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常用词汇及口号

第一篇：文革时期的常用词汇及口号

文革时期的常用词汇及口号

“文革”常用词汇选注

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

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初期，以上海 “一月风暴”为开端的遍及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全国性大夺权。

文斗、武斗：“文化大革命”中，用以批斗干部、群众。

文攻武卫：“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提出的一个挑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口号。

一斗二批三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目的的简称。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赞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革础的上层建筑。又称“斗批改”。

大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斗批改”阶段提出的一种搞运动的形式，实际贯穿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

大串连：1966年夏，为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1966年8月一些外地学生到北京上访，参观学习北京的经验；北京的学生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造地方各级党委的反，这种行为被称为大串连。

斗私批修：1967年夏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左”倾错误口号。

吐故纳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关于吸收和清除党员的形象说法。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价级的新鲜血液》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

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1968年夏，北京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此后，各地纷纷仿效北京的做法。名曰“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配合“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而在农村采取的措施。各地纷纷选派贫下中农去领导农村的中学和小学。

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牛棚：“文化大革命”初期由造反派、群众专政组织用来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

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简称。文革期间曾写入宪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从宪法中取消这一规定。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者。

反动学术权威：自以为有专长、有成就、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坏人。

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简称。臭老九：知识分子。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化大革命”初期，指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三反分子”等的子女。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人，仍然受到歧视，不能与别人受到平等的待遇。黑修养：“文化大革命”中指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三旧：“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中共北京市委的诬称。“早请示，晚汇报”：“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每天早已开始工作前，集体站在毛泽东像前，先三鞠躬，手握《语录》贴着心窝，再呼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边喊边把语录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然后，由领队人领念几段语录，再讲当天准备做什么 事。这套动作被称为“早请示”。“晚汇报”与之基本一样，只是在晚上。忠字舞：“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每当集会，边唱边手舞足蹈、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

红海洋：1966年下半年，有些地方将整条街、整块墙壁，用红油漆涂上，书写语录和大标语。这种做法被称为“红海洋”。

天天读：“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的一种形式主义学习制度。最高指示：指毛泽东言论的一个用语

口号类 崇拜类：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仇恨类：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语）。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 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八亿人，不斗行吗！要斗私批修！对人民的要求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与镙丝钉。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工作指导类：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

以钢为纲，以粮为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用十五年时间赶英超美（大跃进时期）。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公产主义（大跃进时期）。二年进入公产主义（大跃进时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派仗类：

向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红色恐怖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知识越多越反动！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战士想念你！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文攻武卫，针锋相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打倒彭罗陆扬。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个新生的政权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好！解放干部看干部要看大节（忠不忠），不要纠缠小节（生活问题）（林彪语）

国际类：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第二篇：文革时期公安工作

文革时期公安工作“大跃进”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 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 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法院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 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下面原文照抄：“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今天的人们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范围也不会大，也容易得到纠正。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公平的。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错误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不奇怪。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同情和哀伤。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 6 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反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第三篇：《文革时期常用词汇的英译》蒋割荆撰

《文革时期常用词汇的英译》蒋割荆撰

文革时期常用词汇的英译 蒋割荆 前言 一

汇编《文革时期常用词汇的英译》，仅涉及词汇学上的问题。语言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它一视同仁地为各阶级服务。当然，阶级斗争也影响到语言。《英译》中包括一些词组、用语、和句子。为简便起见，统称词汇。词汇中，有文革的专有词汇，如“斗私批修”、“文攻武卫”。也有文革时期常用的一般词汇，如“把群众当成阿斗”中的“阿斗”、“自留地”，等等。一个词汇，往往有多种译法，只有根据上下文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译法。《英译》中多数词汇只列出一种译法，并且是文革时期的译法，有些译法，编者做了点修改。读者可以尝试自行翻译。

多年来，我一直想完成这一汇编，有几个条件是具备的：

（一）1965年考上清华大学，从同年8月跨进二校门“清华园”，到1970年1月告别在“清华园”原址上耸立的“毛主席挥巨手”塑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心的惊涛骇浪。

（二）家庭受到冲击，被抄家。父亲被游街、批斗、监护、隔离审查，一直到“五七干校”。兄弟姐妹共六人，我赶上末班车考上大学，小弟弟算是照顾家庭留城，其余四个全是知青，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

（三）父系亲属中，投河自杀的，监督改造的，历史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的，总之，基本齐全。至于母系亲戚，由于绝大部分都在香港，故未受到冲击。

