说，3年前，16岁的儿子因打架斗殴进了派出所，全靠一米阳光志愿服务协会的帮助，儿子才能重新振作。如今，梁大姐也成了一名志愿者。据介绍，诸暨建立了“市、镇、村”三级志愿服务网络，设置了“暨阳志愿服务管理平台”、“志愿汇”APP平台、“越民生”公益吧等服务平台，推出“邻里守望”“留爱同行”“情暖空巢”等主题活动，打造出“青少年心灵花园”“一分钟志愿”“暖冬计划”等品牌项目。目前，全市拥有志愿团体786个，注册志愿者6.5万人，广泛参与到社会服务、矛盾化解、社区矫正等活动中，仅2017年相关志愿服务机构就帮扶社区矫正人员2000余人次，参与信访化解、纠纷调解5000余起。

为解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难、作用发挥难等问题，诸暨市在社会组织中开展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专项行动，700余家社会组织党组织实现应建尽建，组织覆盖率达100%。市委组织部牵头建立了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动态评价机制，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建立活跃度、规范化、覆盖率、影响力四个维度的标准化评价体系，评价标准由20条评分细则构成。根据组织力指数评价结果，相关部门建立会诊、帮扶、准入、退出、激励等工作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诸暨还通过搭建社会组织综合监测网络、基础数据库、民政数字平台，连 接“网上+网下”动态监测网络，实时掌握社会组织日常活动开展情况。2017年，诸暨市被确定为浙江省唯一的社会组织党建综合监测区。

4、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道德是良治善治的基石，德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德治的根本，在于社会各阶层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加强德治建设，提升德治水平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题中之义。近年来，诸暨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注重发挥德治作用，把以文化人、以德润心作为最基本的实践路径，重构乡土道德，醇化民风民俗，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道德底蕴，以德治推动法治和自治，充分发挥德治净化风气、凝聚人心、预防矛盾、排解民忧的突出作用，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板。

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精神”的核心要义。新时期社会治理必须以群众为主体，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充分调动起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前，诸暨有6495名网格员、1396名人民调解志愿者、2700多家社会组织、970余名乡贤，活跃在社会管理、纠纷化解、公益服务、帮扶带动等领域。在诸暨，群众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在登台亮相、扮演主角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素养和基层治理水平的双提升，并成为社会治理的建设者、创造者和受益者。

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注重党建引领。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目前，诸暨全市有登记和备案的社会组织2700多家，有志愿服务人员6.5万多名。近年来，诸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新机制，通过建立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动态评价机制，创建社会组织党建云平台等，加强了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管，使社会组织的发展由“自转”变为“公转”，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共赢。

基层社会治理要着力提升智能化水平。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诸暨不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以“浙江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为主的各类网络平台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两网深度融合，围绕“互联网+”矛盾化解、公共安全、执法司法、公共服务、基层自治、网格管理等重点领域，在建设模式、应用模式和服务模式上积极探索，释放了“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动力。调研组也发现，个别职能部门囿于数据“小农意识”、缺乏大数据思维等因素，没有实现信息和数据共联共享，“数据壁垒”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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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李春林、严红枫、沈耀峰、陆健、马姗姗、俞燕、徐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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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时代“枫桥经验”专题研讨会发言稿

新时代“枫桥经验”专题研讨会发言稿（七篇）

篇一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为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绍兴素材

55年来，“枫桥经验”成为zd工作的一面旗帜，也成为绍兴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十分呵护、倍加珍惜，努力实践、不断创新，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传承弘扬“枫桥经验”，实践运用“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努力发挥好“枫桥经验”在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巩固基层政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

毛泽东思想催生了“枫桥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经过15年的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飞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出强大的实践力量和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绍兴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深入实施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六大工程”，高水平建设绍兴枫桥学院，不断丰富“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切实当好“枫桥经验”守护者、传承者、践行者，努力为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更多绍兴素材和绍兴经验。

篇二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要立足本职

全国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早已经成为普遍行动，检察机关是践行传承、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检察机关在新时代要践行“枫桥经验”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第一，是进一步统一“枫桥经验”与检察工作关联度的认识；第二，“枫桥经验”的内涵是预防化解矛盾和风险，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个案件都有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任务；第三，“枫桥经验”始终强调坚持群众路线，检察工作是坚持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第四，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充分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只有明确“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才能抓住根本，抓住本质，学到真金，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当遵循的原则，这样以便解决好践行“枫桥经验”的切入口和特色的问题。

