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关乎整个国家层面，更涉及省、市、县乃至乡镇、村居等各级地方政府全方面的深入改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键要抓好村民参与，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参与村务、选举干部、监督干部。建立村民自我约束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的组织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上的作用，积极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热情。文章仅以青白江区姚渡镇芦稿村、福洪镇杏花村为例，分析其村级治理的实践与经验，探索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路径。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民主；自治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决定了未来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由过去散居转变为集中居住，青白江在成都统筹城乡发展中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越来越普遍，但居住状态、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征地拆迁等带来了基层治理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如何有效化解矛盾、调节各方利益、探索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迫在眉睫。而首先就是思想观念、治理理念的转变。

一、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1.树立民主平等的基层治理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治理不同于管理，治理追求的是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诉求，强调不同主体协商和合作，基层治理强调农民群众在村级治理中平等的话语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参与各项村级事务平等地位，更多地体现民主，真正由农民群众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和对话。如芦篙村就一贯坚持“民事民议、民权民定”，依托村级自理机制，商讨议定村级公共服务项目、村民享受低保、申请残疾补助、村组财务制度、产改误工费用支出等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重大事项，真正体现民主，也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2.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作用

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让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通过选取村民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调节员、村民代表等方式，民主协商各项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民主监督制度，在自治过程中村民可表达合理诉求、自身困境等，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人，激发村民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感。无论是成都北改“曹家巷”拆迁的成功、还是芦篙村征地拆迁工作的妥善处理都体现了群众自治组织的强大力量。

二、青白江农村基层治理的经验、做法和困境

青白江有94个行政村，29个社区（含17个涉农社区），在基层治理中针对权责机制不明、运行机制不畅、监督机制单一等问题积极探索，探索出“三级授权”、“五权界限”、“四步决策”、“四种监督”的基层治理体系，取得初步成效，被多家网络媒体刊载。在这里仅以芦篙村、杏花村为例，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和做法，指出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1.芦篙村、杏花村基本情况

（1）姚渡镇芦稿村位于青白江区东南部，由原芦稿和原大吉两个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辖28个村民小组，3823名村民，其中73名党员，12个党小组。是成都市首批是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早在2006年在全市率先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2008年在全区率先开展基层治理试点。

（2）福洪镇杏花村地处龙泉山脉中段，因规模种植“福洪杏”而得名，辖13个村民小组，共有村民1295户、4413人。2010年成立党总支，47位议事会成员，每组5-7人。2009年探索基层治理，村民议事会由最初7人到场参加到后来积极主动参与各项事务，成功探索出基层治理有效模式。

2.形成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工作方法

通过对芦篙村和杏花村基层治理的深入调研，得出结论：基层治理离不开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其中芦篙村还总结出“科学定调、民主定盘、多方查漏”的“两定一查”工作方法。针对两村的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1）科学决策是前提。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民主管理、推动产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当地实际情况和村民需求出发，引导村民议事会实现科学、民主决策。芦篙村和杏花村在面对政策的贯彻落实、村级重大事务、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时，按照村党总支会议―两委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村党总支支委会议商讨内部统一，对于重大事项召集两委会议共同商讨，由村民议事会初步决策，村民代表会议最终审定，这样既发挥了民主精神，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和效率。

（2）公开透明是关键。调研中了解到杏花村最初成立村民议事会，组织第一次议事会时有33位成员，仅有7人到场，经过电话催促后26人到场，议事会成员表现为漠不关心、事不关己、抗拒不情愿，之后村党总支在年终开了“信息公开”会议，由书记公开本村公服资金、固定资产、支部今后工作打算、村级事务收集情况、承诺接受监督等事项，参会人员转变态度，积极发言，主动参与管理村级事务。同时，通过本村“信息赶集”用PPT播放公服资金使用明细，保证公开透明。芦篙村设置“三务”公开栏，及时公示村级各项事务。

（3）尊重民意是中心。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重重，征地拆迁更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大难题，而发动群众参与自治则能有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2010年，成都二绕高速公路的建设需要从芦篙村穿境而过，涉及征地拆迁12个村民小组共230亩土地，村党总支充分发挥村民议事的作用，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由村民小组开会自制方案，最终形成多种形式的转户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村支“两委”做到尊重民意、引导却不干预，把相关权益分配交由村民自行决定，及时保障了重大项目的工作进展。

（4）民主监督是保障。农民群众既是基层治理的主体、受益者，同时也是有效监督者。杏花村在民主监督方面采用每逢“信息赶集”（村广场放映电影），由村支两委轮流值班，走进广场走进群众当中，村民可随时提出疑问，包括本村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村级具体事务处理意见等，由值班人员进行解释和登记，并限期处理；另外，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调解员之间互相监督，调解员需每季度上报监事会本组走访过程中收集的民情、民意、民需，监事会需要定期督察调解员走访情况，重大亟需处理事项监事会要及时反馈村党支部，并监督处理情况，这样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机制有助于各项事务有效处理。

3.基层治理的成效及面临的困境

青白江农村基层治理经过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效，如杏花村的有效治理使得遗留的400多户散居户都迫切希望早日启动第三期集中居住区建设。群众的满意度日益提升，涌现了很多积极入党农民群众，缓解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及时化解基层矛盾，推动全区经济工作开展奠定基础。但由于政策、资金、人员、地区差异等问题，基层民主治理面临着一些村党总支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1）农村人口的迁移化趋势导致民主管理主体缺失。我国城镇化人口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集中居住、土地流转致使更多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出现农村人户分离现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定居不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留下来的年龄普遍偏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商议村级事务能力较弱，村民自治出现“无人可选”局面，无形中阻碍村级民主和自治的水平和进程。