（四）1970年毕业被分配到在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焦化厂，到1976年底调到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焦化厂和同学们和工人们在一起，度过了一生中很值得怀念的时光。说起来，文革十年，我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工厂。

（五）手头有一些文革时期常用词汇英译的资料。这些资料不算官方的话，也算是供官方翻译时的参考。这点很重要。因为那时候，世界已经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将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传遍全世界，是项政治任务。参与翻译的，不可能是工农兵，除极少数外国专家外，只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定是慎之又慎，唯恐出半点差错。比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译作“government workers”。现在，要是有某个机关代表团出国访问，你将这些贵宾介绍为“government workers”的话，你这个翻译也不用当了。轻则水平低下，重则有意抹黑。其实，这样翻译也无大错。美式足球大赛，纽约的巨人队夺得冠军，纽约举行庆祝游行，百老汇大街两旁建筑物里的办公室人员都拥到靠马路的窗前。电视台实况报道时，也称他们为“office workers”。在美国，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称作“government employees”（政府雇员）。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机关”这个概念。政府就是政府，其他该叫什么就叫什么。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1974年，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美国。我在南海海洋所的前辈（我父亲曾是他的老师，他妻子是我的老师）夏堪源先生是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的英文全称为“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Workers”。时任总统的福特在白宫高规格地接见他们，夏先生作了致辞。福特总统听完后，讲了一句“You are brave!”（你很勇敢！）。这可以说是赞赏了。因为在这之前，听、说英文的机会几乎没有。敢说就很不错。二

但是，我却没有下笔，主要原因是：

（一）年轻人对这些词汇会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会觉得不可思议，可笑之至。

（二）难度实在太大。这些难度包括：1.意译还是直译；2.思维和表现方式的差异；3.中文的修辞手法。而它们之间又彼此关联。

1.意译还是直译。文革期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把锉刀捅破窗户纸，知识又回到工农兵手里”。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知识与工农兵之间只隔了薄薄一层纸，现在把它捅破了。译成英文的话，除非意译，否则，翻译出来人家也不明白。这就是中文的奥妙之处。但是，无论意译还是直译，都失去了中文的原味。另外，同一个词，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解释也就不同。比如，文革时期的所谓“黑帮分子”，指的是“反党阴谋集团”成员，并非英文中的“gangster”或“mafia member”，或现在“打黑”中的黑帮分子。这类黑帮分子早在文革前就被镇压了。但在英译中，也往往将文革时期的“黑帮分子”译为“gangster”。又比如“粮票”，译为“grain coupon”就不是很准确，粮票是严格定量的，而不是折扣券。2.思维和表现方式的差异。比如说，“将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外国人会想打翻在地就行了，干嘛还要再踩上一脚。同样，“把他斗倒斗臭”也是如此。中文这样表达，并不是说中国人爱走极端，而是汉字特点的延伸结果。显然，两个双音节词“斗倒斗臭”显然比一个双音节词“斗倒”或“斗臭”有力得多。“再踩上一只脚”，是用夸张的方法予以强调。

英国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英国移民的后裔）是沉默寡言的民族。他们说起话来有许多含蓄的方式，这在别国语言里或许要用些强有力的副词来表达。依照英文语言学的一位权威的说法，She is rather good-looking（直译“她还挺好看”），在英国人嘴里简直是一句极口夸赞女子容貌的话。让中国人说的话，往往会说：“She is very beautiful”。在英国人听来，该名女子的姿色必定倾国倾城无疑了。中国人讲话比较直截了当，要是含蓄表达的话，就要从另一方面理解了。同样的表达方式，英文里的“Won't you sit down?”，是诚心诚意请人家坐。而中文里说一句“不坐一会吗？”，是隐约地暗示人家好走了。

有时用一种明知故问的问句来表明否定的语气，这点，中、英文类同。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在文革后期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一项压倒一切的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否定。有些明明是肯定句，却具有否定的力量。这点，中、英文也类似。中文中“我怕她！”，意思是“我才不怕她”。

英文是格外以喜欢结构的经济和简单出名的，除了足敷应用的词以外，决不多用一个。一个宇航员在返航途中，给地面指挥中心发出的信息，可能只有两个词“Mission completed”（使命完成）。2012年8月6日，「好奇号」（Curiosity）火星漫游车成功降落火星，负责主持设计与建造的一名年仅三十多岁的华裔太空工程师（Allen Chen），当「好奇号」安全降落火星时，在南加州的巴莎迪纳（Pasadena）喷射推进实验室（JPL）宣布：“Touchdown confirmed（登陆已获确认）。” 中文的文字表达也是简洁明了的。《联合国宪章》的几大语言版本，就以中文版本篇幅最少。而非必要地添加文字，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已。