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第一要坚持立足本职原则；第二是坚持法治原则，守住法治底线；第三要坚持化解案件矛盾根源原则，作为结果只依法办案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办案化解矛盾纠纷，把根源给解决掉。只有这样，“枫桥经验”才能落到实处。

篇三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枫桥经验”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

今年1月，中央zd工作会议就“枫桥经验”的总结推广提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法学会和XX省委zd委共同开展的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枫桥经验”的理论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几大理论命题，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总书记对“枫桥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大力推进“枫桥经验”在整个绍兴开花结果，使“枫桥经验”成为新型社会治理的一整套好办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枫桥经验”从社会管制的经验，提升为社会管理的经验，再创新和发展为社会治理的经验，实现了“枫桥经验”的三次历史性的飞跃和创新。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枫桥人民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引领风尚、保障发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并且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办法。

“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是枫桥人民、XX人民和中国人民奉献给全世界的有关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智慧和方案，未来会编入《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等教材当中。“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必将提升我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篇四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推动新时代zd工作继续走在前列近年来，XX省委、省政府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为建设平安XX、法治XX的有效抓手，不断丰富“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的特质，使其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服务XX“两个高水平”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枫桥经验”始于基层，但不局限于社会治安管理，应该将其放到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视野下去研究和实践。本次会议会聚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代表，希望通过多方的交流和探讨，进一步拓展“枫桥经验”的实践领域，进一步推动“枫桥经验”的理论化、体系化。会议展示了全国各地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成果。特别是兄弟省的成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XX各级zd机关将以本次理论研讨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吸收、消化研讨会的成果，以更高的站位、更实的落点，推动新时代zd工作继续走在前列。期待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枫桥经验”经历了55周年，但它依然年轻，特别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课题，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枫桥经验”始于XX，但不是一时一地的经验，也是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篇五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当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传承的排头兵

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是我们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枫桥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把伟大领袖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系统地梳理好、实践好、推广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新时代为深化“枫桥经验”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就浙江而言，在地域上，“枫桥经验”已经走出诸暨，走出绍兴，在全国各地推广运用，“盆景”变成了“风景”，在内涵上由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风险，延伸到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成效上有力地促进了全国zd综治WW的工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明显增强，成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浙江高度重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工作，力求在“变”与“不变”的大逻辑中深入探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力争形成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促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化、体系化，为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浙江将以勇立潮头的姿态，当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传承的排头兵、推广的排头兵和创新的排头兵，为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更多的浙江素材。

篇六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展注入检察因素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启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枫桥经验”是浙江的传家宝、新名片，也是全国zd战线的一面旗帜，进一步总结推广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今天我们欢聚在被毛泽东同志称为“鉴湖越台名士乡”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举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共同围绕“新时代视野下深化法律监督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共有17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莅临。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5周年和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以此为契机，由中国法学会、法制日报社、浙江省委zd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共同主办，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这次研讨会，旨在总结、提炼“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传承、发展“枫桥经验”的历史价值，探寻、开辟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让检察机关创新发展在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汲取更为丰富的营养，同时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注入更多基层治理的检察因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让我们通过共同努力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雄厚的生机与活力。

篇七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发言稿：实践新时期检察工作新思路新理念检察版

“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经验，半个世纪以来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持久生命力。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指示要求为根本指南，在zd综治工作大格局下，实践新时期检察工作新思路新理念的检察版。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尤其要注重如何把法治精神融入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之中，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检察机关既要当“护法的卫士”，又要做“普法的先锋”。要通过完善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等多种方式，助推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检察机关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融入基层治理，必须以面向基层为切入点，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尤其是要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结合起来。通过密切与基层党组织的沟通联系，把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串联起来，增强影响力，做到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服务群众、宣传法律、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功能作用。

第三篇：枫桥经验

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华网杭州10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秘书长杨晶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经验渊源“枫桥经验”之一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2平安建设

由来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使得生活在今

天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因为人们对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不了解。按理新闻报道中应当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却是语焉不详。本人经过查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找到了出处，这就是《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抄录于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注释

后面有四条注释：

1.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5 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此件，指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

4.诸暨的好例子，指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抄到此处，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枫桥经验”。于是再查地图，发现诸暨辖区内有个枫桥镇，猜想“诸暨的好例子”大概讲的就是枫桥的做法。经过这一番考证索引，算是对“枫桥经验”的由来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众所周知，自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大力度推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枫桥经验”，难免带有极左思想，专政思维。读者只要对以上3、4两条注释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枫桥经验”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加强专政。令人不解的是，本来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枫桥经验”，今天又为何挂上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招牌，这中间又经过了怎样的语义转换？

