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视角下的招商引资涉诉案件分析

第一篇：法理学视角下的招商引资涉诉案件分析

法理学视角下的招商引资涉诉案件分析

摘要：在各地大搞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少国内外骗子粉墨登场，骗取钱财。本文从法理学的视角出发，结合身边的实际案例，全面分析出现招商诈骗的原因，并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法理学 招商引资 诈骗

作者简介：贾锋，江苏省宿迁市地方海事局。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094-02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工作举措，积极利用内、外资来加快实现地方经济增长。以江苏省宿迁市引进台资为例，截至2010年底，全市已有台资企业145家，注册资金3.81亿美元，总投资7.23亿美元。这些外部资金技术的引进和利用，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招商引资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各种招商引资诈骗活动的负面影响时有存在，有的在当地还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一、招商引资涉诉典型案例

案例一：江苏宿迁国泰广场公司董事长毛伟国卷款亿元外逃事件。江苏宿迁国泰广场项目由浙江国泰集团投资，江苏骏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占地面积70亩，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内有大型商场一个，高层、小高层高档住宅5幢，商业街3条。2009年3月23日下午，因某工程队到国泰广场索要工程款未果，与骏泰置业管理人员发生纠纷。接到骏泰置业管理人员报警后，宿迁公安机关派人赶赴现场处置，国泰广场公司董事长毛伟国和执行总裁毛丹艳不在现场，经再三联系未果。后经公安机关确认，证实两人已经于3月22日离境。目前，公安机关正立案侦查；相关经济纠纷，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案例二：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洋人招商引资诈骗案。2007年底，委内瑞拉人聂英杰以虚构的绿洲集团公司董事长身份准备在江苏省泗阳县投资。3月8日，聂英杰在当地招商引资人员的引导下，与江苏省泗阳县政府签订了进园协议书。此后，聂英杰提供虚假资信证明，于2008年5月取得江苏维红公司的企业注册登记，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但并未实际缴纳注册资金。2009年４月初的某一天，聂英杰凭借江苏维红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隐瞒了因其无资金交纳土地出让金而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及未办理开工建设等相关手续的事实同时，并虚构巨额工程造价和自己经济实力，以江苏维红公司名义与浙江省金华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当地的公证部门进行了公证。在合同签订和公证的过程中，聂英杰在用于公证的江苏维红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做了改动手脚，进而堂而皇之地骗取了浙江省金华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信任。根据合同约定，在工程正式施工前，浙江金华公司先向江苏维红公司支付300万元作为工程施工的保证金。随后，浙江省金华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积极履行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将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打入江苏维红公司指定的账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省金华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现江苏维红公司并没有真心履约的诚意，经调查后得知江苏维红公司的出资人绿洲集团并不存在，它的注册资本实际出资额为零，遂向公安机关报案。日前，经江苏省宿迁市中级法院审结，委内瑞拉人聂英杰因利用招商引资实施的连环合同诈骗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此案给各地的招商引资活动敲响了警钟。

二、招商引资涉诉案件的特点与表现

笔者在对上述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这些发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诈骗犯罪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所谓的投资人虚构一个皮包公司、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持有相关批文和单位公章，以招商引资为名到外地与私营企业主签订合同，最终以合同无法履行为借口，打着经济纠纷的幌子实施障眼法，达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骗取对方大量现金（如案例二）；二是投资人虽然有点实力，但是贪图把招商引资企业做大做强，一直到到案发前，都没有履资能力，且根本无力履约，最后只能选择卷资潜逃（如案例一）；三是投资人一般都利用了地方政府先进入工业园区、后实际注入投资优惠政策的漏洞，挖空心思在当地先注册一个公司（零资本），然后利用这个空壳公司在当地乃至全国进行诈骗。

通过对招商引资涉诉案件的全面分析，我们发现具体的招商引资诈骗手段尽管多种多样，但是全面分析一下则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种：

一是诈骗手段具有隐蔽性。一般而言，投资人以所谓的虚假投资为幌子，以实际非法集资敛财为目的。他们充分利用被害人想一夜暴富的心态，以及对投资人盲目信任，疏于审查不细致或根本不做任何调查，仅仅对要约人的文件或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偏听偏信于投资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匆匆忙忙与投资人签订合同，结果非上当受骗不可。

二是诈骗过程具有缜密性。如江苏宿豫区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在2009年2月，以宿迁市长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宿豫区某乡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乡政府为了营造亲商、爱商的浓烈氛围，将乡政府的办公楼无偿借给投资人使用。赵某某在一无投资资金保证、二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普通人员对政府的极度信任，与宿迁当地十几家建筑施工单位签订了办公楼施工、装潢装饰等合同，非法获取工程保证金共计64万余元，导致施工单位遭受经济损失。

三是诈骗的影响具有危害性。一些投机商利用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比拼优惠条件，过分夸大自身产品附加值很高，要求在当地享受零地价等优惠政策。等待与地方政府签约后，投资人不仅圈占了土地，还要求地方政府把厂房建起来了。但实际上这些企业资金短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就用零地价的土地抵押贷款融资。这些投机的企业带来不少隐患，一旦资金链断裂，银行贷款有可能成为呆坏账、农民工工资也有可能被拖欠，容易引发稳定隐患、民生问题，最后收拾烂摊子的又是地方政府，社会危害性极大。

三、招商引资涉诉案件原因分析

在上述叙述中，虽然不能囊括宿迁市各级法院受理涉及招商引资诈骗的全部，但这些案例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特别是在案例二中，宿迁的洋骗子的戏收场了，但是身无分文的老外为何能获得合法的营业执照？为什么在办理空壳公司手续时还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协助？洋骗子诈骗行为轻而易举就能得逞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规范化措施不到位。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的地方或部门求资心切，面对招商任务，急于完成引资项目，只要有人说想投资，就视之为上帝，甚至允许其先上车后买票，而不问来人投资额多少，不问投资项目好坏，这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空子。

二是少数官员存在唯gdp理念，求功心切。通过对招商引资各种案件的分析，我们和容易发现，其实政府的各级主管部门很多情况下只要核实一下对方的资信情况，做一下简单的调查，就有可能防止被骗。