3.中文的修辞手法。这里主要讲讲对偶和排比，这两种修辞方法在文革时期用得最多，也用得最滥。忆苦思甜时，“阶级苦，民族恨”，“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些对偶句是少不了的。批斗会上，也是“什么藤蔓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由于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对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联，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是独一无二的。记得中学时，老师讲，以前有人出了一句上句，请对下句。上句是“梅花下地鱼鳞薄”，居然有人对出“竹叶上天龟壳厚”的下句。大家想想，有没有更贴切的下句？还有，上句是“五月黄梅天”，下句是“三星白兰地”（当时一知名品牌）。民国初，曾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对偶这种修辞方法，英译时简直无从入手。中文的文字游戏，尽管可以玩得出神入化，但玩过头，也会招致意料不到的恶果。相对来说，排比句的英译要容易得多。“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就是典型的排比句。

还要提一提的是，修辞学上的“双关”方法。《红楼梦》第四回“护官符”中的“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雪”字谐音双关，指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之一的“薛”家。毛泽东有一次对外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一时间，翻译不知所措。在这里，歇后语中又包含了谐音双关。

文革时期的语言，有几个特点，就是紧跟形势，大量引用最高指示（不合时宜地引用要犯错误）；大量使用副词，如“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大量地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方法。其特征是：言而无物，废话连篇；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血口喷人，无限上纲；投石下井，置其死地。总而言之，唯恐天下不乱。三

讲到词汇，不得不涉及中国文字的特点和构造。

表意文字、音节文字、音位文字（旧称“音素文字”）是文字的三大类型。表意文字单独成为一个体系，音节文字与音位文字合称表音文字（或称为“拼音文字”）。表意文字与语言的语音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一篇文章，使用不同方言的人都可以用各自的方言读出来，这篇文章的文字就是表意文字。中文写的文章，用粤语能念，用上海话也同样能念。由于词汇的丰富和语言的不断发展，任何表意文字体系所使用的符号必然是非常复杂和臃肿的。如果语言富于词形变化，表意文字是不能反映这种变化的。

音节文字以表音节的字母（符号）来书写。日文的“假名”最为典型。“假名”符号从表意的方块汉字发展而来。日语的音素比汉语和其他语言简单得多，不同的音节也不多，所以有可能采用这种音节文字。

音位文字中的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位，而不是一个词或一个音节，这就有可能用比较少的符号来书写语言。通常只要用二三十个符号就可以拼写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里的所有的词。它不但简单得多，而且便利得多。

汉字是世界上许多古代表意文字中唯一能够巩固和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汉字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汉语（这里用汉语，而不用另一种说法“中文”，是为了强调“语”）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词，不仅同音的很多，比其他语言要多得多，而且词、词根和字往往是一致的。在方块汉字创立时，由于这个特点，使得人们可以利用在代表某一单音节根词的字上，加注表示意义或类属的义符，造成新的字。例如，抱、鲍、饱、刨、雹、胞、孢、苞，都与“包”的音相同或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在代表单音节根词“包”的符号上，加注义符而造的新字。依照这个规律，可以创造一组又一组的字。许多单音节根词又和其他单音节根词作为词根组成双音节的词。这些单音的根词和双音的词用得最广也最多。也就是说，汉语的词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尤其在古代汉语里，三个音节以上的词非常少。这个特点使得汉字向形声字的方向发展就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如果汉语的根词是多音节的，形声词绝不能适应复杂的音素构成变化，而早就发展成为拼音文字了。

（二）汉语语法相对比较简单。汉语的词在语法上的变化很少，也就是说，汉语词形变化是不多的，这一点，与拼音文字体系中的其他语言很不相同。由于汉语词的形态（即词的形式变化，实质上，形态就是词在语言结构中不同用法的标志）不发达，在汉语里各种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形成时，汉语词干没有变化，这使得方块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能够有效地表达汉语的词汇语法特点。关于形态，举个简单例子： I am a student.He is a student.这两个英文句子，表语“am”或“is”的形态是与主语“I”或“He”分不开的，因为英文的主语有决定谓语的形态的职能。