（2）信息化快速发展和干群信息化能力不足矛盾凸显。如今农村信息化建设成就初显，有效促进村务公开，但农民到市民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农民整体素养尤其是信息素养明显不足，据了解大多留在农村的农民依然依赖传统口头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不能使用电脑、多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获取信息。而农村基层政府信息水平不足，不能有效运用农村现有信息设施促进民主进程。

（3）村级资金不足导致村干部人才队伍不稳定。村级财政有限，尤其是村集体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社区，政府倾斜不够，办公场所、设备环境差，活动经费不足，导致公共服务落后；对村民议事会成员也仅有50-100补贴，有的地方甚至没有，部分村民在外务工折返误工费都无法保障，严重影响日常事务商讨和自治组织运转，村干部待遇1500-2200不等，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也造成村干部队伍不稳定，影响工作积极性。

三、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与探索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政府单方面就可完成，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民主建设，需要多元化力量共同参与，需要提升村干部整体素能，需要构建民主对话机制，需要不断改善民主管理制度。

1.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有效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1）正确处理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引导自治组织良性互动、有效参与，权责明确、权力下放的治理体制。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多方争取资金、引进人才、组织培训、开拓市场、改善基础设置、提供公共服务等，为自治组织营造宽松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物质保障；自治组织负责具体事务组织运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村级自治事务，深入群众及时化解基层矛盾，达到由群众自己解决自己事务效果。

（2）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明确村支两委年龄、政治、文化、能力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保障村干部整体素养；协调指导选举善后工作，保证印章、财务、办公场地的及时交接，尝试具有选举权的选民日前到选举委员会登记的选民登记办法，登记方能成为选民，严格村干部选拔任用公开性，将群众监督评价作为自下而上监督问责主导方式，以群众民主推荐和满意度为标准，可降低选举成本，提高选举效率。

（3）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在村级事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激发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村民代表、调解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在换届选举中从村民代表中挑选得票多数者为议事会成员，严格选举程序，适当延长村组干部任期，保证公平公正，真正选出能够为群众“代言”、能够参与并督促村级事务正常运行的代表。

2.完善民主法治，强化基层治理保障机制

（1）加强基层法治教育。争取基层法治专项资金，组织部门、党校、乡镇党政办联合举办系列常规法律知识培训、农村基层案例教学、组织参观监狱进行现场警示教育；强化法院、检察院常驻派出机构的监管力度，根据村民最需了解法治事务编印成册发放宣传，利用电影广场定期播放微电影、警示片；信访、司法部门定期到农村处理信访事件，引导村民采用正确方式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表达诉求，有效疏通群众矛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维护农村稳定。

（2）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实现农民社区网格化管理，构建综合性信息平台和管理服务体系。运用信息平台发布农村土地拆迁补偿办法、村集体资金使用明细、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等，分门别类形成制度进行公示，根据事态进展及时更新内容；逐步规范村委会权利和义务、村民诉求机制、议事会成员奖励补贴机制等，健全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审计监督等，建立村集体资金网络化监管平台；创新党群信息传递、沟通对话的形式和手段，建立村级事务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平台及时发布会议信息、讨论结果、活动开展等，便于沟通和管理。

（3）强化基层执法力度。明确各项制度后，最终要是严格落实和执行，坚决打击各类选举拉票贿选行为，对在土地流转、房屋拆迁、集体资产租用等村级事务中打架闹事的行为严加管理，部分违法行为可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贪污受贿的村干部严格处理，法治为上，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

3.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农村民主管理生态

（1）财政投入常规化。树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导向，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的需求构建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合理划分财政支出比重；加大村级经费投入力度，财政增量部分要向农村基层倾斜，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区域，加大农村道路修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把关合作第三方企业投资能力、诚信度、市场开发力度等，大力引进资源开发、入股分红、服务创收等项目，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2）支持主体多元化。试行“帮扶捆绑”，整合城乡资源，开展城市社区帮扶农村社区城乡互助方式，在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开展等多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分享社区民主治理经验；重视民间调解的力量，评选出负责任，乐于收集民情民意民需、能够化解矛盾、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的人民调解员，探索用群众自治的方式解决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等问题，构建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引导学校、企业、政府、社区等建立多个基层志愿者队伍，带动青年农民志愿者共同服务农村，建立与川农等大学合作机制，高校派驻专家教师到农村对口支教，带动当地农村农业科技发展；运用道德讲堂等讲述身边的道德模范、优秀基层治理工作者、农业发展好手等，发挥典型的示范辐射作用，营造民主健康向上的生态环境。

