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核钻地弹计划的来龙去脉
美国核钻地弹计划的来龙去脉
刘华秋
[编者按] 本刊上期《美国核武器走向“先发制人”》一文涉及到美国发展坚实型核钻地弹(Robust Nuclear Earth Penetrator，RNEPs)的问题，有读者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编辑部特约稿进一步深入谈谈—— 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2005年10月25日，美参议院能源与水利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多梅尼希宣布，参议院负责能源拨款的议员们同意众议院的立场，否决2006财年对研究坚实型核钻地弹的拨款，转而支持发展使用常规炸药的钻地弹。但核钻地弹计划并未因此而寿终正寝，围绕坚实型核钻地弹研究的争执仍在继续。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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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坚实型核钻地弹的背景 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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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型核钻地弹也称为“地堡炸弹”(Bunker Busters)，或被翻译为“掩体终结者”。促使美国研究坚实型核钻地弹计划的始作俑者是2001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该报告称，“目前有70多个国家将地下设施用于军事目的。全世界共有10000多个地下设施，其中将近1400个被确认或怀疑为战略目标(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弹道导弹基地、领导或高层指挥控制中心)所在地。”美国政府官员认为，用常规武器很难摧毁加固的地堡，因此美国必须发展能摧毁深埋地下目标的核弹头。具体地说，核弹头在地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比核武器在地面或空中爆炸时能更有效地破坏地下军事目标。例如，核弹头钻入地下1米深之后爆炸，对地下军事目标的破坏力相当于地面爆炸时的20倍。因此，发展钻地弹是打击地下军事目标的有效手段。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该报告还指出，“美国现在仅有的钻地核武器B61－11重力航弹的穿地能力非常有限。这种非精确制导武器本身在穿越加固的地下设施的各类岩层时难以保持不被破坏。”“如果有一种更有效的核钻地弹，许多深埋目标用当量小得多的武器就可以摧毁，而不必动用较大当量的地面爆炸武器。这种较低当量的核武器能达到同样的毁伤效果，而产生的放射性沉降仅为当量大得多的核武器在地面爆炸时所产生沉降的1／10～1／20。为了摧毁很深或更大的地下设施，可能需要大当量的核钻地武器才能使其坍塌。” 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为此，布什政府于2004财年申请1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坚实型核钻地弹。最初，美国国会支持这项研究，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意拨款1500万美元给3个核武器研究所，用于研究发展坚实型核钻地弹的可行性。据称，这种弹将在现有B－61和B－83核弹的基础上改进，主要是加强其外壳。布什政府为2005财年申请2700万美元用于研究坚实型核钻地弹，并提出4．847亿美元的5年预算用于在2009年完成弹头设计和初始生产，但被国会否决。在鹰派势力的鼓动下，布什政府又为该项目在2006财年申请850万美元，其中400万美元由能源部用于坚实型核钻地弹的加固外壳研究，450万美元由空军用于核钻地弹与B-2轰炸机的一体化研究。国会批准了对空军的拨款，但拒绝对能源部的拨款，而将其转拨给国防部的常规钻地弹研究。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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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拒绝为核钻地弹拨款的缘由 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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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许多非政府组织、前国防部官员和武器专家极力反对坚实型核钻地弹，国会中反对发展这种武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国国家科学院应国会的要求，就使用这种钻地弹对居民健康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以及打击地下生化武器库时是否会发生生化物质泄漏进行了评估，于2005年4月27日发布了一份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此外，忧思科学家联盟、关心社会责任医生联合会等组织也发表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报告，对国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根据目前的经验和基于实践的预测，核钻地弹不可能钻到不泄露核爆炸放射性物质的深度。目前，核钻地弹攻打地堡可能的最大钻地深度为10米。在此深度，10万吨当量的核爆
3炸会向大气层释放上亿英尺的放射性物质。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如果摧毁埋深200米的加固目标，需要使用30万吨当量的核钻地弹钻地3米；而摧毁埋深300米的加固目标，则需要使用100万吨当量的核钻地弹(目前研究中的坚实型核钻地弹拟使用B－83的核装置，当量为120万吨)。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一枚核钻地弹在几米深处爆炸，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实际造成的伤亡人数相当于同一当量核武器的地面爆炸。在人口稠密地区或其附近使用核钻地弹打击深埋的加固目标(美国防部估计，潜在对手领土上的地下加固战略目标约有50％位于市区或靠近市区)，造成的伤亡人数从数千到百万以上，视武器当量而定。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利用美国防部的软件模拟坚实型核钻地弹攻打伊朗的埃思法汗核设施，结果表明，核辐射将在两星期内造成300万人死亡，而且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将有3500万人受到致癌的辐射(如图1所示)。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除非核钻地弹在生化武器地下贮存库中爆炸，否则就不可能摧毁生化武器。特别是由于美国很难准确知道地下贮存库的位置、大小和形状，因而用核钻地弹打击生化武器地下贮存库反而会使这些战剂散布到大气中，造成更大的伤亡(如图2所示)。
可用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来替代核钻地弹，用它切断敌方生化武器地下贮存库的通信、电力和通风，使其无法使用。波音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新型的常规钻地弹，钻地深度大于核钻地弹(在不同介质中达到8～60米)。它装有6000磅(2724千克)高能炸药，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坚实型核钻地弹。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不少议员认识到：发展坚实型核钻地弹将破坏现行的国际防扩散机制，它给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即低当量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从而有可能促使一些常规武器力量弱的国家发展战术核武器，引发新的核军备竞赛，不利于美国的安全。也就是说，试图发展可实用的核武器只能获得虚幻的利益，而会带来扩散的代价，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新式核武器并不比使用现有核武器更有理。参众两院在权衡利弊后最终协调了立场，否决了能源部为坚实型核钻地弹申请的400万美元。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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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型核钻地弹的前景 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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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否决为研究坚实型核钻地弹而拨款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新闻媒体报道称，坚实型核钻地弹已被取消。但实际上，美国国内对现有和可能的“新型”核武器的作用和任务的争论远没有结束。www.xiexiebang.comovD0JCHI8xat56UT
目前，布什政府的核战略力量规划从以往的“基于威胁”模式转向“基于能力”模式。后一种模式更注重对手可能如何作战，而不是对手可能是谁或者战争可能在哪里发生。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这种基于能力的防务规划模式，要求美国既要在关键领域保持军事优势，又要开发军事优势新领域，并使对手无法拥有非对称优势。”军事分析家认为，当前世界上有上万个地下加固设施，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它们将只能会更深、更坚固，“基于能力”的模式不会放弃对付地下加固设施的手段：因此，“钻地弹”与“深埋加固地堡”的“矛”、“盾”之争将是长期的。虽然国家核安全局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核钻地弹研究经费，但这也只是说明他们同意目前将研究重点转向常规钻地弹，并不意味着他们最终将放弃核钻地弹。www.xiexiebang.comlr6C5u52SImhTRtt
对核钻地弹情有独钟的拉姆斯菲尔德扬言，他打算于2007年再次将核钻地弹列入预算。而且，国防部仍然在推行修改后的《联合核作战条令》，将敌人放置生化武器的深埋加固地堡以及地下指挥控制基础设施列为核打击目标。核钻地弹遭到否决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它不可能钻到不泄露核爆炸放射性物质的足够深度。其实，《核态势审议报告》中并没有要求做到完全封闭，而只是要求“产生的放射性沉降仅为当量大得多的核武器在地面爆炸时所产生沉降的1／10～1／20”即可。可见，只要今后核钻地弹的钻地深度取得进展，一定程度的放射性物质泄露对于美国国防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www.xiexiebang.comlr6C5u52SImhTRtt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部负责坚实型核钻地弹项目的国家核安全局曾于10月份表示，该局希望如计划的那样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地亚国家研究所进行一项“撞击试验”，即用一个假弹头以高速撞击钻入一个巨大的水泥块中，要求国防部提供经费并给该计划重新命名。为了进行这项撞击试验，国防部在圣地亚研究所“每年花费超过2亿美元”。试验将“提供钻地弹(不管携带什么弹药)摧毁加固深埋目标的可行性以及经济可承受性的重要信息”，使政府能够决定是发展常规钻地武器，还是继续研究核钻地武器。www.xiexiebang.comlr6C5u52SImhTRtt
根据政府和国会近几个月发表的报告和言论，专家们指出，钻地弹计划有可能从能源部转交国防部掌管，并重新命名；重点是研究常规钻地武器，但继续核钻地弹的研究。未来的前景究竟如何，将取决于国会内外赞成与反对核钻地弹两派力量的进一步较量。www.xiexiebang.comlr6C5u52SImhTRtt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美国国家核安全局为维持现有的核武库而提出的“可靠的替代弹头”(Reliable Re-placement Warhead)计划已赢得国会的初步支持。据说，该计划将利用一个较小的核武器基础设施，在原有的经过试验验证而且比较保守的设计的基础上生产新核弹头；该计划的费用较低且不要求进行新的核试验。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布鲁克斯在国会上说，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在2012～2015年前发展和生产“小批量”的新弹头。但分析家指出，该计划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其范围模糊不清——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持美国的核武器能力，现有弹头的可靠性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而给予这种计划全部授权，在研制更“皮实”的核武器方面向武器科学家开了绿灯，那么，这些武器研究所在发展“可靠的替代弹头”的同时，就有可能继续有争议的坚实型核钻地弹的研究工作。www.xiexiebang.comlr6C5u52SImhTRtt
由此看来，新型核钻地弹的研究并未中止，它有可能以新的名义或以暗藏的方式继续进行。
第二篇：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徐彤武
2012-11-6 10:51:05 来源：《2012年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年美国蓝皮书》）
内容提要：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经历了60多年发展和改革，已经成为体现美国核能力的重要方面。在这个四级体制中，联邦政府拥有最雄厚的资源，也承担着最大的责任。核武器事故、三哩岛核电站危机与核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都说明，要保障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对可能突发的任何核灾难做好准备，并通过适当方式对核事件展开应急响应。有效的核事件应急管理要求优质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实验室网络支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良好的国际交流。虽然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称不上完美，但它给人诸多启发，无论其经验和教训都是人类开发利用原子能过程中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美国政府 国家安全 核事件 应急管理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151个成员国中，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超级核大国。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若干“硬指标”，如庞大的核武库、全球近1/4的民用核电机组、超群的核能科研实力等等。但是，在评价美国的核能力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往往被忽略，这就是美国针对各种突发核事件而建立的应急管理体制。作为美国国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乃至国家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体制经历了60多年的演变和改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许多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本文的目的在于依据第一手文献，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形成、组织、内容、特点及存在问题等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和分析。