（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地域封闭和交通闭塞，产生了汉语多方言的现象。方言间语音和词汇方面差别很大，尤其在语音方面。这种情形使得方块汉字能够作为一种“超方言”文字而长期保存下来。

汉字的造字原则从表形、表意，发展到今天的方块形声字，一个方块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这个音节可能是一个词，也可能是词的语音组成部分。例如，“明”包含一个音节，这个字代表汉语里的一个词。但是，在复音词“明天”里，它只是这个词的一个音节。又如在“蚯蚓”、“蟑螂”、“蜈蚣”、“葡萄”、“玻璃”里，每一个方块字只代表一个音节，将其拆开，单独的字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词可能是一个字，也可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随着生产、科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汉字也随着这种发展而大量创造出来。字又组合成新词，如此反反复复，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加上时间和地域的关系，长年累月地发展下来，就形成了汉语既丰富精密，又臃肿繁难。四

1.外来词：从别种语言吸收过来的词语。有译音的，如“苏维埃”、“尼龙”（nylon）；译意的，如“互联网”（internet）；译音加表意的，如“卡片”（card）、“卡通片”（cartoon）、“芭蕾舞”（ballet）；半译音半译意的，如“冰淇淋”（ice cream）；译音加创意的，如“幽默”（humor）、“脱口秀”（talk show）、“可口可乐”（Coca Cola）；直接从日语借用的，如“场合”、“手续”、“干部”、“支部”、“派出所”。

2.方言：不少的方言，尤其是粤语方言，被借用。如“打的”、“买单”（从粤语“埋单”而来）、“放水”、“淡定”、“猛料”、“企稳”、“乌龙”、“八卦”（指新闻）等等。

3.略语：也称“缩略语”。由于汉语的双音词用得非常频繁，大量的名称便予以简缩，如“土改”、“人大”、“政协”、“知青”。不言而喻，“文革”也是略语。

由于汉字可以不断地创造，字又可以组合成不同的词，理论上，汉语的词汇数量可以达到难以计算的程度。但是，这些词汇，除基本词汇（如“山”、“水”、“土地”等）比较稳固外，一般词汇很敏感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总是处在经常变动的状态中，旧词消失了，新词又产生了。文革时期常用词汇就是最好的例子。

尽管汉语的词汇可以达到惊人的数量，而实际上，只要掌握几千个常用字，就可以应付自如。《康熙字典》所收的汉字有四万多，通用的大约有五千到八千。1988年国家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分常用字（2500字）和次常用字（1000字）两个部分。在中国，只要读过几年书，阅读一份报纸根本不成问题。有不懂的字，猜也猜得出来。因为中国儿童从开始启蒙，就是认字。在美国，要是只认得几千个词（word），想要阅读《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那是绝无可能。相比之下，汉字又显出其过人之处。

到这里，总算将这一汇编的《前言》完成了。因为“家乡网”的架构已经搭建，需要更新和增加内容。《文革常用词汇的英译》也算是原创吧。遗漏的词汇肯定不少，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2012年7月完稿 版权所有

第四篇：年会主题创意词汇口号

在每年的年会上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么主题的口号应该怎么起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年会主题创意词汇口号，欢迎大家阅读。

年会主题创意词汇口号

1.喜龙年初露春色，继兔岁大展宏图。

2.用心专业，身先神显，季度达标，奋再向前。

3.兔奔千里传春信，龙起九霄壮国威。

4.张灯结彩喜迎新年，齐心协力共谱新篇。

5.玉兔呈祥家家乐，金龙兆瑞步步高。

6.玉兔毫光生紫气，金龙捷足入青云。

7.发扬冠军精神，重振北京雄风。

8.联盟互生，抱团飞跃，重振北京雄风。

9.分享智慧是人生精进的绝佳通道。

10.我付出，我收获，我承担，我成长。

11.激发人人梦想，共睹北京辉煌。

12.拧成一股绳，搏尽一份力，狠下一条心，共圆一个梦。

13.乘风破浪云际沧海勤勉迎全运，领导关怀斗志昂扬全心创佳绩。

14.不求于人相比，但求超越，要哭就哭出激动的泪水，要笑就笑出成长的性格。

15.十年潮流涌现，时尚随心改变。

16.十年知情重，心随时代动。

17.十年一站式，方见XX(公司俩个字的简称)志。

18.十年的汗水，打造出完美。

19.高质量服务，高技术创新，高速度发展。

20.时刻充满正能量。

21.自信的生命最美丽。

22.破天一啸展我芳华!