（3）人才培育多样化。充分利用传统民间文化和组织力量，积极引导农民自发成立各种文化组织，政府提供场地和费用，整合各组织形成合力，另外组织群众在民主自愿基础上参与社区政治生活、参与互惠互助的经合组织，更好适应市场发展和社会化生产，为农村发展带来收益；政府给予合理待遇，改善农村办公场所、住宿条件，结合国家“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能够扎根基层，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素养，给予大学生村官应有的职业荣誉和尊严，表彰奖励突出贡献的工作骨干，为他们提供发展平台和空间；强化基层工作者基础知识、职业技术、专业技能等多方位培训，同时尝试区级部门干部、乡镇干部到农村挂职，将挂职期间工作表现、工作业绩、群众满意度作为其职业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二篇：调查研究：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关乎整个国家层面，更涉及省、市、县乃至乡镇、村居等各级地方政府全方面的深入改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键要抓好村民参与，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参与村务、选举干部、监督干部。建立村民自我约束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的组织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上的作用，积极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热情。文章仅以青白江区姚渡镇芦稿村、福洪镇杏花村为例，分析其村级治理的实践与经验，探索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路径。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民主；自治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决定了未来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由过去散居转变为集中居住，青白江在成都统筹城乡发展中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越来越普遍，但居住状态、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征地拆迁等带来了基层治理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如何有效化解矛盾、调节各方利益、探索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迫在眉睫。而首先就是思想观念、治理理念的转变。

一、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1.树立民主平等的基层治理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治理不同于管理，治理追求的是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诉求，强调不同主体协商和合作，基层治理强调农民群众在村级治理中平等的话语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参与各项村级事务平等地位，更多地体现民主，真正由农民群众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和对话。如芦篙村就一贯坚持“民事民议、民权民定”，依托村级自理机制，商讨议定村级公共服务项目、村民享受低保、申请残疾补助、村组财务制度、产改误工费用支出等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重大事项，真正体现民主，也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2.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作用

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让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通过选取村民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调节员、村民代表等方式，民主协商各项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民主监督制度，在自治过程中村民可表达合理诉求、自身困境等，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人，激发村民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感。无论是成都北改“曹家巷”拆迁的成功、还是芦篙村征地拆迁工作的妥善处理都体现了群众自治组织的强大力量。

二、青白江农村基层治理的经验、做法和困境

青白江有94个行政村，29个社区（含17个涉农社区），在基层治理中针对权责机制不明、运行机制不畅、监督机制单一等问题积极探索，探索出“三级授权”、“五权界限”、“四步决策”、“四种监督”的基层治理体系，取得初步成效，被多家网络媒体刊载。在这里仅以芦篙村、杏花村为例，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和做法，指出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1.芦篙村、杏花村基本情况

（1）姚渡镇芦稿村位于青白江区东南部，由原芦稿和原大吉两个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辖28个村民小组，3823名村民，其中73名党员，12个党小组。是成都市首批是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早在2006年在全市率先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2008年在全区率先开展基层治理试点。

（2）福洪镇杏花村地处龙泉山脉中段，因规模种植“福洪杏”而得名，辖13个村民小组，共有村民1295户、4413人。2010年成立党总支，47位议事会成员，每组5-7人。2009年探索基层治理，村民议事会由最初7人到场参加到后来积极主动参与各项事务，成功探索出基层治理有效模式。

2.形成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工作方法

通过对芦篙村和杏花村基层治理的深入调研，得出结论：基层治理离不开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其中芦篙村还总结出“科学定调、民主定盘、多方查漏”的“两定一查”工作方法。针对两村的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1）科学决策是前提。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民主管理、推动产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当地实际情况和村民需求出发，引导村民议事会实现科学、民主决策。芦篙村和杏花村在面对政策的贯彻落实、村级重大事务、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时，按照村党总支会议―两委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村党总支支委会议商讨内部统一，对于重大事项召集两委会议共同商讨，由村民议事会初步决策，村民代表会议最终审定，这样既发挥了民主精神，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和效率。

（2）公开透明是关键。调研中了解到杏花村最初成立村民议事会，组织第一次议事会时有33位成员，仅有7人到场，经过电话催促后26人到场，议事会成员表现为漠不关心、事不关己、抗拒不情愿，之后村党总支在年终开了“信息公开”会议，由书记公开本村公服资金、固定资产、支部今后工作打算、村级事务收集情况、承诺接受监督等事项，参会人员转变态度，积极发言，主动参与管理村级事务。同时，通过本村“信息赶集”用PPT播放公服资金使用明细，保证公开透明。芦篙村设置“三务”公开栏，及时公示村级各项事务。

（3）尊重民意是中心。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重重，征地拆迁更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大难题，而发动群众参与自治则能有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2010年，成都二绕高速公路的建设需要从芦篙村穿境而过，涉及征地拆迁12个村民小组共230亩土地，村党总支充分发挥村民议事的作用，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由村民小组开会自制方案，最终形成多种形式的转户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村支“两委”做到尊重民意、引导却不干预，把相关权益分配交由村民自行决定，及时保障了重大项目的工作进展。

（4）民主监督是保障。农民群众既是基层治理的主体、受益者，同时也是有效监督者。杏花村在民主监督方面采用每逢“信息赶集”（村广场放映电影），由村支两委轮流值班，走进广场走进群众当中，村民可随时提出疑问，包括本村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村级具体事务处理意见等，由值班人员进行解释和登记，并限期处理；另外，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调解员之间互相监督，调解员需每季度上报监事会本组走访过程中收集的民情、民意、民需，监事会需要定期督察调解员走访情况，重大亟需处理事项监事会要及时反馈村党支部，并监督处理情况，这样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机制有助于各项事务有效处理。