一 核事件的定义与应急管理体制的演变
在美国政府文献中，关于核事件或者核紧急情况的提法似乎从未完全统一，但联邦法律对于核事件早就下了完整和清晰的定义。在美国规范核能利用的基本法《1954年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及其修正案中，第二章第11条对核事件（nuclear incident）的定义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事件，如果它们由核原料、特殊核材料（指浓缩钚、铀或其它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及核材料副产品（包括核废料）的辐射性、毒性、爆炸性或者其他有害性所引起或者导致了人身损伤、疾病、死亡，或财产的灭失、损毁，或对财产使用权的丧失，就属于核事件。这包括由联邦核管理委员会（U.S.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和能源部长认定的核非常情况（extraordinary nuclear occurrence，即核事故），而这种非常情况所造成的核辐射泄漏对核设施场外（off-site）区域的人员健康和财产构成损害。此外，若核原料、特殊核材料及核材料副产品的辐射性、毒性、爆炸性或者其他有害性所引起或者导致的人身损伤、疾病、死亡，或财产的灭失、损毁，或对财产使用权的丧失发生在美国境外，或者在运输途中发生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区域，如果这些核物质由美国所有、使用或监管，相关事件也符合核事件的定义。由于《1954年原子能法》的许多条款涉及到核能的军事用途和核武器的试验与制造，所以这部法律中关于核事件的定义适用于美国所有“涉核”组织，包括掌握着核武器的武装部队。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核恐怖主义威胁。防范采用核武器、核辐射装置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做好应对这些袭击的应急准备，成为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新问题。由此，在美国官方文献中，对核事件的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2008年发布的针对核或辐射事件的应急反应计划中，把核恐怖活动包括到核事件的定义中。这个文件把核事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因疏忽大意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意外事故导致的；第二类是人为故意制造的。这两类事件的共同点是它们引发的核辐射泄漏对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自然环境构成了实际的或者可预料的危害。第一类事件包括：民用核设施事故、联邦核武器制造厂发生的事故、核材料及核辐射源的丢失、运输核原料及核辐射材料时发生的事故、国内核武器事故、国外发生的对美国领土和所属水域造成影响的核事故等。第二类事件指（但不局限于）恐怖组织对美国进行的敌对行动，包括利用核武器、核辐射散布装置（radiological dispersal device, RDD，即“脏弹”）和简易核爆炸装置（improvised nuclear device, IND）袭击美国。
以上两份官方文献说明，美国政府对核事件的定义相当宽泛。它并非仅仅涉及民用核电站事故，而是涵盖了与核有关的任何可能的紧急事态。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核事件做出迅速而且适度的反应，有效地防护、减缓或者消除核事件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核辐射危害，以保护本国公众健康与环境，维护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大体经历了60多年的演变，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46～1978年）。1946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的成立，标志着核能的应用从军事领域进入到广阔的民用领域，也标志着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构建的开端。当然，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阶段的起点可上推到更早的“曼哈顿计划”时期，因为核事件及其应急处置机制与核事业，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一直是如影相随的。本阶段的前期，在冷战和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紧张气氛中，美国为防范核打击建立起了庞大的民防系统，这个系统后来逐渐转化为包含核事件应急机制在内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灾害事件应急体系。在联邦政府层面上，经过数次机构变动，到1977年核事业的主管部门固定为既密切联系又有明确分工的国防部（核武器用户）、能源部（核武器研制与核能源开发）和核管理委员会（核电工业监管）三大家。另外，1970年建立的联邦环境保护署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专门机构负责环境核辐射监测，同时承担了一部分对核事件做出紧急响应的职能。
在本阶段，美国曾经多次发生比较严重的核事件，但由于事关国家军事机密，当时并未被公众知晓。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民用核电产业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人们对核技术安全性的信心高企，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虽然在进行，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2.成型阶段（1979～2000年）。这个阶段的开启者是迄今为止美国最严重的民用核电站事故——1979年3月28日清晨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顿（Middletown）的三哩岛（Three Miles Island）核电站事故。虽然这次事故没有导致任何伤亡，而且其泄漏的核辐射数值很低，核电站周边200万居民所接受的辐射平均值仅为一次X光胸透的1/6，但它暴露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问题，其中包括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迅速反应：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9年3月31日（星期六），卡特总统在白宫签发了第12127号总统令，宣布组建独立机构联邦紧急措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把分散于联邦政府各部门中的防灾减灾职能全部集中到这个新机构中。从此，美国有了一个全国性的应急反应枢纽，而它的职责之一就是处置突发核事件。1982年3月设立在联邦紧急措施署的联邦核事件应急协调委员会（Federal Radiological Preparednes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RPCC）成立，1985年美国有了第一个《联邦核事件应急计划》（Federal Rad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自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以来最大的灾难性事故，泄漏出的核辐射导致4000人死亡，570万人和大片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核污染。1987年9月巴西的戈亚尼亚（Goiania）又发生了医用放射源被盗窃拆解的严重核事件，直接造成4人死亡，250人受到过量辐射污染。鉴于这两次重大核事件的惨痛教训，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1988年11月18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关于联邦政府应对国家安全紧急情况（national security emergency）的第12656号总统令和关于联邦紧急措施署做好应对民用核电站事故准备的第12657号总统令。第12656号总统令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各部门应对危及国家安全的突发灾害性事件的总纲领，这些灾害性事件包括大规模核打击以及涉及核武器、核电站、核材料、核设备的事故。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日益成为美国面临的现实性威胁。克林顿总统在1995～1998年间曾经发出了4项反恐总统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 PDD），其中指示联邦调查局、环境保护署等部门在美国遭受非常规武器袭击时做出包括提供核应急技术支持在内的反应。联邦政府根据这些指令把防范核恐怖主义列为核事件应急准备的内容。至此，经过三哩岛核事故之后20年的不懈努力，美国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3.改革阶段（2001年迄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让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它也使核事件应急管理得到全面强化与提升。2003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后，联邦紧急措施署被并入该部。这一变动虽然使联邦紧急措施署失去了原先的独立联邦机构身份，但它凸显了核应急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客观上提升了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地位。2004年，国土安全部发布了针对所有灾害性事件（包括核事件和恐怖袭击）的《国家应急计划》（National Response Plan, NRP）。2008年，该计划演变为《国家应急框架计划》（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NRF），内容得到进一步调整、充实。这个框架文件的特点是除了核心文件外，还以附件形式发布了关于联邦机构15项应急支持功能（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的文件和针对各种可能突发的重大灾害性事件的专项应急计划，其中包括以前《联邦核事件应急计划》的升级版本《核与辐射事件附件》（Nuclear/Radiological Incident Annex）。在本阶段，所有“涉核”单位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土著人部落地区政府的核事件应急能力在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可以说，2008年是美国现行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完成阶段性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二 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
美国现行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若从组织架构的纵向观察，可以清晰地区别出4个层级，自上而下分别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或土著部落）政府和具体“涉核”单位（如民用核电站、拥有研究用核反应堆的科研机构等）。如果从横向看，这个体制的每个层级都包含4个有机组成部分，即政府部门、专业实验室、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和私营部门组织（包括非营利机构）。由于核事业本身的特点及核事件应急反应的专业性质，联邦政府向来掌握着最丰富的资源，承担着最主要的职责。
（一）联邦层面的主要责任机构
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目前有20家联邦机构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有6家：即国土安全部、国防部、能源部、核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署以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是国家灾害应急计划的总协调机构，并负责应对由恐怖袭击引发的核事件；环境保护署负责所有核事件的环境监测工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相关的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其余机构负责各自管辖权限内的核事件，并在必要时进行协调。
1.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处于关键地位。首先，它是20家联邦机构参加的联邦核事件应急协调委员会的牵头者，并领导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不断完善国家核事件应急计划，统一协调有关政策、应急措施程序、调研活动以及对于州、地方和土著部落地区政府的支持与指导。其次，通过联邦紧急措施署，促进对突发核事件的跨部门、跨区域、跨行政层级、跨官方与民间组织界限的应急协调，落实核应急准备与培训计划，提高全民应对核紧急事态的意识。最后，如果核应急反应需要，国土安全部有权依法动用由能源部和环境保护署联合组建、约有900人的国家核事件应急分队（Nuclear Incident Response Team, NIRT）。
2.国防部。国防部掌握着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同时拥有大量核动力舰船，是“用核大户”。该部主管核事件应急工作的是负责核与生化武器项目的部长助理办公室，全军核事件应急响应枢纽设在该办公室领导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御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指挥中心。该中心拥有一大批能应对生化武器、核武器和高性能爆炸装置袭击后果的专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战备值班。此外，国防部还有三支装备精良、可实现全球机动响应的核事件应急分队，他们是：空军机动核辐射评估队（AFRAT）、辐射咨询医疗队（RAMT）和医疗放射生物学咨询队（MRAT）。在必要时，国防部会就核事件与相关地方政府进行紧急协调。