23.飞跃巅峰，纵横四海!

24.超越第一，实现梦想!

25.精彩，只因你我同行。

26.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27.新春迎金龙，华夏壮金瓯。

28.兔岁添福气，龙人奋雄程。

29.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

30.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31.冠军精神给能量，北京雄起铸辉煌。

32.我拼搏，我精彩，我奋斗，我幸福。

33.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再创新辉煌。

34.空谈误已，实干兴企;倡导务实，脚踏实地。

35.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做一回真实的自己。

36.抢抓新机会，增立异上风，再翻新光辉。

37.张灯结彩喜迎新年，群策群力共谱新篇。

38.积极激励我，多劳多收获，汗水育成果。

39.十年一站式，方见XX(公司两个字的简称)志。

40.共创繁荣共享丰盛

41.放飞梦想超越无限

42.密布精耕放眼前行

43.磨砺 聚变

44.成就梦想与爱同行

45.高雅、时尚、健康

46.超越、蝶变、升华

47.蓄势待发共绘精彩

48.战友勇踏20xx年征途

49.激扬十年20xx筑梦远航

50.燃烧洋溢激情，携手步进辉煌

51.融合梦想，赢在未来

52.用心前行，腾飞20xx

53.襄盛举，绘蓝图，新跨越

54.精英齐聚，飞凌万里

55.改变与成长

56.锦志卓越，尚无止境

57.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58.20xx，赢占长三角

第五篇：关于文革时期张志新事件的调查报告

关于文革时期张志新事件的调查报告

众所周知，1966年到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最惨痛的历史。这是举国上下的悲哀。在这次，我们小组利用近代史课的调研时间，对一位当时著名但是现在又销声匿迹的文革斗士的情况进行考究。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长辈对这段历史有着比较深痛的回忆。但是在目前的大学生中的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是丝毫不知的，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奇，同时也感到遗憾：我们的历史有被遗忘的危险。在这次的调查中，由于知道这段历史的人相对比较少，况且有很多人现在已经古来稀了。记忆和行动的能力，神智等有些都已经严重衰退。因此，这次的调查只有通过上网搜索以及一些过去的报刊中获得相关资料。在此，我们不仅是想了解历史，更想借此警醒自己，同时也为了让自己谨记这段历史。

调研方式：

调查问卷，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翻阅文革时期的报刊。

问卷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大一学生占33%，大二占55%，大三占11%。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对文革这段历史不太了解，只有16%的同学认为自己较为清楚。其中96%的同学对文革中的没有感念。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有六成以上的同学都愿意去了接着一段历史，对文革期间坚持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人更是感到敬佩。但当我们问及张志新烈士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几乎都表示不了解，受访的同学中只有一人听说过她的事迹并且感到十分震撼，影响颇深。

人物介绍：

张志新(1930-1975)女，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文革”期间，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她惨遭“四人帮”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事件起因：

1969年张志新最初对中央政策、对文革、对江青开始怀疑始于文革中对已逝者对普通

工人的批斗，她质疑“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人说了算，打到这么多人是否都是路线斗争，是否打击面过宽”，认为“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在她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按照原则向党组织提出看法是没有错的，她甚至写了一篇名为《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的文章，出言为刘少奇辩护。

事件经过：

张志新因言获罪，之后在批斗会上由于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严禁家人和亲属探视。

1969年10月，入狱一个多月的张志新写出了一份万言书，称之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她回忆了党对自己的培养，保送她上大学，送她去参军，将重要工作委任，而如今，为了寻求真理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抛开，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在此期间，为了改造张志新监狱方甚至动员孩子给她写信，而张志新却毫不动摇认准革命。

张志新的凛然大义换来了对她的第一次审判，据当年办案人员回忆说，张志新被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她始终固执己见，已经“无可救药”，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1972年张志新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曾真向法院申请离婚，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晚她写道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张志新被转到本溪监狱劳改，因为拒绝认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数次对她实施强奸。为了惩罚张志新，狱方将她单独关在一个只有一米见方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阴暗囚室里，除了放风以外，不准出来，揭开地板就是便池，扣上地板再坐上去反省，犯人们称之为“蹲小号”。一般蹲小号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星期，否则精神就失常了，人也废了。张志新竟然蹲了一年零七个月，为了不再受强奸犯强暴的这种，难以启齿极其低级的侮辱，她竟然把粪便抹在自己的身上，脸上，就这样姐姐在精神、身心、肉体上受到了灭绝人性地摧残，后来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一连几天彻夜不眠、两眼发呆，蹲坐一天一动也不动，时笑时哭，自言自语，吃牙膏、把窝窝头蘸月经血吃。