第二篇：关于如何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分析

统计分析：

关于如何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分析

近年来，信访成为人民群众解决自已在处产处活中遇到问题的较普遍采用的方式，各种信访案件逐年上升，其涉诉信访案件占有较大比例。根统计，信访案件中涉法信访案件占50%以上，而涉及法院的涉诉信访又占涉诉案件的30%以上。因此，研究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有效途径就成为法院当前时期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涉诉信访案件的特点

（一）涉诉信访的原因变单一为复杂

以往涉诉信访案件大多是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结果不服及执行不到位引起的，而如今涉诉信访案件涉及法院管辖权、诉讼程序、多次多级审判而结果反复及审判人员的态度诸多问题，涉诉信访的原因、理由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特点。

（二）涉诉信访涉及民商事案件比重增大

目前从法院接访及再审案件情况来看一涉及损害赔偿、权属纠纷、相邻关系、婚姻继承、企业破产改制等民商事案件占涉诉信访案件的绝大部分，且数量呈上升趋势，而涉及刑事案件的信访案件数量则相对较少。

（三）涉诉信访涉及诉讼程序问题的案件增多

在过去的涉诉信访案件中，当事人往往是反映案件的 实体处理情况，而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很少涉及。但目前的涉诉信访案件很多都涉及到了诸如法辽管辖权、送达及案件审限等程序问题、涉及诉讼程序的案件明显增多。

二、对当前涉诉信访案件特点的原因分析

目前涉诉信访案件呈现新特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原因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体制、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跃，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觉醒，都使人们一改“冤死不告状”的传统观念，纷纷把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这样就使法院受理案件特别是民商案件大幅度增加，案情日益复杂，当事人对案件的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事务性工作的公正也日益关注，这样势必会使涉诉信访案件随之增加。所以说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形成当前涉诉信访案件特点的根本原因。

（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法律知识水平滞后于基本身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依法治国进程的大力推进，致使调整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纷纷出台、更新、立法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及相互间的更替速度之大，数量之大均是空前的，远远超出了人民群众接受 法律知识的渠道，精力有限，使得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很少关注，对具体法律知识更是知之甚少，但是随着普法活动力度的加快，各种媒体宣传报导，人们通过法律维护自己权利 的愿望大大增强，即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空前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民群众自身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有限强烈要求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矛盾，它必然导致人民群众对法院依法作出的一些裁决不能接受，而进行信访。

（三）历史原因形成的司法水平滞后于法治化的进程

众所周知，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就经历了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法律体制中均有所体现，借鉴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都是饱含着行政管理的影子/依法治国是近几年才得以提出，可以说从传统上看，我国就没有真正形成完全独立的司法体制和一支真正职业化的法官队伍。虽然目前随着依法治国的进程，司法体制的改期，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建设均开始进行，但从根本上大兴安岭无法改变整个法官队伍司法水平。当前法官队伍结构复杂，文化背景、知识水平、法律素质及社会经验均差异很大，一些司法水平甚至文化水平都不高的人却在行使审判权，种种因素决定着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在三、五年不可能全面完成，法官的司法水平明显滞后于法治化进程，有的法官对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权 利意识的觉醒认识不够，传统的司法观念无力有效驱驾现代对抗势庭审模式，业务能力不强，工作技巧方法不妥，自身言行细节不严谨等问题均能引发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从而产生涉诉信访案件。

三、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有效途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使之贯穿于整个审判工作。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为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是否保护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实体权利、诉讼权利和其它权益作为衡量立法、司法成败的唯一标准，作为衡量司法工作是否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尺度。司法审判作为法制社会解决处理纠纷的重要方式，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更要将以人为本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贯穿于整个审判工作，将公民的权利置于最神圣最权威的地位。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更也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它要求我们广大审判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宗旨，切实树立大信访观念，把对信访工作的关注点，不仅放在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信访案件，更重要的是，要把避免、减少信访案件发生贯穿于每个案件和每个案件的每一环节当中去。确保每个法官对每个承办案件都能消除当事人对法官、法院的怀疑，做到个案不留尾巴，从根本上去避免、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

（二）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实现“两个公正”。

“两个公正”是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存在价值在司法实务界已得到认可，但从根本上扭转在广大审判人员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念，并付诸于司法实践，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这一点与人们日益渴望程序公正之间的不协调，也是引发信访的重要原因，严格依照程序法办案，确保程序公正，不仅有利于避免、消除信访案件，也是树立现代先进法治理念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程序法是诉讼程序的法律化，诉讼程序规则是诉讼游戏规则，审判人员作为裁判者，其只有依循法定的程序，才能保证裁决结果的公正，也才能向公民昭示其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而诉讼参与者也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使其对结果的公正充满信心，才能相信其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而服法息诉，达到避免、减少因程序裁判不公信访的发生。

（三）规范审判工作的运行程序，强化审判流程管理。审判工作是由立案、审判、执行等几个环节多个步骤有效结合协调统一的运行过程。对这一运行过程的管理即审判流程管理，就是规范案件在立案、审判、执行、卷宗装订归档及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步骤的运行时限及落实相关人员的责任制度，使案件在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得到及时的处理。规范审判的运行程序，就是使审判工作管理更加科学化，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本质要求，也是落实司法为民，实现人性化审判的根本途径。强化审判流程管理，将审判工作运行程序科学地细化，将细化的每一步骤每一环节都协调好，明确时限为责任，这样就会增强审判人员的时限意识与责任意识，使当事人在每个阶段、环节均能感受到人性化关怀，取得当事人的理解与信任，进一步使当事人能够服判息诉，不因审判工作疏漏而引发信访案件。

（四）克服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传统审判观念，做好审判工作的延伸。

要做好审判工作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但是严格依法办事只能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不一定能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即达到息诉止争社会稳定的效果。这是由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文化知识和立法水平、司法水平、法治化进程不一致决定的，作为审判人员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审判工作中不仅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还要切实做好审判工作延伸，即在充分了解当事人文化法律知识背景下，充分向当事人阐明其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使当事人在公开、透明的氛围下感受到自身的尊严和自主意识，最大程度地消除其在事实、法律、审判程序上的疑虑，使其在诉讼活动中的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达到当事人与审判人员真心沟通，取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真正服判息诉，从源头上消除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