3.基层治理的成效及面临的困境

青白江农村基层治理经过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效，如杏花村的有效治理使得遗留的400多户散居户都迫切希望早日启动第三期集中居住区建设。群众的满意度日益提升，涌现了很多积极入党农民群众，缓解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及时化解基层矛盾，推动全区经济工作开展奠定基础。但由于政策、资金、人员、地区差异等问题，基层民主治理面临着一些村党总支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1）农村人口的迁移化趋势导致民主管理主体缺失。我国城镇化人口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集中居住、土地流转致使更多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出现农村人户分离现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定居不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留下来的年龄普遍偏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商议村级事务能力较弱，村民自治出现“无人可选”局面，无形中阻碍村级民主和自治的水平和进程。

（2）信息化快速发展和干群信息化能力不足矛盾凸显。如今农村信息化建设成就初显，有效促进村务公开，但农民到市民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农民整体素养尤其是信息素养明显不足，据了解大多留在农村的农民依然依赖传统口头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不能使用电脑、多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获取信息。而农村基层政府信息水平不足，不能有效运用农村现有信息设施促进民主进程。

（3）村级资金不足导致村干部人才队伍不稳定。村级财政有限，尤其是村集体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社区，政府倾斜不够，办公场所、设备环境差，活动经费不足，导致公共服务落后；对村民议事会成员也仅有50-100补贴，有的地方甚至没有，部分村民在外务工折返误工费都无法保障，严重影响日常事务商讨和自治组织运转，村干部待遇1500-2200不等，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也造成村干部队伍不稳定，影响工作积极性。

三、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与探索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政府单方面就可完成，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民主建设，需要多元化力量共同参与，需要提升村干部整体素能，需要构建民主对话机制，需要不断改善民主管理制度。

1.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有效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1）正确处理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引导自治组织良性互动、有效参与，权责明确、权力下放的治理体制。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多方争取资金、引进人才、组织培训、开拓市场、改善基础设置、提供公共服务等，为自治组织营造宽松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物质保障；自治组织负责具体事务组织运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村级自治事务，深入群众及时化解基层矛盾，达到由群众自己解决自己事务效果。

（2）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明确村支两委年龄、政治、文化、能力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保障村干部整体素养；协调指导选举善后工作，保证印章、财务、办公场地的及时交接，尝试具有选举权的选民日前到选举委员会登记的选民登记办法，登记方能成为选民，严格村干部选拔任用公开性，将群众监督评价作为自下而上监督问责主导方式，以群众民主推荐和满意度为标准，可降低选举成本，提高选举效率。

（3）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在村级事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激发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村民代表、调解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在换届选举中从村民代表中挑选得票多数者为议事会成员，严格选举程序，适当延长村组干部任期，保证公平公正，真正选出能够为群众“代言”、能够参与并督促村级事务正常运行的代表。

2.完善民主法治，强化基层治理保障机制

（1）加强基层法治教育。争取基层法治专项资金，组织部门、党校、乡镇党政办联合举办系列常规法律知识培训、农村基层案例教学、组织参观监狱进行现场警示教育；强化法院、检察院常驻派出机构的监管力度，根据村民最需了解法治事务编印成册发放宣传，利用电影广场定期播放微电影、警示片；信访、司法部门定期到农村处理信访事件，引导村民采用正确方式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表达诉求，有效疏通群众矛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维护农村稳定。

（2）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实现农民社区网格化管理，构建综合性信息平台和管理服务体系。运用信息平台发布农村土地拆迁补偿办法、村集体资金使用明细、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等，分门别类形成制度进行公示，根据事态进展及时更新内容；逐步规范村委会权利和义务、村民诉求机制、议事会成员奖励补贴机制等，健全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审计监督等，建立村集体资金网络化监管平台；创新党群信息传递、沟通对话的形式和手段，建立村级事务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平台及时发布会议信息、讨论结果、活动开展等，便于沟通和管理。

（3）强化基层执法力度。明确各项制度后，最终要是严格落实和执行，坚决打击各类选举拉票贿选行为，对在土地流转、房屋拆迁、集体资产租用等村级事务中打架闹事的行为严加管理，部分违法行为可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贪污受贿的村干部严格处理，法治为上，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

3.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农村民主管理生态

（1）财政投入常规化。树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导向，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的需求构建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合理划分财政支出比重；加大村级经费投入力度，财政增量部分要向农村基层倾斜，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区域，加大农村道路修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把关合作第三方企业投资能力、诚信度、市场开发力度等，大力引进资源开发、入股分红、服务创收等项目，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2）支持主体多元化。试行“帮扶捆绑”，整合城乡资源，开展城市社区帮扶农村社区城乡互助方式，在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开展等多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分享社区民主治理经验；重视民间调解的力量，评选出负责任，乐于收集民情民意民需、能够化解矛盾、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的人民调解员，探索用群众自治的方式解决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等问题，构建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引导学校、企业、政府、社区等建立多个基层志愿者队伍，带动青年农民志愿者共同服务农村，建立与川农等大学合作机制，高校派驻专家教师到农村对口支教，带动当地农村农业科技发展；运用道德讲堂等讲述身边的道德模范、优秀基层治理工作者、农业发展好手等，发挥典型的示范辐射作用，营造民主健康向上的生态环境。