补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于1966年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于北京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中国有“不因人废言”的古训。所谓的“枫桥经验”，虽然是谢富治总结的，但他当时还不是罪犯，而且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我们没有必要视其为“大毒草”。

“枫桥经验”创造于1963年，其要旨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而毛主席当年在了解到“枫桥经验”之后，非常重视，亲笔作出了如下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45年来，“枫桥经验”不仅为枫桥镇、浙江省、乃至全国相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第四篇：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开始提出并实践。主旨是提出并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近年来，淮安市清河区开展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其本质与“枫桥经验”一脉相承，此举将过去的经验与现代信息化手段有机结合，把排查出来的矛盾问题就地化解。

全力提升安全感

按照“排查全覆盖、管理无缝隙、服务全方位”和“有问题及时发现、有矛盾及时化解、有需求及时服务”的总要求，以“格化、信息化、精细化、扁平化”为主要特色，全面推行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和隐患30213件，办结30173件，办结率达99.87%,取得“两降一升”的效果，即群众信访量同比下降13.2%,可防性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16.5%,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显着提升。

突出抓好“四个一”

编织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方面成立区、街道、社区三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形成区、街道、社区、格、楼栋等五个层级的组织络体系；另一方面，将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力量整合起来，对格排查出来的相关问题，及时承办、会办并处臵，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组建一支队伍-管理有序、服务有力。将全区38个社区划分成265个格，每个格配备“1+N”的人员，建设了一支5000多人的社会管理服务团队：“1”是指由政府为每个格配备一名专职格管理员；“N”是指两名以上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或社区志愿者，加上小区物管人员、热心居民、环卫工人等各类社会群体。

搭建一个平台-信息收集、研判调处。建成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将承担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的38个相关部门或职能科室集中到一起，集中办公、集中受理、集中服务，凸显矛盾调处、研判分析、应急指挥、信息流转四大功能，使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应急预警、维护公共安全、管理特殊人群、络监管六项任务在一个工作平台上就能落到实处。开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软件系统，研发与系统联动的社管E通手机平台，实现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及时采集、及时梳理、及时交办，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服务的效率。

健立一套机制-反应迅速、高效运行。

健全问题排查机制。格员每天深入格走访民情、排查矛盾、了解需求，并及时将信息整理上。

健立分级办理机制。一般性问题交由格、社区帮办代办，较大问题交由街道及区相关部门承办，重大问题由区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牵头会办解决，并由社管办跟踪督办，办理结果每天通一次。对重大突发事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发送到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手机上，确保“身边事不出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区”

健立分析研判机制。定期分析研判全区社会稳定形势，对重大项目、政策、决策进行风险评估；

健立点评通机制。对街道和部门按月、按季度考核，通过领导点评和工作成绩排名进行奖惩。同时，加强对格员的考核，通过“星级”格组长、“十佳格协管员”和“十佳志愿者”的评选，激励格员和志愿者工作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深入扎实开展。

做好“三个坚持”

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争取群众支持。工作开展之初，部分群众对格员上门走访存在偏见，认为是来管他们的，甚至是监督他们的。格员以服务为着力点，通过设臵格服务导向牌、发放格便民服务卡、提供代办服务以及开展各类社区活动，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彼此感情。如今，居民不仅积极配合格员工作，还能主动反映情况、提供信息。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调动基层积极性。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发现要早、处理在萌芽状态。社区处于社会管理服务的最基层、第一线，是发现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阵地。社区工作人员敬业精神和能力水平决定着社会管理的工作实效。因此，要搞好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必须打牢社区这一基层基础，不断提高社区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

坚持充分整合资源，形成管理合力。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靠少数部门“单打独斗”不行，靠党委政府“大包大揽”也不行。因此，清河区在深入实施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中，充分整合行政资源，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将两股力量合而为一，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一方面，积极清河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借驻区单位，以及辖区企业、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各类群管群治活动，积极动员和组织居民参与治安巡逻、城市管理等工作，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枫桥经验”之一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平安建设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使得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因为人们对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不了解。按理新闻报道中应当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却是语焉不详。本人经过查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找到了出处，这就是《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 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抄录于下：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第五篇：浅谈枫桥经验