3.能源部。能源部是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的骨干机构，它所属的国家核安全局（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拥有60多年核武器研制试验过程的安全管理经验和独一无二的核应急力量。这些应急力量由分工严密的若干单位组成，如核辐射空中监测分队（Aerial Measuring System, AMS）、可用大型计算机对核辐射进行实时分析的国家大气核泄漏咨询中心（National Atmospheric Release Advisory Center, NARAC）、负责为决策部门提供权威数据的联邦辐射监控与评估中心（Federal Rad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Center, FRMAC）等。除了以应对核武器事故为主的事故反应分队（Accident Response Group, ARG）、以应对核恐怖威胁为主的核应急搜索与支援分队（Nuclear Emergency Support Team, NEST）外，最主要的核应急反应力量是随时枕戈待旦的核辐射支援计划（Radiological Assistance Program, RAP）分队。这个计划把全美划分为9个编号责任区域，每个区域至少驻扎3支应急分队，每个分队由6到8人组成，在6个小时内可以随全套装备抵达美国国内的任何地点。其具体任务是：确定核辐射物质的位置和情况，评估影响公众健康与环境的核风险并提出处置意见，把核事件涉及的复杂技术状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清楚，为相关政府机构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技术支持。
4.核管理委员会。核管理委员会是美国所有民用核电站和整个核电产业的监管者，它也自然是民用核电站事故应急反应的责任机构。该委员会设有核安全与事故响应办公室（Offic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Incident Response），其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对相关核事件及时进行评估与分析，指导发生核事件的民用核电站、核燃料循环处理厂等设施单位做出正确反应，并且及时与联邦其他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协调处置措施。核管理委员会拥有一支优秀的专家团队，他们是核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智囊团。
5.环境保护署。环境保护署在全美各地部署了以固定监测站为主的核辐射监测网（RadNet），对空气、地表和地下水、牛奶以及降水进行持续监测，对某一地区的监测能力还可以通过设置临时移动监测设备加强。该署配备专业装备的核辐射应急分队（Rad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RERT）可以在核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赶赴现场，提供应急环境分析与评估，并对长期监测和消除核污染计划提供技术支持。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环境保护署的应急分队携带数吨设备抵达，很快在核电站周边地区设置了31个监测点，监测空气、水和牛奶样本的辐射値，为州政府等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宝贵依据，其高质量的工作获得了当地民众与白宫的好评。
6.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该部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应急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对受辐射照射的人员进行分类和救治，指导公众及医护人员做好辐射防护。该部的核事件应急工作由负责紧急措施的助理部长办公室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负责。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991年成立了核辐射研究分部，从公共卫生角度研究如何应对民用核电站发生的事故。“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其研究范围扩大到应对核袭击的公共卫生准备与紧急响应措施。
（二）州及州以下层级的责任机构
1.州政府应急部门。美国50州中有31个州建设了民用核电站，其他19个州也并非无核世界，至少存在着各种工业、科研或医用放射源，也可能部署了装备核武器的美军或建有军用核设施。另外，没有任何一个州能完全排除意外核事件及核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基于现实考虑和相关联邦法律、行政规章的要求，各州都建立了应对突发灾害性事件的管理体制，其中包括核事件应急响应功能。不过，与联邦层面相比，州及州以下层级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偏重于应对民用核设施的突发事故。
州政府处置突发灾害性事件的负责机构均为本州的应急管理部门，其英文名称基本与联邦紧急措施署（FEMA）类似，如紧急措施局（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EMA）或紧急措施办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EM），也有若干州使用国土安全局或民防局等其他名称。在州应急管理部门内，依据本州的实际情况与需要设立核事件应急机构。一般来说，核设施较多的州对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投入的资源也相当可观。以伊利诺伊州为例，这个州号称是美国最有“核缘”的州：1942年科学家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子能链式反应，从而叩开了核时代的大门；美国的第一个高辐射核废料商业性储存库就建在这个州；除了拥有比其他任何州都多的民用核电机组（11座）外，伊利诺伊州还有多处核燃料厂、核研究机构、核废料场以及需要清理的核辐射污染场地。正是由于这些情况，伊利诺伊州建设了比较完备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伊利诺伊州紧急措施局（IEMA）下设一个核设施安全局（Bureau of Nuclear Facility Safety, BNFS），它履行三项基本职责：第一，对本州民用核电站开展各种检查，确保它们安全运行。第二，通过三套功能各异的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对正在运行和已永久关闭的核电站进行实时环境辐射水平监测。第三，对本州范围内发生的核事件做出应急响应。核应急力量由辐射应急评估中心（Radiological Emergency Assessment Center, REAC）和应急分队组成。评估中心设在州政府的应急指挥中心内，可以在核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启动，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医学专家和核反应堆专家。评估中心根据核事件所造成的环境及公共卫生后果提出对策建议，经过与州紧急措施局和州应急指挥中心的负责人协商后，这些建议将报告州长。应急分队配备了最先进的人员防护装备、专用车辆、全球定位系统、辐射分析检测设备以及移动实验室，其任务是到核事件现场进行勘察、取样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事态报告。
2.地方政府应急部门。美国地方政府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已经形成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地方政府主要是本辖区或者临近区域内建设了民用核电站的县，或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安全保卫任务重的大县、大都市的政府。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San Luis Obispo）境内有两座民用核电机组，县政府的应急服务办公室及本县所辖的各市制定了统一的核事件应急计划。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市政府设立了直接向市长报告工作的紧急措施办公室（NYC-OEM）。这个办公室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掌控全市各种事故的情况，监督应急无线电通信频率的工作状态。如遇重大灾难性事件（包括核事件）发生，该办公室便启动专用应急指挥中心，及时汇总信息、形成决策、协调市政府各部门的应急响应行动。
3.民用核设施运营机构。依照联邦法律和监管机构规章，美国所有民用核电站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有可能造成核辐射泄漏的事故。应急指挥和抢险工作的参加者包括管理人员、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现场支援人员，每一座核电站的应急队伍至少要由200人组成。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用核设施的应急组织与响应能力是整个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基础，受到联邦紧急措施署、核管理委员会及所在州政府的严格审核与多重支持。
三 核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
（一）“条”、“块”分工负责
美国核事件的应急准备与响应建立在事先拟就的周密计划上。《国家应急框架计划》（NRF）指出，计划是“国家应急准备的基础”，而联邦层面的计划更加侧重于发生几率小但后果严重的事件。当美国遭受核恐怖攻击或者由于恐怖袭击引发重大核事件时，国土安全部将在美国总统的领导下依照法定授权协调国家应急计划中规定的响应行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另外，若干有能力、有资源对本系统突发核事件进行应急处置的联邦机构，如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等，都对核事件制定了详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一旦本部门管控的核武器、核设施突发紧急情况，这些机构就要依法担负核事件应急响应的领导职责，并与联邦辐射监控与评估中心、其他联邦机构和州政府、地方政府进行通力协调。以国防部为例，各个军种对各种核事件都拟订了整套的应急预案。如2002年3月美国陆军公布了新版的核武器事故及其他核事件应急操作指南。2005年2月，国防部公开发布了长达342页、适用于所有军事单位的《核武器事故应急响应程序》（修订版）。
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土著部落地区政府）而言，核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的重点是民用核电站事故。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不久，卡特政府将民用核电站场外应急准备的指导责任从联邦核管理委员会分离，移交给联邦紧急措施署，以便在发生核电站事故时更有效地协调各级政府和其他相关单位（如警察局、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消防队、医院、运输部门等）的行动，核管理委员会则保留对民用核电站场内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的监管权。为防止扯皮和厘清责任，这两家联邦机构专门就此签署了详细的备忘录。各级政府和民用核电站运营方在制定应急计划、进行相关准备、发起或终止应急响应时，必须遵循这两家联邦机构发布的通用标准和程序，即《民用核电站应急响应计划的制定、评估与应急准备的标准》 以及其他有关联邦政府文件的规定。
（二）对各级地方政府与民用核设施应急计划的要求
联邦政府规定，美国所有联邦以下层级的政府机构、民用核电站的核事件应急计划必须涵盖16个方面的内容。联邦法律和有关的政府文件对这16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极为复杂、全面，相关内容足有上千页，在此无法详述，笔者只能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如下：
1.组织分工。所有涉及应急计划疏散区域 的州政府、地方政府、核电站运营方、工商企业和其他支持性机构都要有清晰的应急指挥流程、职责划分和平滑衔接。
2.场内应急。民用核电站的场内应急队伍必须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充实、分工明确、反应有力、随时待命并能与场外的应急支援体系配合。
3.应急支援。核事件发生时对场外支援力量的请求，尤其是对联邦核应急力量介入的请求必须及时、适度且能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良好的合作。
4.应急分级。所有核事件应急状态划分为4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发现异常（Notification of Unusual Event）、应急待命（Alert）、场区应急（Site Area Emergency）和总体应急（General Emergency）。场区应急和总体应急都属于重大核事件，其中总体应急意味着核电站周边的居民要立即按预案进行疏散。
5.应急通报。民用核电站必须在进入应急状态15分钟内向有关机构通报情况，通报中应包括14个方面的信息（如预计核辐射泄漏量、是否需要场外支持等），这些信息通过预先设立的应急通联节点和一定程序扩散到所有参与应急准备计划的单位。如需进行疏散，相关通报和疏散指引信息必须通过有效方式（包括防空警报、广播电视等）在15分钟内覆盖核电站周边半径5英里（约8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在45分钟内覆盖半径10英里（约16公里）应急计划疏散区内的所有居民。
6.应急通讯。所有应急计划的参与方，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具备多重方式的全天24小时通讯联系能力，并对在用和备用的应急通讯系统进行定期测试。
7.宣传教育。对核电站周边居民的教育涉及对核知识的介绍、核辐射自我防护方法、紧急疏散路线图、避难所位置与设施、学校和幼儿园的疏散方法与程序等。所有应急计划参与方都要为媒体工作提供便利并设立发言人制度，确保信息发布的权威、及时和准确，并协手消除谣言、澄清事实。
8.应急设施。各级政府均应设立拥有备用电源的应急指挥中心，相关组织必须设立核辐射监测站网点，并对所有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9.场内评估。核电站须有相应技术能力，依照规定的方法、程序对场内事故的性质、核辐射泄漏量进行分析评估。
10.应急防护。核电站及其他相关组织要就所属人员的辐射防护、装备和紧急疏散做出预案，并对应每个应急级状态的级别分别形成人员防护与疏散机制，就疏散路线、运输工具、特殊人群（幼儿园儿童、学生、住院病人、残疾人和监狱犯人）疏散、交通管控以及疏散人员的安置、管理和食品安全，污染清理等做出周密安排，规定抗辐射药品（如碘化钾）的分发、使用和相关决策程序。
11.辐射控制。对应急抢险人员设定接受辐射的限制，提供便携式辐射测量仪，强化对事故现场核辐射水平的监控，针对应急人员准备轮班方案以及保护、急救、供应和消除辐射污染的措施。
12.医疗卫生。为应急抢险人员和受核辐射伤害公众服务的主要医疗卫生机构和后备医疗机构均应距离核电站至少15～20英里（约20～32公里），并与相关政府部门签订应急服务协议。各签约机构要准备详细应急医疗计划和相应设备，并至少有一名医生能够监督对核辐射病人的评估与治疗。每个州还应该列出本州及相邻州的全部核辐射医疗卫生支援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的清单，并就核辐射污染控制、病人转运、通信联络、病人监护等做出妥善安排。
13.恢复措施。应急响应初期之后，应急抢险工作视情况经一定程序进入恢复和人员重新进入疏散区阶段。各级政府及核电站运营方应采取措施应对安置居民、解除封锁、监测环境、清理现场等事项。
14.演习演练。所有参与应急准备计划的组织必须遵照联邦政府《国土安全演习与评价计划》（Homeland Security Exercise and Evaluation Program, HSEEP）的标准和程序每6年举行一次总体应急演习。核电站运营单位每两年演习一次。各种单项演练（drill），如通讯演练、防火演练、核辐射监测演练、救护演练等分别按月、季度和年定期进行，其中州和地方政府的通讯联系演练要每月进行一次。