1974年4月3日下午，办案人员到监狱对张志新宣判时问，你犯了什么罪，张志新仍然坚持自己无罪，她要求看判决书被拒绝，几十年后，我们在档案馆里找到这份判决书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现行犯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为了防止行刑时张志新呼喊口号，临行前她被按在地上割开喉管，张志新呼喊挣扎、痛苦至极，以至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最终结果：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申也逐渐开展。1978年春天时任边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着手为张志新平反。任仲夷是对她的评价就是这是一个奇冤大案，应该好好学习她的精神，他说她的思想早

就解放了，要学习她这种精神，学习她那个五不怕，不怕打击、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

1978年10月，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1979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其中写道原加处死刑认定的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这是一份今天看起来不彻底，但在当时却是无奈的判决书。平反昭雪之后，任仲夷指示追认张志新为烈士，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决定宣传张志新的事迹。

发现与思考：

当我阅读完原新华社记者陈禹山先生所写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时所有难以言表的悲痛和惋惜喷涌向心头，如此这般惨烈的事迹在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是罕见的。在希腊神话中，人类是由泰坦神族先知普罗米修斯所创造的，他教会人类知识，甚至偷火种给人类，因此触犯宙斯而成为罪人。火神赫准斯托斯悄悄对他说：“只要你向宙斯承认错误，归还火种，我一定请求宙斯饶恕你。”而普罗米修斯坚定地说：“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

张志新就是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陡峭的悬崖上被一条永远挣不断的铁链束缚，忍受饥饿风吹和日晒，无法入睡，双膝也不能弯曲，这样悲惨的遭遇并非无法避免，只要他不为人类偷来火种或是向宙斯低头认错，然而他毅然选择每日忍受鹫鹰啄食肝脏的痛苦。而对张志新而言，为了革命和中国的路线问题，为了寻求真理，她宁愿忍痛做“一个心狠的母亲”，宁愿“不顾21口家人”。

张志新热爱党，相信组织才将心都掏出来给党，但是信任的前提是值得信任，她没有得到真理的回应。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和法制观念的体制下讲真话注定是要承受代价的。因为信仰，她忠于自己的观点和内心的想法，但是在全国信仰毛主席的年代，任何不同的看法都将被扣上革命反动派、异议人士的帽子。勇敢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逆时代大流而前行。而在几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人们发现张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正确的，其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也与之后邓小平同志的客观评价惊人的相似。这是所有人才幡然醒悟，这才是思想的先驱，历史的生命力啊。

“我的观点不变”是张志新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便被割开喉管，拉到大会上接受最后一次批斗，1975年牺牲时年仅45岁，而让人玩味的是，1976年文革结束。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将高贵沦为低贱，独立变为附庸，思想成为盲从；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一种声音，所有的意见只能是一种意见，任何不同的思想都要被打击，甚至从肉体上消灭。

在张志新执行死刑之前，狱方曾找到其前夫曾真和两个孩子进行谈话，18岁的曾林林答道：“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由政府处理。”至今读到此处仍然毛骨悚然，作为一个成年的具备独立思想的人来说，这是怎样的时代？张志新烈士在当时所承受的灵魂上的打击可见一斑。

诗人北岛用《回答》描述了文革后的文化生存——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最后分享一首诗：

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网友韩瀚

附录：

关于张志新事件的调查

您好！

非常感谢您能参加我们的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文革时期的真实历史，以史为鉴，让我们未来能够走得更好。

1.您所在年级？

A． 大一 33% B.大二 55% C.大三 11% D.大四及以上 2.您对文革了解的多吗？

A、很少44% B.不多40% C.很多16% 3.你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了解的多吗？ A． 很少67% B.不多29% C.很多4% 4.你愿意去了解文革期间的历史吗？

A． 无所谓29% B.不愿意11% C.愿意60% 5.你对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人员有所了解吗？ A． 不了解7% B.了解很少84% C.了解较多9% 6.你对文革期间坚持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人的态度？ A．没感觉27% B.敬佩56%

C.少许敬佩18% D.反感 7.你对张志新了解吗？

A． 不了解96% B.略了解2% C.了解2% 8.张志新事件对你的影响大吗？

A． 没感觉 96% B.稍微有一点 C.有一定影响4% D.很大 9.文革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对文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