（3）人才培育多样化。充分利用传统民间文化和组织力量，积极引导农民自发成立各种文化组织，政府提供场地和费用，整合各组织形成合力，另外组织群众在民主自愿基础上参与社区政治生活、参与互惠互助的经合组织，更好适应市场发展和社会化生产，为农村发展带来收益；政府给予合理待遇，改善农村办公场所、住宿条件，结合国家“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能够扎根基层，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素养，给予大学生村官应有的职业荣誉和尊严，表彰奖励突出贡献的工作骨干，为他们提供发展平台和空间；强化基层工作者基础知识、职业技术、专业技能等多方位培训，同时尝试区级部门干部、乡镇干部到农村挂职，将挂职期间工作表现、工作业绩、群众满意度作为其职业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三篇：制度执行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执行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个新的战略命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中，这在学术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热议，有学者以西方的治理理论和治理体系的概念框架作为借鉴和参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人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本文认为，只有以两个“一百年”为时间轴，在深化中国改革总目标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语境下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意义。第一个一百年是打下完备成熟的制度基础，第二个一百年要全面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发展战略，目前要注重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此为前提，着重解决制度的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制度体系的完善与科学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

治理国家靠制度，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有过多次多方面的论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里的制度是一个涵盖根本的政治制度，具体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包括宪法和法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内的制度体系。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没有制度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可靠的规则和依据。只有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完善才能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个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不同层面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体系完整的制度，其功能才能正常发挥，若制度体系不配套或不完善，顶层制度的设计理念与运作方式所体现的宗旨和低层制度不吻合，或者制度顶层、中层和基层都处于相抵牾的状况，那么制度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因此，制度要相对比较完善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制度执行力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说到制度的执行力，其实说的就是人在执行制度时候的力量、速度、效果等。所谓制度执行力，是人执行制度的能力。让制度执行起来，真实含义是制度“被”执行起来，因为执行制度规定，按制度办事的主体是制度下活动的人，而不是制度自己主动执行。这样，制度只有执行起来，制度领导力才能得到发挥，再好的制度如果人不去执行，制度就是死的，就形同虚设。好的制度没有执行好，制度治理的意义也就是空中楼阁。

制度只有执行起来才能起到制度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只有提升制度执行力才能使我们的治理能力有所展示。

第一，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包含制度本身功能的现代化和治理者（人）的能力和素质的现代化两个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单纯的治理者的能力问题，它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包括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功能的齐备，另一方面指治理者本身意识、能力和素质等水平能否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内涵。就目前中国治理体系而言，现在的制度体系还不能说是完善和功能齐备的。

第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基本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从改革开放36年来的社会治理实践来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业已取得巨大成就，说明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及格，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治理体系问题在制度层面表现得更突出，如制度体系不完善、制度不灵活、制度不公正等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现有制度执行好。尽管我们的制度存在不完善问题，但是我们有比较系统的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包含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法律法规等的制度体系，但是制度执行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问题在现实社会治理实践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制度在执行中往往会扭曲变形，这是执行中的监督问题。没有好的监督，执行的过程就会掺入人为的因素。因此，执行中的问题丝毫不比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更轻松。

“道虽迩，不行不至。”没有执行，就没有治理效果和所追求的治理能力。制度和制度执行力在一个“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在注重设计制度、建立制度的同时，更要重视制度的执行。我们以往重战略、轻细节、轻执行，使得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并且在制度执行上存在理论研究不深入、求实对策不多、反馈评估机制不通畅等问题。即使执行制度，也因执行力不强，致使很多制度执行没有达到预期成效。

激活“沉睡”的制度，执行全方位监督制度

让制度真正活起来是指制度真正履行自身功能，严格按规定程序执行制度，无论什么人，在制度面前必须平等，必须严格执行制度、维护制度。怎样让制度活起来？怎样让制度富有生命力？要在社会实践中和领导主体（领导者和人民）自身的行为中去寻找力量。

第一，让人民参与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制度或政策在形成过程中，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只是少数人制定制度，无论制定制度的人多么高尚，能力多么强，都不可避免会出现局限性。一是利益的局限性，参与者总会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多数没有参与制度制定的人的利益会受损；二是知识能力的局限性，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需要有广泛的知识，而每个参与制定制度的人都受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限制，制定的制度存在缺陷就不可避免；三是受到信息的局限，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只有让人民参与进来，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上述局限性。

第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制度框架里活动。领导活动必须在制度框架内，受到制度的约束，这是防止腐败蔓延的治本之策。领导活动必须接受法律、人民和舆论的监督，否则“领导活动”就会越界犯规。不受制度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异化。所谓权力异化就是公共权力不再是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工具，而成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大量的事例表明，不受制约和监督的领导活动和权力运行，无论动机多么高尚，口号多么响亮，多么想为人民谋利益，私欲都可能以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名义膨胀，权力必然异化和出轨，腐败就会滋生。

第三，全方位监督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执行是制度活起来的根本，没有执行的制度就是死制度。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制度的价值在于贯彻执行。制度活不起来，就是因为在执行中存在这些问题：一是没有细化管理、流程管理，导致责任不清、制度失效。制度是有，但是，一旦工作中出了问题，由于上下游职责分工不明确，责任也就难以分清楚，追究起来，就会把责任推给客观环境，从而导致制度起不到激励先进和鞭策落后的效果，进而使制度完全失效；二是为了小集团利益而敷衍制度。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大局利益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制度执行不力。三是以领导的好恶代替制度。制度是定了，大会小会都讲一定要按制度办事。可一到具体做事时，一些领导就会将制度的条条框框抛至脑后，完全以自己的好恶，以自己的观念和认识去做决定。这导致人们不以制度为准绳，而是把领导的喜好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不管领导所言是否正确，也不管是否符合制度，为了生存就趋炎附势，换一任领导就换一套思路，下属盲目跟着领导的思路变，制度和制度执行就流于虚置。四是人情观大于制度的严肃性，处理事情以关系为导向而不是以成就为导向。