15.应急培训。应急准备计划中各单位的相关人员（如应急主管官员、抢险队员等）都要参加联邦机构或州政府主办的培训，培训过程要做到课堂教学与实地操练相结合。
16.计划修订。各机构都要设立计划专责人员，每年根据新的情况和计划评估结论修订应急计划，及时将新版计划分发到所有相关单位并提示修订的内容和页码。
依照联邦政府的规定，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拟订的民用核电站应急准备与响应计划出台后，必须由州长或其代表提交联邦紧急措施署审批。作为评估和审批程序的一部分，有待批准的应急计划必须先通过演习进行检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修订。即便应急计划获得了批准，也不能一劳永逸，州政府应在每年1月31日前向联邦紧急措施署提交报告（Annual Letter of Certification, ALC），申请通过对应急计划的审验。如果审核官员认为必要，可要求补充材料或进行实地核察。若无法通过审验，说明核应急计划已经不合乎要求，必须进行修改。
（三）核事件应急响应的不同对策模式
分析美国多年来对各种核事件启动的应急响应，可以发现其处置突发核事件的方式基本上有三种对策模式：
1.涉及国防机密的核事件基本上在保密条件下得到紧急处置，只有在对公共安全构成危险时，这些核事件的信息才能经过规定的程序与渠道发布。自从美国跨入核门槛后，各种军用核武器与核设施的事故时有发生。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组织防务信息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根据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的解密资料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80年，美国共发生比较严重的核武器事故（accident）32起，涉及空军、海军和能源部掌控的核武器装备、军用核材料、运载核武器的军用飞机以及核导弹。这些事故主要由美国军方或联邦能源部的核应急分队处置。例如，1980年9月19日，当工程师对位于阿肯色州大马士革（Damascus）的空军大力神II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进行例行维护时，掉落的工具意外撞破导弹的压力液体燃料箱。警报发出后，发射井及周边地区被紧急疏散，驻扎在小石城空军基地的核应急分队闻讯出动。8个半小时后，泄漏燃料发生爆炸，重达740吨的发射井盖被炸飞，核弹头也被抛到600英尺（约183米）开外，核应急分队一名专家死亡，21名空军官兵受伤。万幸的是，燃料爆炸没有损坏核弹头，也没有造成核辐射泄漏。
2.重大民用核设施事故或者核恐怖威胁往往触发联邦最高层级的紧急响应。这类处置的最典型例子是对1979年3月28日三哩岛核电站二号反应堆机组事故的应急响应。这次由设备故障和操作人员失误导致的事故发生在清晨4点，但直到6点22分相关人员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6点55分核电站宣布进入场区应急状态，电站管理人员开始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抢险，并通知相关的场外核应急单位。7点24分三哩岛核电站宣布进入总体应急响应程序。此前，核电站运营商大都会爱迪生公司（Metropolitan Edison）已经得知情况，并向位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联邦能源部核辐射支援计划（RAP）1号责任区域总部求援。总体应急响应开始后，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紧急措施局（PEMA）依照1975年制定的本州核事件应急响应计划通知了所有相关单位，包括州环境资源部辐射防护局、州警察局、核电站所在的多芬县（Dauphin County）以及邻近诸县的政府应急机构。7点50分索恩伯格州长（Richard L.Thornburgh）获知核事故发生的消息，8点联邦核管理委员会设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的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接着联邦环境保护署、卫生部等机构也投入应急响应。3月30日中午12点半，索恩伯格州长宣布对核电站周边5英里（8公里）范围内的孕妇和学龄前儿童进行自愿疏散，几天之内共撤离了14万人。4月1日下午，卡特总统夫妇在索恩伯格州长陪同下乘坐一辆黄色校车来到三哩岛核电站，卡特总统还亲自进入出事的二号反应堆控制室了解情况。此后整个事件的发展日趋平缓，事故泄漏出的少量核辐射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迅速消减。4月9日，索恩伯格州长宣布疏散人员可以返回家园。至此，三哩岛核危机最紧张的阶段结束。
对于恐怖组织或犯罪分子发出的核威胁，无论真假，联邦政府一律高度重视并迅速做出反应。这种威胁首次出现在1974年，当时有人威胁要用核装置摧毁波士顿市中心，除非能得到20万美元。虽然事后证明这是虚惊一场，但联邦调查局应急响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催生了直属联邦能源部的专门应对核恐怖威胁的核应急搜索与支援分队（NEST）。“9.11”事件以后，小布什（George Bush）政府在大力强化国内核设施安全保卫和努力防止核扩散的同时，密令该分队对美国主要大城市展开定期的隐蔽巡查与核辐射侦测，以及早发现核恐怖威胁的苗头。
3.一般性民用核设施事故由州及州以下层面的地方政府或者相关的民用核电站运营单位应急处置，但要依照规定履行向核管理委员会等联邦机构的报告程序。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后，美国仅在2003年发生过一次民用核电站的场区应急，其余事故均为应急准备（Alert）以下级别。2010年美国民用核电站共启动了6次应急准备响应。核管理委员会在每次应急响应发生后都会派员进行调查，并公开发出事故通报。例如，2000年2月15日7点15分，距离纽约市38英里（约61公里）的印第安角（Indian Point）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故障，7点29分运营方启动应急准备响应程序，排除故障后，核电站于次日下午6点50分中止应急响应。2000年6月28日，核管理委员会发出事故通报，对事故原因、潜在风险、运营商表现、响应程序、设备状况和应急行动进行评价，肯定优点，指出问题。应该说，针对一般性民用核电站、民用核燃料运输和民用辐射源事故的应急准备与响应机制、体制已经相当健全。这套机制体制不仅完全适用于其他性质的核事件（如核恐怖袭击），而且成为美国整个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几个特点
（一）时刻准备迎接“黑天鹅”
2007年春，黎巴嫩裔美国作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黑天鹅》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从此“黑天鹅”被人们广泛用来形容不大可能发生的特大灾难性事件，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者们在指导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时，一个根本性的理念就是有备无患，要大胆设想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而且这种情形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于是，整个应急管理体制都是“军民一体、平战结合”，兼容性强，随时准备迎接“黑天鹅”。
对核事件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要基于对最严重事态的设想，这种做法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苏大规模核对峙。为了有效地防范和应对核打击，仅为美国总统秘密修建的核应急指挥设施就超过了75处。冷战的结束使核战争的阴云基本消散，但美国并没有放松警惕。“9.11”事件发生半年后，联邦核管理委员会设立核安全与核事件响应办公室（Offic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Incident Response），强化核设施安全保卫与核应急管理，并提高了核电站抗击飞机意外冲击的设计标准。国土安全部把遭受核弹与核辐射装置的恐怖袭击列入《国家灾难性事件预想》（National Planning Scenarios），并协调有关政府部门共同做好准备。2007年美国举行了代号为“首长 4号”（TOPOFF 4）的国家级防核恐怖袭击演习。2008年，联邦紧急措施署出版了防范核辐射装置袭击的应急计划指南。2009年，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10个联邦机构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防范核弹爆炸袭击的应急计划指南。次年又出了第二版。引人注目的是，核弹爆炸袭击应急计划所设想情况包括恐怖分子在美国主要城市引爆万吨级当量（即相当于1万吨梯恩梯炸药爆炸威力）的核弹。这种看似有点过度防范的做法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但从保护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则远远利大于弊。
（二）把信息管理置于应急管理的核心
现代危机管理理论与核事件危机处理的实践都说明：决定应急管理体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信息。在应急反应过程中，信息管理涉及到信息的采集、汇总、加工、分析、发布、传播和反馈等诸多环节，而信息管理的总目标是要确保信息准确、及时和通俗易懂，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应急指挥机构的决策者和公众。
三哩岛核事件的危机处理过程，对美国核事件应急信息管理来说是一次实战考验，其中产生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当这场美国民用核电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发生后，州政府在头48小时里几乎被各种来源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淹没”，联邦核管理委员会也无法获得事故情况的准确报告，对现场核辐射泄漏数值的计算错误更加剧了信息的混乱。直到卡特总统亲自指派的核管理委员会专家丹顿（Harold Denton）抵达现场，并动用白宫专用通讯线路保障索恩伯格州长办公室、联邦核管理委员会与白宫三方的信息沟通后，被动的局面才得以扭转。州政府曾经根据不准确的报告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索恩伯格州长很快公开承认并纠正了这个错误，这反倒增强了公众的信任感。在丹顿的帮助下，州政府与公众和媒体保持了有效沟通。在巨大的压力下，索恩伯格州长领导的应急指挥班子经慎重研究决定，坚决排除错误信息的干扰，只进行有限的疏散，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公共安全危机。事后索恩伯格总结的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得的三大教训全都与信息有关，它们是：形成事态发展的正确图景、不要传达谣言和指责、与公众及时分享准确的信息。
三哩岛核危机之后，美国在制定核应急准备与响应计划时，特别注意设立灵敏、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包括核事件报告机制、应急通讯机制、信息发布机制、应急广播和警报系统等。许多细节性的规定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演习、演练警报和真正的应急响应警报在鸣响方式上不同，无线电广播是应急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24小时应急值班联络一律以固定线路电话为首选，再辅以其他手段等等。2011年5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和紧急措施署还与美国最大的四家移动电话运营商合作，率先在华盛顿和纽约推出了个人定位报警网络系统（Personal Localized Alerting Network, PLAN），以便更快捷地传播重大灾害事件警报。
美国还在提高核信息透明度、加强公共教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提高了关于核活动、核设施（特别是民用核电站）以及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向公众普及原子能知识、核辐射防护常识的力度，努力消减公众的核恐惧心理。所有参与核事件应急管理的政府机构，特别是国土安全部、能源部、核管理委员会、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环境保护署，其官方网站都包含了大量关于核安全、核应急的实用信息。联邦紧急措施署编写的《你准备好了吗？》公民防灾手册，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编写的类似材料，都把防范各种核事件作为重要内容，甚至一些商业性公司在提供相关服务时也注意对公众进行核辐射防护教育。
（三）大力加强专业实验室能力建设
核辐射的特点是人们只能借助仪器才能“看见”它。若要有效应对任何突发的核事件，一个必然要求就是公共卫生部门和环境部门要具备较强的放射化学专业实验室能力，以便对大批受照射人员及受污染地区的空气、土壤、水、农畜产品样本进行迅速、准确的分析化验，并据此对结果进行评判。美国国会关于核应急实验室能力的专题听证会指出，核事件发生后，公共卫生官员需要尽快知道对4个问题的答案：哪种放射性核素对人员产生了照射或污染（最常见的放射性核素有13种）？谁受到了照射？每个人受到了多大剂量的照射？核污染物是否进入了体内？没有这些答案，政府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保护措施便无从下手。而一旦发生重大核事件，短时间内需要化验样本的人数至少有10万人，这将对专业实验室构成巨大挑战。
美国在开发军用与民用核技术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专业实验室，佼佼者便是能源部所属的17个国家实验室和4个国家技术中心，其中不乏在核医学、核化学、核环境科学领域的顶尖实验室，如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和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院（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它们和其他联邦机构及军队系统所拥有的实验室资源一道，构成了美国核应急实验室的骨干力量。此外，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医疗机构拥有一批重点实验室，美国私营部门（如大学、核技术公司等）中也有一些核专业的实验室。即便如此，美国的专业人士仍然认为美国的实验室检验能力和应对重大核事件的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005年应急实验室网络联合体（Integrated Consortium of Laboratory Networks）的成立是美国应急管理体制的一个创新，此举对提升核应急实验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个联合体由国土安全部出面牵头，10个联邦机构参加并签署备忘录，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全国各地、各机构的实验室资源，促进成员单位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信息交流，确立统一的应急检验质量标准与流程，以便有效地应对突发重大灾害性事件的后果，特别是这些事件导致的对核生化实验室需求的爆炸性增长。
（四）注意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各级政府的核事件应急准备计划中，民间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能够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发挥作用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三种：