【篇一】

一、从枫桥经验的历史去深刻认识内涵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层面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就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支持，最终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暂时困难，加快实施其“反攻大陆”。因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反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推翻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时候，要尝试“和平演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政权，是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之一是把四类分子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人民。中央明确，针对攻击报复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这种刑事案件司法必须立即逮捕，而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遵循中央的这一指导精神，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创造“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深刻的内涵认识

坚持“枫桥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核心和灵魂”，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扬。初期，枫桥的治理经验是，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头，可以使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同时吸收“枫桥经验”中“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的同时，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对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枫桥经验”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将“后处理”改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并加强基层治理的风险评估可能是一个方面，“枫桥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风险评估不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学科的应用和多部门的协作。因此，借助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分析，为社会保障的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最成功的经验是动员群众进行基层治理，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各部门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觉地使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形势、部署任务在基层社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群防群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我国公安机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从国情出发，目前中国仍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利用公安数据的历史数据，不仅缓解了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适应了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来看，我国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管共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做好基层党建，优化社会治理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动”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枫桥经验”的升级版，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幸福感。

首先要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枫桥镇打造“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选村党支部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分别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第一责任；

聚焦社会组织党建新领域，做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运用好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载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片红叶，让每一个支部成为一树红枫，让枫桥党组织成为一片红枫林，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四个平台”建设为龙头，以智慧防控为支撑，以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构建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实现信息汇聚、智慧派单、可视指挥、数据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运行系统，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不断提升办事办证服务的便捷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创建精神文化新家园，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枫桥文化诞生了“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枫桥文化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枫桥所特有的“枫桥精神”，这就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大力推广“枫桥精神”，已成为枫桥人民群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文化，不断赋予时代新内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弘扬阅读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弘扬孝义文化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弘扬不平等、良讼的理性文化，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弘扬地方文化，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治理困境和优化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有的是转型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现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的社会失业问题，伴随着经济产业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三大问题。许多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大量的上访者，增加或持续性犯罪无处不在，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表现为显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模型。该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依赖于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纳入这样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枫桥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该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组织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组织和干部群众，建立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责任感的领导队伍；

二是需要反应灵敏的信息员队伍；

三是需要责任明确的指导员队伍；

四是需要业务素质强的治调队伍，在此基础上才一能建立高度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和不安定因素的预警机制。另外，“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与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资料档案。枫桥镇实行的“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渠道。治理方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尊重良好的传统和治理经验。此外，这一系列表格和档案不仅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对管理人员本身形成约束。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枫桥经验”是著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指示推广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提高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方法。

标准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党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制定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计划。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离开标准化，治理现代化无从谈起。枫桥经验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实践，积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更为细化的法律条款，因此可以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立法”的补缺，而浙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验田，先后涌现了许多具有实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经验，我们可以把“枫桥经验”这个全国有名的基层治理经验编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适性的工作标准，显然有着突破性意义与价值。

三、基层检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将枫桥经验放到基层检察工作中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新形势。特殊案件的处理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建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特殊的办案机制，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普遍规律。选择案例经验丰富、业务骨干和计算机辅助人员和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网络犯罪办案组，实现一种案例指导、案件调查、案件防控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和办案经验，研究者继承的积累，研究者还将确保人承担责任，合理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小于。同时，要加强办案力量的专业培训。在特殊人员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可持续发展，后续的定向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企业，通过企业网络技术、财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检察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互联网法律讲座和研讨会、企业培训人员、企业人员的跟踪和指导，以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阐明办案的法律关系。

探索集约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独犯罪或少数群体犯罪。灰色产业链和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往往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实现有效审判，是检察机关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实行个案繁简分流，分类指控，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是要注意诉讼前的沟通，参与诉讼，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特别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们可能的刑罚，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积极开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辩方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情况下，除按照犯罪内容分案外，还可根据庭审难度对案件分批起诉、分案处理，对于个别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定性争议大而可能影响开庭进程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各个攻破，以提高整个案件的庭审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沟通，简化庭审。鉴于网络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证据材料、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在起诉后首次与法院沟通，告知起诉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审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并就证据有无异议、是否申请调取新证、全案定性等争议焦点，明确控辩双方初步观点，为提高庭审效率打好基础，促使庭审实质化。

另一方面，枫桥经验是一面社会治理的旗帜。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形势，打击与治理并重是解决网络犯罪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检察机关要注意源头预防，深化社会治理，坚决杜绝“一抓一讼”的机械化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同步法制宣传，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结合办案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建议和鼓励受害者网络公司利用其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处理一系列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的“群发”功能，告知被害人举报、提交证据，发挥“社会人的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便于后续办案。另外，我们应该主动回应社会的关注。随着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司法应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的情况下，认真开展调查和总结，以“一案一总结一建议”的方式，积极向案发单位和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检察建议，服务社会大局，回应群众期待，打造和谐共生的司法生态。