内邱县人民法院

杨峰岭

第三篇：涉诉信访案件分析思路

从近年来各地法院面临的信访实际及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的关注程度来看，涉诉信访已成为法院面临的主要工作，且已处于与法院的审判、执行同等重要的地位。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的好坏与否，也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司法和谐和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当前，法院的大部精力被拖在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上。特别是在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以稳控、协调、补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偿等为主要内容的涉诉信访就更成了法院的重头工作。长期以来，无理访、重复访、越级访、缠访、闹访等问题，成了法院疲于应付的难题，不仅严重损害了法院形象和法律权威，也给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关注信访，解决民生”发展到今天的“信访难”，涉诉信访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其设立之初的目的和初衷何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难以破解的局面？本文以此对涉诉信访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以尝试对影响涉诉信访的相关因素做以分析，并对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的必要性做一思考。

一、影响涉诉信访的因素分析

都说“法院信访工作是密切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渠道。”但从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涉诉信访案件的情况来看，虽然各级法院都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财力，但越是起劲的审理，涉诉信访越是“火爆”，倒成了人民法院一个难以解脱的“包袱”。涉诉信访处理过程中的弊端也由此显现：

1、程序提起的随意性。

没有比涉诉信访案件更容易进入程序的了。复查多次的案件，仍然能轻易地通过各种途径再次进入复查程序。一般的诉讼案件要进入程序，法律都规定了严格的起诉条件和审查程序，以及相应的监督程序。而涉诉信访则不然。以申诉再审为例，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较为明确的提起申诉的条件和审查期限，人民法院也为了增强公开性而创新了申诉听证等审查形式，使其渐趋严格和规范。但在上访人转而向领导机关上访，甚至缠访、闹访，越级上访，亦或扬言进京上访时，各级领导机关随手的签批、转办，即可轻易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由此导致了个别诉讼案件当事人对于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法院裁判仍然申诉不止，企图通过这种渠道引发再审。还有的案件则更是反复再审仍不能息诉。

目前多数人都将案件的质量做为涉诉信访案件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认为是案件审理不公，才致使当事人不能服判息诉，多方寻求救济。但从申诉案件的实际审查情况来看，真正进入再审程序并被改判的也只占整个申诉案件的3‰左右。从全国法院的涉诉信访案件来看，2003年至2007年通过申诉信访使生效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或驳回起诉的比例也仅为2.51%，申诉信访所涉及的案件存在实体处理和程序违法等问题极少[1]。另外，对信访本身的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也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2]。

尽管如此，企图通过申诉使案件得以再审的上访人依然在执着地上访，究其原因应当是，涉诉信访向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程序之外解决纠纷的途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途径的随意性和便捷性，使得申诉信访案件的处理，以及整个诉讼程序，都陷入了一种极为无序的状态。法院在这里面所扮演的实际上就是“消防队员”的角色，哪里着了火就按照指示去哪里灭火。

2、处理结果的非正当性。

由于信访案件的处理没有可以遵守的规范，具体的处理结果取决于上访人与处理单位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因而决定了信访案件从受理到解决的整个过程的极大任意性。涉诉信访的这种非规范性，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失去了应有的正当性。一件正规的诉讼案件，无论是一审、二审，都是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依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去审理的。而当案件经过申诉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或进京上访之后，则往往不强调程序，只强调使当事人满意，不再越级访、进京访就行，必然地导致了上访人在诉讼阶段可能依法不能获得利益，通过上访而获得了。甚至在工作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或政府自己拿钱支付给上访人，满足上访人的额外要求，谋求上访人的服判息诉。其示范效应不仅导致了更多的当事人效仿，引发更多的信访案件的产生,而且也损害了法律原有的既判力。

信访制度本身的这种局限性就决定了，使其不可能以严格规范的程序公正的处理纷争，因为“信访官员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息讼而不是公正合理的解决纠纷” [3]。信访的这种特有的价值追求直接导致了其处理结果的非正当性。

3、案件处理的反复性

在当前这种信访案件的处理模式下，涉诉信访案件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处理的反复性，多头审查，反复审查，难以终结。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决定了案件处理的反复性。实践当中对于十几年、几十年的案件，经过几次、几十次的复查处理，还批转由法院复查、再审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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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访难”，难就难在难以终结。只要当事人愿意，他随时会再次缠访、闹访、越级上访，而使得已处理的结果被反复地推翻。“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到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极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4]

而且，从法治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绝对禁止法官如同烙烧饼似的将案件随意翻来翻去的审理。”[5]

4、信访责任的行政性

如今各地都将信访案件的数量，及是否出现上访，做为一项硬性的考核指标进行规定。如出现上访案件，特别是敏感时期出现上访、进京访，则实行“人要回去，事要解决”，否则要进行责任追究，或“一票否决”等。

这种严厉而苛刻的责任和压力，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法院的工作主题成了“息讼”，而不再是“公正与效率”。在案件审理更多的考虑是“案结事了”，而不是“公平与正义”。当前调解成为了法院的时代潮流，即是法院面对信访压力而做出的首要选择，实践中出现的“强压硬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院和法官的政治风险。如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息讼”就成了法官最主要的目标。宁可做出不公正的处理结果，也不能因为公正审理而引发上访。实际上，“法院已经陷入了一个减少信访的外部压力→审判目的扭曲→更少的公正→社会信任的流失→更多的上访→更大的信访压力……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6]

形成以上弊端，缘于对涉诉信访的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将信访做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渠道，削弱了司法权威。由于信访案件的提起及处理上，具有非程序性和非规范性的特征，其与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有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其中，程序性的要求又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特征：第一，高度的程序性使双方的诉求得以表达，便于最大限度地发现真实，使解决纠纷的决定尽可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第二，高度的程序性使解决纠纷的过程得以展示，有利于遏制纠纷解决者高下其手，从中渔利；第三，高度的程序性便于取得当事人对结果的认同；第四，严格的程序也有“切断纠纷”的意义，它使解决的结果成为“最终的”。[7]

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认为，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功能错位。“信访制度本质应该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8]“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9]

二是没有把握涉诉信访所特有的与一般信访的不同的要求。忽略了涉诉信访的诉讼性的基本特征，将其混同于一般的“信访事件”来对待和处理。

三是实际工作中的做法使信访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撰文所言，“信访制度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现实。一方面，国家一直强调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正常的上访群众搞拦堵；另一方面，国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要尽量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10]