1.从事宣传教育、疏散组织、药品（或用品）分发、医疗护理、特殊人群照料、人员和物资运输等辅助性工作的地方公民志愿服务团体或社区团体。
2.具有较强应急响应能力和丰富经验，能够参与专业性抢险救灾工作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全国性组织，即《国家应急框架计划》核心文件中指定的两大民间组织——美国红十字会和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s, NVOAD）。
3.专业协会、学会或研究机构，其中包括若干核领域的权威性组织。这类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向政府决策者与核应急管理部门反映专家意见、开展政策咨询、进行专题调研、提供解决方案；向公众解释核事件、普及科学知识。其中较重要的组织有：著名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拥有3.4万名会员的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拥有1.1万名专业人士的美国核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州和海外领地卫生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Health Officials, ASTHO）、州和海外领地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 CSTE）、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APHL）、兰德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核辐射研究中心（Center for Radiological Research）等等。
（五）通过国际交流借鉴他国经验
美国从建设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初期起就不放过任何机会搜集别国的有关情报，借用“它山之石”。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从1947年起，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杜鲁门总统的指示下与日本政府合作，采用流行病学和遗传学方法跟踪研究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这就是今天分别设在广岛和长崎的放射性影响研究所（Radiation Effect Research Foundation, RERF）的来历。通过这个美日合作机构长期不懈的综合性研究，美国积累了比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应对核辐射危害后果的数据，这对美国核应急医学的发展乃至整个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无疑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白宫紧急组建了由环境保护署牵头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夜以继日地研究相关信息，并派遣专家小组前往现场。
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非常注意从境外核事件中汲取教训，增强美国的核应急反应能力。2006年11月23日，叛逃西方的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罹患致命怪病，住院数周后英国卫生部门才诊断出他遭受了毒性极强的放射性核素钋210辐射。投毒者使用的钋210量仅有“盐粒大小”，却造成了多方面的轰动性负效应。美国方面闻讯后，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随即对和利特维年科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160名美国公民进行紧急筛查，以便确定他们是否也遭受了核辐射污染。令人深感意外的是，该中心费尽周折才寻找到一家美国私营实验室能承担此项工作，这暴露出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系统在放射化学检验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此外，利特维年科事件也警示人们：对于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来说，恐怖分子投放极少量的放射性物质就能对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不但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加强应急实验室网络联合体的建设，提升大城市预防核恐怖威胁的能力，而且持续地检讨相关工作机制与应急准备状况，查找漏洞与不足。
2011年3月11日，因特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日本福岛第一（Fukushima Daiichi）核电站危机爆发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第一批2名核反应堆专家在3月12日就驰援日本，3月14日派出第二批9人专家小组，以后又陆续增派专家。美方的一位“顾问”甚至常驻日本首相官邸，握有对核危机处置的“裁决权”。4月2日，145人组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核生化应急分队携带32台车辆和大批高科技装备分乘7架飞机从位于马里兰州印第安黑德（Indian Head）的基地飞抵东京。实际上，这种海外救援行动对美国来说是难得的实战性核事件应急演习，美国从中获得的经验远远超过其投入的人力物力。核管理委员会还成立了有7名资深核专家参加的专题小组，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该小组于2011年7月完成了对福岛核灾难的评估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全面总结了福岛核灾难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美国核电站安全监管及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12条建议。
五 评价与启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经历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经受了突发核危机以及重大灾难性事件的洗礼。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建立在整套法律、法规、总统指令、行政决定等授权文件基础之上，机构齐全、机制完善、资源较为充足、具备较强应急响应能力的体制。作为美国国家重大灾难性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核应急体制对包括核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核事件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应急响应准备，随时保持着临战状态。
不过，这样一个有很多优点的应急体制也并非十全十美，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虽然建立了多重跨部门协调机制，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复杂的权力授受程序妨碍了集中统一指挥机制的形成。姑且不论应对核恐怖袭击的后果，如果美国真的发生了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或者福岛第一核电站那样的特大核事故，该由哪个联邦机构正式宣布进入核应急状态，并统一协调成千上万的居民进行紧张而有序的疏散迁移呢？又应该由哪个联邦机构牵头对污染地区进行清理呢？对这些问题现行体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一个联邦机构获得这种“超级授权”。正因为如此，2011年3月13日，即日本福岛核危机发生48小时后，国会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资深委员马基（Edward J.Markey）就致信奥巴马总统，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机制表示担忧。事实上，这个问题在1979年的三哩岛核事故中已经凸显。在这场危机的“尖峰时刻”，参与应急响应的各种政府机构多达150个，指挥与协调屡遇梗阻和混乱。关于三哩岛核事故的总统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应由单一的联邦机构负责核事件的应急准备与响应。至于为什么这一建议30多年来都被束之高阁，恐怕还是要从整个政府机构的体制上找原因。第二，与联邦政府相比，州一级政府的核应急准备状况不尽人意。据美国州和海外领地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STE）2010年所进行的一项专题调研，虽然几乎所有的州都设立了24小时核应急响应官员，但由于经费紧张、专业人才（特别是核辐射公共卫生专家）稀缺，相关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大约45%的州既没做好应对突发核事件的准备，也未制定详细可行的核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即便是已制定详细应急计划的州，也有20%未按规定举行演习和演练。
虽然上述两个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日本福岛核危机的长期效应作用下，美国将在强化核安全措施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使其向着更加灵敏、完备、高效、透明的方向发展，确保美国的公众健康与社稷平安。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在2011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部长级核安全大会之后获得稳步的发展。
2011年11月8日，联邦能源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的一个实验反应堆发生核泄漏，16名工作人员受到核辐射照射。事故发生后，该实验室和能源部立即启动了核应急指挥系统与救援程序，并及时向有关州、县和土著部落地区政府与媒体发布系列情况通报。当月17日，美国空军北达科他州某基地的“民兵III型”战略核导弹在维护时受损。事故处理完毕后，空军的发言人向新闻界披露了相关情况。对于军方来说，如此及时而透明的做法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两次距离人们最近的核事件既是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最新测试，也是对公众的最新警示。它再次说明了一个真理：核事件是原子能开发与利用的必然伴生物，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这个伴生物都不会自行消失。人们能够做的只有一点：时刻准备着。
1997-2001年间曾任联邦能源部副部长（Undersecretary）的Ernest Moniz 发表文章说：在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后，美国依然需要核电。不过，福岛将使每一个国家的核监管人员重新考虑核安全的要求。他特别指出：“应该说服公众核电是安全的”（The public needs to be convinced that nuclear power is safe）。
笔者认为，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给人最重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三个必须”：
1.必须从捍卫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意义。历史经验和大量科学研究都表明，各种核事件（包括核恐怖袭击）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就很容易迅速演变为重大或特大灾难性事件，对公共安全构成不为人们熟悉的非传统威胁。如果处置不当，偶发的核事件将彻底打乱广大区域内居民的正常生活，对经济、社会及环境造成持续的负面效应，竭尽有限的技术和公共卫生资源，给国家财政带来巨额负担，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切尔诺贝利无情地提醒了我们，如果爆发一场核风暴，等待我们大家的将是什么。” 所以，建立具备法定授权、超越部门利益、能够有效协调各方资源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是任何一个核国家为保卫社稷平安都必须采取的战略性举措。
2.必须防患于未然，对最坏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在核能的开发利用方面，技术决定论的盲目乐观情绪是极其有害的。事实证明，不存在万无一失的核技术和设备，更不可能完全根除人为错误和对监管的刻意逃避，杜绝意外情况或消除恐怖威胁。联邦核管理委员会的一位研究人员在总结1979年三哩岛电站核事故的教训时坦言，专家们对核电技术的“信心和由此滋长的自满情绪”在1979年3月28日清晨被“打得粉碎”。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开始了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检讨。两位参议员甚至致函联邦核管理委员会主席，询问美国是否做好准备应对几座民用核电站同时出事的局面。没有这种看似杞人忧天的态度，就谈不上认真制定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切实落实各种应急准备与响应措施，更遑论对已经形成的应急管理体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
3.必须坚持依法公开、透明、讲真话的原则，牢固树立政府公信力。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核辐射的“不可见性”、危害性使许多公众对核能抱有一种恐惧感，而核技术的专业性、核信息的敏感性也容易使核事业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对这种大众心理不加以足够的重视，它可能会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引起经济失序和社会动荡。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后引发的大规模抢购食盐**已经把核信息不对称的恶果展现无遗。消解这种大众恐慌心理的最好方法是政府和其他相关组织在核能规划与开发、核安全保障、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三大方面对公众保持适当的透明度，依法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参与权，使核能更好地造福本国人民。
2011年4月22日第1次修改
2011年5月8日第2次修改
2011年5月20日第3次修改
2011年11月12日第7次修改
正文约1.8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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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美国研究所编辑部