（二）结合枫桥经验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蕴含着中国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枫桥经验”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中国特色法治不谋而合。“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与中国法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枫桥经验”寻求的是一种比法律途径成本更低、时间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枫桥经验”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为贵”的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与时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集会、整顿等一整套政治途径。这些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社会和谐。

二是“枫桥经验”的实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结合。一切现代法治都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基层，成长于中国发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发展、创新这样的经验,它是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这也正是是法治的内在要求。长期保持中国传统，维护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传承、文化脉络、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枫桥地区这么悠久的人文历史传承,“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枫桥经验”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本土资源，它继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谐”，并结合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统一协调系统的法治建设。

三是“枫桥经验”的实施是动员群众发扬民主。“枫桥经验”初创时期对“四类分子”的帮教转化,是将“四类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依靠群众开展的帮教转化工作。近年来，枫桥经验在创新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新时期把富人减少冲突，通过组织群众预防冲突，在解决群众矛盾的服务新理念。它的实施手段自始以来都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与身边的事务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是“枫桥经验”实施过程中的强烈的政治性“枫桥经验”所蕴涵的中国法治模式是政治运作的衍生品。“枫桥经验”以政治权威为后盾,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无论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务于中国法治、中国政权。我们在实践“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传统,使这种经验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本能,逐渐形成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基础。

总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按照党建引领的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为人民生活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牢记人民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好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善治。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记者再次探访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时，发现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按部就班已经远远不能跟上世界变迁的步伐，“枫桥经验”的红旗在遍插全国的大街小巷之后，锐意进取的浙江诸暨人，则紧跟时代脉搏，再次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枫源村通过“全科网格”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微事不出格”；

诸暨市创新实施流动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约化旅馆式、网格化标配式“四化四式

”服务管理新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安全隐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融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则走得更远，用户只要使用一个账号登录平台，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纠纷特征，选择多种纠纷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众，覆盖也更加全面无缝隙，网络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基层综合治理上，我们不仅要学会苦干实干，还要学会敢干巧干，能干会干。不断的摸索和总结，提炼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诸实施，施惠于人民群众，切实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格化现在基层都有铺开推广，但是网格员是否都能做到“全科”，这就不容我们太过乐观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业务不精，混水摸鱼等等现象，我们都应该加以清理，要把网格做实、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务于网格内的群众，“全科网格员”要能做到大家随呼随应、随叫随到，并且业务精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切实的服务群众。

另外浙江的网络化应用确实先进，更集约、更高效、也架设了更高端的资源整合系统，对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应尽快学习，尽早架设类似系统，让群众的需求能通过网络更便捷的找到服务窗口，更精准和全面的为其透彻分析，以方便其选择，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在当下，学习枫桥经验，仍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我们不止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更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实际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让群众真心满意。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由无数的共产党员通过实践证明了的。贵州息烽县温泉镇政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下应该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不断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党委班组带头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组走访村组干部和群众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领域内的群众诉求，一律要认真记录，并向具体责任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力争把每件事都具体落实，坚决杜绝群众诉求被踢皮球、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党民鱼水情。

枫桥经验的重心在基层建设。基层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所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必须把基层工作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门团结一致，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以群众利益为起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把各类矛盾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枫桥经验的关键是民生。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民生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社会矛盾必将大为减少；

衣食足是礼仪兴的基础，只要群众能够享受到民生改善带来的福利，公民素质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质的提升必将使他们在处理矛盾时必将更加理性，把脑海中违法的因素消灭在襁褓里，使矛盾纠纷就地合理解决成为现实。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就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有本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篇四】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和社会减轻了压力。由此，“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为社会治理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和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间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层扎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这里面，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职责范围，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同时，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优秀德治传统。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

顾炎武更是强调，“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世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在不断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而且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形成了一种互动乃至紧张。在一些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加之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交锋地带，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还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就此而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当然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点包括推动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执政能力建设、行政服务水平提升。

进一步来看，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平面工作上；

动态层面的社会治理，则需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事实上，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持久活力；

只有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进而实现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篇五】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新时期，学习“枫桥经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处理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避免矛盾升级，维护良好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功能；

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风险防控的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处置上，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一精髓一直未变。说一千道一万,学习“枫桥经验”就是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了群众、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才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