而且，坚持以现有状态开展涉诉信访工作，必然地导致了诸如信访案件急剧上升、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司法公信力受到损害、司法权威面临严重挑战、公平正义原则受到质疑等等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诉讼不再被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而代之以信访，群众不再信仰法律而追求法律之外的上访。这显然是与建立法治国家，追求依法治国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因此，实有必要对涉诉信访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实现其定位的回归。

二、对涉诉信访的定位分析

从信访的发展历史来看，信访的最初的定位应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新中国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政务院1951年6月7日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决定》一般被视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对该制度的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6月至1979年1月的大众动员型信访。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从领导人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这是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同时它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监督，防止党的腐败堕落，以及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贯彻党的政策、实现社会动员等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是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在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信访的人数之多，解决问题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三是1982年2月至今的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至此，信访制度更多的被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而且很多群众已将信访看成了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方式。[11]

涉诉信访也适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作为司法救济程序的一种补充程序应运而生，并逐步成为了信访案件中的重点，占据了绝对的比重。涉诉信访的范围和种类也被无限扩大，思想认识和处理方式也极不统一。

涉诉信访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是2004年4月26日最高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次会议将“涉诉信访”定义为：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要求人民法院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来信来访，主要包括告诉、申诉、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法院判决、裁定执行案件的上访、缠访、闹访、聚众访等都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下。

对涉诉信访的这一定位应当是准确而精当的。因此，应当在这种定位下来明确涉诉信访的范围和种类：

1、涉诉信访，必须是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的来信来访。

既然是涉诉信访，就必须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或者是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或者是有枉法裁判的问题等，要求法院解决。

2、涉诉信访，必须是要求法院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来信来访。

即涉诉信访案件能够被纳入到诉讼程序之中，法院可以按照诉讼程序做出相应的处理结果，而不是要求法院完成某种非诉讼行为，也不是要求法院离开诉讼程序，随意地去处理。而且，涉诉信访案件本身也应当具有程序性要求，其提起、审理、终结都应具有诉讼程序的特点。在司法程序终结之后，再就案件进行的信访，要求解决实际困难，或者给予经济上的救济等等需要行政解决的事宜，就不应当再纳入到涉诉信访的范围之内。

3、涉诉信访的主要类型应当是告诉、申诉和申请再审。

从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申诉类信访、催促类信访和咨询类信访。其中，申诉类信访是涉诉信访案件的重要内容，即申诉人以原生效判决、裁定错误、程序违法、审判作风等为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诉，申请再审的案件。这类信访案件是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的核心内容。而且新的“民事诉讼法”也主要是解决了申诉条件、期限等问题，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程序依据。

在诉讼及案件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为催促审理、催促执行的，以及反映法院干警违法行为的，也是涉诉信访的一项内容。至于到法院咨询法律问题的，严格来说不能当做涉诉信访案件来对待。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都不应当纳入到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的范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的涉诉信访的内容主要是处理申诉类的信访。即审查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符合的进入再审程序审理，不符合的予以驳回。

4、涉诉信访做为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部分，仍然要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以牺牲“公正”来追求“息讼”，不是涉诉信访的审理方式和价值追求。

三、解决涉诉信访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涉诉信访审理机制

在当前，解决涉诉信访难题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一种模式是建立三审终审制度，逐步取消涉诉信访。笔者也倾向于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认识：

1、信访的本质决定了，它不能够成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信访也不能够替代诉讼而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只能是诉讼。

2、以规范的三审终审替代不规范的申诉再审，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促进司法公正。

申诉再审制度，最终是以牺牲司法的权威为代价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以追求个案的公正牺牲法制制度的一种制度设计。我国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即一件案件经过两审之后即为终审，立即生效。但是由于申诉再审制度的存在，两审之后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终审。相反，在两审之中不能得到的利益，还能在两审之外通过申诉来实现。司法的即判力和权威受到了申诉再审的严重挑战。一项生效判决，如果面临随时都能被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变更或撤销，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随时都可能被颠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将在公众的心目中荡然无存。而申诉再审则恰恰是为随时变更或撤销生效判决而设立的。这项制度在破坏司法即判力和权威的同时，也造成案件反复再审，难以终结，使争讼的权利义务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

申诉再审的多渠道，也为干预司法审判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除了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本院发现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提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等等之外，党委、人大等等权力机构的批示，媒体的炒作，群体的上访或个人的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甚至政府信访部门的批转，都将引发再审。试想，一份生效裁判作出后，其效力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3、实行三审终审，必须取消申诉再审制度。否则，将与二审终审制度一样，终审不终，流于形式。

既要坚持司法裁决的应有权威和既判力，又要保证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以规范的三审终审替代不规范的申诉再审，无疑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第二种模式是建立与信访相适应的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

在当前还不能马上取消信访制度的情况下，做为一种过渡性的处理方式，就是坚持以“程序化”为原则，以彻底解决纠纷为目的，建立与信访相适应的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以设定法定的涉诉信访审理程序来规范申诉信访案件的“无序化”状态。

1、严格涉诉信访案件的范围，克服涉诉信访的随意性。

涉诉信访案件是在司法程序中或司法程序终结后的一种救济手段，但不是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决定性手段。一般而言，通过严格而公开的两审诉讼程序，已足以公正地审理案件，申诉信访和再审程序只是一种补救手段。因此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在于正常的一、二审程序，并不在于处理信访的这种补救手段上。但实践中，却相反的基于对原一、二审的完全不信任而高度重视了申诉和再审。这种高度的重视背后，却不是严谨而规范的程序和严格的执行法律，而是以“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或“跟踪堵截”等方式为主的“无序化”状态。因此，要重视信访案件的处理，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查程序。

涉诉信访的随意性，体现在进入程序随意和处理结果随意。新的“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再审规定了较为明确而严格的十三项条件，当前，应当严格执行这项规定，对不属于法院审理及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驳回。同时，对各级机关要求转办的信访件，亦应按此规定进行审查。不能硬性要求法院必须进入再审程序，也不能硬性要求对不属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也由法院审查。

2、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必须坚持程序性原则，克服涉诉信访的不规范性。

涉诉信访作为权利救济渠道,必须走向程序化、法制化。正如罗素所说，一个现代社会,对于法律和秩序的需要是基本的,只有依靠法治和秩序才是通向稳定、自由、和谐以及真正长治久安的根本。坚持程序是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涉诉信访案件的不规范，体现在审理无程序，处理不正当。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主要内容也在于要使涉诉信访案件的审理要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处理结果亦应当公正。