注释：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11年的最新数据，全世界共有442座已经并网发电的民用核电机组。拥有20座或者更多民用核电机组的国家只有6个，它们各自的核电机组数量为：美国104，法国58，日本54，俄罗斯32，韩国21，印度20。见：IAEA, “Number of Reactors in Operation World,” available at: http://）也是已解密的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决策指令的重要文献源。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January 2008, Washington DC.FEMA Publication P-682.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uclear/Radiological Incident Annex, June 2008.Sarah A.Lister, An Overview of the U.S.Public Health System in Context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Updated March 17, 2005, Order Code RL 31719;Shawn Reese, Selected Federal Homeland Security Assistance Programs: A Summary, Updated January 31, 2008,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L32348.联邦核事件应急协调委员会（Federal Radiological Preparednes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RPCC）的详细情况可见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措施署网站：http://，2011年5月5日。
据估算，如果大力神II型洲际弹道导弹携带的900万吨级核弹头在大城市上方凌空爆炸，将导致240万人死亡，110万人受伤。实际上，这种洲际弹道导弹及配套的发射井在美国军事史上的事故率相当高，空军承认，仅1975～1979年间就发生过125次。不过，美国军方在承认或者公布核武器事故消息时，严格控制了发布内容，所以即便是美国的专业研究者也难以获得完整、详细的信息。见：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U.S.Nuclear Weapons Accidents: Danger in Our Midst,” The Defense Monitor, I.S.S.N #0195-6450, Vol.X, Number 8, 1981.47 American Decades Primary Sources, 1970-1979, Edited by Cynthia Rose, Gale Group, Inc, 2004, pp.605～607;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s Island –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October 1979,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0-303-300, pp.81～141.48 William J.Broad, “THE NATION;Preparing to Meet Terrorists Bearing Plutonium,” The New York Times Archives, August 01,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espionage/Nt-Pa/Neclear-Emergency-Support-Team-United-States，2011年5月4日。
Douglas Waller/Washington, March 18, 2002, “Terror Probe: the Secret Bomb Squad,” Time,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resourcesandstats/documentlibrary/safetyandsecurity/factsheet/, 2011年4月18日。
U.S.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 NRC Information Notice, 2000-09,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irp/threat/detonation.pdf, 2010年4月18日。
编写这一版时部际委员会成员增加到12个，新增了商务部和美国红十字会。见：National Security Staff Interagency Policy Coordination Subcommittee for Preparedness & Response to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Threats, Planning Guidance for Response to a Nuclear Detonation（Second Edition），June 2010, http://www.xiexiebang.com/2011/03/16/134573800/nuclear-information-gap-spread-doubt-fear, 2011年4月1日。另可参见《华盛顿邮报》在三哩岛核危机发生20周年之际对索恩伯格的访谈：“Governing in a Nuclear Crisis,”
http://www.xiexiebang.com/。
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January 2008, Washington DC.FEMA Publication P-682, p.20.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VOAD）成立于1970年，其全国性的会员组织有50个，此外还吸收了大批二级会员组织。该联盟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在美国所有州和海外领地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已经形成覆盖全国的灾害应急网络，与联邦紧急措施署关系密切，详细情况可见其官方网站www.xiexiebang.com/。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1945年由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科学家创建，其使命包括防止核战争、保障核安全，会员中有7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始创于1916年，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Reston），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美国核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创建于1954年12月，现有来自1600多个公司、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会员（含工程师、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行政官员）1.1万人，其基本宗旨是丰富公众对核科学技术的知识，促进公众对核科学技术应用的理解。该组织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详细情况可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州和海外领地卫生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Health Officials, ASTHO）的历史可上溯到1879年，它代表着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海外领地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12万公共卫生工作者，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州和海外领地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 CSTE）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现已发展成为美国流行病学调查（包括从流行病学角度研究对核辐射病人治疗）的重要非营利机构，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市，与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系密切，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APHL）是美国各地的公立卫生实验室组成的非营利机构，初创于20世纪的20年代，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总部位于马里兰州，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这家研究所的法律地位为非营利组织，主要经费来自美国能源部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助。有关其成立背景和科研成果，可见《財團法人放射線影響研究所要覽》（日英双语文本），平成20年9月（2008年9月）版。另可参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公布的该机构50周年研讨会文件：ABCC/RERF: Commemorating First 50 Years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uditorium, Washington, D.C.June 13-14, 1997,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business-news/article.aspx?feed=AP&Date=20110409&ID=13289434，2011年5月7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走上核电道路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的设计方案出自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国内也有类似机组），其3号机组的核燃料来自一颗被拆卸的美国氢弹。美国对福岛核危机的应急支援不仅可以直接为美国处置相同设计的民用核电站事故提供第一手经验，而且对于美国应对军用核设施、核武器事故不乏宝贵的参考价值。参见：野岛刚、蔡成平、漆菲：《日本核危机真相》，《凤凰周刊》2011年第10期（总第395期），第35页；刘柠：《日本核电的前世今生》，《南方周末》2011年5月19日，A17版； Hiroko Tabuchi, Keith Bradsher and Matthew L.Wald, “Nuclear safeguard failed in Jap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The Global Edit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ursday, May 19, 2011, p.1.and p.4..84 这个专题小组的专家一共拥有135年的核监管经验。该小组的报告全文见：United State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Reactor Safe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ear Team Task Force Review of Insights from the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 July 12, 2011.85 New Release “March 13, 2011: Markey: Who is in Charge if Nuclear Disaster Hits America?” available at: http://markey.house.gov/index.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4256&Itemid=125，2011年4月10日。
Christopher Maxwell, BA, RRT, “Hospital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the Nuclear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Oriented Disaster Plan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AJPH), March 1982, Vol.72, No.3, p.275;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s Island –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October 1979,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0-303-300, p.38～42.87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s Island –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October 1979,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0-303-300, p.16.88 Sharon M.Watkins, PhD;Dennis M.Perrotta, PhD;Martha Stanbury, MSPH;Michael Heumann, MPH, MA;Henry Anderson, MD;Erin Simms, MPH;Monica Huang, MPH, “State-Level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apabilities,” 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Vol.5/URPPL.1, S134, Copyright 2011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89 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17个国家实验室中，爱达荷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具有非凡的意义：这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能发电，诞生了美国海军核动力反应堆的雏形，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核反应堆集聚区。更多相关信息及2011年11月8日核泄漏事故的详情可见该国家实验室的官方网站：https://inlportal.inl.gov/，2011年11月12日。
Craig Whitlock and Greg Jaffe, “Missile part is damaged in mishap,” The Washington Post, Tuesday, December 6, 2011, p.A2.91 Ernest Moniz, “Why We Still Need Nuclear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1, Vol.90, Number 6, pp.83～94.92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09页。