第四，让制度“聪明”起来。让制度活起来还不够，要发挥制度的治理作用，“傻”的制度是起不到治理作用的，不聪明的制度或者愚笨的制度只能起误导作用，必须让制度“聪明”起来。

所谓制度的智商是指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能否在规范人们行为中体现出公平、公正的宗旨，富有正义精神，对社会发展具有预见性、前瞻性；是关注多数人的福祉还是少数人的利益，是以成就为取向的还是以个人感情和恩怨为取向和仲裁标准。制度的智商是相对于那些落后于时代、僵化、死板而没有人文关怀和向善价值取向的制度而言的。

人的智商高，会带来繁荣。制度的智商比人的智商更重要，因为社会的发展繁荣最终要靠组织起来的人的合力来推动，而这组织起来的纽带就是制度。因此，人的智商最终要体现在制度上，而不是单个个人的智商的叠加。制度也有智商，制度的智商是人的智商的折射。

判断一项制度聪明与否、智商高低的标准是在社会实践中，而不是在少数人的好恶中；在于人民的福祉是否实现了，或为着实现人民的福祉设计；在于鼓励人们向善的同时能遏制罪恶与丑陋的行为；在于是否保障人人平等而没有特权，在于是否鼓励人们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为大家的利益而忙碌，等等。

聪明的制度能激发人们创造的活力，鼓励人们开拓进取的积极性，体现节约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内耗的科学精神，鼓励向善的社会行为，遏止破坏社会公共道德和损人利己的恶行等等。愚笨的制度正好相反――鼓励恶人而压制好人，鼓励偷懒而遏制勤劳，客观上鼓励恶行而抑制善举。

第五，让制度“神圣”起来。磨砺制度之“刀”。制度的硬权力是不容侵犯的，这便是制度之“刀”，这是制度抑恶扬善的命根子。制度之“刀”要真“制”而不是假“制”，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官大爷”，也不管你是草根百姓，谁都一样，触犯了制度，就要受到惩罚。

如果制度不制恶，那反过来就是养恶。很明显，存在一个制度的善恶取向问题，要么是制度养善，要么是制度养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制度坚持养恶，那么社会就会越来越黑暗；如果制度坚持养善，那么社会就会越来越光明。即使个人想作恶也没有机会，制度让作恶不可能。这样，就会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向善的信心，自觉阻止邪恶之心滋长蔓延，改革事业就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支撑力量，废除养恶制度，努力建设养善制度就会成为公众一致的选择。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四篇：灌南县现代化水利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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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现代化水利的探索与实践

灌南县现代化水利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在分析灌南水利目前存在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灌南水利现代化建设标准，科学编制水利现代化建设规划，建立健全农村现代化建设考核指标体系，以科技为动力，扎实推进灌南水利现代化工程建设。

关键词：现代化；水利；规划；目标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基本概况

灌南县总面积1029.88平方公里，现辖11个乡镇238个行政村（居委会），全县耕地面积88.56万亩（含沂河淌泄洪区面积7.06万亩，实有耕地面积81.5万亩）。自1958年建县以来，历届县委政府带领广大干群不懈努力，大搞水利建设，灌南县已初步建立起防洪、除涝、灌溉、调水、降渍五套工程体系。一大批水利工程的建设，为灌南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央不断加大“三农”的投入力度，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全县相继实施了河道疏浚、灌区改造、节水灌溉、民办公助、新增农资、灌区末级渠系、小农水重点县及专项等项目，全县农村水利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运行，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真正实现了节水、节电、省工、省时的目的。

水利工程完成情况及成效

“十一五”以来，我县积极推进水利工程建设，至2012年底已完成投资4.73亿元，水利工程的实施，为群众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一是改善了群众居住环境，河道疏浚整治后河道基本达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灌溉、排水和蓄水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二是改善了农业用水条件，灌区改造和小型农田重点县水利工程提高了供水保证率、田间工程配套率，增加了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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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高了生活饮水质量，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大大的改善了群众饮水条件，群众可以随时都能喝上充足、干净、卫生的水。四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河道疏浚、各种水利工程的实施改善了灌排条件，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水利现代化发展制约因素

近年来农村水利建设投入不断加大、管理工作得到加强，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多、管理工作薄弱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水利现代化进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3.1 区域内水资源短缺

全县水资源过分依赖过境水源，现有的灌排工程难以适应结构、时间分布、空间布置上的需水调整。加之水质性缺水，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更为明显。

3.2 区域内水生态环境较差

农村河道水质差，少数地区缺乏垃圾管理和污水控制的配套设施，甚至出现了“前清后污”的现象。农村的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及河道，成了生活垃圾的天然排放场所，污染越来越严重。自从秸秆禁烧工作开展以来，不少地方的秸秆堆放在田埂、河边，甚至丢弃在河道里面，既影响了美观，也影响了水体，导致水质不断恶化。另外大量硬质渠道建设，降低了河道水质自净能力，也使水生态环境越来越差。