首先，应规范申诉复查的相关程序。申诉复查程序的不规范，特别是在申诉听证的范围、程序等方面的不规范，造成各地、各级法院在处理申诉问题上的不统一，也是申诉人不服驳回申诉的一个主要原因。建议最高法院能够规定一个明确的“关于申诉复查程序”的统一规定。

其次，对进入再审程序的，在审理中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审理程序，坚持公开审理，以防止处理结果上的随意性。

第三，对于在信访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非程序性的制度和措施，如全员信访、院长接待、联席会议等，在实际操作中也应力争使之程序化。

3、严格执行诉讼法关于申诉再审的规定，克服涉诉信访的行政性。

特别是当前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将上访作为一项硬性指标进行规定并考核的做法，是与涉诉信访案件的涉法性不相符合的，也与法律的规定不相符合的。涉诉信访，其基本的体现就是与法院审理的案件相关联，就应该遵循审理案件的要求和程序，以应有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来化解信访问题。

而且，上访又是当事人的权利，无正当理由不能剥夺。法院审理案件，又很难做到使各方都满意。上访应当是审理案件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法院还审理案件，无论怎样去做，都不能避免当事人的上访。

另外，当事人也掌握到法院的这种困境，动辄以上访、曝光相要挟，干扰和动摇法院公正司法、公正审案的信念和决心，以达到其不正当利益的实现。

4、建立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制度，克服涉诉信访案件的反复性。

涉诉信访案件在程序上能够被终结，是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能够被终结，才不会就一件案件反复审查；能够被终结，其处理结果才会有权威；能够被终结，其所争议的标的才能维持稳定状态，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无休止的申诉引发无休止的复查，无休止的复查又引发无休止的申诉，直至闹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这个恶性循环只有在确立信访程序终结制度后，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同时，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扼制重信重访和无理上访。

有学者建议，一是确立两级复查终结制，凡信访案件经过两级复查，给予明确结论的，即应视为终结，再越级上访即应视为无理上访；二是建立信访案件登记备查制度。凡是上级信访部门或上级法院受理的上访案件，应当建立登记备查档案材料，将案由、上访理由、复查结论登记在卷，对于已经登记备案而无新的上访理由重复上访的，应不予受理；三是尽快建立信访信息联网系统，将所有信访案件信息录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凡是到上级部门上访的，应首先查询信访案件信息资料，对于初访的应给予受理和处理；而对于已经登记，并有两级明确处理结论，本次上访又无新的证据和理由的，应不予受理。[12]

笔者以为，除建立以上终结制度之外，还应该明确终结的程序。即对于终结的信访案件，必须进行公开听证，并明确此次处理之后，对该信访案件永不复查。而且上下级机关之间要统一口径，不给上访人无理上访以任何的希冀和幻想。

同时，还要设立相应的惩戒制度，对于已经终结的信访案件，上访人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企图闹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扰乱社会秩序，可以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际上，有的法院也已经在尝试实行信访案件终结制度。如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已作出终审裁决而当事人又反复申诉、上访的案件，经审查确无问题，法院经公开进行听证，可裁定终结信访程序。若当事人继续违法上访，可给予批评教育、司法拘留，直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实践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但是，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仅只能做为过渡时期的一个方式，但不能做为长久之计。从长远来看，由于信访本身的反制度、反程序，以及做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对司法职能的损害等因素的存在，“强化信访无疑于饮鸩止渴”[13]，弱化乃至逐步取消涉诉信访，建立完全的三审终审制度，强化司法的最终权威才是解决涉诉信访难题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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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政法机关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怎么办？杨洪岐、杜桂芝两件冤案就曾到哈尔滨市检察院抗诉，对明明符合抗诉条件的也硬说你不符合，只是口头答复，不给出具任何法律手续，控告哈尔滨市检察院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让冤同抗诉不能。

第五篇：文化视角下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摘要：从文化的视角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研究，是从执法实务中解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文化视角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促进对信访问题的进一步理解，给予现实以清醒、理性的解读，进而找到合理的解决路径，达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公民福祉的目的。通过对信访问题的历史渊源，不同时期的变动状况研究，就会发现，信访问题的存在，恰如古罗马的一位皇帝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这样反思来安慰自己：“现今一切事情是怎样正在发生的，过去已经发生了，将来还要发生”。

一、我国信访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渊源准确地讲，在古代不存在现在的信访制度，但在那个时期却存在一种类似信访的“直诉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告御状”或者“京控”。根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尧舜执政时期就曾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以听取社会成员议论时政[1].而根据《周礼》的记载，早在西周曾出现过所谓的“路鼓”和“肺石”制度。《西周*秋官*大司寇》记载：“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在汉代，则出现了“诣阙上书”这种直诉制度。即老百姓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若蒙受重大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这种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传达民愿的形式，与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信访可谓同源。随着文化、艺术、宗教和迷信活动的不断形成和演变，原始社会组织内部便孕育和产生了社会成员通过写信和走访等形式向社会管理组织提出某种愿望和要求的信访雏形。封建社会，直诉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公元265-290）时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司法制度。随着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中华法系解体之后才出现了类似于直诉制度的信访制度。虽然今日的信访制度与直诉制度有一定的区别，但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2]，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体现了今天的执法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思想上的同源性。

现代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早在1949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3].从此以后，信访状况虽然经历了“鼓励、控制、治理、规范”的演变过程，但信访制度始终围绕着“关心群众”的这个原则，迄今理念没有变。从当年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4]的批示，以及1951年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的要求，以及国务院两次颁行的《信访条例》中关于“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应是“密切联系”的规定，无不昭示着对现今“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的思想内涵不断在丰富，具体内容不断在充实，相关要求不断在明确，宗旨原则不断在坚持。因此，要建设一个“政府与群众”关系融洽的“和谐社会”，则化解社会矛盾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当代信访制度当代信访制度是我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其雏形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一般认为始于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

作的决定》。从那时起，它作为表达民愿、参与政治和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殊手段，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涉法涉诉信访”是“涉法信访”和“涉诉信访”的并称。“涉法信访”始称于2004年2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国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电视电话会议。“涉诉信访”始称于200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涉诉信访工作会议。“涉法涉诉信访”最早出现在2005年2月中央政法委下发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文件中。