美国联邦核管理委员会对民用核电行业的监管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水平，并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即便如此，美国仍有1/4的核电站有意对核管理委员会隐瞒可能造成事故的设备缺陷。见：Steven Mufson and Jia Lynn Yang, “A quarter of U.S.nuclear plants not telling of defects,” The Washington Post, Friday, March 25, 2011, p.A3.94 Carol Morello and Steven Mufson, “At Three Mile Island, Living in Vigil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rch 20, 2011, p.A1 and A8.95 U.S.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Press Release, “Boxer, Carper Urge NRC to Investigate Vulnerabilities of US Nuclear Facilities in Wake of Recent Disaster in Japan,” March 17, 2011.Available at: http://carper.senate.gov/press/record.cfm?id=332016, 2011年4月9日。
第三篇：美国奖学金计划
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世界顶级的高等学府，丰厚的奖学金计划，因为学校的奖学金体现的不仅是经济资助，更多的是对学生学术水平及个人能力的肯定。这些都不断吸引着各国的莘莘学子的留学目光。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学生能顺利踏上美国留学之路，美国数十所学院及大学共同推出了“美国大学奖学金计划”。
该计划从众多高等学府中精选出数十所适合中国留学生学习，生活的美国院校，其申请周期一般为两至四个月;能保证符合学校基本要求的学生申请奖学金的成功;并且留学费用低，签证成功率高。
该计划申请条件如下：
本科攻读：TOEFL不低于500分的高三在读生或高中毕业生，可申请大学本科一年级;大学在校生、大专毕业生，可作为转校生申请美国本科，部分已学课程可得到学校的承认。
研究生攻读：非MBA专业要求是本科学士学位，TOEFL不低于550分，GRE不低于1700分(部分学校可免GRE);MBA专业要求学士学位为本科，TOEFL分数不低于550，GMAT不低于550分，2年工作经验(部分学校可免GMAT或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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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美国开端计划
美国开端计划
开端计划（Head Start）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教育补偿，以追求教育公平，改善人群代际恶性循环的一个早期儿童项目。该计划自创始至今的四十多年里，已经为220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留级和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的数量，既赢得了贫困家庭的好评，又促进了社会的教育公平。
政府在1981年出台的《开端计划法案》（Head Start Act）中规定，联邦政府每年至少应为开端计划项目拨款10.7亿美元。自该法案颁布实施以来，政府对开端计划项目的拨款数额逐年增加：1990年为 15.52亿美元；1999年达到46.58亿美元，是1990年的三倍；到了2005年，拨款数额达到了68.43亿美元，是1990年的四倍。从人均来看，1992年政府对每名儿童的投入是3415美元；2004年达到了7222美元，是1992年的两倍。2007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有效期为五年的开端计划新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应在2008年向开端计划提供73.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还增加了无家可归儿童、流动儿童、身体残疾儿童及非英语母语儿童参与开端计划项目的机会。
开端计划不向家长收取费用，其经费80% 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其余主要来自社区。联邦政府的拨款自开端计划实施以来从未停止过，且数额始终呈上升趋势。
政府拨款为开端计划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越来越多不同年龄、来自不同群体的学前儿童已经或正在从开端计划中受益。
开端计划鼓励家长参与项目，推进了全社会对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注和支持。从另一方面讲，该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这类家庭的压力，使家长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自身的职业培训，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公平。
第五篇：美国救市计划
美国救市计划
一．美国
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形势，即使是一向崇尚自由化市场经济的美国也不得不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大手笔救市。2008年以来美国财政货币当局积极救市，基本稳定了金融市场的中心，下面列举自2008年初到11月末美国所进行的各种救市措施。
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宣布向银行和投行提供上限为2 0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同时允许这些机构以高风险的抵押贷款证券作为借贷抵押品，美国政府开始向金融市场输入流动性。
3月18日，美联储降息0.75个百分点。
4月30日，美联储再次降息0.25个百分点。
5月2日，美联储宣布提高对银行机构的贷款额度，并允许银行以信用级别更低的资产进行抵押。传统商业银行可以在流动资金不足时向国家央行贷款，但必须按照规定提供抵押品，提高贷款额度与降低抵押品信用级别使得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央行贷款。7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允许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总额000亿美元贷款，支持陷入财务困境的购房者获得条件更优惠的抵押贷款，此法案目标在于刺激疲软的房地产市场。
9月19日，美财政部提供500亿美元资金，对货币市场基金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9月29日，美联储向全球其他央行提供3 300亿美元，截至此时，美联储已经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向其他国家央行提供了6 2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将面向美国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上限提高到2 250亿美元。
10月3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10月6日，美联储将针对银行的短期贷款额度提高到1 50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表示将对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
10月7日，美联储表示将从投资机构手中购买短期债务凭证，主要是商业票据，目的是为了激活已出现疲态的短期融资市场。
10月8日，美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美国基准利率已降至1.5％。同日，美联储决定向美国国际集团再提供378亿美元，至此政府对其注资总额超过1 200亿美元。
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提供5 400亿美元的融资，保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流动性。10月29日，美联储降息至1％，从而达到了1958年以来美国基准利率的最低水平。
11月25日，美财政部和美联储宣布将再拨出8 000亿美元用于帮助美国信贷市场恢复正常运行。其中6 000亿美元用于收购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内的政府支持房贷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是担保的房贷支持证券。此外美联储公布将针对消费信贷市场的2 000亿美元融资计划，这笔资金将用于向某些符合条件的证券持有者提供无追索权贷款，融资方案意图在于重新激活信贷发放，促进消费信贷回暖。
二、美国政府对相关企业和机构的救助
2008年3月16日，美联储提供290亿美元资金给摩根大通公司支持其收购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
7月11日，美国银行监管机构接管破产银行IndyMac，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耗资数十亿美元补偿储户损失。
9月7日，美国财政部接管房贷融资巨头房利美与房地美，为此美国提供了高达2 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两房”被国有化。
9月16日，美联储再次向金融系统注资700亿美元，用以缓解信贷紧缩。同一天，美联
储向陷入破产危机的世界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第一笔资金850亿美元。
10月14日，美财政部说明将使用7 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资金中的2 500亿美元购买银
行股权，其中1 250亿美元将注入美国9家大型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美
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道富银行、纽约梅隆银行与美林公司。同日，美国联邦储
蓄保险公司称其将对规模1.4万亿美元的银行间借贷市场资金拆借提供短期担保。
11月10日，美财政部和美联储将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援助资金额度提高到1500亿美元。
11月12日，美国财政部表示政府金融救助重点将不再是购买银行的问题资产，而是集
中向银行注资。
11月17日，美财政部将向除去已注资的9家大型银行外的21家银行提供336亿美元
资金，截至此时，美政府已经向30家银行注资1 586亿美元。
11月23日，美财政部在提供25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次对花旗集团注资200亿美元，同时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还将共同为花旗银行约3 06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和
证券提供担保。
11月25日，美财政部和美联储宣布将再拨出8 000亿美元用于帮助美国信贷市场恢复正常
运行，其中6 000亿美元用于收购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内的政府支持房贷机构发行的债券
或是担保的房贷支持证券。此外，美联储公布将针对消费信贷市场的2 000亿美元融资计划，这笔资金将用于向某些符合条件的证券持有者提供无追索权贷款，融资方案意在重新激活信
贷发放，促进消费信贷回援。
三、全球各国携手救市和其他措施
美国的救助计划不仅仅针对国内，为了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联系了世界各主要金
融大国同时开展救市行动。“两房”机构被接管，雷曼兄弟倒闭，华尔街五大投行成为历史，使得世界金融市场走到了悬崖边，全球各国纷纷注资救市，欧亚各国迅速出台措施增加市场
流动性，全球各国央行携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10月，各国纷纷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第一轮全球救市行动。2008年10月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向银行体系注入9 500亿卢布。
10月8日，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银行将提供2 000亿英镑短期信贷额，增加银行的资金
流动性。同日，日本央行向短期金融市场注资1.5万亿日元，10月10日，日本央行再次注
资，其总额达到4.5万亿日元。
10月12日，欧元区15国通过3 0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
10月13日，德国推出总额高达5 0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同一天，法国政府推出3 600
亿欧元的融资计划。荷兰政府承诺将向荷兰金融部门拨款200亿欧元帮助保险公司在内所有
荷兰的金融企业。瑞典央行向银行业大幅注资，爱尔兰政府将为本土银行存款和债务提供两
年担保，用以消除市场对银行系统即将崩溃的担心。英国政府也在当天执行银行拯救方案，向三大银行注资370亿英镑，使得三大银行部分国有化，确保了银行系统的稳定。
10月14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一项高达73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澳大利亚总理陆克
文表示，政府将为澳大利亚金融机构的所有存款提供为期3年的担保，同时承诺为住房抵押
贷款融资领域注入40亿澳元资金，稳定房贷市场。韩国政府也宣布将动用2 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救市，涵盖所有银行及金融机构。
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央行有史以来首次携手共同降息。2008年10月8日，全球6家
主要央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典央行
联合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几天之后，美国为了支持其他国家积极救市，同时也
为了向全球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美联储宣布将无限制提供美元给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
瑞士国家银行，这使得以上央行可以无限制地借贷美元给各国商业银行以增加市场中的流动
性。
第一轮救市刚刚告一段落，随着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与APEC峰会的召开，新一轮对抗
金融危机的全球救市行动再次启动。除去美联储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欧盟也批准2 000
亿欧元经济激励计划。美联储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内容。欧盟的2
000亿欧元，约合2 600亿美元经济激励计划主要包括扩大公共开支、减税和降息三大举措，救助计划中的300亿欧元将由欧盟筹措用以配合成员国的行动，其余1 700亿欧元指欧盟各
国分别采取经济刺激计划所需要的总额，平均下来每个欧盟成员国需要拿出相当于国内生产
总值1.2％的资金用以振兴本国经济。在欧盟公布2 000亿欧元救市计划之前，2008年11
月21日，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法国将建立一项总额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用于保护