3.3基础设施条件薄弱

全县现有各类水利配套建筑物28179座，其中：中沟以上级11543座，小沟级16636座，电灌站679座30423千瓦，防渗渠道1014km，中小型灌区7个，各类人畜饮水工程167处，河道堤防工程总长120km。目前每年安排改造更新的速度跟不上设施设备老化的速度，难以满足全县农业高产、稳产的需求。部分乡镇田间水利工程配套较差，小沟以下的田间灌排沟渠疏浚不到位，淤塞严重。

3.4水利工程管理不到位

全县水利工程管护经费严重不足，大部分工程存在“重建轻管”现象，相当一部分已建工程设施呈无人管理状态。部分小型泵站、水闸的操作工一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日常养护和故障排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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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水利现代化的探索

4.1因地制宜制定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标准

2010年底，我省颁布了《江苏省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标准（试行）》主要包括：防洪排涝、灌溉节水、农田降渍、工程配套、水生态环境、饮水安全、科技推广、运行管理等八项内容，涵盖农村水利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方面。这些具体量化指标既瞄准当今农村水利发展前沿，又与我县实际紧密结合，针对性强，可操作，社会易于接受。我县依据此标准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标准，进一步明确农村水利建设的目标、任务。

4.2科学编制水利现代化建设规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全县水利现代化建设，支撑和保障我县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县水利局和扬州大学共同编制了《灌南县水利现代化规划》。明确了今后5-10年内我县水利现代化工作的目标，《规划》提出的建设布局、重点建设任务和实施计划，确保到2020年我县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为目标，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全面提高全县的防洪减灾能力、水资源供给能力和优化配置程度，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水利发展服务体系，实现水利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真正实现“防洪除涝保安澜，农村水利上台阶，水源供给促发展，碧水蓝天新灌南”的建设目标。

《规划》为我县今后一个时期水利现代化建设工作提供顶层设计和基本依据；《规划》的实施将有利于促进全县水利工作有序、快速、持久、健康发展。下一步，我县水利部门将根据《规划》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和任务，制定监测考核办法，狠抓落实，切实加快水利建设和改革发展步伐，不断提高水利的防洪保安、水资源保障、水环境保护和服务民生能力，为早日实现灌南水利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保障。

4.3建立健全农村现代化建设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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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现代化水平已被纳入《江苏省农业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所谓农田水利现代化水平主要包括：有效灌溉面积比例、旱涝保收面积比例、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比例、灌溉水利用系数、小型农田工程管护标准化率五项指标，根据各项指标得分及其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各地农田水利现代化的总体得分。

4.4扎实推进水利现代化示范工程建设

典型示范引导是我县水利建设一条成功的经验，典型能展示方向，提升形象，看得见，摸的着，学得上。我县领导把农村水利现代化示范工程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作为农村水利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重点县建设为抓手，整乡整村推进，做好与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等其他农田水利项目的衔接，打造上规模、集中连片、效益突出、群众欢迎的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示范区，并逐年扩大规模。同时，也要认真抓好农村河网水系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水利长效管理工程的典型。

4.5开展水利现代化建设技术的研究推广

要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我县的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积极开展农村水利的科学技术研究，不断解决各地在农村水利规划、建设、管理中碰到的技术难题。深入开展不同作物需水规律的研究，不同治理模式的研究等。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水土保持技术、泵站节能改造技术、装配式建筑技术、生态河道治理技术及相关新工艺、新材料，提高农村水利的技术含量，同时大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农村水利的管理水平。

结语

水利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在上级正确领导下，以中央和省一号文件为动力，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深化改革，以发展民生水利为主题，着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构建水利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努力推动传统水利向现代化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为实现我县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打造灌南水利现代化建设品牌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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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加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 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加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 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5-10-13 来源：人民法治网 作者：文耀全 罗永胜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着力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

文/文耀全

罗永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是社会的单元细胞和基础，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整个法治化进程。近年来，四川省古蔺县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还存在许多不容乐观的现实问题。如何因地制宜地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现结合古蔺县的情况和法治实践，就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谈谈自己的见解。

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民众法治观念淡薄。古蔺县属于山区贫困地区，老百姓文化素质相对不高，整体法治观念淡薄，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闹不信理，不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热衷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诉求方式依然存在，依法办事的意识不强。

普法教育形式落后。普法宣传还停留在发单子、搭台子、摆桌子等形式上，照搬照抄法律条文，生硬进行普法宣讲还普遍存在，缺少群众看得清、听得懂的普法宣传形式，法治宣传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村民自治浮于表面。部分村（社区）没有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村民参事议事机制。部分村民自治组织不健全，自治机制缺乏活力，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不到位，村民自治流于形式。

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两抢一盗”案件多发，破案率低，尤其是入室盗窃、盗窃摩托车犯罪活动突出。涉及毒品、赌博等违法犯罪屡禁不绝，涉毒案件数量、违法犯罪人员大幅增加，民众社会安全感缺失。矛盾纠纷量大面宽，征地拆迁、城镇建设、劳动就业、医疗纠纷、道路交通、社会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和涉稳隐患多。

推进村级治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关键是要遵循法治思维，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农村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坚持完善基层群众例会制度，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一）着力更新思想观念，提升依法治理意识