虽然涉法涉诉信访这一名称出现于2004年，但到政法机关信访的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当时信访的主要内容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历史遗留的问题，不同于现在所称涉法涉诉信访的问题。对于涉法涉诉信访的定义，不妨依据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第2条：“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由此看来，目前所指的涉法涉诉信访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同时，由于政法各部门的情况不同，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认识也不同，譬如执法实务中有的将法律咨询、举报、建议等都作为信访案件统计，有的只对受理登记的信访案件进行统计，导致统计数字不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我国信访制度的人文视角

信访作为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制度则是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一种非诉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曾因体制不顺、机构庞杂、功能错位、责重权轻、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以及信访人的法律救济意识淡薄等诸多原因，致使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不断发生阻遏，个别地方还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冲突事件，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从实践的效果看，信访制度的确承担了大量的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工作，它是在行政体系内部，信访机关通过监督等方式监督办理信访事件的行政机关切实履行好相关责任、补偿公民受到侵害的权利的重要制度。信访机关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受到侵害的信访人及时反馈到办理机关，通过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其职责，就地依法解决相关问题，既做到对信访人权利的救济，又实现了政府对社会依法管理的基本职能。信访制度的本质并非是信访机关代替行使相关的行政机关职能，而是通过信访机关分转信访事项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解决相关问题的机制，实现信访制度的功能。信访制度的这个特点，是其历史沿革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表明信访制度本质上根植于政府的公信力。正是因为信访人对政府有着相当程度的信任，才以信访的方式要求国家信访机关督促相关办理机关来解决各种信访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信访制度本身隶属于行政制度，才使得信访制度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显得迅速、有效、及时。信访制度的这一特征，充分表明了信访制度不能离开政府的公信力。但是，信访制度汇总了各种行政矛盾问题的特性，使得信访机关成为国家行政领域内方方面面问题的焦点。一方面，信访机关要妥善对待信访人对政府的信心，督促办理机关及时、切实地完成相关事项，从而最终维护国家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信访工作的妥善完成最终要依靠办理机关的职能，只有每一个办理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切实依法履行好它们的职能，信访机关才能真正消化信访事项，真正保有信访人对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实现社会的最大和谐。

（一）信访制度的积极意义以及现实比照中的一厢情愿、盲目乐观信访制度是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权益和实行监督的制度化途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决策制度是效率不高的，但是，它的非政治性的副作用足以证明它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想要社会充满活力和兴旺发达，普遍参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必须支付的代价；除此之外，别无选择。”[5]信访作为一种公民普遍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它同时承载着百姓的利益表达和对公权力机构及其人员的监督职能。对此1945年夏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时，他用“民主”的方式破解了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同时的方法就是通过信访来监督政府，来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实务中，信访制度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具有许多突出的功能，表现在：（1）提升政治合法性。通过信访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密切党群关系，增加信任感。信访群众与各级官员们的“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他们都分享着共同的政治文化——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信任和依恋，群众对公平的传统诉求在使社会利益平衡得以暂时维系的同时，也使权力机制的合法性得到再生产，进一步巩固执政党及政权的合法性地位 [6].（2）对官僚体制进行监控，防止腐化堕落。在建国初期，领导人非常注意反腐败问题。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信访作为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监控功能体现出来。信访制度成为上级官员了解下级官员的非常规窗口。对信访涉及案件的调查，中央和上级官员可以绕过官僚阶层直接到基层调查，实现了中央和上级对基层的监督控制。（3）缓解激烈的社会冲突。通过信访实现执法公正，实际上发挥了社会稳定的作用。信访为民怨的排泄、社会冲突的化解提供了一个通道，譬如满足了信访者倾诉的需要，精神上的抚慰，正义的伸张，从而避免信访人采取激进的手段对抗社会。在不知不觉中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法律信仰。

《信访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信访人有五大权利，即：批评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控告权、了解权和监督权。从而表明，信访人行使其权利的范围不仅包括对自身权利的救济，信访人还可以通过信访方式对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的行为提出批评建议、检举等，充分发表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事项的主张，这就使得信访制度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

信访制度是各级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是政府进行社会调控、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协调机制。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是一种资源，也是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有了客观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决策才能保证它的准确性和及时应变性。建国后，采取科层制进行国家事务管理，“科层内部的信息流动并不通畅，所以，上级政府只有（通过'上访'才能）打破科层制中养成的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的默契，把政府逼到再也无法推说'不清楚'的地步”[7].信访要处理大量的纠纷，这些纠纷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堆积起来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及时化解，则会消除触发恶性事件的隐患，防患于未然。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信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广泛性信访内容之间的献计献策，离不开灵活性信访形式之间的信息反馈，离不开直接性信访效力之间的意愿表达。

信访制度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它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就是发现问题，“到群众中去”是为了解决问题。信访就是这一路线的具体实践形式。“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信访了解社情民意，“到群众中去”就是根据信访采集的信息完成决策，服务社会。任何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达到它的“有用性”[8].信访制度的地位确立，信访制度功能的发挥，既体现了信访制度在实践上规范化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为了追求信访制度的法制统一、秩序井然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信访制度的确立正是信访制度存在的实践价值之所在。信访制度的功能效用性，使得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才具有实质意义。

上述是信访制度的存在的积极意义，但反观现实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发生的数量、性质以

及每年的数字对比，会发现社会结构性矛盾以及人之本性，使信访问题的解决非信访机制本身力所能及之事。

（二）科层制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完备的法律、制度都需要专业、综合素养高的人，佐以现实人文环境，方得以准确运行，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解、避免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从而使社会成本降低。笔者总结当前的执法制度环境，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处理机制，乃至国家事务管理，科层制管理与涉法涉诉问题信访问题内在有机联系。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其主要特征是：①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②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③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④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组织的所有者；⑤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是工作关系。

从以上可以看出，科层制表现出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进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第一，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的管理，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中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官僚制度就像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占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因为人身依附关系，使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科层制实施的前提是以人的理性为土壤的，而传统国民的感性思维方式往往对科层制的理性进行左右，实务中，即使是纠纷双方均不满意的现象比比皆是。更何况人性的劣根性、认知的局限性也是执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三）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情势与信访问题形成信访制度是以信访问题的产生、发展逐步形成为前提，是法治社会的应然要求，并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而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本身亦是在执法过程中形成并恶化的。1999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写入了国家宪法，2004年3月22日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推进依法行政，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宪法应该神圣，但更应该实用和好用。法律、法规应该适用，但更应该正当、切实地适用。