法国企业应对经济衰退并防止企业为外资收购。挪威政府在11月23日也宣布将拨款500
亿挪威克朗，约合70亿美元，用来为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欧盟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不
断推出，投入资金总额屡创新高。
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10月29日起全球央行再次掀起降息潮，首先中国、美国、挪
威宣布降息，随后韩国、瑞典等国宣布降息。12月4日，欧洲央行再次降息0.75个百分点
至2.5％，这是欧盟自成立10年来最大幅度的降息。市场分析人士纷纷认为主要经济体的情
况会继续恶化，所以欧美等国的救市政策与措施不仅仅要保证已公布的政策顺利执行，新的救市措施会随着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变化逐步提出，各国政府任重而道远。
四．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08年，国内外形势逐步发生变化。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在9月中旬急剧恶化
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针对形势变化，我国宏观政策相应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
再到“灵活审慎”，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调减公开市场
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二是于9月和10月连续三次下调
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三是取消了对
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四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五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
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
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
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启动保障经济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
案，加强国际协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冲击。二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
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
力度。四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五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
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密切监测国际资本流动，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计划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注资等旨在缓解市场流动性和提高
银行偿付能力的救助措施，对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局势的迅速
恶化，金融风暴已逐渐波及到实体经济，各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随之纷纷出台。
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肇始地，其国会于2月13日批准了奥巴马政
府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根据该计划，资金总额中约35%
将用于减税，约65%用于投资。2月17日，奥巴马签署了这份经济刺激计划。
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欧盟于去年11月26日出台了总额高
达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数额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其
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预算和欧洲投资银行，余下1700亿欧元是各国经济刺激
计划的总和。
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在去年11月推出了一项总额为320亿欧元、相当于
德国国内生产总值1.3%的经济刺激计划后，1月份又推出另一项为期两年、金额为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使该国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超过800亿欧元，是
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行动。意大利内阁会议去年11月28日通过了
总额达800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打算通过购入优先股向受困金融机构注资150亿到200亿欧元。英国政府去年11月24日公布了总额为200亿英镑、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金额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
法国去年12月4日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总额为26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国家迄今推出的经
济刺激计划“太小、太慢”。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主
张，欧盟和美国多则需要拿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刺激经济，而欧盟目
前的经济刺激规模远低于这一数字。
在大洋洲，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2月13日通过了一项总额为420亿澳
元（1美元约合1.45澳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计划在未来4年内将这些资金用
于公共项目建设和对中低收入者进行补贴，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亚洲，中国政府于去年11月中旬出台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
刺激计划；日本于去年10月30日公布了总额为26.9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后，又于去年12月12日宣布了一项总额约为2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亚
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去年12月7日宣布追加2000亿卢比（1美元约合50.39卢
比）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在今年通过税务减免方式投放73.3万亿印尼盾（1美元约合11950印尼盾）资金；新
加坡政府去年11月21日宣布将推出23亿新加坡元（1美元约合1.51新加坡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马来西亚则在去年11月份宣布了一项2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于3月初再次出台一项约合27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越南政府在2月
初提出一项1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计划。
“金砖四国”之一的俄罗斯于1月16日宣布在2009年斥资1.5万亿卢布（1
美元约合35卢布），落实本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措施。
在地球的另一边，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拉美经济结束了连续5年高速增长的“金色岁月”。最近几个月，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巴西政府于去年12月11日正式出台一项总额达100亿雷亚尔（1美元约合2.28雷亚尔）的减免税收计划，1月份又宣布增加1420亿雷亚尔落实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在两年内向国有的巴西发展银行提供1000亿雷亚尔的信贷资金。
（二）适当的货币政策——降息与注资
除财政政策外，各国还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降息。
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形势危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连续多次下调基准利率，并于2008年12月降息至零附近，成为全球降息频率最高、力度最大的央行之一。欧洲中央银行3月5日宣布，将主导利率由此前的2%降至1.5%，为欧元启动以来的最低水平。欧洲央行自2008年秋季以来已累计下调主导利率
2.75个百分点。
为应对危机，世界其他经济体也掀起了一波降息潮。瑞典中央银行于去年12月4日宣布将主导利率大幅下调1.75个百分点，由原先的3.75%降至2%，随后又于2月份宣布再次降息1个百分点至1%；英国中央银行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大幅降息，已将该国基准利率从去年10月份的5%降到目前0.5%的历史最低点。日本中央银行于去年12月份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3%下调至0.1%；中国人民银行去年11月中旬宣布大幅降息，调整幅度创11年之最；韩国基准利率自去年10月份连续六次下调后，已由当时的5.25%下调至目前2%的历史最低水平；马来西亚中央银行2月24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2.5%降至2%；10月份以来，印度、越南和泰国的中央银行也不同程度地下调了主导利率。
澳大利亚央行2月3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至3.25%。自去年9月以来，该行已累计降息4个百分点。
在拉美，巴西中央银行3月17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1.5个百分点，降至11.25%，是该利率自2003年12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智利中央银行3月12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百分点至2.25%，而2008年9月该利率为8.25%。除调整利率外，各国还灵活运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刺激信贷回暖和经济复苏。
去年年底，美联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了一项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刺激消费信贷计划，随后美联储又宣布准备将该信贷额度规模扩大到1万亿美元。3月18日，美联储又宣布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半年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并将再购买相关房产抵押债券和机构债券总计8500亿美元。
英国央行3月5日宣布将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划购买750亿英镑国债和企业债券；西班牙计划为具备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发债融资提供担保，预算范围在1000亿至2000亿欧元。
日本央行继1月8日向金融机构提供1.22万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后，又于1月20日再提供1.2883万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以增加信贷资金。随后日本央行又于3月17日决定拟采取措施提高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比率，促使金融机构积极向企业放贷。
巴西和墨西哥中央银行则多次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币对美元快速贬值的势头。巴西央行近期还与美联储续签了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并通过出售美元和出口信贷拍卖策略向市场注入610亿美元，动用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帮助企业支付金融危机爆发后到期的外债。
（三）国际协调合作——全球会议与共识
鉴于此次危机带来的挑战空前严峻，各方认识到，必须全球携手，共同应对。一些主要经济体联手降息、各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与地区组织携手出资救助一些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等，都是国际社会协调行动的具体体现。
在20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后，克鲁格曼在纽约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全球性的协调救援行动至关重要。”斯蒂格利茨本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表示，世界需要建立全球经济协调机制和一个全新的储备体系才能够有效应对危机。他指出，这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以应对危机的措施也应是全球性的。
从华盛顿到伦敦，20国集团的两次金融峰会之间，世界各国协同国际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东盟＋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欧盟特别峰会、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非洲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专门探讨如何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推动全球协同合作，避免重蹈覆辙。
这些会议均强调，全球要加强合作、共同抵御金融危机。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从现阶段来看，各经济体依据自身情况和特点刺激本国经济、稳定本地市场的同时，加强协调与合作将是应对危机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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