一是培育村级干部依法治理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观念大解放，才能推动服务管理大发展。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大力加强法律知识、理论和政策的教育培训，提高运用法律解决农村社会实际问题的技巧，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是加强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把提高农民尊法、知法、守法、用法意识，作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采取院坝会、大喇叭广播、农民法制夜校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农村适用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宣传力度，让各项政策、法律深入人心。要大力宣传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内容的法律法规，重点宣传《禁毒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返赃大会、巡回法庭、公开审判等方式以案说法，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律途径和正当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进一步推进“一村一顾问”制度，整合机关干部、全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

三是着力打造法治示范村（社区）。围绕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着力打造古蔺镇崇文社区、箭竹乡富强村、大寨富民村、太平长征街社区等一批重点村（社区）。充分挖掘，深入提炼打造特色亮点，围绕“项目富民，法治强村”特色，打造箭竹富强法治示范新村；围绕“一线一园一点”特色，打造全省依法治村典范的大寨富民新村；围绕“一心一会一产业”特色，打造马嘶茶园法治示范新村；围绕“1个核心、2个平台、N个支撑”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打造古蔺镇崇文法治示范社区；围绕“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以法治人”德法共治特色，打造太平镇长征街社区。通过以点带面，彰显法治示范引领作用。

（二）着力狠抓农村基层基础，夯实平安稳定根基

一是抓好平安细胞创建。深入开展平安家庭、平安网格、平安村（社区）创建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形成创建活动人人参与，创建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紧紧围绕创建标准，细化工作措施，打造一批治安秩序良好、防范机制健全、基层组织有力、服务管理到位、环境优美整洁、群众安居乐业的平安和谐村（社区）、平安和谐网格，以基层小平安促进全县大平安。

二是全面推行群众例会制度。推广“定时间、定内容、定纪律、定主题”的群众例会工作规程，每个村社每月召开一次村民群众例会，借助群众例会平台，宣讲政策法律、公开党务村务、排查调处矛盾纠纷，让群众有话会上说、村级发展会上议、邻里矛盾会上调，推动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好转。通过群众例会，让群众充分运用好自己在村民自治活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达到还权于民的目标。

三是深化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要把预防化解纠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和重点环节来抓，做到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实现源头预防动态化，分层掌控。村两委建立完善村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每一个村要有1—2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信息员，每半个月定期分析研究和排查处理矛盾纠纷，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落实责任人员限期调解处理，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探索设立县长接转热线，将一般民间纠纷从派出所接处警中分离，重点交由乡镇、村、社化解处理。认真落实“三三调解制”，立足及早发现和及时化解，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不推不拖，在第一时间解决，分清矛盾纠纷性质，对该属于刑事处理的，不能作为纠纷调处，不能盲目调解，要讲究调解艺术，找准问题关键，依法处理问题。

四是抓实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切实把网格化服务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来抓。将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治安要素纳入网格管理范畴，将安全、维稳、信访、调解纠纷、打非治违、重点人员管控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努力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便民服务到位。真抓真办网格事件，常态化督查督办网格事件办理等工作，对乡镇、47个部门网格事件办理不重视、落实不力、群众不满意的，实行严格问责考核，确保网格化真正服务民生、服务管理。

（三）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拓宽农民民主参政的渠道，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符合本村发展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完善各项村级事务管理制度，制订村规民约必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通过，必须发到每家每户，让村民了解、理解，村民做事才能有章可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促进农村各项事业逐步走上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二是完善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机制，实行村务党务财务上墙公开、群众例会公开，使村务公开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尤其是新村建设中各级财政到村到户的优惠政策和支农资金、社会各界的帮扶资金和建设项目以及村民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及时纳入村务公开的内容范围，实现农村社会事务阳光操作。

三是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村（社区）要搭建沟通平台，积极培育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引导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在矛盾调处、维护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调动农村的经济能人、致富能手等充当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利用其在群众当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四）着力抓好治安防控，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一是加强农村治安防控建设。健全完善村（社区）专兼职“红袖标”队伍，各乡镇政府所在地场镇，建立10人以上队伍，各村（社区）民兵连长牵头、村组干部参与，建立5人以上队伍。网格员要参与巡逻，落实“定目标、定地段、定时间、定职责”的“四定”运行模式，常态实施网格化巡防。抓好村(社区)治保会建设，积极有序发展治安巡防队、治安信息员等多种形式群防群治队伍，实行邻里守望，十户联防、三湾联防，降低盗窃摩托车、盗窃耕牛等可防性案件发案率，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二是强化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全面摸排掌握本村邪教人员、吸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扬言报复社会人员、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病人、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行为可控。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实现动态监管，密切掌握涉稳、涉群体事件、涉访等情报信息，落实管控措施，做到人员不脱管、漏管。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降低受援门槛，扩大受援范围，畅通援助渠道，针对农民工、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低保家庭、少数民族群众等，开展法律帮困、法律扶贫、法律维权，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是坚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治安问题，深入排查，及时上报党委政府。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通过召开群众例会、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建立奖励制度等形式，发动群众举报突出治安问题，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等侵财犯罪，严厉打击村霸、路霸等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破坏农村基层组织选举，侵害群众利益，欺压群众，危害农村社会稳定的恶势力。加强摩托车管理，配备交通安全协管员，摸清本村摩托车及其驾驶人员基本情况，建立台账。督促摩托车驾驶人员入户办证，村组干部要亲自参与摩托车整治，形成基层联动治理的局面，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

（作者文耀全系古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永胜系古蔺县委政法委纪工委副书记）

（刊载于《人民法治》2015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