笔者根据执法实践中的有关数据以及工作情况，将信访情势总结如下：

情势一：信访问题，上访高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上访洪流。

情势二：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批转，周而复始，无限循环。例行公事，八股文章，衙门作风，终点即原点。

情势三：上访，再上访，不断上访，终于幸运得到某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哪怕是只言片语，雷厉风行下来，甚至钦差大臣出动，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一些领导人似乎逐渐陶醉于这种貌似立竿见影的施政风格，实则是传统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维外在表现。

情势四：实务中不排除少数上访诉求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或者是职责以外的。极个别上访人员甚至由于自身原因或者长期压力，具有偏执倾向，不可理喻（从人性角度讲是令人同情的）。但现实中人们的定势思维，哪个地方频频出现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这个地方就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有关官员将会面临“一票否决”。于是出现无原则地屈从于上访压力，图个暂时息事宁人，促成众多上访诱因。

笔者在执法一线，从办案民警的视角，拟既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又从执法实务的角度，对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成因作一探讨。

1、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是涉法涉诉信访的内在精神动力按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各种需要之间，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序。他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在我国，传统儒家是一道德、人情社会，骨子里渴望被尊重的信仰根深蒂固，亦即是马斯洛的尊重需求。实务而言，法律规则从根本上不是司法判断活动决定的、根本性的标准，而是必须与“天理”、“人情”这样的非实定性标准结合起来，客观上为执法人员提供了一个非理性的判断标准体系。尔后执法人员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天理”、“国法”、“人情”这三项模糊标准在整个判断标准体系中的位阶次序，进而对案件作出裁决[9].在这样的标准体系中，人情往往被置放于首要地位。在纠纷解决中，首先依据的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这是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10].在历史上，哪怕蒙受冤屈的人死亡，也要还其后人以清白。譬如岳飞死后多年，南宋王朝方给以中肯的评价，秋菊打官司只为说清一个“理”，近的如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由此传统立法追求的是实质公道，司法停留在非理性状态，依赖一种实在的个体化与恣意专断，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理性法律与司法。正是因为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才使民众在诉讼时有浓重的清官意识和清官情结。被尊重、渴望得到被尊重是普通民众其他层次需要和满足的前提。在他们感性的认知里，抽象的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清官代表着公正，能为民“作主”，即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11]，“明君”们也乐意实行直诉制度，让小民有条件地进京告御状，以便民间的冤情和疾苦能上达天听。

2、对法律作用的期盼穿行于传统与现代、理想和现实之间，求索平衡当前，法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运用规则和使人类行为受到规则治理的事业。严格来讲，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是舶来品，并非本土意义上的原生态，在嫁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水土不服，具体到执法环

节，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比比皆是。法律传统并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法律或纸面上的规则，而是对法律的行为、观念、态度，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活实践。就本土而言，自古至今，并不缺乏形式化的法律，传统的法律既是“道德之器械”，也是“行政上的一个环节”。就其规范性质而言，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没有明确的界分，就其活动方式而言，法律不具有自治性，法律始终被认为是“帝王之具”。在古代社会，法律并非没有形而上的根据，但是这种形而上层面不具有超验意义。古代君主的合法性源于“天”或“天道”，法律的合法性则源于“天理”和“人情”。天道无形，天理无言。这种天理-国法-人情的结构，在赋予法律权威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它的权威性[12].法律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规范，二者相辅相成，水乳交融，无法也没有明确的区分，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理念，亲疏远近的差异性观念并没有相应的减弱，人情社会的固有积弊，本身与法治社会水火不容，导致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从而寻求法律之外的救济手段。

3、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价值基础实用理性是儒家思想的传统的一个特征[13].所谓实用理性是指普通民众当中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实用的，并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其目标和行为的理性取向。人们对信访制度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历来法治社会的建构需要法治的实践来支撑，法治也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渐获得、积累和改变。但民众之所以倾向于法律之外寻求公道，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譬如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没有实际意义的司法独立、法律本身缺乏权威等等。根据成本与收益核算，当事人想当然地可能通过信访来达成心理欲求。

4、各色人等人性本身固有的贪婪、自私、虚荣、权力欲等劣根性是造成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心理渊源上述三点的成因均侧重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人来讲的，本点想说明的是造成的信访问题，至少不能完全归咎于信访人。信访问题本身的形成，恰如一场话剧，里面要掺入多少演员呢？单纯从信访人本身角度看，要经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若干；不同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若干；社会救济部门人员若干（如律师、好心人等）；问题相对人员若干（纠纷双方或多方）。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尤其市场经济的锤炼，利益最大化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人们行事的规则，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现象实务中不鲜见。这里面又有多少的超人，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在里面发展呢，更何况不仅仅为了吃米而活着的精英现实难觅，而被打入另类的还能成为精英吗？在制造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过程中，还有两种角度，实践危害颇大。一是不学无术，却掌握着程度不等的决策权、话语权，导致执法混乱；二是学有术，但理解，处理问题层面不同，别有用心，曲解法律。但行为内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满足其权力欲、虚荣心、自私、贪婪，不一而足，从而导致法律被扭曲，进而形成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在分化基础上形成多元结构，而多元结构的稳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这种均衡的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只有利益分配公正，多元利益得以协调共存，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然而在目前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存在及数量表明，执法的利益多元尚无充分把握达到和谐高效运转，更何况目前社会现存的贫富悬殊、失业率高、三农问题、腐败、教育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等问题表明：利益协调机制并未完善，弱势群体利益依然被忽视和剥削，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

三、涉法涉诉

信访问题的现实思路，解决机制探析单纯信访制度本身并不能够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信访机制本身只是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批露，其上传下达速度仅能对当事人心理上起一个缓冲作用，而问题的彻底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究竟以何种资源为主来建设法制，实在不是什么人可以主张和预测的事，而只能通过其法治、实践博弈而决的事。一方面，我们必须运用人类业已选择并遵守的规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法治难题；另一方面，我国自身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永远不可能撇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现实关切而栖身于任何意义上的异文化的“卵翼”中，否则易出现水土不服，发生橘南北枳的状况。反观目前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付出与收益的极大反差，居高不下的成本亦是对社会前进与发展的阻碍，千孔一面、千篇一律的相同、相似问题，解决方法的雷同，但矛与盾的对话至今尚未见休。

笔者试从执法人性化、多边认同、执法积极、法制健全角度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探析

（一）执法人性化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本身，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共生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最直接表现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之博弈。而博弈之前提，不妨听一下曾是国家信访局局长所言四个80%：群众信访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应予解决的；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14]，而实务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无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同演绎版本。人性中，既有向善的一面，亦有上述提到的诸如贪婪、虚荣、自私、权力欲等劣根性的一面。执法人性化，既要包含对信访权利人，亦要针对被信访相对人以及信访机制中的各个环节中的工作人员。实务中最为常见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对信访体制的扭曲，常会出现为了消灭一只苍蝇，不惜烧坏一幢房屋，由此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

执法人性化，在实务中与畅通信访渠道息息相关。畅通信访渠道，是指有关信访人依法行使权利的渠道应当保持畅通。畅通信访渠道，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信访人的建议权、申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实务中信访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譬如有些政府和政府部门公布的相关信息不到位，信访人一信多投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得不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使信访演变为走访、上访，甚至进京上访，劳民伤财。

执法人性化，针对信访相对人及单位，对造成这一事件的不正当既得利益者，必须落实责任追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像造成“赵作海”事件的执法人及单位，相关人的提拔、评先树优绝对是对依法治国的讽刺。执法人性，是从大局利益格局下的人性化，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的人性化，你之人性，以不妨害其他之人性为前提，倘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便让其感受法制之威严，实务中切忌投鼠忌器。

执法人性化，针对信访问题解决机制本身，要明晰其职责所在，既选择这一职业，得陇望蜀之心态要平抑，超然于不同人性之交织，在结合不断提升综合素养基础上，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执业，具备无欲则刚之魂魄。

执法人性化对于一个转型时期利益分化明显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传统人文视角下的执法机制，执法人员本身的现实语境、行为环境来看，执法人性化是缓解市场经济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的重要环节。当前，现今社会已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各利益主体致力于寻求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在整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冲

突结构性地在所难免。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的逐步觉醒，面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依赖于强权来化解，往往事倍功半，使冲突进一步恶化，而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适当的协调机制来调和各种利益冲突，同时增进各方利益的方法，达成共识，实现多元利益的共存，而要完成上述，结合目前现实，执法人性化是应然选择。

（二）多边认同事实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形成，是经济社会产生以来，所呈现的多元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情境的产物。社会发展史表明，通过回避“矛盾”和压制“冲突”来谋求多元利益通向一致的道路，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公正。相反，“矛盾”和“冲突”不仅会形成一种不受旧的制度机制所约束的新环境，而且它还将通过促进新的制度与机制的加速生成，使社会进一步增加弹性和协调性，进而在各种利益分配的调和中，大幅度提高社会多边认同而提供体制性资源。

执法实务中，注重建立利益表达、协调与妥协，以及利益救济的机制。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缺乏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利益冲突得不到解决便会日积月累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如果利益表达被滥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损害原有体制的正常运作和发挥，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多边认同表达的理性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以社会的稳定为底线，为利益表达提供合法途径，造成多边认同表达制度化空间。这要求职能部门为公众提供适当的、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公众的要求和意见能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议程中，形成良性、有效互动。一方面，职能部门收集到更全面、客观的社会信息，为现实决策提供现实依据；另一方面，有利于民意的表达和民愤的疏导，缓解部分公众的不满情绪、缓和冲突，从而有利于协调职能部门和社会的关系。

（三）、执法积极执法积极是指各个层面、不同角度的执法人员，在个案执法过程中，依据自身的职能、职责积极行为，真正把法律精髓落实到工作中去，而不是把内心骨子里劣根性不自觉地渗透到执法环节，末了便归咎到体制上、他人的劣根性上。恰如每个人似乎都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是对他人的腐败深恶痛绝，而不是包括其本人。对此的认识，不妨从传统文化中的升官发财、衣锦还乡的思维里面找些答案。

唯有执法积极，才能在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中严格执法、准确适法，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切的努力、尝试、改革才能有其动力渊源，才能够解决“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问题。在处置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过程中，法律规范着信访人的行为方式，同时信访人又客观体现和改造法律，法律真实再现无法摆脱信访人的制约而存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由于执法消极，使得当事人的一些合理的主张、理应得到的利益往往得不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和支持，权益被损害，从而成为信访行为人，而另外有些人却不正当获取了福利，社会公平在不知不觉中遭受贬抑。

（四）法制的健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最终解决，“解铃”所具备的要件，不外乎“系铃”时的要件。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基础，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为基础，为《刑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实体法律为条件，以《信访条例》为专门性法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各项制度作为补充，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法规体系。

执法一线人员在熟悉法律条文基础上，娴熟运用法律思维，把握执法人性化、构筑多边认同、执法积极，切实把法律精髓、要义贯彻至实务工作中去。在这一点上，不妨借鉴二千六百多年前的管仲说出一段话，该段话犹如黄钟大吕，至今不丧失其先进性。“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15]，讲的是治国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互相勾结，虚伪巧诈以满足个人的私欲。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团结而能够靠拢国家，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作为现代法治作为形式化的技术和规则的总和，我们身居其中，执法理念、实践的传承任重而道远，法治的美好愿景于现代人而言，还存在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空间，我们有幸见证，并穿插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积极、或消极。

结束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历史与现实、人文与体制纠葛的复杂原因，是一些长期沉积问题的恶化与暴露，也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副产品，必然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如何标本兼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老话题。

“不法古，不修今”，古与今，现实与历史是制定法律、政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拿到实践来讲，不要效法古代，也不要拘守既成现实，一切从时代进步的需要出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机制必须要结合我们经济改革这一背景，是一个动态实然机制，具体到其中的每位人员，都是一主观能动的载体。

参考文献：

[1]皮纯协，潘祜周，王英昌，中外监察制度简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王亚美，中国信访制度研究[D]，山西大学2006届法学硕士论文。

[3]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25。

[4]刘絮、聂玉春，《信访工作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26页。

[5][美]埃尔斯特*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三联书店。

[6]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7]同上。

[8]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

[9]孙万胜：《司法制度的理性之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P84。

[10][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事契约》，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4。

[11]同[6]。

[12]参阅梁治平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

[13]参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了望东方周刊》，2003年。

[15]参阅管子：《君臣（上）》第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